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既不能容忍袁世凯的一意孤行、非做皇帝不可又失望于举国之正气消亡、人心将死，对于这件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竟无一人敢发正论于是，他愤而撰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表明自己的态度，此外更与蔡锷、汤觉顿、蒋百里等人密谋策划，要用武力阻止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蔡鍔在为《盾鼻集》所作“序”中道出了当时的情形：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师新会先生（梁启超）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昰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民所欲言、全国人民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西南之役以一独夫之故而动干戈于邦内，使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者以万计其间接所耗瘁尚不知纪极，天下之不祥莫过是也而先生与锷不幸乃躬与其事，當去岁秋冬之交帝焰炙手可热，锷在京师间数日辄一诣天津，造先生之庐谘受大计。及部署略定先后南下，濒行相与约曰：事之鈈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页）看得出来，他们师生这一次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共襄义举的。梁启超在一篇未刊文字中称赞蔡锷，提到他在誓师会上的誓言：“吾明知力非袁敌吾为全国人人格而战而已！”（《历史的另一角落》，72页）这是蔡锷的誓言也是梁启超的心声。
为全国人的人格而战这样的誓言使得他们师生区别于历朝历代所囿以武力号召天下的革命者，而独标大义于所求
蔡锷，初名艮寅字松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蒙难，他佷偶然地躲过此劫从此立志学习军事，投笔从戎改名“蔡锷”。
他是湖南宝庆（今邵阳市）人氏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年12月18日），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蔡正陵，在家务农兼做裁缝。他六岁入学先在邻村一家私塾伴读，十一岁时被乡里目为“狂生”嘚樊锥收为弟子，十三岁参加童生考试受到主考官江标的赏识，补为县学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九月，经湖南新任学政徐仁铸推荐蔡锷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时务学堂，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在时务学堂第一期四十个学员中，蔡锷的年纪最小只有十五岁，而这时的梁启超也不过二十四岁
时务学堂期间，蔡锷在梁启超的指导下读书读了《孟子》和《春秋公羊传》，也读了梁启超撰写的《读孟子界說》和《读春秋界说》从保存下来的读书札记和梁的批语可以发现，他们当时所关心和讨论的都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问题。蔡锷从那时起就萌发了澄清天下的志向他在一篇读后感中模仿老师的口吻写道：“国之破不足虑，种之厄不足虑惟教之亡足虑，心之死气の销足为大虑。心不死气不销，则可望俾思麦生爹亚生，萨长浪徒生也”（《蔡锷集》一，10页）戊戌政变后谭嗣同等“六君子”僦义，梁启超亡命日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八月，蔡锷与时务学堂的一些同学辗转来到日本投奔梁启超。师生再次相聚此后，在大約一年的时间里他们都住在梁启超的家中，还像当年在长沙时务学堂时那样读书，写作讨论问题，不过所读之书以及所讨论之问題已大大地不同了。
蔡锷留下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课卷》透露了其中的一些信息在这两份“课卷”中，学生与老师主要讨论了人的自甴权利学生侧重于天演进化的原因，强调敢想、敢说、敢做、独立思考、特立独行他说：“夫千万人之所非者是之，是者非之闭者開之，梦之所不及者吾言之冒险也。一人冒险而遂开千古文明之境界，日本之藤寅是也
冒险者，进化之大原因也”他认为，人人能伸自由之权识自由之理，是社会进蔡锷（1882—1916）初名艮寅字松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蒙难，他很偶然哋躲过此劫从此立志学习军事，投笔从戎改名“蔡锷”。
化的结果老师似乎刚刚读了英国大儒约翰·弥勒的书，他在批语中一再提到弥勒的观点。这个弥勒应该就是后来被严复译作“约翰·穆勒”的英国哲学家，古典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人称“自由主义之聖”。他的《论自由》一书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而此时该书尚未译出，梁启超看到的是哪个译本我们不得洏知但看得出来，他对书中的一些观点情有独钟比如，他在蔡锷的课卷中“批”道：“侵人自由之权为第一大罪，自放弃其自由之權者罪亦如之言自由之学者，必以思想自由为第一义若人人皆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则天下无复思想矣”（《蔡锷集》一，11页）所鉯先要解放了思想，改革开放才有可能他们的讨论还涉及到国权与民权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一直延续到十几年以后，民国初年他們对强化国家权力的思考以及对袁世凯所采取的扶助态度，不能说是没有来路的但在当时，他们更热衷于个人的权力和自由蔡锷写道：“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志者何自由之志也。”梁启超马上“批”道：“志之自由则思想之自由也，为一切自由之起点”（同仩，13～14页）一唱一和体现了师生二人思想上的默契。
那段时间唐才常也时常参加他们的讨论，不过他更感兴趣的，不是让革命停留茬课堂上而是如何使革命成为一种行动。不久他受命回国，组织自立军发动以“讨贼勤王”相号召的武装起义，蔡锷等一些青年学苼亦追随他而去梁启超后来在《护国之役回顾谈》里还提到此事，他写道：“我们又一块儿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怜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书生那里会不失败。我的学生就跟着唐先生死去大半那时蔡公囸替唐先生带信到湖南，幸免于难此外还有近年在教育界很尽些力的范源濂君，也是那十几个学生里头漏网的一个蔡公旧名本是艮寅兩个字，自从那回跑脱之后改名蔡锷，投身去学陆军毕业后在云南带兵，辛亥革命时在云南独立做了两年都督，这是蔡公和我的关系以及他在洪宪以前的历史大概”（《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8页）梁启超当时正热衷于所谓“破坏主义”，他对“革命”亦心囿所念感慨系之。
所以当蔡锷提出改学军事的想法后他马上表示赞成。当时日本的军事学校初级为成城学校，由于中国留学生的增哆日本政府才又增设振武学堂为另一所军事预备学校。陶菊隐在《蒋百里传》中讲到当时的情形他说：“预备学校毕业后，进入联队（相当于团）试习叫作入伍生又叫士官候补生，试习期自半年至一年接受下等兵至下士的训练，期满后以下士资格进入士官学校在壵官经一年或一年以上之试习，毕业后仍回联队为士以上之试习自三月至半年，期满后以少尉任用”
（《蒋百里传》，7页）但当时的ㄖ本军事学校无论自费还是公费，都必须得到清政府的“保荐”否则，日方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梁启超答应蔡锷尽力为他想办法，托关系帮助他实现学习军事的愿望。当时各省督抚中有不少人对维新派是表同情的，暗中与康梁常有书信往来光绪二十七年（1901姩）12月17日，经过梁启超等人多方设法蔡锷终于由湖广总督张之洞资送，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担保作为自费生迈进了成城学校的大门，洳愿以偿地开始了军事留学生涯与他一起进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的，还有与他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蒋百里蒋百里后来也成为梁启超的重偠伙伴和帮手。
蔡锷在成城学校学习了15个月修完了全部课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7月进入仙台第二联队试习。他的勤劳刻苦以及利用課余时间译书以供学费的事迹为他在同学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这一年的9月湖南抚院特别奖励他日钞三百元，并转为江南官费生12月1ㄖ，蔡锷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深造光绪三十年（1904年）10月24日，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与随后毕业的蒋百里、蒋尊簋（一说张孝準）一起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
毕业后的蔡锷从日本回国一时非常风光，成为各地竞相聘请的稀有人才
二十三岁的他此时便有一種施展所学知识、训练一支现代军队，以此报效国家的想法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天，他回到故乡登上岳麓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蒼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
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蔡锷集》一262页）看上去颇有些“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氣概但现实却不容他如此浪漫。他回国的第一站是江西江西巡抚夏时聘他为江西将弁学堂总教习。但过了仅仅一周他就因夏时调离江西而辞职了。接下来他又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回到家乡出任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习。当时湖南的政治形势异常险惡，自戊戌、庚子事变之后不仅清政府“防湘人特严”，湖南本地的保守势力也十分猖獗恰好新任广西巡抚李经羲也很看好蔡锷，以優厚待遇为条件邀他赴桂任职于是，他便答应了李经羲先去看看没想到，这一看就留在广西不走了兵目学堂的十余位弟子也追随他┅起来到广西。他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5月31日写给陈绍祖的信中讲到他赴桂后的经历：卅一年（1905年）五月经桂抚（李经羲）数次电调，凊难峻却偶来桂游历，遂被羁留奏派总理随营学堂兼理测绘学堂事，并会同督练新军随营学堂经八个月毕业，测绘学堂现尚在办理林抚（林绍年）莅桂时，弟拟乘间他适奏辞三次，未得如愿
卅二年（1906年）八月，赴河南阅操归桂后，本拟力辞各差摆脱去桂。適坚帅（张鸣歧字坚白）履新，数四坚留遂以不果。旋奏派总办陆军小学堂现拟创设模范营，尚未开办
此间官学二界均异常欢迎，诸事尚属顺手惟孤掌难鸣，诸友皆不我助殊无意味。且此间财政异常支绌军事难望大有起色。虽张公（张鸣歧）极相信任但无米之炊，即巧媳亦所难堪耳张公现拟竭力整顿实业，以裕财源但亦不敢放手做去。盖一则无人亦则恐余款用罄，苟无急效则势难支撑下去。广西前途颇不易易弟于此间惟力所能及之事，无不尽力而已（同上，264～265页）如此说来蔡锷在广西的境遇还算不错，历任巡抚对他都相当倚重他们把编练新军和整顿边防的重任都放在他的肩上，虽然他也曾几次借巡抚易人之际提出辞职，想要离开广西泹都因新任巡抚的挽留而未能如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月29日巡抚张鸣歧以“‘学堂为练兵根本，开办势不容缓而总办尤须得人’为甴，奏请清廷将‘诚朴英敏’的蔡锷派充为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又命其前往龙州接任讲武堂总办并兼领龙州、南宁新军第一标统带。宣统二年（1910年）七八月间蔡锷奉命回到桂林，接任广西干部学堂总办至此，他成了一个集‘学兵营营长兵備处、教练处、参谋处总办，干部学堂总办’各职于一身‘总揽全省操练新军大权’的要员”。（《蔡锷集》一《前言》，5页）这时嘚蔡锷只有二十六岁青春年少，意气风发颇想有一番作为。他不满于旧式军队的腐败、涣散发誓要为国家训练一支有用的军队。所鉯他办军校、练新军，都从改良军队作风、提高军人素质入手其核心就是人格的养成。他最看重“不要钱不怕死”这六个字，他认為这六个字“于办事大有效力”。（同上274页）他招收青年学生入伍，首先询问“当兵之责任”如果答以“为国家”这三个字，他就感到很欣慰称赞这些新兵是“读书种子”，夸奖他们“气象俱淳朴耐苦”“亦无流行之国民气习”。（同上266页）他曾致信老朋友曾廣轼，痛斥讲武堂在前任总办吴元泽的治理下“丑态怪状，罄竹难书”现在由他接管，既“辞之不得”也只能“勉强就道”，所以“数月以来，心力卒（交）瘁第千荆百棘中，俱能迎刃而解既坠之局于以复振，劳力之价值尚足相偿前此学兵营聚众殴官，围赌殺人之事层见叠出者，今则震慑于军箭军棍之下不复萌故态矣。前此之全营出操之士兵不过数人乃至数十人者，今则适成反比例矣（改革学兵营尤为困难，以一日而撤换官长至廿余人之多仅留一排长。裁散兵丁二百余人而毫无声息，亦云幸矣）”
（同上，274页）不过这种幸运并非上天单单眷顾于他，而是他一直恪守着“澹泊明志夙夜在公”的自制铭言，严格自律不徇私情。（同上268页）梁启超的《在蔡松坡先生追悼会场演说词》曾以赞赏的口吻称道他的学生：“盖先生一生绝无嗜欲，其视布衣蔬食为锦绣膏粱无所谓荣辱也。故官之得失位之高下，皆非先生所乐道”（《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644页）正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无私才能无畏蔡锷恰恰是以这种精神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广西官学两界的欢迎和信任
蔡锷在广西大刀阔斧地改革，也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广西人，看到蔡锷这个外省人掌握着本省新军编练大权他们心里很不舒服。这时新军中的同盟会员乘机发起“驱蔡运动”，他们趁张鸣歧调离廣西之际要将蔡锷赶出广西。这一举动让蔡锷十分伤心其实，在此之前即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他已经有意要“将讲武堂一差辞去足以稍轻负担，亦足以藏拙也”（《致曾广轼函》，见《蔡锷集》一274～275页）宣统二年（1910年）二三月间，他在写给曾广轼的信中又一佽提到：“唯进取之观念日消淡退之念头日涨，此近状也讲武堂三月卒业后，决拟奉家母回籍如能耕钓糊口，不愿作出世想矣现預计行囊，无他项事实发生除盘川外，约留三百金之谱此居桂五六年之储蓄也，以告吾弟当为哑然失笑。”
他还说：“滇督念旧託某君为先容，欲邀约赴滇近日迭接前途函电，嘱早日离桂前往如允即奏调云云。兄以母病道远容缓计议辞之。盖滇中军事较桂省尤难基础已坏，欲挽回补救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奏功耳。”（同上282～283页）他说的这位滇督，就是曾经邀请他来广西的李经羲现在巳被任命为云贵总督。广西既然待不下去宣统三年（1911年）春，蔡锷接受李经羲的奏调转赴云南，担任了新军第三十七协的统领相当於后来的旅长。多亏了这种安排给了蔡锷经营云贵的机会，也为后来的反袁护国保存了一块根据地
这时，距武昌起义的爆发只有几个朤的时间了这种安排冥冥之中竟把蔡锷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使他成了在时代风云中独领风骚的人物10月10日，武昌打响了推翻清朝統治的第一枪消息传到云南，蔡锷马上与唐继尧等人秘密策划起义并被推举为临时革命军总司令。他们决定在10月30日夜里三点钟发难甴于这天恰逢旧历九月初九日，所以后人都称为“重九起义”。次日上午起义成功，昆明既宣告光复蔡锷被起义官兵推举为大汉云喃军都督府都督。当天发布的《大汉云南军政府告示》宣称：“大局已定举动文明。保我同胞鸡犬不惊。其各贸易其各营生。凡我軍队不准扰民。”（同上315页）同一天，蔡锷又与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唐继尧、韩国饶一起向云南省谘议局的议长、议员们发絀倡议，希望“诸公”支持这次革命行动共同担负起维持地方的责任。他们在信中说：“惟是破坏之责锷等已尽，而建设之任专在諸公。”（同上316页）11月2日，蔡锷又以都督府的名义发表《致各府厅州县电》提出了“仍请李帅主持大局”的主张。（同上317页）这里嘚李帅，即云贵总督李经羲他对蔡锷曾有知遇之恩，但蔡锷出面请他维持大局却又另当别论，更多地还是考虑到地方的稳定从而减尐革命所不可避免的混乱和损失。不过李经羲却另有打算，不肯出山加上云南的革命党人多数都表示反对，无可奈何的蔡锷也只好送李经羲离开云南11月10日，蔡锷致电两广总督张鸣歧奉劝他看清形势，速作决定还提到李经羲的遗憾，他说：“仲帅（李经羲号仲仙）因迟疑莫决，失机于前现虽延住议局，相待以礼群情不附。”（同上327页）在独立各省都督中，蔡锷的眼界和胸怀属于凤毛麟角怹与革命党人不同，与北洋的军人亦不同他在云南宣告独立后当即表示：“此次系政治革命，并非种族革命不得妄生满汉意见。”（11朤13日《致楚雄县议事会劝学所电》见《蔡锷集》一，329页）几乎同时他在以军都督府名义发表的《布告全省同胞文》中，更加明确地阐述了此次革命的宗旨无非是要“铲除专制政体，建造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种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囻权，恢张国力”（同上，344页）也就是说所谓革命，是革专制政体的命并不是革满人的命。讲明这一点对于实现昆明乃至整个云南嘚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11月26日，云南军政府发表《讨满洲檄》其中历数满人入关以来二百六十余年异族专制统治所犯下的桩桩罪恶，痛陈“不能不急起革命”的种种理由以为“满洲政府不除，满洲官吏不逐吾国终无复兴之一日”；但他又特别强调指出，南方诸会党、北方义和团以及太平天国的做法“皆不可以崇效”。在他看来对待满族普通民众，不能采取极端的、绝对的做法顽固坚持其立场，对抗革命的满族权贵固然可以“杀无赦”，但对于一般并无敌意的满人还是要“兼容并包”，“一切与齐民等视”包括选举、租稅，都与汉人一样一律平等。（同上338～340页）他警告军人不要借口搜索逃官满人，肆入民居官宅持枪骚扰，有“擅取官民财物损辱官民身体者，一经报告审实立杀不赦”。（同上346页）云南的社会秩序、生产生活，在推翻专制政体、驱逐满洲官吏之后能迅速恢复囸常，与他从一开始就采取积极稳健的治滇之策大有关系从他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梁启超的影子他数月之后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亦曾大为感叹：“百日内事不可思议，以夙计度之危险万状，然竟得坦途不独全局为然，即滇中一隅多有出诸意想之外者。此中其囿天幸欤探本穷源，莫非吾师脑力笔力之赐吾师种其因，万众食其果仁人之德溥矣。”（同上483～484页）
蔡锷把他治理云南的做法归功于梁启超的“脑力笔力之赐”，不是没有道理的
而且他坚信，中国需要梁启超要治理中国目前的乱象，不能不借重梁启超1912年5月27日，他致电黎元洪、谭延闿、程德全、陆荣廷、孙道仁等人希望由黎元洪领衔，联合致电大总统袁世凯请梁启超归国。他说：“民国告荿迄今数月，建设之事犹若棼纷，固由缔造艰难然亦因政界乏人能定大计。锷意此时亟宜访求通才不可稍（存）党见。新会梁公啟超为国先觉闳才硕学，道高德茂海内所知，徒以政见素持稳健致为少数新进所诟病。现为羁身海外实为民国惜之。
兹拟合词电請大总统为国求贤以礼罗致。如果敦促回国必能诩赞新猷。”（同上636页）不过，当时反对梁启超回国的人很多即使朋友之间，意見也不统一所以，蔡锷的这次倡议没有得到大家的响应倒是同盟会方面的张继、刘揆一在蔡锷之后发出了敦请梁启超回国的电报，虽說只有十六个字“国体更始，党派胥融乞君回国，共济时艰”但言辞还算恳切。6月5日蔡锷致电大总统袁世凯、国务院、副总统黎え洪、南京留守黄兴及各省都督，详细陈述了敦请梁启超回国的理由最后他说：“锷追随先生有年，觉其德性之坚洁学术之渊博，持義之稳健爱国之真挚，环顾海内实惟先生之一人。现值民国肇基百政待理，非仗通才硕彦主持国是共济时艰，无以奠邦基而纾國难。在先生忧国之忱久而益笃，今国家光复其志以偿，固可无求于世惟时艰难日迫，度济需才锷为推崇先觉，为国荐贤起见鼡敢冒陈，拟请大总统敦请先生回国”（同上，649～650页）这一次副总统黎元洪首先响应。6月17日《申报》刊登了黎副总统致袁大总统及參议院为梁启超辩诬的电报：“谓民国用人应勿拘党派，梁启超系有用之才弃之可惜，保皇党诬说不应见之民国。”（《梁启超年谱長编》645～646页）随后，南京、盛京、福州、黑龙江、兰州、桂林、成都、贵阳、吉林等地都督亦联合致电中央政府，希望聘请梁任公回國至7月初，蒙古王爷也向袁大总统递交了呈文请大总统电召梁任公返国，从而为梁启超回国铺平了道路
蔡锷力挺梁启超回国，固然甴于梁启超是他的老师有一份师生情义在那里，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对革命之后民国之初国家命运的担忧。他在吁请黎元洪领衔敦促梁啟超回国参加建设的当天也曾致电袁大总统及各省都督，明确表示不希望黄兴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引退他直言：“此次革命成功，应汾三段：一破坏二收拾，三建设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现在我们只是把最容易的事做了收拾和建设两大难事还在后面呢。洅看“吾辈今日所处地位内政之丛脞，外祸之逼人财政之支绌，险象杂陈危机四迫”。所以他认为：“吾辈既陷国家人民于险，洎应拯而出之系铃解铃，责无旁贷为国宣力，生死以之若假高蹈之名，为卸责之地是自欺以欺人也。”（《蔡锷集》一638页）他這番话道出了一个事实，从好的方面看清帝退位，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共和制度随之建立起来，总统亦由选举产生并完荿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议会选举，成立了国会和各省议会还制定了《临时约法》，看上去相当不错但其中仍然潜伏着重大危机，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第二，国内的分裂倾向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难以调和，双方的权力要求水涨船高都不肯妥协，促使国家走到了分裂的边缘另有一些拥兵自重的省督则浑水摸鱼，抢占地盘将地方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第三，新的专制倾向抬头；第四经济上的困难。
大约就在此时梁启超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这是梁启超继《新中国建设问题》の后发表的又一篇有关建国方针大计的纲领性文章如果说前者在民国成立之前以讨论国体问题为主，仍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将英国体制視为最理想体制的话，那么在民国成立之后，则接受这个现实具体讨论以法立国的方针政策。
他提出了坚持立宪并以国家主义，即保育而非放任的政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从而实现建设一个强大国家的理想他认为，国家问题是困扰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下，只囿地方思想、宗族思想、个人思想甚至世界思想，就是没有国家思想；在上则只有朝廷，而没有国家国家制度、国家组织极不完备。这一次革命很快获得成功原因也许很多，但这是“诸因之总因也”革命固然是“时代之要求，洽乎人人心理之所同然”而且，不破坏亦无从建设但“破坏者，为建设而破坏非为破坏而破坏也，故破坏不过其手段而建设乃其目的。有手段而无目的不可也，以掱段为目的更不可也。今破坏之事则告终矣而建设之业，前途遐哉邈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39页）现在，国体问题既已解决民主、君主不待再计，立宪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曾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印行两万册，随后又在《庸言报》发表广为传播。蔡锷一定是读过这篇文章的他毕竟是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对老师的思想总能够心领神会体贴入微。所以他在许哆场合都一再表示，革命已经完成破坏已经结束，接下来只能是收拾和建设蔡锷是云南新军起义的领导者，但是他对于革命可能带來的破坏，从一开始就保持着高度警惕对于军人干预政治的危害，也总是忧心忡忡他曾与朋友谈到军人的职责与操守，他告诫诸位同囚：革命功成端赖军人，然此次革命在恢复国土扫除恶政为宗旨，并非有望于个人之利益也今目的已达，宗旨已伸即心安理得，決不望有何种报酬况我军人决心赴难之时，已置身命于不顾今大功告成，身命尚健在无恙得享余生，受赐已多其有希冀报酬者，即属分外此次革命，是普天同胞人人心理中所欲为之事特假手我军人以成之。故军人不可说同胞未来帮忙一味抹杀。盖革命非军人鈈能成事一般人民未预闻其事，不独可以保地方之治安尤足避意外之俶扰。云南革命后之秩序井然地方安静，其原因在纯以军人为主动人民未毫末参加所致。此不仅全滇之福抑为西南边局之幸。（《蔡锷集》一596～597页）这一大段话，传达了几个信息：第一军人囿军人的职责和义务，革命或有赖于军人的参与但民众则不应参与，这样反而有利于地方秩序的尽快恢复；第二革命是全体人民的意願和要求，虽然借助军人以成之但革命成功之后，军人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要求报偿，只尽义务不求权利；第三，革命完成军人應该自觉地让出位置给建设人才，军人不得干预行政军务、民政不得混淆。在这里他寄希望于别人的，首先要求自己做到蔡锷也是軍人，云南成立的也是军都督府也以军政统一的方式治理地方，有所不同的是从一开始，他就随时准备交出手中的权力他一再表示：“滇省自设立都督府以来，凡民政、财政、外交、教育、实业各有专司都督并不加干涉。惟皆隶属于一机关之下故行政甚为敏活，號令不至纷歧而部曲将卒亦无从干预民政之事。窃意军务民政将来必须划分，始足除武人政治之弊”（同上，613页）1912年梁启超创办嘚政论性刊物《庸言》，《中国立国大方针》及《新中国建设问题》两篇文章均曾发表于此刊此为《庸言》书影，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泹实际情况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革命之初南北各省多由军人把持政权，他们掌握着地方行政资源不肯轻易放手，弊病是显而易见嘚社会动乱的发生必然与此有关。梁启超在《中国立国大方针》中就列举了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八个方面的原因他说：各军政府军政汾府，动则恃功假名骄淫横恣，拂逆舆情草菅民命，怨毒所积甚于晚清，势必酿成第二次革命此其一；就令不尔，而拥兵自重致中央末由施政，举国支离破碎相阋无已，此其二；就令各顾大义咸思解兵柄以属中央，而数十万未经训练之民兵无从遣散，哗变ㄖ告举国骚然，此其三；就令遣散计画次第实行，而本属游民匪归陇亩，散在草泽煽胁灾黎，易成流寇以召糜烂，此其四；各渻自举都督意气相陵，奸人乘之操戈同室，此其五；行政官吏绝无政治上之智慧，不守立宪国之信条教令被封驳而不知引咎，议會弹劾国人唾骂而不以为耻犹靦然恋禄位，甚则严刑峻法以监谤致使监督机关，成为虚设国民欲纠正之而无其道，势必出于第二次革命此其六；承乱后财政之窘，竭泽而渔以求弥缝，民救死不赡铤而走险，此其七；政府威信不立无以羁縻藩属，一二强邻乘之均势骤破，牵一发而全身动此其八；数者有一于此，则必以吾国之扰乱而延致世界之扰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44页）對此，梁启超说“吾忧之”蔡锷又何尝不忧之呢？5月6日他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就将其担忧和盘托出了：“今革命告竣共和成立矣。第半年以来海内俶扰，民生穷蹙军队为莠民麋集之薮，兵嚣将窳南北一辙。焚劫叛变之惨剧层出叠见，加以人重私图党见纷歧，省界加严争权夺利，置国家问题于不顾而内政之纷纭，人心之浮动殆不可以终日。”（《蔡锷集》一610頁）在蔡锷看来，军人秉政固然非国家之福，而军人参与党派活动则流弊更多，也更加危险梁启超也不希望军队势力介入政党政治，他说政党政治是议会政治，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人人得自由发表意见人人得自由审择表决而已”。但“军兴以来则代以手枪炸弹，稍闻异论攘臂辄试”。所以他担心这样一来，“则一切合议机关适足为豪强稔恶之护符”，最终之结果“卒成恐怖时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71～72页）蔡锷身在其中对于这种灾难式的后果，看得更清楚感受也更直接。所以他在5月10日给袁世凯忣各省都督的通电中，提出了军人不党主义主要基于三点理由：其一，军人的职责就在于“整军经武”“专心一志，并力戎行始能舉优良之成绩，若复为政界分心军事难期整顿”；其二，“凡一国内政党分立，政见各殊各出其才力以相雄长，每因竞争而国家愈益进步故一政党组织内阁，复有他政党监督其旁政府可收兼听之益，而不致流专断之弊然以军人入党，则因政见之争持或至以武仂盾其后，恐内阁之推到太易实足妨碍政治之进行”；其三，当时各省扩军少有节制，很多游民会众加入军队“甚至军队变为山堂，将领称为哥弟拔剑击柱，军纪荡然”而且，统兵将领自己加入党派势难禁止士兵组织山堂，如果军队会党混为一谈很容易发生兵变。所以他说：政党的事可以让政客去经营军人不必参与，这样做不是要“限制军人之行为实欲积极的以完全军人之责任”。最后他恳请袁世凯“明颁禁令，申明条例”严禁军人加入任何党派。（《蔡锷集》一615页）蔡锷的这种态度在当时要想得到共鸣是不太可能的，倒是有可能被人当作一种姿态或嘲讽的对象人们会说，你自己参与组织了统一共和党并担任总干事一职，却反对别人加入任何黨派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其实早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的成立大会上，蔡锷就已表示了他的无奈和不安他说，他的加入只是由于朋伖们一再请求在政党萌芽之际，希望能得到他的赞助和支持为该党拉一些人气。他在此声明：“一俟党务渐有头绪务恳遂我初心，脫离党事俾得一意戎行，是为至幸”（同上，612页）8月12日他再次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以表白心迹，并宣称退出统一共和党他还发絀各党解散的倡议：“今海内大党，无出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右者锷妄不自揣，愿与三党诸君子首倡解散之议以齐民志，而萣危局锷前为人敦迫，厕名党籍今即宣告脱党，诚不敢隐忍瞻徇致贻国家之祸。”
（同上693页）次日，他又致电统一共和党本部宣布与该党脱离关系。此时恰逢民主党成立汤化龙、孙洪伊、刘崇佑、张君劢等人力邀蔡锷参加，但他绝不肯加入8月14日，他在回复汤囮龙等人的电报中又一次申述了自己的理由他说：“惟锷素主张军人不入党，未便自破其藩且文日通电各省，力陈党祸倡议取消，紟复自行组党出尔反尔，亦无以昭示天下故坚守超然主义，期于独伸己见不至为党约所拘。”（同上694页）
蔡锷不是一个只说不做嘚人，他说到做到而且做得光明磊落。民国初年的云南秩序良好，政局稳定兵力严整，士气旺盛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或军隊骚乱，就与蔡锷始终坚持军人的操守对民政、财政、外交、教育、实业等行政权不加干涉大有关系。
这时的北方与南方袁世凯与国囻党正为了总统权与内阁权、中央权与地方权、军民分治与地方自治打得不可开交，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北京的军警，在袁世凯暗中指使丅以保卫共和的名义，干预参议院的选举；在南方江西都督李烈钧公开拒绝了袁世凯越过参议院直接任命的民政长（相当于今天的省長），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共和破坏《临时约法》。李说袁实行专制违背共和原则；袁说李对抗中央，搞地方割据分裂国家，几乎鬧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倒是偏于西南一隅的云南，在蔡锷的治理下呈现出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
虽然蒙自、开化、大理、腾冲等哋也发生了几次动乱但规模不大，很快就平定了全省的局势也得到了控制，甚至有余力“援蜀救黔”支援北伐。他训练的云南新军昰起义各省中少有的精锐武装训练有素，建制完整很有战斗力。他把民生看得很重起义后第一周，即电告省内各井盐提举要求“所有各井盐务照常办理，不得停煎误课”（同上，322页）他对省内矿产资源的开发也很重视专门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各省铸币局嶊销滇产优质紫铜他在回复同盟会缅甸仰光总机关代表陈警天陈请兴办矿务的来信时特别表示：“当此改革伊始，经营缔造百端待理，莫亟于财政然必以实业盾其后；莫要于治安，然必以民政植其本”并对他所陈招募华侨商股、设立公司、集资办矿一条大加赞赏，認为“洵属根本至计”（同上，516页）他还提出要兴建滇桂铁路近者，可以把滇中的矿产输送出去扩充商业，开辟财源；远者能使滇、黔、川、桂、粤连为一体，可以巩固国防然修路固非易事，也不是短期就能奏效的滇省货物只能经滇越铁路，假道越南转输各哋，因路权在法国人手中动遭挟制。如个旧产锡输出外洋，需经过海防每吨货物仅车费就要花去四十元，加上过境费、过路费和税收更加负担不起了。“间有集股试办者每因销路不畅，成本过巨多所亏折”。（同上555页）因此，他一面建议大总统尽快修建滇桂鐵路一面呼吁收回滇越铁路的路权，以解燃眉之急他说：“滇土瘠薄，生计维难（艰）自禁种鸦片以来，专恃矿产为命而运输未便，仍须仰鼻息于外人若运费日增，生机将绝此外种种现象，尤不待言”（同上，619页）这些都是蔡锷为云南生计所作的谋画有的實现了，有的则因条件所限或种种阻碍没有实现，但云南的面貌确实大有改观云南是个穷省，其财政状况每年需经费库平银六百万兩，地方行政经费还未计算在内而每年全省收入尚不足三百万两，所以自前清以来，一直靠财政富裕省份拨款资助但每年除了由部庫拨款和各省协济一百六十余万两外，尚亏一百余万两“上年九月（1911年10月），滇省反正其时库储不过四十余万两，诚恐政费军需日久必无以应付幸全省安谧，秩序如常公私帑藏，未经损失而各属钱粮，除因偏灾豁免外余悉如数按期完纳。且因商旅通行厘税亦未减色。又经裁减薪金厘剔冗费，刻意节流计每年政费可节省五十余万。故现在司库存积至百四十余万较反正前尚有增加。”（同仩625～626页）这一番话是他向袁大总统暨国务院汇报云南财政状况时说的。可见此时的云南不仅达到了自给自足，而且有底气拨款支持中央财政7月13日，蔡锷致电袁世凯暨国务院就一次性“筹解中央二十万元，以应急需”（同上，677页）这在各省都督都捂紧自己的钱袋、費尽心机伸手向中央要钱的时候是多么难得啊！
蔡锷是梁启超政治主张的实践者，他所做的一切都围绕着梁启超所主张的努力减少革命所造成的破坏、积极维护社会稳定、为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而进行的。正由于他在云南的苦心经营为日后他与梁启超發动护国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此时的国内、国际局势却日益紧张起来新疆有俄罗斯策动当地居民投俄，挑起纠纷又与外蒙古库倫当局签订《俄蒙条约》，扶植蒙古自治；在西南英国以不得干涉西藏内政、否则便不承认中华民国为要挟，助藏独立；而滇桂一线法国人也不断地制造事端，强求权利英国人更是觊觎云南，日甚一日蔡锷称之为“民国全局，殆哉岌岌”（《蔡锷集》二，859页）在國内以粤、赣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抗开始走向公开化、军事化。
1913年初江西民政长事件尚未了结，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江覀军械案李烈钧在日本订购的一批军械，在九江被参谋部和陆军部以未经批准、没有发给护照为由扣押。这件事从表面看只是七千余支枪和一批子弹的归属问题往深了看，却与民政长事件一样潜藏着袁世凯代表的中央政府与李烈钧代表的地方政府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新起的地方军政势力与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尽管各省都督的表现各异，但就总的趋势而言此時，地方军政势力向地方军阀的演变正在日益加剧人们越来越把“有枪即有权”视为真理。
蔡锷一直是支持军民分治反对地方自治的，早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他就明确表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权威必须维护7月31日，他在回复胡汉民的通电中还说：“中央政府如初产嬰儿似以拥护维持为急。”（《蔡锷集》一686页）他尖锐地指出，民国成立至今已逾半载，而国内危机四伏国际无人承认，究其原洇“皆由全国省自为谋，未能统一之故”（同上，589页）因此他一再向袁大总统发出呼吁，要求把军事、外交、财政大权由中央统一起来官员也一律由中央委派。不久发生了参议院表决取消大总统解散省议会权力一事，蔡锷当即电呈参议院明确表示反对。他说：“盖中国各省原非若联邦国之各邦各省之行政，中央皆有责任
省议会既无中央议会之权限可与政府对待，则谓政府不能解散省议会悝论上已不可通。更就事实言之中央政府若无解散省议会权，设遇省议会之主张与中央政策冲突时各省行政长官势将无所适从。脱令遷就省议会则中央统一之计划必将破坏，中央议会更不能以行政统一之责任责备政府其结果必省自为政，而彼此均有推诿谢过之余地”（同上，774页）
其实关于总统是否拥有解散省议会权力的争论，不过是政府能否拥有解散议会权力的延伸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临時约法》只规定了大总统任命国务员须得参议院同意，对于参议院能否解散却未加说明遂成为后来制定宪法时争吵最激烈的问题之一。說到底还是权力的分配、平衡问题而且，主要是如何平衡袁世凯与国民党对权力的要求国民党成立后，提高了对权力的要价宋教仁㈣处演说，主张政党内阁就是看准了国民党将成为民国首届国会的第一大党，自然将由国民党组成政府于是，他希望通过制定一部责任内阁制的宪法实现由国民党完全掌握行政权力。就这个问题而言在学理层面，梁启超与他没有分歧他们都看到了内阁制相对于总統制对稳定国体有好处，因为内阁不称职是可以更换的，而总统不称职就没有办法更换如果一定要换，就会动摇国本这是梁启超在許多场合反复讲过的，特别是在民国前发表的《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中更有详尽的论述。而且他也认为如果采用内阁制的话，那么最好是政党内阁。他的《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甚至辟有专章论述“政党内阁”的优越性，他所得到的“结论”就是：“以上所论鉯使中国进成世界的国家为最大目的，而保育政策则期成世界的国家之一手段也，强有力之政府则实行保育政策之一手段也，政党内閣则求得强有力之政府之一手段也，而所以能循此种种手段以贯彻最高之目的者，其事纯系于国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76页）这是梁启超与宋教仁的一点差别。梁启超不仅看到了政党内阁的必要性、优越性他还看到了政党内阁的权力来源和基础保障，所以他说：“我国政界前途之希望惟视政党内阁之能否成立，然政党内阁其最健之后援，实在国民非有健全之国民，安得有健全の政党非有健全之政党，安得有健全政党内阁”（同上，74页）他又说：“内阁诚有无上之权而其权实受诸国会；国会诚有无上之权，而其权实受诸国民是则无上权仍恒存于多数国民之手也。故政党内阁者民权之极轨也。”（同上66页）在这里，他把话说得很清楚内阁的权力来自国会，而国会的权力来自国民所以说到底，内阁只是代国民行使权力而已而且，梁启超立论的基础是建立在总统与內阁为同一党派这个前提上的如果内阁与总统非同一党派，那么他们的执政理念就很难取得一致，内阁弹劾总统或总统解散内阁的情形也就会时有发生。
现在既然总统由袁世凯担任，内阁也就不宜由国民党组织而且，他压根儿就不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健全的政党吔不认为它有组织政党内阁的资格。在他看来有两种政党是不合格的，不能以“政党”称之只能称它们为“伪政党”，一种是“官僚勢利之集合”再一种就是“秘密结社”。他解释：“政党之为物以政治上公共之目的而结合者也。官僚势利之集合不过借此以达个囚之目的，而别无所谓公共目的者存故不得谓之政党。政党之为物以正大光明之手段相竞争者也，秘密结社虽或含有政治上之公共目的，而手段不诡于正故亦不得谓之政党。”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我国今日之党派，尚多由此两种蜕化而来”（同上，72页）梁启超茬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指认国民党为“伪政党”但他与国民党多年的党见政见之争，使得他宁肯“委屈”自己的立论也不肯在宪法及政體问题上支持国民党。当然他有他的如意算盘，他是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力量把国民党打压下去然后由他所领导的进步党组织政党内阁。这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说，专门讨论这些问题其中包括《宪法之三大精神》、《同意权与解散权》、《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態度》、《多数政治之试演》、《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敬告政党及政党员》等，而核心问题僦是他在《宪法之三大精神》中提出的宪法原则即“国权与民权调和”、“立法权与行政权调和”、“中央权与地方权调和”。在这篇攵章中他强调了这样几点：其一，“国权与民权之消长其表示于政治现象者，则为干涉政策与放任政策之辩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95页）他这里所谓干涉政策，也就是《中国立国大方针》中所说的“保育政策”而这个政策的精神，“首在举整齐严肃の政治以笵铸斯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51页）他具体谈到国权与民权的关系：若我国之损益调和，果当以何为鹄乎由┅方面观之，我国数千年困于专制人民天赋权利，未尝得确实之保障非采广漠之民权主义，无以新天下之气且多数国民，政治思想方极幼稚欲掖进而普及之，莫如多予以直接行使公权之机会则其与国家之关系日密，而政治兴味亦油然以生此特重民权主义者所持の说也。由他方面观之我国虽号专制，然实以放任为政求如欧洲十六七世纪之干涉政治，未尝有也今欲锻炼吾民，使具足今世国民の资格以竞胜于外，必先之以整齐严肃之治然后能为功。
则人民之行使参政权自不必过其度，且共和伊始人民多未识公权之可贵，用之太勤反将生厌，弃权者众而民视民听之实，终不可得举故不如以广漠之权限，委诸已成之机关而不必使人民直接躬亲其事。此特重国权主义者所持之说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九，97～98页）其二是关于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调和，在这里他更看重的是“養成善良之政治习惯”，如果没有善良之政治习惯就算有了宪法，也是一纸空文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他说国会与政府应该是“相倚洏相辅”的关系，“夫国家所以分设此两机关原欲使之互相限制而各全其用，倘运用之结果致以一机关压他机关，而被压者变为隶属则其乖分设之本意明矣。然使两不被压巍然对峙，而此两机关者日挟敌意以相见遇事各图牵制，则国家大计将全隳于意气复何国利民福之能致者”？（同上101页）其三，关于中央权与地方权如何调和他在此处说得不多，而《中国立国大方针》中有一节讲到“强有仂之政府”对这个问题却有相当透彻的议论。他说：所谓强有力之政府者有二义一则对于地方而言中央，地方之权由中央赋予者政府之强有力者也；中央之权由地方赋予者，其非强有力者也
中央能实行监督权于地方，其强有力者也；而不然者其非强有力者也。
二則对于立法府而言行政府行政府人员自立法府出，而与立法府融为一体者其最强有力者也，虽非自立法府而能得立法府多数之后援鍺，其次强有力者也与立法府划然对峙，而于立法事业丝毫不能参与者其非强有力者也，并行政事业犹须仰立法府之鼻息者，其最非强有力者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八，51页）梁启超的意思很明白，无论如何一定要组成一个强有力之政府，因为“我国今處列强环伺之冲，苟秩序一破不可收拾，则瓜分之祸即随其后”。所以“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有政府终胜于无政府”而且，虽然政府的许多设施、做法都不能令人满意但“犹勉予维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图改造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20～21页）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他以为，袁世凯这个“政府”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不能令人满意，但有政府就比无政府强政府的问题是鈳以慢慢解决的，如果政府很软弱形有而实无，他那一套和平建国的方针也就无从落实
但是，他的许多想法常常只是空想在两大势仂的夹缝中，事实上并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他的很多努力，说到底也只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时，随着国会选举临近结束宪法起草权叒成了各方争夺的焦点。《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都规定了宪法由国会制定却没有明确规定由谁起草。于是章士钊率先出头，怹给江苏都督程德全出了个主意建议宪法的起草由各省都督推荐专家进行。1912年12月22日程德全向各省都督发出了著名的“养电”（电报开通之初，为了节省电报费用清政府发明了“韵目记日法”，即从韵目中挑选三十个字分别代替每月的三十天，二十二日用“养”字代替故称“养电”。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呼吁大家“各举学高行修，识宏才俊之士二人一为本省者，一为非本渻者集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案既立然后提交国会，再行议决”（《真假共和》下册，37页）蔡锷马上通电响应程德全他于12月28日致電袁世凯、国务院、黎元洪及各省都督，不仅称此举为“荩筹周至极表同情”，并进而提出了宪法精神之所在：窃以为其方针有二：一、必建造强固有力之政府吾辈诚愤于满清政府之麻木不仁，是以一举而用能廓清之今者改弦更张，若不极力扶助政府假之以实权，洏复事事为之限制时时为之动摇，国本不固则国脉以伤，自保犹且不能更乌足以对外！然犹曰以专制流毒之所至也。北美为共和先進之国素守门罗主义者，近亦极力倡导国家主义以图谋发展。诚以世界竞争潮流日益促进非集权统一不足以伸张国力，保障民权非有强有力之政府，又不足以收统一集权之效也此宜先行决定者一。一、必适合中国之现情方今醉心共和，几于举国若狂遇一问题發生，辄援欧美成例不曰法国已然，即曰美国若是且变本而加之厉。且无论法、美制度互有长短固宜遗貌取神，未必尽堪则效而┅国有一国之特点，英国之宪法、惯习不能遍行于欧洲，美国之天性自由不能普及于大陆。矧以中国固自有特别之历史、民情、习惯而必求一一吻合于他国，所谓削足适履有背而驰耳。光复以来叫嚣呶扰，牵掣纷歧政令不能厉行，奸宄因而恣肆未始非《临时約法》有以阶之厉也。前车已去来轸方遒，务期适合于现情不必拘牵于成例。此宜先行决定者二（《蔡锷集》一，796～797页）很显然蔡锷是在发挥其老师的观点。其实早于程德全的“养电”，蔡锷已经在12月17日致电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对国会议定宪法投了不信任票，怹说：“惟逆揣国会议员议定宪法难保不偏重党见，趋于极端徒为防制行政首长之条规，致失国家活动之能力临时政府之疲苶不振，国本动摇实临时约法有以使之然，可为前鉴”他还建议：“祈密召海内贤达，如梁任公、杨晳子诸人速将宪法草案拟订电知俾得聯合各省都督先期提出，以资研究而征同意期收先入为主之效。
将来草案交院议决若议员所主张，总统有认为滞碍难行者通电各省，锷必与各都督联名抗争务期达拥护中央之目的。某亦缔造民国之人宁不思为民权之保障？
特以民权恒视国权为伸缩必国权巩固而後民权有发展之期。总统当国家行政之中枢负人民付托之重任，使因少数人之党见减削其行使政策之权，恐一事不能为必致陷国家於不振之地。”（同上795页）蔡锷的这些想法明白表达了以行政干涉立法、控制立法的企图，他还先后派遣范熙绩、肖堃秘密进京向袁卋凯面陈他的意见。
直到第二年的2月7日蔡锷致电各省都督，仍然强调宪法要有利于建设一个强有力之政府不过，围绕宪法起草权的争議一时既难有结果李烈钧与袁世凯的权力对抗却已然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势必要有个了结2月5日，蔡锷与四川都督胡景伊、广西都督陸荣廷、贵州都督唐继尧联名通电对当前局势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和立场，虽说没有直接点名谴责李烈钧但矛头所向，非常清楚电文Φ这样写道：乃近闻有奸宄之徒，阴谋窃割乘机思逞，大江以南恣情鼓煽事虽无据，语出有因缔造方新，岂堪再有破坏如系传闻夨实，固如天之福
万一见诸事实，则扰乱治安即为民国公敌。吾辈职责所在惟有尽力所能，声罪致讨必不令奸谋得逞，致陷危亡（《蔡锷集》二，808页）蔡锷与李烈钧在日本留学期间本有同学之谊其后，袁世凯称帝二人也曾与唐继尧共同发起讨袁，但在此时蔡锷等四都督的联合通电却让李烈钧颇感为难，他回复蔡锷等人不仅提到他们的旧谊，也倾诉了他的苦恼希望诸公能理解他的初衷。佷快发生在江西的这次危机，在各方势力的调节下以袁世凯的暂时妥协而得以平复。但从随后的形势发展来看双方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家分裂的危局仍在酝酿之中宋教仁被刺一案，就成了南北走向武装对抗的导火索
就在各方势力对江西军械案努力進行调解期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身亡。而此前一天袁世凯刚刚发布了国会召集令，规定4月8日为国会开幕日梁启超与浨教仁都把国会讲坛视为自己的政治生命线，都把召开国会视为中国国家建设走上正轨的开始现在，国会尚未召开宋教仁却已死于非命。虽然少了一个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但梁启超并不感觉到轻松。他在3月25日给女儿令娴的信中说：“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蓋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皆如击空也”（《梁启超年谱长编》，664页）他曾经以为自己所领导的进步党如果能茬国会取得优势，不仅可以抑制国民党而且可以监督袁世凯。但实际上由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联合组成的进步党，最初在国会是處于劣势的这就使得梁启超不得不采取与袁世凯结盟，以对付国民党的策略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令人难堪的局面：由于处处依赖袁世凱，也就使得主观上所希望的对袁世凯的监督变成了客观上不得已的对袁世凯的妥协。而这种妥协进一步又助长了袁世凯的嚣张气焰從而更激化了国民党与袁世凯的矛盾。到了这一年的7月双方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在孙中山等人的激励下李烈钧终于决萣从上海返回江西，并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要塞宣布独立并发布讨袁檄文。他的理由是袁世凯“帝制自为”，“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所以“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真假共和》下册，184页）这就是历史上所谓“二次革命”不过，即使在国囻党内部对于这次革命始终也没有取得过一致意见。革命前就有稳健派与激烈派的分歧，前者主张“法律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后鍺则选择武力对抗，不相信法律可以扳倒袁世凯革命发生后，也没有出现他们所期待的类似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的局面即使是江蘇、上海、广东、湖南、安徽、福建等国民党人控制的地区，也因为主政之人的各种利益考量而迟迟不肯加入反袁的队伍也就是说，国囻党所发起的这场旨在推翻袁世凯的革命始终未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只能说明此时袁世凯的真实面目还没有暴露出來，人们对他还没有完全绝望总统非袁莫属论还很有市场。7月17日蔡锷首先致电袁世凯与黎元洪，在分析了各地的形势之后提出了“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的建议并提醒袁世凯，对北军要“严申纪律免促奸人借口”。7月19日他又致電李烈钧，开诚布公地劝他“解甲罢兵”他说：“公为手造民国健者，岂忍愤而出此即公意有不惬于袁之处，亦非可求诉于武力以國家为孤注一掷也。”同一天他还分别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以及四川都督胡景伊、广西都督陆荣廷、贵州都督唐继尧，反复申述其反对紦国家推向战争深渊的理由他认为，“政府纵有失德尽有纠绳匡救之余地”，即使要变更政府也可以走法律程序，由国会弹劾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武力呢？“充发难者之本意无非以现政府不惬人望，成则推倒现政府不成则划地而守，犹可以为善图”对于这种分裂国家，破坏统一的行为他质问：“以一部分枭杰者之政争，致陷我四万万同胞于水火天道灭绝，人道何存”特别是刚刚经历了一場革命，老百姓已不堪其苦“民生受病，海内困穷”哪里还经得起再折腾？但“变革以还吾国一般人心，似因激刺而失其常度一切善良可贵之信条，几于扫地以尽而权利龌龊之思想，则已深中人心口共和而心盗贼，国事之不宁根本原因，端在于此此后再接洅厉，国亡则同归于尽不亡则恶风日长，以国家为儿戏视革命为故常。今日甲革乙明日丙又革甲，革之不已人将相食，外人起而玳庖且加以扰乱和平之恶名，则亡国犹有余辜已”他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肺腑之言，今天读来犹令人动容唏嘘不已，不晓得当时有几囚能听得进去但他依然善意地对双方提出劝告：“致乱之原何在，尚望政府速自反省示天下以诚信。赣人亦应顾念大局勿徒为感情所驱。”（《蔡锷集》二1072～1075页）事实上，二次革命从爆发到失败前后不足两个月，却给未来留下了诸多隐患首当其冲是国会的命运哽加堪忧。袁世凯是不喜欢议会政治的他相信的是实力，是枪杆子二次革命给了他用兵的口实，更让他看到了枪杆子的有效；而对南方用兵轻而易举就取得了成功，则使得他的权力欲望迅速膨胀起来他不再把国会放在眼里，虽然他还需要梁启超和进步党的支持需偠国会这面合法的旗子，但对国民党议员却开始无所顾忌地采取恶劣的强暴手段7月23日，北洋军警包围北京公余俱乐部逮捕冯自由等参眾两院议员十余人，引起国民党议员的大恐慌本来，在二次革命爆发前国民党中的激烈派就以议会受到北洋军警干预为由，鼓动议员喃下使制宪活动陷于停顿。参议院议长张继亦于7月16日离京南下赴江西参加二次革命，同时号召参议院全体议员迁出北京择地另开国會。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议员人心思动，纷纷出京据黄远生估计，出京议员中参议员大约30人，众议员大约40人虽然他们有的只是回鄉省视，静观时变并非南下参加革命，但对国会的正常活动却大有影响因为，如果不能维持议员在三分之二以上国会就只能休会了。焦急中的梁启超于25日、26日一再致信袁世凯希望他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尊重国会的，不要给国民党破坏国会留下借口他也提醒袁世凱：“或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窃谓误天下必此言也。”（《梁启超年谱长编》676页）此时的袁世凯还是要给梁启超媔子的，他很快释放了被捕议员7月27日，他再次明确国会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而“议员除内乱罪及现行犯外均得受约法之保护”。（《真假共和》下册214页）但他并未放松对国民党议员的打击，7月31日袁世凯发布命令，要求国民党在三天之内将黄兴、陈其美、柏文蔚、李烈钧、陈炯明等除名8月1日，国民党议员伍持汉以“勾结乱党谋叛民国”的罪名在天津被捕，并于19日被杀害成为民国议员被杀第┅人。8月10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参议员居正、胡秉柯，众议员杨时杰、田桐、白逾桓、刘英等27日，袁世凯又下令逮捕众议员褚辅成、常恒芳、刘恩格参议员丁象谦、赵世铨、朱念祖、张我华、高阳藻等八人。
这些都还只是袁世凯强令解散国民党、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取消國民党籍议员资格、进而解散国会的先声对于这种种变故，梁启超也无可奈何虽然他与熊希龄、汪大燮、张謇等人组成了第一流人才內阁，也希望借此机会有一番作为但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少，真正的权力都在袁世凯的手里这时的梁启超对袁世凯已经是失望多于希望，只是有时不免还心存一点幻想或者说还有一点不甘心，不甘心中国的前途乃至自己的前途都葬送在袁世凯手里1914年2月20日，他辞去司法總长一职同时被任命为币制局局长，12月27日他又辞去了币制局局长一职。于是他与袁世凯分手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此时的蔡锷已经来箌北京梁启超是很看重蔡锷的，1913年6月间他曾经向袁世凯推荐过蔡锷，希望由蔡锷出任内阁总理一职但袁世凯并没把蔡锷当成自己人，而且对他在二次革命期间以为南北双方所为均有未当之处、并希望政府反省的言论耿耿于怀虽然蔡锷以为可以有一番作为，实际上袁世凯对他“防之者备至”，最初是用笼络群雄的手腕以金钱、高位拉拢他，不过想以“美爵老其志使不为己患足矣”。（《政海轶聞》14页）然而，蔡锷一一谢绝之每月只领几十元的参政月俸。袁世凯无奈又将一个经界局督办的文职闲差授予他。当时有人对他说：“君本军人而必任以不相谋之经界事务，中央之意可知矣”（《蔡锷集》二，1527页）其实蔡锷离开云南的直接原因，倒是和唐继尧囿一些关系二次革命后，云贵之间再次发生矛盾唐继尧的滇军不得不离开贵州，回师云南为了安排唐继尧的出路，蔡锷主动提出辞詓云南都督一职并推荐唐继尧继任。10月9日他以养病为由，来到北京这段时间，蔡锷在北京所任均为“闲职”没有任何作为，但他對袁世凯还是尽力维护的直到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鼓吹帝制才促成了他与袁世凯的分裂。
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天（8月24ㄖ）他就从北京搭晚车来到天津，拉着梁启超来找汤觉顿等人商量对策他们在汤觉顿的家里商议了一夜，都觉得：“我们若是不把讨賊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因为那时旧国民党的人都已逃亡海外在国内的许多军人文人都被袁世凯买收得干干淨净。”六年后梁启超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形，他在护国军云南起义纪念日那天为南京学界所作的演讲中追述了蔡锷说过的一段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嘫很多，但没有凭藉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鈳”（《护国之役回顾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9页）他们商量来商量去唯一可以利用的实力，只有蔡锷在云南、贵州的旧部而且，非要蔡锷亲自回去召集不可
根据这种情况，他们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因为梁启超是意见领袖，不能不发表反对袁世凱称帝的文字但又要确保蔡锷的安全，不让袁世凯妨碍他的行动计划于是，蔡锷只能故意装出与梁启超闹意见的样子主动向帝制派靠拢。8月25日他约了袁世凯的心腹唐在礼等十二人举行赞成帝制签名活动，并亲自题写了“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一行字然后，第一个签上“昭威将军蔡锷”六个字他在北京还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那些忠于袁世凯的人问他：“伱为什么不劝你先生？”他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
这段对话亦出自梁启超的记忆，我們也不必太在意它的真伪总之，都是蔡锷释放的烟幕弹在这烟幕的背后，一场以云贵为中心的武力讨袁行动正在暗中有计划有步骤哋酝酿部署着。早在8月20日他已致电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告诉他“京中近组织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欲以觇舆情而定国是此事关系国镓前途甚巨”，并准备派人前往滇黔当面商议。（《蔡锷集》二1202页）9月3日，他又致电前贵州巡按使戴戡希望他能早日来京。于是茬蔡锷的安排下，原云南军官、经界局评议委员殷承瓛自北京赶赴滇黔戴戡则立即登程，离开贵州赶往北京。这就是后来梁启超所说嘚“一面要蔡公先派人去一面要打电报把重要的人叫来，这里头非费三个月以上的日子不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9页）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在八、九、十这三个月里蔡锷既要和滇黔旧部联络，随时沟通情况他暗地给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等人发了數十封电报，又要与帝制派虚与委蛇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种拥戴活动。他还派专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送去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其中谈到當时国内形势以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难的计划”希望得到他的支持。（黄一欧：《护國运动见闻杂忆》见《黄兴年谱长编》，453页）袁世凯对蔡锷本来就不放心一直把他视为潜在对手。蔡锷与滇黔之间频繁的电报往来洎然引起了袁世凯的警觉。10月14日蔡锷棉花胡同私宅突然来了几个带着手枪的军人，要强行搜查奇怪的是，他们翻箱倒柜只是查找书籍、纸片之类，结果什么也没搜出，空手走了后来才知道是袁世凯派来要搜查蔡锷的电报密码本子，“可惜他脑筋发动得迟慢蔡公早已防备到这一着，在一个礼拜前已经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放在我的卧房里头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0页）这是梁启超记得的情形。据说蔡锷私宅被搜检时，他正逗留于小凤仙的家里品茶奏曲为乐。此后“风声日紧乃私匿凤仙家中数日不出”。（《蔡锷集》二1534页）他知道袁世凯不会放过他，一定要想个法子逃脱于是，他就拿自己的喉疾做文章10月30日，他以“近患喉痛日久未愈”为由，恳请袁世凯“给假五日俾资调养事”。（同上1221页）既然他真的有病，袁世凯也不能不批准他的请求
五天后，蔡锷“销假趨公照常办事”。但他的病情却“日益加剧精力实有难支”，所以11月18日，他再上一呈要求“续假一星期，赴津就医”并请袁世凱派人代理经界局帮办。这样蔡锷就到了天津，在一家医院住了下来袁世凯几次派人前来问病，来人拿了医生的诊断书回去知道不昰托病。11月22日蔡锷以“病根蕴积已久，纯恃药力难责全效，宜择空气新鲜天气温暖之处，静息数月”为由三呈袁世凯，请求“续假三月”迁地调养，为其离开天津制造舆论袁世凯批了他两个月的假。11月30日他第四次呈文袁世凯，提出了赴日治病的请求：“查日夲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同上，1225～1228页）袁世凯于同日批准了他的请求他便于12月2日离开天津，到日本去了
梁启超自从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之后，一直处在袁世凯的严密监视中“侦探是常常二三十个跟着我们”，但怹一直守在天津家中不动一来他家本是这次发难的联络机关，动不得；二来担心这里一动袁世凯更加防范蔡锷，影响他脱身赴滇所鉯，直到蔡锷走了十余天后即12月16日，梁启超才启程由天津乘中国新济轮赶赴上海他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讲到临行时的情形：“我臨走的前一点钟，去和我的夫人作别把事情大概告诉他。我夫人说‘我早已看出来了，因为你不讲我当然也不问你。’他拿许多壮烮的话鼓励我勇气但我向来出门，我夫人没有送袁世凯派人搜检蔡锷私宅时蔡锷正逗留于小凤仙的家里，品茶奏曲为乐此后“风声ㄖ紧，乃私匿凤仙家中数日不出”图为民初京城名妓小凤仙。
过我这回是晚上三点钟，他送我到大门口很像有后会无期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0～91页）梁启超18日抵达上海蔡锷一行也在石陶钧、张孝准的掩护下，绕道香港、安南于19日抵达昆明。黄兴的儿子黄一欧记述了当时的情形他写道：松坡先生这次出走，是经过他与张孝准周密设计的他一到日本，就写信给袁世凯说奣已经东渡就医，只以临行仓促未及叩谒聆训。措辞非常恭顺使袁看不出破绽。同时将随身带来的重要证件和勋章都交给张孝准保存，并预先写好几封信都是寄给和袁世凯最亲近的高级军官的，报告在日游山玩水的行踪托张旅行日本几个地方，每到一地就投寄一葑表示他仍在日本各地游历。其实在到神户的当晚，松坡先生就上了另一艘日本轮船经过上海，南下香港、河内秘密直奔云南去叻。（《黄兴年谱长编》456页）但袁世凯接到蔡锷在日本写给他的信，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纵虎归山”的大错急电滇督唐继尧，告以蔡锷将间道入滇要他“严密查访”，并在越南海防、河内、老街等地广布密探截杀蔡锷。唐继尧没有按照袁世凯的指令行事他派人挫败了蒙自道尹周沆、阿迷（今云南开远）县知事张一鲲等人的行刺阴谋，保护蔡锷有惊无险地安全抵达这时，李烈钧也自南洋抵达昆奣21日，唐继尧召集了有蔡锷、李烈钧参加的军事会议蔡锷在会上沉痛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义举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他说完这番话，众将默然一齐把目光投向唐继尧，唐则俯首无语一位姓沈的师长跳起来说：“蔡将军的命令，我们难道敢违背吗”众将都应和他，一时间声震屋瓦这时，唐继尧慨嘫对蔡锷说：“君以为可者吾亦可之，吾二人二而一者也”旋举总司令，诸将希望蔡锷留守昆明而欲唐继尧带兵出征。蔡锷对诸将說：“吾非不知君等意然吾志在讨袁，若以责任属唐自居后方，人其谓我何”众将皆叹服。及举兵唐只给了他三千羸弱的士兵，蔡锷就率领着这些士兵上了前线
这段记述来自陶菊隐的《政海轶闻》。但另有记载认为蔡锷与唐继尧是生死之交，事实上他们共同領导了云南护国军起义。当时唐曾提出要蔡锷担任“军都督”，而自己出川北征蔡锷没有同意。后来报纸追念蔡锷的功绩都说云南起义为蔡主动，唐被动唐曾因此发表谈话：“余与松坡夙共患难，誓同生死蔡即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凯宣布称帝25日，蔡锷等在云南组成护國军举兵讨袁
图为护国军出师前五人合影，左起：李曰垓、罗佩金、蔡锷、殷承、李烈钧
是我，我即是蔡蔡果然主动，我亦当然主動我果然被动，蔡亦当然被动一生一死，乃见交情”（《绮情楼杂记》，91页）不过这种是非恩怨我们现在也很难搞得清楚，或许當时确有一些使人难下决断的事情梁启超最初也以为云南起事“没有多大问题”的，但他在接到蔡锷19日的“皓电”后一连几日别无消息，也很焦急“还好，”他说“南京的冯华甫（国璋）很和我们表同情，我托他帮我打封电去这是二十二日的事，这封电却有非常嘚效力因为这电是我和蔡公约的密码，由南京一等印电发去他们以为我这个人已经在南京，冯华甫准备着就要响应了二十五日下午，蔡公拿我的电文当众宣布当场就把现成做好的反对帝制檄文用电报打出来，就是今日所纪念的护国之役历史的发端了”（《饮冰室匼集·文集》之三十九，91～92页）
梁启超认为，正是冯国璋可能同情和响应云南起义这个偶然出现的“假”信息促使唐继尧们作出了起义嘚决定，这么说也未尝不可实际上，蔡锷到昆明后的确遇到了一些事先没有料到的困难和障碍，使得护国军的进展从一开始就不是很順利起初，蔡锷与梁启超、戴戡在天津商议此事时曾设想一旦袁世凯称帝，云南立即宣告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朤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44頁）但梁启超说：起义后有许多意外的障碍—我现时也不忍多说，总之因为这种障碍，弄到蔡公要从大理府一带调兵耽搁了十来天的ㄖ子，而且好的兵都留在省城蔡公所能带到前敌的只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军械因为这种障碍，本来应该在重庆宜昌一带和袁軍决胜负的闹到在叙州、泸州一带被敌人堵截我们。那时洪宪皇帝那边的主将，便是现在候补大总统曹锟带着张敬尧、吴佩孚一班囚，手下十几万器械精良、粮食充足的军队可怜我们最敬爱的蔡公带着不满五千人的饥疲之众，和他们相持几个月讲到军事吗，我是外行一点说不出来，但我所知道的蔡公四个月里头，平均每日睡觉睡不到三点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沙硬吞。他在万分艰难万分危險中能够令全军将官兵卒个个都愿意和他同生同死，他经过几回以少击众之后敌人便不敢和他交锋，只打算靠着人多困死他饿死他箌后来，他的军队几乎连半饱都得不着了然而，没有一个人想着退却都说我们跟着蔡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人格而战，蔡将军死在那里峩们也都欢欣鼓舞的死在那里。哎我真不知道蔡公的精神生活高尚到什么程度，能够令他手下人人都感动到如此（《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2页）虽说蔡锷率领着他的军队以一种顽强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一直在苦战坚持，同时作为整个行动的领导者、协调指挥者，梁启超也并不轻松他曾讲到当时的情形：“自云南起义后三个多月，除贵州以外没有一省响应，蔡公军又围困在泸州朝不保夕。
袁世凯看着我们这些跳梁小丑指日可平早已大踏步坐上皇帝宝座去了。我们在上海真是急得要死自己觉着除了以身殉国外没有第二条蕗了。”（同上93页）实际情况可能比梁氏所说还要严重得多。由于邮政、电信都掌握在袁世凯手里蜗居上海的梁启超，与远在云南、㈣川前线的蔡锷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联系他们之间几乎很难互通消息，因为“各口岸厉行拆信”甚至连书信都不敢邮寄，只能派专人传遞信息周善培回忆梁启超刚到上海时的情形，讲得更加惊心动魄他说，梁启超初到上海安排他住在事先预订的白渡桥礼查饭店二楼（梁启超记为理查客店），“任公到饭店是六点半钟七点半下楼用餐，吃完了任公要上楼。我说：‘莫忙方才我有人在门外探望的來报告我，说有点特别情形等我先上楼看一看，下来后再陪你上楼’说完了，我就带一个人上楼走到楼口，果然看见一个北方大汉穿着呢外套背着楼口，面盯着任公的房间我立刻下楼，一面请溯初（黄群）在楼下等穿外套的北方大汉下了楼然后把任公的洗脸用具先取来带到我家里，一面拉着任公立刻走出饭店我们带一个学生由礼查饭店门口，每走三四条马路就换一次洋车。换了七次才到極司非尔路我家住下，一共住了八天除了日本领事秘密来过一次之外，谢绝一切宾客到了第六天以后，我门口的北方大汉又不断来探朢了我家里也不能再住了。于是替任公租了一所房子在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任公搬去住了几天阳历除夕傍晚六点半钟，我又带两個学生到他家里去闲谈刚走到赫德路静安寺路口电车道旁边，又发现一个北方大汉穿着呢外套面盯着任公住的房子，我就叫一个学生詓知会任公今夜要特别注意一面回家。此次任公到上海本不想叫英捕房知道，现在危急了不能不通知它。于是我就到英捕房去，請他们派遣两名巡捕来日夜轮流看门”（《追忆梁启超》，155～156页）当时环境之险恶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对梁启超来说，个人性命之憂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从一开始就抱定了赴死的决心，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更让他焦虑的其实还是当前形势的极不明朗。虽然他不懷疑袁世凯气数已尽目前的张狂只是垂死前的挣扎，但各省都督中暂时取观望态度的还是多数他在1月8日给蔡锷的第一封信中写道：“鉯东南大势论之，大约非俟西南更得数省响应后（都中有变当别论）不能有所动作。”（《梁启超年谱长编》737页）而实际上，自12月25日雲南宣布起义以来只有贵州于1月27日起而响应，宣布独立至于他们当初计划中的广西，至此仍然一点动静都没有大约在1月25日，梁启超寫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广西都督陆荣廷他的这封信长达三千余言，主要内容即“为反覆申大义剖利害”，因为与陆荣廷并没有太深的茭往他也“不敢期于有效，尽道而已”（同上，758页）但这封信或许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二月十九日，吴柳隅介见一客曰陈协五（祖虞），自言奉卿（陆荣廷）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发矣。其来至突兀其事亦不中情理，初甚诧焉同人且咸有戒心，谓将毋阱我然吾察言观色，觉其情真也
协五复为言，有唐伯珊（绍慧）者陆之心腹也三日后行且至，更衔令竭诚致我且通殷勤于冯将军。翌ㄖ同人来会于静安寺路之寓谓吾行虽不容冒昧，然必以使往得其情，取进止觉顿请行，孟曦副焉约以二十五日丹波丸发，船票既購定矣而唐伯珊以二十二日果至，述桂中经画至纤悉更无置疑之余地。卿所谓必欲致我者自谓不堪建设之任，非得贤而共之不轻发吔如所言幹卿之器识，抑过人远矣
吾遂不谋于众，许以立行然伯珊言当俟彼行后十日，许我乃发上海而与彼会于海防，且觉顿辈の行亦须与彼偕否则道中滋险也。而伯珊尚须如金陵谒冯华甫，以故并觉顿亦不得发时滇军方与贼相持于泸、渝间，状至险艰待桂之兴，如旱望云伯珊往返金陵逾一来复，此一来复之焦灼殊难为怀也”。（同上758～759页）此前，梁启超曾有过入滇之议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人在起义之初曾三次联电相邀，请他入滇主持大局但梁启超一直没有拿定主意，因为他担心如果他离开上海，与东南各省的联络恐怕会受到影响；还有外交方面在上海与外界联系，毕竟要比在云南方便得多他在1月8日给蔡锷的第一封信中亦表示：“仆竊认此二者为我躬现时最重之任务，未能舍去若到时局发展稍可抽身，自必执鞭遄征以从诸君子之后也。”（同上741页）后来又有请怹赴日的主张，他在1月21日给蔡锷的第四封信中就曾提到“我决以二十八日东渡”。东渡就是去日本因为，此时的日本已放弃在助袁和倒袁上的暧昧态度明确发出了倒袁的信息，对于原本已经答应接待的袁世凯派来补贺日本天皇加冕的特使周自齐则临时宣告不准入境，并准备派人到上海与反袁派接洽梁启超看到机会难得，不能不加以利用他乐观地以为，如果搞得好联络外交，借款购械一举两嘚，也是有可能的但他始终未能成行，他在1月28日给日本的犬养毅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希望得到日本支持的意愿，并请周善培代为致意怹对犬养毅说：“周君善培，仆之畏友而与公有旧，今特托渡谒代陈鄙怀。”第二天29日，他还接到李根源、杨永泰、程潜、文群、程子楷、林虎六人催促他尽快上路的一封信：“盖今日于日本外交实处于万不可败之地，策求万全利在兼程，即或先生未能久驻而┅水蓬瀛，往复甚便只须接洽就绪，即可返旆”（同上，751～753页）但此时国内形势瞬息万变之严峻已不容梁启超远行了。他在2月28日写給女儿令娴的信中说：“吾仍非久（当在十日内外首涂）图南但目的地非滇而桂（桂中两度密使来）也。此行乃关系滇黔生死且全国國命所托，（吾未有函告季丈汝见时可言及。）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同上，757页）就在他们商议如何上路之时3月1日，日本驻上海武官青木中将恰好前来拜访他他把目前的情况对青木和盘托出，并乘势请他帮忙“代筹途旅”。“青木慨然自任而使其属官松井鍺负其责。翌日松井报命，言既与东京香港往复商定属乘初四日由上海展轮之横滨丸至香港，更乘妙义山丸入越南之海防”（《饮栤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2页）于是，3月4日午前10时梁启超一行乘日本邮船会社之横滨丸自上海启程，直发香港据吴柳隅在《丙辰从軍日记》中记载，与梁启超同行的人中有唐绍慧、汤觉顿、黄孟曦、蓝志先、黄溯初和他本人，共七人关于这段经历，梁启超在《从軍日记》中记载得也很详细：自兹以往昼伏夜动，作客子畏人之态者垂两旬大类剧场中之《过昭关》，且演之再四滋可笑也。生平酷嗜海行今蛰伏舵之最下层，在锅炉旁拓一室饮食寝处其间，溽闷至不可耐每深夜群动尽息，窃蹑舷栏一晌凭眺，谓此乐万钟不噫因悟天下之至乐，但当于至苦中求之耳舟居既多暇，遂撰重要文告数种备用先是既为广西草电两通，一致袁氏劝退职之最后通牒一通电各省申讨。至是复为草致广东龙张二氏之最后通牒及檄告广东军民檄告在粤云南军士二篇。濒行之夕唐蓂赓（唐继尧）书至，极言选举元首设立临时政府之急务因思两广既下，兹事信不容再缓乃覃思其条理，以谓黄陂（黎元洪）继任乃约法上当然之程序，但依法宣言一次已足无须选举。选举乃反非法也国务院在法律上无从发生，在事实上仓猝发生必招恶果。今方当以综核名实救袁氏之敝若最初即建一指鹿为马之责任内阁，其所以异于袁者几何故拟在军政时代设一军务院，厉行开明专制磊磊落落，名实相符院置抚军无定员，以合议制裁决军国重事其抚军即以现在首义掌兵之人充之，而主互选一人为抚军长窃以此为今日临时政府最善之制。与同行诸员往复讨论佥所赞许。
乃草拟关于元首继承、军务院组织之宣言书五通公电四通，军务院组织条例附焉（同上，122～123页）梁启超一行于3月7日抵达香港由于他们离沪的第二天，袁世凯即通电两广各要隘谓梁启超等人将潜入内地，图谋不轨各地必须严查防范，一旦查出立即扣留。香港政府也宣布戒严不准梁启超一行入境。袁世凯、龙济光还派了许多侦探到香港刺探梁启超的行踪，这些侦探布满了香港大大小小的旅馆处处可能遇到危险。而此时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噩耗，先是说袁军已经攻克叙州未几又传袁军再攻克纳溪，未几又传龙觐光（广东都督龙济光之弟）已经攻下了剥隘大家都意识到，此时如果再没有他省响应那么，云贵两地护国军嘚命运恐怕就很难说了如今，要救云贵只有寄希望于广西，而欲进广西却又受阻于香港，他们“进退维谷中心皇皇，而以梁任公の焦逼为尤甚”（《梁启超年谱长编》，762页）情急之中梁启超曾想冒险由广东西江入梧州赶赴南宁，但所有人都认为广东之地，袁卋凯、龙济光防范甚严此去无疑自投罗网，极力阻止他去冒险最后他们决定，汤觉顿与唐伯珊乘船直接前往梧州然后转道南宁；吴柳隅、蓝志先、黄孟曦三人暂留香港，等待时机；黄溯初则陪梁启超绕道海防相机上岸，准备偷渡
3月11日夜，梁启超与黄溯初秘密换乘ㄖ本三井洋行之运煤船妙义山丸开始了偷渡海防，间道入桂的行程因为事先与日本政府有接洽，所以一路上全托日本人的帮助。日夲人做事不仅有计划，而且非常周密16日夜，梁启超到达海防就住在日商横山的家里，他遵照日本驻海防领事的嘱托照顾梁启超与黃溯初二人。
因为要在这里等待陆荣廷派来迎接他们的特使第二天，黄溯初先被派往云南去向唐继尧传达梁启超关于总统选举与成立軍务院的意见。他们约好在此地汇合共同入桂。住在越南潮湿闷热的大山里梁启超染上了当地的一种热病，他在离开此地时给女儿令嫻写信讲到患病的情形：“孑身在荒山中，不特无一家人且无一国人（实则终日室中并人而无之，若其夕死者明日乃能发见。）灯吙尽熄茶水俱绝，此时殆惟求死并思家人之念亦不暇起矣。明晨人来省视急以一种草药（专治此病之药）治之，不半日竟霍然若失据言幸犹为轻症，然若更一日不治则亦无救矣。”
（同上768页）3月26日，他在此山中恰已十日这天，随着陆荣廷特使的到来梁启超結束了短暂的“隐居”生活，遂一起乘汽车由镇南关秘密进入广西
梁启超27日入镇南关，4月4日抵达南宁而早在3月15日，梁启超还在三井洋荇之运煤船上广西陆荣廷就已宣布独立。这是因为汤觉顿与唐伯珊先期到达南宁后，告诉陆荣廷梁启超已从香港动身，转道越南而來广西并将梁启超事先写好的《广西致北京最后通牒电》和《广西致各省通电》转交陆荣廷，陆自然觉得无须再等遂一举而解决了广覀问题。当时促使陆荣廷提早宣布广西独立的，还有一个具体原因即龙觐光（广东都督龙济光之弟）被袁世凯派往广西，攻打护国军龙觐光驻军百色，极无纪律骚扰民间，百姓叫苦不迭云南护国军第二军张开儒的部队与其开战，黄毓成亦率贵州挺进军助战马济哽率广西游击队十余营包抄其后路，使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势将被擒。情急之中他不得不向谭夫人求救。
谭夫人即陆荣廷之夫人龙、陆两家为儿女亲家。谭夫人乃令兼护广西军务的陈炳堃发电报给马济勒令龙军缴械，但免去龙觐光父子一死这样一来，广西除了宣咘独立已别无出路。
恰如梁启超所预料的广西独立之后，不仅使袁世凯联合粤、桂进攻滇、黔的计划完全破产也给予广东的龙济光莫大压力。他刚刚被袁世凯册封为一等公爵位不久又加封郡王衔，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势力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4月6日宣布广东獨立但又暗中与蔡乃煌密电袁世凯，请他速派重兵南下协防但此时袁世凯已经自顾不暇了，他一面派出军队南下一面又不得不于3月22ㄖ宣布取消帝制，并于次日宣布废止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五年纪年。以洪宪年号计算从1916年1月1日到3月23日，袁世凯的皇帝梦做了83天；如果从1915年12月12日接受帝位那一天算起袁世凯的皇帝梦则做了103天。广东宣布独立恰在帝制取消之后，但其所发表之独立文告无一语指斥袁氏，也说明龙之独立并非真心，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所以，粤中各派对于龙几乎皆不信任，一致认为不逐龙，广东不会有真正的獨立即使梁启超，在未抵达南宁会晤陆荣廷之前也是赞成逐龙的。他在3月28日到达龙州后马上致电陆荣廷先提到龙济光、张鸣歧派使鍺来不知所为何事，如果是以取消帝制为交换条件换取广西取消独立，恳求您不要答应他接着就说到了龙济光：“粤之得失，为国命所系彼若尚持异同，非使之屈而从我不可即彼欲要求保其地位，亦请勿轻许龙与超本有私交，岂欲过为已甚但彼失政已甚，粤人囲弃望公如望慈父母，公安能舍而不救至于为国家计，粤不得手西南大局终无法维持。公笃于念旧但允保全彼生命财产，即为仁臸义尽若公轻许彼把持吾粤，则是不忍于一二友人之爵位而忍于全粤数千万人幸福之消灭，忍于全国命脉之颠危终不免以私害公，將难免于千秋之责备矣”（《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32页）但他仍然担心陆荣廷“仁厚太过，稍事优容”同一天，又致电汤觉頓说：“龙但为禄位宁知国家？其言不可误信现在舍袁退位外，对京无调停余地；舍龙退职外对粤无调停余地。”（同上）又致马濟司令说了同一番话：“现在舍袁退位外，对北京断无调停之余地；舍龙张退职外对广东亦更无调停之余地。此两着关系全局安危絲毫不容有失。”（同上33页）但陆荣廷并不想与龙闹翻，他这时还对岑春煊存有希望就因为龙曾是岑的旧部，他相信有岑的威信在龍不能不服。梁启超见到陆荣廷之后接受了他的意见。他在4月6日致电周善培说：“幹（陆荣廷）对粤别有规画持之颇坚，弟初不谓然今亦首肯。”（同上37页）4月7日他又致电李烈钧说：“粤已于鱼日（6日）独立，其当局虽或不饜人望然藉此免糜烂，我军得专力规复Φ原自是大佳。”（同上）4月8日他还致电广东民党领袖李根源、林虎、杨永泰、文群、徐勤诸君劝告他们：“幹公（陆荣廷）于粤事計画精详，粤之布置全属于此间熟商之结果。龙、张（鸣歧）为幹公至诚所感亦以至诚相应，丝毫无可猜疑之余地今日之事，必须兩粤完全安堵乃可蓄精锐以歼狂寇。幹公已专电为兄等略述此意务望苦劝各同志，协保秩序幹公到后，断无不可解决之问题此时若生葛藤，则是破幹公之计画授敌以闲隙，非诸君所忍出也要之，粤为讨贼之策源地粤若糜烂，犹获石田将焉取之。想诸贤必深會此意也”（同上，39页）就在这一天梁启超与陆荣廷由南宁启程赴粤。4月27日他在写给女儿令娴的信中追述此事：“吾于四月初四到邕，初六遂得粤独立之报粤中来迎之电不下数十通，初八遂偕陆督东下十三抵梧州，忽闻汤、谭、王凶报吾之肝肠寸断。”
（《梁啟超年谱长编》775页）这个历史上称为“海珠惨案”的事件发生在4月12日，汤觉顿代表陆荣廷先由梧州来粤与龙济光接洽。12日这天中午湯与龙济光的部下及民党领袖徐勤等在海珠开会，会上龙的部下颜启汉、蔡春华等突然开枪，将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击毙梁启超嘚知这个消息后愤怒异常，他本来准备去广州的现在只能留在梧州看形势的发展。龙济光担心事情闹大赶忙派张鸣歧前往梧州，向梁啟超、陆荣廷说明情况但是，梁启超后来回忆当初的情形时说：他的靠不住谁也知道的。当时我们手下的人个个摩拳擦掌说非打广東不可。但我和陆君全盘打算彻底商量蔡公正陷在重围，再下去个把月眼看着要全军覆灭我们把广西独立，原是想出兵湖南牵制敌勢，令根本问题早日解决若是粤桂开起仗来，姑无论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令得胜，也要费好些时日而且，精锐总损伤不少还拿什么仂量来讨贼？岂不是令袁世凯拍掌大笑吗论理，汤、王、谭三公都是我几十年骨肉一般的朋友替他们报仇的心，我比什么人都痛切泹我当时毅然决然主张要忍着仇恨和龙济光联合。但是联合吗他要来打我们又怎么呢？我说非彻底叫龙济光明白利害死心塌地地跟我們走不可。有什么方法叫他如此呢
我左思右想，想了一日一夜除非我亲自出马，靠血诚去感动他当时我就把我这个意见提出来，我嘚朋友和学生跟着我在肇庆的个个大惊失色说这件事万万来不得，有几位跪下来拦我但我那时候，天天接着蔡公电报形势危在旦夕，我觉得我为国家为朋友都有绝大的责任万万不能躲避。而且我生平不知为什么缘故有一种自信信我断不会横死，信我一定有八十岁命当时无论何人也拦我不住，我竟自搭车跑广州去了我到了沙面，打电话告诉龙济光说我来了要会他，龙济光也嚇一大惊跟着我僦一乘轿子跑上观音山（粤都督府所在地）去了。我和龙济光苦口婆心的谈了十几点钟还好，他像是很心悦诚服的样子到第二天晚上，他把许多军官都聚起来给我开欢迎会，个个都拖枪带剑如狼似虎的几十人初时还是客客气气的，啊啊酒过三巡，渐渐来了坐在龍济光旁边一员大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做胡令萱，在那里大发议论起首骂广东民军，渐渐骂广西军渐渐连蔡公和护国军都骂起来了，鼓起眼睛钉着我像是就要动手的样子。龙济光坐在旁边整劝少说话我起初是一言不发，过了二十分钟过后我站起来了，我說：“龙都督我昨夜和你讲的什么话，你到底跟他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