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传播符号
［美］施拉姆《传播学概论》
第四章 传播符号
　　一些年以前，阿瑟 . 坎帕根据长期教现代语言的经验写了一篇小品：一个名叫胡安的西班牙血统美国学生的故事。　　
以在西南部某地一所学校上学的胡安来说吧。他有点 AMORPROPRIO（自尊），人们把这个词错译成“骄傲”，而由于它同英语中骄傲的含义不一样，胡安被说成有“虚假骄傲”。一天．他和同学佩德罗发生纠纷，在他们的词汇中和文化内容里还没有“妥协”这个词，于是就动起武来。老师坚持要胡安为他所干的事向佩德罗“道歉”。她一再说：“去向他道歉。”胡安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西班牙语中没有这样的词，也没有道歉的习惯。老师以为，就象词语可以通过语言翻译一样，文化格局也可以用语言翻译过来。她接着说：“跟他说对不起。”胡安拒绝这样做，因为他是现实主义文化的产物，不愿意仅仅用言词的手段改变过去的现实。于是，放学以后他就因为执拗、不听话和笼统地被说成恶习难改而被留在学校。然而胡安仍然不知道“道歉”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他有求知欲的话，他可能会查英西字典，从中发现这个字在语言上错译成APOLOGIA（辩护）。他不认识这个从英文借用的字，再去查学术字典，惊奇地看到这种解释：DISCURSO EN ALABANZA DE UNAPERSONA（赞扬人的话）。这下他被老师气疯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不幸的小喜剧呢？老师力图给胡安“传播”某种信息：她对他行为的看法和要他干什么。她无法让胡安直接了解她的想法和感觉。她只能用某些她希望能把这些想法和感觉传给胡安的符号。“符号”是个好字眼，因为她向胡安表示的东西同她的想法和感觉的不相干，就象路边的标志牌同大路不相干一样。她用了她所能用的种种符号：英语，肯定还辅以严肃的西部表情和声调。她希望胡安从这些符号中“看出”她要他接受的讯息。
　　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这些符号对胡安和对老师并不是同一个含义。也许人们对面部和声音发出的信息的理解要比对语言的理解一致一些，尽管即使在这件事情上老师大概认为自己的神态表明正当的气愤或者慈母般的失望，但胡安仅仅认为她没有道理。而语言符号尤其是难以有共同的理解的。请注意，传播者同接受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正如同老师给学生一个橘子或者一本书一样。语言不同于从电池到灯泡的电线中流动的电流。也不同于皮下注射。语言只是为了传递意思、使人们以某种希望他们做出的行为作出反应而采用的符号。老师想要表示的意思绝不是那个孩子理解的意思。
　　　　　　　　　　　　　　　　　　　　第一节 符号的性质
　　换句话说，胡安和老师在他们使用的符号方面出了问题。那么，让我们设法搞清符号究竟是什么把。
　　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单独存在于传播关系的参加者之间――这些要素在一方的思想中代表某个意思，如果被另一方接受，也就在另一方的思想中代表了这个意思。有些学者喜欢称之为记号，还有些人称之为有意义的记号。不管叫作什么，它们都是传播中可以还原成“意思”的要素。
　　我们的字典是语言符号的仓库。如果我们查阅《韦氏大字典》（国际版第二版）中“符号”这个字的解释，就会发现下面部分解释：
　　一种代表思想的通用的记号或标志，例如字、字母或标记――用以表达思想进行指挥或者表示愿望的一种动作、行为或姿态――大楼、房间、商店或办公室前面写着字的牌子或别 的引人注目的招牌，用以表示那里办理的业务或办理业务的人或公司的名字；公开展示的记号或告示。
　　手写或印刷的商标、数字或图画....通常用来代表一个期限或概念....用以表明一样东西存在的某种东西....
　　想一想字典如何得出这些定义是值得的。编辑不是随意编的。他们不是创造含义。近年来印度学者倒是这样做的，他们尽量“纯化”印度语，去掉来自波斯语的字，以梵文为基础，创造新字来代表它们。但是《韦氏大字典》要这样干是不行的。它的编辑只是记录社会对特定符号一致的意思。即共同的意思。这些意思不是符号所固有的，而是来自公众对用什么符号代表某一意思的一致意见。字典记录的是我们可以称为社会使用某一符号的主流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韦氏大字典》的这一页继续看下去，就会发现，符号在各种特定的场合或者特定的社会集团，有许多特别的意思。符号可以象旗帜那样被用来表示传令的或军事的标帜。它可以表示一个星座或者一个信号。它可以表示一个重大的事件；古人常常以为他们看到表示某个神高兴或者生气的“符号”。它可以是一种预兆或者征兆。它可以指足迹或者痕迹（例如，居住的痕迹）。它可以是天文学中黄道带的符号。它可以是指示狩猎的方向（熊的记号）。在数字上，它用来表示正数或负数（加减符号）。在医学上，它用得相当特别（病的症候）。在哲学上，它有时表示一种曲折的结局。在神学上，它有时指某种精神的或者超自然的现象。
　　有着这么多的特殊用法，说明即使是“共同”的意思，即社会一致同意的意恩，由于经历和社会集团不同，也有在很大的区别。一个学生在向别的学生寻问“什么是关联的符号？”时，他脑海里浮现的意思同福音主义者说“上帝给我们符号”时所想的有很大区别，更不用说我们讲传播者把信息编成一套符号所表示的意见了――尽管在这几种情况下，中心的意思仍然是符号代表某个东西。
　　我们从字典上引用的这一切的中心意思是表示：符号代表“一种思想”、“一种想法....命令或愿望”、一种“概念”、一些非它不能传达的信息，如在办公室工作的人的姓名。符号代表了某个东西。
　　让符号只代表某种东西并不容易。特别是在原始人中间，名字常常被认为是他们所指的任何东西的不同分割的部分。因而在这类文化中，人们可以把名字当作东西：在一个名字上施展魔术并影响到这个人。俄国的心理学家维戈斯基讲了一个农民听两位天文学家谈星球的故事。这个农民说：“我可以想象，人借助于工具可以测量从地球到最遥远的星球问的距离，找到它的位置和运动的情况。但是使我不解的是，你们究竟是怎样找到这些星星的名字的？”正如温德尔?约翰逊所指出的，在特罗布里群岛上的人看来，鬼魂这个字代表的不是他们自己头脑中某个抽象的东西，不仅是一种可以验证的推论。它是现实：真有鬼魂。
　　但是这种想法并不限于原始人或者没有文化的人。政治演说中充满了这种东西。象旗帜这类象征性的东西，胜利、民族尊严或者爱国主义这类字眼，“好人”和“坏人”这类概念有它们自己的生命，在流行的使用中很难辨别它代表的是一种象征，还是事实。这是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一般的语意学者讲授的主要课程之一――就是字不等于事物，地图不等于领土，名字同人们称呼的东西是不相干的。
　　对我们说来，符号怎么会表示某种意思呢？这是由于经验的缘故。从人生的初期开始，我们的感性认识似乎就是经过组织并且含有意义的，我们不用很长的时间就能看到细小的光亮、无固定形状的影子、模糊不清的有色物体、活动和静止的物体。克雷奇和克拉奇菲尔德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外界的刺激混合成反复出现的图案。正如赫拉克赖脱所说，“事实”只出现一次，一个人的脚绝不会两次伸进同样的河水之中，因为前次接触的河水已经流走了。储存和追忆许多这些瞬息间的经历是没有效果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倾向于观察经历中反复出现的有关图案，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可以用符号来称呼它们。
　　我们在本书的前面已经讲到学习符号的途径。小孩因为学习它们而得到奖赏。叫“爸爸”或者“妈妈”会得到喜欢、笑容和爱抚，有时还会得到吃的。他逐步领会到学会发出的声音同感官所得的印象的关系：“妈妈”同温暖和芳香、柔软的皮肤和头发、食物的来源联系在一起；“爸爸”同洪亮的声音、烟斗的气味、强壮的臂膀、被高高地举起来四面张望的经历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符号就成了一称工具，用来称呼能给他带来这些感觉的人。随后，当他听到别人这样叫的时候，他就会产生爸爸或妈妈实际在场的感觉。
　　这样，对任何个人来说，符号的意思就是这个符号所引起的一套情景、感情、腺和神经的活动。它们同符号本身代表的东西所引起的反应相似，但不是完全一样。一个人听到他爱的姑娘的名字作出的反应同见到姑娘本人的反应并不完全一样，没有那么样细深刻。他的反应是从同姑娘的许多直接接触中抽象出来的。它可能多少会夹杂着和同他的所爱的人同名同姓的别的姑娘接触的印象。但是反应仍然足以成为那位姑娘本人的某种速记。因此他可以在她不在场时论谈她，他能认出她在信上的签名。他甚至会在月光下暗暗叫她的名字，这种感觉同他重复另一个女性的名字――比如说卡里. 内松――所产生的感觉总是有些不一样。
　　但是，玛丽、娜塔莎或者秋子，不管她是谁，总是一个具体的人。她只有一个。所以人们可以把她起的名宇、社会保险号码或者别的一些表示个人身份的东西归类。人们怎么学会象椅子这样一个词代表某种有许多复制品的东西的含义呢？这个含义也必须从接触具体的椅子中获得。大人告诉小孩：“这是一张椅子”下一次又对他说：“坐到椅子上去。”尽管这张椅子和上次的不一样。他看到，当母亲要在餐桌边坐下时，父亲站在她的身后，母亲解释说：“看你父亲多有礼貌，他给女士推椅子。”这样，常常听到这个符号，过不多久就知道它指的是“椅子”：餐厅的椅子、他坐的高椅子、起居室的大软椅，走廊里的靠背椅，野餐用的椅子等等的共性，每当他遇到椅子这个符号，就会出现一套他学会对某种在地板上由几条腿支撑的东西的反应。
　　假设他一生都住在帐篷里或者圆顶茅屋里，从来没有见过椅子，甚至也没有见过椅子的图画。除非有人把椅子拿给地看，或者用其它符号――图画、话语、比划――向他解释什么是椅子，否则他不会把任何意思同这个具体符号联系起来。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大，我们用这种方式学到许多符号。要是不能从别的符号学习符号，我们永远不能实际使用象纯洁、无限或明天这类同。
　　假设一位妇女一生都是在北极圈里度过的，除了爱斯基摩种狗外，其它什么样的狗都没有见过。再假设有一位妇女在中美洲住了一辈于，只见过墨西哥一种叫“小吉娃娃”的狗，其它什么狗也没见过。把她们两人带到一块。如果她们都学过英语，她们要共同使用这个字肯定有很大的困难。当那位北方妇女讲到狗拉着雪橇在雪地走时，南方的妇女简直难以相信；如果南方的妇女讲到把狗抱到膝盖上时，北方妇女会感到十分惊奇。
　　这种误解或者说是缺乏共同含义的情况，同两种文化的人碰到一起时发生的情况差不多。华尔街的银行家和黑人居住区的活动分子很难让对方理解自己，这不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是不同的符号（至少不是大量不同的符号），而是因为这些符号对双方的含义不一样。
　　我们曾谈起过共有。共有的是符号，而不是含义。含义始终是属于个人的，是各人根据自已的经验得来的，是反应的总和，任何两个人都肯定不会一样（不过我们怎么也不能完全测定是否相同）。不管对什么人来说，一个符号的意思总比字典上写的共同的含义多得多。含义是无穷无尽的。人们把全部心理状态投入到编制符号的任务之中。接受符号的人把整个有机体用来作出反应。所以不可能把含义的全部编制或概括出来。符号是编制符号的人遇到某一特定问题或议题时的状态的速记。严格地说，符号是发出符号的人自己编制的，所以，如果人们的技巧足以看懂其它线索的话，大多数传播所包含的含义远远超过语言所表达的意思。同样，发出符号的人要拿出全部能力来译解他们对符号的感觉印象。含义是他们在那个时刻的认知状态，来自同这个符号接触的经验。
　　当然，符号不是完美无缺的工具。它们必须是从个人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的。任何一套符号都不能把一个人的全部感觉和内部的所有活动表达出来。正如温德尔?约翰逊在《左右为难的人》中强调的，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我们“知道”另一个人是怎样想的。我们可以提问，可以观察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容易的。对“亲亲我”、“把土豆递给我”或者“今天把票送来”这类话的反应可以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基本含义是否被理解了。但这只是冰山的尖顶，对重要问题作出的任何简单反应之下的含义的深度永远是隐藏着的，只是神入和洞察有助于作出正确的猜测，而编制符号的技巧非常熟练的人也可以使这项任务容易一些。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两个人同用一个符号时，就是两种生活交叉在一起。我们给这种关系带去我们储存的经验，头脑中的构象，对价值的判断和态度，即我们学会对某个感官刺激的反应――我们称为参照系统的个人特性。很难设想这在任何两个人中会一摸一样：所以符号的含义对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甚至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都有某种程度的不同。参照系统中引人注目的不同（例如住在北极的人和住在赤道的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通常要比个人间细微的不同所造成的麻烦少。例如，只知道爱斯基摩狗的妇女和只知道“小吉娃娃”的妇女一旦意识到问题所在，就能在如何谈狗方面达成谅解。假设只懂小古娃娃的妇女从来没见过雪，她和来自北极的妇女大概可以学会如何谈雪，尽管一个人对雪的感觉和知识比另一个深刻得多。银行家完全可能理解“警察”对他的含义和对黑人居住区活动分子的含义之间的某些区别。美国记者和苏联记者可以理解他们对新闻自由概念的反应的区别。但是，妨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经常的倒是经历和评价方面的细小差异。这些差异藏在经历的深处，很敏感，难以解释，常常使人们疏远而任何一方都不十分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数量的含义是普遍共有的。社会的成员必须对足够的表示性含义的细节（即说出名称就能辨认以及能在字典上具体说明的某种东西的那种含义）有一致的看法，不然他们就不能传播。同样，任何社会对于内涵性含义（即感情的和价值的反应――什么是贬义词，什么价值概念，谁是好人等等）必须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意见，不然它的成员生活在一起就会很不自在。
　　查尔斯?奥斯古德在关于衡量内涵含义的出色研究中发现，在任何特定文化内部，在考虑内涵性反应以及表示性反应的思考方式上，有广泛的一致方面，尽管在价值的判断上区别往往很大。奥斯古德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独特的见解。他一开始以许多相反相成的概念或者“码尺”，如好坏、强弱、新旧等等，让人们对照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去判断许多语言符号。他发现，在美国，判断往往集中在他称为德行、能力和活动这三个因素上。大部分内涵性含义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人们判断提及的某一符号的好坏、强弱、活跃和安静的角度来描述。对不同的话和不同的人，判断各不相同，但是在各种文化内部却相当一致。奥斯古德甚至考虑出一本《内涵字典》的可能，它可以根据一些内涵尺度给不同的字打平均分数。这种字典对每一种文化大概都必须有不同的版本，尽管奥斯古德在一些不同的国家研究过内涵性含义，发现使用的内涵因素一致的部分多得相当惊人。
　　这样，从一方面讲，一个符号引起个人的反应是整个有肌体根据长期积累的全部经验作出的，所以对每个人来说必定都是独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含义显然是个人的，绝不能全部表达出来或者同别的人完全一样。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必定要有一定共同的表示性含义的基础，这样一个社会的成员才能在一起谈话；要有一定程度的共同内涵性含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融洽地生活。
　　这种情况的实际意义是，两个人绝不会互相谈完全一样的事。如果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他们可能发现甚至对普通的、社会共同理解的符号的含义也有很大差别。在认识到这点以前，比如说苏联的记者和美国的记者，他们想要讨论“民主”和“自由”一类的概念是非常困难的。即使让社会共同的含义保持足够的共同之处，以免理解上出现严重困难，但是一个符号在A先生头脑里唤起的构象同B夫人头脑里的构象绝不会完全一样。如果意识不到这些区别，就可能出现完全想象不到的结果。
　　　　　　　　　　　　　　　　　　第二节 非语言符号的性质
　　符号可以是语言的或非语言的，可以是看的、听的、嗅的和触摸的。它可以是讲话、文字、印刷品和画片，可以是一个姿势、一个微笑、搭在肩上的一只手、一阵大笑或者一股香味。姿势传播的主要研究人之一雷?伯德惠斯特尔把姿势传播称为运动学，他估计，在有两个人传播的局面中，有百分之六十五的“社会含义”是通过非语言传送的。不完全清楚他是怎样计算的，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从人类传播中得到的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暗示的方式。
　　然而，非语言符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必要把它们同象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数字联系到一起来考虑。另一位专门研究非语有符号的学者艾伯特?梅拉比安提出这样一个有益的观点：语言可以传播任何信息，而非语言传播的范围则有限。就是说，一个人通过非语言形式可以表示出喜欢或不喜欢的细微区别，对正在传播的重要性的认识，个人的反应和感情等等。图片的方式――包括从画的线到电影和电视――可以传播具体信息的综合。它们可以告诉我们某事或某人的外表或行动怎么样，如何实际操作一部机器，从宇宙飞船或球形潜水器里看到什么等等，效果比语有表达的好得多。但是主题越抽象，不用语言就越难表达。为什么要按这个扭而不按那个钮，为什么电路要这样设计，这些问题用语言解释比光用图片解释效果好，尽管配之以图片可以给确实想按动按钮或者接通电路的人提供不能比拟的实际指导。“极权主义”或“过去时态”用语言讨论比不用语言讨论效果好，尽管在这里同在其它地方一样，图解常常是有帮助的。诚然，圣洁可以用一个人的生活来说明，美丽可以用可爱的面孔或者希腊的神殿来说明。但是没有什么人同圣徒（特别是几百年前的圣徒）的生活有广泛的接触，因此他们通常是从字面上弄懂圣徒这个概念的；尽管用图片比言词介绍希腊神殿或一个美丽的人是无可比拟地有效，但如果抽象地讲美丽的概念，谈到希腊神殿美在那里，建筑者怎样想方设法把它造得美丽以及它用于什么目的，这样，语言的真正有效性就变得明显了。
　　爱德华?萨皮尔称非语言传播是“一种不见诸文字，没有人知道，但大家全都理解的精心设计的代码”。这表明人类无言传播的另一个特征：极难编成符号或者写进字典。这部分是由于它常常同当时的情况联在一起。在一种情况下耸耸肩膀同另一种情况下耸肩膀意思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双眼向下看在一种情况下可能说明尴尬，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说明厌烦，还有一种情况可能说明谦虚。同样的姿势在一种文化里代表的意思不一定就是另一种文化的意思。我们为什么没有非语言传播的字典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反映了我们所讲的含义的“无穷无尽性”。它超越了语言的范围，变成深不可测的感觉和感情，因而不容易用语言来描述。
　　一些符号是有意给的，一些仅仅是无意露出来的。欧文?戈夫曼指出，有意给的符号通常传达的是具体的信息（例如指着某样东西）；仅仅是无意露出来的――也就是并非有意发出来的――符号通常是表达性的或者预示性的，而不是为了传播。然而它们提供的信息常常同人们互相得到的印象有很大关系。这类的信息多半是无意的，我们大家常常不知不觉地露出来。我们的衣服、走路、说话的样子，看人的样子，我们的住房，办公室，墙上的画――所有这些都在告诉观察者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关心什么，对什么感兴趣。
　　对研究人类传播的学者来说，无意中露出的非语言提示比有意给的有意思得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以一部分做出举动的，因为传播行为反映了整个人，所以通过非语言方式给的信息，许多是来自内心深处，难以压制。埃克曼和弗里森在一九六九年的一次实验中发现，被允许照脚和腿的位置及动作的法官比只对照头和脸的法官在电影中容易看出被照的人设法掩饰的效果――被观察的人较能控制脸部表情而不是控制身体其它部分的动作。这两位实验者在早些时候的研究中发现，他们仅仅从照片上就可以看出接受心理疗法谈话的病人拍照时处在哪个阶段。埃克奥还发现。法官可以把头或者身体的照片同拍照时录下的口头讲话全文配起来。显然，这些实验中的人讲话时不仅用声音，而且用脸和身体。
　　所以非语言的符号是以几种不同的途径进入人类传播的。首先，他们携带的信息常常不需要任何语言来表达。一幅画是一种完整的传播，以许多抽象派画而言，甚至标题也可能有利有弊。飞机左翼的红灯无需配以文字说明，恼怒的人群、挥动的拳头也无需说明。其次，非语言符号可能加强或者扩大口头信息。它起的作用相当于关键字眼前的一个动作或者停顿、讲话中的强调语或者“真诚的目光”对讲话人的作用，以及教科书或手用中图解的作用。
　　语言和非语言的渠道还可以传递显然不一致的提示但含义却仍然一致。例如，有一种需要幽默家以严肃的方式讲或写的叙述有趣事情的幽默，或者要求小丑在做滑稽可笑的动作时保持伤心的神情，或者要求讽刺家让听众一直认真看待一件事，直到最后妙语一转，让他们看到讽刺者原来一直在取笑这件事。广播员洛厄尔?托马斯上电视时，有时向观众眨眨眼，好象是说：“我们对这种严肃的新闻不要太认真了，我们也来看看事情富于人情味的一面吧。”非语言符号的另一个功能是否定语言传播。例如，有信心的声音伴以发抖的双名，或者敌视的声音同友好言词的矛盾。不用说，语言和非语言相结合是电视和电影的一个典型的问题，尤其当有人试图设计教育影片和广播时，问题变得非常复杂。语言应该承担什么任务？应该举出多少例子或图表？应该用多少语言来吸引人们对画面部分的注意？在同一时间用多少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传递同一个信息才能避免分散注意？这些问题是很明显的，但是不那么明显的是，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印刷（语言的内容同纸面的大小以及上面的图表的关系）和以略有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广播（语言同音质、语气和音响效果的关系）之中。
　　我们说过，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很难编一本非语言符号的字典。另一方面，对一些非口头的“语言”的理解越来越深。面都表情的语言很难同它的背景区分开来。一般来说，微笑、发怒或者皱眉有普遍相同的含义。但是皱眉的含义可能是不喜欢，不同意，不理解，厌倦或者厌烦。一种微笑同另一种微笑的含义可能迥然不同：它表示的可能是喜爱、幸福、快乐、友爱、礼貌或者其它许多含义。然而人类面部的运动和表情是人类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约翰?根室（在《回忆罗斯福》一书中）曾经这样写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二十分钟的时间里，罗斯福先生的脸上表示出诧异、好奇、故作吃惊、真正的兴趣、焦急、卖弄辞藻表示担心、同情、坚决、幽默、尊严和无比的魁力。但是，他几乎没有说出什么真正的东西。”毫无疑问，富兰克林?罗斯福有效地传递了这种信息。这个情况以及谁在讲话中说了什么，显然是含义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内华达大学研究心理学的琳达?约翰逊向一些实验对象描述了两个虚构的人。然后问他们这两个人是什么样子。她对这两个人的描述是：
　　A先生。此人热心、正直。富于幽默感，聪明，不
带偏见。负责，自信，举止文雅。
　　B先生。此人残忍，野蛮。非常敌对，脾气暴躁，傲慢专横。以粗鲁和庸俗闻名，是一个飞扬拔扈和冷漠无情的人。
　　对A先生的描述是很肯定的，对B先生的描述是很否定的。预料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呢？接受实验的人很容易地回答了约翰逊小姐提出的问题，答案很接近，下面是一些答案：
　　A先生（肯定） B先生（否定）
　　他会直接看你吗？ 直视 避开目光
　　他通常是向上还是向下看？ 向上 向下
　　他的眼睛是瞪大的还是眯缝着？ 瞪大 眯缝
　　他的眉毛皱起还是舒展？ 舒展 皱起
　　他的鼻孔放松还是扩张？ 放松 扩张
　　他的嘴角是向上还是向下弯？ 向上 向下
　　这个实验强调的是，人们学会猜测“好人”和“坏人”的形象。它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不仅是因为它表明非语言的提示正在获得成功，而且还因为它表明这样的简单化有着多大的潜在危险。即使在小说里，漂亮的坏人也往往能使女主人翁产生错误的印象。
　　雷?伯德惠斯特尔说；“决不能把身体的动作或姿势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符号。”光凭动作或姿势大概是不行的。用手指指点着什么，应该说是接近于普遍性的，但是所指的东西会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实际上还必须给这个动作加上另外的信息。管弦乐队的指挥举起右手，乐队和听众就会寂静下来。要是在日本的相扑比赛中或者在轮船的甲板上做这样一个手势，效果可能不一样。搭车者伸出拇指，交通警伸出手掌，两个指头做成V字形，它们的意思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是非常清楚的；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在没有汽车的地方，人们可能不理解交通警的动作，在大家都步行的地方，可能不懂搭车者的手势，手指做V字形现在的意思并不是温斯顿?邱吉尔四十年代初使用时的意思。然而许多观察家认为，在身体各部分中，手的表达能力仅次于脸。讲话中抑制的无意识的冲动往往可以从手的动作、位置和紧张程度上看出来，威廉?詹姆斯是首先指出这一点的心理学家之一。
　　夏威夷的草裙舞就是通过舞蹈者的手来表现故事内容的，夏威夷有支歌说：“让眼睛盯着手”。速度较快、臀部摆动的塔希提舞是另一种情况。有一个塔希提姑娘曾说过；“你要是把眼睛盯在手上，那就看不出意思。”但是这两种波利尼西亚舞蹈都有含义，都是以非语言形式传递的。
　　奥尔波特和弗农发现，任何一个人写字、走路和坐下的身体运动的型式相对说来是一致，能表现个人的性格。曾经有人问一位著名的铅字设计人，他怎么能那样迅速和容易地分辨出那么多的印刷型号。他说：“我认出它们就象我看到朋友在山顶上走就能认出他一样。他就是那样走路的。我不必看到每一个细小的方面就知道是他。对加拉蒙德也是一样。加拉蒙德是铅字，我在印出的一页纸上看一看就能见到它。卡克斯顿是铅字。我不要看所有细小的方面就能看到这个字模。卡克斯顿铅字在同我说话。”欧文?戈夫曼就是这样来说起人类行为的，他写道：“尽管一个人可能停止说话，但是他不能停止通过身体习惯动作的传播。”眼神的接触有语言吗？西梅尔说，互相看一眼“是最纯粹的相互交流”，它大概是人类最接近于同时和共同进行的那种传播。西梅尔写道：“观察者谋求了解被观察者的同一行为中，自己也因此被别人了解。眼睛要观察就得同时也让别人观察”巴伦德列举了一些目光交流所传播的讯息：困窘、敌视、猜疑、不怕、命令等等。梅拉比安的结论是，一个人越喜欢谁，看谁的眼睛的时间就越长。
　　姿势有语言吗？多伊奇说，每个人都有一种基本的成为特征的静止姿势，一偏离这种姿势马上就会恢复。梅拉比安说，一个人同他讲话的对象靠得越近，他对这个人的看法越好。如果一个人的姿态很随便，这可能意味着（再次引用梅拉比安的话说）他不喜欢同他谈话的人，但是没有受到对方的威胁。如果一个人觉得受到威胁，他可能很紧张。如果一个人喜欢同他谈话的人，他可能稍为随便一些。人们对地位低的人最随便，对地位相同的人次之，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最拘谨。身体的放松程度是具体传播行为之一，曾被相当准确地测定。梅拉比安说，向后倾斜十度以上表示极其放松。最拘谨的表现是手上肌肉紧张，姿势呆板。适中的表现显然是前倾大约二十度，向一边倾斜不到十度，弯腰，要是妇女的话则是两臂张开。人们为了辨认可以具体测定的表示感情、态度或者意图的身体或面部特征或举止方面，曾作出一些努力。例如，面部表情已经编成颇为详细的符号，然而总还不那么具体。利用非语言的视觉提示来预言内心状态的比较有意思的
　　尝试之一，是麦科比试图从关于一个班级的学生的影片中估计学生是否理解教给他们的东西。用这种办法作出的估计多少比碰运气要好些，如果判断者（教师）得到指导，估计得还要好一些，但是这种方法并不很有用。声音的语言相对说来比较容易理解。演员证明他们通过细微的音调、音量或时间的变化，可以使同样的话产生许多不同的感情色彩。例如，费尔班克斯和普罗诺沃斯特让一些演员朗诵同一段话，表达出（他们想要表示的）愤怒、担心、悲哀、轻蔑和冷漠的感情。听这些朗诵录音的学生很容易分辨出这些感情。一些研究人员设法制造“无内容的讲话”――把录音放得很快，使人无法听懂字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时候还是可以分辨出不同的感情――例如，区分出爱和憎。一些实验者让一些演员用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讲话技巧――停顿、提高声音等――来强调一段话的不同部分。正如预料的那样，被强调的思想或名字听众最可能记住。所以，人们讲话的方式同讲话的内容一样，传播着重要的信息。
　　穿着也是一种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大家都是穿的制服――不管是工作服、运动服、礼服、警服、军服和牧师的服装，它们把我们的一些情况和意图传播出去，有时还表示我们对我们要访问的人或者一同出去的人的尊敬。这种穿着可能鼓励见到我们的人采取某些行动和抑制另一些行动。正如戴维. 费班所说的：“一个穿游泳裤和另一个穿礼服的人之间的传播很可能与穿着同样服装的人之间的传播不同。”罗杰?布朗这样形容“哈佛广场的人”：“如果一个年轻人留胡子或者背绿书包，那他就是哈佛大学的；如果他穿室外穿的短茄克，那他就是城里人。穿深色时髦长统袜的姑娘就是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威尔伯特?麦基奇发现，涂口红会改变男性接见者对申请就业的女性的印象。我们早就知道，戴眼镜的年轻人往往被认为比不戴眼镜的人勤奋和聪明。
　　颜色有语言吗？费班概括出这样一个一般的结论：“暖色”――黄、橙、红――刺激人们的创造性，让人们感到更外向，比较愿意同其他人接触。据认为“冷色”往往“鼓励深思和思路通畅”，也可能使人不愿意谈话。费班说，有人提出，人们应该在红色的屋子里进行创造性的想象，然后到绿色的房间里实现他们的想法。
　　气味有语言吗？虽然出售香水、肥皂、除臭剂和修面后用的香水说明有些人认为气味传播讯息，但是对气味传播的研究还很少。作家和学者一致的看法是，气味有一种很强的使我们回忆起过去的能力。食物的气味使我们想起母亲的烹调；鲜花的香味使我们想起很早以前的春光和我们童年时呆过的乡下，大概也会想起我们亲密的朋友；火车的烟或者蒸汽仍然会使人想起过去艰苦的旅行。若斯特. 梅尔洛写过一篇题为《气味的世界》的生动散文，谈起他回故乡海牙的观感：
　　我感到，我还在寻找一棵特别的老树或者一个喷泉，寻找远处首先出现某种奇迹的标志。接着，在拐弯的地方，我嗅到一种已经遗忘的具有魅力的气味 ――过去熟悉的海风，带着清心悦目的咸味从海洋刮来的风。我们深秋时冒着瓢泼大雨步履艰难地通过沙丘与之搏斗的狂风暴雨，正是来自那个方向。
　　我漫步经过母校，又一阵混杂的气味勾起了我种种回忆 ――带着浴室气味的木地板和孩子们潮湿的衣服，似乎所有地方的学校都是那样。
　　再往前走，我发现一个小码头，各种食品 ――咖啡、乳酪、发霉的面粉――和飘浮在水上的腐烂的木块散发出刺鼻的气味。走到公园，鲜花盛开，发出浓郁的香味。
　　在一条狭窄的街上住着一个卖酒的，过去经过他的店铺时，我总要深深吸一口从他店铺里发出的令人陶醉的酒味。当面包师从炉子里拿出刚烤好的新鲜面包时，我也会这样。它使我怀着渴望的心情馋涎欲滴。
我们大家都知道，时间是有语言的。在美国，一个人应邀参加宴会，迟到半个多小时，一般是不礼貌的；准点去即使算不上不礼貌，也是出乎意料的。办事的约会则是另一回事。要是晚一个小时，那就是在传播你相当不满意的心情，人们很可能以差不多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你。另一方面，在瑞典，不管是赴宴还是赴约，最好准时去。在拉丁美洲，你会发现人们的时间观念很模糊，晚一个小时根本谈不上不感兴趣或者不喜欢。正如费班所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钟，它本身就把我们的一些情况传播出去（例如，我们起得早，工作努力。我们是否严守时间等等）。
　　那么空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呢？我们知道，稍稍调整一下家具的位置就能大大改变传播的信息和人们对住房或办公室的主人最初的看法。例如，许多内科医生和精神病医生发现把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桌子拿走，病人会自然得多。萨默观察到，大学生在气氛随便而谐和的情况下同有竞争的情况下在教室里挑选的座位是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坐在一起或者选择一个角落；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坐在后面，或者选择一个同可能的主要竞争者面对面的地方。
　　所有的人似乎都有一种个人空间感，即他们同其他人接触时喜欢保持的距离。文化不同，这方面的差别有时相当惊人。例如，拉丁美洲人喜欢同讲话的人靠近；而许多北美洲的人则喜欢保持相当大的距离。曾经传说过这样的事：具有“喜欢亲近”的文化传统的人为了在他们认为适当的距离同别人说话竟然跳过一张桌子。人们还讲过这样一件好笑的故事：一个拉美人把同他讲话的一个北美人逼得从一条长长的走廊的一端退到另一端，谈话的一方尽量想靠近一些，另一方则往后退，以保持他认为应有的距离。
　　人造的环境有两个传播效果。首先，它传撒了关于谁布置这个环境或者谁住在其中的信息。其次，它对发生在其中的那种人类相互作用有影响。建筑师萨里南说过，他难得感到对一间房间漠不关心，要么是房间支配地，要么是他支配房间。据说画家杰克逊?波洛克说过，他一走进米斯?范德罗设计的房子就“感到非常紧张”，以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巴伦德写到明显不同的环境对人类相互作用的影响。例如。他说，“加尔各答的街道、巴西利亚的大路、巴黎的左岸、京都的花园、芝加哥的贫民区、下曼哈顿的峡谷”为人类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不同的背景，因而影响了传播和其它行为举止。
　　所以，尽管非语言的符号不容易系统地编成准确的语言，但是大量不同的信息正是通过它们传给我们的。现在让我们回到口头符号上来，在这方面，语言的符号总要明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