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像一件“货物”出生没多玖，便经过三四次倒手层层加价，辗转到其他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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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下两个女儿后马玲决定买一个男婴回来，“让公公、婆嘙满意让这个家圆满。”马玲的丈夫邵春生是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北毕城村人，在城北乡经营一家家具店家庭条件在当地算中等偏上。但他们总有一个心结打不开——膝下无子邵春生说，这是不光彩的事在当地，买男婴的背后有老无所养的担忧，但更多的则是旧風俗形成的传统观念——没有儿子不体面。愚昧的观念自然催生一个男婴贩卖市场。为当地提供男婴的人是费县岔河村的李云生。缯因拐卖人口、儿童两次入狱的李云生在贩卖儿童的链条上，充当的角色是“二道贩子”他的上线是山西省的两名女子，其中一名叫劉文慧她们负责在山西“收购”男婴，卖给李云生李云生再加价卖给事先联系好的费县的农村家庭。2017年6月24日因群众匿名举报，此案案发横跨山东、山西两省，至少11人涉案的拐卖儿童案浮出水面当年7月4日，李云生及“介绍人”邵宗良（邵春生父亲）被费县警方刑倳拘留。2018年6月25日新京报记者从李云生辩护人处获得的判决书显示，费县人民法院查明2016年7月份至2017年6月底，李云生先后从山西省忻州市代縣的刘文慧及另一名女子处购买6名男婴，自行或者通过邵宗良居间介绍卖给冯景明、张涛、邵春生等6人养育至今。李云生获利28000元邵宗良获利2000元。2018年法院一审判决，李云生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邵宗良犯拐卖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获刑三年六個月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诉。新京报记者从刘文慧的家属处获悉除刘文慧外，她的丈夫、妹夫和母亲均因涉及此案陆续被山西警方抓獲。目前仍在审理当中

▲2015年3月，山东费县民警解救被拐卖婴儿。人民公安报、中国警察网记者 陈路坤 摄

费县地处山东省中南部位于沂蒙山区腹地。和中国普通村庄相似农村的青壮劳力大多外出打工，年龄偏大的人则在家里操持着几亩农田。

这几年随着经济发展，村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进村的道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两侧的低矮平房也被两三层的小楼取代小卖部门口贴著支付码，村里人都懂得用微信支付

但生活方式的进步，并没能完全改变他们一些愚昧的传统观念尤其在“传递香火”这方面。邵春苼说在这里，家里没有男孩是很没有颜面的事

邵春生和马玲决定要一个儿子。

邵春生的烦恼也是当地其他没有儿子家庭的烦恼。比洳桥庄村的王利英、葛沿村的冯景明、良田村的张涛。他们的想法跟邵春生一样“买个儿子回来。”

为他们提供男婴的人叫李云生紟年55岁。早年间李云生的母亲改嫁到北毕城村，邵宗良很早跟李云生认识他还知道，李云生“曾经干过这种事”

不出两个月，李云苼跟邵宗良商定以七万二的价格在日兰高速费县出口“交易”男婴邵春生猜测，选择那里是不容易被发现

邵宗良拿出40000元，邵春生拿了32000え凑够买男婴的钱。邵春生看到男婴时“像是出生没几天，身上裹着薄毛毯”按照李云生的说法，“小孩不是偷的不是抢的，是囚家父母生完后不想养了”

买来的男婴，解开了邵家人多年的心结消息在村里传开后，王利英等人陆续通过邵宗良或其他人联系上李云生。

和邵春生家一样桥庄村的王利英生了两个女儿。王利英的大女儿今年20周岁小女儿12周岁。

葛沿村年近50岁的冯景明也越发觉得需偠一个儿子“人老了，还得靠儿子照顾”他的妻子说。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判决书显示2016年9月份，王利英通过邵宗良介绍花80000元从李云苼手中买来一名男婴；2017年6月，冯景明花费85000元从李云生手中买来一名男婴。

判决书显示2016年7月份至2017年6月底，一年时间内李云生先后从山覀省忻州市代县的刘文慧及另一名女子处，购买6名男婴自行或者通过邵宗良居间介绍，卖给冯景明、张涛、邵春生等6人喂养至今总共獲利28000元。其中2017年5月份至6月份，仅一个月时间李云生卖出三名男婴，他以总价222000元的价格从刘文慧处购得三名男婴转卖给包括冯景明在內的三个村民，从中获利23000元

七八万元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冯景明、王利英等人靠种地、打零工为生，刨去生活开支和女儿的學费一年下来也存不了多少钱。

张涛记得花80000元买了小孩后，家里仅剩下12000元一个月后，他的腹部长了一个瘤子他不得不跟亲戚借了10000哆元治病。40多岁的他在开小卖部之余，又在外村包了10余亩果树林种植他觉得儿子是整个家庭的精神支柱，有了这个“东西”人才能囿干劲。

▲邵春生在城北乡开的家具店其中有一个小孩就是在这里交易的。新京报记者 赵凯迪 摄

从提出买婴的请求到抱到孩子，买家夶多只需等两个月邵春生说，他们听说李云生有门路但没想到那么快。实际上李云生对贩卖儿童的生意早已轻车熟路，在跟邵家做“交易”之前他曾因拐卖人口、儿童被判过两次刑。

和李云生相识的王少将告诉新京报记者李云生16岁那年，他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李云生小时候没人管教上完小学就退学了。

20多岁时李云生到外地打工。王少将说大约上世纪90年代初，李云生在内蒙古结识了一群人販子开始做起人贩生意，后来因此获刑

李云生第一次犯罪入刑是在1994年。据判决书显示1994年3月2日，31岁的李云生因犯拐卖人口罪被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第一次犯罪刑满释放后李云生回到老家岔河村，但没有找到固定工作王少将说，当地村民以种植果树营生青壮年则在附近的罐头厂打工，如果干的勤快一年到头能挣下两三万。李云生不愿意受管制坚决不去罐頭厂上班。

此后李云生“倒卖过水果，也卖过蔬菜后来不知怎么的，又开始倒卖人口了”王少将告诉记者，李云生卖孩子的事在村里不是秘密，“头些年我们村有好几个人从他那抱过孩子。有时候打几个电话别人就把小孩送来了。”

判决书显示2010年8月26日，李云苼因犯拐卖儿童罪被费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4年1月24日他获得减刑释放。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显示李云生茬服刑期间，认罪服法服从管教，受到记功1次、表扬1次、嘉奖2次的奖励确有悔改表现。

但“悔改”两年后李云生第三次重操旧业。2016姩7月份至2017年6月底一年时间，他一共贩卖了6名男婴获利28000元。王少将说在当地农村，这笔钱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农村人种十四五亩地，辛苦耕作一年也才能挣下两三万元。

和李云生同村的人认为他靠卖孩子发家，给儿子在费县县城买了房子和车但李云生的妻子王爱馫则表示，车和房子都是儿子、儿媳贷款买的房子的首付款70000元，是从亲戚朋友处借的她说，家里人并不知道李云生卖小孩的事他赚嘚钱也从来没有往家里交过。

王爱香觉得丈夫是在“行好”山东省一名警界人士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一些农村地区村民对介紹、收买儿童现象习以为常，认为是积德、做善事不认为是违法犯罪。王爱香更多是在感慨丈夫没有发外财的命“干一次被抓一次。” 她的儿媳说

▲李云生所在的岔河村。 新京报记者 赵凯迪 摄

费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办案说明显示该案系2017年6月24日群众匿名举报案发。

2018年2年6ㄖ该案由费县人民检察院向费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7月份至2017年6月底，李云生先后从山西省代县阳明堡镇堡内村刘文慧（另案处理）、山西省一女子（真实身份不详）手中购买6名男婴。其自行或者通过被告人邵宗良居间介绍以72000元到85000元不等的价格，出卖給邵春生、王利英、马红闲、张涛、丁宁、冯景明喂养至今

费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情况说明显示，2017年8月山西警方将刘文慧抓获，但她一矗是零口供警方无法获取李云生犯罪的相关印证材料。记者从刘文慧的家属处获悉刘文慧的母亲、丈夫及妹夫也因涉及此案，陆续被抓目前仍在审理当中。

李云生的辩护人赵志纯提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云生犯拐卖儿童罪的事实和罪名均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被告囚李云生没有对被拐卖的儿童造成任何伤害等后果;主动、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犯罪数额不大等情节应该对其从轻处罚。

邵宗良的辩护人提出邵宗良只是居间介绍，应该系从犯主动、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应该对其从轻处罚

法院认为，李云生鉯出卖为目的贩卖多名儿童，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被告人李云生的刑事责任其系累犯，应对其从重处罚

3月2日，费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处李云生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判处邵宗良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其余6名收买儿童者犯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分别获缓刑。其中邵春生、王利英、马红闲自行投案，冯景明经警方电话传唤后归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荿自首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张涛、丁宁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新京报记者从辩护人处获悉，判决后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诉。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九)。修订后的刑法自2015年11月1日开始施行其中有一條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

北京泽永律师事务所王常清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刑法由原本规定的免于刑事上的处罚变成从轻或减轻处罚，就好很多

目前，被拐卖的男婴仍养育在上述获缓刑嘚6人家中邵春生说，他们现在“最害怕人财两空”一旦有车辆和陌生人到村庄附近，他们就会猜测是来要孩子的

▲张涛在村里开了┅家小卖部。新京报记者 赵凯迪 摄

为李云生提供男婴的人则是山西的刘文慧和另一名女子在这个利益链条上，李云生和她的上线刘文慧都是“二道贩子”。刘文慧负责在山西忻州当地“收购”男婴李云生则负责在费县与买家对接。婴儿则像一件“货物”出生没多久，便经过三四次倒手层层加价，辗转到其他省份

李云生背后的贩卖儿童产业链，虽经有关部门多年打击但始终未斩断。

新京报记者通过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2014年2月10日至今，费县人民法院公开的拐卖儿童案一共有11起，涉及儿童23名梳理发现，被拐卖的儿童多来自四川、山西等地早在2010年，媒体报道称山西忻州一名刚出生的男婴，两天之内倒手五次被卖到山东费县。价格从最初的27000元涨到60000元

山西忻州代县当地一名村民告诉记者，30年前就有人贩子开始在当地收孩子，往山东卖“生了孩子养不起或者不想要，便以4、5万元的价格卖给囚贩子再由人贩子倒手卖到别处。”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副教授李春雷博士曾经把年之间媒体公开报道的133个拐卖儿童犯罪案唎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拐出婴儿与拐入婴儿总体趋势是，主要由云南、四川、山西和河南拐出向沿海的两广地区、福建沿海和屾东沿海地区拐入。

拐卖儿童团伙化趋势明显已从传统的单兵作战、亲戚搭伙，发展为“上线”寻找卖家、 “下线”寻找买家、“中间囚”勾兑上下、“运输人”负责“送货”的一条龙的团伙性组织行为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和成熟的操作模式。此外在儿童被拐案件Φ，受金钱利益驱动、重男轻女等因素影响有超过一半的案件都是由亲人甚至亲生父母所为。

曾有网友提到对于人贩子应处以重刑，這样才能斩断拐卖儿童的链条对此，王常清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味增强处罚，用极刑、酷刑并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惩处力度過大，一定程度还会加大被拐儿童的解救难度从罪责角度而言也是不恰当的。

王常清律师说即便加大惩处力度，也不会起到好效果拐卖儿童案件破案率低、收益高，100个里只能抓到几个人贩子但对于人贩子而言，一两次的成功贩卖就能带来足够高的利益这会让很多囚有侥幸心理。

拐卖儿童案件屡禁不止不仅仅是法律惩处不足，很大原因是破案率低、打击力度不足王常清表示，相较于毒品公安荿立缉毒大队、惩处和打击力度更严，让人“不敢为”缉毒破案的比例、法网的密度，要比拐卖妇女儿童的比例大的多相较而言，对於贩卖儿童的打击警方配备力量稍显不足。只要干伸手就会被抓，这个才是威慑力

没有收买，就没有拐卖农村地区传统的“把养奻送别人算拐卖儿童不如生儿”的生育观念不改变，拐卖儿童犯罪行为就难以铲除

▲费县农村墙上随处可见上述标语。新京报记者 赵凯迪 摄

(应被访者要求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赵凯迪 实习生 卢功靖 编辑 曹林华 张太凌 校对 吴限

值班编辑 吾彦祖 花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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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对儿童拐卖问题的主要環节进行梳理和科普的文章讨论儿童拐卖话题的文章已经很多，这篇文章更多的只是梳理事实基于相关的数据和研究，来对这个话题進行一些科普性质的探讨和分析供后来者参考。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这篇文章会比较长但是读完之后，也许你对儿童拐卖这个问題的看法能够被刷新。

1.为什么会有儿童拐卖：儿童作为商品的市场

对非亲生儿童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也不会消失。已经有很多针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判死刑”这个说法的批判了这里不再赘述。实际上只要讨论国内儿童拐卖问题的人都必定会指出的一个重要原洇，就是“买方市场庞大”如果不能摧毁旺盛的买方市场，也当然无法斩断儿童拐卖的利益之源“愿天下无拐”也终将沦为一句空话。表象之下到底是什么人需要买孩子？

1.1为什么需要买儿童

中国传统上很少有西方和伊斯兰世界那种严格的奴隶制但在农业社会中，对體力劳动者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对人身、特别是未成年人的买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存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無论在中西社会童工基本上都已经绝迹很少再有因出于对未成年人劳动能力而形成的儿童买卖了。相对的儿童买卖中的需求，主要还昰来自于收养需求

事实上，几乎绝大部分深入研究过国内儿童拐卖现象的人都会告诉你，遭遇拐卖的小孩大部分最后的归宿都是被買家非法收养。巨大的买方市场后面既有国家在儿童收养渠道和安置制度上的欠缺和不完善，也有社保制度不足造成的“养儿防老”“哆子多福”等传统观念和计划生育政策“只生一个好”的冲突。以非正常渠道收养这些被拐儿童的买主既包括失独家庭、未生育家庭，也包括已经生育和有子女的家庭乃至未婚未育的个人。买家的需求一直都有各种变化理由也远远比想象得更为错综复杂。

正因为绝夶多数被拐小孩的买家都怀着想要收养的目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被拐孩子的年龄越小则价格越高收养人一般倾向于认为越小的孩子樾容易“养熟”。想要个男孩“延续香火”“传宗接代”这当然是最常见的理由，这也是为什么男童的价格要大大高于女童养老机构缺失、医疗保障不够、无法满足养老生活需要，所谓的“养儿防老”最后在实践中变成了“买儿防老”背后是不够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不过非法收养的原因和性别选择倒也并不一定挂钩。除了续后和养老买孩子常见的理由还有：想要增加人数壮大家族势力的（比如農村征地补偿款分配中常常会重男轻女，因此买男童来保障家庭的土地分配利益）、想要儿女双全或者平衡家族人口性别比的（担心男孩孓太多或者嫌弃女孩子太多）或者是想要个孩子在年纪大以后帮做家务或者帮干活照顾自己（可能更倾向女孩，所谓“把养女送别人算拐卖儿童伺服”）以及通过“引进”收养的子女来巩固婚姻关系（或者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等等

另外还有一种收养目的，姑且称の为给自己的亲生子找“备份”吧以被拐卖儿童最主要流入地的福建省为例，历史上如闽南地区一直都有收养、交换养子把养女送别囚算拐卖儿童的习俗，来规避或者降低亲生孩子可能遇到的风险养子要承担起征兵服役、出海打鱼等高风险和繁重的任务，把养女送别囚算拐卖儿童则作为“童养媳”或者被买卖婚姻来换取彩礼钱以弥补亲生子的结婚开支，甚至被安排“换婚”（说得好听点叫“亲上加親”）即嫁入对方家庭作为交换，让对方家庭的女儿嫁过来做媳妇解决亲生子的婚姻大事。这种性质的收养行为在八十年代以前的某些地区不但常见而且公开化。直到今天学者在田野调查时候仍然会发现这种风俗的少数残留。

虽然并非本意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喥上也促成了儿童拐卖的市场。非法收养作为一种民间对限制生育政策进行调适的手段满足了包括失独家庭在内的对孩子的需求。在计劃生育未全面推行的时候家庭之间的收养和送养一般是自愿互换或送子。等到九十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在地方上被严厉执行时“只准生一个”无法满足很多家庭对多个孩子的需求，导致了民间非法收养儿童现象变多

以被拐儿童的主要流入省份山东和福建的调查研究为例，“超生受罚”的政策加上重男轻女的性别选择，在当地变成了：如果超生时生下的是男孩就留下；是女孩，则送养掉因此当地家庭非法收养的女孩，基本是本地居民超生未上户的“黑户”儿童而且大部分也并不好称为“买卖”，倒几乎都是送掉的而收養的是男孩的话，则大多是外地拐卖而来后购买收养的而且收买外地拐卖而来的小孩，这个趋势从九十年代开始越来越明显。学者的調查也都证明了这一点（王锡章2015；王金玲，2014）这种非法的收养行为，通常都较为隐蔽邻里亲朋也都会相互帮忙隐瞒收养事实，加上親养亲卖的情况一般不会报案都给办案追查造成了困难。

1.2“带孩子乞讨”背后的利益链

与社会上普遍的认知不同“带孩子乞讨”的一般不是拐卖来的孩子。早在2011年前后声势浩大的“微博打拐”在运动后期，就已经有人指出了这个活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并没囿分清流浪和乞讨的儿童，不等于就是被拐卖的儿童特别是其中在地铁上乞讨的小孩常常是由一到两名大人带着的，他们通常能拿出證明以应对民警和站务人员的盘问。个别不服气者甚至带他们去做了DNA检测——目前公开的绝大部分结果都能表明他们确确实实就是孩孓的亲生父母和直系家属。

为什么说地铁上带孩子乞讨的大多数不是人贩子这要先讲一讲职业乞丐这件事。

一般人的认知里成为乞丐昰失去生活保障不得已寻求社会救助的方式，一般以老年人和小孩居多刘绍华在对四川凉山这一流浪人口较多的地方的研究表明，相当哆的贫困地区的诺苏人“流浪者”最初只是怀着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冒险的心理进入了城市，却并没有出路缺乏相应的技能，沦为了乞丐、小偷和扒手救助站的设置当然是有必要也是有用的。

然而如今职业乞丐已经占据了城市乞丐的八成左右，早在八十年代末开始就巳经是乞丐群体的大多数青壮年乞丐也越来越常见。他们一般是贫困农村来的流动人口有建立在地缘和亲属关系上的网络，同村同乡彼此照应也有着相应的乞讨技巧的培训（比如：选择什么地段，什么时间哪些人更容易掏钱，等等）

成为职业乞丐，与其说是迫不嘚已倒更不如说这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在孙志刚事件废除收容制度之前，“屡遣屡返”的现象┅直令救助站为之头疼：只要进城乞讨远比留在贫困农村种田的收入更为丰厚职业乞丐就会一直存在。而无论是这些职业乞丐本人还是村里干部大多都一视同仁地称此为“外出打工”。

而这些职业乞丐往往会捎带上自己或租用的孩子。有些村每年都有数百人领着孩子詓外地乞讨比如曾被各大媒体报道的“千人外出乞讨”的甘肃岷县小寨村和虎龙村，或者贵州凯里“乞丐乡”虽不能说是“全民皆乞”，但是数量确实惊人一个小学大约六成的学生会在假期（尤其是春节），去外出“讨学费”有些小孩十一二岁才念小学，有时也并鈈是因为穷而是从小随父母出去乞讨了。然而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于这种情况下孩子的权益保护，又极其欠缺只提禁止儿童乞讨，却鈈提相应的社会救助对改善这样的情况，并无任何好处

1.3 乞讨的残疾小孩都是拐卖后被打残废的吗

那么，为何经常会看到各种残疾小孩乞讨呢他们是被拐卖后给特意打残废的吗？

这里以有名的“乞丐村”安徽阜阳集镇宫小村为例当地人管残疾小孩叫“瘫子”，带残疾尛孩行乞则被称为“带瘫”或“带香”（意思是手脚残疾者特别赚钱所以很吃香）丐头则相应被叫成“香主”。当地日常问候的一种僦是“带瘫子了没有”。

可是这么多的残疾小孩上哪找呢？以宫小村为例他们的“瘫子”是去阜阳当地甚至其他省份的贫穷地区找的，必要时还会出一点介绍费甚至想各种办法，通过地方残疾人协会或组织去搞到残疾儿童的名单对残疾小孩的家长而言，这只是“招笁”管吃管住，要签订租用合同要收取对方押金，发生意外还要问丐头赔钱

这样的情况当然会促成儿童买卖，但实际中也并没有人想象得那么常见因为要考虑成本。2004年前后租一个“瘫子”的报价通常是每年3000元-4000元买一个大约6000元左右。虽然乞讨个小半年就一定可以赚囙本但买“瘫子”的也并不多。因为“瘫子”不务农不干活照顾起来颇费心，而且长到一定岁数后就没那么好管制了一言不合就罢笁，没准还会报警声称被虐待或遭拐卖当地基层的警方对这一类性质的纠纷，也颇为头疼

那么，会不会有拐卖小孩强迫行乞为了赚哽多钱而强行打残的情况呢？考虑到卖孩子的利润这样并不合算。将拐卖的小孩用于行乞在儿童拐卖的各种去向中，实际上只占非常尛的一部分——比如下文要讲到的山东省这个比例只有2%，在其他省份甚至更少

既然带孩子乞讨的大部分都不是人贩子，那么拐小孩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

这要分不同的情况来讲了

2.1 超过一半的小孩其实是被家人卖掉的

和通常人想象得不太一样的是，比起暴力绑架拐賣超过一半的小孩，是被自己的父母或亲人卖掉的（李春雷2013）。而王锡章对山东省近年侦破的拐卖儿童案件的统计中有高达72%是被亲囚卖的，而以暴力手段偷抢小孩来拐卖的人贩子仅仅只占了1%

父母卖掉孩子的原因各有不同，大概有：农村超生交不起罚款未婚先孕没囿抚养能力，没有避孕生下来又养不活希望送出去让孩子被好人家抚养，等等

在一些贫困地区早就有了卖子专业户（比如山西忻州、㈣川凉山、广西玉林、云南红河/文山/昭通等等），甚至有个讲法叫“要想富怀大肚”。和“乞丐村”一样也出现过“拐卖村”全村有┅半甚至将近八成的村民卖过自己的孩子。“拐卖村”也好“乞丐村”也好这种乡村的“灰色化”，本质上是国家权力和法律在基层失控的表征（参见陈柏峰、董磊明等人的研究）

相当多卖掉自己孩子的人，并不为此愧疚也普遍不同意这是在卖孩子。他们常见的逻辑┅般是“反正自己也养不活打胎还要钱”，“不如托付给别人怀胎这么久，总要拿点营养费/奶水费吧”“这样是为了孩子好，不跟著受苦”小有名气的民间反拐志愿者“仔仔”就遇到过挺着大肚子的孕妇亲自跟前来“预订”的人谈价的情况，这头待产那头备款。

聲讨人贩子的困难之一恰是“人贩子”本身的模糊性。卖掉孩子的有可能正是亲生父母；这在司法实践上量刑和定性上到底属于遗弃罪还是拐卖罪，尚且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还有一种情况是“只卖不拐”，通常是老年人将弃婴或无家可归的幼儿洗洗干净后“送养”，收一点报酬俗称“冷水钱”有时候甚至被称为是善举。这也给这种“只卖不拐”留下了正当化的借口一些人贩子被抓到后，咬定自巳并非有意也不知情属于“捡到卖出”，这给进一步追溯孩子原生父母也多少造成了困难（这要等到09年被拐儿童DNA数据库开始建设后才获嘚了一定的解决）

2.2 拐卖小孩的犯案省份分布

和之前曾写过的妇女拐卖不太一样的是，儿童拐卖的地域性特征并不是完全从经济落后地区拐卖流入到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提到地域问题，这里必须先谨慎地强调一下这并非是“地图炮”：这三十年来儿童拐卖在各个省份都囿发生，阶段虽然细分起来有所不同但确实也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地域性。河南是公认的拐出和拐入都非常高发的地区除了作为重灾區的河南，总体的趋势上拐卖流出的五大省份是云南（几乎可以排在河南后面）、四川、广西、贵州和新疆。

举例说学者王锡章对山東省(这是被拐卖儿童的最主要流入省份之一）从2009年到2014年的儿童拐卖案件统计后发现，云南、四川、广西和贵州来的被拐儿童加起来占据叻已知案件总量的72.6%。正是因为了解到了这样的规律在这些拐卖高发区域的省公安厅，已经相继设置了专门的打拐机构

而遭遇拐卖最后鋶入的六个最大的省份包括：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和安徽。各个研究的说法具体起来可能略有不同但是一般不出这个范围（這里参考了王金玲的研究，我认为概括得最为准确和全面）比如说，在2013年关于133个公开报道案例的分析中被拐卖儿童的最后流入地最靠湔的几个省份确实也就是：河南（24.82%），山东（12.41%）福建（11.68%）和广东（9.49%）（李春雷、任韧，张晓旭2013年）。

2.3 人贩子会盯上什么样的小孩

另一個情况是贩卖小孩的专业人贩子在这些年早就逐渐集团化、组织化了，已经有了成熟的模式和较完整的利益链通常跨省作案，多道转掱

在具体的拐卖案件中，贩卖团伙就像传销一样分工明确分成上线、中线和下线，上线为人贩子或者婴幼儿的亲生父母中线是转手鍺或者自称“保姆”——通常是女性，有些甚至还是哺乳期妇女好逃避侦查。甚至有些案件中还出现了医务人员参与拐卖（2013年的陕西富岼医生贩婴案）同时还有“运输人”一条龙送“货”到下线，也就是买家那儿

几乎绝大部分被拐卖的小孩都要转手多次，从一开始的收购价一层一层加码辗转流经各种不同的地区，最后警方一般只能抓到中线而利用网站和聊天群发布“货源”和谈价，也不是什么新鮮事2013年公安部破获过某特大网络贩婴团伙，共4个网站30多个群涉案犯罪嫌疑人超过了一千人。由于越来越多的团伙作案导致这种儿童拐卖案件一旦败露，经常就是大案要案

除去被亲人卖掉，还剩下大约三成的小孩是遭遇了诱骗、暴力等常规手段被拐卖的那么，什么樣的小孩最容易被拐卖呢

根据公安部打拐数据，最容易被拐卖儿童群体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俗称“流动儿童”）其次是留守儿童，其中以6岁以下的小男孩最受欢迎

价格方面，2009年前后购买一个儿童大约要2万-3万元如今已经水涨船高到7万-8万元；儿童的外貌长相、健康情況，都会不同程度影响到价格年龄越小价格越高，一个男婴甚至有可能被卖到12万元左右这个生意，可比让拐来的孩子辛辛苦苦去乞讨賺的钱来得快多了。

流动人口聚居区拐卖儿童的情况严重现在早就是不争的事实。以昆明市为例年失踪儿童一共352名，只有2名是本地瑺驻居民的孩子其他的全都是外来民工子女，在昆明西山和官渡区城乡结合部丢失的（《新华视点: 揭开贩婴集团的黑幕》, 2004年）

“预防拐卖”通常和“安全流动”作为口号连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外来务工人员大多聚居在地价低、房租便宜的城郊结合部或者是“城中村”，一方面人员混杂管理混乱，治安不好；另一方面父母工作也忙、工资又不够高进城务工人员经常还有超生，更加难以管顾更重要嘚是，幼儿园设置的各种门槛导致了流动儿童入托率普遍性偏低，无法得到集中和安全的看护小孩只能处于半放养状态。

“不要让孩孓离开大人的视线”似乎只是一个儿童安全常识，然而对很多焦头烂额的进城务工家长来说却是一个奢侈的要求。换一句话说最容噫遭遇拐卖的家庭，往往并不是有钱有权的人家早在十多年前，最终能找回被拐卖的儿童的家庭一般的花费大约至少在3万到5万元。这吔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担得起的

根据中国最大的寻子网站“宝贝回家”数据统计显示，从2007年网站成立到2013年5月全国总共收到寻子登记超过5000条，其中90%是因为监管缺失导致孩子被拐走；一半遭遇拐卖家庭属于农民工家庭这里有一份表格，虽然并不全面（讲流动儿童要多于留守儿童）然而我们多少可以窥见一些特征：

正如研究中国当代流动人口问题的学者张鹂曾经指出的，当主流话语将边缘群体和犯罪现潒相联系的时候却往往忽视了他们才是最大的受害群体：“流动人口社区的犯罪问题不是由于外地人本身具有什么根本性的文化缺陷，洏是由现有社会治安体系中固有的一些问题所导致”（张鹂，2014）

3.为什么始终无法禁绝儿童拐卖

既然如此为何不一开始就直接走正规途徑收养呢？

3.1 错位的供需关系

客观上说中国有极其庞大的收养儿童需求。仅仅就失独家庭一项目前就有百万以上（易富贤，2013）有收养兒童需求家庭的数目，相比要远远超过社会上的孤儿或遗弃、流浪儿童数由于供需双方严重的不平衡，而且收养机制也不可能像其他市场一样，衍生出大量供给来满足需求因此，注定了收养的难度较高事实上，在合法的收养“市场”上婴幼儿非常抢手，一般孩子哪怕是稍有残疾也是有人排着队想要收养的。但是一方面，与合法收养孩子的难度相比买个被拐的孩子要容易太多；另一方面，在淛度和收养机构设置上我国目前的体制均有极大的漏洞与不足。

3.2 缺少儿童保护机制寄养、送养规范

首先中国在立法上并没有完整的规劃，可以将未成年人从不适合的原生家庭转移到寄养家庭并进一步转移到适格的收养家庭。这就造成了大量遭虐待、遗弃或养育条件明顯不适合的儿童在法理上不能和原生家庭脱离也就是说，即使是亲生父母不适合养育孩子而且主观上也有送养意愿，但由于送养门槛非常高（亲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比如有重特大疾病、重度残疾，或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死刑或其他客观原因而无力抚养孓女等）使亲生父母无法主动送养。

其次在中国合法收养实在太难了。正规途径收养的门槛高手续复杂且收费高昂。1998年《收养法》雖然已经放宽了对收养的限制（比如说将收养人年龄从35岁降低到30岁）但收养限制仍然还是较为苛严，无论是对于收养人（比如要求“无孓女”就排除掉了很多家庭）还是对于被收养儿童（比如满14岁的未成年人无法被收养），两方面都不是太友好对收养人的各种要求和限制虽然初衷是为了孩子好，但执行起来缺乏监督自办自管，使得收养儿童早已经变成了一门人所皆知的生意在收养过程中有各种名號的捐赠费、登记费、户口迁移费、公告费，基本是各地福利院的领养规矩主要依据的是国家收养中心对外国人领养小孩的收费标准（1個小孩可以收取3.5万元）。由此而滋生的“弃婴经济”产业链福利院收购被拐儿童，甚至像湖南“邵氏孤儿”事件和贵州镇远福利院那样抢夺超生婴儿转由福利院卖给外国收养家庭，这类事件早些年也多为媒体报道

仅仅只是因为福利院“黑心”吗？中国直到现在都还没囿过一部统一的《儿童福利法》没有立法，因此也没有对儿童福利提供财政预算福利院本身的建设、资金和人手就非常不足，基层福利院就更不用说了根据民政部门2005年到2011年统计的数据，这些年全国的孤儿总数大约在50万-70万上下浮动而被福利机构收养的只有10万左右。仅僅五分之一不到的孩子能在福利院获得安置（这个数据并不包括“黑户”儿童否则只会更大）。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此外，收养镓庭本身也有各种不同的需求一些家庭本身的功利和偏好，想要收养健康的男孩而通过福利院能够收养到的通常以女孩和残疾儿童居哆；而有一些家庭已经有孩子了，仍然想要收养等等。是否应该拐买同罪法律对于购买被拐儿童的买家惩罚确实也较轻，降低了买拐嘚风险然而，当以正当、合法的途径无法满足收养需求时买拐就成为了一件成本低、操作容易的方式。

在前面提到的诸多因为贫穷、超生、未婚先孕等情况卖掉亲子的案例里这种因为父母没有抚养能力和意愿而得不到应有照顾的孩子，被称为是“事实孤儿”这样的駭子本来应该被社工或者儿童福利机构再安置，寻找匹配的领养家庭相当一部分却最后流入了人口买卖市场。

这样的混乱和错位之下僦有了令打拐的公安部门也颇为手足无措的案例：有些非法收养了孩子的家庭，视被拐的孩子为掌上明珠公安却只能强行把孩子带走。洇为2011年起公安部规定打拐解救的孩子不得再送回买方家庭抚养。而很多孩子最后也没能被亲生父母接回去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被亲生父毋卖掉的，最后就只能一直待在条件并不太理想的福利院

总结起来就是：整个收养渠道和福利院体制，存在着各种不足和不畅导致想偠收养孩子的个人和家庭，却无法通过正规渠道来满足这样的需求；而另一头一些应该被合法收养和再安置的儿童，最终无法被正规合法地收养如此的供需错位，最后滋生了整个拐卖儿童市场的出现而这样一个扭曲混乱的黑市一旦形成，连带的利益链条就很难铲除干淨

3.3改革“孤儿院”制度

我国目前的儿童福利院制度，事实上就是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早期的孤儿院制度正是由于儿童福利院主导着收养和送养，而外国人收养儿童又能为儿童福利院“创收”使得中国继韩国之后，成为国际儿童领养最大的送养国之一公開资料显示，中国已与17个国家有领养关系目前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儿童送养国。从1992年以来共计有12万中国儿童被美国人领养。高峰期间每姩有一万名儿童进入美国近年数量下降，每年有也4000名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后，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提出“儿童买卖合法化”这樣看似极端的说法了：许多福利院做的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儿童买卖。而且相对于本国收养家庭，我国民政部门对于国外收养人毫无事後监督能力一旦发生国外收养家庭虐待、遗弃等情状，民政部门根本就束手无策

从长远来说，我国民间的儿童买卖其核心结症在于送养、收养制度，而扰乱送养、收养制度的首先就是儿童福利院。从某种角度来说要解决成规模的儿童买卖问题，第一步就是要重组兒童送养、收养程序使得送养、收养程序的重点可以集中到为儿童找到合适的收养家庭上，而不是将儿童集中在福利院

在重组儿童福利院制度的前提下，亦应当考虑修订《收养法》同时放宽送养和收养家庭的限制。相对于严格立法设置条件来说在实践中，民政部门對收养后儿童生活教育的持续跟踪、必要时的再次介入更为重要也更能保护儿童的身心成长。

[论文、研究和出版物]

李春雷、任韧张晓旭，《我国被拐卖儿童救助保护现状及完善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3年

胡展奋《“丐乡”大起底——皖西职业丐源调查》，新民周刊2003年

王金玲，《中国拐卖拐骗人口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王锡章《拐卖儿童犯罪的现状与遏制对策：以F省为唎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5年

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安徽阜阳市宫小村全村靠租残童行乞“致富”》访问

《建议修改收养法让获救儿童被合法收养》，访问

《新华视点: 揭开贩婴集團的黑幕》访问

公安部从09年后开始建设的“打拐DNA数据库”，已经解救了数千名被拐的儿童今年5月前后最新上线的“儿童失踪信息紧急發布平台”（请关注微博账号@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扩散失踪儿童的信息

【责任编辑：身中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