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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啤酒,口感好,质量保证,受到广大用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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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现有多个品牌啤酒，面向全国空白区域招商，啤酒规格齐全，500ml，330ml，218ml，易拉罐和瓶装，桶装都有。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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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记海产专注批发销售海马、海龙、海参、鱼胶、鱼翅、虾米、虾皮、干贝、鲍鱼、墨鱼干、鱿鱼干、红鱼干、银鱼干、石花菜等天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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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黑胡椒粉【配
料】：黑胡椒粉、糯米粉【产品标准号】：GB/T7901【净
量】：115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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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产品信息重量： 245ML /罐保质期： 12个月 毛重： 7千克/箱 产地： 海南
营养成分热量：172千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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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珍品椰子粉规
格：净重324克（18X18包）配
料：植物脂末、食品添加剂、鲜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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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来之椰子故乡海南文昌市东郊椰林，选用新鲜椰子为原料，经科学工艺精制而成，品味纯正，椰味浓郁，香醇可口，一冲即饮，是老少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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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豆/寒天爆爆蛋：3KG/瓶
900G/瓶口味：苹果，咖啡，哈蜜瓜，西瓜，兰莓，草莓，橙，芒果，百香果，优格凤梨......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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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不含色素----------------------配料：海南黄灯笼、蒜蓉、食盐、米醋、食品添加剂（抗氧化剂、山梨酸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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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 炭烧咖啡净含量：360克（18克X20包） 重量：420克（含包装） 10袋/箱购买指南：一次购买6袋（2.5公斤）或1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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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产品名称：椰奶薄饼配料：鲜椰子奶、糯米粉、白砂糖、淀粉、鸡蛋、面粉。执行标准：GB/T20980(煎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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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招全国经销商，网络分销商代理商 含有包邮产品或者火拼产品的订单包邮（新疆西藏等偏远地区除外）！下单后通知客服改价即可。 快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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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还有餐饮椰浆，用于糕点、糖果、饼干、甜点、火锅及各种咖喱食品的调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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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合作百世汇通快递，如需其他快递请通知客服补差价。单笔订单满2000元包物流，偏远地区补运费差价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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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特产袋 春光特产袋子 礼盒袋 方便袋 手提袋咖啡椰子粉专用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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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产品名称：春光椰奶咖啡薄饼配料：鲜椰奶、糯米粉、白砂糖、淀粉、鸡蛋、面粉、咖啡粉、食用盐。执行标准：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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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银威啤酒有限公司旗下有海岛银威、青城银麦两个自主商标，数十种产品，公司拥有一流的高级管理人员，一流的专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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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水湾贸易有限公司地处海南旅游岛省会海口市，水产品资源丰富。 我司大量供应各类冰鲜及冰冻水产品，并具备国家及国际标准卫生资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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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海南椰子粉和上等红茶为原料，经科学工艺精制而成，集红茶清香、椰香爽润为一体、香醇可口，一冲即饮，是居家旅行、馈赠亲友的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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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店商品的生产日期都是很新的，一般都是在近期的，大家放心下单吧！含有包邮产品或者火拼产品的订单包邮（新疆西藏等偏远地区除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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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购买，欢迎咨询：方先生：联系电话：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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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蜜糕产品特色：以新鲜菠萝蜜作为原料，成熟菠萝蜜香味为主香，清甜味作载体，让你体验热带水果的风味。产品规格：净重100克（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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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南国椰奶咖啡，绝对让您为之迷恋，那来自碧海蓝天的芳香爽口的椰奶融入浓香四溢的海南兴隆咖啡里面。咖啡的浓郁深沉与椰奶的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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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特产，送礼佳品，质量保证原汁原味，不冰冻不打药、真空内包，精美外盒。
统一报价：
雕花红鱼干（整条雕花金装）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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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料：卷皮料（水、面粉、新鲜椰子奶、白砂糖、大豆磷脂）；馅料（椰子粉、酥油、棕油、蛋黄粉、大豆磷脂）产品标准：GB/T 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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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来自椰子故乡--海南岛文昌市，选用东郊椰林新鲜子为原料,经科学工艺精制而成。味道纯正，椰香浓郁，香醇可口，是馈赠亲友的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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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来自盛产椰子的海南文昌市，选用新鲜椰子汁为原料,经科学工艺精制而成,品味纯正，椰香浓郁，香醇可口，一冲即饮，是居家旅行、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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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银威啤酒有限公司旗下有海岛银威、青城银麦两个自主商标，数十种产品，公司拥有一流的高级管理人员，一流的专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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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美食品有限公司是海南最大的椰浆生产基地，也是国内唯一生产椰子汁专用鲜椰浆的厂家。椰子汁专用鲜椰浆，属于国内首创，技术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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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料：鲜椰片、白砂糖食用方法：即开即食贮存方法：干燥、密封保存保质期：12个月产品标准号：Q/HNNG 9食品生产许可证：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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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海南岛正在逐渐建设为国际旅游岛,而海南岛的特产也即将走内地,走向国际。
因此加盟代理海南特产将是一个赚钱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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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许可证编号:QS执行标准号：Q/JZL0011S食品特产产地：海南储藏方法：本品置阴凉干燥贮存，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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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百舒堂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004年成立于中国绿色生态健康岛之称的海南岛，公司拥有符合国家GMP标准的生物提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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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啤酒相关厂家：
海南啤酒周边分类：
&2017 列表网&琼ICP备号-12&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B2-&news center
震惊了！东方这家排档891箱啤酒全过期 还好被查获了
&&& 在一烧烤排档内，妈呀，891箱啤酒全过期 &&& 还好被查获了，还好没下肚!
&&& 东方食药监局查扣的过期啤酒。 &&& 晚上到夜宵摊吃着烧烤，再喝点啤酒，这种感觉够棒。不过，看了这篇新闻报道，平日里爱小酌两杯的人可要多留个心眼：东方一无证大排档被查出891箱过期瓶装啤酒。好在东方市食药监局第一时间雷霆出击，避免了更多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 &&& 无证排档内查出891箱过期啤酒 &&& 2月24日下午4点，东方市食药监局执法人员在感城镇一大排档执法检查中发现，该大排档主营夜宵烧烤，虽有营业执照，但无食品经营许可证。在该大排档的两个冰箱里存放多瓶某一品牌啤酒，规格为600ml/瓶，保质期为6个月。 &&& 执法人员发现，生产日期为日的某一品牌啤酒有72瓶，生产日期为日的某一品牌啤酒有24瓶，按照6个月的保质期计算，均已超过保质期。此外，执法人员现场还发现大量生产日期为日和日的某一品牌啤酒，保质期均为6个月。 &&& &按照6个月保质期计算，两个生产日期的某一品牌啤酒分别于今年的2月12日和2月13日到期。&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当天，他们在该大排档内共查扣891箱零3瓶过期啤酒。 &&& 经营者低价买快过期啤酒对方还另外送了200箱 &&& 从啤酒到期，到执法人员来到现场查处，已有10余天。那在这段时间里，该大排档有无对外销售过期啤酒? &&& &从大排档的冰箱内查获到过期啤酒，可以认定大排档涉嫌经营超过保质期的啤酒，但至于具体的量，目前我们还在调查。&执法人员透露，经询问，该大排档经营者冯某称，这批啤酒是在今年1月份进的货，当时离到保质期还差一个月，价格比较便宜。据冯某自称，当时的进货价格是2元/瓶，24元/箱，&自己当时一共购买了600箱，对方另外送了200箱。& &&& 不过，执法人员在现场却查扣了891箱零三瓶，远远高出冯某所说的数字。执法人员就此对与冯某联系的上一级批发商展开调查。 &&& 据执法人员讲述，冯某本以为春节期间生意好，能在保质期内将啤酒卖完，不料春节前遭遇持续低温天气，生意萧条，于是滞销至案发。 &&& 过期啤酒将全被销毁 &&&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该大排档的经营者违反了我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经营者将难逃处罚。同时，此次查获的891箱啤酒也将在执法部门的监督下进行销毁。 &&& &这是我们东方局在新年伊始，开展食品安全整治行动中打响的第一枪，有效地避免了更多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执法人员呼吁，市民若发现有销售过期食品的，可积极举报，他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处。 &&& 另外，通过此案，执法人员提醒，在啤酒到期后，大排档经营者的正确做法，应是向上一级批发商要求召回，而不是存放在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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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多年前，当英格兰移民乘坐着“五月花”号横穿大西洋来到马里兰，“美国梦”已开始悄然萌芽。这块地方会给来自全世界每一个人均等的机会，只要努力奋斗，没有显赫的家世和背景，人们也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崛起中的大国，这一过程，演绎了多少传奇故事，也被称为“中国梦”。
　　海南热也是一个梦——从头开始、大把机会、人人平等(至少表面上是)。
　　海南之热大抵分为几个时期：建省前的开发、建省、1990年代初期的热潮、2010年国务院对海南新定位出台前后。
　　每个时期，都有诸多怀揣梦想的人在远赴海岛。很多人在白纸一样的海南获得成功，然后有的人折戟沉沙，有的人全身而退。商业的种子和野心，也被他们带到远方。
　　今年初，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再次升温了海南热。房价大涨，成为最直接的反应。
　　有人说，此次对海南的定位，本是顺理成章：
　　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海南发展不管曾经怎样蹉跎，但旅游胜地的地位是无可改变的，这些年，每个长假，海南都会大热。
　　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博鳌论坛已经举办9年，第一推力也来自民间。
　　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全省处于热带，比邻的台湾热带水果早年就已大卖。
　　不过，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当海南人冼笃信发现商机，文艺青年张宝全、知识分子冯仑甫登海岛之际，一切还皆不明了。
　　那些混沌的梦想，曾经虚幻杂色，但也都是现在“顺理成章”的开端。
　　他们离开过海南，现在都回来了。他们的梦想也与海南梦一同，逐渐清晰。
&&& 海南印象
　　中国周刊& 朱学东
　　一个喧嚣的春节结束了，广州飞往海口的机票骤然降到50元。
　　每当北方冷风袭来、雪花飘起的时候，内地富裕起来了的人们，如南徙的候鸟，络绎于途，前往海南，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中国海岛。
　　这个时候，人们并不会去想，历史上的海南，却是孤悬海外的瘴疠之地，是罪臣贬官的流放之所。
　　“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
　　如今再读到唐朝宰相杨炎被贬崖州司马时留下的诗句，也许只会相视一笑，心生感慨。
　　白驹过隙，沧海桑田，莫不如是。
　　“我要去海南了！欢迎你们毕业以后也来天涯海角！”
　　回过头来看历史，有时真的很有意思。
　　1988年夏天，人民大学我的一位学长，这样豪情万丈地跟我们说，他毕业选择了去海南某省级机关工作。
　　如今上海新“地王”，上海证大的老板戴志康，也是那个时候从人民大学毕业，选择去了海南，做证券，后来在海南创立了海南富岛基金。
　　就在这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歌唱家李双江重新演绎了革命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从此，这首歌，成为海南岛最大的一张名片。
　　新年过后不久，海南建省。
　　今天来看，春晚名曲翻唱、海南建省、大学生毕业选择，这三者之间，隐隐然有了必然的联系。
　　有意思的是，1980年代，海南几次重大事件，似乎都与传唱甚广的歌曲联在了一起。
　　1984年，同样是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沈小岑一曲《请到天涯海角来》，风靡大江南北。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海南人都忙着进口汽车。媒体报道说，1984年一年海南进口了89000多辆。后来导致时任海南行政区主要党政负责人分别受到严厉处分。
　　20多年之后，我在广州工作，还时常听广州各界人士为雷宇(时任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抱屈。
　　1990年代初，我在北京印刷学院教过的一位海南籍学生，毕业分配回海南某印刷厂，一年后因公出差北京时，也趾高气扬地说：“要地么？要地找我。”
　　当时我尚在象牙塔中，对海南之事懵懂无知，只觉学生的说法，荒诞无稽，可笑之至。直到后来，才知道，可笑的是自己。
　　2007年下半年，我参加人民大学70年校庆，巧遇那位大学学长，如今他依然在省级机关任职，风采不改当年。当我提到去过海南两次时，他一面责怪我不跟他联系，一面依然兴致勃勃地跟我说：“学东，欢迎再来海南看看，大不一样了！”
　　3月5日、6日，北京天桥剧场，中国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此公演。
　　这是一部烙在几代人心中的经典，吴琼花、洪常青和南霸天，还有“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那首激昂向上的歌。
　　我最早知道海南岛，就是通过电影《红色娘子军》。
　　虽然海南曾是蛮荒瘴疠之地，却也出了不少人物，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布业始祖黄道婆，就是在海南学艺的。历史上有名的大清官海瑞也是海南人。
　　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深刻影响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祖籍就在海南文昌。
　　海南建省以来的第一次热潮，“淹死”了不少精英，但却也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多姿多彩的一页，尤其称得上是房地产的“黄埔军校”。如今在中国房地产界、证券界，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曾与当年的海南的房地产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冯仑、潘石屹、张宝全、任志强、曾伟(北京棕榈泉)、易小迪(阳光100)等，都曾经在1990年代初的海南做过房地产，如今冯、潘、张等，再度在海南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而鼎晖的王功权，那个时候，也是和他们一起在海南做地产。新希望的刘永好，当时也曾在海南注册过公司。
　　去年跟海口市工商局闹出“砒霜门”事件的农夫山泉，其老板钟，在海南建省之前就已奔向海南，1993年在海南成立了养生堂，养生堂的龟鳖丸广告，曾经充斥过电视荧屏。
　　收购沃尔沃，上演“蛇吞象”的吉利老板李书福，1992年也曾杀向海南房地产，不过却折戟沉沙了。他不像冯仑潘石屹等，愿意谈当年海南往事。
　　当然，这些如今声势煊赫者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当初的胜利者，后来走了背运。
　　2009年11月底，昔日吉林“首富”、股市隐形大鳄、泛亚系实际控制人范日旭，在长春市中院，被控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公司企业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合同诈骗等6宗罪。范日旭1980年代末就在海南打拼，由此发家。
　　昔年证券市场著名庄股思达高科，它的庄家吴旭，在海南靠房地产发家，1990年代早期，便是海南商界的风云人物，与前海南首富冼笃信等，曾被推选为1993年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1990年代后期，开始活跃在证券市场上。
　　当年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赫赫有名的《传世藏书》投资者、诚成文化老板刘波，如今已经远遁海外销声匿迹。海南建省之后，也在海南打拼，据说也是在房地产上挣的钱。
　　当然，海南热中出产的不仅仅是那些商界大鳄，还有韩少功和《天涯》这样的文人和刊物。虽然在那波热潮中，并非主流，但他却赢得了我的尊敬。
　　那真是一个充满传奇的时代，虽然惨烈，却有说不完的故事可回忆。
　　海南的传奇再次上演了。
　　不过，如今的海南已经大不一样了。
　　年前我参加海南凤凰岛在北京的推介会，当时，我惊诧于眼前看到的景象，疑惑，这奢华影像描述的，到底是迪拜，还是海南？
　　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有人说，要把海南打造成中国的迪拜。如今社会上演绎的，都是到海南置地买房子的故事。
　　除了张宝全、冯仑等专业房地产开发商之外，各类企业甚至高校，也都在海南置地建房。赵本山的本山传媒，年前也与海南琼海市博鳌镇当地政府签约，圈下800亩地，用于建设本山影视基地。甚至，连我同事的老母亲和她的那些朋友们，也都在谈论海南房价，为只买一套或没买而后悔，与当年股市火爆时如出一辙。
　　虽然媒体上有提到1990年代海南地产泡沫的教训，但前往海南者，却依然勇者无惧。没有人在意那一次几乎全军皆墨的悲剧。
　　那一场热潮之后，媒体报道说，海南留下的烂尾楼总数有600余栋，直到2006年底，好不容易才处置了80%的半拉子工程。而很多曾经风光一时的人，如今还在靠开出租车为生。我也不知道那位海南籍学生，如今是否还在海南，在做什么了。
　　但如今烂尾楼，也咸鱼翻生了。
　　时代真的变了。
　　小时候上地理课，老师讲到海南岛时，曾提到过海南有十八怪，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三怪：“三只蚊子一盘菜，大姑娘不系裤腰带，老太太爬树比猴快”。后来去海南时，我还跟海南的朋友开玩笑。
　　如今随着挖掘机的推进，这些大概也都已不见踪影了。
　　好在白沙、碧水、蓝天、椰树还在。虽然人和高楼大厦更多了。
　　国际旅游岛的味道真的越来越浓了。&&
留在海之南的记忆
海南万通首届一次董事会，冯仑（左2）
潘石屹。中国周刊记者／高鹏 摄
&&&&留在海之南的记忆
　　2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蛇头”的带领下爬过二线关铁丝网到深圳打工，再一路向南加入浩浩荡荡的闯海大军，挑过砖头，做过砖厂工人，从海南赚取第一桶金，日后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这就是潘石屹。
　　潘石屹是当年无数闯海人的一个代表。经过疯狂的海南锻造出的“潘石屹们”，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袖。
　　中国周刊记者& 郭国松 综合报道
　　从1980年代初海南开发起，到1988年建省，再到1990年代初期以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为标志的第一轮疯狂的结束，无数怀揣着梦想的淘金者，踏上“海之南”这块热血沸腾的土地。
　　于是，有人功成名就，有人败走麦城。一幕幕悲喜剧，潮起潮又落。
　　20多年过去了，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规划的推出，海南大潮再起，那些渐渐消散的风云故事，又在我们的面前清晰起来。
　　潘石屹在海南砖厂的日子
　　喜欢写博客、玩微博、每天都像明星一样的SOHO中国老板潘石屹，这一次又成了风光无限的人物——当“国际旅游岛”的概念瞬间引爆海南的房地产行情后，有媒体惊讶地发现，潘石屹已经捷足先登，在博鳌开发一个叫“蓝色海岸”的高端别墅项目。
　　媒体看到的只是潘石屹的笑容。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蓝色海岸”其实是砸在潘石屹手上的房地产项目，甚至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投资。
　　早在日，潘石屹在新闻发布会上高调宣布：SOHO中国在博鳌镇获得1000亩土地，用于建造高档休闲别墅。尽管一期工程赶在首届博鳌论坛开幕前完成，但销售和出租情况并不理想，致使二期工程停滞。此后有媒体使用了这样的语言报道潘石屹开发的这个项目：“蓝色海岸折戟博鳌”、“地产大鳄潘石屹梦断博鳌蓝色海岸……”
　　面对媒体，潘石屹自己承认，投资“蓝色海岸”项目在商业上不成功。“每一个人都有不理智的时候。”
　　但运气总在不远处等着潘石屹，突如其来的“国际旅游岛”规划，让“蓝色海岸”等来了春天，使得这个搁浅了将近十年的地产项目一夜间“咸鱼翻生”。
　　在商业投资上异常谨慎的潘石屹，难道仅仅是因为不理智而投资了“蓝色海岸”项目吗？就在不久前，潘石屹还说：“我对海南有一种直觉上的喜爱。”
　　海南情结或许是他将商业触角伸向那里的原因之一。
　　22年前，破落的海口街头，浩浩荡荡的闯海大军中，就有一个叫潘石屹的年轻人。时年25岁的潘石屹，像无数的闯海人一样，在踏上那片陌生的土地之前，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而是凭着一腔激情，相信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潘石屹本来在原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他抛弃了这个铁饭碗。1987年7月底，潘石屹和四川绵阳人李勇，在“蛇头”帮助下，花了50 元，爬过深圳二线关铁丝网，进入深圳。
　　在深圳，潘石屹在建筑工地挑过砖，推销过电话机，从业务员干到了业务经理。
　　当年与潘石屹一起爬过铁丝网的李勇还记得，海南建省的消息传来时，潘石屹拿着报纸，抑制不住满脸的激动之情：“报纸上说海南建省了，成了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我们一起闯海南吧！”
　　1988年5月底，潘石屹与李勇加入了闯海人的行列。他们每个人的财产，是在深圳打工攒下的1000来块钱。
　　初夏时节的海南，已是炎炎烈日。但更热的不是天气，是码头上一船接着一船的内地闯海人，像一个偏远地区小县城的海口，大小旅馆住满了求职者，甚至直接露宿于公园和街头。
　　相比深圳的求职经历，经济极其落后、人满为患的海口，想找到一份工作绝非易事。为了谋生，那些两手空空的闯海人，顾不上身段和面子，只要能挣钱，什么职业都有人干。
　　岛上有一份被认为很大胆的《海南开发报》，曾经一纸风行，也因此让很多人以卖报为生，渡过了生存难关。当年的闯海人郑重后来回忆说，他们先在海口卖报，接着又跨海到北岸的湛江市徐闻县海安码头，那里有大量等待过海的内地淘金者，卖一份报纸能赚到5毛钱。
　　郑重说，卖报一个月，赚了一万多块钱。有了钱，他们就可以去干更多的事情。
　　潘石屹和李勇在海口奔波了三个月，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被迫来到一个砖厂打工。这又是一份重体力活，挖土、推车、和泥巴，完全依靠人工将黄粘土做成砖坯，再将其堆起来，送进砖窑烧制，一天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干了20多天，潘石屹发现这个当地农民开的砖厂管理手段落后，效率低下。于是，他大胆向老板提出建议，由他来管理这个砖厂。潘石屹毕竟是读过书的人，老板感觉他的一番话说得有道理，便采纳了他的建议。由此，潘石屹摇身一变成了砖厂厂长。
　　刀口舔血似的原始积累
　　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内，从北京国家机关出来的冯仑也来到海南，筹建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冯仑与潘石屹，都曾经供职于“吃皇粮”的国家研究机构，不同的是，冯仑最初是因公前往海南，而潘石屹则义无反顾，一步踏上了自由闯荡之路，也因此经历了冯仑不曾有过的艰辛。
　　潘石屹、冯仑，还有更多的人，他们在闯海的路上邂逅，青春、爱情、事业，悲欢离合，成为他们心中20年无法消散的故事。
　　当年的海南岛隶属于广东省，属于“粤西板块”，当地落后的经济和老百姓的贫困，几近于西部的偏远地区。作为海南岛最大城市的海口，没有路灯，没有出租车，满街都是三轮车，商店门口放着自备的柴油发电机，吵得人难以入睡。到1988年建省时，全省财政收入不过三亿元左右。
　　面对“建设中国最大经济特区”这一诱人的口号，各路资金开始进入岛内，很快将脏乱不堪的海口市变成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大工地，打桩机昼夜不停的巨大轰鸣声，像街头露宿者的“摇篮曲”，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
　　此时的潘石屹，与李勇还在海口市秀英镇的一家砖厂。他将砖厂管理得井然有序，效率比以前高出很多，深得老板的信任，月工资也由最初的二三百元涨到了1000元。
　　做了一年多的管理者，潘石屹以每月8000元的租金承包了砖厂。在房地产持续升温的背景下，砖厂生意红火，每月能有二三万元的纯利润。
　　但好景不长，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当地户籍人口很少，房地产的疯狂开发大大超出了市场的正常消化能力，建好的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热急剧降温。潘石屹承包的砖厂难以为继，苦撑数月后关门大吉。
　　当潘石屹遣散工人，离开砖厂时，赚到的钱基本赔光了。
　　日，潘石屹与相处三年的李勇在倒闭的砖厂分手，消失在人海茫茫的海口街头。
　　就在潘石屹艰难谋生的同一个时期，冯仑完成了对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组建，并且担任常务副所长，而所长则由迟福林担任。演变至今，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冯仑现在见到院长迟福林时，还是习惯地称他为“老板”。
　　研究所无意中成了闯荡海南的知识分子的“聚义厅”——王功权、易小迪、刘军、王启富，这时的冯仑还不认识潘石屹。六人后来被江湖上称为“万通六兄弟”。
　　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在国有单位工作。
　　王功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吉林省委宣传部工作，趁妻子生孩子的机会偷偷跑到海南，在从广州到海口的大巴上认识了刚从成都一家国有企业辞职的刘军。两人一见如故，相约谁先找到工作，谁就来“救”另一个人。
　　王功权很顺利地进入一家国有房地产公司，当上了总经理。他想到了大巴上的约定，设法找到刘军，将其招到公司工作，而王启富那时就是这家房地产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研究生毕业的易小迪，被冯仑从中央党校拉到了海口，进入研究所工作。接着，王启富跳槽，也成了研究所的一员，冯仑顺理成章地认识了王功权。
　　1989年，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研究所解散，王功权也被迫离开房地产公司。
　　当时的五个人，除了易小迪留在海口，开了一个小印刷厂谋生外，其余四人则回到北京，投奔当年的风云人物牟其中的南德公司。
　　砖厂倒闭、重新加入失业大军的潘石屹，认识了易小迪。易小迪信佛，对佛学颇有兴致，于是，他在打理印刷厂的同时，成立了海南省佛学研究会，潘石屹被封为研究会秘书长。
　　一群闯海者陷入事业的低谷，此时，他们尚未完成原始积累，谁也无法设想未来的路到底在哪里。
　　由于多种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建省不过两年的海南逐渐沉寂下来。
　　1992年初，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二次南巡，他的一系列涉及姓“资”姓“社”问题的讲话迅速传播开来，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轮冲击波。
　　栖身牟其中屋檐下的冯仑、王功权、王启富、刘军四兄弟先后于1991年下半年离开南德，再次回到海口。日，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成立。王功权被推举为“头领”，潘石屹也被找回来担任财务经理，其他四人亦各司其责。日后名扬江湖的“万通六兄弟”第一次大团圆。
　　这个挂着农业招牌的公司，被他们自己戏称为“皮包公司”。正是从这个“皮包公司”开始，六兄弟开始了他们的原始积累。到1993年完成产权改革，变身为万通公司的时候，总资产已经超过了一亿元。
　　海南疯狂了，低谷时离开的各路人马，带着资金二次登岛。那些曾经让很多人纠缠不清的姓“资”姓“社”问题，仿佛一夜间烟消云散。
　　在思想大解放的旗帜下，海南获得了中央赋予的超乎寻常的特殊政策，一时间，银行多过米铺，高峰时共有各类银行2600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多达 18家，其中主要集中在海口。
　　于是，有人惊讶地发现，在海口市望海楼门前的天桥上，那些常年聚集在桥上算命打卦、坑蒙拐骗的各色人群，突然鸟兽散——在全民炒房、一份批文复印件转手就能发大财的时代，谁还干这种骗几个小钱的勾当！
　　海南的房地产市场一时热浪滚滚，打个地基就能卖楼花，后来发展到卖红线图，一块地同时有一二十家公司在炒卖，被形容为“击鼓传花”，每个人都相信，这个“花”不会落在自己手中。
　　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披露，建省之初的1988年，海南房地产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350元，1991年为1400 元，1992年则猛增至5000元，1993年上半年房地产价格达到顶峰，为每平方米7500元。
　　对海南房地产市场泡沫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说：“在整个炒作过程中，完全没有法律手续，有些连红线图都没有，卖的就是一纸合同，只要胆大，说这个楼是我的，拿出一套相关的复印件来做证明，就有人敢跟你签合同，就有人付钱给你买这个楼。”
　　正是在这种近乎刀口舔血的疯狂游戏中，“万通六兄弟”掘到了第一桶金，进而完成了原始积累。但是，一种逐渐逼近的不安和恐惧，让这几个读书人始终保持着清醒。
　　事实上，楼市的疯狂并不是只有海南，连广西北海这样的小城市，也在急剧升温。形势正在变得恶劣起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央将出手遏制过热的房地产市场。
　　“万通六兄弟”决定撤退。
　　江湖上一直流传着潘石屹“5斤桔子换取规划局内部消息”，从而判明海口市房地产市场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进而决定撤出的说法。但关键因素或许还是冯仑来自北京的政策层面的消息。
　　王功权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什么很多企业没有撤出来，而我能够撤出来？一是冯仑的信息很充分，二是得益于我自己。开会讨论的时候，我非常坚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谁不执行就撤谁的职务！”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发表讲话，宣布停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次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决定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
　　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结束了，海南房地产市场急转直下，工地纷纷停工，房价迅速暴跌至1991年的水平。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至今还记得那种资金撤离、人去楼空的可怕景象。
　　而“万通六兄弟”在海南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之前逃出，成功地将主战场转移到北京。
　　留下了什么
　　从海南“胜利大逃亡”之后的故事，便是尽人皆知的“万通六兄弟”各自另立门户，其中，冯仑继承了万通，易小迪现在是北京阳光100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功权是鼎辉投资公司总裁、合伙人，潘石屹作为SOHO中国董事局主席，与妻子张欣数度进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王启富和刘军也都在商业领域卓有成就。
　　海南成就了一大批像“万通六兄弟”这样充满智慧、敢于挑战传统的市场经济领袖，很多闯海者成为民营企业的领军人物。易小迪说：“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是最好的地方，也是最坏的地方；有人在那里成功，有人在那里堕落；海南是个试验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尝试……”
　　胜利者的故事总是令人羡慕的，而那些在海南房地产市场崩溃后未能脱身的人，留下的是一座座没有碑文的墓碑。他们的身后，是十年才消化完的600 多栋烂尾楼和18000多公顷被原地倒了多手的土地，800多亿元的积压资金，有多少最终用纳税人的钱买单，只要我们看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与此相关的 300多亿元的坏账，就能够明白这场房地产泡沫的代价有多大。
　　作为金融秩序混乱的祭品，实际上已经让楼市拖垮的海南发展银行被中央勒令关闭。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南所所长夏锋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央决定海南建省的时候，当地经济还很落后，实体经济无法支撑虚高的房价，不顾当地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采取冒进的方式，不可能持久。
　　这位学者说，泡沫破裂后，不仅资金撤出海南，造成当地经济的空壳现象，而且大量的人才被迫离开海南，这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损失难以估量。
　　多年来，对海南第一轮发展失败的成因有过许多深入的讨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海南的发展模式，到底要建一个什么样的省，应该说当时并没有充分论证，使得海南的发展缺乏明确的可行的方向。
　　夏锋说，关于海南发展模式的问题，到底要把什么产业作为主要定位，且不说建省初期，即使到2007年还在争论不休。一种观点主张要像广东那样，坚持工业立省，这种观点占据了主流，这么多年一直在主张工业立省。但有人反对，认为海南没有广东的优势，恰恰相反，当地最大的优势是旅游资源，如果破坏了资源，就等于丧失了优势。
　　据夏锋介绍，早在2000年，中改院就提出以第三产业作为未来海南发展方向的建议，并且上报给了中央；2005年，在海南省第五届党代会期间，中改院第一次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思路，但各方意见始终未能达成一致。较为集中的意见认为，虽然经过20年的发展，但海南的基础设施仍然很落后，如果仅仅依靠第三产业，很难赶上发达地区，海南不能饿着肚子发展旅游业。
　　不过，在中央批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发展规划后，建省22年，海南的主要发展方向终于被确定下来。同时，这20多年的发展，虽然由于1990年代初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使得海南错失了很多发展机会，但今天的海南，与20多年前毕竟不可同日而语，这构成了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重要基础。
　　但是，国际旅游岛概念瞬间催生的严重脱离现实的房价，仍然让很多业界人士感到忧虑，十几年前海南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后一片萧条的惨痛教训，至今仍历历在目。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任凭资本在海南房地产市场恶性投机，竭泽而渔，必然导致对海南国际旅游岛未来的过度透支。2010年春节，海南酒店有史以来最高的房价，吓退了众多游客，或许就是一个间接的警告。&
冼笃信：一个富豪的20年轮回
冼笃信。中国周刊记者／李佳蔚 摄
&&&&冼笃信
　　一个富豪的20年轮回
　　冼笃信，这个海南土生土长的商人，经历了海南最好的时代，他由此成为来自岛内的第一个福布斯富豪；他见证了海南最坏的时代，在当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几乎倾家荡产；十年卧薪尝胆，冼笃信终于熬过了黑夜。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海口报道
　　前几天一直下雨的海口终于露出阳光，潮湿的海风轻轻吹来，龙眼树发出“沙沙”的响声。
　　“到这里26米，足够了吧？”拉着卷尺的工作人员问他。
　　“再长一些，到那块石头后面，好，就是那里。”这一头的冼笃信看着卷尺上的数字说，“我就不喜欢住小房子。”
　　此刻，冼笃信正在海口市区南部龙桥镇的一个小山包上测量尺寸。他要在这里盖一座贵宾楼。将来，如果天气好的话，站在楼上就可以看到整个海口。他说，很喜欢俯视的感觉。
　　这座贵宾楼，是他正在做的海口羊山休闲公园项目中的一部分。这个占地8000多亩、耗资数十亿元的项目从去年初已经开始，冼笃信几乎每天都要来走走看看。
　　“这就是我人生的下半场。我还可以重来。”指着远处成片的荔枝树和龙眼树，这个33岁就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位居第三的海南首富目光坚定，言语间充满豪情。尽管他的头顶已经微秃，尽管他今年已经49岁。
　　喝上海南发展头啖汤
　　冼笃信的商人生涯其实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他倒卖过木材，做过粉条生意，贩卖过沉香，既有赚到2000块钱的小成功，也有赔得血本无归的时候。他将自己定义为“从小就不安分的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赚钱的脚步。
　　他赚的第一笔大钱来源于承包一个工程的全部石料，赚了三万块。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要想赚大钱，必须得有自己的项目。这种领悟促使他后来办起了属于自己的编织袋加工厂和塑料厂。
　　冼笃信从吃不饱饭的农村孩子成了厂长，在别人的眼里自然“很威风”，但他自己却不满足。
　　一个不满足的表现是，他甚至通过某种方式让自己从一个“私营厂长”成为“国营厂长”，理由是“国营厂长有更多的机会”。
　　时间到了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特区。在谈到办好经济特区时，邓小平说：“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这就是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中央随即决定开放沿海14座城市，地理位置特殊的海南被列入开放的重点。
　　冼笃信从报纸上读到了这个消息。当时他正在南平的塑料厂里，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下着大雨，看到这个消息时，“心里一阵狂跳”。
　　“实话实说，我不知道开放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用了一晚上的时间来读那篇文章，还是没有琢磨明白开放意味着什么。”冼笃信说，“但我知道这肯定是一个机会，我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并不是冼笃信才有这样的感受。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党委副书记、公署主任雷宇“激动得夜不能寐”。不过，他很清楚，开放对于这个孤悬海外的海岛意味着什么。雷宇做出的决定是“进口13000辆汽车转卖到内地，赚两个亿就够了”。
　　闸门一开，全岛顿时陷入疯狂。海南岛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汽车，弄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能赚到上万元，这对于原来“征兵写标语买宣传纸的钱都没有”的海南人来说，其诱惑力可想而知。
　　就这样，那个让冼笃信辗转反侧了一夜的“机会”，被一种交通工具——汽车，表现得淋漓尽致。
　　冼笃信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后，冼笃信立即从南平赶回琼山，组建了琼山南联商贸总公司。
　　“只要你有朋友，就能够拿到批文，就能够搞到车，你根本不用考虑销路的问题。他们要不到车，我能要到，我有朋友。”冼笃信还记得，第一辆车就是托海口的朋友搞到的，他赚了12000元。
　　销路不用愁，愁的是资金。“批文是批给大公司的，然后交定金从大公司订，那个时候资金很缺的，有资金才能办成事。”
　　此时的冼笃信已经拥有了一个关系网，他利用自己的农场，在海口设了一个办事处，经常去北京、上海采购货物，倒卖汽车的启动资金都是从内地的朋友那里转过来的。
　　“大家都相信我，我的朋友也多，一下子有差不多200万的资金打到我的户头上，我负责搞批文、搞汽车，内地的朋友负责销售。”
　　据冼笃信回忆，最多的一次他一下子拿到22辆车。他把车开到酒店门口，在马路上排成一行，整个琼山县城都轰动了。
　　汽车生意让冼笃信完成了原始积累。保守统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赚了大约100万元！他的座驾也从日产得胜换成了蓝鸟，直到丰田皇冠。
　　“整个海南的第一桶金是雷宇做的，我的第一桶金，也得益于他。”在若干年后的广西，冼笃信曾怀着崇敬的心情与已经退休的雷宇进行了一番对话。谈及往事，雷宇告诉冼笃信：被降职、被处分，他都不后悔，是值得的，不过“如果当初走得再稳一些就好了”。
　　据事后清查，在短短半年时间里，海南一共签了8.9万辆汽车的放行批文，对外订货7万多辆。
　　冼笃信也认为“走得远了一些”，但他认为雷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为地方发展尽了全力，出事之后全部包揽了责任。因为那个时候雷宇还是海南行政区的公署主任，并不是党委书记，出了这么大的事，书记能不知道？所以说，雷宇在海南人的心目中，是了不起的人物。”
　　1984年9月，这场史无前例的汽车狂潮终被国务院叫停。中央工作组找到冼笃信，因为海南一个区检察院的处长出了事，处长说冼笃信给了他两万一，工作组让冼笃信认账。
　　“我说没有，两万一是很大的数字啊，再说他们(检察院)还欠我十几万的车钱呢！”冼笃信选择离开海南，一是出去看看，二是出去躲躲，“当时抓了好多人”。
　　离开的时间，是1984年底。一辆丰田面包车载着冼笃信一路向北，直到石家庄。
　　对于1984年，冼笃信总结说，“我认识到了国家政策的重要性，不管是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岛。”
　　海南建省造就的富豪
　　在离开海南的三年中，冼笃信开着自己的三菱小轿车，辗转于云南、河南和湖南等地，从贩卖猴子到走私手表，从烟草生意到倒卖肥料，“什么都做，有钱赚就做”。
　　1987年下半年的一天，冼笃信突然从广播中听到了海南建省的消息，他的心情仿佛回到三年前获悉海南成为开放区时的那个大雨之夜。
　　当年底，冼笃信重回海南。与上次从南平杀回琼山不同，这一次冼笃信并不是一个人。
　　冼笃信从云南某卷烟厂挖来一个总工程师，并将他的全家接到海南，解决了户口问题。
　　有了技术人才的支持，冼笃信先后开办了电镀厂、医用香精厂和一个进出口公司。后来，冼笃信注册成立了最终成就他“海南首富”地位的腾龙商贸公司。
　　日，海南省政府挂牌，中国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诞生。
　　第一任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来自广州，开发落后的海南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除了招商引资外，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盘活政府手中的土地。“中央把能给海南的全都给了，下面就看我们自己的能耐了。”许在一次讲话中说到。
　　正是在那时候，冼笃信第一次听到了“房地产开发”这个新名词。
　　冼笃信的公司位于省军区二所内，隔壁是一家来自汕头的国有公司。在一次聊天中，冼笃信得知他们在三亚有一块地，要进行房地产开发。这个编号为 “120”的工程，是三亚的第一个土地开发项目。
　　凭着商人的敏感，冼笃信相信“房地产开发”——这一陌生概念的背后，肯定隐藏着巨大的商机。他主动要求随汕头公司的人一起去三亚考察项目。考察的结果是，冼笃信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比倒卖汽车更能赚钱的生意。他决意进军房地产业。事后证明，冼笃信赶上了海南地产“淘金潮”的头班车。
　　“120”工程位于三亚市西河西路，经过与汕头公司的谈判，冼笃信获得了与对方合作的权利，拥有25%的股份。但400万的项目定金差点把冼笃信拒之门外，他手头上根本没有这么多资金。
　　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人，冼笃信的优势在于他的关系网，这是外地来海南的那些开发商所没有的条件。经过一番运作，冼笃信从一家金融机构属下的投资公司拿到了2000万元的贷款。
　　时值198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使刚刚起步的海南开发陷入低谷，又接连遭到三次强台风袭击，海南岛一片狼藉。
　　冼笃信最初只是拥有西河西路南段的开发权，在混乱局势下，与他一起开发路北段的汕头公司准备退出。但冼笃信非但没有听信朋友的劝阻停止开发，反而逆流而上，又花了600多万元将整个“120”项目全部吃掉。
　　冼笃信的这一做法几乎被所有的人视为“豪赌”，并且必败无疑。但他却有自己的看法：第一，这块地位于三亚市中心，一定能够赚大钱；第二，他为 “120”项目投入的5000多万元资金，其中有2000万是贷款。权衡再三，他感觉值得冒险。
　　“当初的三亚市也害怕我跑掉，我一跑掉，三亚的第一个项目就黄了。”为此，时任三亚市市委常委、副市长江上舟亲自挂帅，担任工程指挥部部长，城建局局长担任副指挥长。
　　这样一来，冼笃信无疑将自己与政府绑在了一起，模糊不清的政商关系成为冼笃信的最大筹码。
　　然而，开工典礼上的两件事却让冼笃信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第一件是宣布开工以后，放了两挂大鞭炮，本来放完之后，应该各有一声巨响，但是其中一挂就是不响，等了十多分钟，才终于响了。”
　　“第二件是鞭炮好不容易响了，但工地上一个巨大的牌楼又被一阵不大的风刮倒了。真是邪了门了！”
　　冼笃信没有想到，一个属于他和整个海南岛的疯狂的地产时代，就在这个“触霉头”的情景后上演了。
　　亲历疯狂的地产
　　海南岛没有让冼笃信等得太久。“120”项目开工后，从1990年开始，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就开始呈现渐进式升温的态势。
　　1992年初，邓小平二次“南巡”的效应，立即引爆了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全国各地的资金争相涌入这块仅有34万平方公里的岛屿。
　　冼笃信的好友、时任一家香港房地产公司驻海南办事处总经理的苏勇向记者回忆说， 1989年，地价还只有三四十万元一亩，到了1992年，这一价格已经涨到200万元以上，1993年，每亩地已经涨到了500万元！
　　“大家突然意识到原来地皮这么值钱，你有一个公司，先拿到一块地，然后用地作抵押，再到银行贷款，甚至房子还没有建好，就能抛出去，根本不用你操心，就有买家找上门来。”冼笃信说。
　　“滨海大道上到处飘扬着五颜六色的地产广告，做生意打个电话就行，一块地倒手五六家，基本上每个人都能赚到钱。”苏勇记得，他只打了两个电话，过了一晚上，价钱就从170万涨到了230万，“那时候赚60万都觉得没有意思”。
　　这时，冼笃信当年被人认定的那场豪赌终于赢大了，他将“120”项目的土地出手，赚了十多倍。接下来，他用赚来的钱在海南四处买地，最多的时候，他手里握着约5000亩土地，当时总值超过10亿元。冼笃信成为当仁不让的海南首富。
　　1993年，冼笃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他成为海南全省第一个除政府官员之外的全国政协委员。
　　冼笃信还在海南省电视台给全省人民拜年，做广告，从初一到十五，出尽风头。
　　1994年，《福布斯》首次对中国富豪进行排名，冼笃信以5亿元总资产进入前10名，位居希望集团刘永好、东方集团张宏伟之后。这个偏居海南岛的小个子男人，在33岁的时候一下子浮出水面，成为商界耀眼的明星。
　　“我的资产当时卖出10个亿没有问题，但刘永好起步不久，我不敢太张扬，觉得自己前面有人挡着，就很好了。”冼笃信说。
　　他没有将中国富豪的称呼看得太重。“我更看重全国政协委员，这是一种特殊的认可，说明民营企业可以走上政治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冼笃信发行了2700万元的公司债券，上面印着他的签名，由专门的印钞厂印制。“可以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发行债券的私人企业，债券1000块钱一张，全国发行，一出来几天就卖完了。”
　　暴风骤雨
　　就在海南房地产市场热浪滔天时，1993年3月，时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的马蔚华找到冼笃信，告诉他目前有20个省的银行资金吃紧，中央很有可能会紧缩银根，“要有所准备”。冼笃信不以为然。
　　此时，有关中央将要进行宏观调控的风声也从各个渠道传出，少数敏感的人开始将手中的地产出手，包括冯仑、潘石屹、王石、任志强等人。他们成功逃顶的判断从何而来未有定论，但用冼笃信的话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当时还排不上号”。
　　马蔚华的话在三个月之后得到验证。6月底，中央突然下发文件，重拳出击混乱的房地产市场，在紧缩银根的同时，整顿金融秩序。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后来，冼笃信将这次宏观调控视为一面墙。“如果你奋力一跃，翻过去，或许就是一片坦途；而没有翻过去，可能就是破裂的泡沫将你淹没。”
　　在这个文件下发不久的一次海南商会座谈会上，马蔚华劝在座的人：“有地的赶快变现，尽早脱手，拿钱在手。”会后，马蔚华特意找到身为商会副会长的冼笃信，再次郑重告诉他：“这次宏观调控与以往不同，会很严。”
　　可是，冼笃信仍没有听进去。他不仅没有将手中价值10多亿元的地皮出手，还拒绝了拿着几千万支票找上门来买地的客户。
　　这一时期，还有人动员冼笃信把公司上市，他也拒绝了。“我不缺钱，上市以后的管理又搞不懂，我干脆不上了。”
　　他再次选择了逆流而上，但接连失手。
　　冼笃信先是因为建高档酒店，被马来西亚人骗走400万美金，接着，又因为“政府的关系，抹不开面子”，在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论证的情况下，到五指山投资几千万元项目，几乎都打了水漂。
　　当时，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曾经找到冼笃信，邀请他去开发，并且答应他看重哪块地随便挑，好地段的价格也不过二三十万一亩。冼笃信为此组织了一个考察小组来京考察，但最终没有落子京城。
　　他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投资名不见经传的二级城市衡阳。
　　时隔多年，冼笃信依然记得当初衡阳旧城改造项目开业时的情景：“湖南政协主席来了，湖南省长来了，海南的政协副主席过去了，可以说，在衡阳的时候是轰动啊，我拿了三百万做奖金，刻了一个纯金的金牌做礼物，发给大家，上面有公司的标志。”
　　后来有很多文章探究冼笃信选择衡阳的真实原因，冼笃信一概否认。“我投资衡阳是因为感情问题，”冼笃信说，“因为我爱的一个人在衡阳。”
　　至此，这个在海南开发前和建省之初，牢牢抓住机遇的企业家，却在大环境骤变时失去了方向。“昏了头了，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肯原谅和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愚蠢的决策。”他说。
　　在宏观调控的冲击下，海南地产泡沫破裂，市场陷入大萧条。冼笃信的巨额财富几乎被蒸发殆尽，他成了一个“最成功的失败者”。
　　冼笃信将自己当初的失误总结为三个方面：“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把资产处理掉；第二个失误是没有上市，那个时候上市一点问题没有；第三个失误是投资地点没有选择北京、上海。如果选择任何一个城市，凭借我的性格，中国的地产史肯定要改写。”
　　看重与政府的关系、义气用事、感情用事左右了冼笃信的投资判断，这种在其创业初期所倚重的商道，让他的判断发生了错误。
　　十年卧薪尝胆
　　实际上，这并不是一次不可躲避的风暴，冼笃信本来有足够的时间从容脱身，但他却坐失良机。“真正意识到危险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冼笃信这样描述当时的局面。
　　如果你走在1995年海口和三亚的街道上，就会发现一道很独特的景观：各种各样的烂尾楼，有的只是钢筋水泥的空壳，有的甚至刚打好桩基。这其中，有些烂尾楼的主人就是冼笃信。
　　“一潭死水”。冼笃信如此形容进入泡沫时代的海南地产，“那个时候整个海南差不多有超过500亿的资金被套在地皮和房子上吧，很多人都没有跑掉，跳海的跳海，跳楼的跳楼”。
　　冼笃信没有跳楼，也没有跳海，虽然那个时候他赔得很惨。从15岁就开始走出海南岛做生意的他，毕竟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胸襟，他用了很长时间来做一件事情：反思。
　　他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从倒卖汽车到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这十多年的好光景，说到底是因为政策而起，而现在政策没有了，政府有心无力，只能靠自我，首先不能让自己倒下去。原来自己几乎全部把钱压在房地产上，太单一，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必须多找几条路。
　　冼笃信开始读各种各样的“起死回生”的故事。“我为项羽感到可惜，他完全有能力渡过乌江啊，渡过了乌江可以东山再起嘛！自杀算什么英雄？”
　　冼笃信拒绝做项羽。他卖掉了自己的奔驰车，开始了新一轮搏杀。
　　他首先成立了一家防伪技术公司，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电话电码防伪系统工程”。到了1997年，冼的这家公司已经建起了近900个亿的数据库，拥有40家省级分公司，盈利情况非常可观。
　　同时，冼笃信还投资近400万元成立了当时极少有人涉足的旅游网络公司。1998年，他组织了二十多名科研人才，研究开发出“腾龙全国联网酒店订房系统”，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吸引了全国370多家星级酒店加盟。
　　一切看起来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命运没有眷顾苦苦挣扎的冼笃信。就在防伪技术公司准备上市前夕，他的一个手下因私刻公章被查，连累整个公司被法院查封；而处于业务发展期的旅游网络公司，也因为冼的大哥被骗，为了替大哥还债，办公楼和办公设备被法院拍卖抵债了。
　　冼笃信再次陷于事业的低谷之中。就在这个时候，春天来了。
　　1999年，为盘活海南烂尾楼，国务院出台了多项免征营业税、契税的政策和专项补贴，大大加速了烂尾楼的重启进程，也让之前无人问津的烂尾楼有了市场。但此时许多烂尾楼的主人早已不见踪影。2000年，当时的三亚市政府使出了一个狠招——炸楼，先在三亚大东海旅游区炸了几座。
　　这一做法震惊全国。冼笃信从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楼也在要炸之列，他赶紧跑到三亚，找到相关部门，运用之前积累的关系，保住了自己的烂尾楼。
　　“最困难的时候，政府给足了我面子，没有炸掉我的楼，当时报纸都登了要炸掉我们公司的楼。”冼笃信回忆说，他将三亚的大部分楼盘出手，回笼了部分资金。
　　他还在牵挂着湖南衡阳的房地产项目。之前这个“判断失误”的投资，此时却变成了冼笃信的“避风港”。
　　“那时候他到衡阳来，住小旅店，抱回一大箱方便面吃。”冼的一位衡阳好友向记者回忆说，“但是他精神状态很好，和发达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始终在耐心地等待机会，对自己充满信心。”
　　在沉寂10年之后，海南房地产市场终于从2002年逐步回暖，海南经济开始稳步提速。冼笃信看到了希望。他逐步处理掉在衡阳的地产项目，收回五六千万元资金，重回海南。
　　2003年的大年初一，冼笃信家里来了三名客人。这三名客人都是他家乡的“父母官”：海口市龙华区委书记、人大主任、区长，邀请他参与家乡建设。
　　在总结了自己的教训后，冼笃信为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单独做项目，都要寻找合作伙伴，因为只有合作才会有制衡，相互制衡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决策的正确。
　　2003年9月，冼笃信与区政府合作的海南龙华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冼笃信出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
　　对于冼笃信此次东山再起的最大质疑集中在他的资金来自何处。有人说主要来自银行贷款，有人说来源于政府支持。关于这个问题，冼笃信选择了回避。他只是反复强调：我还有精力，我拥有别人没有的社会关系和经验，我还可以重新来。
　　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失败者
　　在龙华公司的简介上，冼笃信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所有的失误都是我个人造成的，当初我和刘永好、张宏伟都是平起平坐，现在他们已经走了这么远，我还停滞在原地，甚至往后走。”
　　“我可以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失败了，”冼笃信说，“那个时候社会上很多人还不知道我的情况，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失败者，承认失败，对于我是一个好事情。”
　　2004年博鳌房地产论坛上，他见到了当年从海南“逃生”的冯仑、潘石屹和任志强。冼笃信第一个发言：“今天坐在台上，他们三个是以成功者的身份回答问题，我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和你们对话。”台下一百多家房地产公司的代表一起为他鼓掌。
　　论坛结束，任志强找到冼笃信说：“冼老弟，没有关系，相信你一定会重新起来。”
　　2006年，冼笃信重新开上了奔驰。现在，为招待客人而订购的奥迪Q7和奔驰越野车也已在路上。只不过，这时的他已不再是原来那个冼笃信了。
　　他学会了节俭。他请湖南来的朋友泡温泉，会陪朋友去休闲中心的商务区买25块钱的泳裤，然后打电话给手下，让手下在路边小摊上为自己买15块钱一条的泳裤，这样能省10块钱。“不该花的就不要花了。”他说。要知道，他原来一年的招待费就有1000万元之多。
　　他学会了专一。为了集中精力做羊山休闲公园，他停掉了在重庆一个与煤炭相关的项目，将三亚、琼海和湖南的一些土地转手出去，而不是像原来“撒了太大的网，最终一条鱼也没打上来”。
　　作为教训，他说现在不会因为政府的关系和面子去投资。“像原来五指山的投资，几千万扔进去，连个泡都没冒，现在绝对不会了，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分析。”
　　他也学会了忍让。他与刘永好联手做了一个海口国家森林公园，前期已经投入了500万元，办公楼都盖好了，但是市里找他谈话，让他让出这个项目。于是，他选择退出。
　　也正是这个流产的国家森林公园，让冼笃信错过了这一波海南地产热潮。
　　“我因为这个项目，没有参与三亚、海口等地的项目，说实话，损失最大的是我，我有朋友在这一波中已经赚了十亿八亿，但我不怨别人，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的致命弱点是我的性格，我比较容易相信别人。我经不起求，心不狠，商人的心应该狠一些，该砍的时候应该砍，该拿的时候应该拿，该要的时候就要。”
　　说这番话的时候，冼笃信的脸上满是落寞。
　　对于这一轮因为国际旅游岛而兴起的地产热，冼笃信直言：“这次海南岛的热是真热，不是假热。不像上次那样，现在中国人的购买力是很强的。你看海南岛的房子的销售，内地的人居多，人一般都是买一两套，像我的合作伙伴，在海口买了十几套房，现在卖出去都能赚一倍多。这些房子真的能卖出去。”
　　其实，在海南成为国际旅游岛两年之前，刘永好曾经找到冼笃信，让他帮忙找一块靠海的大块地来开发。冼笃信曾经带刘永好和妻子去海口和三亚看了两块地，其中有一块1000多亩，那时候每亩才20万左右。
　　“但是刘永好没有下决心要，如果要了现在不得了。”冼笃信为朋友感到惋惜。
　　不过，当提起他的羊山休闲公园项目时，他开始兴奋起来。“我希望在三年后，现在这个村子有500人，每家每户都有农家乐开业。”
　　显然，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上一轮海南地产热中那个游走于“赌博”和“冒险”之间的冼笃信。
　　已经重新站在起跑线上的冼笃信，将2010年定义为他事业的起飞年。
　　20年，冼笃信经历了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人生轮回。那些宝贵的积累，正是他再次登高的力量。 &
　　冼笃信自述
　　“我所认识的郑先平”
　　民间曾经有个说法，海南民间有四大天王，郑先平就是其中一个。
　　郑先平是一个脑瓜灵活的人，他也是琼山人，和我是老乡。原来，他是在粮食所上班的，公职人员，大家那个时候都很羡慕的。后来，他跑来给我开车，给我开了差不多一年的车。
　　做我的司机，经常跟着我出去，他认识了不少的人。接触时间长了，我也慢慢地了解他，他和我差不多，讲义气，够朋友。我后来在腾龙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给他。后来，他出去单干，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那应该是海南刚刚建省的时候。他的第一笔贷款还是用了我的一块地做抵押的，不到十亩地，贷了30 万。那时候，大家都差不多，什么赚钱做什么，做过药厂，跑过船队，大约1990年的时候，他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名字应该是宝平发展公司吧。(郑先平后任海南省宝平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编者注)
　　有人说我培养了一个竞争对手，但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做起来的啊，我也是从一无所有做起来的啊，大家都需要朋友帮忙啊。他确实有能力，自己做得很好。
　　不过，在上一轮的房产泡沫中，他也没有跑掉，也赔得很惨。其实，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的话，那一轮成功跑掉的，比如潘石屹，王石，冯仑啊，他们都不是海南人，他们都是外来人，来海南淘金的，像我、郑先平和张泰超，没有跑掉的都是本地人。不过，实话实说，那个时候，我和潘石屹、王石他们，没有打过交道，他们那时候还排不上号。
　　郑先平比较遗憾的事情，是错过了民生银行的入股。大约在1994年，民生银行刚建的时候，要拉一些人入股，郑先平本来打算入股几千万呢，但是后来放弃了。如果当时入股了，他会很了不起，就像我的朋友刘永好。现在，关于他的消息很少了。我们其实都一样，经历过辉煌，寂寞也耐得住。
冯仑：从学者到商人
1990年代的冯仑 受访者提供
2010年冯仑 摄影高鹏
　　冯仑　从学者到商人
　　二十多年前，冯仑和很多人在海南一起“飙车”，大部分人撞到山上，他拐过弯来，一路狂奔。现在，他再次回到海南。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大年三十，冯仑在三亚度过。阳光、沙滩、度假酒店。此时，中国大部分土地上，人们穿着厚重衣服，戴上手套、捂紧围巾抵御寒冷。而三亚热辣的阳光下，穿着清凉的游人熙熙攘攘，人多到令他感到不可思议。
　　他数次来到这座岛上。
　　1988年，他是有行政级别的学者，乘军用飞机前来，一下飞机，看到满目荒凉。
　　1991年，他从北京“逃”来，想到的是可能的“金矿”。
　　此后数年他穿着体面，形色匆匆，如过客往来。去年，他和中体产业集团合作在海南开发一个项目。这是他近二十年来第一次以投资者的身份回到海南。
　　“现在想来海南的岁月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在中国大饭店咖啡厅的一角，冯仑如此对《中国周刊》说。他说话时身体微微前倾，头发短得像小树桩一样，深蓝色的衬衣配上同色系的裤子，光滑干净的皮鞋发出柔和的光芒。回想起海南岁月，他的语调不由地升高，面带含蓄的笑意。
　　公派闯海
　　二十年前，他不是这样。用冯仑自己的话说，那时“头发比较长，穿个大裤衩、拖拉着拖鞋在海南的大街上晃荡” 。
　　1988年，随着海南建省，10万青年渡过琼州海峡而来，冯仑也来了。他被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来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29岁的他想大干一场，以做研究的方式参与改革。上头给他的头衔是常务副所长，不过，他拥有的所有公产只有5万元钱、一辆车、一台电脑和一万台彩电批文。
　　关键是那一万台彩电批文。海南省当时的意图十分清楚，财政有限，只能给政策了。一万台彩电批文很快被卖出去。20万元的研究经费手到擒来。
　　海南本来是他走学者报国之路的理想岛，不过，一年之后，海南发展改革研究所就突然解散了，他成为了没有单位、没有工资的闲人。他来到北京，等待他的是机关研究院紧闭的大门。他要找维持生计的工作，牟其中接待了他，给他南德集团总办主任兼任西北办主任的职务。
　　冯仑曾是中央党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生，也曾借调到过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体制内身份，随着他踏进南德的大门消解了。
　　观念上的转变是必然，简单地说，冯仑认为南德教会了他“生意是什么”。
　　到南德后，他第一份具体工作就是办企业内刊。最后他大事小事一把抓。有一段报道记录了他当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片段：“牟其中的母亲去世后，当时太平间的一位工作人员对忙着给牟母穿寿衣的冯仑说，学会了这个，你就多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那时，他仍希望重回体制内，“心理压力很大，来回晃。到底是做生意还是做学者？”他和一群同样学者出身的伙伴讨论多次。其间，他们想到办一个公司，主要业务是帮人出书、写文章、开会然后积累资金后再谋发展，冯仑给它起名字叫“万通”，就是路路都通的意思。这是后来万通公司名字的典故。
　　1991年，冯仑以装病的方式悄悄离开强人牟其中，他要走的是和牟其中不一样的道路，而海南成为他的归途，“这是当年唯一一个可以创办皮包公司的地方，在别的地方完全没有可能创业。”他笑道。
　　如果说1988年的海南因为建省而热，1991年的海南则已经处于大开发的前夜，大把的机会开始出现。
　　冯仑和前同事易小迪，从南德过来的王功权、刘军、王启富一起几个人东拼西凑了3万元，作注册公司的前期费用。新公司叫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1993年，通过产权改革，此公司变革为万通集团公司，冯仑任董事长。)注册完公司，他们兜里只剩几百元钱。半年后，潘石屹加入，后来，人们称他们为“万通六兄弟”。
　　创业过程是曲折的。为了求人办事，他们请对方唱歌、喝酒直到深夜。埋单的时候，冯仑傻眼了，一千多元的大单超出了他们几个人身上的现金总额。他赶紧让客人先走，同时让其中一个弟兄去外面借钱。“凌晨一点半，一个弟兄满大街借钱，而其他的人就留在歌厅当做抵押。”结完账，他们搀扶着走出歌厅的大门，冯仑至今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到底睡在了哪里。“好像是谁的朋友家，我们几个人在地上铺了张席子，睡在那里。”
　　听起来，注册农业高技术公司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当时企业需要挂靠单位的政策。不过，他们确确实实找银行贷款做了几个农业项目。
　　公司第一个农业项目是“种衣剂”。把玉米种子和化肥搅拌在一起，其中包含了一些抗虫害的农业技术。“种了试验田，产量比普通种子高，丰收了，还吃了。”
　　他还跑到广西万通(海南万通的全资子公司)，跟易小迪一起做香蕉苗的生意。“无土栽培技术弄的，一株卖几毛钱，”广西万通一度成为当地最大香蕉苗生产企业。
　　玉米种衣剂的项目最后赔了本，广西香蕉苗项目也没丰满他们的荷包。这是产业化的初期阶段，如果坚持下去，扩大生产未必不会赚钱。但是冯仑他们一合计，决定把农业项目都卖出去，因为同时做的房地产项目太赚钱了。
　　第一桶金的故事被他一句话带过去了，“你们媒体就喜欢问这个问题”。对于媒体上流传的万通发家故事有一个这样的版本：他向北京的朋友借了500 万元，借此向银行贷款了1300万元，买了几栋连体别墅，转手赚了一大笔。
　　其实，不管是第几桶金，那个特定的时间地点都上演着相同的剧目。流在土地中的汗水不会成金币，但是几张房地产图纸就能堆出金山。那是1992年到1993年的海南房地产狂欢时期。在他的印象中，满大街都是买卖房产的人。“买是为了卖。” 当时全国三十多个地级市都在海南设立了房产公司。
　　1992年，三亚。有个朋友介绍来的人手持“蓝线图”指着一片地对他说，这块地你看如何？冯仑看了看光秃秃的土地，看看湛蓝的天空，其实他并不太清楚。当时冯仑认为，有蓝线图就很牛了，要是有一个规划部门核准的红线图，在边界上盖上红章的，那就更牛了。300万元的价格，冯仑买下来，转手立刻赚了一倍。
　　通过这样的方式，冯仑赚了很多，其间也发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一次，冯仑大赚一笔后还朋友的钱。还完500万元，他对朋友谈起刚做的房地产生意。朋友问他，你买的那个楼是跟谁买的？他说跟谁。朋友再问他，你是不是把楼卖给了某某？他说是。朋友一拍大腿，“哎，我底下一个公司卖你的楼被我另一个公司买走，资金还是我借给你的，最可笑的是我们竟然都不知道。”
　　海南房产的泡沫也沸腾了周边的房地产市场。1992年，广西北海的地产价格也神奇地变化着。春节前，“六兄弟”中的一个说去到广西给大家“办点年货”，发点奖金。去的时候带着500万元，不到一个月，多揣了600万元回来。经过是这样的，在北海最好的酒店，他在三楼签买地合同，然后在六楼签了卖地合同，直到钱落入口袋，他们连那块地的真容都没来得及窥见。
　　当天夜里，在海南的大排档里六个人庆功。他们醉得一塌糊涂，光啤酒瓶就摆满一桌。走前，一个人拿个空瓶对着桌上的啤酒瓶一扫，“哐当”一声，满地的碎片留在他们身后。
　　不找靠山
　　若干年后，冯仑回忆海南泡沫带来的感觉，他直言“很High，快乐和陶醉。人对整个秩序感知混乱和角色错位的时候就会这样，好像神经病和喝醉了酒的人”。
　　钱来得太容易，整个海南房地产有一种迷幻的气息。在一个娱乐场所，冯仑亲眼见到一个客人给一个歌者20万元的小费。
　　尾随钱而来的就是物质享受。“我们很奇怪，都不怎么花钱。”不过，冯仑和同伴也会去玩。他说，去娱乐场所，一个人去是好色，一群人去是消遣和应酬。“我们都是一群人去。而且一周也就一两次。还都是推不掉的应酬。”
　　一周有那么几天的中午，实在热得不行，冯仑和伙伴会去单位对面的发廊，花十几元坐一个小时，那里有办公室没有的空调。
　　1992年到1993年的一段时间，冯仑和王功权一家共住一套房子，他有单独的一个卧室。夜里，他估摸着王功权一家休息后才回住所，早上又谨慎而敏捷地赶紧出门。“天气太热，回家太早了不方便。”
　　很多个夜晚，在海风里、椰子树下，长发飘飘、穿着大裤衩的他常做的事就是找一帮朋友侃大山，一边在大排档宵夜。
　　听起来，这不像是暴发户的生活。事实上，这也绝对不是一群头脑简单的炒房客。冯仑兄弟几个讨论的话题多是“阳春白雪”、“家国天下”。
　　他和他的兄弟们追求的并不仅仅是金钱，这些个出自体制内科研院所、党政机关的学者们在1992年共同写了一篇文章《披荆斩棘共赴未来》。
　　直到现在，冯仑仍很能背诵出当时写的话，“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
　　熟悉吗？用句时髦的话，这不正是现在的企业家们大谈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冯仑说，当时他们就是这么想的——做企业，以此推动社会的改革。这也就能理解海南泡沫让他们有种迷幻的快乐，但并没有消磨他们的意志。
　　在生意上，冯仑还是个新人，他的生意经大多来自南德的两年经验，还有一部分来自他的合伙人王功权，王当过房地产公司的老板。
　　当冯仑需要老师，需要典型教材，他习惯地翻开了《胡雪岩》。
　　他在做学者时，曾经翻过这本书，但也就是翻过而已。他欣赏的培根说过一句话，读史明智。要做好商人首先要了解大商人的起伏喜悲。在海南时期，他逐字逐句读这个人，和其他几个兄弟围坐在一起讨论胡雪岩，研究这个红顶商人的红与黑。讨论结果是，大家都认同一条，不找靠山。“李鸿章要扳倒左宗棠，而扳倒左宗棠首先要扳倒胡雪岩。”
　　冯仑说，靠山说不定哪天就变成了火山，“我们当初就确定了不搞权力寻租那一套，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企业可能赚钱慢一些，但是都很稳，六个人没有一个人出事。”
　　海南的泡沫经济烈火烹油之际，1992年底，冯仑来北京和朋友聊天时得知一个消息，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即将出台文件。那时，冯仑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残酷后果，不过这坚定了他的一个想法，离开海南，“到更大的舞台上去折腾。”
　　1992年底，万通的注册资金已经改写为5000万，拥有1亿元的投资能力。当年的皮包公司已经鸟枪换大炮，他们要选择的是，海南之外，到底赚什么钱。“当时万通的赚钱机会很多。”冯仑说。
　　他们决定移师北京、上海等大城市。1993年，万通在北京阜成门地铁附近起势，盖出了万通新世界广场。这也是万通会避免海南18000家房产公司命运的原因，后者绝大多数留恋海南，死在海南泡沫破碎时。
　　“差那么一点点，”回过头来，冯仑心有余悸。
　　有关尊敬
　　此前在海南，冯仑并未感到恐惧。“就像小孩玩火不害怕一样。”
　　随着海南泡沫经济破碎，大批公司倒闭，有人自杀、有人坐牢、有人一贫如洗、有人流亡海外。那些当年名声显赫的海南公司，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辉煌岁月，像海市蜃楼，一瞬间都不见了。此后数年，海南的景观被外界戏谑为“天涯、海角、烂尾楼”。
　　冯仑说，我们跟大家一样是普通人，会受普通诱惑、犯普通错误，只是改正错误更自觉些。“好比大家都在飙车，前面的可能撞山上面去了。我‘啪’的一下拐弯避过去了，不是说我前面速度不快，我也飙，就是拐弯了。”
　　虽然及早“拐弯”，但海南经济泡沫破碎给万通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加上万通离开海南后进行的多元化投资战略，1995年万通负债高达到3亿元。那时承受的心理压力之大，冯仑至今记忆犹新，“我现在负债少就是和那时候有关，再也不愿意那样了。”
　　今天，海南当初最出名的企业大多死去。用冯仑的话说，活下来的都是没什么名气的小公司，“像万通当时要倒着数的”。
　　而万通能够幸存下来，到今天不断发展，他认为法宝在于围绕着一个目标不断调整自己。从1992年他们写文章明志，就一直有个愿望，建立一个受人尊敬的民营企业。他笑言，“只是那时候这个愿望不为人知。”头一个十年，万通根本不被关注，2000年以后随着房地产热，冯仑和六兄弟的故事才被公众熟悉。
　　冯仑说，这个发展过程就好像马拉松赛，相当长时期是跑给自己看，要耐得住寂寞。正因为有恒志，“守正出奇”，所以才能抵御很多诱惑，耐得住寂寞。“跟什么勾结一下，拿一块便宜的地。我们基本上不做。就是赚钱慢些，用时下流行话，哥拼的不是规模是寂寞。”
　　今年春节大年三十，冯仑和一个企业家朋友在三亚还在谈论这个事情。冯仑说，能否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民营企业已经关乎着改革能否继续的问题，如果我们所有的民营企业好好做，会得到政府、社会更多的支持，中国改革市场化的方向不会停止。如果我们通过改革做出来的人大多是有钱的坏人，那么改革就很可能会倒退。这关系到个人、企业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民营企业如果不能做到受人尊敬，而只是有钱，这对中国的改革是一种伤害。”
　　回到海南
　　2009年，离开海南快二十年，万通公司重新以投资者的身份回到海南。
　　占地2200亩，总投资超过50亿元的三亚奥林匹克湾项目正在准备中。经过一年多的沟通、商议，万通公司和中体产业集团合作地产的项目确定在海南安家。
　　2009年年底，就在他们和海南省签定意向协议后几个月，一波投资海南的热潮又来了，海南三亚的楼盘一天一个价格，人们彻夜排队守在售楼处。
　　人们不免要问这个过来人对海南此轮投资热潮的看法。“现在海南的房地产泡沫是有一点，高价维持不了几个月，但这次投资热潮是有真实需求做支撑，不像上次泡沫时期人们买房是为了卖房。”在冯仑看来，这次投资是长期考察、理性思考的结果。“三亚是万通考虑做度假产品的落脚点，准备过程中也并不知道国际旅游岛的定位会被批准。”他也直言，现在做生意大家都理性，但“一理性就痛苦死了”，远不如当初海南泡沫一无所知时那么痛快。
　　去年他去海南考察项目时，站在同样的海边，眼前浮现的是1989年和易小迪他们开着车来到这里的画面。荒凉的土地、安静的沙滩、清澈的海浪。天气很热，他和易小迪看看四下渺无人烟，脱了衣服，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激起浪花一片。
　　现在，沙滩上人如流水，不远处一排排白色的度假酒店，毫无个性地矗立在那里，“单调极了”。他会指着大海，跟身边的人说起当年他们在这里的故事，但也仅仅是谈资。他头脑中转动的是投资回报率、产品竞争力等等。
　　那些单纯快乐的日子他再也回不去了。那时他只扮演自己，那个叫做冯仑的角色。“现在要扮演的角色很多，偶尔要装伟大、装成功。”
　　春节期间，冯仑给亲朋好友发去拜年短信，当时海南农业高技术公司的主管部门领导，回短信称他为“红色资本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队伍里的致富标兵”。
　　此话有根据，他五十一岁，是学者，主编过《中国国情报告》，著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等，译著包括《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
　　他是著名的地产商人，以“江湖”气质闻名，追求“绿贞操”，从公众的演讲台上到自传中都喜欢用段子来说事，尤其擅以女人作比喻。
　　二十年，从1992年在海南壮志凌云地写下《披荆斩棘共赴未来》，到现在民营企业是否受尊敬关乎改革成败论；从他出自传总结民营企业的原罪，到分析民营企业的生长极限；从给企业建立“祠堂”，到要拍100集的反映民营企业发展史的电视剧。冯仑总是让人感觉不像一般的商人。
　　“嗨，我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士大夫的精神享受。”他这样说自己，不过，他补充了一句，“现在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已经没有了。”
　　海南这个小岛，把他从学者或者官员彻底推向了企业家的角色。回首二十年，他说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不曾感到遗憾，因为两种角色不能比。“好比跑步的和唱歌的怎么比较？”
　　但不管他如何身份，如何角色，他总似有若无的和海南的莽撞岁月联系在一起。
　　“听说一个很厉害的海南起家的某某得癌症去世了。”
　　“逃亡海外已久的信托公司某总回来了。”
　　不久前，冯仑和一帮企业家边吃饭边聊“八卦”。与餐者都曾在海南闯荡。北京CBD一半的楼都是由这帮闯海人盖的。他们叹息或者惊讶，相互感怀之后，那遥远的海南记忆又生动起来。&&
　　冯仑自述
　　信托公司老总教我们打牌
　　海南泡沫最鼎盛时期也是信托公司最红火的日子。信托公司的老总是当时最有钱的。比如海南港澳信托投资公司，那是当时最有名的信托公司之一，牛到什么程度呢，所有人都找他们，排着队想见面，就是见不到老板。
　　我和潘石屹他们那时很年轻，有理想，要学先进。好不容易有天见到港澳信托公司旗下一个公司老总了，人家离着好几米的距离跟我们谈话。
　　那时候我们就是几个小孩，想学点生意经，跟他请教公司怎么办。他呢，说了一通，包括怎么打牌之类的。见完他出来，我们兄弟几个面面相觑，感觉不太好。
　　海南泡沫后，几乎所有信托公司的老总都被抓起来了。有的在监狱里面病死了，有的逃跑了，有的至今还在监狱里。
　　他们是海南泡沫历史上最惨烈的一群人。房地产泡沫沸腾时，他们是房地产最大的推手，风光无限。宏观政策一变，就全部做了这场泡沫的祭奠者。
　　一方面，虽然他们受到惩罚，但是他们是最先做探索、最先冒险的人。革命时期，会有谭嗣同那样血洒菜市口的先烈。在经济改革前所未有的实验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付出了一生的代价。我们是绕过他们的尸体前行的，我很尊敬他们。
　　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社会进步、社会转型的残酷一面，警示我们依法办企业，更好地控制自己，要“守正出奇”。
张宝全：文艺青年的海南涅槃
年轻时的张宝全-受访者提供
张宝全 摄影高鹏
　　张宝全
　　文艺青年的海南涅槃
　　第一次去海南时，张宝全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没多久。在海南，他只待了半年，收获的不止是第一桶金。
　　2004年，他最早地重新回到海南，连续开发多个地产项目。好似未卜先知，海南在2010年重新大热时，张宝全已在这里布局成功。
　　中国周刊记者& 田乾峰 北京报道
　　在今典花园的办公室，张宝全打开办公桌旁的大音响，背景音乐萦绕耳畔；他养着几只彩色的鸟儿，飞过涓涓流水旁的绿植，一派自然生机。窗外，楼宇相间，车来车往。
　　2010年1月，随着海南房地产引发的热潮，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在海南投资房地产的故事，不断被媒体关注和好奇。
　　张宝全曾是一名文学青年，热爱文学，写小说，出版过报告文学《强兵强将》，中篇小说集《啊，哈雷》、《火祭》等作品。
　　1976年，19岁的张宝全入伍当兵。1984年，随军上老山前线任战地记者。四年后，他转业到北京，骑着自行车，从东城跑到西城，和朋友做起了生意。
　　其中，一笔石油生意，让张宝全和朋友赚了5万元钱，他分得1.5万元钱，在当上“万元户”就很牛的1980年代，这笔钱支持他到北京电影学院读完了导演专业。
　　1992年毕业时，张宝全35岁，张宝全的老师谢飞，为筹拍《本命年》需70万的“巨额”资金，到处找钱。想当导演，对一个双手空空的年轻人来说，几乎不可能。
　　最初，张宝全想着要是能够挣到50万，然后，再回来当电影导演，拍电影。“我想，老师拍部电影需要70万，学生50万应该就够了吧！”为了挣到这50万，张宝全选择了“下海”经商。
　　当时，时值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掀起改革开放的新一轮高潮，深圳、海南进入创业热潮中，人人争当个体户，争相下海经商，一片繁荣景象。深圳、海口等城市，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桥头堡。
　　在这股全民热潮中，张宝全南下第一站，先来到深圳。抬头四望，他发现深圳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机会。他看见周围的人都穿着皮鞋。看不到机会的他，选择离开。
　　转头，继续往南，来到海南。
　　海南让他感觉，身边有很多人还“光着脚”，也有人穿着“草鞋”。这让他很兴奋。站在海南的土地上，他觉得，似乎到处都是机会。
　　张宝全到海南不久，日，国务院批准，要在海南建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批准设立了海口保税区。炒卖地皮之风一时兴起。
　　当时，工商银行下属的一家企业认为张宝全善于管理和经营，就委托他办一个二级房地产开发公司，然后要求他一起合作开发。张宝全花了一星期时间，全部给办完。
　　起初的生意经，非常简单——先找好买家，再利用银行的资金，找到上游的土地，转手卖出，风险很小。
　　张宝全说，那时他还是个“无名之辈”。他只听闻过冯仑的故事，像老潘(潘石屹)、王石等著名地产商还没有耳闻。
　　他注册的安泰公司刚创立时，公司配套极其简陋，从总经理到扫地的，就他一个人。全公司最昂贵的办公设备是一个286电脑。
　　张宝全普通话不好，也不会打字，他用这台电脑熬夜学拼音，自己打出来了公司里的第一份“红头文件”。
　　并没有太多从商经验的张宝全，牢记着经济学理论中讲的道理：“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投资房地产生意时，他同时注意到大量的粮食和货物进出海南，便成立了一家海运公司，买了一些二手船，开展另外一项生意：海运。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个教条式的道理帮了他，在他房地产生意遇到经营困境时，海运生意帮他分散了风险。
　　生动一课
　　从1992年底到1993年中旬，那半年时间，张宝全看着周围的人，拿到一块地，一天涨一个价，看着一个人从一无所有瞬间暴发，看着一个人怎么成为富翁。又看着那些人，挣的钱越来越多，拿地的胆量越来越大，最后落水，变成负翁。
　　1992年开始的经济热潮由于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到了1993年的下半年，已经出现极度过热的现象，信贷规模急剧膨胀，物价飞涨。
　　不过，目睹当年海南的经济过热现象，对张宝全来说，却非常重要。张宝全比喻说：“这就像在当年部队打仗一样，打仗，解决的是生死问题；海南，解决的是经营问题。其实，经营的本质就是规避风险。”
　　从海南“淘金”回来，凡事在做决定前，他常和公司员工讲，“先不要告诉我你能挣多少钱，先告诉我有多大风险。这些风险，能不能平掉它，如果能，我才信你。”
　　在张宝全那里，海南的经验，已变成他的一个潜意识。他说，其实，商人还有很多天生的东西去促进创业，这点和艺术家相似，也都很敏感，似乎能预感到要发生什么。
　　当年，为防止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失控，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采取紧缩政策，促使经济“软着陆”。
　　经济整顿一开始，海南房地产热浪就应声而落，数千家开发商卷款逃离，遗留下大量荒芜的闲置建设用地和销售不出的空置商品房，留下遍地的烂尾楼。
　　张宝全说：“如果不考虑清楚风险在哪里，就不要进去，进去，你怎么死都不知道。”张宝全因为当时并没有很多钱，投资也非常谨慎。挣到一点钱，就赶紧收手，赶紧跑。即使别人能给他几千亩地，他也没有底气去接。
　　这让他在金融政策调控前，幸运地从海南撤离出来。
　　从海南离开后，海南进入经济的最低潮。这次目睹倒卖地皮的经历，对他触动很大。以至于后来，做很多事情，都表现得很保守，不敢冒进。
　　保守的心态一直持续到现在，听闻万科等其他房地产公司都竞相上市时，张宝全固执地不愿意轻易地将自己的公司上市。
　　张宝全说，如果公司上市，他每年就要去拿地，要做报表。比如北京，楼面价已经到1.5万元，把房盖好，按楼面价100%投资回报，得卖4万。当一个房子卖4万，一定会卖得很慢，要想卖到像白菜一样，这个还需要5年时间，投资回报率也就在20%，利润率更低。期间，再经历金融、政策的风险，利润低，抗击风险的能力就低。
　　“所以，为了上市而囤地打死他也不干。”不上市，靠什么？他说：“我能算得清三年，算不清五年，不知道五年之后干什么！”
　　因为做艺术，张宝全自认为敏感度很超前。海南的见闻让他变得更加敏感和谨慎。
　　有时候，他更倾向于保守，即使在面临创新的时刻。他说，创新没有数据，也没有经验，创新是要对未来的趋势和现实的经验，在这两者之间做出准确的判断。
　　当然，机遇也很重要。“如果现在再让我进入房地产业，就是给我两个脑袋，我也很难成功。”
　　保守和要有判断力，这是参与第一轮海南“淘金”后，张宝全获得的财富。
　　回海南盖房子
　　经历了1992年的海南房地产热潮后，张宝全一直关注着海南这块让他起家的“热土”。2004年，张宝全在“今典花园”、“苹果社区”等住宅项目开发成功后，重新进军海南。
　　不过，这次张宝全去海南，不再是去炒地皮，他的思路发生了转变，他要在重点旅游城市，做酒店式开发，三亚是他选择的其中一个看好的旅游城市。
　　2004年，张宝全在三亚亚龙湾海岸线上开发了第一座五星级度假酒店，2005年投入运营，8个月后就实现盈利。
　　海南的房地产市场也在发生着变化。2005年开始，国家实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2005年“国八条”，2006年“国六条”，海南省也建立廉租住房保障制度，进行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房价。曾经元气大伤的海南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缓慢地恢复性增长，房地产业的开发投资开始稳步增长。
　　张宝全当时判断，会展中心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而中国还没有非常好的硬件设施来承载高级会展的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