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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戈里：历史的曲折应该历史地反思&（一）
高戈里：历史的曲折应该历史地反思
作者：高戈里&&&
文章来源：高戈里的博客/&&&
点击数：422&&&
更新时间：&
历史的曲折应该历史地反思
——《心路沧桑》创作感言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2007年第七期《观察与交流》刊登
（高戈里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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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能不能不信
二、改造旧军队的控诉运动能不能不搞
三、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历史曲折能不能不走
四、改造旧军队的曲折历史能不能回避
五、曲解中国革命的原因试析
六、研究旧军队改造史的价值
七、感喟前辈心路沧桑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里，曾经长期保留了一支非常独特的野战军，这就是由国民党第60军成建制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0军。
1946年5月，国民党第60军184师于海城起义，在经历了安东整训、石人车站叛变事件的曲折后，我党终于摸索到了以控诉运动为核心内容的旧军队改造之路，进而在随后的兴隆整训中，使该部脱胎换骨成为人民军队。1948年10月，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起义后，我党迅速派去了以海城起义官兵为主体的400多名中共党员干部，轻车熟路地实现了数万起义官兵于历史瞬间的灵魂聚变。1950年10月，该军首批出国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军威，获得了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交口赞誉。
开启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国军”改造史，有着许多难以估量的现实意义。而我对其重要意义的感悟，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坦白地说，最初，我只是为了打发闲暇时光，才把工余精力全部投入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的创作。由于远离了“泪血大控诉”的年代，创作前，我耳闻目睹多是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情况，所以，最初的创作曾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企图从最后一章落实起义人员政策走笔，评说前辈们的“左”和“封建主义”，并试图剖析中国的法律文化：情重于法的亲情（阶级）复仇意识，理高于法的“义务本位”观念，权大于法的人治传统思想。
然而，当我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思绪沉浸于当年的泪血环境和荣辱氛围，沿着前辈们的心路轨迹延伸到旧中国的“三座大山”之下时，我却茫然了。
茫然的我，不能不一次又一次扪心自问：我若当初，又若何？
一、旧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能不能不信
有关旧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虽然史料有所记载，但是，就像当初的我，许多当代中青年人还是持怀疑态度。一位文化界的朋友甚至如是断言：“咳！‘国军’和‘共军’一个样！”
截止2007年3月底，在我采访的近两百名历史亲历者中，有116名国民党起义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凡是从旧军队过来的老人，对那位文化界朋友的断言没有不摇头的，甚至一些坐过共产党大牢的起义人员也不例外。
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中校副团长马占伟告诉我：“虽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喝兵血’，但旧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千真万确！”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人转业到地方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3年。然而，在69岁那年，还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却夙愿！
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起义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云南省石林县的起义士兵符启元、张珩等，说到在旧军队挨打，时至今日，古稀老人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半个多世纪了，张珩当年被军官用扁担打折了的手指至今不能伸直。老人被泪水浸泡的心灵感受，有两句很值得回味。一句虽然低语轻声，但却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国民党太坏了！”另一句虽然也声轻调平，但却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不管怎么说，毛主席太伟大了！”
有人猜测：残酷欺压士兵的，是地方军阀部队。国民党嫡系部队的军官多出自黄埔军校，是有知识的人，不会那么残忍吧？
哲学家和音乐家故乡的德意志，曾经哺育了“有文化”的法西斯巨魔。背弃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军校也不例外。胡宗南可谓之蒋介石的嫡系，据其所属第7兵团的起义士兵揭发，该部的一些军官残杀士兵更令人发指：
第55师一位姓朱的参谋主任曾命令直属连连长：“凡是士兵犯了错误，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处罚士兵时，当场挖出士兵的心脏，挂了两大串。士兵揭发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第349团2营一位姓石的排长要鸡奸一名士兵，被拒绝后，石排长竟弄来一根红萝卜往这位士兵的肛门里硬塞！
据统计，第144师2451名士兵在旧军队期间，有345人被吊打过，289人被捆打过，1238人被棒打过，13人被刺刀打过，677人被枪托打过，1362人被打过耳光，945人被皮带打过，991人被拳打脚踢过，53人曾被打得昏死过去，20人被打得吐了血，22人被打残废，1298人被罚过跪，535人被罚过冻，128人被罚过晒，1302人被罚过挨饿，1人被罚过喝尿，1人被罚过吃地痰，被枪毙未死的有33人，被活埋未死的有24人……
该兵团的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对于国民党军内部的阶级压迫，在大洋彼岸，在国民党官方文献中，我们都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白修德1939年赴重庆报道中国抗战新闻，任美国《时代》杂志通讯员、远东首席记者，他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记载：“整个中国都沸腾于征兵拉丁的浪潮中，而征兵之残暴野蛮，冷酷无情，以及贪污舞弊，就算在中国最黑暗的史迹上这也是恶劣透顶的。……当欧洲贝尔逊和布钦华尔德集中营的惨绝人寰的故事传来的时候，那时正是中国这种征兵的高潮。在成都参加壮丁营工作的医生对于德国的这种恐怖手段却并不觉得惊讶，他们说，一切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描写，简直就和他们所工作的壮丁营一式一样。靠近成都的一个壮丁营要接受四万个壮丁来受训入伍，但是在来营途中有许多人就已死了，能够活着拖到训练终了的，结果只有八千人。”
抗战中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结果令他触目惊心：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
蒋梦麟在其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中写到：“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抗战8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实征壮丁数为1405万人，同期国民党军队减员总数为417万人（含逃亡32万人，不含投降日军后被改编为伪军50万人），抗战壮丁命运之惨，非正常减员数额之大，触目惊心。
面对国民党军队种种劣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甚至“恶心透了”！
对此，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一书中有过经典结论：“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二、改造旧军队的控诉运动能不能不搞
在20世纪的中国，曾经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阶级仇恨，是由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直接引发的。就社会心理而言，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与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有着“源”与“流”的必然联系。由此，一些有责任感的中国学者开始反思中国走过的革命道路。
20世纪末，这种反思引发的思想界争论空前激烈。
1995年，一位曾被称为“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领袖”和另一位著名学者在境外出版了一部《告别革命》的对话集（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74页），批判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道路而没有选择改良道路，“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
2000年1月出版的《前沿文化论争备忘录：知识分子立场》丛书汇集了中国思想界这场论战的精华文章，其中对中国革命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试图从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出现的自由主义运动，寻找走“中间道路”的思想资源，并为当年民主同盟“出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无法获得其实践的机会”，感到由衷的“可惜”。
无巧不成书，中国共产党改造海城起义部队的过程，恰恰提供了与民主同盟“中间道路”密切相关，并需要中国当代思想家予以理论解析的“实践机会”。
国民党第184师海城起义后，被整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同意这一命名，主要出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但问题又不仅仅于此，据记载，当时确有不少起义军官主张“请民盟来领导这支部队”，一位将领甚至公开宣称：“我们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共产党，我们是中间派。”
20世纪40年代，昆明城聚集了一批赞赏欧美民主制度的爱国知识分子，其党派社团以“三党三派”联盟组成的民主同盟影响最大。当时，民主同盟虽然在国事主张上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但在社会理想及实现道路上，其“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
当年，地方军阀的官佐阶层之所以钟情于“第三条道路”，决非偶然，除了其固有的政治立场，以及顾及“前途”外，根本原因在于改良主义能保全压迫者在“主奴秩序”中的既得利益。
也正因如此，不少军官虽然在起义后提升了职务，却仍不满足：“当八路只升官，不发财！”
据士兵吴荣珍回忆，他的连长在军官中属于少数思想比较开明的，但起义后也顾虑重重：“当八路也好也不好。好，就是平等。不好，就是穷。”
和其他旧军队一样，第184师起义前，相当一部分军官打骂士兵、残杀逃兵十分普遍。有的甚至一边殴打士兵，一边公开宣称：“这叫黑暗专制！”士兵刘绍云所在连队从云南开赴越南受降途中，军官只要发现士兵走不动路了，就用刺刀捅死，再一脚蹬下红河。士兵江源涛亲眼所见，一名士兵因骂了营长，军官便“集合全连实行千刀万剐，先刮眼皮，再挖眼、耳、鼻……”士兵刘家禄在云南路南时，连长曾逼迫他吃逃兵的肉，刘家禄不肯吃，连长就威胁：“你们当班长的不吃，就吃你的肉！”
基于这种残酷的人身压迫，官长对士兵经济上的盘剥就更不在话下了。
面对延续数千年的社会基础，别说企望压迫者大发慈悲主动革除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旧制度是天方夜谭，就是通过外力实施温和的改造，也阻力重重。与后来兴隆整训发动广大士兵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相比较，最初只采取正面说理教育的安东整训是温和的。然而，这种温和的改造却开展得异常艰难。
在起义将领中，潘朔端、马逸飞虽然思想基础较好，但最初并没有完全掌握控制部队的实权。
安东整训之初，为了避免“影响部队的整个改造”，辽东军区曾要求起义部队抽调一批军官赴东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学习，但想调的军官就是调不出来，甚至“明知是特务”也调不出来，结果只送去80多名书记官和有文化的士兵。后来再抽调80来人，还是这样。
要推行八路军那套基于官兵平等原则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也难。不少军官习惯于旧军队的“人事独裁”和“经济独裁”，反对经济公开，强调“绝对服从”。
军官中的吃喝嫖赌抽等恶习也十分严重。在400多名军官中，公开要求治疗梅毒病花柳病的就有30多人。在参谋处和医务处，抽鸦片的军官甚至公开摆灯。
最初一段时间，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干部和一些起义军官经常发生矛盾。混成团政治处蒙主任对旧习气严重的起义军官看不惯，合不来，没干几天就赌气回老部队了。为这事，民主同盟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副主任李毅等领导专门对政治工作干部进行了教育：在我党尚未完全掌握起义部队的情况下，稳定军官队伍对稳定整个起义部队至关重要，帮助教育起义军官要有耐心，要讲究方式方法。
政治工作干部后来“讲究”起来的“方式方法”，现在说起来还真有点好笑，叫“疲劳麻烦政策”。旧军官带兵特别关注“巩固部队”，因为兵跑光了，自己的官位也就保不住了。但他们又很官僚，不愿深入士兵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针对这些特点，政治工作干部就从关心军官自身利益的角度，来宣讲八路军带兵的民主传统，让他们高兴。一些军官听了虽然同意，但嫌“麻烦”，于是，就把工作推给政治工作干部。军官越推，政治工作干部就越是要“疲劳麻烦”他们，特别是在他们急于去抽、赌、嫖，暂时还无法制止的时候。
对士兵的启蒙教育也不容易。士兵的奴性根深蒂固，认命，习惯于盲目服从。
安东整训虽然在起义部队中初步推行了民主制度，争取了部分官兵，但整体改造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解放区时，我军领导曾预料起义部队可能会“翻船”，于是，在其向北满解放区转移途中最危险的宽甸以东地段，安排四分区的部队作了预先戒备。不料，杨朝伦副师长还是策动1300余人在东满解放区的石人车站叛变了。
石人车站叛变事件发生后，从反面促使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了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教训。用温和的正面教育的方法改造旧军队即便可行，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这在战争年代极为困难。要克服困难，就不能不去寻找改造旧军队更有效的方式。
据记载，为寻找这场政治战役的突破口，早在安东整训后期，徐文烈等政工干部就通过调查发现，多数士兵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无敌意，却痛恨乡、保长和恶霸地主。鉴于初期的整训多从正面宣讲国民党“卖国独裁”、“压迫人民”，结果不但与起义士兵亲身感受距离太远，还与其“正统”观念相冲突，于是改为先从士兵所受的具体剥削压迫讲起。
不料，我政工干部刚“摸到一些头绪”，“反省诉苦坦白综合性的大会”“正轰轰烈烈起来”，就被国民党大举进攻打断了。虽然，此时已在整编后的5名军、师起义将领中发展了2名中共党员，还争取到15.6%的中下级军官为“进步分子”，但由于对军官争取不够，对反动分子的清洗也不够，“旧制度旧纪律军官压迫士兵，士兵机械盲目执行命令的反动思想传统未打垮”，大规模的叛变还是发生了。
鉴于安东整训的经验教训，海城起义部队剩余2000余人到达北满根据地兴隆镇后，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改用“倒过来讲”的办法——让起义士兵先控诉家人受乡镇保长、甲长和恶霸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控诉本人在旧军队受长官的欺压，再宣讲国民党政权维护这一旧制度。
果然，兴隆整训一“倒过来讲”，几乎是瞬间，广大起义士兵就彻底觉悟了。
自然界的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但它们的硬度却有着天壤之别，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的空间结构不同。徐文烈等我军政治工作干部在改造海城起义部队的实践中，发现政治教育内容和形式的排序直接影响教育效果，终于在“倒过来讲”的尝试中，找到了改造旧军队最有效的内容和形式——控诉运动，由此引发了广大起义士兵群众内心深处的那种能够排山倒海翻天覆地的灵魂聚变。
一位叫谷德贵的起义人员经历了控诉运动后感慨承认：“在安东时，谁最反动，怪话最多，那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就最高。现在呢？谁要反动，谁不进步，谁就被大家看不起！”
改造滇军的成功经验，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主席曾亲拟电文予以推广。
徐文烈也因此于成都战役结束后，被其他野战军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团请去作了专题报告。后来，西南军区第二工作团改造胡宗南系统第7兵团的实践，又创新出公祭宣誓活动，祭奠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里屈死的亲人。据记载，该兵团感天恸地、盛况空前的公祭宣誓后，有92%的起义官兵递交了请求参加解放军的决心书，内有44.1%的起义官兵在决心书上用鲜血签名或按下血指印，有7.3%的起义官兵递交了血书。
已然的历史有着历史的必然。
对民主同盟的一些盟员来说，是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及特务暴政，打碎了自由主义的海市蜃楼幻想，才有其接受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对“中间路线”的彻底抛弃。对部分起义军官来说，是受欺压的士兵群众的哭诉，批判了“中间道路”的政治选择，才唤醒了施压者扭曲的灵魂。他们殊途同归，最终都汇集到镰刀铁锤的红旗之下。
有此殊途同归，不少起义官兵才异口同声评价：“控诉运动好啊，不是人民军队学不去！”
三、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历史曲折能不能不走
当代思想界的一些知识精英对中国革命责难最多的，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
最初，我也曾把有关起义人员落实政策的历史问题，统统归咎于中共“左”的错误。从局部看，起义人员中的“冤假错案”确实存在，但若整体评价冠之以“左”，势必远离了历史本质的真实。若要求“是”，就能不能回溯“泪血大控诉”的历史环境。这是打开改造旧军队历史迷宫的钥匙，也是起义官兵“心路沧桑”的精髓。
我采访过的一位原国民党军上校团长，在起义两年多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因追究其既往的历史罪恶，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这事，我询问过许多人：当年的共产党人是不是“左”了？
开始的回答，几乎是异口同声对中共“左”的讨伐。可是，当我介绍了这位上校团长的历史罪恶，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后，人们的回答即刻发生了改变。
包括起义人员在内的老人都说：“处理得不重！”
中青年人则多表示：“不好说。”
不少中国人习惯于非此即彼二元分离的思维方式，喜欢于把“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简单化为“一个西瓜切两半”，由此评断复杂的历史事件，推断“好人”与“歹人”，的确“不好说”。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设想一下：那位上校团长起义前，曾两次领受过共产党的“宽待俘虏”政策，但他返回国民党军队后，却要毫不留情地虐杀解放军战俘、残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甚至对自己手下的连长也敢干出“杀夫霸妻”的勾当。
对这样的起义人员，谁敢把他留用于人民解放军部队，或在新生的地方政权中安排个一官半职？放他回家也玄。他的家乡刚解放，匪患未平，土地改革运动尚未开始，他回去后，能不能成为家乡贫苦农民翻身解放的“障碍”，能不能被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埋葬，都不能不有所顾忌。
起义部队的人员成分太复杂了，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在政治承诺与政权稳定的两难选择中，最初，对这类起义人员，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而是把他们集中起来“管训”，继续组织学习、改造。
导致少数起义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直接历史原因，是朝鲜战争。面对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侵略威胁，面对蒋介石集团倚仗美国的支持跃跃欲试要出兵朝鲜“反攻大陆”，为维护劳苦大众来之不易的翻身成果，中国共产党当年选择镇压反革命运动来巩固新生政权，是迫不得已的。
也正是在这历史关头，鉴于外敌压境、国内匪患未平，“各大军区尚有未经处理的起义与投降军官大约3万余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基于“政治上的需要”，发出《对起义与投降军官处理办法的指示》，要求“对这些人，应在实现我军政治诺言及安定社会秩序两个原则下，根据不同情况按量才选用，组织生产，资遣回乡，长期管训及惩办首恶之方针，分别予以处理。”
然而，“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在泥沙俱下的历史大潮中，必要的全局性的阶级斗争常常蕴含着必然的局部错案。由此，才有了“拨乱反正”时期“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历史曲折。
我曾采访过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说到落实起义人员政策，老人最初也来气：“我们这个党呀，就是‘左’！”
可当我问到：“你们当年改造旧军队，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老干部望着天花板，过了好一阵子，才自言自语地反问：“是啊，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改造起义部队的安东整训、兴隆整训和九台整训，老人是亲历者，对当年石人车站惊心动魄的大规模叛变事件，有过刻骨铭心的记忆。
历史进程总是曲折的，不存在无崎岖与坎坷的坦途。在旧中国，即便自由主义的“改良道路”走得通，也不能不付出社会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在相当长的“改良”过渡期内，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亿万劳动群众继续习以为常地面对地主恶霸扎进齐开文父亲胸膛的那根血淋淋的梭镖，数百万国民党士兵继续麻木不仁地面对长官殴打林家保、黄金明、田文富的那根杀气腾腾的扁担或青冈棒，就像美国《黑奴解放宣言》发表整整100年间，广大黑人民众依然要继续忍受残酷的种族压迫那样！
在中国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立场”就是这样一种博弈于“帕累托优势”（“帕累托优势”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博弈论著名定理，它有一个帕累托效率准则：经济的效率体现于配置社会资源以改善人们的境况，主要看资源是否已经被充分利用。如果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任何人，都必须损害别人了，这时候就说一个经济已经实现了帕累托效率）下的无情选择。
面对无情的历史选择，人们完全有理由设问：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的知识精英，如果能回归当年，也被“国军”用一根绳子捆去当壮丁，整日挨打受骂，其改良主义大旗还能打多久？
航空工程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墨菲定理”：凡是有可能出现差错的地方，迟早会出现差错。
在中国共产党改造旧军队的过程中，有的“差错”可以预料，但难以避免。
这其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最先、最强烈要求追究个别起义人员历史罪恶的，不是中共干部，而是觉悟后的广大国民党起义官兵。
经历了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泪血大控诉”后，由于无可避免地引发了“夺过鞭子揍敌人”的阶级仇恨，不少起义部队的广大官兵都曾纷纷要求共产党枪毙几名罪大恶极的军官，以平民愤。胡宗南部第30军一位姓杨的副师长，起义前曾经利用职权鸡奸了89名部下，在控诉运动中，义愤填膺的受害官兵甚至强烈要求把这位杨副师长裤裆里的那个玩意儿割掉！
尽管，自改造海城起义部队起，中国共产党就对开展控诉运动作出了“不准打人”的纪律规定，但由于派入的政治工作干部政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甚至是文盲，一名指导员要负责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队，更由于有着几千年奴性传统的底层民众难以发动，而控诉运动激发出来的义愤又常常带有爆发性，众怒难平，所以，打人的事情很难完全避免。
有的“差错”，事前难以预料。
最典型的，是个别起义军官离职返乡或被资遣、复员回乡后，正赶上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面对家人被斗、家产被分，本人对过“土改关”又缺少思想准备，于是，被群众运动的大潮吞没。
还有一种“差错”，则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稳定全局的政治需要。
国民党各部队编制序列都有政工系统，高级政工人员均由国民党中央直接委派，其职能带有特务性质。但是，具体到个人头上就不同了。在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政工人员中，确有特务分子，但也有曾泽生军长为了抵制国民党中央对杂牌部队的控制而掺进去的“沙子”。还有一些青年学生于长春被围困期间，为了“找碗饭吃”才当兵干政工的，没干多久就随军起义了。
然而，在历史转折的大潮中，要准确区分敌友，谈何容易？国民党军队中有受嫡系排挤的杂牌军，杂牌军中有归属国民党中央的政工系统，政工系统中有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青年学生中又混杂有学生特务。政策松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隐患；政策紧了，则会扩大伤害面。
基于复杂的政治背景，国民党第60军起义后，为了防止特务分子煽动叛变，原国民党政工人员被迅速调离，送军政大学，边组织学习，边甄别考察，以确保部队的稳定。全国解放后，对这部分国民党政工人员的甄别有了结果，问题严重的人被留了下来，不是服刑，而是继续“管训”；问题不大的人，被资遣回乡。
解放初期对这些起义的国民党政工人员的处理是温和的。对他们处理的升级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原来留在黑龙江的一部分接受“管训”的人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被资遣回乡的人员，则因其有“特务嫌疑”的历史，被当地群众“管制”。
西方现代管理学有一个“容错”原则，承认局部错误难以避免，在此基础上设计“容错程序”。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开展的阶级斗争不是纯“意志”的产物，它决定于当年客观存在的阶级状况和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在这难以逾越的历史阶段，局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所难免，合理的“容错”也就成为历史前进的必然代价。
也正是在特定时期合理“容错”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才产生了思维和行为的惯性，推动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愈演愈烈到非理性的极端。
面对哺育赤县神州的母亲河，如果有人站在若尔盖草原，指证黄河之水向西流，如果有人站在花园口大堤上指责当年黄河决口害中原，似乎，我们不能说“这不真实”，但是，这仅仅是表象的、局部的真实，而非本质的、整体的真实；如果有人叹息黄河九曲无常，没能“直济沧海”，这也确实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却是主观的、学究的、脱离实际的。
评说中国革命辉煌与曲折的历程，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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