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罗盘风水罗盘，又名罗盘、罗经、罗庚、罗经盘等，是风水大师在堪舆风水时用于立极与定向的测量必备工具。罗盘是风水师的工具，可以说是风水师的饭碗。每个师父都会在临终前才会把最重要的衣钵及秘诀，传于喜爱的得力弟子门生。罗盘也是上师传承法物之一。师父传法与弟子衣钵，就证明把毕生的心血及期望与满盘托负交给了弟子，通常在江湖业界中称为将饭碗交给了弟子，希望能继承遗志及发扬光大。古代的罗盘非常简易，如下图2，近代随着风水流派的增多，罗盘也越变越复杂：　　罗盘是风水操作的重要工具，它的基本作用就是定向。在我们认识风水理气学问时，首先要学习以罗盘定向的基本方法。罗盘的种类很多，常用的有三元盘、三合盘、三元三合两用盘、易盘、玄空盘及各派所用的独特盘。但无论是那门那派的罗盘，中间必有一层是二十四山方位的，从北方开始依次序排列分别是壬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等。共二十四个方位。从罗盘的外形你可以看到，罗盘中央是一个圆形天池（即定向用的指南针）。外面是铜面黑底金字的活动转盘，称内盘或圆盘。盘上一圈圈的堆满着字，习惯上一圈叫做一层。其中有一层是二十四方位，最外是一方形盘身，称为外盘或方盘。盘身以花梨木制造的最为耐用，但重量比一般木制盘重。　　外盘有四个小孔，分别有两根鱼丝或胶线以十字形穿于四边中间的小孔内，它是用来定坐向的。罗盘的使用主要是中央的磁针，天池外的内盘是钢制的，天池底色一般是白色的，底部划有一红色直线，有一端是有两个红点在红线的左右，红线是以南北定位的，有红点的一方是子方（正北方），另一端是午方（正南方），上面有一根很灵敏的磁针，磁针有一端是有一个小孔的。1.现代地师使用的罗盘2. 古代地师使用的罗经3. 地质罗盘 地质罗盘的使用方法：4. 港台海外地师使用的便携式罗盘5. 三维电子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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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易林》的《诗》说 张玖青内容提要 《易林》与《诗经》关系密切。《易林》不仅数百次引用或化用《诗》，而且占辞绝类《诗》语，取象类《诗》，可以说是一部融通《诗》、《易》的文学巨著。研究《易林》之Ⅸ诗》说，不仅具有经学价值，也可以使我们据以考察《诗经》对汉代文学，尤其是汉代诗学的影响。同时对我们探讨《易林》的作者也很有裨益。
　　 　　《易林》是一部卜筮之书，全书以《周易》六十四卦为本，演变成4096卦。每一卦配四言或三言韵语占辞一首，共4096首。《易林》不仅应在《易》学史上占有一席之位，在文学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但汉代以后，随着象数《易》的衰微，《易林》也随之淹没，沦为方术之书，其经学与文学价值渐渐不被人理解和重视，甚至于《易林》的作者都成了一桩学术谜案。有鉴于此，本文就《易林》与《诗》的关系对这些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希望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正。 　　 　　一　《易林》说《诗》 　　 　　据笔者粗略统计，《易林》引《诗》化《诗》近四百处，涉及《诗》篇近110篇。与先秦两汉其他典籍相比，这样的比例已经算是非常高的了。《易林》引《诗》化《诗》有言语层面的征引，如《小畜之大过》：“中原有菽，以待饔食。饮御诸友，所求大得。”辞中的“中原有菽”出自《小雅?小宛》，而“饮御诸友”则出自《小雅?六月》。又如《晋之蹇》：“五经六纪，仁道所在。正月繁霜，独不离咎。”辞中的“正月繁霜”即出自《小雅?正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易林》对《诗》篇的称引，因为其对《诗》篇的称引往往解说诗旨，这便为我们提供了汉人说《诗》的材料。 　　为了便于论述，我们兹将《易林》解说《诗》旨的材料罗列于下，并与《毛诗序》加以比较。 　　《乾之临》：“南山、昊天，刺政闵身。疾悲无辜，背憎为仇。”按：此说《小雅?节南山》和《十月之交》。《节南山》：“节彼南山，吴天不惠，降此大戾。”《十月之交》：“无罪无辜，谗口嚣嚣。g沓背憎，职竞由人。”其中“刺政闵身”便是《易林》对这两首诗大义的阐释，而其突出“闵身”则与《毛诗序》不同。 　　《乾之坎》：“黄鸟来集“，既嫁不答。念我父兄，思复邦国。”按：此说《小雅?黄鸟*，与《毛诗序》相合，而尤合于郑笺。 　　《乾之革》：“玄黄虺P，行者劳疲。役夫憔悴，u时不归。”按：此说《周南?卷耳》。联系《鼎之乾》，知《易林》认为《卷耳》行人是个u时不归而悲念父母之诗，与《毛诗序》所谓“后妃之志”相差甚大。 　　《坤之遁》：“《鸱鹗》、《破斧》，邦人危殆。赖旦忠德，转祸为福，倾危复立。”按：此说《豳风?鸱鹗》、《破斧》，与《毛诗序》相同。 　　《坤之困》：“《兔置》之容，不失其恭。和谦致乐，君子攸同。”按：此说《周南?兔置》，与《毛传》说解相合。 　　《坤之巽》：“白驹生刍，猗猗盛姝。赫I君子，乐以忘忧。”按：此说《小雅?白驹》。《毛诗序》谓“大夫刺宣王”，郑玄谓“刺其不能留贤”乃汉代四家《诗》说之通义。《易林》“乐以忘忧”与之相差甚远。 　　《屯之乾》：“泛泛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怀大忧。仁不逢时，复隐穷居。”按：此说《邶风?柏舟》，与《毛诗序》相合。 　　《屯之大过》：“襄送季女，至于荡道。齐子旦夕，留连久处。”按：此说《齐风?载驱》，与《毛诗序》相合。 　　《屯之升》：“东山拯乱，处妇思夫。劳我君子，役使休止。”按：此说《豳风?东山》。《易林》说诗文本之义，故以为刺；《毛诗序》说作诗者之义，故以为美。二者说《诗》言路不同。 　　《蒙之蒙》：“何草不黄，至未尽玄。室家分离，悲愁于心。”按：此说《小雅?何草不黄》。郑玄以草玄为初舂草始生之谓，《易林》以草玄为九月物衰之候，二者不同。 　　《蒙之困》：“氓伯易丝，抱布自媒。弃礼急情，卒罹悔忧。”按：此说《卫风?氓》，与《毛诗序》相近。 　　《蒙之小过》：“焱风忽起，车驰揭揭。弃名追亡，失其和节，忧心慑慑。”按：此说《桧风?匪风》，与《毛诗序》、《韩诗》相同。 　　《师之大有》：“鸿雁翩翩，始若劳苦。灾疫病民，鳏寡愁忧。”按：此说《小雅?鸿雁》。《毛诗序》说《鸿雁》美宣王安集万民，而《易林》则认为此诗写灾疫病民，以致鳏寡孤独无不愁忧。二者说解不同。 　　《师之随》：“干旄旌旗，执帜在郊。虽有宝珠，无路致之。”按：此说《郦风?干旄》，《易林》认为《干旄》乃贤人失志之诗，与《毛诗序》认为贤者乐告善道。二者说解不同。 　　Ⅸ师之噬瞌》：“采唐沫乡，要我桑中。失信不会，忧思约带。”按：此说《L风?桑中》，《易林》解《桑中》为情诗，突出“忧思”，与《毛诗序》不同。 　　《师之睽》：“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遥不归，思我慈母。”按：此说《郑风?清人》，与《毛诗序》相近。 　　《师之艮》：“鹤鸣九皋，避世隐居。抱朴守贞，竟不相随。”按：此说《小雅?鹤鸣》。《易林》以为贤人隐居不仕，与《毛诗序》诲宣王不同。 　　《u履之颐》：“雎鸠淑女，圣贤配耦。宜家受福，吉善长久。”按：此说《周南?关雎》，与《毛诗序》相近。 　　《履之夫》；“《吉日》、《车攻》，田弋获禽。宣王饮酒，以告嘉功。”按：此说《小雅?车攻》、《吉日》，与《毛诗宁》“美宣王”说相近。 　　《否之师》：“扬水潜凿，使石洁白。衣素表朱，戏游皋沃。得君所愿，心志娱乐。”按：此说《唐风?扬之水》。《毛诗序》以此诗为刺，与《易林》不同。 　　《谦之归妹》：“爪牙之士，怨毒祈父。转忧于已，伤不及母。”按：此说《小雅?祈父》，与《毛诗序》相合。 　　《随之复》：“蝣竦充侧，佞人倾惑。女谒横行，正道壅塞。”按：此说《康风?烯竦》。《易林》以此诗为刺佞人、女谒，与《毛诗序》“淫诗”说不同。 　　《蛊之比》：“视暗不明，云蔽目光。不见子都，郑人心伤。。按：此说《郑风?山有扶苏》，与《毛诗序》相近。 　　《观之革》：“黄里绿衣，君服不宜。淫湎毁常，失其宠光。”按：此说《邶风?绿衣》，与《毛诗序》相合。 　　《噬瞌之渐》：“r鹅鸱枭，治城遇灾。周公勤劳，绥得安家。。按：此说《豳风?鸱鹗》。与《毛诗序》不合。 　　《贲之鼎》：“东门之埠，茹蔗在阪。礼义不行，与我心反。”按：此说《郑风?东门之坶》。《易林》以此诗为贤人淑女守志之诗，与《毛诗序》刺乱世淫风之说不合。 　　《无妄之剥》：。行露之讼，贞女不行。君子无食，使道壅塞。”按：此说《召南?行露》，与《毛诗序》之“召伯听讼”不同。 　　《大过之夹》：“旁多小星，三五在东。早夜晨行，劳苦无功。”按：此说《召南?小星》。《易林》以此为贤人失志之诗，与《毛诗序》“惠及下也”不同。 　　《咸之复》：“大椎破毂，长舌乱国。床笫之言，三世不安。”按：此说《都风?墙有茨*。《易林》以此为哲妇倾城之诗，与《毛诗序》不同。 　　《咸之家人》：“凯风无母，何恃何怙。幼孤弱予，为
人所苦。”按：此说《邶风?凯风》，与《毛诗序》“美孝子”不同。 　　《咸之涣》：“《采薇》、《出车》，《鱼丽》思初。上下役急，君子免忧。”按：此说《小雅?采薇》、《出车》、《鱼丽》，解说皆与《毛诗序》不同。 　　《遁之巽》；“江水沱汜，思附君子。伯仲处市，不我肯顾，侄娣怅悔。”按：此说《召南?江有汜》，与《毛诗序》之“美媵”说相近。 　　《大壮之ァ罚弧盎槔癫幻鳎信С！Ｐ新酚醒裕稣宜稀！卑矗捍怂怠墩倌稀ば新丁罚搿逗吠搿睹颉贰罢俨稀辈煌 　　《晋之无妄》：“阴阳隔塞，许嫁不答。《旄丘》、《新台》，悔往叹息。”按：此说《旄丘》、《新台》。答，当也。《毛诗序》以《旄丘》为责卫伯不能修方伯连率职责，与《易林》以为婚姻失当之说不同。但《易林》说《新台》与《毛诗序》同。 　　《家人之颐》：“东山辞家，处妇思夫。伊威盈室，长股赢户。叹我君子，役日未已。”按：此说《豳风?东山》，《易林》以为怨，与《毛诗序》以为“美”不同。 　　《骺之遁》：“伯去我东，发如飞蓬。寤寐长叹，展转空床。内怀怅恨，心摧肝肠。”按：此说《卫风?伯兮》，与《毛诗序》说诗言路不同。 　　《萃之贲》：“泣涕长诀，我心不悦。远送卫野，归宁无咎。”按：此说《邶风?燕燕》，与《毛诗序》说诗言路相同。 　　《萃之渐》：“乔木无息，汉女难得。祷神请佩，反手离汝。”按：此说《周南?汉广》，与《韩诗》同，《毛诗序》不合。 　　《井之大有》：“大舆多尘，小人伤贤。皇甫司徒，使君失家。”按：此说《小雅?无将大车》，与《毛诗序》相近，尤合于郑笺。 　　《革之小畜》：“子车针虎，善人危殆。黄鸟悲鸣，伤国无辅。”按：此说《秦风?黄鸟》，与《毛诗序》合。 　　《鼎之乾》：“倾筐卷耳，忧不能伤。心思古人，悲慕失母。”按：此说《周南?卷耳》，与《毛诗序》不同。 　　《兑之噬嗑》：“南循汝水，伐树斩枝。过时不遇，怒如周饥。”按：此说《周南?汝坟》。“过时不遇”乃是就诗中“未见君子”而言，所以《易林》说诗更加直接，而《毛诗序》则与三家《诗》台。 　　 　　二　(《易林》说《诗》与汉代四家诗 　　 　　关于《易林》的《诗》学派别，清代以来的主流意见是籽其归之于《齐诗》，间或有不同意见，也多态度游移，如尚秉和先生在其《焦氏易诂》中认为《易林》所习为《韩诗》，而在《焦氏易林注》中又认为《易林》所习为《齐诗》。我们认为，《易林》说《诗》与《毛诗序》有同有异；《毛诗》之外，《易林》说《诗》多同于《韩诗》。下面我们就从用字、释词以及解说诗旨三个方面讨论《易林》与《韩诗》关系。 　　首先看用字。《屯之大过》：“襄送季女，至于荡道。齐子旦夕，留连久处。”此说《齐风?载驱》，其诗曰：“载驱薄薄，簟篼朱鞯。鲁道有荡，齐子发夕。”《毛传》：“发夕，自夕发至旦。”其解“发”为“出发”，“发夕”为“自夕发”，而“至旦”则为引申之词。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韩诗》：“发，旦。”《易林》曰：“齐子旦夕”，是以《易林》与《韩诗》同。 　　《屯之恒》：“多载重负，捐弃于野。王母谁子，但自劳苦。”此当是解《邶风?北门》，其诗有“我人自外，室人交遍摧我”语。《毛传》：“摧，沮也。”摧折、沮毁之义。据《经典释文》，知《韩诗》“摧”作“稚”，曰：“谶，就也”。马瑞辰日：“靛、就以双声为义，就当作楚，建与蹙同。《广雅》：‘蹙，罪也。’《广韵》：‘蹙，迫也。’与《玉篇》‘，谪也’义正合。”按：摧，《玉篇》作“}”，曰：“墼，谪也。”《易林》之“王母谁子”即“王母稚子”，与《韩诗》同。 　　又《未济之睽》：“猃狁匪度，治兵焦获。伐镐及方，与周争疆。元戎其驾，衰及夷王。”此说《小雅?六月》。猃狁匪度，《毛诗》作“猃狁匪茹”，郑笺；“茹，度也。”郑玄从张恭祖学《韩诗》，其释“茹”为“度”，正是用韩申毛。而《易林》与《郑笺》同，说明《易林》用《韩诗》。 　　其次看释词。《周颂?小毖》：“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毛传》：“桃虫，鹪也，鸟之始小终大者。”郑玄则曰：“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属，虽有流言之罪，如鹪鸟之小，不登诛之，后反叛而作乱，犹鹪之翻飞为大鸟也。鹪之所为鸟，题肩也，或日鹗，皆恶声之鸟。”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鹪巧而危，故得巧雀、巧匠、巧女、巧妇、女匠、袜匠之名。而苟子说蒙鸠，有苕折卵破之喻，即桃虫也。小如黄雀，取茅秀为巢，大如鸡子，所须不过一枝。《尔雅》曰：‘桃虫，鹪，其雌敬鸥。’是也。先儒以为鸱鹗、端捣，亦此鸟矣。《小毖》笺合鹪与题肩及鹗三者为一鸟，其以为鹗者即辅撼之说。至曰‘鹪之所为鸟，题肩’，则证拚飞义也。然疏云：‘事不知所出矣。’案陆玑谓桃虫之雏化而为，焦贡《易林》亦言‘桃虫生雕’，雕与题肩皆鸷鸟，意与郑同，其说当有本。”我认为郑玄解说桃虫之所以与《易林》同，其共同的源头当来自《韩诗》。 　　又，《豫之豫》：“冰将泮散，鸣雁雍雍。丁男长女，可以会同，生育贤人。”此说《邶风?匏有苦叶》之“士如归妻，迨冰未泮”，是《易林》认为男女以秋冬为婚期，二月冰泮则止。此说同于《韩诗》、《毛诗》，与《白虎通》及马融异。《周礼?媒氏》疏引《韩诗传》：“迨，愿也。古者霜降迎女，冰泮杀止。”《毛传》注《陈风?东门之杨》：“男女失时，不逮秋冬。”而《白虎通?婚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也。《诗》曰：‘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而马融则据《周官》，认为男女二月成婚。故郑玄说《匏有苦叶》便依据马融，曰：“二月可以昏矣。 　　最后看解说诗旨。《无妄之剥》：“行露之讼，贞女不行。君子无食，使道壅塞。”《大牡之ァ罚骸盎槔癫幻鳎信С！Ｐ新酚醒裕稣宜稀！贝肆酱撬怠墩倌稀ば新丁贰！逗獯肪硪唬骸按唬悍颉缎新丁分诵砑抟樱欢赐玻晃锊痪撸焕癫槐福亟谡昀恚厮啦煌右晕酶镜乐耍示俣锒柚跃薜乐螅牢鄣乐泻!诗曰：‘虽速我讼，亦不尔从。”两相比较，《易林》与《韩诗外传》同，并且明言是因“婚礼不明”而起纷争，与《毛诗序》之“召伯听讼”说不同。 　　《随之复》：“嫦蠊充侧，佞人倾惑。女谒横行，正道壅塞。”此说《郦风?烯竦》，与《毛诗序》“止奔”之说不同。《后汉书?杨赐传》：“国家休明则鉴其德，邪辟昏乱则视其祸。今殿前之气应为虹蚬，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诗人所谓‘缀竦’者也。”李贤注引《韩诗》曰：“《韩诗序》曰：‘《啜蝾》，刺奔女也。’‘蠛竦在东。莫之敢指。’诗人言螺蠊在东者，邪色乘阳，人君淫佚之征。臣子为君父隐藏，故言莫之敢指。”我认为李贤注不仅引了《韩诗序》，其下对“蝣竦在东，莫之敢指”的解说也是用《韩诗》，因为唐时唯《韩诗》尚存。其说解与《毛诗》不同，当是用《韩诗》。诚如是，则《易
林》说《婚蠊》与《韩诗》略同。 　　《萃之渐》：“乔木无息，汉女难得。祷神请佩，反手离汝。”又《噬嗑之困》：“二女宝珠，误郑大夫。交父无礼，自为作笑。”此皆说《周南?汉广》。许慎《说文解字》：“魃，鬼服也，一曰小儿鬼。《韩诗传》曰：郑交甫逢二女，魃服。”许慎是东汉经学大师，其既然说此说出《韩诗传》，则可为确证。李善注郭璞《江赋》引《韩诗内传》：“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此外如《初学记》、《太平御览》都认为汉水神女事出自《韩诗》。或以为刘向的《列仙传》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列仙传》乃托名刘向，不足信。 　　《大过之央》：“旁多小星，三五在东。早夜晨行，劳苦无功。”按：此说《召南?小星》，与《毛诗序》“惠及下也”不同。《韩诗外传》卷一：“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诗云：‘夙夜在公，实命不同。”又唐人吕向注曹丕《杂诗二首》“天汉西流，三五正从横”，曰：“天汉，河也。《诗》云：‘嘈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从横，言多也。”与《易林》解说十分吻合，与《韩诗外传》之“不逢时”也相吻合。唐时唯《韩诗》尚存，吕向以“小人在朝”说《小星》，极有可能是用《韩诗》，且又与《韩诗外传》同。而《易林》之“早夜晨行，劳苦无功”，与吕向之“小人在朝”说、《韩诗外传》之“不逢时”说相同，证明《易林》与《韩诗》同。 　　此外，如《噬嗑之渐》对《豳风?鸱鹗》的解说，《讼之大有》解《黍离》为伯封闵其兄伯奇之作，《井之大有》对《无将大车》的解说尤合于《郑笺》，都可以证《易林》与《韩诗》关系非常密切。 　　 　　三　《易林》说《诗》的学术史意义 　　 　　有汉一世，《诗》学授受主要有四家。其授受之渊源，如史有明文自不容怀疑。如瑕丘江公传《鲁诗》见诸《汉书》。但另有众多学《诗》传《诗》者之渊源授受，史无明文。如冯衍，《后汉书》本传记载其“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却并没有记载其系何《诗》派。或者其著述中间或用《诗》。而其本人并不专意于《诗》。如张衡，史籍并未记载其以《诗》名世，但其诗赋中大量引《诗》化《诗》，如《西京赋》云：“独俭啬以龌龊，忘《蟋蟀》之谓何?”与《毛序》、桓宽《盐铁论》、傅毅《舞赋》、《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解说并同。而其《南都赋》云“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则与《韩诗》解《汉广》同。所以我们在分析汉代《诗》学传授时，应采取谨慎而客观的态度。 　　自宋人董迪作《广川诗诂》。兼取三家，不专毛郑”以来，中经朱子倡议，王应麟作《诗考》专主三家，以“扶微学，广异义”。元、明两代虽无专门三家《诗》辑佚之作，然解《诗》多征引三家《诗》，如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何楷《诗经世本古义》等。到了清代，辑佚之学大兴，三家《诗》也成就斐然，名家辈出，如范家相、阮元、冯登府等，尤以陈乔枞、王先谦成就最大。清人之三家《诗》辑佚定派，大体有如下几种思路： 　　一、以《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或碑刻之类的出土文献论定其派别。 　　二、以文字差异论定其派别。凡文字不同于传本《毛诗》，一律定其为三家诗用字。如《卷耳》之“陟彼殂矣”，《尔雅》也作“殂”。而《说文》引诗作“陟彼蛆矣”，于是便断定《毛诗》与《鲁诗》同，作。蛆”者为《韩诗》、《齐诗》。 　　三、以时代先后论定其派别。清代学者认为鲁、齐、韩三家先出，《毛诗》后出，而三家中《鲁诗》又最先，由此论定学者派别。如清人论贾谊之属《鲁诗》，理由便是汉初唯有《鲁诗》。 　　四、以师承推断其派别。如清人论司马迁尝从孔安国问学，而孔安国学《鲁诗》，因而断司马迁为《鲁诗》派学者，《史记》说《诗》皆为《鲁诗》。 　　五、以家法论定其派别。如清人推断刘向为《鲁诗》学者，理由便是刘向祖楚元王受《诗》于浮丘伯，与《鲁诗》派开山鼻祖申公同门。 　　六、以说《诗》风格论定其派别。汉人论《春秋》学有鲁学、齐学之分，《谷梁》为鲁学，《公羊》为齐学。后推而广之，以鲁学、齐学为汉代今文学之大宗。鲁学、齐学之分，或以地缘，或以学风。以学风论，举凡明于象数，善推祸福，以著天人之应者皆为齐学，凡淳朴谨严，长于训诂者则为鲁学。其学为齐，其《诗》说则为《齐诗》。其学为鲁，其《诗》说则为《鲁诗》。清人辑佚三家《诗》说，尤用心于《齐诗》，盖因《齐诗》早亡，其《诗》说少见，故凡以灾异谶纬说《诗》者，皆为《齐诗》。 　　七、以其人偶见之说《诗》论定其派别。或以其同于某家而定，如扬雄、王充、王符、王逸、高诱并以《关雎》为刺诗，便定其为《鲁诗》。或以其异而定，如桓宽《盐铁论》说《兔置》与鲁、韩、毛并异，便定其为《齐诗》。 　　对于清人的三家《诗》研究，近代以来多批评之声，如徐复观批清人“门户偏蔽之私，竟发展至丧心病狂的程度”，是“言汉代经学，言汉代思想的一大厄运，一大陷阱”。然而如何清理清人的三家《诗》研究，进而该如何研究汉人《诗》学又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大问题。简而言之，研究汉人《诗》学，一要处理好今古文的问题，二要处理好四家《诗》的问题。所谓《诗》的今古文的问题，即要如何界定今文《诗经》与古文《诗经》的差别。我们既不能否认《诗》的今古文分歧的存在，也不能如清人一样将《诗》今古文完全对立，较为客观的态度应该是承认其有同有异。今文代表了官方，而古文则代表了民间，这不仅是《诗》的问题，而是代表了整个汉代经今古文的分野。而所谓汉代四家《诗》的问题，即汉代四家《诗》能否涵盖汉代《诗经》学全部。我们认为，四家《诗》只是代表汉代中期四家主要《诗》学派别。除此以外，尚有先秦《诗》说的流传，以及新的《诗》学流派，如谶纬《诗》学，它既不属于古文，也不应归于今文。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清理清人的三家《诗》研究。当然，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拟对此问题展开论述。 　　就《易林》而言。清人将《易林》说《诗》归之于《齐诗》，理由是“孟喜从田王孙受《易》，得《易》家候阴阳灾异书，喜即东海孟卿子，焦延寿所从问《易》者，是亦齐学也。故焦延寿《易林》皆主《齐诗》说”。但据此推断《易林》传《齐诗》，理由并不充分。《易林》作者为何人，尚有争论。退一步说，即使《易林》作者为焦延寿，焦延寿之《易》传自何人，当时便有争论。孟喜的弟子如白生等并不认可，刘向校书，也认为焦延寿得隐士之说而托名孟氏。再退一步说，就算是焦延寿学归齐学，也不能因此断定《易林》的《诗》说为《齐诗》。我们认为，齐学是一个被清人无限放大了的一个概念，齐学与《齐诗》，与谶纬等非常诡异之学并不能划等号，而我们上文对《易林》与《韩诗》、《毛诗》之间关系的讨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准确地说，我们认为《易林》说《诗》是汉代《诗》学复杂状况的一个缩影。
它说《诗》主于《韩诗》，表明它受到了今文《诗》学的影响。而其与《毛诗》又有相同之处，展示了汉代《诗》学共通性一面，而其以《易》理说《诗》，把阴阳作为说《诗》的理论基础，又与汉代谶纬《诗》学有关系。 　　 　　四　《易林》说《诗》的文学史意义 　　 　　研究《易林》说《诗》，不仅具有学术史意义，还具有文学史意义。因为《易林》说《诗》具有非常明显的非“经”色彩，而较多对《诗》文本的解说，因而对《诗》的文学性发掘得较为深入。下面我们便结合具体的例子来讨论这一问题。 　　《卷耳》诗义，先秦两汉典籍多有记载，但都是将“际人”解释为求贤，“周行”为解释为周之列位，从而把《卷耳》视为“求贤审官”之诗。如《左传》襄公十五年(公元前558)记载“君子曰”称赞楚能官人，便引“嗟我怀人，真彼周行。”为证，并解“周行”为王、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等列位。近出上博简《孔子诗论》：“《卷耳》不知人。”所谓“不知人”，也是说不能求贤审官“此外如《荀子?解蔽》、《淮南子?m真训》及高诱注，皆是如此。尤其是《毛诗序》，其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诚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便特别强调诗旨为“求贤审官”。但这样的解说，显然是一种“误读”，是以道德伦理和政治说教代替对诗文本义的阐释。 　　《易林》也有三条辞涉及《卷耳》。《乾之革》与Ⅸ师之临》皆日：“玄黄虺陨，行者劳疲。役夫憔悴，罡俞时不归。”这两条辞对《卷耳》文本的解读应该说是非常切合诗旨的，《卷耳》诗的第二、三、四章都是写行者役夫之劳疲憔悴状况的，而且《易林》特别指出行者的怨毒情绪是因“蹄时不归”而产生的。《鼎之乾》：“倾筐卷耳，忧不能伤。心思古人，悲慕失母。”所谓“忧不能伤”乃是针对诗中所说的“维以不永伤”，而“悲慕失母”则是对诗中悲伤情绪产生的另一缘起的交代。至于为什么把《卷耳》的忧伤情绪归之于“失母”，我想可能确实代表了《易林》对诗旨的理解，是从役夫的角度切人的。在《师之睽》解说《清人》、《谦之归妹》解说《祈父》、《泰之否》解说《陟岵》中，《易林》都特别强调了役夫悲伤之情的产生与不得赡养父母有关。但不管如何，我们都不能忽视《易林》解说诗尽量回避对诗的政教意义的发掘，而重在揭示其情感内涵。 　　再看《卫风?伯兮》。《毛诗序》：“《伯兮》，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焉。”《毛诗序》的解说重点还是在于突出其“刺时”的政教意义，其所谓“过时而不反”云云，也不能彰显诗意。相较而言，郑玄笺注特意点出“为王前驱久，故家人思之”，则比《毛诗序》高明了许多。而《易林》解说则更加贴近文本。《比之复》：“季去我东，发栉如蓬。辗转空床，内怀忧伤。”《节之谦》、《媚之遁》：“伯去我东，首发如蓬。长夜不寐，辗转空床。内怀惆怅，忧摧肝肠。”与《毛诗序》相比，《易林》淡化了政教色彩；与《郑笺》相比，《易林》则把家人之思具象化了。林辞所谓“长夜不寐，辗转空床。内怀惆怅，忧摧肝肠”等都是对诗意的形象再现，模拟了“思”的具体情状。而且在《易林》作者看来，Ⅸ伯兮》就是一首爱情诗，展示的是思妇情怀。班婕妤《捣素赋》：“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闭贞专之性。符‘皎曰’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绿》之章，发《东山》之咏。”也是把《伯兮》解读为一首爱情诗，与《易林》有相通之处。 　　从上述两例中我们不难看出，《易林》对诗的解说重视文本，且注意发掘诗的情感内涵。但这些仍然只局限于文句，包括对《伯兮》、《东山》等诗的解说都没有突破原诗。而其对《郦风?桑中》的解说体现出《易林》的创造性发挥，极大地张扬了原诗的情感内涵。《桑中》是一首约会的诗，主人公志得意满，反复咏唱的是“期我乎”、“要我乎”、“送我乎”，其情感的表达则是“云雅之思”。而《易林》在《师之噬嗑》等辞中则曰：“采唐沫乡，要我桑中。失信不会，忧思约带。”如果说《桑中》原诗是一幕喜剧，《易林》的解说却将之变成了悲剧。其中“忧思约带”四字尤妙，刻画出失恋的主人公内心的悲伤程度，其表达的意思与古诗“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相同，但却更加凝练。 　　《易林》对《诗》的文学性解读，促进了《易林》自身文辞及情感的文学性生成。首先，从其辞形式看。尽管《易林》一部《易》学书，其意在于解《易》而不在于作诗，但其将辞创作成四言形式并通篇押韵，明显是受到了《诗经》的影响。所以宋人杨简《慈湖诗传》共67次用《易林》韵验证《诗》韵，明人杨慎更是对《易林》推崇备至，称其为“西京文辞也。辞皆古韵，与《毛诗》、《楚辞》叶音相合，或似诗，或似乐府、童韶”，而钱钟书先生更是称其与《诗经》“并为四言诗矩镬”。 　　次者，从其辞用象看。《易》之道在于以象明意，故《易?系辞下》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对《易林》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周易》一卦一辞，而《易林》一卦六十四辞，故较之《周易》，《易林》用象更密，所谓“正象、覆象并用”。尚秉和先生尝感慨：“二千年学者不知《易林》谈《易》象，故莫能以象定词。而《易林》之书遂讹误不堪卒读。”然而如何取象，《易林》独尽妙思。如《同人之蛊》：“龙渴求饮，黑云影从。河伯捧觞，跪进酒浆，流潦滂滂。”此《易林》所写当为下雨之事，当其时天地间狂风大作、乌云密布，紧接着大雨滂沱，一片汪洋。惟其构想出“龙渴求饮”、“河伯捧觞，跪进酒浆”之事，出人意表，让人不禁拍案叫绝。又《大畜之观》：“三蛆逐蝇，陷坠釜中，灌沸济噎，与母长诀”这是一首寓言诗，无情嘲讽那些追名逐利之人，柳宗元《l蜥传》与之神似。《易林》之象一如《诗》之比，其间奇思妙想不胜枚举，故钱钟书先生称许《易林》“工于拟象”。 　　最后，从其辞情感指向看，《易林》多哀辞，宣言“作此哀诗，以告孔忧”(《大有之贲》)。其或写内忧，“奸佞施毒，上下昏荒，君失其邦”(《蒙之比》)，或写外患，“跨马控弦，伐我都邑”(《震之丰》)；或斥奸臣误国，“众雾集聚，共夺日光”(《噬嗑之艮》)，或写批外戚专权，“女谒横行，正道壅塞”(《蛊之复》)，或伤君子失路，“小人成群，君子伤伦”(《随之明夷》)；或闵百姓疾苦，“暴骨千里，岁饥民苦”(《小畜之恒》)。这显然是受到了《诗经》的影响，所以《易林》在阐发《易》理的同时，也阐发《诗》心，彰显诗的“刺世”之功。 　　 　　五　《易林》作者乃崔篆 　　 　　关于《易林》的作者，是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自古以来便有崔篆、焦延寿、许峻、东汉以后人等诸多说法。近代以前，大多数人认为西汉焦延寿为《易林》作者，故《易林》又称《焦氏易林》。自近代以来，先有余嘉锡先生撰《四库提要辨证》，对《易林》作者问题作了详细考辨，认为崔篆才是《易林》的作者。后有胡适先生发表《(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一文，同样认定崔篆才是《易林》
的作者。 　　观余、胡二先生的论断，大抵以《东观汉记》所载沛献王用今本《易林》事，排除许峻、东汉以后人二说。再用《易林》言傅太后、王昭君等焦延寿身后事，否定焦延寿的著作权。最后以敦煌遗书《修文殿御览》及《艺文类聚》记载“崔赣《易林》”、“崔顾《易林》”，探讨崔篆讹为焦赣的原因。然有学者不认可余、胡二位先生的观点，仍然认为焦赣才是《易林》的作者，《焦氏易林》之称名无误。对于《易林》提及傅太后、昭君事，认为或是焦延寿年寿果长而盲及此事，或是《易林》文字多错讹而当另作解释。并认为《易林》多批判现实，同情民生疾苦，与“有愧汉朝”的崔篆不合，倒与沉沦下僚的焦延寿身份相吻合。 　　持论者阐释不同，其结论也大相径庭。看来仅仅靠几条辞内容，并不能解决《易林》作者问题。而所谓以《易林》内容之批判现实度来讨论决定《易林》的著作权问题，更是汗漫无边，没有说服力。那么我们能否抛开这些材料，另辟蹊径呢? 　　首先我们从《易林》用韵上看。音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两汉音与先秦音不同，而东汉音与西汉音也有差异。就西汉、东汉语音差异而言，西汉时期诗赋等韵文中之、鱼相押的例子不多，而东汉以后就多了起来。又如西汉时铎与职、沃、锡没有相押的例子，东汉以后就有了，其中铎、锡相押的例子还比较多。《易林》之、鱼相押的例子特别多，涉及其辞248条。同样，《易林》中铎与职、铎与沃、铎与锡都有相押的例子，其中铎与职相押还比较多。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易林》用韵与东汉比较接近。史载焦赣是昭宣时期的人，而崔篆当两汉之交东汉光武帝时尚在世。所以从用韵的时代特征看，崔篆作《易林》的可能性更大。 　　语音除了具有时代特征，还具有地域特征。史载焦赣为梁人，梁国治所在睢阳，他终老于小黄令，小黄属陈留郡。汉代著名作家如郑众、边韶、边让、蔡邕等都是陈留人。而崔篆为河北涿郡人，崔驷、崔瑗、崔琦、崔蹇等都是涿郡人。据此，我们可以通过《易林》的用韵和上述不同地域作家的作品用韵进行比较，判断其作者的地域所属。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易林》用韵与蔡邕等差距较大。如汉代真、文两部入韵为例，《易林》真、文单独入韵例占全部真文人韵例的70％，而真、文合韵的占30％。在蔡邕等人作品中，真、文单独人韵例占36％，真、文合韵的占64％。而崔驷等人作品中，真、文单独放韵例占75％，真、文合韵例占30％。不仅如此，《易林》在押韵习惯上，如之鱼幽宵通押、东冬阳通押、真元通押、元谈通押、人声通押、鱼邦包括麻韵字、阳部包括庚韵字等等，都与崔驷、崔瑗等人的作品非常接近。罗常培、周祖谟先生据此认为《易林》作者当为崔篆，《易林》用韵反映出汉代幽州，冀州的方音。尽管邵荣芬先生认为《易林》押韵比较宽泛，但他也赞成《易林》的作者是崔篆。 　　其次我们从《易林》与《诗经》的关系看。《易林》与《毛诗》关系密切，而西汉时期《毛诗》未立学官。试想，如果《易林》作者为昭宣时期的焦延寿，似不大可能有如此多的解《诗》同于《毛诗》。而崔篆当两汉之交。平帝时《毛诗》曾短暂立于学官，新莽政权更极力扶助古文经学，崔篆有条件接触并了解《毛诗》。另据《后汉书?孔僖传》记载，崔篆与孔信祖父孔子建友善，而孔氏世传《毛诗》，这也使崔篆有可能了解并接受《毛诗》说。至于《易林》说《诗》多同于《韩诗》，如果《易林》作者为焦延寿则同样不易理解，如是崔篆则比较好解释。《汉书?儒林传》记载，孝宣帝时，涿郡韩生乃韩婴之后，传《韩诗》与韩氏《易》。崔篆为涿郡人，故《易林》说《诗》多同于《韩诗》，可能因为是地缘因素。 　　《后汉书》保留了崔篆《慰志赋》，其中涉及《诗经》者五处，可见崔篆确实是精于《诗》者。《慰志赋》对《诗》的引用与解说也与《易林》相吻合。如《慰志赋》：“扬蛾眉于复关兮，犯孔戒之冶容。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驹之所从。”其说《卫风?氓》，赞美《氓》诗能自悟自悔，说《白驹》，则仰慕贤人能自隐遁。这与《易林?蒙之困》以“氓伯易丝，抱布自媒。弃礼急情，卒罹悔忧”解说《氓》，《坤之巽》以“白驹生刍，猗猗盛姝。赫喧君子，乐以忘忧”解说《白驹》非常相近。《易林》多称颂隐逸和仰慕隐士的林辞，也或与崔篆心态有关。 　　最后我们再从文学角度看。《易林》可以说是一部水平很高的四言诗集，自明代以来一直受到了人们的称赞，如杨慎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焦延寿的文学修养如何，史无明文，我们也不好妄加评判。但崔篆的文学水平却有《后汉书》保存的《慰志赋》可证，范晔也曾称赞“崔为文宗，世禅雕龙”。《易林》博引群书，与崔篆及其家世也较吻合。史载其母师氏也能通经学百家之言，而崔篆《慰志赋》自称其“净潜思于至赜兮，骋六经之奥府”。所以从文学水平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崔篆作《易林》的可能性更大。 　　总之，《易林》占辞内容丰富，博涉先秦典籍，具有很高的文化史价值。就其与《诗经》关系而言，其不仅数百次引用或化用《诗》，而且占辞绝类《诗》语，取象类《诗》，可以说是一部融通《诗》、《易》的文学巨著。研究《易林》之《诗》说，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诗经》学，借以重新审视清代学者的三家《诗》研究，也可以使我们据以考察《诗经》对汉代文学，尤其是汉代诗学的影响。至于《易林》作者，我们认为当为两汉之交的崔篆。
原载：《文学评论》201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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