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精品课程——环境化学
第四章　黄土地上孕育的文明
　　现在我们要将视线移到更远的东方，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另一个文明从这里诞生，这就是古老的中华文明。从考古成果看，这一地区有从直立人开始的系统的人类进化遗迹，有大量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是人类独立发展起农业的地区，因此文明在这里喷薄而出是远古文化长期积累的产物。然而，我们将看到中华文明在古代文明中非常独特，而这种独特性是和它的地理特征以及历史经历密不可分的。
黄河、黄土地、黄肤色……
相比其它的文明中心来说，中国在地理上的整体性要差一些。这块土地被连绵不断的山脉分割成不同的地区，流经这块土地的几条大河形成不同的水系。这样从一地旅行到另一地相对就不太容易了。
从地图上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有多条山脉由西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向东部延伸，从高到低，逐渐形成高原、丘陵和平原等地貌。这种西高东低的地势，使得中国主要的大河如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辽河、海河都自西向东流入大海。在沿海地带，河流夹带的泥沙堆积沉降形成了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重要的平原。其中华北平原是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的中心地带。秦岭从西向东横贯大地，将中国两条大河流域，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分割开来，于是秦岭－淮河一线成为中国南北分界线，也是中国农业区划的重要分界线。秦岭以北，冬季寒冷，年降雨量不到800毫米，雨量集中在夏季，主要的农作物为旱作的麦类、高粱等。秦岭以南，降水丰富，一年四季，山青水秀，田野翠绿，主要农作物为水稻。
虽然中国在地理上呈现多样性，地区间似乎有山川阻隔，但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地区间的联系。如果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看，整个中国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中原地区，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最初发生地。这一地区土地的基本色调为黄色，它的西部有堆积很厚、面积广大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黄土随风随水迁移他处，形成了次生黄土，在河流、大海和天空中都弥漫着这种黄土的气息，河有“黄河”，海有“黄海”，这片土地人称“黄土地”，这片土地上生活着黄皮肤的中国人。第二部分是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它包括新疆、西藏、蒙古和东北等地。中华文明的发展与这两大地区的交流和民族融合密不可分。
原先人们认为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现今由于大量的考古发现，人们已经认同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可以认为黄河和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长4600公里，由于航道狭窄而不适于大船的航运，但它的水可以用来灌溉庄稼，因此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早期富饶丰收的农业地区。控制黄河是中国古代统治者一直操心的问题，由于黄河上游大量黄土冲入河中，河床抬高，引起洪水泛滥，河流改道。为避免洪水泛滥，人们在河岸修筑堤坝，河床又随之提高，人们无奈再筑高堤坝。如此循环斗争，使黄河最终成了地上河，如果遇到黄河决口，那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了。长江位于中国的中部，长5400公里，航道深而宽广，非常适于航行。长江水量充沛，江面烟波浩淼。除了养育大河两岸的人民，赋予骚人慕客以赋诗吟词的灵感之外，它也常常构成难以逾越的“天堑”。
虽然我们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与外邦接触联系的记载，但从文明比较的眼光看，中华文明比起其它早期文明来是相对封闭发展的文明。历史上，中华文明也从中亚获得过一些生产和生活技能，也获得过印度和伊朗等地宗教的影响，中国的商人也曾与中亚和西方的文明发生接触，但这种接触不是经常性的和持续不断的，因此没有带来足够的文化信息，总体上说，它受到其它文明的影响比起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来要少得多。这是因为中国与其它文明相距遥远，西部又有中亚高耸入云的山峰阻拦，还有人迹罕至的沙漠和戈壁滩。如此相对封闭发展的结果加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人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奇特。
中华文明发生更多的是中国地域内部的交流，中原地区的民族和周边游牧民族不断有交往。当时分布在中原周边地区的民族，被中原地区的人称为“羌”、“戎”、“狄”的这些西部和北部的民族以牧业为生，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大部分时间他们和中原的居民和平相处，交换产品，互通有无。但有时也发生战争，发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华文明由此也吸收了不少营养。
这种相对封闭的发展使得中华民族更具有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同时在很长时间里拥有一种民族优越感。中国之名就是意味着“中央大国”，是世界的中心，只认自己是文明的民族。这可能是一种傲慢，但更是一种自信。正是这样的自信，使得古代的中国人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性也就成了这一文明又一重要的特征。
《三国演义》一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道尽了古代中国统一和分裂状态循环往复的历史特征，然而，中国历史上的分合与印度相比，合多分少，统一是常态，分裂只是暂时现象。与这种国家分合循环相结合的是王朝的循环，中国以传说中夏王朝为第一王朝，约建立于公元前21世纪，其后经历了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统一王朝，最后的清朝建立于1644年，1911年被辛亥革命推翻。这些统一王朝有的短命，如秦亡于二世，从统一六国起仅维持15年（公元前221年－前206年）的统治，隋朝从统一到灭亡也仅延续了29年（公元589－618年），有的朝代却绵延数百年之久，如汉、唐、宋、明、清都在二三百年间，两汉更长达四百年之久。但不论长短，每一王朝几乎都经历相似的阶段，即经历了相似的盛衰循环圈。
最初是王朝的建立阶段，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通过武力战胜对手统一天下，夺得全国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权成了家族世袭的权力，新王朝由此诞生。接着到来的是王朝的全盛时期，新王朝在全国任命和派遣官吏，向人民征收税赋和派发徭役，利用积累起来的财富和人力修造宫殿，改善交通，兴修水利，鼓励教育和文化艺术。最后是王朝的衰落期，王公贵族聚敛财富，兼并土地，骄奢淫逸，任意欺压剥削百姓。土地兼并造成大量农民没有足够的耕地，王公贵族们的土地享有免税特权，国家税收由此减少，国库空虚，王朝再也无暇顾及兴修水利，造成洪水更经常的泛滥，民怨沸腾，有时有少数民族入侵，王朝就在农民起义或游牧民族的进攻下被推翻。然后出现一位新的领袖，建立新的王朝。
和政治循环发展并行的是文化上的稳步发展，中华文明是很难以一朝一代为代表进行解剖的，在朝代更迭中，中华文明也在发展中，不断涌现出新的文明成果。同时这种文明的发展又具有连续性，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经几千年而没有中断，这在世界文明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从传说到古典：夏、商、周
在西方的历史著作中，大多将中国历史的开端定在商代，其理由是只是到了商代，才有确切的文字发现。尽管在商以前还没有发现确凿的文字教材，关于夏朝的历史多少还有些传说的成份，然近十年来，在传说的夏王朝活动区域，考古发现了多数与古文献记载相符的文化遗存，夏朝的历史得到印证。我们有理由肯定，夏朝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中华文明从此开始出现。
夏朝的奠基者是禹，姒姓，禹以后历经十七王，约四五百年（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对于夏朝的历史，后人有零星记载，《吕氏春秋·用民》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可以认为这是从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过渡状态。夏的统治者也从“伯”（如伯禹）的称谓转向“后”（如后启），后期出现“王”的称谓。夏朝的许多制度、礼仪、文化对后世也有深刻影响。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论语·八佾》），以自己懂得夏礼为荣。相传夏朝还曾经出现以“韶”命名的乐舞，孔子时还有耳闻。他曾说：“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夏朝也有历法，称为“夏令”或“夏时”，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据传说，造车、造酒等技术也都是夏朝时期所发明的。夏朝由于未代君主桀的暴政而被推翻。
继夏而起的是商朝，商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部落，它的祖先契与舜禹几乎是同时代的。这个部落多迁徙。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成汤在众多部落的支持下灭掉夏朝，建立商朝。商朝多次变更都城，先后有亳、嚣、相、庇、奄等。后迁都殷（安阳）后，才稳定下来。《史记·殷本纪》认为“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徒都。”
自盘庚迁殷后，商朝进入晚商时期。按照《史记》的记载，商朝共传17世，31王。它的历史大约延续了四五百年（约公元前1500至前1028年）。
商朝已经有了确切的文字，现在我们主要看到的是留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材料，所以要称之为甲骨文。当时商朝的统治者几乎是每日必卜、每事必卜，许多重要的政事和军事都需要神意来决定，他们将龟甲或牛胛骨放在火上炙烤，根据骨片的裂纹来判断凶吉，并刻辞为记。大量甲骨文的发现表明，在商朝，神权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商王武丁及其稍后的时期，出现大量的人殉和人祭，用人和牲口作牺牲祭祀神灵。但是中国人关心的更多的是现世的事情，对来世并不给予重视，所以祭司的地位也就不太高，并逐渐衰落。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和其他民族，创造世界的都被认为是神，而中国人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是人。商朝的国王与夏朝国王一样远不如中国后来的专制君主，但到了　商朝，国王的权利明显加强，已经明确称王，商王朝最后两位君主甚至用“帝”字来用于王的名号，如“帝乙”、“帝辛”。商王的继位有“父死子继”的情况，也有“兄终弟及”的情况。中国人认为君王能统治天下，是来于“天意”，如果这位君主越来越不得人心时，人们就会认为他有失天意，而可以群起而攻之。
　商代甲骨二片
商代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主要作物是小米（粟）和大麦。也种植水稻，但更多是从南方运来，稻米是昂贵奢侈的食品。小麦一直到商朝末期才出现。饲养的家禽和牲口主要有牛、马、羊、猪、鸡和狗。商朝从南亚引入大象作战争之用，也用于其他劳动。在商代，人们已经学会养蚕。在城市里也有手工匠和商人。除了纺纱织布外，制陶业是当时手工业的大宗，商代人，已懂得使用高岭土（一种非常细腻的白色粘土）烧制陶瓷。用陶轮来制造陶器，有些陶器上也开始上釉。手工匠还制作各种精美的玉器和其他的象牙雕和骨雕等艺术品。商人已懂得冶炼青铜，开始铸造青铜礼器。青铜冶炼的技术可能来自中亚，但礼器的形状和装饰则完全是中国化的。
就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当多里安人进入希腊，拉丁人向罗马迁徙的时候，中国进入到周朝。和子姓的商族一样。姬姓的周族也有着相当古老的历史。周的始祖弃是舜禹时代的人，曾被舜任命为后稷。以后周族不断发展壮大，到周文王时，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受到多数部落的拥护。在约公元前1028年，周武王率众灭商朝，建立周朝。周朝以平王东迁公元前771为分界划分成西周与东周。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此时社会历史进入了迅速变革的时期。直至公元前256年灭亡，延续了近800年。
周朝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推行宗法制度，实现了“家天下”。王国维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日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周朝建立初期，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审时度势，全力推行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把周王族成员中尽可能多的人物分封出去建立新的诸侯国。通过分封以扩大周朝影响，行宗法以巩固和提高王权。分封制实际上是宗法制的外延。周朝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宗法观念的烙印。在宗法观念下，周人又提出了“礼”。周公治理天下的关键就是制礼。“礼”作为一种礼仪制度、伦理观念，其起源应该早得多，但把它当作社会文化生活的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应该认为始于周朝。周人同时还提出了“孝”、“德”等观念。这些制度和观念对于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图：西周分封图
周朝经过一段平稳和繁荣发展期后，逐渐走向衰败。公元前771年，内部贵族联络了周边游牧民族攻入周朝的首都镐京，杀了周幽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周朝进入到东周时代。东周前期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5年），此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齐、楚、燕、秦、韩、赵、魏七大国征战不已，最后由秦统一全国建立了秦朝。
中华文明的奠基：语言、世界观、学术思想……
经历夏商周三代，中华文明已经走过了近二千年的历程，中华文明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已经形成，奠定了今后发展坚实的基础。中华文明的特征表现在语言文字、世界观、学术思想和艺术等等方面。
中国的文字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文字，后来得名为“汉字”的这种文字，其实在商朝时已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此它的产生可能应该更早一些。汉字最初是从图画演变而来，开始通过图画来表达某些世界上的事物，逐渐发展成象形文字，有些只是指代具体事物的为指事字，有些通过某些形体的结合来表示思想的意思，产生了会意字，有些还可以来表示声音。
成熟的中国语言文字与世界大部分语言相比具有它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恰恰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原生性和相对独立的发展。首先，中国文字是字与词的统一，字是中国语言中的基本单元，汉语和拼音文字不同，它没有字母。词是通过不同的字组合而成的。但字本身也是词，而且往往一字多意，一词多音。这种特性有它的优点，汉字可以随意组合创造出一些新词来迎合语言的需要，但从学习掌握来说，汉语要比其它拼音文字难。因为它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学，大约掌握了几千字后，才能阅读和书写。第二，汉字形意统一，形音结合。中国文字发展成书写文字后，并没有脱离图形的基础，字的形状和意思是相统一的，书法就是这种特点的艺术化体现，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表象体系。当你读到“欢笑”一词时，你从“笑”中会看到一张笑脸，如果让它用拼音表现出来的话，你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这也许成为汉字拼音化的重大障碍之一。汉字同时又是形声结合的，汉字的组成往往有两部分，一半是形，一半是声音。偏旁往往表示字的属性，另一半则由表音字组成，这就容易文字的发声，所以有“读字读半边，赛过活神仙”的说法。但由于表音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是确切地表音，有些却只是表示字的韵母，有些则由于历史的演变而彻底转音，所以在中国很少人能保证不读错音的。第三，汉字没有时态、人称和数的变化，不论第一人称和第二第三人称所用动词都一样，这和世界大部分文字动词需要变位不同。名词也没有单复数的变化，“世界文明”可以被认为是单数，也可以被认为是复数。时态的运用需要加其它字说明，如“已”、“尚”等。这一特点使得汉语的表达比较简单，但也带来了它的不精确性。此外，汉语读音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同样的音节，由于声调的不同，就可以表示不同的字和不同的意思，这是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时最为挠头的事情之一。
中国宗教方面的重要特点是泛神论。中国人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对神灵非常敬畏，而且只要人们认为这是神灵，则一律不排斥，成为敬畏的对象。比如后来中国道释儒的结合，也是这种泛神的表现。应该说，这一特点在中华文明形成之时已露端倪。中国的泛神论与其他民族早期的万物有灵论并不一样，人们重点祭祀的不是日月、山川、风雨之类的作为自然物的神灵，而是具有某种人格化的土（社）神、河神、岳神。人们将祖先都作为神供奉，祭祖是人们最重要的祭祀活动。夏启在甘之战以前的誓辞中曾有“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的说法，反映出祖神和社神在夏代有很高的权威。同样，商代最敬重的神灵也是祖先神，从卜辞的记载里可以看到，历代商王，绝大部分都受到殷人的隆重祭扫。对祖先的敬重来自于对家庭的重视，古代中国人相信家庭是人们现实生活和基础，同姓家族的繁衍被看作是人们的一种生命的延续和精神寄托，在家庭中尊敬长辈是小辈的重要义务和操行。殷人常以封土、棺木、巨石等为社主。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和其他民族，创造世界的都被认为是不同于人的神，而中国人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是人格化的神。在商代有了“帝神”，帝可以支配风雨旱涝，能降祸福于人间，但在这些方面的神力却比不上祖先神和土（社）、河、岳等自然神。帝实质上是具有自然意义和一定人格化倾向的“天”，帝与天是合二而一的。到了周代，就出现了“天”的概念。“天”和“帝”密不可分。
古代中国人也相信人有灵魂，死后可以赴九泉（黄泉），也可以上“天堂”。但中国人不像古代埃及人那样关注死后的生活问题，他们更多关心现世的道德问题，强调的是处世哲学。在周代出现了以“礼”为名的行为规范，并以“乐”配之。同时在解释世界万物及其变化时，将世界分成阴阳两部分，阴象征雌性、黑暗、寒冷、阴柔、被动，阳为雄性、光明、温暖、阳刚、主动。但这种二元论与古代波斯和西方的二元论不同，阴阳更多表现的不是冲突，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更替，以达到平衡。如白昼黑夜，如日月天地，如一年四季。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学术思想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哲学和伦理思想的精华几乎都诞生在这个时期。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思想巨人辈出的时代。如果我们用更宽广的眼光看，世界各地围绕着这一时期也是思想飞跃发展的重要时期，希腊重要哲学家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印度的佛教也产生于这一年代，难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将之称为人类精神觉醒的“轴心时代”。
如果不从时间顺序上来说，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最重要的思想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
孔子思想形成于春秋后期，其时，“儒”指以辅助其他人安排各种礼仪（相礼）的知识分子，孔子早年曾以“儒”为业，因此孔子的思想也被称为儒家。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春秋时期的鲁国人。早年家道衰落，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尽管如此，孔子受过良好的教育，博学多才，精通礼、乐、射、书、艺、数六艺，34岁开始招收学生，由于他的声望学生逐渐增加，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之说。孔子50多岁时一度担任过鲁国司空、司寇、中都宰等职官。孔子生前著述并不多，他的言行由他的弟子记录辑纂成《论语》一书，成为研究孔子思想最重要的资料。
孔子学说是一种入世的学说，他希望通过努力恢复社会的秩序。如何恢复社会秩序呢？孔子认为要提倡“礼”和“仁”。“礼”和“仁”的学说构成孔子学说的核心，它们贯穿于政治、教育、伦理、哲学思想。孔子主张“礼”就是要恢复周礼，强调贵贱长幼各得其所，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常关系。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更重要的是他关于“仁”的主张。何为“仁”？孔子自己的解释是“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他提倡的克制私欲，提倡崇高的人类之爱。统治者要实行德政，普通人要实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说。孟子（约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进一步发展了“仁”的思想，他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同时提出了性善论，即仁、义、礼、智是天赋的，是人心固有的。他认为人生的最高理想是通过尽心、知性，达到知天，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荀子（约公元前325年－前238年）比孟子更为强调礼，他认证了“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提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性恶论，认为人本性是恶的，只有通过人性的改造，才能由恶向善。
春秋战国时期另一重要学术流派是道家。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关于老子的生活年代和生平，学术界争论颇多。据《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应该是与孔子同时代人，有文献记载，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过一些问题，所以有人认为老子可能要年长于孔子，因此推论道家学说的出现时间可能要早于儒家。
老子学说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关于“道”的论述。老子认为“道”是世界的本源，他认为“有
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认为“道”是难于捉摸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
人们只有从“常有”和“常无”中才能观其奥妙，也就是要从现实世界中跳出来，洗心内照，才能取得与“道”的和谐。他强调要与世无争，“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老子的思想是一种出世的思想，是对世界纷繁矛盾的一种逃循和规避。老子的思想中充满着辩证思想，他认为事物的两面相互依存，并有可能向反而转化，有些名句至今还深刻地印在中国人的心中，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物壮则老”，“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等。
继承老子思想在战国中期被另一著名的思想家庄子所继承，并将老子的主导思想发展到极致。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继承了老子的“虚无”思想，认为“道”应该称为“无无”。在处世哲学上，他提倡人生逍遥，游心于物外，“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并要求人们顺从自然，人的真正自由就是顺从自然规则。由于庄子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道家的学说也常被称为老庄哲学。
老子的学说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可以说仅次于儒家学说。它对自然的尊重符合中国农业社会的特点，从内心唤醒中国人内心传统的宗教思想，以老庄学说为基础，在魏晋时期，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最终形成了；老庄的逍遥和避世的思想也影响了中国大量的艺术家和诗人，许多作品表达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情感；老子学说甚至对一些儒家也有影响，成为儒家学说的补充；老庄学说也成为许多失势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抚慰内心的良药。老子的学说与孔子的思想正好构成中国学术思想的“阴”“阳”两极，互相弥补自己的缺陷，许多知识分子也常常在“入世”和“出世”中寻找一种平衡。
百家争鸣之中，另一重要学派是法家。法家比以上各家更重视政治，最早的思想就是由在宫廷任职的官吏提出的，重点是治国之道。法家产生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代形成学派是。其思想先驱是齐国之相管仲和郑国政治家子产，创立者为李悝（约公元前455－前395）、吴起（？－公元前381年）、商鞅（）等。战国末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法家治国之道与儒家的不同，儒家讲究“德政”和“仁政”，而法家却强调铁腕统治，他们认为统治要借助“法”、“术”与“势”，主张实行严苛的法律。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和和不讲信用的，只有采用严厉的惩罚措施，才能使民众敬畏服从，达到天下太平。法家提出了中央集权的主张，韩非提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套思想后来被秦始皇所采纳，最终统一中国，中央集权的统治成为中国政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春秋战国的学术流派中还有墨家，其创始人是与孔子同时代或稍晚的墨子（约公元前500－公元前404年）。他对当时战乱频仍的局面非常担忧，但他开出的治世药方却是“兼爱”，他认为所有“乱”的根源皆来自“不相爱”，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是天下治理之道。因此墨子主张“非攻”，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墨家一度曾与儒家相提并论的显学，反映了当时人民希望尽快战争的愿望。但墨家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却要大大小于上面的学术流派，这和墨家的思想不够系统和成熟有关，而兼相爱的思想也不符合中国统治者的口味，因而衰落失宠。
中华文明的奠基：文学、艺术、自然科学……
从西周到战国，中国涌现出一大批文史精品。与世界其它文明一样，中华上古文明也是文史不分家的，不少名著既是文学作品也是史学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可推《诗经》、《尚书》、《左传》等。
诗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体裁，民间很早就有诗歌流传。后来有人陆续将这些流传的诗歌加以收集和整理，终于到春秋后期汇编成《诗经》。《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汇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民间的诗歌作品，有一种说法是《诗经》是由孔子及其弟子汇编而成的，但存在较大的争议。《诗经》现存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当时的诗歌基本采取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从内容上看，中国早期诗歌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其它早期文明最早的诗歌基本上是献给神的，歌颂的也是神，而中国早期诗歌却主要反映世俗生活，反映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在《诗经》中，有些诗完全来自于普通民众，是流传在民间的民歌和民谣，其中一部分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劳动，表达普通民众对上层统治者和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怨恨，如《伐檀》、《硕鼠》等；另一部分民歌却以恋爱婚姻为题材，极具情趣，或表示男女热恋的情态，或互相抒发爱慕的心情，或表达相思之苦，或表达被爱人遗弃的悲愤。《诗经》中也有一些诗是来自于贵族的献诗，其中一部分是祭祀用的歌辞，还有的是祭祀宗庙用的颂歌，其中有对丰年的祈祷和祝福，也有对王族祖先丰功伟绩的歌颂。
到了战国时代，中国南方长江和淮河流域的楚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诗体，叫做楚辞，楚辞也起源于民歌，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中屈原的《离骚》是楚辞中的代表作，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年）也成了中国最早留下姓名的诗人。由于《离骚》在楚辞中的重要地位，人们有时也用“骚”指称楚辞，“骚客”则成了诗人的代名词。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散文占有重要一席。《尚书》是中国第一部散文集，其中收录了中国上古的历史文件和一些追述古代事迹著作，包含有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体，所以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历史文献集，诸篇文字风格不一，商、周时代的文献较晦涩难懂，两周之际的文献则流畅通顺。在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百家争鸣，面对纷繁的世事，人们探究历史渊源，寻求治世真谛，激越文字随之而出，涌现出一大批经典散文。其中有历史散文，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显示出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学传统，以后历朝历代都重视修史；还有诸子散文，及宣扬各种学说的论集，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这些散文论辩性强，富有情感，辞藻华丽，而且经常用寓言和比喻来说明道理。这些散文中一些论题、人物和事件后来成为重要的典故，可以说它们是中国文学的奠基之作。
就艺术而言，中国当时已有音乐、舞蹈、雕塑等形式。从上古时期的考古和文献看，中华民族早期也是一个非常喜爱音乐的民族。早在夏代的考古遗址二里头遗址中，就发掘出石磐、陶埙、陶铃等乐器，可以推想夏人已善音乐演奏。古代也有舜创制“韶乐”的传说，文献记载，在夏启有非常宏大的乐舞的场面，“将将鍠鍠，管磬以方”，“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墨子·非乐》）。商代出土的乐器更多，如铜鼓、铜铙、铜钟、石磬、陶埙等，乐器已成套组合。到了周代“乐”成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乐”配“礼”，为礼仪增添了庄严和辉煌。而且我们上面提到的《诗经》，最早是可以歌唱的歌谣，它集诗歌、音乐和舞蹈为一体。《墨子·公孟》篇曾提到：“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可见当时音乐的重要地位。
当时有些制品并不是为艺术而创作的，但由于这些制品凝聚着当时工匠的艺术气质和带有艺术性的创作，在现在看来无疑应归入艺术品之例。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从商到周的青铜器。青铜冶炼技术可能由中亚传入中国，但青铜器的造型则完全中国化了，非常具有独特性。从商代出土的精美的青铜器可以推断，中国在商以前就已有青铜器铸造。到了商代，青铜器的制造技艺已非常成熟。商代青铜器厚重庄严，早期多无铭文，晚期出现铭文，甚至有多达40余字者。这些铭文除了标明族氏、祭祀对象以外，还出现了不少记事内容，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司母戊”鼎，该鼎通耳高133厘米，重达875公斤，造型庄严雄伟。商代青铜器纹饰主要有云雷纹、饕餮纹、夔纹、虎纹、龙纹、蝉纹、鸟纹等。其造型和纹饰都是中国独特的。西周前期的青铜器继承了商代的特点，但数量上却大大增加，其纹饰也多富时代特色。这个时期青铜器以兽面为主题的纹饰更为抽象。到了西周后期，纹饰主题倾向于简单朴素。西周青铜器上铭文字数大大增加，许多彝铭多达三四百字，最长的《毛公鼎》铭文达
497字，叙事详尽。铭文字体也非常具有美感，排列整齐，字体严谨，书写境熟，优美奔放，是书法和铸造艺术的完美结合。
　“司母戊”鼎
在自然科学方面，除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外，中国当时科学的最高成就体现在天文学上。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以编制历法为主要内容的。不过，中国古代的历法概念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它不仅编制日历，计算朔望和二十四节气，还包括日月食和行星的计算等。中国的历法的定位常常是以天象为依据的。所以观天象有卜凶吉的功能外，也是编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同为东方文明，印度长于行星位置的计算，而中国人可能对日月更感兴趣，擅长日月运行计算。
中国古代的历法是阴阳结合的历法，最初采用阴历，后用阳历进行调整。传说，在帝尧时，就设有专职天文官，从事观象授时工作。到了夏朝，中国就有了历法，称为“夏令”和“夏时”。后来流传的《夏小正》部分反映了夏时的历法，一年分十二个月，并指出每个月的天象和物候。商代历法以月亮的朔望为主要依据，以日月相会（朔）作为一个月的开端，每年设12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置闰月于年终，以弥补阴历年日数与回归年日数的差额。用数字记月，以天干地支来记日。已经有了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载。到了周朝，天文历法方面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了颁布历法，加强了对于日月星辰的观察。《春秋》中就记载了37次日食，据研究这37次日食记载里面有31次与天象符合。当时还有流星雨和彗星的记叙，例如《春秋·庄公七年》（公元前687年）载：“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近代以来的科学家研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记载。《春秋·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载：“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西周时期和春秋时期，人们加强了对太阳的观察，在历法中引入阳历概念。春秋时期可能已经有了春分、秋分及冬至、夏至的观念，人们以圭表测日影的方法定出冬至和夏至的时刻。到战国时期，又将一回归年的长度分成24等分，设定了二十四节气，以此指导农业生产。当一个月只有一个气节时，就置闰月进行调整，由于形成了阴阳历法。
数学也是中国古代科学中成果斐然的领域，至战国时，中国数学还未能形成自己的完整体系，但在一些方面已经取得突破。在商代中期，据甲骨文可见，已产生一套十进位数字和记数法，并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通过排列组合组成从甲子到亥癸的60个名称以记60天的日期。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周髀算经》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周代数学的水平。“数”在当时位列“六艺”之一，也表明了当时西周贵族对数学的重视。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各种问题的争论中也涉及到一些“数”的概念问题，比如提到“无穷”的论题，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
秦时明月汉时关：古代政治体制的定型
如果说，我们将夏商周三代看作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那么，从秦汉开始，中华文明逐渐成熟和定型，周代已初露端倪的文明特征，通过更丰富的文明成果得到加强。首先，让我们简要叙述一下秦汉的历史。
战国后期，七大国之中的秦国经过改革，迅速崛起强大，开始兼并各列国。在秦王政上台第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秦国兵不血刃，灭掉最后存在齐国，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秦王政自称“始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算起，秦王朝共历三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位11年（公元前221～公元前210年），其后是秦二世，在位三年（公元前209～公元前207年），最后是秦王子婴，在位46天（公元前206年）。秦亡于它的暴政，秦末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敲响了秦朝的丧钟。秦亡后，全国又陷入短暂分裂局面，楚王项羽和汉王刘邦进行了四年的楚汉之战，最后刘邦获胜，于公元前202年建立汉朝。
汉朝从公元前至公元220年，历400多年，分西汉和东汉两个阶段。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政治体制上承袭秦朝制度，但通过一些社会和经济政策的调整缓和社会矛盾，文帝和景帝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进一步实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史称文景之治。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统治达半个世纪，其时汉朝国势达到鼎盛。武帝后，汉王朝盛极而衰，公元8年，王莽篡权代汉，建立新朝，托古改制，但未能缓和社会矛盾，赤眉绿林起义随之发生。最后，绿林军一位首领刘秀重建汉政权（公元25年），称汉光武帝，后迁都洛阳，进入东汉，以前建都长安的汉王朝称为西汉。东汉进一步加强专制皇权，但并不能保证统治的长治久安，后期外戚、宦官专权，豪强势力扩张，皇权旁落，社会矛盾激化，最后引起黄巾起义，出现群雄并起的局面。公元189年，东汉政权在豪强的胁迫下迁离洛阳，汉朝名存实亡，历史进入三国时期，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汉朝最终被灭。
秦汉统治下生产力有了非常巨大的发展，文化成就也不胜枚举，但对中华文明建设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在于制度文明的建设，也就是确立了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统治模式。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进一步扩展疆域，最终建立了东至大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到辽东的巨大帝国。为了实现对这一广大疆域有效的统治，秦始皇创立了一套专制的政治制度。他将自己尊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在中央设立以丞相和御史大夫为首的政府机构，在地方，改周朝时实行的分封制为郡县制，下设郡和县的建制，郡守和县令由中央委派，县以下设乡、里，并设治安单位亭。与这套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配套的是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和统一法律，加强社会的一致性和加强政治控制。同时秦朝修建了由临洮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并建造到达东部、北部边远地区的快速驰道和直道，能够加强信息的传递和军队的派遣。
汉承秦制，进一步完善和巩固中央集权制。除了进一步旧诸侯国的割据势力外，汉武帝还削弱中央丞相的权力，在宫中建立新的中心：中朝。在地方上，为了加强对官员的监察，设立部刺史制。部刺史对郡县官吏实行严格的监察，他们对中央负责。汉代还建立了经常性和非经常性的官员选拔制度：察举和征辟制度。王朝根据不同需要设立各种科目，由指定官员按科目举荐相应人才，经朝廷检验后录用和升迁，常设的科目主要有孝廉和秀才等，有些科目不定期设定，如贤良、文学、方正、明经等。为了提高所举人才的质量，还设立太学等学校，培养各级官吏。这种官吏选拔制度是科举的前身。
秦汉在文化上的发展非常显著，由于秦朝国力强盛，在一些大型建筑上体现出宏大的气魄。保存至今的长城和兵马俑，均堪称世界奇观。不过，秦朝为了控制思想，颁令焚书，禁绝私学，使文化和学术受到摧残。
　秦兵马俑
汉朝在思想领域最重要的变化是用儒家思想取代其他各家思想，树立儒家独尊地位，确立了儒学几千年对中国思想界的统治。汉初刘邦基本实行了秦代轻视知识分子的政策，特别蔑视儒学和儒生，其时，道家黄老的无为思想却非常流行。这与汉初皇帝主张无为而治有关。汉武帝时，国力强盛，统治集团追求的是大一统的思想，需要进一步维护社会的等级制度，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家学说自此成为官方大力提倡的正统思想。随着儒学大行其道，汉代出现了搜集与整理图书的热潮，并促进了对儒家经典（经学）的研究。汉武帝曾敕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还设写书官抄写书籍。以后汉成帝又命人求天下遗书，又命刘向总校诸书，最后刘向之子刘歆继承父业，完成了校订工作。刘歆在校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经书的不同底本，其中有一批竹简从鲁恭王宅邸被发现，以汉以前的小篆写定，刘歆认定为古文经书。在西汉时期这些古文经并没有被列入学宫，但古文经学在社会上却有很大影响。经学中由此出现今文和古文两个流派，各持不同底本，各有不同的解释。这两派的争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研究。
汉代也是中国宗教的重要发展时期。佛教在汉代经中亚传入中国，但在传入中国后，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改造。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最早的信徒多为帝王贵族，而且他们也热衷于黄老的道学，于是将佛教教义理解为清虚无为，清心寡欲，将佛教道学化。而且人们常常将浮屠与老子往往并祭，还出现了“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闻。东汉是道教形成的重要时期。东汉后期，老子的道家学说与民间的巫术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早期的道教思想和反映这些思想的著作，如《太平经》等。这些思想在民间影响很大，后成为农民反对朝廷的工具，农民利用道教的早期思想建立组织，发动起义，如太平道就为黄巾起义作了组织上的准备。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五斗米道。
汉代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称为史学的成熟期。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是这一时代诞生的史学巨匠。司马迁撰修的《史记》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是我国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严谨的通史著作。《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主，以表、书为辅，开创了纪传体史书形式，成为此后两千年中编写王朝历史的范式。东汉班固（公元32～92年），出身著史世家。其父班彪曾作西汉史《后传》65篇，以补《史记》之缺，未竟而亡。班固继承父志，继续撰写，后写成《汉书》。此为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汉代的文学作品主要有汉赋、散文和汉乐府诗三种形式。汉武帝时最著名的赋家是司马相如，而两汉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也几乎都是汉赋的重要作者，如贾宜、班固等。许多汉赋气势恢宏，景物迷离，词藻华丽，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汉代承继了先秦时期收集民歌民谣的传统，汉代民歌汇集在《乐府》诗当中。
汉代绘画艺术已非常发达，今存有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画长205厘米，画面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分别描绘天上、人间、地下的景致，色彩绚丽。当时还流行壁画，在宫廷邸舍和地下墓室多有壁画发现。东汉时期，有些官僚常在祠堂或坟墓的石材上用阴线或阳线刻出画像，被称为画像石或画像砖。画像石的题材非常丰富，有渔猎、耕织、宴飨、战争、舞蹈等场面，非常富有生活气息。汉代的立体雕塑风格古朴浑厚，其代表作品就是汉墓前的石兽，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前的石兽群尤为突出。
　汉代彩帛
中国汉代的科技水平处在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在汉代已经成熟，长期人们认为是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其实并不正确。实际上是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造纸术进行优化，并进行推广，不过他对造纸术做出过巨大贡献还是不应抹杀的。西汉时期有人用处理纺织麻纤维后留下的麻团乱絮压成薄片，造出归初的纸，由于纸质粗糙，还没有用来写字。东汉蔡伦开始在用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原料造纸，使造纸术在各地广为流布，天下都称蔡侯纸。我国的造纸术于12世纪时经阿拉伯人之手传入欧洲，促进了世界文化的进步，这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汉代科技在天文观测和历法制定方面有突出成绩。史学家司马迁曾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协助落下闳等人制定《太初历》，修改了自秦统一天下后采用的《颛頊历》，改以10月岁首为正月岁首，插入闰月，定一月为29又81分之43日，与实际天象每399年误差一日。汉成帝的时候，刘歆又在《太初历》的基础上制定《三统历》，一年定为
365又 1539分之 335日，定 19年有 7个闰月。东汉章帝元和二年改用《四分历》，定一年为365又四分之一日，更接近于回归年，由此奠定了我国农历的基础。东汉张衡还发明制造了世界第一台地震仪，即候风地动仪。公元28年，中国天文学家还观察到太阳黑子，欧洲要到17世纪才知道这一天象。
隋唐盛景，美不胜收
汉以后中国经历了一段分裂的时期，史称魏晋南北朝。政治上的分裂并没有阻止文明前进的步伐，此时在文化上还是非常有自己特点的，这是佛教大发展的时期，各地大兴佛教寺院，雕刻佛像，真可谓“南朝三百六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也是道教最终形成并繁荣的时期。当时的知识分子闲适风雅，贴近自然，热爱山水，独成一派。诗人陶渊明的诗赋是中国田园诗中的精品。
公元589年，晋王杨广灭南方政权陈，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达4个世纪之久的分裂局面，再度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隋和秦的历史较为相似，是个短命王朝，统治时间不过30年，不久便被农民起义推翻。随后，唐太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又在隋的基础上建立起更为强盛的唐帝国。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以后，唐王朝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开始走下坡路。天宝十四年（755年）出现安史之乱，虽在8年后被平定，但旧时盛景不复再现，在藩镇割据和唐末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唐帝国于907年灭亡，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隋唐时代前后延续300多年，在各个方面都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
　唐代疆域图
隋唐是中国疆域进一步拓展的时期，也是中央行政体制定型的重要时期。唐的疆域东临大海，西达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到南海的辽阔疆域。唐代人口入籍者达900余万户，如果加上大量不在籍者，应当超过西汉时1200余万户。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隋文帝综合汉代以来的统治经验，初步确定了以内史省（后改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为行政中枢制度。唐初以来，中枢机构仍为三省制，同时尚书省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正式形成三省六部制。中书省负责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令；门下省主要负责纠核朝臣奏章，复审中书省的诏书，如认为不当，可以封还或驳正，称为“封驳”，为审议机构；尚书省为行政机关，“事无不总”，指挥六部处理各种事务。三省六部制以三省为中枢政权，分掌草诏、审核、执行大权，相互牵制和补充，分别对皇帝负责。三省六部之制一直沿用至清末，可见是行之有效的制度。
在选拔官吏的制度上，隋文帝废除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逐步实行了科举制度。隋文帝开皇年间设明经、秀才两科，隋炀帝增设进士科。唐代发展为六科，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科举制度为地主阶级的各阶层打开了参与政治的门径，使国家政权有了广泛的基础。这种以应试方式选拔官吏的制度，可以说开世界文官选拔制度之先河。此外，唐代还制定了《唐律》，这是存留至今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典，对后世和邻国的法律制度建设都有深刻影响。
隋唐是中国经济面貌发生重大变化之时，隋朝时期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南北交往。唐代经济空前繁荣，耕地面积增加，水利事业发展，交通发达，商业兴盛，城市繁荣。官营手工业规模巨大，私营手工业也不可小觑。隋唐的造船业、纺织业、陶瓷业都有很高水平。其中最著名并丰有时代特色的产品就是唐三彩。这是一种以绿、黄、蓝三色为主的彩陶，工匠在釉料中掺进不同的氧化物，使陶器烧成后呈现不同色彩。而且这种彩陶造型非常生动，有动物和人物，特别动物和人物中多见中亚因素，如骆驼、高鼻子胡人和中亚音乐演奏群像等，是中华文明与其它文明交流融合的反映。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隋唐时代，疆域辽阔，极大地加强了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联系，推动了与域外文明的交流。唐时加强了与吐蕃的关系。唐先后以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与吐蕃王和亲联姻，带去各种工匠和书籍。唐朝时东北地区的契丹酋长接受唐玄宗封号任渤海郡王，渤海王世代向唐王朝请封号，贵族子弟至长安人太学，与唐朝有密切关系。西南地区的南诏国以唐册封。
唐代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期，亚非地区和唐交往的国家达70多个。横跨亚洲腹地的丝绸之路，在唐时东起长安，西到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当时，留届长安的胡人有四五千家。
隋唐王朝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隋朝时，日本国王曾多次派使臣到中国。唐朝时，日本派遣唐使19次，成行12次。有些日本留学生在中国潜心研究唐文化，然后返国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日本，充当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中国名僧鉴真和尚东渡赴日传播大唐，他经6次努力，历尽艰险，最终到达日本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市）。虽年届70高龄，又双目失明，但仍不懈传法，还主持建造了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日本孝德天皇大化元年（645年，唐贞观十九年）开始革新政治，称为大化革新，仿照唐三省六部制改革日本官制。在8世纪以前，日本一直使用汉字，日本留学生利用汉字创造“片假名”、“平假名”，其词汇和语法都受唐文化影响。唐诗、医学著作、围棋、角抵、茶叶以及端午节、重阳节等习俗也在唐时传入日本。隋唐时期和南亚、东南亚诸国都有大量交往，唐文化大量传入这些地区。唐高僧玄奘远赴印度求佛法的事迹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其实唐代赴印度求法的人并不至玄奘一人。另一有名的僧人是义净和尚，他还写了一部著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其中就记载了唐朝前期赴印度求法的60位中国僧人的事迹。
隋唐时期是中华文明影响周边国家文明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吸收其它地区文明因素丰富自己的阶段，通过中外文化的大量交流，形成了不同地区文明的融会，中华文明在这样的交流中获得了营养。
隋唐时代的科学文化非常繁荣。科学发现和发明有很多，可例举的就有：僧一行发现恒星变动现象，并测得地球子午线1度的长度合123.7公里，与现代值比较，误差为11.8％。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大地实测子午线的记录；雕版印刷术出现，与造纸术结合，加速了文化传播；隋代李春设计修建的赵州桥，石拱跨度长达37.37米，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单孔石拱桥。
在宗教方面，在皇权推动下，唐初佛教和道教盛行，以佛教为主。由于与印度佛教接触的加强，出现了比较完备的佛经翻译，同时这时也出现了佛教流派的分化和形成。寺院拥有大量土地，但享有免税特权。如此在寺院经济膨胀的情况下，损害了唐政府的国库收入，因此在唐武宗时发起灭佛运动，除保留有限的寺院外，大批寺院被摧毁，土地充公，僧侣还俗。武宗后，佛教虽然得以恢复，但往日的繁荣局面则一去不复返。这时欧洲和中亚的一些宗教也开始传入，如东罗马帝国的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教派）于唐贞观年间传入中国，波斯的祆教在当时也有影响，不过这些宗教信众有限。
隋唐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唐诗把诗歌艺术推向尽善尽美的境界，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之一。当时诗人数以千计，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数李白和杜甫。他们两人的诗歌风格不同，正如先秦时“风”（诗经）与“骚”（离骚）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代表一样，杜甫代表的是现实主义诗歌流派，深刻揭露社会现实，与民同悲同喜，有儒学关注世事的精神；李白代表的浪漫主义的诗歌风格，尽情抒发自己豪放的情感，诗歌充满想象力，写遍天上人间，潇洒飘逸，具有黄老逍遥情怀和仙风道骨。李白与杜甫由此构成了中国诗风的两极。
唐代时非常重视历史撰修，中国史学此时上了一个重要台阶。就官修前朝史书来说，后人总结的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史书修于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写了史学评论著作《史通》，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杜佑的《通典》总结历代典章制度，开中国政治制度史写作之先河。
唐代绘画和雕塑艺术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名家辈出。其中有在中国被誉为画圣的吴道子，他和另一位画家阎立本擅长人物画，而李思训父子和王维的山水画尤其突出。在书法方面，楷、行、草书也均有高手。在佛教兴盛时，受中亚和南亚的影响，出现了许多石窟壁画和佛像雕塑，他们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体育运动方面，唐代受西域影响较大。例如，起源于波斯的马球经西域传入中国（一说从吐着传入内地），在唐代发展迅速。在社会生活方面，唐代很突出的是饮茶之风盛行。陆羽
所著《茶经》是我国第一部论茶专著，陆羽后被奉为茶神，善饮茶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
宋代：古代中华文明发展的最后高潮
唐以后，中国又经历了50多年的分裂和内战时期。最后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恢复了秩序。在政治上，宋代在历史上以“积贫积弱”闻名，它不断遭到周边民族的入侵。9世纪中叶时的首先威胁来自北方的契丹族，契丹早在947年已建立辽国。宋辽常有战争，但到1004年，辽军南侵，逼近宋都开封。宋真宗赵恒被迫与辽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宋朝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随后对宋进行骚扰的还有位于西部的西夏政权（党项族），在11世纪中叶，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宋政权损失惨重，议和时又应承向西夏输送银、绢、茶，开边境贸易。并且与夏和议后，并未完全实现永久和平，仍时战时和。12世纪，位于中国东北的女真族兴起，1115年建立金政权，南侵灭辽后，直接与宋政权发生冲突。后陷开封，掳宋徽宗和钦宗二帝北撤，北宋灭亡。1127年，赵构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称宋高宗，建立南宋，先迁都扬州，后南逃杭州。1141年，宋与金签订屈辱和约，对金称臣纳贡。此时蒙古族在金国的后方兴起，并趁虚深入中原，在南宋的配合下灭金后，又不断南侵，1276年最终灭宋。
与政治上这种积贫积弱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宋代在经济和文化上的重大发展，而且在与少数民族的和战之间，将汉文化的影响扩大到更远的疆域。可以说，宋代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
宋代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超过了唐代，人口持续增加，宋代全国人口可能达到1亿。垦田面积扩大，经济作物品种增加，南北种植物互相交流，农产品产量倍增。城市空前繁荣，北宋的首都汴京（今开封市）和南宋的首都临安（今杭州市）都是当时国际型的大都市。商业兴盛，外贸也有较大发展，杭州和广州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中心城市，出口的物品中有金、银、和铜器，而最为重要，并使中国物品名扬天下的是中国的瓷器。当时中国瓷器的生产形成很大的规模，并出现一些特定的名品，其中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最为著称，定窑在河北定县，汝窑在河南临汝，官窑在河南开封，哥窑在浙江龙泉，钧窑在河南禹县。此外，景德镇的瓷器在南宋时期有很大发展。官窑和哥窑，不少产品釉面大多有黄褐色纹片，称为“金丝铁线”。汝窑产品多呈青色，瓷身精致，薄如蛋壳，称“鸭蛋壳青色瓷”。定窑瓷器多白色，釉色白中泛黄，并且注重刻花，表面如浮雕，刻花图案有花卉、禽鸟、去龙、游鱼、婴戏等。此外定窑也少量烧制黑釉、酱釉和绿釉，称“黑定”、“紫定”、“绿定”。钧窑瓷器釉色艳如玫瑰，间以紫红和青蓝，绚丽无比。这一切都反映出宋代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还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宋代钧窑瓷器
宋代通过削弱兵权和削弱相权，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的集权统治，同时在科举制度的建设上实行了比较严格的考试制度。宋代实行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解试也称为乡贡，由地方官府负责对候选人进行考试，依一定比例将合格者贡送朝廷参加省试。省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由尚书省礼部主持考试，合格者由礼部奏名朝廷，参加殿试。皇帝亲临殿试，举人殿试合格才算“登科”。宋代为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和防止营私舞弊，设立考官回避制度，各级考试也实行严格的程序。如省试，在开考前数日，考官入贡院后就不能外出或会亲友，直到考试完毕。考场内，举人按座位榜对号入座，应试者姓名、乡贯糊住，编成字号。考卷要重新誊抄，以免让人认出笔迹。宋代社会不重门第，科举向士大夫广泛开放，两宋三百年，贡举登科者达11万多人，大多数是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由此扩大了统治基础。
与大兴科举有关，教育受到了少有的重视，读书做官，成为社会上升之途。宋代除了继续
发展官府办学以外，私人办学蓬勃兴起，成为一大时代特色，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一大特色。私人学校规划较小者称为家学、私塾或蒙馆，规划大的高级私人学校，称为精舍、书
院。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在今江西庐山）、岳麓书院（在今湖南长沙岳麓山）、应天书院（在今河南商丘）、石鼓书院（在今湖南衡阳石鼓山）。许多当时的大学问家在书院中讲学，书院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中心和传播地点。
宋代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中国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到此时才全部完成，而以前出现的发明也进入实际运用阶段。就指南针的发现来说，早在战国时代就有记载，人们曾利用天然磁石制造了“司南之勺”。到了宋代，科学家沈括首次记载地磁偏角的现象，并且总结出用天然磁石摩擦钢针磁化成磁针的办法。宋军中配备指南鱼，这是将薄铁片剪成鱼形并磁化后制成的。后出现罗盘，不过最早的罗盘主要用于看风水。在北宋后期，已有证据表明指南针已用于航海，南宋时用“针盘”道航。
火药最早出现在唐代，不过最早火药是用于制造炮仗，敬神之用。到了宋代，火药才用于战争。宋朝官府设有火药武器作坊，南宋军队配备的火药兵器已有多种，最早火药主要用于爆炸，后来才有一些管形枪的雏型，如记载中有火箭、火枪、铁火炮和霹雳炮等，数量甚至数以万计。
印刷术最初萌芽于石印，最早应在汉代出现，一些经书刻于石上，然后用湿纸覆在雕刻的表面，用油墨将石碑拓下。到唐代印刷术发展到用木材雕刻文字的雕版印刷阶段，最早主要用来印刷佛经。1966年在南朝鲜发现的雕版陀罗尼经，据考刻于704－751年之间，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宋代雕版印刷术进一步完善，印刷了大量精美的书籍。在雕版印刷术发展的同时，宋代一位布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这种印刷技术用胶泥刻字，用火将之烧硬后，固定在铁板上，用来印刷。刻字胶泥可自由排列，反复使用。活字印刷术是人类技术进步的一场革命，但并没有在中国广泛推广，原因在于中国汉语字数太多，用活字制字必多，显然成为推广的障碍。在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雕版印刷。
此外，造纸术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完善。唐代已出现用竹制成的纸，宋时的竹纸更精细，同时还开发出用麦秆、稻草制成的纸，进一步扩大了纸的原料来源。
宋代最具标志性的文化成果是在诗词方面，尤其是宋词与唐诗并称为中国古代诗词的重要代表。北宋前期，欧阳修等人的词风婉约清丽，不过还受五代的影响。柳永开始创作慢曲长调新体裁，柳词通俗，借景抒情，深得民众的欢迎，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之说。苏轼（苏东坡）突破宋词婉约之风，关注重大的政治题材，词风高亢激越，豪放雄奇，荡气回肠，一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成为千古绝唱。他是豪放词派的开创人。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诗词中溶入爱国主义精神，有抒情，有写景，有叙事，有铁戈金马的激昂场面，也有灯火阑珊的温情小景。宋代诗歌也有不少重要成就，著名诗人陆游更是以他的爱国热情而受到民众的推崇。
宋代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宋代理学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是当时的新儒家。宋代理学可分为两派，一派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称为“程朱理学”；另一派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心学”。宋代理学的奠基者是程颢和程颐，史称二程，他们提出“理”是世界万物之本原，先有“理”，然后生万物辖万物。这里的“理”颇有点道家“道”和佛家“真如”、“佛性”的味道。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著述十分丰富，有文集、语类和《四书集注》等，他将理学进一步系统化，使得理学更精致和更富哲理，从而推动了理学的发展，并成为官方学说。南宋陆九渊深受佛教禅宗影响，他将“理”看作是个人内心固有的东西，提出“心即理也”，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自成一派。
宋代的史学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自战国到五代，按编年顺序记叙历史，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通史著作。著作含丰富的史料，并对史实进行详细考订。它所开创的体例，称为《通鉴》体，成为后来编年史的通用体裁。在史论上，《资治通鉴》进一步将历史看作是一面镜子，可以使我们借鉴以往的经验和吸取过去教训。南宋袁枢别出心裁，将《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分门别类辑，保持事件叙述的完整性，并加上标题，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创史学编撰中的纪事本末体，弥补编年体中叙事的不连贯。宋人除了编写前朝历史外，也非常重视本朝历史的撰写，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官修的《宋会要辑稿》至今还是研究宋史必用的史料。当时地方史即方志的撰写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宋代在绘画艺术上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宋代的山水画臻于完善，北宋时期的北方画派李成、范宽、郭熙等人擅长自然山水，画风雄健。南方山水画派有巨然等人，淡墨轻岚，意境深远。也有许多擅长画人物鸟兽的画家，南宋四大画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和夏珪除画山水外，均兼工人物。宋代绘画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此画以生动的笔触描绘出清明时节首都汴梁人群熙熙攘攘，店铺鳞次栉比，车舟往来穿梭的繁荣景象，生动反映出当时的时代风貌。
图：清明上河图（卷四）
中华文明发展到宋代已进入成熟期，基本特征和要素都已具备并得到充分发展。元明清三代，中华文明还有发展和变化，如疆域进一步拓展，中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汉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交流中更具包容性。不过从世界文明史的范围看，宋元时代是中华文明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最后时期。自明以降，中华文明便逐渐落后于欧洲文明。晚清以后，中华文明在保持自己特质的同时开始向西方工业文明靠拢，汇入世界现代文明的洪流之中。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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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s Gernet, Le Monde chinois, Quatrième édition, Paris, Armand Colin
崔连仲：《从佛陀到阿育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
（印）塔帕尔著、林太译：《印度古代文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印）高善必：《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商务印书馆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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