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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岳父
　　我的父亲　　张仁幹　　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二十年了，但每次想起我的父亲，一种愧疚感就会深深地揪痛我的心灵，使我寝食不安，难以平静。二十年来，这种愧疚感不仅没有减轻，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强烈了。　&#年初，哈密市委决定举办“’93丝绸之路首届哈密瓜节”，让我牵头编辑哈密瓜节主体宣传资料《中国新疆·哈密》大型画册。当时哈密还没有出版过画册，我觉得任务十分沉重，立即拟定编辑大纲，组织摄影组，开展资料收集、图片摄影等各项工作。可就在工作刚刚推开的时候，我的老家突然发来一封电报，说我父亲病重，要我速归。我拿着电报，难下抉择：请假吧，估计市委张晓峰书记会同意的，父亲病危，他怎么能不同意呢？但他任职后对我的第一件重托就会有落空的可能。不回吧，良心、孝心，都不能允许。我的妻子看到我难于抉择的样子，十分理解我的为难，提出由她向单位请假，以退休为代价（她是副高职称，以退休让位为由容易请假），代我回家尽孝。反复斟酌，以忠孝不能两全为慰藉，由我妻子代我回家探望父亲。谁知父亲真的病故了，且因我们离得太远，当时火车又慢，妻子到家时，父亲已经下葬，最后一面我妻子也未能见上。我母亲告诉我妻子：在我父亲病前就一直说要我回家一次，但因我们在新疆，离家太远，一直没有告诉我们，丧事又没有赶上，我母亲感到十分遗憾。我母亲说：五个儿子，除你大哥外，他最喜欢的就是仁幹，却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我妻子的每一句转述，都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随时都会勾起我对父亲的回忆。　　我父亲的明理、睿智，在我还是孩提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母亲常对我说：我出生的那年，我大哥已经十四岁了，原来一直跟着我祖父（祖父是晚清秀才）上私塾，后来我的一位族祖父家创办了一所小学（当时称为新学），我父亲想让我大哥上新学，但我的这位族祖父说要交三石六斗（一石合三百斤）小麦作为老师的见面礼，当时家里交不起，大哥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三天之后我父亲在离家五十多里路的城头找到了大哥，大哥已经参加了驻扎在城头的八路军，成为连队的文化教员，正在连队读报纸呢。实际上大哥受地下党的影响，早就想参加革命。父亲了解了大哥的想法后，欣然支持大哥的做法。父亲的行为受到部队首长的充分肯定和赞扬，我大哥也成为当地参加革命最早的人员之一，我父亲也是当地备受乡亲称赞的一个人。　　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家是双军属，享受人民政府好多的优待与照顾，父亲也是远近知名的社会贤达。新中国开展的许多运动，诸如“减租反霸”“第二次土地改革”等他都能积极参加。但他又极为认真地帮助我们那些原在国民党政权任职现在遭到人民政权镇压的同姓亲属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诸如当国民党联防大队长的族祖父被镇压了，他帮助收尸、埋葬；家属子女被“扫地出门”了，他帮助修一间“竖头舍子”，让一家老小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我那个当国民党乡长的族叔下落不明，我的那个族婶与堂弟也被“扫地出门”了，他与村里协商，在他的大宅院里匀出两间房子让其栖身；生活无着落他又帮助出点子，叫我那个族婶发挥绣花技艺特长，剪花样子卖，维持其生活……一天晚上，我与父亲在门前乘凉，我不解地问父亲：那些人不是阶级敌人吗？你怎么能敌我不分地帮助他们呢？父亲停了好半天，躺在软床上，望着天上的星星，脸也不转地平静地对我说：“孩子，你错了，他们不是阶级敌人，仅是敌人的亲属啊！他们掌权的时候，你两个哥哥都参加了革命，却一个指头也没有动我们；今天我们掌权了，为什么连生存的权利也不给人家呢？”听他分析的口气，似乎他是人民政权的什么官，我不解地回味着他的话。父亲一直望着天上的星星，过了好久，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像是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的：“阶级斗争，使人们失去仁义和亲情啊！”当时我并没有听懂这句话，但它一直在我的耳边响着，直到“文化大革命”了，我还清晰地记得父亲的这句话。　&#年的春天，我在学校得了伤寒，高烧了十几天。因为经过“*”的糟蹋，农民家都是一贫如洗的，加上全家要重点保护二哥，我决定不将我的病情告诉老人，害怕为难他们。不知怎的，父亲还是知道了我的病情。一天，我父亲提着一个沉重的陶罐进了我宿舍，令我惊讶不已。原来我父亲听说我病了的情况后，就将家里一只生蛋的母鸡宰了，炖成鸡汤，近三十里路，就这样提着来了（那时候没有公交车）。父亲看着我瘦削的脸庞，眼睛湿润了。他那一脸焦灼的表情深深地映入我的脑海。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那次伤寒病，父亲那一脸焦灼、双眼湿润的表情就会鲜明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年初春，我的年已古稀的父母从江苏老家长途跋涉到哈密看我们，给我们家带来从未有过的欢乐，也给我带来沉重压力。当时粮食定量、食油定量、肉食品定量，连豆腐也要票啊，五口人的定量七口人生活，怎么能够呢？当时我发动我的所有亲友，从农村购买粮食、肉、洋芋，工资用完了就借，总之，想尽任何办法，要让我的父母吃饱肚子，要让我的父母在哈密期间生活得无忧无虑。谁知纸是包不住火的，不久，我的父亲还是看出了我的困难。次年，他们要返回老家的时候，父亲悄悄对我说：“我回去把家里粮食卖一些，换一些粮票寄过来。”我望着父亲那慈祥的面孔，听着父亲那关切的话语，一种愧疚深深刺痛我的心灵，已近不惑之年的我，却要古稀之年的父母照顾，怎么能不愧疚呢？！　&#年夏天，我回家探亲，看见父亲整天乐呵呵的，我由衷高兴。我知道1978年，二哥的“右派”问题彻底平反，恢复了工作，恢复了名誉；大哥在此之前就“解放”了，恢复了地厅级的工作，调任位于陕西的一个军事工业单位的书记，我们家又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声望。加上我们这些兄弟进行分工，按时给二老寄生活费，两位老人又进入衣食无忧的生活了。在家一两天后，我发现父亲很忙，不是这家小两口吵架了，要求我父亲去帮助调解；就是小地摊的老板，要求我父亲去帮忙照看一下货摊子。我不解地问父亲：“你都八十岁的人了，帮人家调解一下家务当然是可以的，但你帮人家看摊子，就不怕算错账落埋怨吗？”我父亲笑嘻嘻地说：“那是人家的信任呢，这么些年了，我还从来没有因为帮人看摊子算错账落埋怨的。”八十一岁的老人了，那么自信，那么思维清晰，那么勤于助人，那么乐于奉献，令我这个当时还不足知天命的儿子感到汗颜。　　想不到这一次探亲，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我的父亲，我永远的思念！　　（作者系哈密地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新疆作家协会会员）　　邹廷贵　　我的岳父已去世整整一百天了，他走得太匆忙，连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　　岳父是在世上整整走了八十四年后才离去的，恰好应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俗语。　　岳父是一个极为平凡的老人，平凡得一辈子连个股长之类不够“品”的小官都未当过，更不用想什么县处级、地厅级领导职务了。　　但是，这么一位平凡的老人，却有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坎坷经历，有闪闪发光的进步思想。　　岳父是20世纪30年代从兰州邮电学校毕业的，学了一手过硬的发电报技术和扎实的邮政业务知识，毕业时欲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窗共赴革命圣地——延安，却临行生变，命运之神与他擦肩而过，只好留在兰州当了个小职员。如果当年他延安之旅能够成行的话，那么新中国就少了一个极平凡的小职员，而多了一位令人尊敬的抗日老干部。　　延安未去成，倒也罢了，谁知他又阴差阳错地笃信起了基督教，于是便在解放之初不在兰州待了，挈妇将雏，随着基督教会人员出阳关、越戈壁来到哈密。起初在邮电局干得好好的，他又突发奇想，要做一个更为平凡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便毅然辞了公职赴农村包了几亩地种了起来。地未种好，连老本也赔光了，只好咬咬牙重返城里，在粮食局安下心来当起了统计员。此番折腾后，他开始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把统计工作搞得尽职尽责，至善至美，什么年报表、季报表、月报表，都被他做得仔仔细细、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毫厘不差。因此，他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光奖状在箱子里就压了厚厚一摞子。　　人愈平凡，小毛病也就愈多。岳父的倔也是出了名的，一生中没有给任何人送过礼，也没见人给他送一点儿礼。一辈子都在堂堂正正地做人，清清白白地做事，从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只要是看不惯的事情，不管是哪级领导，即使天王老子也敢顶撞。正由于此，他也受过不少苦，吃了不少亏。“*”初期，他因信仰宗教的问题而被“造反派”揪出后，打了个半死。后来逃跑至京城告状后发誓再也不信教，直至晚年。尽管昔日教友苦苦劝他重新入教，他却心如磐石，丝毫不为所动。　　岳父是个秀才式的人物，写得一手隽秀的毛笔字、钢笔字，退休后天天挥毫不辍，直至去世。如果他稍微有点表现欲，也起码可以在书法圈里露露脸，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有藏书的嗜好，连上世纪50年代初的政治学习读本至今仍保存着，新出版的书籍，他隔三岔五总要买上几本仔细阅读。光凭这几箱书，他也可以写不少回忆性的文章，但他却未来得及。他特别喜欢写信，每封信都写得语句流畅，字迹洒脱。他一辈子从未显山露水，更没有表现过自己。他正是在这平平淡淡的生活中走完了他平凡的人生。　　岳父一辈子最遗憾的是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当过共青团员。但他的思想却非常进步，非常革命，有时进步得连我这个共产党员也望尘莫及，尤其是他退休以后，每天晚上都要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后来他耳朵失聪，但仍每晚准时将躺椅搬在电视机前照“看”不误。他对报纸上登载的消息深信不疑，坚定地认为报上的所有话都是党和政府的声音，特别对《哈密报》《哈密广播电视报》《同舟》等哈密土生土长的报刊更是情有独钟，爱不释手，每期都要戴着老花镜认认真真地阅读，还时不时地引用几句，发上一通感慨。他在粮食局工作三十多年，在职时从未向领导提过任何过分的要求，而在1984年退休后，更不愿为自己的住房等生活问题去麻烦领导，甚至连单位都很少去，逢年过节单位分点大米清油之类，也是由我代为领取。他总认为，因个人生活问题去找领导是给领导“添麻烦”。　　岳父是个非常勤快、非常洁净的老人。他工作之余喜欢自己动手干木工活儿，他做的小方凳，真赶上了专业木匠水平，至今他的一套木工家具仍完整保存着。他退休后一直有散步的习惯，这几年由于疾病折腾，散步的机会少了，但他仍想方设法上街发信，买小东西。他的衣服一直是自己洗的，一直坚持到去世时。衣服洗得发白了，他仍穿着；衣服破了，他总是戴着老花镜自己动手缝缝补补，舍不得丢掉；每天早晨，只要有空闲，他就爬高上低地擦擦这里，抹抹那里，家中家具尽管过时、简陋，但总被他擦得一尘不染，铮亮无比；在平房住时，他还特别喜欢挑水、扫院子，直至压弯了脊椎，使晚年的他弯了腰、驼了背，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老头儿”。　　岳父年老以后，脾气不太好，有时也会与岳母拌拌嘴、吵吵架，但从不记仇，一会儿工夫便又烟消云散，重归于好了。老年的岳父对孙辈喜爱有加，我小女儿寒暑假回家时，他总要隔三岔五地偷偷给二三十元钱，如果被我们发现，就嘿嘿地笑笑，像小孩子犯了错误似的，真有点“老小孩儿”的味道。　　平凡寓于伟大，伟大寓于平凡，一个再伟大的人也有他的平凡之处，一个再平凡的人也有他的伟大闪光点。我的岳父就是这么一个平凡而又平凡的人，一个普通而又普通的人，但我却一直在怀念着他！　　（作者系哈密地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高级讲师、《哈密老年》杂志副主编）　　跟岁月和解——悼念公公　　飞飞儿　&#年2月23日上午11时左右，公公走了，享年六十七岁。　　公公的遗物　&#日，追悼会开完，我们回到家里准备日常祭奠事宜。小叔子把公公的遗像放在他生前的卧室里，在桌上摆上了果品，燃上香，点起蜡烛。青烟里，黑框里的公公慈祥温和，让人无法想象他在病榻上憔悴枯槁的面容，我不敢细看，匆匆退了出去。　　大家一边打扫卫生，一边收拾遗物。　　遗物多是衣服。有许多是子女为他买的新衣服，还没有穿过一次，包括一件驼绒裤，几双丝袜，还有几件内衣。小叔子买的一双布鞋只穿过一次，我想起给公公买的棉拖鞋，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突然反应过来：平时他一直穿着呢，那天穿去医院，第二天人没了就直接拿到灵堂，在出殡时随花圈烧了。老公要留下他用过的新枕头，我说烧了吧，老公说：“人家说能用的就留下。”我说：“在那边让他也用新的吧，被子和枕头是一起买的，你就让他都带去吧。”一个还很新的收音机是我为他买的，还能记得，当时我把收音机给他时，他带些吃惊的笑容。我说烧了吧，爸爸爱听。　　在卧室柜子的一面玻璃上，有一张婴儿的照片，大姑姐一看就喊老公，“快看，你小时候的照片。”老公拿起来说：“这是大哥嘛！”大伯哥已经故去近二十年，据大姑姐说，公婆很早就离婚了，四兄弟归公公，大姑姐归婆婆，公婆相继离家后，留下无人照顾的兄妹，当时最小的孩子，也就是小叔子才七八岁，老公也只是个初中生。于是大伯哥担起了家里的重任，一人带着几个弟弟妹妹。为了给弟弟妹妹们交学费，他拼命打工挣钱，终于有一天在天不亮就出车时出了车祸，死时还不到三十岁，为了弟弟妹妹，他一直未娶，成为弟弟妹妹们心中永远的痛。正因为这样，在弟弟妹妹们的心目中，他才是真正的“父亲”。据说，离婚后就很快“失踪”的公公在大伯哥去世后专门回去看了一趟。　　有些遗物在我看来很奇怪，有几张毛主席像，看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了。一个皮质相当好的手拎包，装着些过期的票据。老公说，公公年轻时很能干，从内地来新疆后，在农场里做过连长，当过厂长，离家后，在新疆和内地都辗转做过生意，曾经也风光过。后来可能做生意赔了，身体也在恶劣的环境里糟蹋坏了，等到在乌鲁木齐市的房东驱车百里赶到芳草湖找到二伯哥，告诉他去接人时，看到蜗居在小宾馆的公公已经浮肿变形得几乎无法辨认。我想起来，平时公公在家里看的电视节目，很多都是农村致富类，看来他在求富的路上从没有停止过追求。可能正因为如此，当他因严重肺心病不得不天天窝在床上时，才会不时发些火，那些火不是对他人，而是对自己。经常在半夜，我们都上楼睡了，他因为呼吸困难、心跳加剧无法入睡，就一直守着电视，对着电视大发脾气，骂这个人，骂那件事，老公有时候不解，说和他一起看电视很烦，我说：你要理解他，他也着急呀，好强了一辈子，现在连生活都快无法自理了，他当然很着急，很烦躁。　　没给出去的红包　　整理遗物时，大家发现了四个红包，老公把钱抽出来数了数，每个红包三百元，总共一千二百元。老公转身对大姑姐说：姐，这是爸过年时给你们一家三口包的，你们没回来就放下了，这另外一个是怎么回事呢？大姑姐佯装整理床头，没有转身，只是不时发出叹息，可能还有抽泣。我知道老公这样说有些残忍：公公离家二十多年，大姑姐再没见过他，2006年，公公被接回家，住在外地的大姑姐有几次机会去乌市学习，与公公只是相隔一百多公里，她却一次也没有回去看，今年春节本来说好要回，可又因事拖延，等到赶来，已经是公公去世的第二天，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上。想起过年前和过年期间我几次让老公打电话催促她，她一直不回，我虽知她家里情形复杂，但一想到公公心里那巨大的遗憾，心里还是有些不忍。　　年三十那天，因为二伯哥一家也来哈密过年，公公的心情大好，他走出卧室，坐在沙发上一直看完了五个小时的春晚，吃团圆饭时，他吃下了五个饺子，几小时后又吃了一小碗面，他的表现让老公有些害怕，提醒说：“爸，你可不能好一点就这样吃，别吃坏了。”中间有亲友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里用少有的高声说：“今年过年，我该见的人也都见了，我真的心满意足了。”我似乎听出了遗言的味道，心里开始隐隐地不安，我想到了该回而未回的大姑姐。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我想公公曾经是很疼爱她的。　　公公去世第二天，大姑姐赶乘下午的飞机回来，我一直不安地揣测：她会放下那些怨恨吗？她会后悔没有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吗？当我从卫生间出来，突然听到本来冷清的灵堂里传来阵阵哭声，我知道她到了。走进灵堂，看到她跪在公公的遗像前，哭号声中夹杂着痛悔的告白：“爸，我过年应该回来的……”大家好容易扶起她，她又哭倒在老公怀里，不停地捶打着他，很久才平静下来。出殡那天，瞻仰遗容，她又痛哭不止：“爸，对不起……”事后在家里，她还在不时叹气。　　清理遗物时，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就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红包，可能是给小叔子的女朋友的。公公在过年期间，可能太渴望儿孙都各得其所，可能也是病入膏肓产生的幻觉，他曾追问小叔子是不是答应要在过年期间给他一个惊喜，也就是带女朋友回来准备结婚，对此，小叔子坚决予以否认，事后小叔子还对公公的“糊涂”觉得很可笑。当听到这最后一个红包是给他女朋友的，小叔子眼圈红了，再不说话了。守灵的几天里，小叔子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完整的饭。　　头七那天，老公把红包给到了要给的人手中。　　跟岁月和解　　公公最后的日子是在我家度过的，前后不到半年。　　因为婆婆的唠叨，我一直对公公有先入为主的差印象：脾气暴躁，吃饭挑剔，而且花心。所以，去年老公说要接公公来住，我犹豫了之后虽然答应了，但一直心里打鼓：能和这样的公公处好关系吗？　　去年刚入秋的一天，女儿兴奋了一夜，我则紧张了一夜，终于迎来了公公，当老公扶着极度瘦削的他走进屋，我被震动了：他面容清瘦，神态淡然而疲惫，尤其是一头花白的头发浓密而厚重，带着太多岁月留下的沧桑，让我莫名的不安和嫌隙瞬间冰释：原来那个暴躁张扬的公公如今只是一个虚弱无力需要人照顾的老人了。我的心立即柔软了，那一刻我想起一句话：跟岁月和解。　　刚来时，公公身体还好，可以自己烧烧水，煮个面，有时候还能帮着洗一下碗，这让我比较宽慰：原先我想他可能已经无力自理，在他来之前一直在四处找保姆呢。看他身体好，精神也不错，我也放松下来，每天回家，炒上一两个荤素菜，为他煮个粥，他似乎也挺高兴，在谈话中不时不着痕迹地表达他的满足与感激，看电视节目时，他经常会很清晰地分析事理，谈自己的观点，当然也不时犯老人的通病——偏激。有时候他还会拿些笑话逗孙女玩，从他的谈吐中依稀还能看出他年轻时的精明与智慧。　　对公公的好感主要是因为他的安静，和泼辣饶舌的婆婆相比他实在是*静了。有段时间，公公身体不错，经常早起到自家院子里转转，那可能是他最好的状态了。平时，他几乎没出过大门，出去就是上医院。现在，站在楼梯上，我好像还能想象那种情形，当然那并不多：晨曦中，公公背着手，站在院子里看那棵大梨树，看没有亮的天空，看我看不见的许多东西……微明的天光中，他枯瘦单薄的身影安静而又孤单。　　整理遗物时需要箱子，我去楼上腾箱子，看到了一箱子红艳艳的干辣椒，那是公公晾制的。去年仲秋前后，他觉得自己身体还好，就让老公买来几袋青辣椒，自己动手晾干辣椒，每天坐着要干一两个小时，这样连着干了几天，身体吃不消，病倒了，一连躺了几天才缓过劲来。　　现在，想起他的安静让我十分难过：住在这个异乡城市，守着我家这座陌生的屋子，他度过的这最后一百多天，有多少天就是这么安静孤单过来的。我只希望，在那个世界里，多个贴心的人陪他，让他的世界里多些欢笑。　　晚上，如果老公不在，我也陪他聊聊天。聊天中，我越发厘清了婆婆的误解：年轻时，公公做一个工厂的领导，泼辣的她疑心重，经常上门找女工的麻烦，几乎和所有女工都打骂过。为此，公公很生气，下狠手打过她，她却根本不悔改，而且怨恨了公公一辈子，甚至教我年幼的女儿记恨爷爷，以至于女儿前几年第一次见到爷爷时，第一句话就是：“爷爷，我恨你，因为你打奶奶！”说起此事，公公泪流满面，我安慰他：“她说什么，孩子也不一定全信，孩子也有判断力呢，当时小不懂事才那样说，现在你看她，和你不是很亲吗？你来前一天，她高兴得不得了，前一天晚上都兴奋得睡不着觉。”想起女儿平时和他挤在沙发上，非要和他手拉手时他幸福的笑容，我知道他是欣慰的。　　公公在医院里抢救时，我带女儿匆匆赶到，公公已经走了，女儿眼泪汪汪地求我：我想看看爷爷。当时护士正在给遗体消毒穿衣，女儿不能进去，她就走到一边悄悄抹眼泪。回到家里，卷走铺盖的床显得很空，床头的一张高脚椅上是他吃过的药和一些小吃，有许多是女儿拿给他的。床脚边是一根自制的拐棍，那是一根弯曲的毫无装饰的木棍，棍头上缠着一块红线包裹的黄布，简陋粗糙，很扎人眼。女儿看着，轻轻地说：爷爷太可怜了。　　不称职的儿媳　　其实，追念公公主要是源于自责：天气转凉后，我因为做了两次小手术，不敢太动凉水，也不宜多做家务，中午晚上都回娘家吃饭，就少了对他的照顾。为了照顾公公，老公天天中午要匆匆赶回去做饭，加上单位事不顺，脾气也大了，我只当他嫌我懒散，想着自己没有恢复的身体，也来了火，两人就常吵，有一次我又带气出门，临走还对他发狠说：我就是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事后才想起，敏感的公公听到这样的话一定以为是我嫌弃他在这里。再回到家里，我照顾他又主动了些，可又值年末，事情众多，无心去为他做更多事。有时候我问他想吃什么，他怕我麻烦，就问：你们吃什么了？我说我们吃过了，他就立即说：那就不用做了，我不想吃。我知他怕麻烦我，就坚持去煮面或者煮粥，有时候遇到烦心事或者工作累了，就当真他不想吃也就不做。有时候心情不好，回到家就连招呼也不打。想着他成天出不了门，一个人在家一闷一天，我也不是没有愧疚，于是经常在做饭时让女儿去替我问候，女儿贪恋电视，常常省去了这道程序……我曾经想给公公解释一下，可一想自己得的是妇科病，和公公说不合适，就放弃了。　　公公去世前两天，可能出现了幻觉，有一天晚上我进屋问他想吃什么，他突然指着墙说：“你们的梁坏了。”我一看墙，没有发现任何异样，他又说：掉土，掉我裤子上了。我看裤子上确有一点点白灰，就说：没事，就是墙皮掉了一些，经常这样。那天，他很奇怪地提出要开着灯睡觉，说自己害怕，我听完感觉诡异，打开灯就赶紧上楼去睡了。后来，母亲提醒我，我才发现，公公去世前脚肿得很厉害，加上幻觉，这就已经是病危迹象了，可我们当时还是没有太重视，以为送医院就可以了，也没有在跟前多陪陪他，想想自己的自私，现在还觉得心里发冷。　　追悼会上，在瞻仰遗容时，看着痛哭的老公一家兄妹，我也眼泪直流，我真想对老公和他的姐弟们说：对不起，我在最后的时间没有照顾好爸爸。可我不敢也不忍。　　最后，我还是想对公公说一声：爸爸，走好，原谅你不懂事的儿媳吧。　　祝公公在那个世界里安宁快乐！　　（作者原名任江梅，哈密地区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哈密地区邮政系统）　　追梦的公公　　天街小雨　　接到丈夫的电话，我立刻打车前往地区中心医院。七十多岁从未住过院的公公突然晕过去了，并且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全家人围在公公的周围，紧张、焦急地看着医生对他实施抢救。终于公公苏醒了。当医生问他叫什么名字时，公公竟然回答：“左宗棠。”医生感到莫名其妙。这样的回答也只有家人知道。因为他正在写关于左宗棠的传记。据婆婆说，公公就是在写作时晕倒在桌子旁的。我想：这大概就是他晕厥时大脑中仅存的名字吧。　　公公这个人除了写作好像没有什么别的爱好了。多年来他笔耕不辍，过着常人看似“苦行僧”一样的爬格子的生活。而他却心无旁骛，每日都徜徉在文字的海洋中，乐此不疲。退休前，作为高中语文教师的他白天到学校上班，晚上和休息日就进行创作，可以说是兼职的作者。退休后，他就成了全职的创作者了。公公整日坐在家中创作，可以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他的人生字典中仿佛就不存在打打麻将、休闲度假这类退休养老的生活内容。　　公公对自己是十分严苛的。一个退休的人，每天的工作时间甚至比上班的人还要长。时间在他这儿总是被充分利用。七十多岁的人了，每天写作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有时一坐就是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婆婆说：“写起来什么都忘了，就连吃饭都要叫他好几遍。”子女们劝他不要长时间坐着，要多活动活动，对身体有好处。他总是当作耳旁风，仍然我行我素。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公公的电影剧本终于大功告成了。望着一本本装订整齐、书写规范的手抄稿，我惊叹不已。这些都是他经过一遍遍修改，又一笔笔抄写出来的。其中凝聚着公公多少的汗水和心血啊！满怀着希望的公公背着这沉甸甸的手稿踏上了内地某个电影制片厂。洽谈顺利，并签订了合同。心中有了着落的公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家中。他只需等待自己的剧本被拍成电影在全国播放。漫长的等待终于换来了电影的正式播映，而且此电影还获得了全国性大奖。公公那高兴劲就别提了。可是当他看到字幕中编剧并不是自己的名字时，他惊呆了。谁知等待自己的竟然是一个骗局。这对公公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所有的心血就这样付诸东流了。他怒发冲冠，声称要去讨个说法。可翻出合同，仔细查看后也只能作罢。原来在他签合同时就已经被人家骗了，只是自己还浑然不知。长期闭门不出的公公哪里知道这些人的心已如此险恶，竟然公开掠夺别人的劳动果实而不知羞耻。　　遭受沉重打击的公公又拿起笔开始新的创作了。他倔强、执拗，无论婆婆和子女们如何劝说，他都不肯放下手中的笔。他又过上了一坐就是十多个小时的笔耕日子。本来就不擅与人交流的他话更少了。独自坐在自己的房间，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之中。婆婆常说：他是那种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扶的人，家中的事情就别指望他了。　　在许多人的眼里，公公是个怪人，他的生活方式令人难以理解。都这么大的年纪了，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我却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公公是一个有梦的人。有梦的人应该是充实的。追求自己的梦的过程也应该是快乐的。外人看到的是苦，对于他则是乐在其中吧。由此我会想到《夸父逐日》中的夸父那种勇敢追求，甘愿为人类造福的精神，实在不能不令人赞叹。　　（作者现供职于哈密市第五中学）　　草原的颜色　　杭月华　　父亲的十八岁和母亲的十八岁一样，他们从鱼米之乡支援边疆建设，在十八岁以前，他们的生命里谁都没有谁的名字。他们像南方的两条陌生的河，向同一个方向的流淌让他们彼此感知了对方。当父亲在草原上很拘谨地看着他羞涩的媳妇我的母亲时，他才十九岁。他刚看到的草原的颜色里装着母亲劳模的表情，他年轻的脸上写满了太多兴奋的想法。他把嘴巴凑在母亲耳边想说什么时，母亲坚决地捂住了嘴巴，他们都闻到了对方呼吸里的羊肉膻味。　　十九岁的父亲穿过整片草原用了十二年时间，他本来打算在走完所有的草原后，在草原的中心搭一顶帐篷，养一群牛羊，让母亲做个真正的牧*，让他的五个孩子在草原上放牧。他在帐篷里吹拉弹唱，做牧主。　　母亲成了大河人叫在口头上的“铁姑娘”，她的身影忙碌在大河的田间地头。因为忙碌，母亲没有像大河其他女人一样安分守己地为自己的男人洗衣做饭，点亮煤油灯等待着外出干活儿的丈夫回家。母亲头上的劳模光环照亮了大河以外的村庄，她总是冲锋陷阵把什么活儿都干在别人前头。　　在母亲忙碌的时候，父亲总是拿着他的二胡穿过草原走进他哈萨克族朋友的毡房和冬不拉一块儿高歌。他常常陶醉在二胡和冬不拉在一起混杂的乐感里。音乐的世界里，没有汉语和哈语蹩脚的交融。父亲不是纯粹的音乐人，他只是支边队伍中有点文化的门外人。他也不是纯粹的文化人，他没有文凭和学历。但对大河，还有生长在大河的那大片草原来说，父亲的二胡给草原点燃了生活的激情。　　父亲穿过的草原，必须过四条河，三渠、四渠、五渠，最后是大河。这些河上都没有桥，父亲也必须蹚水过河。在过完所有河后，父亲坐在哈萨克族毡房里，他的笑声和二胡音乐同时响在毡房的每根羊毛绳子上，响在他蹚过的河的中心。会说哈语的父亲成了哈萨克族毡房里不可缺少的朋友。每次父亲回家，都会带回丰盛的奶制品，奶疙瘩、包尔萨克、乳饼，让我们童年的胃饱尝了牛羊的精血。和其他饥饿的孩子和大人相比，父亲穿过草原的路喂养了我们饱满的童年。　　母亲在用她的江苏扁担挑出大河的团结水库时，她南方人的肌肤终于抗不过新疆零下四十摄氏度气温的侵蚀，得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二十四岁的劳模母亲躺在了她不愿意躺的病床上。这是母亲最伤心的结果。二十四岁还有许多事要做，她的江苏扁担刚刚磨开竹子上的硬结，她一天能割八亩麦地的镰刀也刚刚成了月牙，她还没有陪父亲真正地开始打理他们自己的生活。母亲像一堵墙倒在了自己的地基，她风光的时光在她头顶上飘荡。　　父亲终于有时间在床边守着母亲，他穿过草原的时间少了，他的哈萨克族朋友经常骑着马来看母亲。二胡和冬不拉的音乐从汉族的土块房里穿过大河的村庄。偶尔，父亲会挤出时间为大河的人家做些家具，盛面的红柜，吃饭的小方桌，板凳。母亲从来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学会拉二胡、做木匠活的。有了父亲，我们全家的生活过得很滋润。　　南方的闲地太少，不可能有大的无边的草地让父亲悠闲而自在地随意踩踏，父亲踩在草原心脏的时候，他要做草原牧主的愿望更坚决。他要让身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母亲坐在毡房的花毯上，听他演奏二胡绝唱。父亲在穿过草原的第十二个年头的一个夏天的下午，为帮邻居拉出陷进坑的柴车，将三十一岁的生命飘逝，他飘逝的前几分钟正用一双面手为母亲擀着长面，他的长面还没擀完，他和面的手还没来得及洗，他还没来得及告诉母亲，面等他回来了擀，他什么都没来得及做，包括他要做草原上庄园主的想法还没来得及对母亲说，他五个孩子的人生怎样安排才能让他们走好而不摔跤。　　三十一岁的父亲飘逝得太匆忙，匆忙得挂不住母亲悲伤的泪水。在父亲飘逝的三十一岁，七岁的我和九岁的哥哥挑着母亲用过的江苏扁担走进了父亲穿过的十二年的草原。在同样的草原上，童年的我们和父亲走进草原的经历记载了两代人的人生走向。父亲穿过的草原，铺满了他理想的庄园的颜色，他凭着一把二胡就可以让长耳朵的草原为他心中的梦想舞蹈。一个让新疆人称为南蛮子的南方青年，用一把二胡赢得了草原毡房里的喝彩，父亲是值得骄傲的。我和哥哥走进的草原，没有我们的颜色，草原大得装不下我们的小小愿望，一条母亲的劳模扁担就够我和哥哥挑好长时间。我们走进的草原，只是满滩满草原地拾满肩挑的两筐牛粪，来烧旺冬天的火炉和夏天的锅台。我们的小小愿望在满草原的牛群尾巴后面奔跑，随便一头牛拉的牛粪，就够装满我们整个夏天和整个冬天江苏扁担挑着的两个芨芨筐。我和哥哥将家里过冬要烧的牛粪堆满了我们家的院子。拾牛粪的业绩和父亲的二胡没法相比，这一点我和哥哥都明白。但我们琢磨不出父亲拉二胡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连母亲也无法知道。　　当哥哥懂得光会拾牛粪长大没出息的道理时，他偷偷地从母亲藏得很严实的地方偷出了父亲留下来的二胡。怕母亲发现，哥哥悄悄地溜进草原躲在草地上拨弄二胡，他穷尽了年幼的智慧也没有将二胡拉出动听的音乐。哥哥在把弄坏的二胡重新包了一块猪皮后，被母亲发现了。母亲可着病体中的全部力气将年幼的哥哥的手打得红肿。一把父亲留下的二胡，在母亲的珍藏中她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宝贵。多少年过去了，大河没有一个人能拉出父亲当年二胡的声音。父亲的二胡被儿子的手倒腾得面目全非，最终只留下了个残骸。母亲说，这是命。哥哥是走不像父亲的路的。　　哥哥在长到父亲走进草原的十九岁的年龄时，大河的人都说，这是曾经的父亲。母亲看着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她不能否认儿子是太像丈夫了。哥哥满脑子的想法跟父亲当时的想法一样多，但他的想法没有父亲那样壮阔，父亲想当草原上牧主的想法，哥哥想都没有想过。哥哥的愿望都在太多的想法里，他不知道靠自己的努力，他太多的想法里，他能实现哪一个。　　哥哥又开始偷偷地翻弄笛子，七个眼的笛子让他浪费了好多笛膜。他学笛子的时候没有走进草原，他意识到草原的辽阔无比会让他五音不全的笛声无地自容。他躲在房屋后的雪地里练习吹奏，他的嘴巴吹肿了，笛子消耗了一个又一个。哥哥没有把自己练就成吹奏笛子的能手，他也没有像父亲那样赢得满毡房的喝彩。　　我在哥哥吹奏笛子的时候走进草原，我踩着一块块湿牛粪寻找着我年轻的父亲穿过草原的痕迹。如果父亲还活着，他一定是一个很棒的草原牧主，我希望活在父亲的庄园里做一个牧羊女，放牧着草原上所有的牛羊马群。我挥动的鞭梢响着父亲的二胡声，让我的牛羊马群竖起它们听话的耳朵奔跑在音乐声里。　　我踩在父亲壮阔的愿望里想象着父亲当年穿过草原的表情，他穿过四条河还能一直往前走，走到哈萨克族的毡房，成为他们的朋友。和哈萨克族朋友用哈语交流用音乐交流。他没有骑过一匹马过草原，却用双腿跨过草原，成了毡房里的上上客。我们没有父亲壮阔的愿望，在父亲跨过的四条河里，没有一条河留下我们踩过的足迹，我们年幼的脚步不够坚实，踏不出一条属于我们要走的路。我们没有一个哈萨克族朋友，不会说一句哈语，面对整个草原，我们的愿望小得可怜，它攥不住任何可以飞翔的翅膀。我们寻找生存的路也远远比不上父亲，父亲从草原上为我们带回来丰盛的奶酪，让我们度过了一个富足的童年。我们在草原上只能捡拾牛粪，为冬天的火炉添一把简单的火苗。在草原的四季，我跟着转场的牛羊深入草原的心脏，那久远的二胡声敲打在我年轻的肺腑，我蹚过父亲响在河流里的二胡音乐，手拿着一支笔开始了远离草原的准备。　　哥哥在把笛子吹得失败的那一年，悄悄地拿起父亲留下的锯子、手斧、刨子离开了草原，就这一样活哥哥像父亲，无师自通。他走进了城市，他走时没有回头。　　母亲从三十一岁一直守着父亲飘逝的灵魂看着草原四季的变化，父亲的身影是抹不去的长镜头，从穿过草原的四条河里蹚水而过，他向母亲走来，走进母亲的灵魂。母亲心甘情愿地让父亲的二胡音乐将黝黑的头发敲打成根根白发，她拿起梳子，将掉落的白发梳成一段段二胡音乐。　　（作者系新疆作家协会原会员，现为深圳罗湖电视台记者）　　父亲的忌日　　祁跃　　今天是父亲的忌日。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年。　　六十四岁的他，经历了一般常人无法忍受的艰辛和痛楚，在一次意外的变故中，匆匆地离我们而去。　　尽管在他弥留之际，我感觉得到，他已经听到了我们几个子女在毫无希望的祈盼中深切地呼唤，但是命运就是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终他还是无法抗争现实撒手人寰，在另外的一个世界和苦命的母亲相聚。　　我在深深地怀念他老人家的同时，又想起他在世时的往事。　　父亲年轻时性格很火暴，但对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很好，在我的感觉中，我们不但是他的孩子，更像是他的生命。　　父亲没有文化，但也并非不通情达理，年轻时性格虽说很火暴，但又非常乐于助人，就是到他六十二岁突然重病不起的前一天，他还拖着病体为一起工作多年的工友盖房子。　　母亲走时三十六岁，虽然父亲没有对我们有过多的言语，但对父亲的打击可想而知。　　为了我们，父亲从此未再娶。也许这里面也存有他对母亲的追思或更多的是追悔。　　我们在他的慈爱中长大了，而且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没有让他无言的期望失色。　　我小时候，父亲所在的单位在月末发薪水时，要盖本人的私章，父亲第一次盖章时，恰恰把刻有名字的一面翻过，盖上了没有字的光面。发薪水的会计见状大笑不止，告诉父亲说这样盖是错的。父亲却不以为然地说，盖手印不就是这样光光的嘛。　　在工友们善意的纠正中，没有文化的他也在自我解嘲讪笑中把充满心中的期望值附加地，用他的疼爱方式潜移默化传递到儿女的心中。　　父亲嗜酒。记得我上师范时，当把第一个月的十七元钱生活费交给他时，父亲的双手在颤抖，但我看到了他眉飞色舞的表情，因为他的又一个儿子也能挣钱养家了。　　此后的每个月，他都会大大方方地提上瓶子走进小卖部，打上一瓶散酒回来，而且他总会自动地告诉售货员：这是我的二儿子发工资了，酒是用他的钱买的。在大家羡慕或者是不屑的眼神里，父亲乐颠颠地直着腰杆儿走出小卖部，走进家门。　　父亲烹饪技术不高，却很懂得为我们调理出他认为最好的饭菜。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从1979年到1981年，是父亲与我们天伦之乐的最后阶段。　　病中的父亲，突然间就一改常态，十分喜欢与家人和邻里交谈起来，尽管语无伦次，但我们感到他从一家人新的生活中，体验到了儿孙绕膝的乐趣。　　病中的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在弥留之际透出返归自然的心绪，我想他看到了我们的长大，也预感到了他的生命终结之日即将到来。　　这就是我的平凡父亲，曾经为了亲兄弟可以舍弃自我，现在又真的无缘享受儿孙之孝的父亲。　　我曾读到一位哲人的肺腑之言，他说，假如你最亲近的人离你而去后，始终对你是一种追思的鞭策，那么他就是你最后的证明。因为他给了你的不是单纯的思念，更多的是激励你前进的动力。　　父亲就是这样，我已经有好长时间在梦中见不到他了。　　尽管我有时很想念他。　　父亲其实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自身很多的不足和许多的缺点或多或少地被我们子女所承传。但我客观地诊断自己，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是自己。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为了能让我们几个儿女打上一次牙祭，父亲曾把一只煮熟的鸡揣在怀里，冒雪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里连夜步行二十多公里回到家里，看着我们在热被窝里吃完本来是他的午餐，他欣慰地笑了。　　然后父亲又冒着风雪连夜返回他被下放的那个农场，那个牛棚。　　那一段时光他活得很艰辛，很凄楚，我想他的内心世界肯定更是非常的苦。　　父亲离我们而去二十三年以后的今天，我才深深地醒悟，我的父亲也是一个伟大的父亲，虽然他是那么的普通，普通得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形容他的质朴。　　但是他用他的爱，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当我今天也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我不由得不断地反省着自己，我该怎样用我的行为去影响和造福于我的后代。　　也是在最艰难的时刻，父亲用他的自信，把养家糊口的重担挑起，在打一个土坯只挣八厘钱的时候，除了基本的生活费外，他还用节余了三个多月的五十元钱买了一部收音机，给一贫如洗的家带来了不尽的欢乐。　　畅想是绵绵起伏的山峦，嘴角流露出的则是幸福的回味。　　今天虽是父亲的忌日，但我想记录下父亲曾给我们的这些感悟，才是对他老人家最好的报答。　　（作者现为哈密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父爱永恒　　吴湘君　　在以前的文字里，我对父亲的描述不多。但在心中，对父亲的记忆却一直是那么亲切那么深刻。虽然父亲去世已经快二十年了，但我始终感觉他老人家没有走远，时常还能看到他的音容笑貌，甚至能感觉到他呼吸的韵律。父亲认真地走完了他八十三年的人生，平静安详地闭上了眼睛。那一幕，已是我心灵深处最敏感的痛。这痛与母亲的走一样，再一次让我在孤寂中托举着思念，在沉思中怀感和体会爱的珍贵，品味责任对于人生成长所起的重要作用。　　父亲算是有文化的人，凭借他读私塾、做文书的经历，他对知识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也很高。他知书达理，秉性耿直，做人做事非常认真，考虑问题较有远见。不管是什么年代，也不管是经历什么名目的政治运动，“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他心里根深蒂固。“人就应该有知识，懂事理，否则没好日子过”，这就是父亲坚持的真理。　　我是父母老来获得的宝贝女儿，说起父亲对我小时候家教的严厉，至今村里的乡亲们还记忆犹新。每次提起，他们都会列举出一大堆例子，声讨我的父亲。但是，时过境迁，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对于父亲的看法，却早已不同从前。现在，他们感叹最多的应该是从现实中体会到我父亲的远见卓识，感悟到父亲对我教育培养所付出的努力是正确的。我从他们谈论父亲时的眼神里，感觉到他们对父亲的尊敬和仰慕是真实的。　　我生长在穷乡僻壤，常年侧卧的天山是我坚强的支撑和靠山。我的家乡很美丽，天山横亘，高大雄伟。而天山的高大，既是一种天然围墙，也是一种天然屏障。它在保护着它的子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同时，也成了与外界交流的阻隔。也许因为这种阻隔，让人们在一种封建、传统的旧思维中徘徊。而父亲的明智，不仅让自己掌握了教育的主动权，也为我教育后代启发了思维。　　小时候，我备受父亲严厉家教的管束。父亲对我的高标准严要求，体现在生活和学习的点滴细节上。长者为师、师者必尊、见人必先微笑问好、屋里来人必先起身招呼让座等，都是父亲给我立下的规矩。吃饭不能吧嗒嘴、走路不能拖拉脚、穿衣服要整齐干净、不能和父母长辈顶嘴等规矩，在教我“懂礼数”的同时，也让我学会了凡事都要“忍耐”。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礼仪规范”，但父亲要求了的，我就必须努力去做。　　在学习上，父亲对我更是严格，完全是私塾先生的做派。作业要认真，写字要工整，每晚必须练十个字，这些都是雷打不动的规矩，直到他满意点头才能睡觉。闲暇时，必须拿个小木棍在地上练习写字；造句时，一个词语至少要造出三个完整句子……这种近似于折磨的教育方式，给我的心灵打下的烙印是深刻的，对我成长所起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我曾经因贪玩，作业潦草被父亲用条尺打肿过手，也曾因没有完成每晚练十个字的任务，而被父亲罚练到凌晨……虽然，在当时我对父亲是既怕又恨的，在心里也曾不止一次地咒骂过父亲是“法西斯”“臭军阀”，不理解身为父亲为什么会对女儿如此苛刻，甚至很可笑地怀疑过与父亲是否有血缘关系等。可是，随着我慢慢地长大懂事，却最终不改对父亲的敬佩和热爱。因为，父亲在严格管教我的同时，也在身体力行地为我做着榜样。　　记得在当时的农民眼里，几乎对孩子教育问题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认为：孩子只要能生下，就能长大，只要男的会干农活儿，女的会做家务，就不会饿肚子……他们不理解我的父母为什么在那样拮据的生活条件下，还要坚持供我上学。有个别亲戚，干脆直接对父亲说：丫头片子不上学，不读书，照样嫁人，只要会做家务，找个好婆家一辈子安稳地过日子就行了……而我的父母却并不这样狭隘地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父亲说：人的命运是能改变的。这种改变没有捷径，只有学到真本事。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从点滴的浸透开始，要求我脚踏实地地做人做事，当然包括学习了。父亲由于曾在旧部队服役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几乎经历了所有政治运动的洗礼。虽然，他也能够理解是政治形势所逼，对那种精神摧残和人格污辱的做法却是不能苟同，他崇尚知识，蔑视无知，是我人生路上最伟大的导师。　　童年的记忆是最真实最深刻最不容易抹去的。　　我是五岁多开始上小学的。头两年在生产队上的混合班，三年级才合并到大队的总校。混合班共有二十多个孩子，两个老师兼顾了所有课程。三个年级的学生在同一教室轮流听讲、轮流写作业。课桌凳子是土坯垒起的，课本是五人一套，相互借用，很不方便。有一天，从不抽烟的父亲却从供销社买回一卷白纸（当时的农民都用白纸卷莫合烟抽），认真地裁开压平，又用纸条搓成绳，把白纸装订成本子，再用尺子和铅笔在上面画出田字格，把借来的课本当作范本，用钢笔一笔一画抄出整个课本内容。就这样，一至二年级的四个学期中，我是全班唯一享有父亲精心制作手抄课本的人，也是让同学们羡慕和嫉妒的人。当别人都为相互借书为难的时候，我捧着父亲亲手制作的课本，心里的得意和自豪难以言表。　　有一年，父亲被生产队派去对面天山的西沟修渠，由于劳动强度大，父亲双腿膝盖肿胀积水，走路都很困难。由于医疗条件所限，县医院建议父亲转到外地治疗。经熟人介绍，父亲转到了乌鲁木齐的一家医院，经过一个阶段的治疗，父亲不等病情治愈就匆忙返回了。母亲在整理他的行李时，却发现他除了带回一些简单的消炎药品，却为我花钱买了一块镶有木框的石头小黑板，还有几盒石灰石切成的条状石笔。也正是这石板石笔，还有后来父亲在拉焦炭的路上捡到的半本田字格字帖，成了我小时候每晚必须练字的工具，成了我受用终身的纪念。这些物件，也因此成了我家至今珍藏的宝贝。父亲就是这样想方设法支持我学习的。　　现在，我真的不认为父亲一生倔强固执、办事认真不是优点，也不认为父亲对我一直以来的严厉是苛刻了，就连那些早已被乡亲认为是对孩子过分严格的教育方式，我也视作是我的父亲应该具备的素质。虽然，父亲有时处事比较刻板，不会变通，遇事喜欢较真等，诸如此类的性格习惯和处事方法，的确为父亲的生活及交流带来过许多不便，也得罪了一些人。但是，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些性格特点，他才是我真实的父亲，也正因为父亲对我采取固执认真和坚持原则的态度，以及一些一般人认为不近人情的方法和理念，让我在学做乖女儿的同时，也从父母身上体会和感受到了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为我在教育儿子成长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启示作用。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哈密地区教育工会主席）　　如山的父爱　　梁永法　　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很少喊爹，主要是因为爹的脾气不好，爹有笑脸的时候是很少的。爹哪方面都行，就是脾气躁，识不了几个字的他，却能把大队磨坊里的那台一人多高的柴油机拆散再装起来。爹从机器旁一走，就知道机器有没有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对此曾有人异议，并用打赌的方式来验证，输的都是对方。大队磨坊里的粮食和生产队场院里的粮食差不多，但爹从不往家拿一粒，虽然看磨坊的只有爹一个人。家里的粮缸动不动就底朝天，娘便忍不住给爹絮叨，家里的孩子多，谁也没让你到粮堆上去拿，你把散落在机器周围的扫扫，放在衣服的口袋里，谁能看见？再说扔在那里不也是浪费？每每这时，爹的眼睛瞪得比平日大了一倍，“你当那磨坊是咱家的，说拿就拿？那是大队的，是大家伙的。”爹说话不像娘那样细声慢气，声音大不说，还要站到院子里说，好像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娘一个劲地说，行了，行了，还用着发这么大火？还用着到院子里去喊？望着爹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我觉得爹怎么看和我们也不是一家子人。　　爹的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发火，和娘常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吵架，还有砸东西的毛病，做饭的锅，吃饭的碗，盛饭的勺，不知让爹摔碎了多少。那时的乡村娱乐的事情少，谁家吵个架，左邻右舍看热闹的大人和小孩就挤满了院子，爬满了墙头。越到这时，爹的嗓门儿越大，爹在院子里声嘶力竭地骂，我们躲在屋子里不敢吭声，越有人劝，他的嗓门儿越大，娘一句话都不还，啥时爹骂累了，就不骂了。我和弟弟、妹妹不好意思去上学，因为班上的同学动不动就学爹骂娘的腔调和样子。真恨自己咋有这么个爹。　　爹的酒量不大，却爱喝，找爹喝酒的人也多。爹会修机器，四乡八村的机器坏了都找他，谁家的自行车、锁子坏了也来找他，爹是人一喊就去，有时正在家吃着饭，碗一放就走了。我们眼里的“坏”爹，在外人的眼里，却是个好人，庄里乡亲说起爹来，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好的。爹修机器的工具，还有螺丝帽、螺丝、螺杆等配件都是他自个儿买的和捡的。平日里爹走路眼睛总爱在地上瞅，哪怕一截铁丝、一个铁钉他都捡起来，回家放在他的那个木箱子里，一般的小毛病，爹的修理材料都是免费的，也未向人家收一分钱的报酬，谁家做了个改样的饭也总把爹叫去坐坐，也免不了要喝两盅，这也许是庄户人还礼的一种方式吧。爹去，十有八九都是醉着回来的。以至于我们一看到有人来我家，老远就站在院门口喊：“我爹不在家”，边说边忙着关门。　　我1981年高考落榜，因村里的人老问我考学的事情，觉得臊脸面，便萌发了到新疆找叔叔的念头，娘拦着哭着死活不让我走，爹却说：“孩子大了，想走就让他走呗，这又不是去上刑场。”好像这要走的不是他的儿子。其实那时我走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在逃避性格暴躁的爹，只是这个原因到现在我都没给他说。　　到了新疆，我打电话都是给娘，有时爹接上，我问娘在不在，若不在，我就挂了，不想跟爹说话，似乎也没什么话要跟他说。　&#年，我患重病，爹听说后，马上让姐夫去给他买票，姐夫拿着托了几个人好不容易买到的一张卧铺票，爹一看就发火了：“娃娃病成了那个样子，还买什么卧铺，赶紧去退了，省下钱好给娃娃看病。”因车票不好买，已六十多岁的爹从潍坊上车一直站到郑州才找到一个座位。爹在我这里住了近一个月，看我病情慢慢稳定下来，就说，我还是回去吧，你娘一个人在家，家里喂着牛，地里也忙，再说我回去也好把你的病情给她说说，免得她挂念上火。那天晚上，我送爹到车站，爹说去解个手，去了好长时间，就在我焦急时，他提着一个塑料袋急匆匆地回来了：“给孙女买了点吃的东西，来时走得急，也没给她买什么，第一次看孙女，心里过意不去。”我说：“一个娃娃家给她买什么东西，这是谁和谁？你把自个照顾好，安全到家，比什么都好。”爹给他的孙女买的东西是一袋娃哈哈，一袋面包，几袋小吃，望着这些东西，我泪流个不停，在爹的眼里，这些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了，他自个儿怕也没尝过，而在城市孩子的眼里这又算什么？　　为了能经常听到我的声音，在当时电话还不普及的农村，爹狠了狠心装了一部电话。2010年，我到内地出差，顺路回了趟老家，已八十多岁的爹，在我离家返回的前一天晚上，抱出了一个木制小箱子，打开，里面是一些泛黄的纸张：“这都是你前些年写给家里的信，这几年有电话了，你也不写了。”爹嘟囔着，并用手轻轻抚着那些信件。我回来后，过一段时间，便给老家写封信，因为爹说过，见字如面。我知道上年纪的父母对吃上穿上已没多高的要求了，他们就是盼着儿女们都平平安安，这就是我们的父母啊！对儿女没有丝毫杂念的人。　　爹还在山东农村，我多次让他来新疆看看，他说你有那份心就行了，也怪爹，当初你要到新疆的时候，我咋不拦你一下呢？　　（作者系哈密地区作家协会会员、哈密市教育局教研室干部，笔名东坡）　　苦涩的茅台酒　　秦志全　　从我背上书包步入学校的第一天起，父亲就教导我，做人要堂堂正正，写字要方方正正，我上到高中就练了一手方块字。可是到了高考，因一笔一画用方块字答试卷，一道语文题未来得及答就交了卷，无奈落榜。听说村小学缺一名语文教师，我想我如果能当上小学教师，就有了通过成人自学考试取得大专学历的时间和机会。父母很支持我的想法，把家里一头大肥猪卖了上千元钱，买回来两瓶茅台酒和一条名烟。父亲把茅台酒凑近鼻子闻了闻说，这究竟是啥东西酿成的琼浆玉液这么贵，将来家里日子松活了，也买回来一瓶尝尝到底是啥滋味儿。父亲因会写一手方方正正的毛笔字，与村小学校长有些交往，他把那两瓶茅台酒和一条名烟送到校长家，想托校长帮我走路子聘我为小学教师，校长满口答应愿意帮这个忙。可到了新学期开学，校长从县职业高中毕业的儿子被聘为村小学教师，却没我的份儿。校长向我父亲解释说，职业高中相当于中专学历，按有关文件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不能享受正式招工、招干、农转非待遇。　　家里还有两个上学的弟弟妹妹，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我踏上了打工的路程。凭我一米八○的个头，在学校是篮球队中锋的身板，去阿拉山口火车站当装卸工。父亲把茅台酒称作琼浆玉液，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耳旁。乡下人买东西兴买双，这年年关，我用我第一次外出打工挣的钱，特意为父亲买了两瓶茅台酒赶回家过年。到家本想给父亲一个惊喜，当我拿出茅台酒时，父亲责备我：儿啊，你出苦力挣几个钱多不容易，七百多元钱买两瓶酒，太奢侈了，这么贵重的琼浆玉液配咱们下苦的人喝吗？父亲说完将两瓶茅台酒锁进旧衣柜里，说等咱们家往后求人办啥大事送人。　　大年三十下午，我帮母亲炒了四样菜，从衣柜里拿出一瓶茅台酒打开盖，立马满屋酒香四溢。父亲有腿痛病，平日每天晚上喝两小盅自泡的劣质药酒睡觉，他带弟弟妹妹贴完对联进屋，见我先斩后奏已打开了茅台酒瓶盖，经不住酒香味儿的诱惑，嘴里责怪我不该把留着将来家里办啥大事的茅台酒打开，手已经端起了一小盅酒抿了一口，说茅台酒果然味道非凡，难怪它身价昂贵，连皇帝老儿都喜欢喝。说完把酒盅里剩下的几滴酒都用舌头舔净了。　　父亲夸茅台酒的味道如此神奇，平日滴酒不沾的我，也斟了酒，陪父亲喝了几盅。对我这个滴酒不沾的人来说，再好的酒喝到嘴里都是辣味儿。六小盅酒下肚，父亲已红光满面，要我把他的石刻砚台拿出来。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第一次这么兴奋。父亲活了大半辈子，最得意的是他会写一手方方正正的毛笔字，平日村里谁家遇红白事请他去写对联或挽联，多喝了几盅酒回来就用酒研墨写他的方块字。现在，父亲就用茅台酒研墨，在一张旧报纸上写了“茅台酒”三个字，问我这三个字写得怎么样？我由衷地说，写得很不错，您如果是名人，这三个字很值钱的。父亲盯住我的脸问，此话当真？我点了点头。他又自己斟满一盅茅台酒，端起酒盅说，有我儿子这句话，我再干一盅。他把酒盅送到嘴边，手一松，酒盅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一只手本能地捂在左胸脯上，身子一软，倒在我的怀里。母亲急忙奔过来用手掐他的人中，却无济于事。我急忙背起他直奔一公里远的乡医院，医生诊断后说，你父亲患有心脏病，刚才由于兴奋过度，心肌梗死死亡。　　我把父亲背回家，村里乡亲们听说我父亲去世了，都赶来帮忙，边七嘴八舌地议论，说我父亲是喝了他儿子用血汗钱买来的茅台酒高兴死的，是有福之人，边将剩下的那多半瓶茅台酒你一小口他一小口地尝光了，来晚的人还未尝上。按当地风俗，第三天早晨乡亲们抬着我父亲的棺材去老坟地里埋葬，走了一路，留下一路茅台酒的香味儿。从此，无论茅台酒的味儿多么醇香，身价多么昂贵，对我来说，其味都是苦涩的。　　（作者系新疆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巴里坤县文化馆）　　父亲·石头　　飞飞儿　　父亲前天做了手术，从胆囊里取出一颗石头，妹妹说，比鸡蛋都大，她看着都想哭。　　我知道妹妹为什么想哭。小时候，家里唯一的劳动力——父亲，在一家乡镇化工厂工作，他的工作场地是一个大碱池。记得上小学或者初中时，我带一个同学从工厂穿过，我告诉她，那个碱池下埋着许多白骨，有不小心失足落水的工人，有失恋想不开跳下去的女青年，在跳入池中的一瞬间，那种惨烈的痛苦让轻生者很后悔，想呼救却只能发出一声：“啊！”等到捞起时，骨头都快全化了……我的描述，加入了自己的想象，非常恐怖阴森，把那女孩吓得脸色惨白。这个场景的记述，让这个大碱池在回忆和梦境里与死亡的印象紧紧纠缠。　　有许多年，当时父亲应该尚在壮年，就在这个碱池边工作。那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俗语叫拉耙子或者叫下坨子。就是把拌和好的化工原料投入碱水池中。当工人们顺着轨道把原料拉到池边合适位置，向池里倒入后，必须迅速跑开，因为重达几百公斤的原料倒入池中的惯性和化学反应产生的巨大冲力，会使池中的高温碱水溅出很高，穿着粗布工装和胶筒靴的工人，即使再熟练，也有可能受伤。　　因为危险，所以只有那么几次机会，我亲眼看到这些，吓得浑身发抖，感觉天都黑暗下来。池边，有用土块垒成的简易休息室供工人们跑回时“避风”，里面是草席铺的简易床，地上放着耐火砖做的板凳。我和妹妹或者和邻家的小孩子，瑟缩在小屋里，听着原料入池的巨响，盼着父亲快速跑来的脚步声，担心着揪心着……后来父亲换了工作，我还经常会梦到这些。　　父亲今年七十三岁。我和妹妹回忆，我们小时候父亲就一直喊胃痛，可能那时候就有一粒小小的石头在他体内作怪，算来石头应该有三十年的历史了。可那时，父亲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是绝不能倒下的，甚至休息一下去好好做个检查都不行，生活在底层的人，没有钱没有时间，就没有生病的权利，他只能顽强地坚持着。　　父亲退休后，我和老公曾劝他和母亲去医院做全面检查，他坚持不去，甚至差点和我老公翻脸。这次手术后，母亲才告诉我们，不是父亲不领情，而是担心检查出什么大病，不治吧，儿女不愿意，要是治疗，又给儿女们带来负担……那颗小小的石头就这样与我们一起长大、成熟，直到父亲衰老的身躯再也无法与它和平共处。前段时间，父亲突然“胃痛”难忍，在输液无效的情况下去医院检查，发现是急性胆囊炎，而且有结石，需要手术，当时医院说可以用微创技术，打洞就可以取出，我们也就不那么担心了。术前检查才知道石头很大，而且伴着肠粘连，必须开刀，手术三四个小时后才结束，术后的父亲必须在镇痛棒的帮助下才感觉好些。　　说到石头的历史，母亲的一句话让我震惊，她说：你爸喊胃痛从来疆时就开始了，那是1971年，这么算来，这颗石头至少有四十年的历史了，比家中的老大——哥哥都大！大家开始明了，这么多年来，父亲为什么总是会时时恶心、“胃痛”……如果说在工作前我们无力照顾父亲，那么在我们工作后的这十几年里，如果能早点带父亲检查，早点摘掉这颗石头，它也不至于折磨父亲这么多年。　　退休后的父亲，并没有真正闲下来。儿女们相继有了孩子，于是，他和母亲辗转在乌鲁木齐和哈密两个城市间，一年四季，奔波在菜市场和家中，为女儿、女婿、外孙、儿子、儿媳、孙子买菜做饭，他曾自豪地说：哪儿的菜贩子都糊弄不了我，他们不知道，我走哪儿都是做饭的，最了解菜价……这一晃就是十年，最大的孙子如今十岁，最小的才一岁，天伦之乐让父亲的脸上时时洋溢着慈祥的笑容，但我们也发现并不时抱怨，越来越老的父亲经常像个孩子一样“变脸”，现在回头看才明白，那是步入老年的父亲体力精力衰退、各种老年疾病造访的自然表现，今年，父亲体力不支住过两次院，而这两次，我都因为工作忙没去看过。　　妹妹在QQ个人资料里更新说：父亲才是真正的男人。看完，我哭了。　　那颗石头，我和妹妹商量，要好好保存起来，因为那是父亲为这个家坚忍付出的证明。　　（作者原名任江梅，哈密地区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哈密地区邮政系统）　　隔世离空的无望　　六月冷雪　　一　　那个十月，过早地飘来了雪花，冰冷，刺疼了我的文字。看不见的痛绝，长久地在心里蹂躏。或许因此，一直不敢记录关于父亲的点滴。朋友说，父亲节要给父亲一份惊喜。而我的父亲却无法接受我的赠送。心，在隐痛。试图回味一个过往，泼一纸水墨，飞洒一串泪珠，在波澜不惊的片段里，追忆敬爱的父亲。　　那个飘雪的十月，在医院的监护室里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看着全身插满塑料管子的父亲，握住父亲冰凉的手，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在悠长的走廊里找到医生，医生用冷漠的眼光看着泪飞如雨的我，说：“你父亲是突发性心脏病，已经没救了。”瞬间，我似乎陷入严冬的冰窖。　　将我们带到这个世界的那个人，那个无声地关注我一步一步成长的人，那个总是耐心听我切切细诉琐事的人，不辞而别，一家人心中强大的依靠，轰然倒塌。　　听说小狐狸长大的时候，老狐狸就会把它从身边赶走，小狐狸只好孤独地面对未知的将来，谋生。但那是传说里的狐狸精，再难也会活得漂亮。而父亲，就这么把亲情互相的牵挂变成了沧海彼岸凝固的守望，沟通成了残酷的遥不可及。　　父亲把我们像小狐狸一样赶走，却看不到没有他的日子，我浮起的泪光；流星雨划破天空的夜晚，听不到我千遍万遍呼喊；感觉不到我想从厚厚的土里把他挖出来的疯狂。父亲啊，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父亲走了，没有了父亲的我，很羡慕有父亲的人，每次走在街上，眼睛忍不住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寻父亲的影子，总盼望有奇迹出现。在商店里，将目光移向卖手表的柜台，想给父亲买一块表。在铺天盖地的广告中，像往常一样，给父亲寻找一种能根治顽症的药品。父亲一生经受病痛折磨，药品基本上不离身。　　想起小时候，父亲牵着我的手，小手躲在大手的掌心里，很暖和，走累了，父亲就抱起我，我的脸伏在父亲的肩头看风景。冷了，双手塞进父亲的领子。就这样，走过田间小路，走过春夏秋冬，走过幸福的童年……　　有一次，父亲要出远门，想让父亲带我一块儿去，父亲说，出去好长时间才能回来，不能带。因为母亲当时不在家，我执意要去，父亲就把我反锁在屋里。我哭得死去活来，使劲砸墙，最后竟然气急败坏地用牙齿咬门的框子。父亲终于没有挪开远行的脚步，带上了我。有了这次的“经验”，在以后的日子里，为了满足自己小小的愿望，就用这样的小把戏一次一次获得成功……　　二　　父亲平日很少与人来往，但从来不得罪任何人。他的一生就像他种的庄稼一样沉默。他是那样一种类型的人……现在只能粗略地勾画他的形象。体形中等，瘦弱，骨骼并不粗壮，但很有耐力。没有多少文化，却极具判断力，关键时刻的寥寥数语，胜过千言，是家里的一杆旗。每次回家，我们总会依偎于父亲的身旁，讲自己的所见所闻。父亲一边干活儿一边倾听，偶尔问一句，我们会更加起劲地抢着诉说。高兴时，父亲慈祥地微笑着，静静看我们一会儿，而后会亲自做我们爱吃的饭菜。很难忘那些在欢声笑语中度过的每个午后。　　不善表达的父亲，有时沉默得近乎冷漠，虽然一直是亚健康状态，但从来没有停止过家里家外的劳作。有一天，小叔和小婶来看父亲，父亲忙着洗鱼。不经意的一瞥，发现奄奄一息的鱼不断地从父亲手里蹦出来。父亲居然控制不住那条也就是一公斤重的鱼！那一刻，父亲手中又一次滑下去的将死之鱼，结结实实撞痛了我的心。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赶快给父亲帮忙。父亲弓着身，稀疏的头发有些白了，同样发白的胡须直挺挺地很刺眼。这才真正感觉到父亲老了。父亲患心脏病多年，尽管我们小心翼翼地关照着，无奈病魔无情，各种并发症三天两头光顾，父亲总是默默隐忍着。　　父亲就是一棵虽摇曳但不至于折断的树，撑起我们的岁月，充实坎坷的旅途。我们在这历程中，从蒙昧到开窍，穿越千山万水，一直在追寻着自己梦里的足迹。而父亲，是我们永远的风向。在父亲亲手创造的这个家庭里，乐观、宽容、节俭，同情心和爱心浓浓弥漫；自信、坚强，肯吃苦耐劳、踏实做事的品质一直在延续。“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有父母亲的言传身教，弟弟们的生活工作可圈可点。　　曾有多少次，面对父亲的遗照，我试图从那慈祥的目光中读懂我想知道的一切，然而，除了用最浓的泪水诠释绝望的思念以外，竟是束手无策。我知道，父亲对生命，有特殊的关爱和珍惜，对家庭和儿女有太多的牵挂和不舍，只是生命脆弱，不堪一击，让我的天空支离破碎，而我们回天无力。　　父亲啊，您要在，就好了，父亲节，也给您一个惊喜！再洗一个桃子让您尝鲜，再切一块哈密瓜让您解渴；您要在，就好了，还想让您亲手再炒一顿新鲜土豆，品尝那比任何佳肴都香甜的美味；穿一双您亲手钩织的纯毛袜子，还想……还想，可是啊，父亲，您在哪里？写满思念的词句，点缀远逝的身影，缥缈在梦的枕边。辛酸在无奈里追念，回味那些曾经，心碎。　　三　　父亲的家族，据我所知，五代以上都没有显赫的人物，与国土上千万个家庭是相同的。可以说，这个家族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和索取都是微弱的。然而，父亲对子女的引导不可忽视。至少，由于父亲的指点，弟弟们在拥有土地的同时也拥有了所追求的喜悦和梦想，创造了父亲想也想不到的财富，更新了传统意义上农民的形象。父亲就是一棵大树，一棵苍老而勇敢的大树，他用尽毕生的精力撑起了一片天，我们是从大树上繁衍出的枝叶，即使飘得再远，也永远飘不出父爱的年轮，飘不出父爱庇护的荫翳。　　在远离家读书的那年，父亲说要来看我。我早早请了假，守候在车站。等父亲一下车，飞奔过去抱住父亲，泣不成声，顾不得别人异样的眼光。走在人流如潮的街上，紧紧攥住父亲的手，生怕离开一步。当父亲要回家时，我撕扯着父亲的衣服就是不让上车，最后还是乘务员强拉住我，关上了车门。我无声地泪流满面，徒劳地追着公交车目送父亲渐行渐远。父亲也没有回头，只是用手在眼角不停地擦拭，那时，我差点放弃学业，跟父亲回家……　　父亲的去世，给我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不尽的哀思，每每想起来都是锥心刺骨的痛……　　父亲走的那一天，正是他的生日，那是在收拾父亲遗物时看到身份证才发现的。那个黑色的、让我们全家以前忽略以后刻骨铭心的日子。在心里，我几乎声嘶力竭地呼喊，父亲啊，您要在，就好了，我们一定有能力给您补上您一生中最奢侈的生日。只是“子欲养而亲不待”，谁能想到那一转身，竟成永别，思念成灰，阴阳相隔。　　与父亲一起走过的日子，无惧世事多变。父亲离去，一种怅然，在四季里轮回！企图将牵挂和怀念尘封、珍藏；把流逝的情节记录成隔世离空的无望。　　千古的亲情、父爱，千古的父女缘，尽在文字里舒展，许一世穿越时空的承诺：如果人生有一份重来，敬爱的父亲，我会把亲人重逢的等待，婉约成诗。　　（作者原名任瑞香，系哈密地区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巴里坤县大河镇）　　父爱是一扇门　　丁素红　　我眼中的父亲很少和我说话，所以父亲这个字眼，在我很小的时候只像是一个陌生的符号一般，根本不曾感受过什么。常常是看着沉默寡言的父亲就有种说不出的害怕。而父爱更是让我不敢奢望无法企及的一种爱。　　也许是内心深处有着比同龄孩子更多的敏感，也许是父母过于宠爱哥哥，我的内心里时常充满着叛逆的情绪，每当我做了藏起姐姐的鞋子或者是把母亲刚给狗喂的食物端跑之类的恶作剧后，看着他们气愤的样子我会跳着庆祝我的胜利。当然这也免不了挨打受骂，但我依然乐此不疲。现如今从儿童心理学分析看来，我那时的所作所为，大概也是想引起父母的重视吧。　　小时候感觉日子很长很长，一年总也过不到头似的。那一季黄一季绿，又一季黄了又一季白之后，才会有一个叫“春节”的节日来到。每到这时，母亲总会把我拉到一个不高的碗柜跟前念叨：“什么时候才能长过碗柜啊！”看着母亲盼望的眼神，心里想：我还想快点长呢，早早离开你们，反正你们也不喜欢我。　　岁月流转中我到了叛逆期，因为一次把邻家男孩打了被告状，父亲不由分说抬起他的大手就抡了我一耳光，立时我的脸就像被吹起的气球鼓了起来。当时倔强的我没有让眼泪掉下来更没有求饶，恨恨地瞪着父亲喊道：“我没有错！他先打我的！”父亲只是说：“给人家赔礼道歉！”“我不！”紧接着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我把目光转向邻家男孩，他似乎畏惧我的眼神或是害怕我肿起的脸，迅速地跑了。父亲在他跑了后跟我说：“不要和别人发生冲突，尤其是对男孩子，等长大了人家会报复你。你看你把别人打得满脸是血，爸爸打你也是迫不得已。”虽然如此，但我认为父亲下手也太重了，心里便埋下仇视的种子。而父亲从此就再也没有看见我的笑脸了，一直到后来很多年。　　与父亲的疏离一直持续到我工作，我并没有离开父母而是又回到父母身边工作。虽然我慢慢有了笑脸，但是那么勉强，父亲从来不多说什么，这种状态持续到我三十二岁那年。当我搀扶着父亲到医院做完胸透时，从当时拍片医生的话里我分明感觉到了不安。一天后我去拿片子时被告知父亲已经是肺癌晚期。就在那一瞬间，我似乎没了知觉，心跳加速让我站立不稳，晃荡着靠在了墙上，医生赶紧扶住我安慰着。稳定了心情走往家的方向，心里是那么痛，我的亲人啊，在我还没有怎么回报时，他的岁月已经不多了。　　回到家，父亲依然看着我没有说话，但他那探寻的目光让我不敢面对，终于在稳定情绪后，强笑着对父亲说：“爸，没事的，老毛病了，是你的肺结核又犯了，调养一段日子就好了。”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你别安慰我了，我感觉到我得的不是好病，可能今年就过不去了。”留了一个微笑给父亲，转过身我满面泪痕。母亲看见了我的眼泪，什么也没说，母亲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一切尽在眼底，只是对我说：“别伤心过度了，好好尽尽孝心吧。”　　父亲的日子只维持了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里，除了上班我基本就在娘家看护着父亲，那时的我，似乎还是没有体会到什么是父爱，但内心深处对父亲还是有丝丝不断的亲情牵扯，恨不得能替父亲去忍受那份疼痛折磨。　　经历了病痛折磨的父亲开始厌倦人生了吧，我想。他把哥哥叫到跟前说：“我要走了，实在是太疼了，我不想承受了。我走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妹妹，你们从小我就一直交代你，就这一个妹妹，一定要好好待她，她心里存了很多事都不愿意说，我就是放不下她……”　　话未听完，我冲出病房，在走廊的尽头泣不成声。我的父亲啊，我身上流着你的血液，我心里真的不曾丢下过你。多少年来，我以为你嫌弃我是个女儿身，我以为你的心里不曾爱我，却在你弥留之际我才明白，你把父爱深深隐藏，我却不曾用心去体会。　　两天后，父亲撒手人寰。哭得最伤心的是我。一直以为没有父爱的我在父亲人生的最后时刻才知道，父亲的爱是一扇门，而我始终都在这扇门里不曾被抛弃过，被父亲深深呵护在心里。　　（作者系哈密地区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乌鲁木齐铁路局天汇总公司哈密物业站）　　父亲　　刘亮　　父亲病了，是突发脑溢血。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谁也无法阻拦。当躺在病床上的是与我不相干的人时，这些道理我全懂。可真正轮到与我血脉相连、有切肤之痛的父亲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如何脆弱。是的！父亲在，就总觉得自己还是孩子，还有个依靠，还有人疼。我不敢想象，没有父亲的天空，将是如何的阴霾。　　四个小时前，当医生让我在手术单上签字时，他告诉我，很幸运的是，医院正好来了一位专家。从名片上看，那位专家挂着中华临床医学会常务委员、教授、硕士生导师等众多头衔，相信确实值得信赖。可是，这是幸事吗？我多么希望，躺在病床上的不是我的父亲啊！或者，如果上苍允许，我宁愿，把患病的人换成是我。我终于颤抖着，在手术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熟悉的写过无数次的两个字，今天落笔竟变得格外艰难。“手术很危险，但不做手术更危险。”我别无选择，就像推开一扇门，门后是地狱还是天堂，我只能听天由命。唯愿上苍怜我佑我，赐福于我，给我好运，给父亲好运。　　临上手术台前，依然清醒的父亲说他想上厕所。我背起了父亲。我觉得父亲在我背上轻飘飘的，轻得像个孩子，像一捆干草。那一刻，我不由得一阵心酸。三十三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背起父亲。而父亲呢？他肩扛着一家人的生活重负，已经苦苦地撑了几十年。如今，儿女们大了，原以为他可以放下担子歇歇了，可谁知，可怕的病魔又缠上了他。　　回首父亲这一生，我知道，他过得并不幸福。父亲从小丧母，五岁开始给地主放牛。他说过，因为饿，他从地主家的猪食槽里抓过猪食吃。后来，是共产党解放了他。他参了军、入了党，从一个与猪抢食吃的小长工变成一名堂堂正正的解放军战士。上世纪60年代中期，父亲复员进疆，分到了西距哈密市区二百公里戈壁滩上一个名叫七角井的地方。在那个石头多植被少连饮用水也要到外面拉的小镇，父亲一待就是三十几年。这期间，他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多得就像戈壁滩上的砾石，数不胜数。而所有这一切，父亲总是默默地承受着，从来没有向谁抱怨过，哪怕一个字。　　退休后，父亲的心情一直不好。他很难过，常常在儿女们面前自责，没有给儿女们创造好的物质生活条件，特别是三十好几还没成家的我更是让他操碎了心，虽然我从来没有向他要求过什么，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他。　　我没有理由抱怨父亲。对他，我只有深深的感激。因为他尽了自己的责任，撑住了一个家，一个和睦而温暖的家。　　父亲的手术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当手术结束，父亲被送入ICU（重症监护室）时，由于是全身麻醉，父亲此刻仍处在昏迷中，医生想看他是否即将清醒，喊他：“老师傅，睁睁眼。”父亲的眼皮子一眨不眨；医生又抓起他一只手：“老师傅，抓抓我的手。”父亲的手一动不动。这时，我抓起父亲的另一只手，也喊：“爸，抓抓我的手。”奇迹出现了，父亲的手指在动，他在抓我的手！即使在昏迷之中，他也牢记着儿子的呼唤。那一刻，我泪落如雨。　　但我是开心的。我知道，我心灵的天空重又升起了一轮旭日！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十三师新闻中心）　　父亲的诚实　　达忠书　　我的父亲是个农民，辛勤耕耘，受苦流汗，把我们兄弟姐妹拉扯成人，他以自己的诚实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人生沧桑，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是他的诚实。　　记得我读初中时吃的是学校的伙食，以交纳面粉和菜金的形式结算伙食费。有一年夏天，我交的面粉吃完了。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城里回到家中拿面粉，第二天早上却下起了大雨。本来想早早起来淘洗麦子，晒到中午要磨面粉的父亲，急得坐立不安。可过了一会儿，他的脸上突然又有了笑容。父亲很快挑来了水，接着开始动手淘洗麦子，淘出一些就用干毛巾搓擦湿麦子，然后拧干毛巾再来搓擦，直到擦干。这时进来位邻居，不解地问：“下雨天淘麦子，大热天擦水分，你这是怎么啦？”父亲答：“儿子来取面，遇上下雨，为了不耽误事，只好这样。”邻居说：“你这人多没转治（俗语，即办法），你不会干簸吗？”“干簸沙土取不净，面会碜的。”“那么多人的伙食，谁还能管这些？”父亲认真地说：“我不能做亏心事。”父亲流着汗，动作麻利地不停地干着手中的活儿。就这样，上午淘麦子，中午磨面，下午按时送到了学校。老师表扬了我，说我雨后当天就送来了很好的面粉。我对父亲的诚实刻骨铭心。　　在我十岁那年，父亲养的一头黄奶牛，产下了一头前额横向长有一道筷子粗二寸长白毛的纯黑色小牛犊。一位算命先生，把这小牛犊说得神乎其神。他算卦后说父亲得了这个小牛犊，是财源滚滚而来的象征，今后一定会时来运转，再往后就是大富大贵。父亲开始不信那一套，但经不住那人的花言巧语、死乞白赖的游说。父亲疑惑地问：“啥是‘石来用砖’？”算命的揶揄父亲：“你这人太老实了，连这句话都听不懂，是说你有好运气了……”父亲对他的卦词将信将疑，认为以后也可能真的会有好运气。从此，父亲就把那头小牛犊当作宝贝，偏草偏料精心饲养。三年过去，小牛犊长成一头膘肥体壮的大牛了，可是父亲的运气一点也没有好转，还是每天把东山的太阳送往西山，日复一日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儿。抗美援朝那阵子，政府号召捐钱捐物，父亲想好了要把这头最好的牛捐出来，有个亲戚知道了，来对他说：“这是你的宝物，捐了是要倒霉的。”父亲讲不出深刻的大道理，却坚定地说：“美国打朝鲜是想占中国，我们老百姓应该支援打美国。再说我看这算卦的也是胡编，哪有什么可信的！”就这样，他毅然捐了那头牛。有人说他太老实，他说：“瓜娃子（俗语即傻子）有天保，对国家老实有什么不好？”　　合作化时期，父亲和一些人认为：入社的牲畜和农具作价偏低。有的人就想把上述一些财物或转移或隐瞒，个别人还得了“赳财病”，睡在炕上不吃不喝想家产。父亲当时思想也有波动，经过工作组开会做工作，宣传政策，他想通了，高高兴兴地把所有的牲畜和农具都入了社。父亲这样做，并不是他觉悟高，或者是出风头，表现积极，而是一个典型老实农民的本分行为。父亲认为：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党，共产党的政策是为老百姓制定的，共产党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共产党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老老实实干什么。多么诚实的思想啊！　　有一年，父亲在我家小住，我让五岁的儿子去买醋，他回来时欢天喜地地告诉爷爷，商店多找了一角钱，父亲却严肃地说：“你不能多拿人家的钱。”我的儿子说：“是她给的，又不是我拿的。”父亲说：“人家找错了，你不能钻空子。”我的儿子说：“不就是一角钱吗，又不是啥大事。”我的儿子嘟嘟囔囔地准备去送钱。父亲掏出自己的五角钱说：“你送了那一角钱，这几角钱，你想买什么就去买吧。”我的儿子眉开眼笑地走了。事后商店的主人见我就夸：“你那儿子真不错，我多找的钱他还给我退了回来。”儿子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以老实著称。他做事认真，学习刻苦，十六岁就考上了大学（六岁上学，高中两年制）。毕业后在一个行政部门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事业有成。父亲的诚实在他孙子的身上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父亲的诚实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作者系哈密地区畜牧局退休干部）　　父亲·母亲·庄稼地　　田蓉红　　村庄里住着母亲和儿子　　儿子静静地长大　　母亲静静地注视　　——海子　　我生在庄稼的世界里，注定了我对庄稼地有着和对父母一样的深情。在我一路蹒跚慢慢长大的时候，母亲总是把目光流连在我的脸上，回忆那一次与尚未出生的我的共同的历险。从收工回来的路上，父亲从翻转的牛车下惊汗淋漓地扶出了我的母亲，而母亲却用鲜血淋漓的手紧紧地护卫着肚子里的我，那个已经成形的胎儿。我记得那辆牛车，在大集体解体后，它成了我们儿时游戏的道具，我因此也愈发对母亲有了一份依恋和愧疚，愧疚于我的一生都活在母亲的牵肠挂肚里。　　父亲在那个冬季那个最寒冷的扬风搅雪的天气里用牛车去几里地外接来了接生婆，用他侍弄庄稼的手抱起了他的第三个女儿。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父亲对女儿的爱和他对他唯一的儿子的爱不是一致的，他爱护他的儿女像爱护他赖以生存的庄稼一样，深沉、内敛、爱得尽职尽责，爱得任劳任怨。　　父母辛勤地耕作在庄稼地里，用庄稼的收成养育着四个儿女，看着他们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看着他们羽翼丰满后离巢飞向自己的天空。在岁月里，他们白了发，佝偻了腰，曾经在我们眼里山一样的父母，突然地就老了。　　无欲的生命是安静的，我的父母用半生的时光身体力行着这种意境，他们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习惯了太阳从庄稼地的东方升起，月亮从庄稼地的西边落下；习惯了在秋天金灿灿的阳光下坐在麦子堆上评说这一年收成的好坏；习惯了自家烟囱里那炊烟的味道；甚至树上栖落的鸟，他们也是熟悉的。　　我是农民的后代，我与庄稼有着不可分割的情感，我秉承了庄稼的倔强与朴直，鄙视别人伪装的高傲。　　在母亲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们的时候，你会嘲笑母亲的衣衫褴褛吗？在父亲用一生的积蓄换取你拥有知识后，你会嘲笑他的思想落后吗？他们把身子扑在庄稼地上，你会在宽敞的街道上与明亮的办公室里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吗？在你成家立业后，你会找种种借口不去看望想你如初、倚门而立的父母吗？像海子说的，成长的每一秒里都有父母静静注视的目光，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时痛哭流涕，不要辜负了辛苦一生的父母，贬低了养你育你的庄稼。　　播种与收获都是一种对生命的开垦，没有接触过庄稼的人永远也体会不了在一望无垠的庄稼地里风吹麦动的那份震撼。滚滚的麦浪摇曳着生命的欢欣，那直起腰身擦汗的我的祖辈、父辈，他们的双脚踏实地站在这块土地上，与土地深处最原始的力量联结在一起，他们目光所及处的地平线外有他们不了解的生活，有着电视上才能看到的霓虹闪烁、灯红酒绿。他们不是不向往，可是只有土地才会实在地接纳他们，他们的生命只有与庄稼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像我的父母一样，他们把生命交付给了庄稼，把根扎在了村庄，不忍迁徙。　　童年的时候，每个秋天，我习惯在父亲磨镰刀的声响中醒来。破晓的鸡鸣，唤出了东方一抹姹红，父亲披着霞光，就着露水坐在门前的大树下，一下一下地磨着镰刀，炊烟缭绕在湛蓝的天空，年轻的父亲和母亲，为我们营造出了一方美丽的世界。我和弟弟蹲在父亲的身边，抢着用树叶朝他那弯月似的磨刀石上打水，然后目送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