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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д.412， л.94-99。
　　56　伊万诺夫日记，日;菲拉托夫与朴昌玉谈话纪要，日;菲拉托夫与朴永彬谈话纪要，日;萨姆索诺夫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十二月全会的报告，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1， л.18-19。
　　57　菲拉托夫与朴永彬谈话纪要，日;菲拉托夫与金承化谈话纪要，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128-32;菲拉托夫与朴昌玉谈话纪要，日。
　　58　比亚科夫与郑律谈话纪要，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0， л.126-28。
　　59　《劳动新闻》，日特刊。参见冰蔚等译：《金日成将军传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2)。中译本注明译自日《劳动新闻》特刊，有误。实际上，日《劳动新闻》只是发表了有关刊出《传略》的消息，而全文是在4月15日作为特刊发表的。
　　60　详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7-7-7-00312-04等卷宗。
　　61　金学俊：《朝鲜五十七年史》，页215-16;比亚科夫与郑律谈话纪要，日。
　　62　鲁缅采夫关于朝鲜劳动党情况的报告，日;萨姆索诺夫与奇石福谈话纪要，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0， л.199-223。
　　63　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0， л.233-95;鲁缅采夫关于朝鲜劳动党情况的报告，日。
　　64　由于该文的副标题是&对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人员的讲话&，很多研究者认为这是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如Син Се 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КНДР в
гг.， c.128-29)。但是仔细查阅原文，金日成讲到他的听众都参加了&昨天的会议&，而朴昌玉对苏联使馆说，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在27至29日召开，参加者超过四百人(菲拉托夫与朴昌玉谈话纪要，日)。由此可以判断，这个讲话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
　　65、82　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40-41; 20-21.
　　66　〈在朝鲜劳动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上　金日成同志作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人民日报》，日，第3版。
　　67　参见〈朝《劳动新闻》纪念劳动党二届五中全会十周年〉，《人民日报》，日，第4版。黄长烨回忆了他在1961年与金日成讨论&主体&思想的经过。参见黄长烨：《我所看见的历史真理》，页133-40。
　　68　参见沈志华：《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и др.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типа ()：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c.248-300;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东北日报》，日，第1版。
　　69　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页119-43。
　　70　详见卡德尔(Edvard Kardelj)著，李代军等译：《卡德尔回忆录()》(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页160-62;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页297。
　　71、72　金日成：〈关于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日)，载《金日成著作集》，第九卷，页397-407;407-408。
　　73、76　菲拉托夫与朴义琓谈话纪要，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66-69。
　　74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到1956年初，共有196名苏籍朝鲜人在朝鲜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工作。参见鲁缅采夫关于朝鲜劳动党情况的报告，日。
　　75　菲拉托夫与朴义琓谈话纪要，日、2月21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66-77;菲拉托夫与金承化谈话纪要，日。
　　77、81　维诺格拉多夫(И. Виноградов)和谢尔巴科夫(Л. А. Шербаков)给苏共中央的报告，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63-65。
　　78　伊万诺夫日记，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109-16。
　　79　截至1956年4月，向苏联使馆提出申请退出苏联国籍的共有96人(外加其家属95人)，表示希望拥有双重国籍的有27人。参见伊万诺夫日记，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0， л.117-18。
　　80　萨姆索诺夫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十二月全会的报告，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1， л.14-21;鲁缅采夫关于朝鲜劳动党情况的报告，日。
　　83　库尔久科夫(И. Ф. Курдюков)致波诺马廖夫(Б. Н. Пономарев)函，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314， л.48-50;另参见伊万诺夫日记，至29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126-27。关于战争纪念馆的说法是真实的，笔者2006年到平壤参观时专门去看过，情况依然如此。
　　84　驻朝使馆1954年工作总结，1955年1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8-00524-05，页62-68;驻朝使馆1956年交际工作计划，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7-00479-03，页10-12。
　　85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页497。
　　86　驻朝使馆1954年工作总结，页62-68;驻朝使馆1954年交际工作总结，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7-00372-01，页3-5。
　　87　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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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蔚　蓝
文章来源： 《二十一世纪》2015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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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许可：沈志华：金日成如何走上权力顶峰？
赫鲁晓夫推动的「非斯大林化」鼓舞了朝鲜劳动党内的反对派干部，他们趁1956年夏天金日成出访之际，相互串联，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批判金日成。金日成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八月全会」将反对派主要成员开除出党、撤职查办，导致一批干部逃亡中国。
　　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对金日成在朝鲜的统治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遭到朝鲜劳动党(以下简称劳动党)的抵制。劳动党内部对金不满的干部，受到“非斯大林化”的刺激和鼓励，趁金在当年夏天出访苏联、东欧及蒙古之际纷纷串联，形成反对派，准备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批判金，甚至迫使其下台。就在批金倒金的秘密政治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金日成于7月19日回国了{1}。本文利用最新解密的俄国档案及中方相关资料，再现1956年8月劳动党内政治斗争的全过程，并提出一些与以往研究者不同的判断和看法。
　　一　反对派积极活动
　　关于金是何时及如何得知反对派正在策划“阴谋”的，有当事人回忆说，金在国外时就已经从崔庸健或苏联外交官那里得到了消息{2}。而金本人在回忆录里说，是回国后他的副官长李乙雪和外务相南日向他报告的{3}。这里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在回国途中，金于日离开莫斯科去蒙古，直到19日才返回朝鲜，就是说他在蒙古及回国途中整整耗费了六天{4}。如果这时金已经知道国内有人准备“篡党夺权”，很难想象他还会为几万头牛羊悠闲地与蒙古人谈判。俄国档案披露的情况也证实，金的确是在回国后才发现危机已经迫近，而南日就是向他通风报信并协助折解危机的主要人物之一。
　　7月20日，金日成会见了朝鲜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除向他们通报了出访情况外，还专门谈到“波兰事件”。金指出波兰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领导人过于关注个人崇拜问题，而没有注意知识份子的“危险思潮”{5}。金显然是在提醒大家，事实证明，正是“非斯大林化”导致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从而为自己的方针辩护。就在这一天，朝鲜政治不稳定的消息就传出来了。根据南日7月24日向苏联使馆临时代办彼得罗夫(А.
Петров)通报的情况，7月20日“苏联派”干部朴昌玉来到南日家中，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内阁副首相崔昌益、建设相金承化以及他本人等一批领导干部，打算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严厉批评金日成的领导方式、个人崇拜等错误。为了争取南日加盟，朴昌玉说，他们会取得多数领导干部的支持，甚至不排除崔庸健也会加入对金日成的批评。南日向苏联人表示，他个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会“导致不良后果”;在党员和人民中间“丑化金日成”，会引起政治混乱。而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改正。随后南日表示，至于是否将此事告诉金，令他感到很为难。彼得罗夫表态说，联合批评金这件事值得高度关注，朴昌玉采取的立场明显是不正确的，这样做可能会在国内外引起不良反应。彼得罗夫建议南日应劝说朴昌玉、金承化放弃这种做法。至于是否向金日成通报，彼得罗夫说这是南日自己的事情，但又说如果这样做，最好不要提到具体人名。南日立即表示同意，并自告奋勇将帮助金准备自我批评的发言{6}。由此可知，朴此时已经参与了反对派的活动，并承担了联络苏籍朝鲜干部的任务。另外，毫无疑问，金马上就得知了全部消息。
　　随后几天，反对派的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了。7月21日，朴昌玉告诉苏联参赞菲拉托夫(С. Н.
Филатов)，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将对金日成进行集中批评{7}。7月23日，崔昌益拜访苏联使馆，也通知菲拉托夫，“在未来的中央全体会议上金日成将会受到尖锐批评”{8}。7月24日，金承化告诉菲拉托夫，他最近两次与“延安派”的精神领袖、最高人民会议议长金枓奉谈话，询问他对在中央全会批评金日成一事的看法。金枓奉表示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行动，因为金日成不想改正自己的错误;但他认为很少人会下决心反对金日成{9}。关于这些情况，后来逃亡中国的职业联盟委员长徐辉等人向中共中央报告说，金日成回国后不久，菲拉托夫曾通过金承化与崔昌益、李弼奎、徐辉、尹公钦等人见面，表示同意他们的观点和做法，甚至说“为了消除朝鲜劳动党内的个人崇拜及党的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必须要很好地组织斗争”，并把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莫斯科与金日成会谈的内容以及金已承认错误的情况透露给他们。徐辉等人在报告中说，“我们很受鼓舞”，因为没有兄弟国家的支持，去批评大权在握的金日成只会导致无谓牺牲，但有了苏联的支持，就可以制止金的独裁{10}。然而，在俄罗斯著名朝鲜问题专家兰科夫(Andrei
Lankov)引用的有关菲拉托夫的三次谈话纪要中，根本没有这些内容{11}。尽管笔者没有看到这些文件的原文，但相信如果文件中提到如此重要的信息，兰科夫一定不会放过。从前面所引彼得罗夫与南日谈话中的表态来看，苏联外交官中即使有人同情反对派，也不可能如此直白地表露出来。徐辉等人这样说，很可能是在“八月全会”斗争失败后为自己采取的鲁莽行动寻找理由，以便给中共中央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反对派积极活动的时候，金日成及其支持者也没有闲着，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挑战进行了充分准备，并且按部就班地展开了行动。首先，当然是要取得莫斯科的支持。与反对派相比，金日成、南日等人与苏联使馆保持着更加频繁、也更直接的联系。除了外交场合的见面和会谈，应朝方的邀请或要求，彼得罗夫7月24日到外务省会见南日，7月26日与金日成进行会谈，7月28日拜会南日和朴正爱，8月1日与南日进行会谈{12}。尽管这些已通过电报送交莫斯科的“特别会谈记录”目前尚未完全解密，但可以肯定其内容与朝鲜政治有关。很快，苏共中央就有了答复。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彼得罗夫8月2日约见金日成，并向他通报了莫斯科来电的内容，其主要精神是“在批评朝鲜劳动党中央工作和政府活动的失误的过程中，金日成应当主动地有所表现”{13}。
　　7月30日，劳动党中央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中央各部负责人及一些内阁成员出席。朴金哲和朴正爱分别在会上发言，内容大体相同。他们首先承认在劳动党内确实存在着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的现象，党在干部任免工作中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们一致认为，对金的崇拜并不像苏联对斯大林的崇拜那样已经发展到危险地步，而且党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准备纠正错误。所以，对于个人崇拜的问题没有必要进行全面讨论，领袖和党不会允许出现任何可能削弱党的力量的分裂行为。他们在发言中还透露，实际上对于苏籍朝鲜干部的打击主要来自“延安派”干部;苏共领导人不会干预劳动党的行动{14}。这两个明显是金授意发表的讲话，自然是为了安抚受到排挤的“苏联派”干部，以分化反对派的队伍，同时也告诫那些不安分的人不要轻举妄动，莫斯科是不会支持他们的。为此，8月1日的《劳动新闻》还发表了长篇社论，中心意思是个人崇拜应该受到批判，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以免被阶级敌人所利用{15}。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xiandai_.html
原文过长，自行前往。
来源：《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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