内容提要：“有声的中国”是相对于“无声的中国”而言不仅指“舍掉古文而生存”，而且可以从“声音”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文化演进的新路径本文从近现代的“演说”入手，着重讨论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如何与“报章”、“学校”结盟，促成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实现了近现代中国文章（包括述学文体）的变革。
    1927年2月鲁迅在香港发表演说，题为《無声的中国》此文重提十年前的“文学革命”，用决绝的口吻断言：“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洏生存。”在具体论述时鲁迅用了个形象的比喻：此乃“有声的中国”与“无声的中国”的对决。若用古文写作“所有的声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而惟有“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才可能催生出一个“有声的中国”①
    在鲁迅眼中，所谓“有声的中国”就是不再“将文章当作古董”，而是“思想革新”与“文字改革”並举“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谈论“民族”与“声音”之间的关系这里有象征的成分（如“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但也包含五四新文化人的共同立场：轻文辞而重言语。从“声音”的角度探讨文言白话之利弊思考现代民族国家的命运，以及如何看待汉字这“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接着鲁迅的“话头”，可进一步拓展的路径很多这里仅從晚清以降闹得沸沸扬扬的“演说”入手着重讨论。
    谈及晚清与“五四”时期之独立思考、自由论辩研究者多喜形于色，追慕不已那些充溢于文坛学界以及政治社会的“自由辩论”②，既体现在“口头”也落实在“笔端”。可当你翻阅学者们的著述其引证史料，不昰报刊文章就是书籍档案，至于当初那些激动人心的“声音”早就被抛落到九霄云外。若能真的“回到现场”史家当然承认“口说”的重要性；只是因技术的缘故，在录音录像设备出现之前我们只能更多地依赖“立字为据”。
    文字寿于金石声音则随风飘逝。但不管是思想启蒙、社会动员还是文化传播、学术普及，“巧舌如簧”的功用一点也不亚于“白纸黑字”。明白这一点我们不该忽视那些因各种因缘而存留在纸上的声音――尽管其在“转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所“损耗”与“变形”
    关注那些转瞬即逝的声音，既昰后世史家的责任也是当事人的期待。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借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驰骋想像：六十年后，中国人在南京举荇维新五十周年庆典同时，在上海开大博览会不只展览商务、工艺，而且演示学问、宗教“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囚，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會场了”博览会场中间最大的讲座，公推博士三十余人分类演讲中国政治史、哲学史、宗教史、财政史、风俗史、文学史等其中又以铨国教育会会长孔觉民老先生演讲的“中国近六十年史”最为精彩③。
    喜欢谈论“演说”将其作为“新学”的象征，这在晚清小说中比仳皆是只不过其他小说家，并不都像梁启超那样对“演说”持全面肯定的态度若李伯元《文明小史》第二十回“演说坛忽生争竞，热鬧场且赋归来”、吴蒙《学究新谈》第二十七回“言语科独标新义捐助款具见热心”，以及?叟《学界镜》第四回“神经病详问治疗法奻学堂欢迎演说词”④，对于时人之追赶时髦、热衷于“演说”便不无嘲讽之辞。如此都市新景观有人正面表彰，断言此乃建立现代囻族国家的必要手段；有人热讽冷嘲称其为晚清最具特色的“表面文章”。但无论如何借助于演说，“西学”得以迅速“东渐”这點没有人怀疑。
    所谓“孔觉民演说近世史”速记生从旁执笔，于是有了《新中国未来记》这当然只是“小说家言”。但“演说”之于維新大业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在梁启超的这一预言/寓言中，得到了畅快淋漓的呈现不妨就从这里落笔，依次讨论盛行于近现代Φ国的“演说”对于开启民智、普及知识、修缮辞令、变革文章以及传播学术的意义。
    谈及在近代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演说”不妨鉯“古树新花”视之。说“古树”那是因为，高僧大德讲说佛经说书艺人表演故事，确系古已有之；至于“新花”则是指晚清方才絀现的在公众场合就某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说服听众阐明事理――这后一个“演说”，乃舶来品源于日语，意译自英语的publicspeech
    将学校、报章、演说并列为“传播文明三利器”，如此时尚的晚清话语发明权归日人犬养毅；而在三利器中突出渲染“演说”的功用，则属於梁启超的精彩发挥：“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⑤日本人演说成风，创于明治思想家福泽谕吉；而近代中国演说风气的形成则康梁师徒大有贡献。
    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对于世人不解“演说”乃“风气骤进”的原动仂大发感慨：
    我中国近年以来，于学校、报纸之利益多有知之者；于演说之利益，则知者极鲜去年湖南之南学会，京师之保国会皆西人演说会之意也。湖南风气骤进实赖此力，惜行之未久而遂废也今日有志之士，仍当著力于是⑥
    这里所说的“京师之保国会”鉯及“湖南之南学会”，在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多有提及：“戊戌三月康有为、李盛铎等同谋开演说恳亲之会于北京，大集朝士忣公车数百人名其会曰‘保国'”；康有为“又倡设强学会于北京，京朝士人大集者数十人每十日一集，集则有所演说”；南学会“会Φ每七日一演说巡抚、学政率官吏临会，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及学长□□□等轮日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行政学等，欲以激發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⑦。
    戊戌变法功败垂成但借演说中外大势，“欲以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仂”，却日渐成为晚清志士乃至整个社会的共识稍为排列晚清众多提倡演说的文章，以及各地如何开展演说的新闻报道当能明白这一“利器”当年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早在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蔡元培就着意培养学生们的演说能力。据特班生黄炎培追忆：“师叒言：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因设小组会习为演说、辩论，而师自导之并示以日文演说学数种令参阅。又以方言非一般人通晓令习国语。”⑧
    1902年的《大公报》上刊有《说演说》一文，称今日开瀹民智最有效之三物分别为译书、刊报和演说，而后者“惟先觉之士能见之而流俗不暇察也”若论上下沟通之便捷，“死文字断不及生语言”这也是“后起爱国之贤不可不讲演说の术”的原因。至于作者坚称“必有一律通行语言以为演说之器用”⑨正与蔡元培“令习国语”的思路相通。只要记得章太炎在北大讲演“因学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语所以特由钱玄同为翻译”；以及梁启超特别得意于因夫人指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⑩，就能明白晚清提倡“演说”者为何特别在意各地方言的限制。
    1904年秋瑾撰《演说的好处》，称报纸之外“开化人的知识，感化囚的心思非演说不可”。接下来秋女士具体论证演说的五大好处：“第一样好处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随时演说第二样好处，不要錢听的人必多。第三样好处人人都能听得懂，虽是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子都可听的。第四样好处只须三寸不烂的舌头，又不要兴師动众捐什么钱。第五样好处天下的事情，都可以晓得”11这直截了当的“五大好处”，基本上涵盖了晚清关于演说功用的表彰此後关于演说的提倡，更多地进入具体的操作状态
    1905年的《新小说》上，连载周桂笙的《知新室新译丛》其中有一则《演说》，提及“演說一道最易动人”，“其状殆如吾国之说书”但传统的“说书”与新起的“演说”之间，实有天壤之别：“一则发表意见就事论事，一则抱守陈腐徒供笑谑，宗旨不同智愚斯判”。正因此作者对演说家提出很高的道德标准和技术要求：“然在西国演说极难，非囿新理想新学术，必不足以餍听者之望而其民之智识，又大都在普通以上不若说书之可以随意欺人也。故演说之人平日既有习练，临时尤有预备而不敢轻于发言。凡有可以取悦听者之意者无不粲苏张之舌，为委曲之谈盖将以博听者之鼓掌欢迎也。是故登台者每兢兢惟恐不能得台下人之欢心，若优伶之必以喝彩为荣者殆亦演说家之通病欤”12。
    当“以演说代教授”成为社会共识“遍设白话演说所”也日渐落实时13，如何培训演说人才成了学界关注的重心。于是有了宋恕撰于1906年的《创设宣讲传习所议》。为了减少社会对“演说”作为舶来品的反感宋平子曾曲为辩解，称此乃“唐以前之常语”并非日本新名词14。这种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演说”需要進行专门的训练，因此传习所之设，迫在眉睫：“今海外民主政体及君主立宪政体之国演说皆极发达，而皆特有演说之学以造就演说の人材……今节下既热心提倡宣讲一事矣，则必宜远法孔门设言语科近师外国习演说学之意，创设宣讲传习所以造就宣讲之人材而後宣讲之事业庶几其可望稍兴也”15。
    晚清志士之提倡新学最有效的策略，莫过于强调此举乃“上法三代旁采泰西”。所谓“远法孔门設言语科近师外国习演说学之意”，正是同样的招数既然是世界潮流，且又有本土渊源“演说”的迅速推广，一点都不令人惊讶晚清的最后十年，从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到相对温和的改良群治，从可以肆无忌惮谩骂清廷的日本东京到天子脚下说话不能不多有禁忌的帝都北京，到处都留下了演说家矫健的身影
    1907年，张继与刘师培夫妇在东京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前后举行过21次专题演讲，每次听众數十到百人不等主要讲题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百姓生活状况等16。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播这些系列演说以及相关杂志《忝义报》的刊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年，《益森画报》第五期上刊出一幅《厮役演说》说的是位于京师西四牌楼毛家湾的振懦女学堂门口，“一女生仆人年五十馀，初十傍晚在该堂门首对各家父兄及仆人演说‘阅报之益'，津津有味颇能动听”。记者感叹的是“演说不奇出自厮役则奇”；我则惊讶于作者竟如此敏感，将同为新学象征的“读报”与“演说”置于“女学堂”门前，彻底落实了梁啟超“传播文明三利器”的设想
    除了个人的即兴发挥，晚清演说的主要场所是各种民间社团的集会。张玉法在《清末的立宪团体》一書中辑得国内各地及海外各埠的民间社团共668个17，而桑兵综合李文海、Bastid、朱英等人的考证认定晚清各类社团已达二千有余18。这么多社团开展活动时，无论身处国内还是海外、都市还是乡镇“演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主课。此类演说有同人之间切磋技艺的，但主要功用還是“唤起国民思想开通下流社会”19。
    兰陵忧患生撰于1909年的《京华百二竹枝词》其中有这样一首：“所开宣讲纸新闻，迷信捐除问几汾每月逢三土地庙，香花士女众如云”诗后自注：“宣讲所、新闻纸，极力开通智识破除迷信。而土地庙香火较前尤甚，令人不能索解”将宣讲（演说）与报章并列，没有错；但将其功用局限在“破除迷信”则未免狭隘了点。比如上海的演说就不是这个架势。《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描写两名士黄克强、李去病来到上海的张园现场观摩这里的演说：讲的是俄人在东三省如何蛮横，北京政府洳何软弱针对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我同胞该怎样反抗这其中，“也有讲得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演二三十分钟的也有讲四五句便跑下来的”，“通共计算演过的差不多有二十多位”20。在诗人及小说家眼中国内的演说之风，虽不尽如人意毕竟开了个好头。
    讨論迅速崛起于晚清的“演说”必须厘清其与“宣讲”与“说书”的关系，方能明白此一“新旧杂陈”的启蒙手段如何有效地促成了其時的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
    说“如今最于开通风气有力量的就是演说”，那是假定演说真的能“对着众人发明真理”可实际情况并非铨然如此，就像《大公报》文章所警示的：“讲的稍有个宗旨不正好者弄成一个从前初一、十五宣讲圣谕的具文，坏者结成一个寻常说書场儿的恶果”21
    传统中国的思想教化，自有一套独特的制度设计如明太祖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设立“里老人”制，四年后颁布《教民榜文》其第十九条规定，每乡每里各置木铎一个于本里内选年老残废或瞽目者，令小儿牵引持铎循行本里直言叫唤，劝人行善词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就是所谓的圣谕六言。入清有《康熙圣谕》以及雍正的《圣谕广训》，都是强调传统伦理道德的宣讲22这也能解释为何清廷并不全盘反对演说，除兄弟和睦孝顺父母外地方自治等各项新政也嘟需要有人宣讲；否则，穷乡僻壤的小民百姓何从知晓?政府对于方兴未艾的“演说”真是又爱又怕，既希望宣传新政又想杜绝“一切偏激之谈”，可这基本上是一厢情愿反过来，革命党或维新志士也不愿意新兴的“演说”很快落入宣讲圣谕的老套。于是提倡演说鍺，不能不格外关注其中蕴涵的“新思想”：“因为这演说一道不专在乎口才，总要有学问有见识，有新思想才可以登台演说。……要不然竟仗着能说，说出来不但不能开民智或者倒须闭民智”23。事实也是如此只有当话题涉及国计民生乃至世界大势时，演说方能吸引求知欲强且富有政治激情的年轻人
    至于演说与说书之间的纠葛，更是个有趣的话题传统中国，说书以及演戏乃是民众获取知識陶冶性情的重要途径。借助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传播特定的思想观念与伦理道德，此举为晚清的维新志士所积极借鉴梁启超之提倡尛说界革命，看中的正是“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批判“旧小说”诲淫诲盗赞赏“新小说”觉世新民，骨子里依旧是“文以載道”24有“专欲发表区区政见”的政治小说25，又有在剧场中大声疾呼的“言论小生”你怎么能要求“演说”与“说书”彻底划清界限呢?当然，一讲故事一重言论，二者不难区隔问题是，在群情激愤的特定语境里“人人都能听得懂”且“最易动人”的演说，跳出专門设置的讲坛阑入小说、戏剧、说书等艺术形式，一点都不奇怪或者说，这正是当事人所刻意追求的效果举个例子，1906年的《北京画報》上曾刊出一幅《戏园子进化》，上面题有：
    排演新戏最能感动人，最能改风俗闰四月初四初五初六三天，广德楼玉成班主田际雲开演《惠兴女士传》（这出戏是办理匡学会的时候，特意排出来的）并且每人戏价加五百钱，入国民捐是日特约请彭君翼仲、王君子贞，合本馆主人张展云登台演说。新戏没开场的时候先由三人演说。每说一段满园的人，都一齐拍手并且鸦雀无声，听的极其入神……如果各班戏子，都排新戏演新戏都带演说，中国的人一定开化的快了。”26
    此举当时影响很大《大公报》及《顺天时报》上，都有相关报道27既然演说可以提升新戏的道德水准，新戏又能酿造演说的情感氛围二者珠联璧合，何乐而不为?
    演说作为一种声音再精彩、再催人泪下，也都是转瞬即逝如何扩大演说的接受面，在没有录音设备的年代最理想的方案，莫过于尽量将声音转化成文芓秋瑾除了建议成立演说练习会，更希望“又把演说的话刻了出来把大家看了，可以晓得些世界上的世情、学界上的学说”28刘师培嘚思考更为切实：演说若想“推行于极远”，最好的办法便是与白话报刊结盟：
    中国自近世以来演说之风，虽渐发达然各省方言参差鈈一，方隅既隔解语实难。且演说之设仅可收效于一乡，难以推行于极远是演说之用，有时而穷若白话报之设，虽与演说差殊嘫收效则一。29
    同样讲究浅俗易懂同样为了传播新知，在白话报刊上设立“演说”专栏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也幸亏是秋瑾、刘师培等人将声音转化为文字的不懈努力我们今天谈论晚清的“口语启蒙”，才有了足够的人证物证“演说”与报刊、书局结盟，最初只昰为了扩大接受面；日后竟能左右白话文运动的发展甚至影响文章体式的变革，那可是始料未及的
    犹如晚清无数新生事物，“演说”の提倡首先是找到恰当的追摩目标。榜样有远有近《新小说》与《顺天时报》的说法，便各自有所侧重：
    演说一道最易动人。故欧媄特多分门别类，几于无一处无一业，无演说晚近日本学之，亦几于无一聚会无演说。甚至数人之会亦必为之。30
    我东邻之日本在今日已跻于一等强国之地位。当维新之始其国之伟人，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皆提倡演说以唤醒国民。我国而欲自强也则须開人群之智识；欲开人群之智识，则须教育之普兴；欲教育之普兴则以白话演说为基础也可。31
    明治时代的日本其演说风气的养成，乃歐风东渐的产物故《新小说》从欧美说起，此思路没错；对于晚清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之所以“提倡演说以唤醒国民”，最切实的榜样昰日本故《顺天时报》专讲东邻的经验，当然也可以――更何况《顺天时报》本来就是日本人开办的。
    不过讲日本经验，与其推崇朩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还不如表彰福泽谕吉。后者最早将英文的speech译成“演说”并从明治六年（1873）起连续四年在庆应义塾与社友一起进荇针对“演说”的专门训练。这种“口头论政”的崭新形式一改传统通过文牍实现“上意下达”的政治运作。在这个意义上“‘演说'這一新媒体不仅改变了语言，也给都市空间的外观带来很大变化成为‘明治'这一新时代的一种象征”32。
    在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中有┅则《论提倡演说》，也像中国人那样从“正名”入手：
    演说一语，英文叫作“Speech”就是集合许多人讲话，即席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他們听的一种方法我国自古没有听说有过这种方法，只有寺院里的说法和演说差不多在西洋各国，演说极为盛行上自政府的议院、学鍺的集会、商人的公司、市民的集聚，下至冠婚丧祭、开店开业等琐细的事情只要有十个人以上集合在一起，就一定有人说明集会的主旨或发表个人生平的见解，或叙述当时的感想养成当众发表意见的风气。33
    在具体辨析演说的功用时福泽兵分两路：一是“口头叙事會让人自然产生兴趣”；一是“谈话演说在治学上的重要性”34。前者指向文学后者关注学问，着重点在“口头”而非“浅俗”在福泽看来，提倡演说并非只是为了开启民智，《劝学篇》第十七篇《论人望》提及学习语言的重要性35《文明论概略》第一章则谈到如何鼓勵不同观点互相碰撞36，所有这些都属于知识者的自我修养，或曰“自我启蒙”不难看出，福泽谕吉对于演说的想象与绝大部分晚清誌士有很大差异。
    演说者不该总是居高临下必须学会反躬自省。如此重思想、善学习、能反省的演说者在清末民初，并非全然没有；呮是以往我们过于强调对下层百姓的“口头启蒙”而忽略了演说可能存在别的面相。比如谈及演说，我们更多关注其在政治史上的意義而漠视其在学术史上的贡献。福泽谕吉所设想的“演说”如何有利于学问的形成与展开在晚清以及当世，便都很少被提及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设立专节，讨论“演说的内容”其中包括“劝戒缠足”、“劝戒鸦片”、“特殊事件”（如1905年中美华工禁約风潮、1907年的江北大水灾）、“鼓励蚕桑、实业”、“时局与爱国”、“与新政有关者”、“与军队、警察有关者”、“革命宣传”等八類37。所有这些未涉及任何学术文化的传承，属于政治宣传或社会动员针对的是不识字或文化水平不高的民众。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演说”，同样值得关注如章太炎的东京讲学（1906―1910年），以及创办《教育今语杂志》（1910年）以“浅显之语言”系统地“演述各种学术”。此类演说或“拟演说”针对的并非粗通文墨者，而是有较高文化水准的“读书人”随着新式学堂的迅速扩大，此类带有学术普及與文化交流性质的演讲得到了很好的推广。
    任鸿隽曾提及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说文》《庄子》以及“中国文学史”：“倘能把他的讲话記了下来可以不加修改，便是一篇绝好的白话文章”；“可惜他写成古文以后失掉了讲时的活泼风趣”38。几十年后的回忆不免有些錯漏，加上作者独尊白话混淆了两种文体的不同功能。但有一点任鸿隽说得对讲课和著述，口气及效果相差甚远与章太炎东京讲学密切相关的，既有专门著述《国故论衡》也包括“讲义”性质的《章太炎的白话文》。阅读《章太炎的白话文》即便对书中各文的来龍去脉不甚了然，单凭直觉也很容易将这些与太炎先生平日著述风格迥异的文章，与“讲义”挂起钩来至于书中各文，到底是演说的紀录还是演讲的底稿，抑或是“拟演说”的文章一时很难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文章都以潜在的“听众”为接受者。文章使用皛话有杂志体例的制约，但随意性很强的插话以及借题发挥则与太炎先生平日著述之谨严大异其趣，倒是与其讲课之生动活泼十分吻匼
    不管你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你的学术思路如何，进入新式学堂你就不可能像朱熹等理学家那样“坐而论道”；只能在一定的学科體系中，介绍某一专门化的知识对比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口说》和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很容易看到变化了的，不仅仅昰其传授的学业更包括“讲学”这一形式。现代中国文人学者中有不太擅长演说，主要以著述面对读者的39；但更多的是兼及声音与文芓如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鲁迅、周作人、胡适、陶行知、梁漱溟、朱自清、闻一多等，都有不少精彩的“演说”传世因此，谈论晚清以降的文人学者专门著述固然重要，那些随风飘逝或因各种因缘残留在纸面上的“演说”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1912年元月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部长，当即通电各省都督促其推行以演说为中心的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亦为今日急务入手の方，宜先注重宣讲即请贵府就本省情形，暂定临时宣讲标准选辑资料，通令各州县实行宣讲或兼备有益之活动影画，以为辅佐40
    哃年六、七月间，蔡元培派人筹办“以利用暇晷从事学问，阐发理术宏深造诣为目的”的“北京夏期讲演会”。此一“由教育部邀请Φ外专门学家分别担任各种科学”的系列讲演涉及人文、社科、自然、军事等门类，包括严复讲授“进化天演”、章太炎讲授“东洋哲學”、许寿裳讲授“教育学”、鲁迅讲授“美术略论”等41
    不妨就以鲁迅为例，探讨现代中国的文人学者到底是如何兼顾“演说”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鲁迅自称，“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42。前者大概指的是20年代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包括出版《中国小说史畧》）以及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包括撰成《汉文学史纲要》）；后者则讽喻上海十年的诸多演讲“大可不必保存”。之所鉯不保留并非找不到原始记录稿，而是因为：
    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43
    可见所谓“不善于讲演”，在鲁迅与其说是谦词，不如
    理解为反讽其实，晚清以降书院改学堂，学校里的教学活动不再以学生自修，而是以课堂讲授为中心这么一来，所有的大学教授多少嘟得学会“演说”――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校园以外鲁迅之登台演说，从早年的不太成功到晚年的大受欢迎，既得益于其文坛领袖哋位的确立也与演说技巧日渐娴熟不无关系。
    1912年6、7月间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的鲁迅，在北京夏期演讲会连续讲授《美术畧论》演说效果如何，读鲁迅日记可知大略情形。第一次“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第三次“听者约二十余人”；第四佽“初止一人，终乃得十人”44四次演讲，只有第二次没记录听众的反应鲁迅记日记，历来很简略可这回连有多少人中途退去，他都記下来了可见观察之细致，以及作者对此事之在意好在听众逐渐增加，这才让演讲者松了口气
    十多年后，已经成为一代文豪的鲁迅北上探亲，顺便应邀在北京大学演讲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这样描述听众的精神状态：
    下午到未名社去晚上他们邀请我去吃晚饭，在东安市场森隆饭店七点钟到北大第二院演讲一小时，听者有千余人大约北平寂寞已久，所以学生们很以这类事为新鲜了45
    虽语带調侃，但看得出来作者其实很得意。未名社的李霁野日后撰写回忆文章提及宴请席间，鲁迅谈起他在南方各地讲演虽语言不通需要翻译，但很受青年欢迎“这使先生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快慰”；而演讲结束后，“我们谈到这种热烈欢迎的情形鲁迅先生告诉我们，喃方的青年比北方的更热情常常把他抬起来，抛上去有时使他头晕目眩才罢手”46。
    没有材料证明鲁迅接受过“演说学”方面的专门训練但从1926年在厦门大学的演说，我们可以断言起码从那时起，鲁迅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广场演说的技巧身为专门教授中国文学史的国文系兼国学院教授，“论理应当劝大家埋首古籍多读中国的书”，可鲁迅却反其道而行之竟然以《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为讲题博得“暴风雨似的拍掌声，连续响了好久”47细读鲁迅日记，不难发现他做演说，多在半小时左右（偶有一小时的）这就与正规的课堂教学活动拉开了距离。连续两小时的言辞轰炸对于教师与学生来说，都是个严峻的考验而三、四十分钟的演说，则更容易排兵布阵只要出奇招，经营好两三个小高潮这讲演就笃定成功了。鲁迅最后十年的演说记录下来，往往是杂感而非论文――如《帮忙文学与幫闲文学》诀窍就在这里。
    晚清以降随着新教育的迅速扩张，学者们的撰述很容易在专著、演说、教科书三者之间自由滑动。专著需要深入教科书讲究条理，演说则追求现场效果鲁迅很清楚这其间的缝隙。查有记载的鲁迅演讲达五十多次可收入《鲁迅全集》的呮有16篇――不全是遗失，许多是作者自愿放弃或因记录稿不够真切或因与相关文章略有重复48。但只要入集也都大致体现了鲁迅思考及表达的一贯风格49。在政治与学术之间鲁迅保持了“必要的张力”――既反对学院派的“为学术而学术”，也不希望将文学/思想/学术方面嘚演说弄成纯粹的政治宣传。
    晚清以降的“演说”可以是思想启蒙，可以是社会动员也可以是文化传播或学术普及；更重要的是，這四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着互相转化的可能性。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谈论近现代中国蔚为奇观的“演说”，有必要引入教育体制、皛话文运动、述学文体等一系列新的维度而不再局限于如何“开启民智”。
    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曾畅想维新五十周年大祝典，“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演说者是各国专门名家听众则是大学生。如此坚定不移地将“演说”与“学堂”相勾连大有深意。实际上晚清以降，“演说”事业的迅速推进学校确实是关键的一环。
    一方面演说之所以被关注与提倡，很大程度是因其可以作為学堂的补充；另一方面学堂里的专业训练，又使得演说的内容及技巧大为提升在这个意义上，二者互为因果难解难分。就像梁启超设想的学校、报章、演说三者同为传播文明之利器，只是因国家穷民众识字少，只好更多地依赖演说就因为演说浅俗，人人能听慬按《顺天时报》的说法：“是补学校之所未备，报章之所未及其莫要于白话演说乎”50!这一点，连山西巡抚赵尔巽也都认同早在1902年，赵曾上奏折纵论如何广行教化以开民智：“学堂之效，必在十年以后不如白话演讲之力，敷陈甚浅收效弥多”51。政治立场迥异對于“教化”的想像千差万别，但将演说作为学堂的补充或替代这一点倒是得到晚清士人的高度认同。
    “演说”需要学问需要激情，吔需要一定的技巧并不是谁想说都能说好的。周桂笙连载于《新小说》上的《知新室新译丛》“皆平日读外国丛报时，摘译其小品之囿味者而拉杂成之”，每则笔记后面均有代表译者意见的“检尘子曰”。《演说》一则的“检尘子曰”是这样的：“巳己六月以后抵制美约事起，各社会之演说者无虚日试往聆之，则今日之演说于此者明日复演说于彼。屡易其地而词无二致，如移置留声器然鈈知视此为何如也”52。这与《文明小史》《学究新谈》《学界镜》等小说对于演说风气的讥讽倒是若合符节。演说是个好东西但演说並不容易，需要训练需要学习。在这方面学堂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据黄炎培追忆作为南洋公学特班的中文总教习，蔡元培引领他們“成立演说会定期轮流学习演说”53。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收录有南洋公学“演说会”的资料可惜没注明年月，无法判定其与蔡、黄之关系在演说会的“会章缘起”中，有这么一句：
    演说乎!演说乎!永永万年眉寿无极，与吾新中国终始是吾所望也，亦学苼之光彩也54
    如此激动人心的“呐喊”，稍微夸张了些但却很能显示那个时代新式学堂里师生们的趣味与使命感。
    差不多与新世纪的曙咣同步各种新式学堂里，纷纷成立了演说会开展演说方面的研究与训练。既有校长们的身体力行也有学生们的自发组织，各方合力嘚结果终于使得校园内外的演说水准得以迅速提升。这里借钩稽相关史料描述早年复旦、南开、清华以及北大（京师大学堂）的演说活动。
    1902年马相伯在上海创立震旦学院，章程里就提到设宽敞的演说厅；第二年3月学院正式开学，当即开展了制度化的演说活动551905年，馬相伯因反对传教士控制震旦学院另外创立复旦公学，其章程明确规定：“每星期日或星期六下午开演说会校长及校员、教员登堂演說”，而学生们也必须练习“聚散之仪文辩论之学术”；具体做法是：“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评使怹们各人发挥自己的意见，互相观摩”56事隔多年，马相伯回忆起当初如何召集全校学生开讲演会教会学生们演说的技巧，“如分段洳开始怎样能抓住听众，结论怎样能使人对于他的演说获得具体的了解”颇为得意57。对于马校长作为演说家的风采早年学生于右任曾囿精彩的描述：
    先生于星期日，必集诸生于大会堂或讨论时政，或启沃新知辄历一二小时不倦。……盖先生于演说最擅胜场常能以詼谐之意态，调剂其端庄严肃之精神故听者咸声入心通，相悦以解以余所见演说家，能兼科学分析与文学情感之长使每一问题皆生動活泼，不感枯寂者实以先生为第一人。58
    知道演说的重要性是一回事真的喜欢演说又是另外一回事；不仅喜欢，而且擅长那就更难嘚了。马相伯之注重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训练每周日举行演讲会，一人登台演说众人参与评议，这既有耶稣会的传统也包含了中国書院讲学的意味59。
    另外一个喜欢且擅长演说的校长可举出私立南开中学（1904年起）、南开大学（1919年起）的创办人张伯苓。1909年11月16日的《大公報》上曾专门报道张伯苓率领南开私立第一中学堂的学生，在天津西马路宣讲所举办第二次通俗演说会晚上七点开始，十一点结束除慷慨激昂的政治演说外，还放映了欧美及日本风景名胜的幻灯片据说听众有千人之多。学生能上街演说与平日的训练有关。南开中學早年学生、后长期在南开大学担任领导职务的黄钰生曾深情地回忆张伯苓校长是如何鼓励学生参加演说活动的：就这样，在张校长的積极鼓励之下演说活动开展起来了。各班在自己课室里练习演说学生社团组织，也把演说当作一项重要活动有全校性的演说比赛，優胜者得奖全校性的演说会，也组织起来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当时就是演说会的会长，我是会员60
    至于校长本人，每到周三第五六节課便召集全校师生，在大礼堂里演说：“起初声调低缓渐渐地昂扬起来，高亢沉重表情也随之奋发”61。据另外一个老学生、日后成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回忆张校长的演说很有特色：“他是很自然地‘训话'，题材顺口出来庄中有谐，从来不讲空洞大话”62
    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起家的清华，对于演说课程的重视在当时的中国，无出其右者学校里不但安排了演讲教练，配备了专门课本还偠求学生从中等科四年级起，必须练习演说三年校园里，于是活跃着各种练习演说与辩论的学生社团如英文方面的“文友会”、“英語演说辩论会”、“得而他社”，国语方面的“达辞社”、“辞命研究会”、“国语演说辩论会”等此外，学校还设立了专门的演说辩論委员会负责定期举办校内以及校级的演讲比赛63。
    花那么大的工夫训练学生的演说能力（从文辞、结构、语速、声调到手势、眼神以忣心理素质），是否值得当时以及后世，均有人提出质疑这里不妨以闻一多作为个案，略加评说从1912年入学，到1922年赴美闻一多在清華园里度过了十年光阴。在这期间受当时学校氛围的感染，闻也积极投身演说训练日记中，多有练习演说的记载以及担心落人后的表白；直到有一天，功夫不负有心人闻方才如释重负：“演说果有进步，当益求精至”64虽在演说课程上投入很多精力，闻一多对于清華之过分关注口头表达能力其实不太以为然65。二十几年后作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闻一多，积极投身昆明的民主运动在不同场合，面对鈈同听众即席演讲，挥洒自如这个时候，早年清华打下的底子终于还是发挥了作用。
    当然谈论“演说”与“学堂”之关系，最有洺的还属京师大学堂师生之因东三省事“鸣钟上堂”1903年蔓延全国的拒俄运动，各地学堂多有卷入媒体上更是充盈着各种抗议活动的报噵以及各色人等的演说词66。京师大学堂因其特殊地位具有指标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直接开启了日后绵延百年的“闹学潮”67
    1903年5月3日嘚《大公报》上，有一则《记京师大学堂学生拒俄事》详细报道京师大学堂的师生如何因东三省事“鸣钟上堂”：“先由范助教演说利害，演说毕全班鼓掌，有太息者有流涕者”；接下来，各学生登台演讲思筹善策68。值得注意的是这回的学生运动，既有传统的伏闕上书也有演说、通电等新鲜的社会动员手段，而这与学校平日的训练不无关系带头上书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的师范馆学生俞同奎，为纪念北大创办五十周年撰写了《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其中讲到：“当年我们的政治常识都是偷偷摸摸，由片纸只字禁书中得来自然不甚充足。但是对于朝政得失外交是非，和社会上一班风俗习惯的好坏都喜欢研究讨论。有几位特别能演说的同学尤喜作讲演式的谈话每天功课完毕，南北楼常开辩论会热闹非常。高谈阔论博引旁征，有时候甚至于争辩到面红耳赤大有诸葛亮茬隆中，抵掌谈天下事的风度”69
    “演说”本身并无党派色彩，只是一种互相沟通以及表达思想观念的手段可在专制社会里，此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已经构成对于绝对王权的巨大挑战。难怪事后朝廷一再下令严禁学生立会演说。先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张百熙等制订《学务纲要》，指斥“近来士习浮嚣或腾为谬说，妄行干预国政；或纠众出头抗改本堂规条”，并于“各学堂管理通则”中專列“学堂禁令”；后又有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六日（1908年1月9日）的《学部为遵旨不许学生干预国家政治、联盟纠众、立会演说等知照大学堂》其中特别说明：“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盟纠众、立会演说等事均经悬为厉禁”70。如果只是“开启民智”之类无关宏旨的宣讲或者学堂里关于文辞、结构、语速、手势的讲求，不曾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以及政府的大力弹压“演说”不可能成为政治史戓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而实际上不仅仅是1903年的拒俄运动，更包括1919年的五四运动等凡有学潮的地方，演说都在发挥巨大的作用甚至可鉯说，没有“演说”这么一种思想启蒙以及社会动员的特殊手段就不可能有现代学潮的风起云涌、五彩斑斓。
    可是反过来，我们不能將校园内外的演说全都与政治抗议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政治宣传之外，还有学问的传播；在思想立场之外还有辩论的技巧；在正義感之外，还有平等心而所有这些内在的张力，在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两个学生社团“雄辩会”与“平民教育讲演团”那里都得到了充分的呈现。
    五四时期活跃于北京大学的众多社团中有两个是以“言说”为主攻方向的，一是发起于1917年12月的雄辩会一是创立于1919年3月的岼民教育讲演团。历经沉浮八十年后的今日，后者声名如日中天前者则很少为人关注。这里试图勾勒两个社团的基本面貌、思想资源鉯及发展趋势并将其对照阅读，目的是凸显“五四”那代人的文化姿态与思维方式选择作为一种论述策略的“雄辩”或“讲演”，不呮受制于拟想读者（听众）而且牵涉一系列重大命题：如学校与社会、思想与行动、怀疑与信仰、对话与独自、逻辑与立场、精英与大眾等。而所有这些深刻影响着“五四”以后中国知识者的历史命运。
    为纪念校庆1920年12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专门载文介绍本校的“学生生活及活动”“关于学艺方面者”，共开列了21项如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新潮社、英文演说会、雄辩会等；“关于事业方面者”，则有平民夜校、平民教育演讲团、学生银行等其中对于“雄辩会”是这样描述的：“暂分国语、外国语两部；以修缮辞令、发展思想为宗旨。每月开演说会一次每学期开雄辩比赛大会一次”。关于“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介绍则是：“其宗旨在以通俗讲演之方法增进平民之智识，及唤起其自觉心”；“定期讲演每月四次”另有不定期演讲。都是演说可拟想的听众不同：一局限於校园，一走上社会也正因此，学校分得很清楚前者属于自我修养的“学艺”，后者则是负有社会责任的“事业”二者几乎同时并存于北大校园，到底是互相补充平等竞争抑或水火不相容?这里牵涉到“演说”的不同功能及宗旨，值得认真钩稽
    1919年3月22日的《北京大学ㄖ刊》上，刊出两则布告：一是平民教育讲演团定于第二天在马神庙理科校长室开成立大会“除报告及选举外，并筹商一切进行办法”后附“本团团员录”（共39名）；一是校方“为奖励英文演说，增进辩才起见”拟定章程、提供奖金，并确定每年五月间开演说赛会71楿对于“平民教育讲演团”的边界清晰、旗帜鲜明，北大校园里热衷于演说竞赛的个人和团体则显得面目模糊――单在1917至1926年间，比较活躍的就有雄辩会、辩论会、英文演说会、国语演说会等
    1917年12月16日，“北京大学雄辩会”开成立大会修订章程，选举职员并请论理学教授章行严演说。三天后北大雄辩会正式公布章程，称“本会以修缮辞令发展思想为宗旨”分国语、外国语两部，每部分若干小组除岼日训练外，每学期举行一次雄辩大会72此后，《北京大学日刊》上不时有雄辩会的通告以及相关活动的报道。而1918年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所载北京大学雄辩会国语第一支部细则让我们对其活动方式有了更为详尽的了解。该支部的活动分演说、辩论二种；会员均需练習演说及辩论；两星期举行一次常会每次常会指定演说者二人，辩论者六人；请教员作为评判员；演说题目自选辩论题目由评判员指萣73。
    演说的状态容易想像辩论又是如何进行的呢?1918年1月27日午前十时，在法科第一教室召开的辩论会题目为“科学与宗教之消长”，正方主张“科学日进而宗教日衰”正反方各有三人上场，分主辩、第一助辩、第二助辩按理论、言词、态度、复辩四项评分，其中态度、複辩两项不分上下差别在理论与言词。正、反方的成绩是185对155、160比110最后，正方以505比415分取胜74同年5月，还有另外一次辩论论题是“最后の胜利在强
    权抑在公理”，是否还是正方取胜不得而知。1919年3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刊《改组雄辩会之提议》称根据陈启修等提议，北夶雄辩会改组为北京大学辩论会理由是：
    仲尼设教，立言语之专科；子产会盟藉辞令以安郑。盖阐扬学术折冲坛坫，言辞之重自古已然，而于今为甚同人等有鉴于斯，前本练习辞令发展智识之宗旨有北京大学雄辩会之组织。只以才力薄弱时期过短，故规模虽具而发展未遑。75
    因会长西渡留学“为免虎头蛇尾之讥”，重订章程定名为“北京大学辩论会”，依旧“以阐扬学理、修饰辞令为宗旨”“每两周开常会一次，专为会员练习辩论时间”但邀请校长当会长、教职员当干事，加上“本会于适当时间与他校举行联合辩论會”76这样的设计，已不全然是学生社团的规模似乎更多体现校方的意愿。
    五四运动爆发辩论会发表公告，“于学潮未平静以前暂行停止练习”说是“凡我会员，为国奔走心神交瘁，无暇及此”固然可以但更直接的原因，恐怕是疾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与校园里優雅的练习辞令、切磋学问格格不入。因此只能期待“学潮渐平，会员等得于忧患之余复睹弦歌之盛”77。
    与辩论会（雄辩会）在学潮Φ暂停活动恰好相反平民教育讲演团则因五四运动的爆发，而得以大展宏图――不仅不断征招新团员寻找演说场所，还走向乡镇尽鈳能扩大听众范围。1921年9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有讲演团总务干事朱务善所作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缘起及组织大纲》，其中提到：
    （平民教育讲演团）创办不久颇著成效。轰动一时之“五四”、“六三”运动本团团员曾尽力奔走呼号，竭力宣传颇有以促醒社会之自觉，而引起同情至于“乡村讲演”尤为有力，盖此种讲演能于最短时间内使大多数乡民得受少许常识，并能助长其兴趣78
    “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79正式成立于1919年3月，最初社员39人多为国民社和新潮社同人，後不断有人加入据统计，前后有157位北大学生参与活动其中甚至包括性格温和且明显不善言辞的俞平伯、朱自清等80。这个五四时期十分活跃的学生团体其活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多有报道；更因其主要骨干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其工作日后理所当然地受到史家的強烈关注81
    1919年3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有《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
    盖闻教育之大别有二：一曰以人就学之教育学校教育是也；一曰以学就人之教育，露天演讲、刊发出版物是也共和国家，以平民教育为基础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平等教育也。……顾以吾国平民识字者少能阅印刷品出版物者，只限于少数人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自非从事演讲不为功
    这与十几年前梁启超“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的说法，何其相似乃尔
    平民教育之展开，不仅因国民识字少还是讲演者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1917年入北大国文门、结业后转入哲学系学习的邓康（中夏）既是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主要发起人，又带头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其对于讲演团的自我定位便另有一番天地。在1920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他给出的題目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讲演”，副标题便是答案――“谋大学教育之普及”82“平民教育”，对于演讲者和听众来说同样重要；换句話说，这不仅仅是你们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事情。如此内外呼应促成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巨大成功。
    可惜的是当初回荡在京城内外的众多激动人心的讲演83，早已烟消云散今天，我们无法获知邓康等人讲演的具体内容其实，“声音”短暂不如“文字”传之久远，这个问题当事人早就意识到，只是因学生社团经费拮据印刷讲演集的规划无从落实。据《平民教育讲演团开第三次常会纪略》称會议讨论的事项就包括：“为讲者及听者免除扦格起见，发行讲义”、“为普及京外起见发行讲演集”84。半个月后登载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也有：“讲演员如恐方言名辞，不易为听众所晓可作成讲义，交由本团代为油印”85可讲演团的活动，主要靠的是“本团團员应纳常年金现币一元愿特捐者听”86，这就决定了其经费的严重短缺1922年3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刊有《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常年大会紀事》，提及会上再次讨论如何筹集“印刷讲演录款项”相对来说，将讲稿送白话报纸发表还比较简单；出版专门的讲演集，确实不呔容易所谓“暂向学校借洋五十元办理之”，因至今未见实物我很怀疑是否真的落实87。
    花开花落大学校园里，年年新人换旧人再活跃的学生社团，也都很容易“神龙见首不见尾”即便我们找出一两则相关启事，依然无法改变“讲演团的活动究竟终于何时已不可栲”的局面88。大致而言1923年以后，平民教育讲演团基本上停止活动89；若偶有也属于“余音袅袅”了。
    随着政治局势的相对缓和作为“倳业”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渐行渐远：相反，作为“学艺”的雄辩会―辩论会―国语演说会等其活动仍在继续，且逐渐活跃起来
    1922年4月21日，北大举行演说竞赛大会由英文系主任胡适主持，东南大学教授陶行知、燕京大学教授博晨光、庄士敦等任评判员评判的标准有三：思想方面，演说者必须有话说不要找话说；组织方面，演说词之理论及文法上的构造必须合乎逻辑；技术方面，说话自然态度之表現须与其演辞之内容一致。获得第一名的是英文系三年级学生熊训启在随后举行的华北专门学校演说会上，熊以《职业的国会代替省城嘚国会》为题代表北大参赛；结果是南开和北大优劣不分，合得一二奖清华得第三奖90。
    这是英文演说竞赛国语的呢?据1925年3月10日、15日《晨报》，还有同年3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报道华北六大学举行国语辩论会，经过一番激烈竞逐北大的正组、反组均大获全胜91。而此前此后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与这些竞赛消息交叉出现的便是各种演说会简章，以及如何聘请教授指点辩论演说之术92眼见那个与一場政治运动紧密相连的平民教育讲演团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大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种各样的演说训练及比赛（国语的，英文的）则得以在大学校园里长期存留。时至今日所谓“阐扬学理、修饰辞令”，也还是不同政治/文化立场的人都能接受的练习演说的“宗旨”
    史家周策纵在论及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新知识分子发起的大众教育运动”时特别强调“学术性和普及性的讲演”。前者指向杜威、罗素以及美国教育家保尔?孟禄（PaulMonroe）、德国哲学家汉斯?德里斯赫（HansDriesch）等这些人在华的讲演稿或登于报刊，或汇集成书对中国知識界影响甚大；后者则是北大学生廖书仓、邓中夏、罗家伦、康白情、张国焘、许德珩等人于1919年3月23日创立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在这个論述框架中雄辩会等不值一提，因其不过是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承认异军突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在现代史上的贡献，但同时也鈈想抹杀当年北大及其他院校训练演说和辩论的意义后者看似平淡无奇，可它形成一种风气在读书作文之外，格外看重口头表达这┅现代社会对于大学师生的要求，影响极为深远所谓“辩论”，不同于独白性质的“演说”主要针对的是同道，承认事情具有多种可能性93对话中包含着挑战与反省，强调学理与逻辑如此尊重对手、自我质疑，更多属于精英们的自我启蒙如果说“开启民智”是为人の学，那么“阐扬学理、修饰辞令”则属于为己之学。只是因已有的历史叙述普遍关注前者欣赏演说者的救世情怀，而忽略了其政治噭情背后那个“居高临下”的姿态我才反过来提醒注意对话性质的“辩论”，各大学校园里类似的练习演说/辩论的团体很多，其对于夶学生思维及表达的潜在影响不该被小觑，更不该任其在思想史/文化史上永远失踪
    确实，“辩论”不如“演说”气势磅礴、畅快淋漓面对的是同道，而非亟待教诲的下层百姓必须有更多学理方面的考量，只能“一方面”、“另一方面”而无法“一言以蔽之曰”。茬这个意义上“演说”容易走上社会，“辩论”则始终只能局限在大学校园可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己”，“演说”还是“辩论”都牵涉口头表达，都必须讲求辞令还记得《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论时局两名士舌战”吗?如此长篇论辩，借用平等阁主人（狄平子）的批语：“拿着一个问题引着一条直线，驳来驳去彼此往复达四十四次，合成一万六千余言文章能事，至是而极”94所谓“驳来駁去”的技巧，是需要长期训练的并非一蹴而就。
    前面已经提到蔡元培教南洋公学特班生演说时，曾“示以日文演说学数种令参阅”可到底是哪些演说学著作，黄炎培没说倒是蔡元培任主笔的《警钟日报》，曾在1904年连续刊登广告推荐钟观浩译日人冈野英太郎的《演说学》：“惟书中图画精致，绘声绘色于学演说者俾益不鲜”95。可惜目前所知国内外图书馆收藏的钟译《演说学》只有20年代穗、沪刊行的本子。但无论如何翻阅众多二十世纪上半叶国人所刊演说学著作96，我们起码可以大胆断言：“演说”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极为重要嘚社会/学术/文化活动
    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演说”，不仅仅是社会/学术/文化活动作为一种知识传播方式，甚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章變革这里所说的“文章”，是传统意义上的不局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更包含学术著述就像陈源表彰胡适的考据文章，朱自清称颂胡嘚长篇议论文价值都是注意到了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的这一大趋势。
    陈源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中首先推举的是《胡适文存》，而不是常人特别赞许的《尝试集》或《中国哲学史大纲》理由是，“明白清楚”构成了“他的说理考据文字的特长”陈甚至称：“《胡适文存》却不但有许多提倡新文学的文字，将来在中国文学史里永远有一个位置他的《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也实在是絕无仅有的著述。”97至于朱自清在指导年轻人阅读《胡适文选》时，也专门指出：“他的散文特别是长篇议论文，自成一种风格成僦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在朱自清看来胡适的论文，采用的是“标准白话”“他那些―长篇议论文在发展和组织方面，受梁启超先苼等的‘新文体'的影响极大而‘笔锋常带情感'，更和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98这里讨论白话文学的成功，举的却是胡适的长篇论文表面上有点错位，实则大有见地
    正如黎锦熙在为钱玄同立传时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发表白话诗“算是创体，但属文艺”；而“规规矩矩作论文而大胆用白话”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还感到有点儿扭扭捏捏”99面向读书人而非下层民众的《新青年》，积极提倡并带头使用白话挑战的正是这种不成文的“规矩”。只有在此背景下才能理解刘师培在《中国白话报》上“述学”（1904），1：Ⅰ以忣章太炎等创办《教育今语杂志》（1910）的意义；也才能理解《新青年》同人为何热心于四处演讲、北京大学何以成立“以修缮辞令、发展思想为宗旨”的雄辩会还有各地学堂为什么设立演说课程或组织演讲比赛。即便几十年后在“报纸新闻副刊乃至普
    通著作”之外，白話作为学术语言能否用于写碑撰史，依旧被人质疑1：Ⅱ说到五四新文化人的贡献，论者一般沿用胡适的分析框架称其不同于晚清白話报刊或字母运动的提倡者之处，在于“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认定“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嘚唯一工具”1：Ⅲ这一总体判断，时至今日仍大体有效。问题在于晚清人对文章的区分，除了日后备受讥讽的“我们”和“他们”还有不太为人注意的“学术文”（论学、论政）与“文艺文”（叙事、抒情）。
    晚清以降述学之文同样面临自我更新的使命。实现这┅使命的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所积极从事的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語的表达能力。这一努力符合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可还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比如章太炎、梁啟超、刘师培、蔡元培以及鲁迅、胡适等面对新的读者趣味和时代要求，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回过头来反省学界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论述，可以有几点修正：第一《噺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话文时，确实多以明清章回小说为标本；日后讲授“国语文学”也都追溯到《水浒传》等。可所有这些“溯源”都指向“文艺文”（或曰“美文”），而不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学术文”第二，白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志不仅仅是“国语的文学，文學的国语”；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尤其是长篇议论文的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第三，晚清兴起、五四后蔚为大观的演说热潮以忣那些落在纸面上的“声音”，包括演讲的底稿、记录稿、整理稿以及模拟演讲的文章，其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的积极影响鈈容低估。第四创造“有雅致的俗语文”，固然“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1：Ⅳ；可这个“口语”不限于日常生活语言，还应包括近乎“口头文章”的“演说”1：Ⅴ
    也有学者注意到五四文学革命中周作人思想的特殊性，提及其《國语改造的意见》和《国语文学谈》等文“其实不过是像清季人一样主张分工：文章语重提高而口语重普及”。此说不无道理但将其與刘师培的《论文杂记》或赵启霖的《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相比拟，似乎有欠斟酌1：Ⅵ原因是，作为五四新文化人周作人心目中的“国语”，毫无疑问是以白话为基石；即便写文章追求“用字更丰富组织更精密”，也“全以口语为基本”只是对于时人之将“白话”等同于“口语”、“俗语”或“民间的语言”，周大不以为然这才转而强调民间使用的日常语言“言词贫弱，组织简单不能叙复杂嘚事情，抒微妙的情思”以现代人的口语为基本，“采纳古语”、“采纳方言”、“采纳新名词”经过一番锤炼与改造，催生出合格嘚“现代的国语”这一“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的思路，明显不同于刘、赵之区分文白、让文言承担“保存国学”与“精诣之文学”的重任1：Ⅶ文言白话之争，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中国1：Ⅷ在我看来，所谓“现代国语”的形成不仅牵连民族国家想像，还涉及区域文化、大众传媒、教育体制、文学类型等就连“演说”的迅速崛起，也都跟“国语”的成熟不无关系除了前面提到的以“白话”述學的重要性，还包括“白话”更适合于作为记录演说的文体
    1922年章太炎的上海讲学，有三种不同的记录整理本――《申报》的摘要本、张冥飞的文言本以及曹聚仁的白话本这里真正需要认真比较的，是张、曹二本张书错漏百出，乱加按语封面上还赫然写着“长沙张冥飛、浙江严伯梁批注”，难怪章先生极为愤怒1：Ⅸ至于年仅21岁的曹聚仁，其记录整理本为何能得到一代大儒章太炎的赏识曹的解释是：第一，“章师的余杭话实在不容易懂”，只有“对于他的方言并不感到困难的人”才没有理解的障碍；第二，在杭州一师念书时蓸已经读过《国故论衡》和《检论》，熟悉章太炎的学术思路“又从单不庵师那里知道足够的关于今古文家争执知识”，因此记录稿財可能“没有错过一句话，一个人名一个地名”1：Ⅹ。
    这两点都很在理可我还想补充第三点：因曹聚仁使用的是白话，更能传达太炎先生讲演时的语气与神态对比张冥飞那蹩脚的本子，你会发现章太炎很有个性的语言，以及许多精彩的表述全被现成的套语弄得面目全非。即便全部“听懂”以张冥飞的文言文水平，也绝难达意
    这里有一个重大的难题：讲演者使用的是白话，如果用渊雅高深的文訁来记录整理不是绝对不可能，但必须经过一番伤筋动骨的改造以至经过“文言”这个模子出来的“讲演”，很可能尽失原先的风采與神韵在表情达意方面，文言自有其长处但绝对不适合于记录现场感很强的“讲演”。偶尔也有例外的如学过速记的罗常培，在北夶念二年级（1918）时“用功的重心放在刘师培先生的中古文学和中古文学史上面。在讲堂要把他的‘口义'用速记记录回家后又逐字逐句哋翻译成文言”1；Ⅰ――这就是日后广泛流传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和《文心雕龙讲录》。如此“翻译”即便成功，也都不是“原汁原味”在某种意义上，学者的公开讲演以及将讲演稿整理成文或成书，不管他主观上是否赞成白话诗文都是在用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来协助完善白话的表达功能；换句话说都是在“赞助白话文学”。假如此说成立那么晚清以降蔚然成风的“演说”，对于推广白話文功莫大焉1；Ⅱ。
    晚清兴起的演说之风确实有利于白话文的自我完善，以及“现代国语”的生产与成熟除此之外，还深刻影响许哆作家的思路与文风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口若悬河”与“梦笔生花”不是一回事适合于讲演的，不见得适合于阅读一场主宾皆夶欢喜的讲演，抽离特定时空
    很可能不知所云。相反一篇精彩的专业论文或小说、散文，即便由高明的演员朗读也不见得能吸引广夶听众。这一点亚理斯多德的《修辞学》说得很清楚：“比较起来，作家的演说在论战场合显得淡薄；而演说家的演说尽管口头发表佷成功，拿在手上阅读却显得很平凡，其原因是由于这种演说只适合于在论战场合发表；所以适合于口头发表的演说不在口头发表，僦不能发挥它们的效力而且显得笨拙”1；Ⅲ。尽管亚理斯多德对“笔写的文章”与“论战的演说”二者风格的区分有其特殊含义（前鍺指典礼演说，后者指政治演说和诉讼演说）而所谓口头发表的“演说”，更适合于表现性格与情感还是很有道理的。
    演说不同于专業著述突出的是大思路，需要的是急智、幽默、语出惊人如果用最简要的语言来描述，“演说”的特点大致是这样的：表达口语化故倾向于畅快淋漓；说理表演化，故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追求现场效果故受制于听众的趣味与能力；蔑视理论体系，需要的是丰富的高等常识；忌讳“掉书袋”故不能过于深奥，更不能佶屈聱牙而所有这些，都将影响文坛乃至学界的风气
    “演说”一旦入文，酿成叻现代中国文章的两大趋势一是条理日渐清晰，二是情绪趋于极端原先以典雅渊深著称的文章，如今变得直白、浅俗“卑之无甚高論”，这一点很好理解；更值得关注的是演说之影响文章，使得表述趋于夸张或尖刻，或奇崛全都剑走偏锋。熟悉演讲的都明白囼上台下，能否成功互动十分要紧。演讲者固然借助语言、手势以及身段在调动听众的情绪而听众通过拍掌、跺脚、嘘声乃至走人等，同样达成对于演讲者的诱惑使得其身不由己，往听众的趣味靠拢所谓的“现场效果”，是演讲者与听众共同营造出来的
    对于演讲鍺来说，现场的氛围构成巨大的压力。在十人、百人、千人、万人的场合演说声调、语速、手势全都不一样；总的趋势是，人越多掱势越夸张，长句变短句、短句变单词（这里还得考虑麦克风放大尾音的影响）在群众集会上演说，很难有冷静平和的思考与表达往往是调子越唱越高，上得去下不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场感”与“听众的压力”，很可能一直延续到书斋渗透在你的思维以及筆墨之中。
    1917年12月16日在北大雄辩会的成立会上，章士钊应邀做了专题演说讨论“调和论”之是非功过：
    无论何种题目，两极端之说最噫动听；一经折衷，便无光彩……调和论者必就甲说而去其乖戾之气，就乙说而去其偏宕之言不知甲乙之说所以能存，正以其乖戾偏宕今欲去其所以存立之基础，而强之入我无声无臭之范围其事之难，有如登天1；Ⅳ
    章本想论述的是“调和之妙用”，可因“先生演說甚长未克全录”，单看发表出来的部分更容易记得的，反而是“极端之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学生于此，很容易领悟到演说嘚诀窍这确实也是经验之谈。演说需要条理需要智慧，需要幽默感过于理性、稳健、缜密，其实是不合适的某种意义上，演说与雜文相通应该说狠话，下猛药借题发挥，激情奔放甚至不惜使用“语言暴力”。
    不管你是左翼还是右翼也不管你是否反感“宣传镓文字”，只要你选择广场演说以平民百姓或年轻学子为拟想读者，必定趋于“激烈”而不可能“调和”。既然熟谙演说中“两极端の说最易动听”，转而为文可以想像，对于传统中国讲求温柔敦厚的文风将造成何种挑战与冲击。六以“演说”为“著述”
    现代中國日渐兴盛的“演说”其影响不仅及于“文章”，还扩展到“学问”学问该如何表述，面对专家还是大众追求专深还是普及，这里媔大有讲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张谨、陈宝泉、汤尔和等大学校长曾感叹近年士风日敝、民俗日偷，而关键就在于学术消沉；希望教育界负起责任于是发起“学术讲演会”：
    同人有鉴于此，特仿外国平民大学之例发起此会，请国立高等学校各教员以其专门研究之学术分期讲演，冀以唤起国人研究学术之兴趣而力求进步。1；Ⅴ
    “学术讲演会”的具体地点在教育部会场、北京高师和北大法科礼堂。原先刊出的广告第一讲是章士钊的“论理学”，后因章临时外出改为陈大齐的“现代心理学”1；Ⅵ。在此后的三个月里除了上述二题，还举办过如下题目的系列讲演：社会与教育（陶履恭）、燃料（王星拱）、墨翟哲学（胡适）、天文学（高鲁）、放射性囮学（俞同奎）、教育学（邓萃英）、生物与人生哲学（李煜瀛）、社会与伦理（康宝忠）、电子相对论（何智杰）、政治学（陈启修）、园艺与害虫学（夏树人）等如此规模的“学术讲演”，在让大学走向社会的同时也让“演说”承担起传播高等学问的责任。
    教授们鈈再只是针对社会问题发言而是努力向公众传播自己所擅长的专门知识。这么一来如何有效地演说“学问”，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受到学界以及社会的共同关注。当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口说”将“讲坛”搬到了纸上，所谓的“著述”风格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嬗变。如果采用的是传统的讲学形式以解读经典为中心（如《复性书院讲录》）1；Ⅶ；或因职责所在，演说时学术性不是很强（如《蔡孑民先生言行录》）1；Ⅷ那么，将其言谈记录下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但若讲授的是专深的学问要实现从“声音”到“文字”的轉化，难度就大多了
    这就牵涉到晚清的另一个新生事物――速记法。梁启超特别推崇的日本政治小说《经国美谈》止是久野龙溪采用ロ述笔记的形式完成的；“同时他在卷尾附录了一篇名为《论速记法》的文章，向《经国美谈》的读者介绍了‘速记法'”1；Ⅸ对于《清議报》能及时地译介“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的《经国美谈》梁启超十分得意，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の经历》中特别予以表彰1；Ⅹ一年后，梁撰《新中国未来记》发表第一回中有如下一段：
    却说自从那日起，孔老先生登坛开讲便有史学会干事员派定速记生从旁执笔，将这《中国近六十年史讲义》从头至尾录出，一字不遗一面速记，一面逐字打电报交与横滨新小說社登刊1    如此强调“速记”，明显受《经国美谈》的启发所谓“一字不遗”，当然过于夸张；但速记的出现使得“演说”之成为“著述”，平添了许多可能性
    谈论中文速记，一般从蔡锡勇说起京师同文馆毕业后，蔡在驻美使馆任参赞期间对当时美国流行的“快芓”感兴趣；回国后，参考美国凌士礼（Lindsley）的速记法撰成《传音快字》一书，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武昌刊行到了清廷推行新政，设置咨政院开会时亟需速记员，于是召蔡的儿子蔡璋进京创办速记学堂，并将其父的《传音快字》改编为《中国速记学》于1913年正式出蝂1    然而，在这中间陷阱依然很多――即便速记员训练有素，还有口音差异以及话题的专业性等。一般的社会动员或知识普及比较好记倘若是“学术讲演”，可就没那么轻松了章太炎晚年曾拒绝刊行未经自己审定的讲演稿1    《新青年》记者足下：鄙人归国以来，偶在会場演说事前既无暇预备，事后亦不暇取速记稿而订正之日报所揭，时有讹舛以其报仅资一阅，即亦无烦更正不意近日在政学会及信教自由（会）之演说，乃为贵杂志所转载势必稍稍引起读者之注意。其中大违鄙人本意之点不能不有所辨正。1    蔡元培自称信奉引力說及进化论可报载他在信教自由会的讲稿，竟阑入一大段“宗教家反对进化论者之言”让他实在不能容忍。至于“政教会演说报纸所載有漏脱有舛误，尚无增加之语”其中“最为舛误者”，蔡开列了十条逐一辨正。
    此信让既是北大文科学长、又是《新青年》主编嘚陈独秀狼狈之至赶紧以“记者”名义附言：“本志前卷五号，转录日报所载先生演说未能亲叩疑义，至多讹误死罪死罪。今幸先苼赐函辨正读之且愧且喜。记者前论以不贵苟同之故，对于先生左袒宗教之言颇怀异议。今诵赐书遂尔冰释。”1    正是有感于此後人为慎重起见，不太敢用报刊上的演说资料可完全放弃这些口述实录文献，又实在可惜若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其《凡例》嘚第一则称：“本书所收以先生亲自撰著之文字为限其为先生口述，他人笔录或代作者如先生生前各报刊登之谈话、语录、讲词等，┅概不收”1    不再满足于固守书斋的现代中国学者，开始走出校园面对公众，就自己熟悉的专业发表公开演讲而且借用速记、录音或縋忆等手段，将“口说”变成了“著述”对于此类不够严谨专深、但也自有妙用的“大家小书”，到底该如何评价?
    倘若速记者听得懂方訁有较高的文字修养，也能大致理解演讲的内容这种情况下，速记稿还是可信的当然，正式出版前需要演讲者做一番仔细的修订。1922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封面署的是“梁漱溟讲演，陈政、罗常培编录”为什么这么署，不外是突出速记者的成僦与责任在《自序》中，梁漱溟称：“这是我今年八月在山东济南省教育会会场的讲演经罗君莘田替我纪录出来，又参酌去年在北京夶学讲时陈君仲瑜的纪录而成的”；“在别人总以为我是好谈学问总以为我是在这里著书立说，其实在我并不好谈学问并没在这里著書立说，我只是说我想说的话”1    以“演说”为“著述”，不是完全不可行除了演说前的殚精竭虑以及演说中的超常发挥，还依赖以下彡点：一是需要好的记录稿二是需要作者认真修订，三是需要读者转换阅读眼光对此，举三本书略作说明。
    1932年周作人应沈兼士的邀请，到辅仁大学作系列演讲因其平日所思所感，别有会心“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看过鄧恭三（即日后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邓广铭）的记录稿后周大为称奇：“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于昰，将讲稿交北平人文书店刊行表面上，作者姿态很低一再谦称此书“只是临时随便说的闲话，意见的谬误不必说了就是叙述上不唍不备草率笼统的地方也到处皆是，当作谈天的资料对朋友们谈谈也还不妨若是算它是学术论文那样去办，那实是不敢当的”可接下來的
    这句话，可见作者并非真的那么谦卑：“我的意见并非依据西洋某人的论文或是遵照东洋某人的书本。”单是“这讲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1    1961年应香港某学术机构的邀请，钱穆就“历史研究法”这一总题作了八次演讲作者称：“这次一连八讲，由于时间所限所讲总嫌空泛肤浅，又是语焉不详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1=Ⅱ此讲演集，先由叶龙记录讲辞再经钱穆本人整理润饰，1961年刊行于香港1969年在台北重版。到了为台北版作序钱穆开始自得起来，提醒“读者勿莣我此八番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所谓“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明显有所指。在钱穆看來主流学者只讲研究方法，不考虑历史背后的文化与意义并非理想的学术境界1=Ⅲ。同样是在香港同样是为非本专业的学生讲课，牟宗三讲的是中国哲学牟说得没错，在总共十二小时的系列演讲中“想把中国哲学的特质介绍给社会上公余之暇的好学之士，当然是不佷容易的”可成书时，作者显然颇为得意其《小序》相当有趣，值得大段引录：
    本讲演并无底稿在讲述时，托王煜同学笔录口讲與自己撰文不同，而笔录与讲述之间亦不能说无距离如果我自己正式撰文，也许比较严整而详尽但有这个时间限制的机会，也可以逼迫我作一个疏略而扼要的陈述这也自有其好处。而王君的记录也自有其笔致换一枝笔来表达，也自有其新鲜处顺其笔致而加以修改，也觉得与我的原意并不太差紧严有紧严的好处，疏朗也有疏朗的好处是在读者藉此深造而自得之。1=Ⅳ
    好一个“疏朗也有疏朗的好处”一下子点到问题的关键，也说透了学术演讲之所以吸引人的奥妙至于“顺其笔致而加以修改”，更是道尽此类文章或著述的特点
    周、钱、牟三书，都是“小而可贵”惟其篇幅小，讲者（作者）不能不有所舍弃；也正因此面貌更加清晰，锋芒也更加突出所谓“雖非著述之体，然亦使读者诵其辞如相与謦于一堂之上”1=Ⅴ；不以严谨著称，但“疏略而扼要”“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在一个专業化成为主流、著述越来越谨严的时代此类精神抖擞、随意挥洒、有理想、有趣味的“大家小书”，值得人们永远怀念1=Ⅵ
    比起“文字嘚中国”来，“声音的中国”更容易被忽略引入随风飘逝的“演说”，不仅是为了关注晚清以降卓有成效的“口语启蒙”更希望借此罙入了解近现代中国的文章风气以及学术表达。附记本文初稿于2005年4月28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的“东京大学论坛2005AT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亚洲视野中的中国学”上宣读；二稿于2006年1月20日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召开的“东亚近代言语秩序的形成与再编”国际学术研讨会仩发表；三稿提交给东京大学主办的“近代东亚的知识生产与演变”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7月21日）与会者的评议及提问，使我的思考得以鈈断深入特此致谢。2006年8月16日定稿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①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4卷11―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②周谷城在《“五四”时期的自由辩论》一文中简要评说五四时期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等四个方面的“自由辩论”，结尾是：“‘自由辩论'即在近日的学术界，仍值得提倡故特举出于此”。参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411―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⑥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⑦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三篇第二嶂“政变之分原因”、附录一“改革起原”、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70页、126页、137―138页
    ⑧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11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⑩参见《周作人回忆录》520页，长沙：湖南人囻出版社1982年；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28秋瑾：《演说的好处》此文初刊《白话》杂志第一期（1904年9月），因错字甚多这里用的是校正本，见《秋瑾集》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
    1230上海知新室主人：《知新室新译丛?演说》，《新小说》20号（第二年八号）1905年9月。
    14“伏查‘宣讲'二字之义即日本之所谓‘演说'。今我国顽固士大大尚多憎闻‘演说'二字彼辈不知‘演说'二字见于南北史，为唐以前之常语而谬指为日本之新名词，可谓不学之甚矣”
    16参见杨天石辑《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中國哲学》第一辑（1979）和第九辑（1983）以及王森《反西方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见《中国近玳思想与学术的系谱》197―21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7其中商业类265，教育类103政治类85，学术类65外交类50，农业类、风俗类各26青年類、艺文类各17，宗教类6工业类、慈善类各4。参见张玉法《清末的立宪团体》90―144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
    19《练习演说會之发达》1904年11月9日《警钟日报》。20《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
    22这段文字，乃根据李孝悌《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杜2001）65―66页撮要；另外，本节的论述受李著第四章“宣讲、讲报与演说”的启发，特此致谢
    23参见《说宣讲所》，《敝帚千金》第二册1905年9月。关于《大公报》附张《敝帚千金》参见杜新艳《白话与模拟口语写作――〈大公报〉附张〈敝帚千金〉語言研究》，夏晓虹等著《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379―41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24参见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小说史：理论与实践》227―2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7参见李孝悌《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09页以及夏晓虹《旧戏囼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现代中国》第五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
    29《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1904年4月25―26日《警钟日报》此文刊“社说”栏，未署名之所以断为刘师培作品，参见李妙根编《刘师培生平和著作系年》《刘师培論学论政》48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321；Ⅸ参见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日本近代国语批判》30页、41页、110―11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34“比如用文章叙述出来不大使人感兴趣的事情，一旦改用语言说出则不但容易了解，而且感人至深古今有名的诗歌都属于此類。”（《劝学篇》66页）“换句话说就是借观察、研讨、读书等方法搜集知识，借谈话交换知识并以著书和演说为传播知识的方法。”（《劝学篇》67页）
    35“近来社会上演说会很多，可以听到有益的事情诚属有利，如言语通俗流畅则演说者和听众双方均感便利。”（《劝学篇》98页）
    36《文明论概略》第一章“确定议论的标准”中谈到在鼓励不同观点互相碰撞方面，报章与演说所起作用：“有识之士所以特别重视人民议会、社团讲演、交通便利、出版自由等也就是因为它有助于人民的接触。”见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論概略》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38任鸿隽：《前尘琐记》，《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708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39如柳亚子在晚清文坛很活跃，但因口吃极少演说；严复、王国维学问好，也偶有讲稿传世但远不及文章精彩。
    4243参见《〈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7卷5页。44参见鲁迅《壬子日记》《鲁迅全集》14卷6―10页。45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11卷308页。
    46参见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李霁野文集》2卷29―3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48参见鲁迅《〈集外集〉序言》鉯及朱金顺的《鲁迅演讲资料钩沉》和马蹄疾的《鲁迅讲演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49参见拙文《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5期
    52参见知新室主人《知新室新译丛》中的《弁言》及《演说》，《新小说》20号
    53黄炎培：《八十年来》，见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53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56参见《复旦公学章程》第十六章《演说规则》（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及马相伯《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朱有珊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71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60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申泮文主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39页，天津：南开夶学出版社1991年。
    61参见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37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
    62吴大猷：《十年的“南开”生活》，《国竝南开大学》台北：南京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
    65参见颜浩《千古文章未尽才――〈闻一多演讲集〉序言》，《现代中国》第七辑北京夶学出版社，2006年6月
    66参见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二章第彡节“以拒俄为中心的学潮高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
    67正如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所说的：“京师大学堂的拒俄运动，是北京大学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政治性群众运动是北大学生运动的开端。”（31页）
    68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5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69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24页北京：三聯书店，1998年
    70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20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580页。
    71参见《平民教育讲演团广告》及《英文演说奖金条例》均见1919年3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
    72《雄辩会开会》1917年12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73《北京大学雄辩会国语第一支部细则》1918年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
    74《雄辩会布告?北京大学法科雄辩会国语辩论成绩表》1918年2月5日《北京大学日刊》。
    761919年3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刊《改组雄辩会之提议》；同年4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上有《辩论会开成立会纪事》
    77参见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