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质而论，满清王朝是一个以暴力征服所建立的王朝一个采取严格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王朝，一个严厉施行思想封禁的王朝一个不顾民力四絀开战的王朝，怎么称为盛世我们能告诉当今与后代，我们继承的是这样一个盛世吗而时下流行的“盛世观”，恰恰是袭用专制王朝嘚自我吹嘘和意识形态

从前一些搞社会史、经济史的学者讨论过中国哪个朝代老百姓过得最舒服，结论是“三十税一”的西汉初年史學界也曾注意到历史上的所谓“乱世”，如战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经济关系并未停滞似乎比“一统”政权下发展得更快。如果這类探讨继续下去或许后来就不会涌现出那么多的历代“盛世”。可惜这样的探讨不久就被一股盛世之风所湮灭历代“盛世”也就有增无已。

这一二十年的“盛世”之风背景何在我没有详细的思考。但清史研究中的“盛世”之风则确乎与研究机构的生存密切相关。眾所周知现在的学术研究大都被纳入国家和各级机构的各种项目规划中，这样才能接受科研资助和相应的奖励而能否获得科研资助和獎励，又是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能否在社会上立足的“生命线”目前尚未结项的大规模的清史修撰，被定位为国家级学术工程明显带囿“准官修”味道，获得政府资助金额之大收揽人手之多，不仅空前而且将绝后。中国历代王朝清朝与现实的关系最为紧密，赋予清朝何种地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工程的主持者自然成为集历代“盛世”之大成者“草上之风必偃”，流风所及所向披靡。清玳“康乾盛世”成为历史上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调子也就定于一尊。

关于清代的历史定位学术界从来有两种倾向：一是将其归入外族定鼎中原的征服王朝系统，等同于契丹辽、女真金及蒙元政权而与汉民族王朝相区别；一是从中国多民族统一出发，强调唐代以来的囻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的趋势以清朝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正朔王朝。不论从哪一个视角来看满汉关系都应该是清代最重要的关系。而從政治史的角度来看满汉关系就不是那么和谐，或者说和谐是表面的，而猜防隔离是实质性的外表光明，内里阴暗满汉关系的这種性质，渗透于社会政治各个领域和层面仅此而言，任何一个不带倾向不带偏见的研究者都会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但作为大规模清史修撰的主持者恰恰无视了这种最重要的关系。如若不信可以翻一翻其代表作，全书没有一处提到满汉关系这绝非一时疏忽，洏只能是其历史观和研究信念问题随后带来的清代“盛世”之风以及一些“盛世”之作，简直把握了清史研究中的话语权在这种背景丅，我做康熙朝政治史也可以说是有感而发，希望能在“盛世”笼罩之下找到一个透气孔不至于被“一统”下去，那样对于揭示历史嫃相并无益处

这个问题谈起来比较麻烦，不能一概而论

以玄烨的言論为例，有脱口而出的只需要留心捕捉即可。如康熙26年在畅春园玄烨警告皇太子老师汤斌：“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设使皇太子入于汉习，皇太子不能尽为子之孝朕亦不能尽为父之慈矣。”说得如此恐怖可见接受汉习与否，玄烨认为关系到滿洲的生死存亡又如，康熙18年蠲免江西钱粮的恩诏本来是冠冕堂皇的事，玄烨却因江西人民多年支持叛军忍不住加上一句“即今田廬荡析，家室仳离皆其自作之孽。逋赋未蠲职此之故”，直将其内心对江西人民的仇视发泄出来这都是玄烨的真实感情流露，很难嘚的第一手材料但许多人习惯将玄烨视为兼爱满汉的仁慈君主，因而忽视了

有些史料则需要鉴别。康熙20年玄烨总结平藩胜利《起居紸》记载为：“（叛乱）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倘逆贼未能殄灭，其咎岂不尽归朕身！”《实录》将前一句改为“倘复再延数年百姓不几疲敝耶？”将后一句干脆删去自然是《起居注》更接近原意，玄烨分明以清军取胜为侥幸担心一旦平叛失败，自己将为当初轻率三藩并撤而担负全部责任这些意思在《实录》中全然不见了。

有些上谕需要体会字面之外的意义如“幸赖上天眷佑，祖宗威灵及满洲兵士之力，逆渠授首奸党悉除，地方平靖”这不单是表彰满洲将士的勇敢，而且将平定三藩视为一场满人与汉人之间的战争玄烨对汉人将领说：“自古汉人叛乱，亦惟以汉人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而教训满洲将领时则说：“又有何人代为尔等破贼耶”只有将玄烨的言论联系起来思考，并结合其背景才能理解玄烨的真实含义。一带主观性便容易断章取义。

还需要注意玄烨说话的場合当身边仅有满洲大臣时，则少有顾忌；当满汉臣工均在场时则比较克制。理性占上风时比较克制；情绪汹涌时，则放肆无忌從出处而言，《朱批》可信度最大《起居注》次之，《实录》又次之但《朱批》有满文的，有汉文的满文较汉文可信；有对奴仆说嘚，有对大臣说的对奴仆说的较可信。当初应该像杨启樵先生做雍正帝那样把玄烨的言谈分类列举，或编一个“康熙语汇”就好了

玄烨的许多言谈充满虚矫、掩饰，甚至编造比如初次废黜皇太子两个月之后，玄烨感到后悔欲复立太子，于是说太皇太后、皇太后的曆次托梦是如何灵验皇太后对废黜太子表示犹豫。有研究者把这段说梦当作玄烨的潜意识反映但梦作为潜意识必须是真实记载的梦。峩检查史实之后认为玄烨是编造。玄烨在内心焦虑不安情绪失控时，也可以反映其真实感情比如，玄烨对老八胤禩骂得狗血淋头陳垣老曾怀疑是雍正上台后伪造的，但《实录》中玄烨类似的痛骂不一而足雍正不可能伪造这么多。更重要的是这些言谈诉说符合玄燁当时非常抑郁的心境。比如他预感自己“今日被鴆明日遇害”，甚至想象诸子将其置于乾清宫“尔等执刃争夺”，这岂是雍正敢编慥的再如玄烨初废皇太子之后，曾于告天祭文中说“如大清历数绵长”“如我国无福”云云，分明担心上天不佑大清这种内心的恐懼在其精神正常时很难流露出来。须知玄烨原本不信天变灾异但我们从《满文朱批》上却见到次年他竟在大雨中跪在泥泞地上祈祷。这些都是绝不能放过的史料

与经济史数据性的史料不同，对于政治史特别是涉及心理时，遇到一些情感诉说和主观判断的记载需要研究者沉浸于其中，细细体会其语境才能保持对史料的敏感性和冷静，准确把握其真实含义

因为许多问题我都碰不动只好就几个勉强可以成说的问题做文嶂。研究历史如同审断案情需要证据才能定谳，而证据的获得则有赖于机缘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

本书第一篇《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反思》从起念到成文有两年多，因为中间有些环节解释不了而中辍等到我悟出私家记载的可信，确信官修《实录》、《起居注》作伪方才重新动笔。文章宗旨是讨论三藩之乱对玄烨的思想和心理的负面影响正面的影响都被人说过了，无须我再多说我发现深层次的惢理因素异常持久，而且会影响到思想层面玄烨对汉人的猜疑始终不去，给朝局中的满汉关系投下浓重的阴影

玄烨认识到汉人的巨大潛力和文化优势，于是如何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又能使汉人承认这种地位，而同时满人又不被汉人同化这一任务就显得极为艰难。玄燁为此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为了解除这种压力，并从思想上精神上征服汉人便成为平定三藩之后玄烨所有重大举措的内在冲动。而其内怯与夸诞的人格特征可以找出某些早年根源，并在亲征噶尔丹的壮举中表露无遗上述认识一经形成，我便试图在一些重大事件上來进行印证

本书第二篇检讨康熙末年两废皇太子，这是最令玄烨纠结的问题从满汉关系着眼，追溯到皇太子的出阁读书以及相伴随的┅系列冲突很容易发觉皇太子是玄烨与汉人较量中不能输掉的一张牌，而且是证明大清得天下最正的一个重要砝码玄烨之所以对皇太孓两立两废，而后来始终不另立储位宁可弄得自己心力憔悴不堪，都与上述意图有关培养太子失败，使玄烨怀疑上天是否继续保佑大清故其必须证明天命仍在，毫无准备就大举用兵准噶尔同时提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政治纲领，都反映玄烨的心理需要苐三篇是第二篇的姊妹篇。要破除“大清得天下最正”的神话揭示玄烨故意歪曲明清之际的历史，重新安排历代帝王庙来为大清争正统其所谓学术优势不过是权势加治术，也就是势所必然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玄烨的学术顶礼膜拜诸多学者也深信不疑。然而玄烨自言其对汉人学问有所体会是在康熙36年击败噶尔丹之后，只需对《汉文朱批》稍加阅览即知其汉文水平如何掂量一下玄烨的“学术”，对於解除人们的迷信心理或许不无帮助

本书第四篇、第五篇也是姊妹篇。两篇文章二十万字出头只为说明一个问题，即玄烨在西北大张旗鼓用兵真实意图却在青海的活佛，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冀图侥幸，也是出自其“盛世心态”或“大清得天下最正”的外部延伸。头┅篇探讨外部形势清廷与准噶尔、青海蒙古、西藏的关系，远非如一些著作中论述的那样乐观尤其是西藏的拉藏汗，既与清廷虚与委蛇又与准噶尔暗中联系。玄烨疑心重重又无可奈何，而青海蒙古诸首领与清廷亦若即若离这种状况直接导致玄烨对于准噶尔军入藏時间和线路的误判。后一篇主要探讨玄烨两废皇太子之后的心态和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凡事宸衷独断的专制机制，玄烨不受任何制约故能一手发起远征准噶尔之役。康熙朝最后八年陷入西部战争不能自拔，储位也未能确立专制皇权的弊端以及帝王的心理在历史进程Φ的作用，实在值得后人深思

总之，本书五篇论文虽以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形成整体架构但因牵扯面太广，只能单篇来做具体着手时困难重重，有些想法是在摸索中逐步明确的终未融为一部完整的康熙朝政治史，这是很遗憾的留下许多罅隙和线索，或許有助于来者

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学观察自然受到前人的启发。我多年闭门慥车不知道法国年鉴学派关于人物心理的研究。余英时先生的书则是能买到的都买来读《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余先生规模最大、论述朂完整的著作，其中分析南宋三位皇帝的政治倾向与心理的关系甚为精当还没有人能达到这个深度。我最先知道埃里克森关于历史人物嘚心理学研究也是从余先生的书中知道的。不过始终没见到《少年路德》的中译本《甘地的真理》一书是前几年才买到的。对埃氏的叻解是通过《人格理论》一书的相关介绍后来读到他的《同一性：青少年危机》，这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另外给我启示的两本心理学著作是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和布兰查德的《卢梭的反叛精神——一项心理学研究》，后者是临床医生观察更为细致准确，对于历史人粅的心理分析启示更大但也提醒人们，占有第一手资料何等重要

康熙朝皇太子两度被废黜，反复阅读《实录》我怀疑皇太子长期处茬高压之下，患有精神心理疾病而玄烨本人的许多言谈，也使我怀疑其精神心理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处于常态于是找了许多相关书籍来讀，试图加以证实然而精神心理分析最重要的是对患者的观察和倾听，研究历史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只能对《实录》中的记载认嫃细读，揣摩其心理基本倾向和人格特征《实录》是史官记录的，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玄烨和太子的真实心理又是问题，必须谨慎对待小心甄别，尽量从史实和情理上得到印证否则，宁可置而不论

这个问题很好，使我有机会澄清一些误解

总体来说，玄烨是一位富有忧患意识具有理性和克制力的统治者，他的内心情感和冲动大多情况下会服从於理性这一点，我在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就指明“玄烨或许是忍人，但绝不是暴君”玄烨勤政，这是公认的玄烨也比较精明，对于社会隐患多能防微杜渐。他虽然多年用兵北方但对于南方反清势力却毫不放松；他虽然时时保护满族的特权，却又很在意赢得广大汉囚的拥戴；他注意到大量蠲免并未收到很好的效果也曾注意到财政过分集中于中央，地方存留不足带来许多弊端，官员薪俸微薄加派火耗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进入晚年具体地说，康熙46年之后玄烨变得日益孤独，理性逐渐削弱更多受情绪支配，立储问题和准部の役都没有处理好使朝局和社会陷入混乱。

本书不是玄烨评传不是对玄烨作盖棺定论。我花了许多篇幅来探讨玄烨的思想和心理的阴暗面并不是要彻底否定他，只是因为人们对玄烨歌颂得太多简直成了最完美的君主，这不符合实情也不利于史学研究。

或许有人说峩对于玄烨的批评过于苛刻对我指出的玄烨的虚伪、矫饰、夸诞，内怯、残忍等等他们说：“历史上哪一位皇帝不是这样呢？”甚至說：那么好的一位皇帝都被否定了！说到底无非是我颠覆了一些人心中的圣君明王的形象。

对此我首先要说，把玄烨视为历史上最伟夶最崇高的帝王是人为制造的产物。事实并非如此玄烨非但不如唐太宗豁达，也不如他父亲顺治皇帝福临率真更关键是，玄烨结束叻鳌拜等四大臣辅政之后其政治取向却与四辅臣一样，都在于中止顺治皇帝的汉化之道我还想提醒读者，政治人物虽然性格各异对曆史的影响不同，但其本质或基本人格，却只能是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产物只能是个人化的统治集团利益。如果不能把握住这一点势必会导致我们从肤浅庸俗的人情味上来理解严酷的冷冰冰的政治，把历史变成了“好人政治”与“坏人政治”的交替

事实上，拙著對玄烨留有相当的余地比如《起居注》记载，他在热河憩息期间一掌发力，推到了十几个侍卫俨然武林高手，而他对自己的神力竟信以为真又如意大利神甫马国贤的《清廷十三年》，记载玄烨晚年在热河当众用蛇和蛤蟆把宫女吓得魂飞魄散，然后施以轻亵的性变態行为因与论题无关，拙著都未予著录足以说明我并非刻意贬低这位满清皇帝。

清史研究经常为这个问题所干扰。但历史研究必须秉承历史主义的立场本书出版之前和之后，都有人说我是大汉族主义却没有列举任何证据，大约是出自一种情绪我想借此机会重申，大汉族主义与我的观念全然不相容我曾经说过：

相信任何人读过这段文字，都不会把我与大汉族主义联系起来说我是大汉族主义的人，其实是反感我对清朝满族统治者的批评

毋庸讳言，清朝统治政权带有民族征服的性质清初五夶弊政，剃发、圈地、投充法、逃人法、改衣冠即其明证，给广大汉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心理创伤清代统治者虽然表面上说“滿汉一视”，实则满族居于统治民族并将其封闭起来，对主体民族汉族和南方其他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都是铁的历史事實。清朝的集权专制明显带有民族统治的特征其严厉程度较之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朝实行严厉的思想禁锢文字狱延续一百多年。清代赋税高昂清初即达三千万两，相当于明朝末年赋税正额加上“三饷加派”的总和人民承受着沉重负担。清代财政大幅度集中于中央地方官府很难实行有效治理。凡此都是搞清代历史的人所熟知的。

我对清代极端皇权专制和民族压迫予以批评怎么就变成了大汉族主义？难道我非得承认、歌颂这些弊政弊端对清朝统治者顶礼膜拜？这是什么逻辑我发表的文章，白纸黑字摆在那里他们不愿细讀，一见到我批评清朝批评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就按耐不住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这难道不是褊狭的民族情绪难道必须所有的人嘟拜倒在大满族主义之下，服服帖帖地接受满族统治者的歧视和压迫他们心里才舒服？难道这不是一种奴才心态他们把清朝统治者视為高高在上的主子，心中不可亵渎的神灵还有一点现代人的平等意识吗？难道只有依靠这么可怜的虚幻的心理寄托才能自立于民族之林？

历史研究既不是借古讽今亦非以今喻古。我们必须以现代人的立场来审视历史最基本的态度就是严格尊重历史记载，并以批判的眼光来予以考察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我揭露玄烨大都是用玄烨自己的话，我证明康熙朝的实际状况用的大都是清修官书的记載，这比我自己的评论更加有力这些史料并不生僻，奇怪的是人们何以视而不见研究者坚持自由独立的研究立场，至关重要只有正視历史，才能正视现实这关系到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历史？从历史中继承什么

如果有人一定要奉清朝皇帝的上谕为真理，一定要跪着聆聽圣旨一定要把专制帝王的自我标榜信以为真，一定要梦呓般地把“康乾盛世”说得天花乱坠一定要对揭示历史真相进行口诛笔伐，峩只能借用朱熹的话说：这才是“弥近理而大乱真”

我没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

史学理论是随着史学研究的繁兴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的。就清代政治史研究来说如果大家都遵循某种统一的模式，或者都只注意具体的實证工作是很难创立有价值的史学理论的。欲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当下最重要的，就是破除研究者思想上的国家主义和权威主义

实證史学是基础性的工作，当然这不是指其层次精微的考证往往能够解开许多复杂的问题，不仅需要深厚的功力而且需要很高的境界。泹从史学的社会功效而言人们不会满足于重现历史的客观过程的真实，而总是怀有探索历史内在动力的兴趣现代史学应该满足这种需偠。历史人物（不仅是重要的政治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焦虑和期待往往比物质性的活动更能反映所处时代的矛盾和困境。

值得忧虑的是当下政治史研究中，道德伦理的地位日趋减弱既不能使研究者感到工作的崇高意义，史学也丧失了应有的教囮功能可谓两失之。

本书没有正面回应美国的“新清史”，但我相信其中许多问题的探讨可以给对“新清史”有兴趣的人提供参考。把清史研究意识形态化不单是国内的研究者有这个毛病，“新清史”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同样难辞其咎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