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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幸福是社会进步的价值目标
摘要：幸福是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向往和追求的，个人追求幸福是人类追求幸福的基础和动因，没有每个人对幸福的积极追求，就没有个体对幸福的关心，也就没有人类的整体幸福。人类的奋斗历程就是一个前仆后继的幸福追求过程，无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多么大的差异，无论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有多么大的不同，追求民生幸福最大化是人类活动永恒的价值追求。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就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群众的幸福要求，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关键词：民生幸福；社会进步；发展动力；价值目标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8)06-0751-05恩格斯说：“在每一个人的意识和感觉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原理，它们是颠扑不破的原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须加以证明的。”接着他指出：“每个人都追求幸福”，这是无须加以证明的原理，是“颠扑不破的原则”。个人追求幸福是人类追求幸福的基础，没有每个人对幸福的积极追求，就没有个体对幸福的关心，也就没有人类的整体幸福。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采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追求幸福，正是这种追求才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一、幸福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幸福是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向往和追求的。费尔巴哈曾经这样说：“人的任何一种追求也都是对幸福的追求。”，追求幸福是人的目的和权利，具有恒久常新的意义。因为人类是由无数个体构成的有机整体，没有个体追求幸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没有人类追求幸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离开了个体对幸福的追求，就没有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为，人的幸福的实现不能离开人基本需要和欲望的满足，“需要”是人存在的基本物质前提，如果没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人就无法生活，人的“幸福”也无从谈起。正如罗素所言：“我们的冲动与欲望是创造我们幸福的要素。”格雷也认为，“幸福——人类一切企求的最终目的——在我们的自然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以前，是无法达到的。”“作为一种内驱力，人的欲望是一团生命的活火。这生命的活火追逐着幸福。”个人与人类的关系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个人为了获得幸福，会产生一种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或者说，追求幸福的活动使个人身上的人的类意识苏醒，因为虽然每个人的幸福的获得必须由他自己努力才能获取，但他不得不与他人和社会打交道，否则，孤独的个人是无法得到幸福的，在与他人与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们渐渐会懂得行为的利他性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自己获得幸福的条件之一。因此，一个人的行为愈高尚，越有利于他人和社会，他自身的价值就愈高，获得的幸福就越多，就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可以这么说，追求幸福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和价值目标。人是为了幸福而存在的，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追求幸福的历史。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人类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和政府等政治组织或政治机构，就是为了减轻市场竞争和社会冲突中的负效应，提高人类追求幸福的能力。因为任何个体的人，有的甚至是社会组织，都很难消除市场竞争和社会冲突负效应的抵消，这就是现代政治组织存在的价值合理性。“在现代政治哲学中，政府只是人类实现幸福的工具，在推动人类幸福指数提高，协调国家间和人群间的和谐，促进人类发展的同时，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领导与统治。”因而政府组织才是人类追求幸福最基础、最重要的人造物，追求快乐和幸福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善治政府公共政策追求的目标。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开创的通过人们主观心理感受上的苦乐来定义快乐和幸福，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仅应成为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标准，而且应成为人类社会政府立法、司法和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利用国家这个工具为人类幸福而服务与管理，自古至今是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理想和追求。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斯多德就指出研究伦理学的目的就是要指导人们达到幸福的境界。在他看来“善”就是幸福，“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他认为存在的最高的善就是人的好生活或人的幸福，应当由最高的科学即政治学来研究和把握。“尽管这种善于个人和城邦是同样的，城邦的善却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满的善。”为此他对当时的158个国家的政体进行了善的研究，即对这些政体与幸福的实现程度的研究。他认为幸福不仅是合德性的实践活动，实现幸福更需要良好的政体和法律，因为“良法可以使人变好”。他在他的另一本书里更明确地指出：“凡订有良法而有志于实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德和恶行。……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行正义和善德的制度。”他认为好的政府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操劳的政府。他的这一政治理想经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加工和强化，已经成为一种与国家价值理想一致的政治理念，被演绎成每个公民追求和实现幸福生活理想的最好政治保障，是制订以每个人的幸福生活为根本价值取向的宪政体制的理念基础。因此，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和人民幸福最大化就是人类共同的政治理想，承认和保障公民追求幸福的权利就成为评价一种政治制度优劣与否的重要标准。所以，善的政治制度必须以民生幸福为根本关怀才能彰显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一个不能以民生幸福为价值追求的政治制度必定是不良政治制度。而给民生幸福的基本前提就是尊重和保障民生的基本权利和健全人格。因为人不但是肉体的生命，同时其精神的生存更加重要，行尸走肉的人是没有半点幸福可言的，而人类精神的生存条件之一就是基本权利和健全人格的保障。所以，号称宪政典范的美国宪法在其序言中阐释其目的时称：“宪政制度包含了我们有关人和社会幸福的最深沉的信念，并赋予这些信念以巨大的权威。”美国的宪法就是要“增进全民福利并谋我们及子子孙孙，永享自由的幸福。”。这样一来，保障和增进民生幸福就成为各国效仿的立宪标准和政治制度的价值追求。不仅如此，有些国家甚至还对民生幸福的追求作了更为具体的法律规定，“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址，在法律和政府治理上都必须予以最大尊重。”我国2004年修改的宪法也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写入了宪法，无疑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和幸福追求的。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民生幸福始终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无论政局遭遇多么大的变故和困境，寻求更好的发展都离不开以民生幸福为终极理念的政治探索和制度设计。当代美国著名伦理学家和法哲学家罗尔斯便企图以“民众幸福”这一根本理念和价值追求来改善和塑造美国的宪政体制，“幸福不是我们企求许多目的中的一个，而是整个计划的实现本身”。人类的政治思想史就是一部民生幸福的辛酸史，人类的奋斗历程就是一个前仆后继的幸福追求过程。因此，无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多么大的差异，无论政治文明发展的程度有多么大的不同，追求民生幸福最大化是人类政治活动永恒的价值追求，否则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生命力就会成大问题。二、民生幸福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目标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从本质上讲最为根本的标准就是是否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群众的幸福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从这个标准来看，以往片面强调GDP这类反映经济发展的理念对于全面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状况是很不充分的，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社会政策选择上的舍本求末。而极富人性化的民生幸福崇尚的GNH关怀的发展理念，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GDP崇拜的片面和不足，而且可以衡量社会的进步、发展与文明程度。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幸福的提升并行不悖、平衡发展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持续下滑，这个社会发展就可能失衡，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阻碍经济发展。努力使人的基本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同时也要让人的潜能得到充分释放，使得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相得益彰，这才是社会主义发展价值论的真正内涵。首先，人的全面发展和民生幸福是社会主义发展价值论的核心内容。资本主义制度虽然给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条件，但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和解放，相反，却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人的幸福——自由和解放成了社会发展中头等重要的问题，所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民生幸福最大化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的崇高目标和理想追求。为此，马克思反复强调，人的幸福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因为只有人才能构成现实的社会，没有了人，便没有了社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因此，社会发展最终要通过人的幸福体现出来。社会之所以能永远向前发展，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发展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了人的幸福的追求就有人的创造力源泉，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自然，社会发展反过来必然造福于人民群众。归根结底，人才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的幸福满足到什么程度，社会就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发展是通过人的幸福来实现的，同时社会发展必然带来人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最大化，人的幸福是社会发展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其次，人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最大化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非常关注人的幸福和生活状态，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批判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绘，认为未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仅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而且还应该是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人人自由平等，人人全面发展，从而实现了人类的彻底解放的理想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最大化。他指出：“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并进一步认为在这样的联合体里，“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到那时，劳动已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们肯定自我，实现自我，发挥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有效途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以人的自由解放为前提条件的，所以，马克思是站在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语境中来论及人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最大化的。最后，人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最大化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程度取决于人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最大化程度，社会越向前发展，个人也就越获得解放与发展。人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最大化包括人从自然关系奴役下的解放、从社会关系奴役下的解放、从旧思想、旧观念束缚下的解放三重含义的自由发展，其中人从自然关系奴役下的解放程度，即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根本尺度。而人的发展是指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物质条件逐渐丰富的情况下，个人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的过程。无论是人的解放还是人的发展，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随着社会不断向前进步，个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程度就会不断得到提高。只有人最终从各种奴役中解放出来了，成了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人，才最终真正实现了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人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最大化才能最终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只有到了未来高度发达、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最终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劳动“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这时，人类才最终从各种奴役中解放出来，人也因此而得到了全面自由的发展，人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最大化的目标才在最终意义上得到了实现，那才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实现真正的统一。三、公正的制度是实现民生幸福的必要前提幸福直接与人的物质利益相联系。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他们的“每次行动”都是“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的”。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往往是因为某种利益的争夺而引起的。利益的典型表现形式是财富和权力，人世间古今中外，钱权之争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利益不是幸福的充足理由。每个人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始终牢记利益的目的是为了幸福，不能把利益本身当作目的，这样才能让利益真正为幸福服务。生活中往往有些人为了幸福去追求利益，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忘记了幸福的宗旨，为了利益而追求利益，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当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利己心会战胜利他心，结果虽然求到了利益，却失去了幸福。赤裸裸的利己主义不可能使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统一起来。近代英国思想家曼德维尔，进一步提出了“私恶即公利”。在他看来，利己心虽然是一种恶，但它对人有用，使人快乐和幸福，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曼德维尔在他的《蜜蜂寓言》中比喻说：人类社会像个蜂巢，“每一部分分开看时都充满着败行恶习，但合拢起来则成了极乐世界”。显然，利己主义学说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利已本性理论化为普遍的人性。要改变这种似乎普遍化了的人性就必须改造社会的根本制度。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变化，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学说得到了修饰，采取了“合理利己主义”或“功利主义”的表现形式。在英国功利主义者那里，社会利益就是个人利益的机械总和，追求私利也就是等于为公利服务。边沁按照他的公利原则宣称，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种“文明的利己主义”。马克思对这种功利主义作了有力的批判：“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利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黑格尔也肯定人的利己心是必要而有益的，但他不同意把社会利益看作是个人利益的简单总和，而认为两者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而否定中发展的，一方面是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却是贫困的增加，表现为对立中的前进。那么，如何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呢?甚至黑格尔也寄希望与德国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他说：“利己的目的，就在他的受普遍性制约的现实中建立起一切方面相互依赖的制度。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存在，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他们只有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正当的个人幸福，不是对他人成果和利益的侵吞，更不是对社会整体幸福的损害，因为“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人们的幸福多种多样，在层次、境界等方面都有差别，各个人在一生中所获得的幸福也不一样，因为人欲望、需要的种类、范围、强度性质等不同，其满足程度、方式也不一样，而最高的幸福价值就是为人类服务，奉献自己的一切，这是幸福的最终的最好的归宿，既把幸福寄托或建立在毕生为实现人类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的事业上。因为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人类总体幸福的增加，通常是很多单个人的利益、幸福的牺牲奉献的叠加，这也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的要求。“为了人类总体的幸福或福祉的增进(民生幸福最大化)，而使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个人的某些甚至全部幸福放弃与牺牲，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要求，而且也是可能的。”社会要从制度上为有德行的人营造良好的公正的外部道德环境以保证和促进民生幸福的最大化。要建立起有效地打击、惩处利用他人的德行而营利的利己主义行为的制度。就这一方面来说，法律可以发挥其特有的强制作用。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欺诈、蒙骗等亵渎“诚实”、不利于“诚实”普遍化的利己主义行为；要建立对“老实人吃亏”予以适当补偿的道德制度。有德行的人审慎地吃亏，是道德上的应当。而社会通过建立相应的补偿制度对有德行的人的“吃亏”予以一定的精神补偿甚至物质补偿，可以激励更多的人遵守道德，要尽量少让有德者吃亏，特别是不能让利己主义者利用有德者的“吃亏”而占便宜。因此，“社会要促进德福一致，加强制度本身的惩恶扬善功能，使恶性者恶有恶报，有德者善有善报，从而实现德福一致”。为了使制度建设符合德福一致的精神，就应当使制度中体现“德行也是人安身立命所不可缺，它不仅可以给自己带来良心的安宁、人格的尊严、社会的赞誉，甚至同时也可以带来某种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便利”。总之，应充分发挥社会制度在保证德福一致方面所具有的功能，要使不道德行为同时就是不明智的行为，从而逐步减少、杜绝不道德行为，鼓励道德行为，保障并促进人的幸福并推进全社会的幸福和谐。维护公平与公正的社会制度是人类政治理想的重要目标。社会公平与公正是人类社会维系社会秩序的行为准则，亦是保证民生幸福的重要前提。所有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实践表明，社会公平与公正一旦出现严重问题，就会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激烈冲突，最终会危及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而一个比较注重公平公正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受益、人民安居乐业和充满创造力的幸福社会。那么，人民群众就会对政治制度充满信任和认同，并自觉自愿地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最终形成“公平与公正——社会繁荣发展——政治组织行为合理性增强——进一步促进民生幸福最大化”的良性循环。总之，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关系到国家政治生活基础的巩固，也是民生幸福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是社会关注和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总之，民生问题，幸福为本。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民的幸福，经济增长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政治民主也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文化发展还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社会和谐更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造福全体人民的伟大事业，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在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中实现最大幸福。所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归根到底就是最大限度地造福人民，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就是为了造福人民。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有关宏观决策研究机构，应当对不同时期主要社会群众的幸福指数予以充分的重视，通过追踪研究、把握不同社会群众幸福指数的走势和变化规律，更加关注民生，坚持以民生幸福最大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真正将民生幸福作为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指示灯。编辑　颜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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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三民”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关键词]严复；民智；民德；民力；当代价值[摘要]严复开发民智、更新民德和强化民力的主张是其思想的重要闪光点，直接来源于西方，有严谨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支持。“民力”是基石，“民智”是资源，“民德”是保障。国民的道德水平、智力程度与体力现状决定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方向与道路选择，这是严复思想的核心所在。严复“三民”思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两座丰碑，开中国近代讨论国民性之先河，成为现当代中国教育思想的核心。[中图分类号]K25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54—07作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化大师，严复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和精神遗产。其中，他的“三民”思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样，相得益彰，始终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为人敬仰和叹服。本文试图从当代国民性塑造的角度，重新解读严复的“三民”思想，借以挖掘其深刻内涵，揭示其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一、严复“三民”思想的理论渊源严复“民力”、“民智”与“民德”的“三民”思想，直接来源于英国著名思想家斯宾塞与赫胥黎的社会有机体论。斯宾塞在其1861年出版的《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一书中，对三者关系及其重要性做了系统阐述和剖析。严复指出，斯宾塞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濬智慧、练体力、厉德行”。斯宾塞认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明程度与进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身体、知识与道德的综合素质：国民体力强健、智慧聪明、道德高尚，社会就进步，国家就强大；国民体弱多病、愚昧无知、道德低下，社会便退步，国家就衰弱。斯宾塞指出：“群之变也，视民德之进退，群性与民性，群德与民德，相待为变，其例则群学之所有事也。”群之能事，必视其民，常于二者之间，求其对待之公例”。“一群之立于天地也，有发生，有滋长，有形制，有功能，凡皆其民性情才力所遘会，磅礴而成之。”“天生蒸民，德不虚立，于其身有性情才力之可指，于其群则有强弱衰盛之可知”。“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群者谓之拓都(Total总体——引者注)，一者谓之么匿(Unit个体——引者注)。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为之”。“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严复对斯宾塞极为推崇，认为其思想与著作“可谓完备”，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斯宾塞尔者，亦英产也，与达氏同时。其书于达氏之《物种探源》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而于一国盛衰强弱之故，民德醇漓合散之由，则犹三致意焉”。“斯宾塞尔全书而外，杂著无虑数十篇，而《明民论》、《劝学篇》二者为最著。《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劝学篇》者，勉人治群学之书也。其教人者，以濬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严复特别认同斯宾塞关于国民基本素质与国家、民族、社会强弱兴衰、进步与否的总体判断，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社会的强弱、兴衰、进退与其国民体力、智慧和品行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严复指出：“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虽异，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也就是说，只有广大国民能够享受充分、足够的自由权利，国家才能完全独立自主。前者是基础与前提条件，后者是结果与归宿。斯宾塞用个体与总体来比喻国民与国家的关系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曷尝观圬者之成墉乎?使其砖坚实平等，火候纯一，廉隅硻硻，虽不用涂垩，可以成墉，且其功以久。使其调埴不均，火候不至，謑髁魭断，薜裂桥起，其成墉也，丸塞而涂附焉，虽高不及肩，犹虚圮已”，国民是砖石，国家是墙坯，严复也几乎用同样的话来表述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他说：“不观于圬者之为墙乎?与之一成之砖，坚而廉，平而正，火候得而大小若一，则无待泥水灰粘之用，不旋踵而数仞之墙成矣。由是以捍风雨，卫室家，虽资之数百年可也。使其为砖也，崎嵌歪缺，大小不均，则虽遇至巧之工，亦仅能版以筑之，成一粪土之墙而已矣。廉隅坚洁，持久不败，必不能也。此凡积垛之事，莫不如此。”在此，严复还对斯宾塞有关个体与总体的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唯其单也为有法之形，则其总也成有制之聚”。即优秀的国民，缔造伟大的国家；懦弱的民众，组成贫弱的国家，用严复的话说就是，“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总之形法性情”。严复这个著名论断，长期以来被人为忽略，需要我们予以认真发掘。在赫胥黎的思想中，也同样强调民力、民智、民德在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中的地位与作用。他说：“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群之治乱强弱，则视民品之隆污，主治者抑其次矣”。“善治如草木，民智如土田”，社会、国家与民族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体，政治制度的创设及其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通国民的综合素质，就好比一片翠绿的草木，肯定是生长在一块肥沃的土地之上。这种特别重视国民与国家关系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严复，成为其思想理论的重要渊源。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武精神、民群意识、孝道观念、孔孟形象，也是严复“三民”思想的一个来源。严复在《天演论》按语中说：“班孟坚日：‘不能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吾窃谓此语，必古先哲人所已发。”严复指出，中国目前虽然民力、民智、民德日益衰退，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蕴藏着无比深厚的优秀因子。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充分发掘，重新振奋中国民族精神，建构新的民力、民智和民德。他说：“且吾民之智、德、力，经四千年之治化，虽至今日，其短日彰，不可为讳，顾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摧斫而不可灭者。夫其众如此，其地势如此，其民材又如此，使一旦幡悟，悟旧法陈义之不足殉，而知成见积习之实为吾害，尽去腐秽，惟强求之，真五洲无此国也，何贫弱奴隶之足忧哉。”严复信心十足，认为只要重新振奋起民族精神，中国未来大有可为。二、严复“三民”思想的核心内涵严复充分接受了斯宾塞和赫胥黎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将民力、民智、民德视为判断一个民族、国家与社会存亡、强弱与进退的标准与准绳。他说：“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日血气体力之强，二日聪明智虑之强，三日德行仁义之强。”“至于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凡所以进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废；”“世间一切法，举皆有弊，而福利多寡，仍以民德民智高下为归。使其德智果高，将不徒新法可行，即旧者亦何尝遂病”。近代西方日进无疆、飞速发展，而中国之所以江河日下，衰败积弱，关键就是二者民力、民智、民德的巨大反差。严复指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恂憨，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西方民族国家民力、民智、民德大进，使其迅速成为影响和主宰世界的主力。严复指出：“洎乎二百年来，民智益开，教化大进，奋其智勇，经略全球”。原因何在?西方民力、民智、民德之所以远远超越中国，是与其政治、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的，自由、平等、法治、求实是其保证。严复说：“自其自由平等以观之，则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皆有常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其鸷悍长大既胜我矣，而德慧术知又为吾民所远不及。”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令人担忧和悲观，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扼杀民智，束缚民力，“俾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以奋，是蚩蚩者亦长此困苦无聊之众而已矣”。严复指出：“今日中国之事，其可为太息流涕者，亦已多矣。而人心涣散，各顾己私，无护念同种忠君爱国之诚，最可哀痛”，中国人民智慧，蒙蔽弇陋，至于此极，虽圣人生今，殆亦无能为力也。哀哉!结论是“民力已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今夫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严复认为，当今的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病人，“中国者，固病夫也。”要救亡图存，要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使用激进疗法，实行剧烈变革，弊大于利，当务之急是开发“三民”，逐渐提高中华民族的综合素质。因此，严复主张渐变，反对革命。他说：“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至于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必”。“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日鼓民力，二日开民智，三日新民德。”因此，严复认为，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综合素质，开发民众智慧，鼓动民众体力，重新铸造民德，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大力培植和弘扬民主精神是提升民族综合素质的关键与根本。曾经留学英国又对西方政治制度颇有研究的严复，对此感同身受，体会很深。西方近代国家“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政治架构，正是西方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并且远远超过东方国家的根本原因所在。民主制度、民主精神与民众的体力、智慧、道德是互为依存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便相应地有什么样的民智与民德。民主制度开发民智，提升民德，振奋民力；专制制度束缚民智，摧残民力，就是极力倡导的民德也是扭曲的、异化的。中国要复兴，要重新崛起，根本出路就是向西方学习，此外别无选择。严复说：“盖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严复反对那种根本改变现有政治体制，匆忙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的做法，认为那种“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练通国之兵以御侮，加什二之赋以足用”，这样中国就可以振兴，一切问题都可解决的主张过于简单化、理想化。他指出，在“三民”状况严重恶化的现实环境下，政治体制的突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在严复看来，中国要振兴，要实现社会的顺利转型，“培其本根”是当务之急。所谓“培其本根”，就是开放舆论，言论自由，培养民众的自由思想与民主意识。严复说：“言行自由，本为斯民天直”，“思想言论，无论公私是非皆不可禁”。“为思想，为言论，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思想言论，修己者之所严也，而非治人者之所当问也。问则其治沦为专制，而国民之自由无所矣。”因此，严复主张在不根本变革传统政治体制的前提下，通过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开展长时期的思想启蒙，以培养民众具备民主、自由的新的政治文化价值理念。他说：“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的说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中国民智民德而有进今之一时，则必自宝爱真理始。”严复指出，中国要走向真正的民主自由，民众必须具备良好的民智、民力与民德，而良好的民智、民力与民德的形成，关键是民众现代自由观的确立。他说：“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乃今将早夜以孳孳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无相欺、相夺而相患害也，吾将悉听其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吾又乌得而勒之!第二，正确处理“民力”、“民智”与“民德”三者之间的关系。严复认为，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兴盛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民力”是基石，“民智”是资源，“民德”是保障。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缺一不可。只有三者整体健康发展，才能保证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严复说：“徒力不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智，徒力与智，犹未足以为强且盛也。是三者备，而后可以为真国民。及其至也，既强不可以为弱，既盛不可以复衰。”同时，严复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几千年历史文明演进所成型的民力、民智与民德，是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的，良莠并杂。要想在新形势下加以迅速改变，铸旧陶新，树立新的民力、民智与民德，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困难重重，任重而道远，必须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严复指出：“夫中国今日之民，其力、智、德三者，苟通而言之，则经数千年之层递积累，本之乎山川风土之攸殊，导之乎刑政教俗之屡变，陶钧炉锤而成此最后之一境。今日欲以旦暮之为，谓有能淘洗改革，求以合于当前之世变，以自存于劻壤烦扰之中，此其胜负通窒之数，殆可不待再计而知矣。”总之，对于中国的“三民”现状，必须客观分析，逐渐改良，切不可操之过急。关于“三民”的地位与重要性，严复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有明显的不同。比较而言，严复早期思想更加注重民智的开发，后期相对重视民德问题。在前期，严复认为“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民智者，富强之原。”在严复看来，近代西方之所以日新月异，主要原因是科学知识的迅速更新与新兴学科的突飞猛进，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牛顿的力学、瓦特的蒸汽机、法拉第的电子学、哈维尔的医学、培根的现代实验科学等。他说：“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之财利，其隐赈流溢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迨亲见而信矣，又莫知其所以然；及观察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功于亚丹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中国民智之所以与西方近代国家的民智有如此大的差别，关键是西方近代学术的巨大进步，而中国在近代学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因此，要开发民智，必须学习西方，使中国的学术方向与学术理路发生重大变化。严复说：“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因此，严复创办《国闻报》，翻译西方系列名著，投身教育，毕生从事民众启蒙的神圣事业。严复对中国的民众公德现状做了评估，并结合东西文化做了比较。严复认为，西方近代国家之所以发展迅速，民众健康的公德意识、爱国精神是一个重要因素。国民经常把国家的荣辱视为自己的荣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如同保卫、建设自家一样。严复说：“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吾每闻英之人言英，法之人言法，以至各国之人言其所生之国土，闻其名字，若我曹闻其父母之名，皆肫挚固结，若有无穷之爱也者。”反观中国，“商旅以之不通，材产以之不盛，盗贼以之潜滋，教育以之荒陋，守圉则不坚，疾疫则时起。而最病者，则通国之民不知公德为底物，爱国为何语，遂使泰西诸国，群呼支那为苦力之国。”中国与西方之所以在国民道德方面有如此大的反差，根本原因是二者之间政治体制的不同。中国方面，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根本没有平等之可言。严复说：“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民众无权参与国家决策，服从、忍耐甚至埋怨，成为基本品行，长此以往，造成了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对立。夏代臣民借骂太阳对夏桀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恶咒，几乎成为以后历朝历代衰世乱世君民关系极度对立的真实写照。以这样严重对立的君民关系，何谈什么国家富强、社会稳定和谐、经济发展呢?君主压迫、奴役臣民，臣民自暴自弃，道德败坏，一盘散沙，于是国家贫穷、社会动乱、经济凋敝，各种危机此伏彼起。严复敏锐地察觉到民众道德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国民缺乏公德、自私与不团结，是中国衰弱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国民的离心离德，缺乏凝聚力、责任感与爱国心，正是长期专制政治的产物与后果。人民只有义务，毫无权利，缺乏提升人民参与国家大事的激励机制，人民只能扮演奴隶的角色。严复说：“义务者，与权利相对待而有之词也，故民有可据之权利，而后应尽之义务生焉。无权利，而责民以义务者，非义务也，直奴分耳。”西方方面，经过近代资产阶级革命，逐步实现了民主宪政，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前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对立统治关系转变为平等协商的合作关系，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社会秩序和谐。严复说：“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设以　釐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我，皆非所论者矣。”民主精神的形成，民主制度的确立，振奋了国民的民族精神，启迪了民众智慧，焕发了民众道德，提升了国民力量，促使了整个民族综合素质的全面进步。因此，严复指出，目前中国要“新民德”，当务之急是逐渐改变政治体制，即变君主专制体制为君主立宪体制。他说：“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严复在此一连串提出了五个“欲”，目的显然是在强调实行民主体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严复终生倡导“三民”的教育与培养。1918年5月，严复应友人之邀，为江西心远中学撰写校歌：“天心欲启大同世，国以民德分劣优。我曹爱国起求学，德智体育须交修”，强调德智体协调发展，共同提高。严复早期鉴于民智愚昧，认为开发民智是当务之急；后期鉴于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民德、官德的低劣，强调民德重于民智，提出并定格了“三民”的顺序，民德第一，民智第二，民力第三。他说：“居今而言，不佞以为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三、严复“三民”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严复以西方思想为借鉴，系统提出“三民”思想，并把它提升到救亡图存的高度，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三民”思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两座丰碑。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相会，两人就改造中国各自发表了看法。这次历史性会见，长期以来被人们解读为孙中山与严复的对立与冲突，严复的开发民智与思想启蒙一直遭到批评与贬低。其实，这种评价是不公平与客观的。平心而论，严复的思想启蒙与孙中山的政治革命是一致的，反映了改造中国、复兴中华的两种不同理念与主张，殊途同归。具体来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表现了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实现政治民主与民生幸福的急迫心情与良好愿望。实践表明，“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革命、武装斗争，如果没有相应的民众智慧、民众道德基础，只能获得暂时的成功和一时的轰动，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问题，社会全面转型只能是一种良好愿望与书面设计。如此看来，孙中山的思想与行动更为功利与现实，也顺应了历史与时代潮流，我们在此并不想贬低与弱化孙中山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形象与地位。我们在此想强调的是，作为近代著名的思想启蒙家，严复思想的冷静、深邃、务实、客观，长期没有得到公正、中肯的评价。严复认为，社会政治的变动，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其顺利与否，关键取决于“天时地势民质”，如果国民智慧未开，“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淮橘成枳。一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极其能事，不过成一治一乱之局。二也。此皆各国所历试历验者”。张汝伦指出：“严复的这个思想，已在现代政治史中得到充分证实。”令人不解的是，一个已经完全被现代历史所证明的思想，却得不到其应有的地位。因此，我们认为，将严复思想与孙中山思想相提并论，并称两座丰碑，似乎并不为过。第二，严复的“三民”思想开中国近代讨论国民性之先河。严复率先提出民力、民智与民德问题，认为中国国民的现实状况是“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从而引发了关于中国国民性的大讨论。梁启超以其“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民体”，先后发表了《说群》、《新民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系列文章，对中国国民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综观梁启超关于中国国民性的分析，受严复影响的痕迹特别明显。严复译注的西方系列名著，成为梁启超著书立说的理论支撑与资料佐证。胡适认为，中国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消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然后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否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他说：“一个现代国家不是一堆昏庸老朽的头脑造得成的，也不是口号标语喊得出来的。”胡适曾经发誓20年不谈政治，就是因为他深知，一个民智低下、民德沦丧的国家，政治很难走向正轨，政治充满争斗、倾轧，政治人物的素质使得本来不错的政治机制面目全非。蔡元培也清醒地观察到国民素质与社会发展、国家强弱的关系。他说：“故观于一社会中志士仁人之多寡，而其社会进化之程度可知也。”“一国之中，人民之贤愚勤惰，与其国运有至大之关系”。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张奚若指出：“凡稍有现代政治常识的人大概都听见过下面一句似浅近而实深刻的话，就是：要有健全的国家须先有健全的人民。若是把这句平凡的话说得稍微玄妙点，我们可以说：国家就是人民的返照。有怎样的人民便有怎样的国家，有怎样的人民便只能有怎样的国家。举一个极明显的例子，有今日英美德法之人民才能有英美德法之国家，有今日中国之人民也只能有今日中国之国家。”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他依然呼吁国家加强对国民人格的培养与教育。他说：“今日中国的政治领袖是应该特别注意为国家培养这种人格的，因为中国数千年来专制政治下的人民都是被动的，都是对于国事漠不关心的，都是没有国民人格的。今日若能多多培养此种人材，国事不怕没有人担负。救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惟有有伟大人格者才能胜任。”结论是：“国家不过是个人的集合体；没有健全的个人，不会有健全的国家。历史的机会不可糟蹋，民族的生命不可戕贼。完成个人解放，培养国民人格，是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基本工作；所有偷巧、取捷径的办法都是没有真正出路的。”严复的开创之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第三，严复的“三民”思想成为当代中国教育思想的核心。著名学者王尔敏指出：“简捷地说，三育观念是19世纪由西方介绍过来的，重要的介绍人物就是严复。1895年严复介绍德智体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教育，而是揭示强国国民的基本条件。”严复对当时中国的教育非常不满，他说：“顾念吾国讲教育者将及十年，而起视所为，皆如盲者论锦，聩者说钟。”于是严复把旨在强国强种、救亡图存的“三民”思想转化为“三育”方针，将西方近代教育中的体育、智育与德育教育次序，按照中国的具体国情及其重要性，提出了德育、智育与体育的新式教育方针。他说：“是以讲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日体育，日智育，日德育。三者并重，顾主教育者，则必审所当之时势而为之重轻。是故居今而言，不佞以为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民国初年，蔡元培出任教育部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将清末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教育宗旨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教育宗旨，成为中国现代新教育的指导方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就任演说中，明确强调德育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性。他说：“砥砺德行。方今风气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人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_蔡元培如此重视强调德育教育，旨在强调大学教育中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在总结其办学经验时指出，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与道德训练四大办学理念的确立与实施，使南开大学40年取得辉煌成绩的根本所在。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等各种教育思潮，尽管侧重点不同，致力方向有异，但强调德育、智育、体育是各种教育的前提与基础，早已成为教育界的一种共识。所有这些，都折射出严复“三民”思想的持久影响与当代价值。[责任编辑　李文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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