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蛋疼）帝战的一些过场名言_使命召唤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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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蛋疼）帝战的一些过场名言
想想看有多少人徒劳地在疾病与痛苦之间挣扎、倒下，而不是光荣的在战场上死去。—— 出自理查德·格罗弗所作民谣《霍希尔将军的灵魂》。英军1726年封锁殖民地，在那次由4760人参加的远征中有4000人死于疾病，该作由此而得。打胜仗靠的是能力，不是兵力。一分钟可以决定一场战斗的结果，一小时能令一次战役见分晓，一天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越是耽于安逸，越会丧失勇气。如果不把他们赶进地狱，就轮到地狱来吞噬我们—— 亚历山大·瓦·苏沃洛夫，雷姆尼克，著名军事家、战略家、，俄罗斯军事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回想过去，战乱与和平一直交替伴随着我们；无论我们有多么地温良恭俭，也不能凡事中庸，或寄望于野心家们束手作罢。—— 出自执笔的《联邦党人文集》。他是美国 开国元勋之一，首任财政部长。 凡人多舛误，唯神能见宥。骄傲是傻瓜们永远改不了的坏毛病。—— ，英国诗人，出自其著作《批评论》。纪律乃军队之灵魂。它使寡者不可小觑、弱者所向披靡，令天下人对你俯首称臣—— 洛克农的安德鲁·安格纽，英国上校。出自中的。战争总是由老家伙发起，年青人上阵—— 佚名历史总是在重演，只因我们不能吸取教训。—— 佚名 我的第一愿望，是将人间的瘟疫 战争从地球上清除出去。—— ，古希腊哲学家和智者。战争的号角声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角落里回荡。—— 阿瑟·库斯勒，英籍作家，记者和批评家，犹太人。著 作有政治《中午的黑暗》。在毫无才智的人看来，才智才是看不见的东西。—— ，哲学家，的创始人。
-“最锋利的剑的刀锋也无法与一颗和平的心的平静相匹敌。”——无极剑圣，易大师
随后会放制作过程
不废话，看图！ 二楼正...
喝了这一碗，我的心里暖...
本周五4部备受瞩目的电...
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
冬天怎么化妆好看？这是...
帖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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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开过这个贴现在...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些演...
从类型电影的角度来看，...
地表最强， 周而复始， ...
挂机一个月得百万，你还蓝瘦香菇么？
战场上除了失败以外最大的不幸就是胜利。我唯一担心的东西就是恐惧。战争的艺术在于你对山头另一边的情况了如指掌。先生们，给我狠狠地打。看谁撑得最久。卫兵！起立！准备战斗！我不知道他们对敌人造成了什么影响，但上帝啊，他们着实吓了我一跳。查斯特菲尔德在提到与他同时期的将领时曾说过：“我只希望当敌人看到这份名单上的名字时，会跟我一样心惊胆颤。”—— ，，和陆军元帅。因滑铁 卢战役击败而名扬天下。我过去常常说，只要出现在战场上就能令四万名士兵的面貌焕然一新。—— ，，曾如此评价他的对手。 我这一生中还从未见过如此多被甩坏的帽子。—— 英国1832年的议会改革扩大了选民范围，使选民人数大大 增加。于是在参观完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不可思议的是，我两手空空地降临到世上，离开时却身负滔天的罪恶！我睁开眼，只看到神明…我罪孽深重，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惩罚在等待着我。—— ，末代皇帝。他的临终遗言。 那些愿意牺牲必要的自由以换取些许安宁的人，根本不值得拥有自由或者安宁。即使是和平，也要出不菲的价钱才买得到。嘴巴不紧，生活不宁。人有时会踌躇不前，但时间不会。言语反映一个人的才智，行动则彰显他的意图。什么都没准备的话，那就准备失败吧。人终归要被上帝或支配。这已形成了共识，即是全人类的事业，在捍卫自身自由的同时，我们也在为全人类的自由而奋斗。其实并不存在狡猾欺诈这一说，如果不是这样，好人会比那些欺骗人民的政*府更容易倒下。（出自Benjamin Franklin的《穷汉理查的历书》（Poor Richard's Almanac）民主就是两只狼和一只羊投票决定午饭吃什么，而自由就是一只武装的羊反对这次投票。所有人都不外乎这三种类型：一种是不轻易改变的，另一种是变化多端的，还有一种是可以改变别人的。阁下，我已经活得够久了。我现在越是多活一天，就越能看透本质：上帝主宰人类一切的事务。如果上帝不允许一只麻雀栖息于枝头，那么一个帝国怎可能不沐浴他的恩典而崛起？努力发掘自身的潜能就是把自己带到美好前程的跟前；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才能得到发展，我们的活力得到展现，而这些才能和活力在以前很可能都是被忽略掉的—— ，美国杰出的政治家、作家和科学家。 战争守则第一页的第一条是：不要向莫斯科进军…第二条是：别拿你的陆军跟中国打仗。——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二战时期英国名将。 战争这条恶犬总能找到我们。——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普鲁士诗人和剧作家，表现主义戏剧大 师。
-“最锋利的剑的刀锋也无法与一颗和平的心的平静相匹敌。”——无极剑圣，易大师
战争中大量的不确定因素源于一切皆在变动，一定程度上，在混沌中实施计划——如同雾中漫步——原本正常的东西也会呈现出夸张的规模和形态。争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引发的政治斗争却别有深意。面对面的肉搏，被认为是战斗的真谛。战争不是被某一个人发起的，确切地说，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那样做，除非他的意识中被灌输了在战争中可以得到什么，以及怎样去得到。吹毛求疵，是一个好计划的最大敌人。战争不过是双方开展的一场大规模决斗。战争不是被某一个人发起的，确切地说，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那样做，除非他的意识中被灌输了在战争中可以得到什么，以及怎样去得到。—— 克劳斯·冯·克劳塞维茨，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军事史学家。 其《战争论》被誉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突如其来的怀疑，并非一无是处。战争太过严肃以至于要交给军人来处理。——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法国拿破仑时期政治家，外交家 。（塔列朗历任共和——帝制——波旁法国的外交部长，并在任职期间出卖着自己的每个主子）我曾替士兵们算过，在功成名就之前，他们每天都冒着被射杀的风险去挣那六便士。—— 查尔斯·迪布丁，英国戏剧家和作曲家，出自其1791年的 剧作《慈爱》。 我走得很轻松。—— 查尔斯·福克斯，英国辉格党资深政治家。他曾担任下议院议 员长达38年之久，\n\n期间饱受来自国王、政治对手的压力和各种丑化抨击。这是他的遗言 。 向我靠拢，我勇敢的掷弹兵们！—— 查尔斯·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军事将领，这是他的遗言。和上帝交流时我说西班牙语，和女人说意大利语，和男人说法语，和我的马说话我用德语。—— 查尔斯五世，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在名义 上或实际上统治过的领土几乎囊括了大半个欧洲。 我已下决心不再发起任何不义的战争，但也不会终结任何旨在消灭敌人的合法战争。—— 卡尔十二世，瑞典国王。因在“大北方战争”中对抗俄罗斯、 萨克森、丹麦三国而闻名。别担心！—— 卡尔十二世，瑞典国王，据说是在1718年攻打挪威的哈 尔登时被自家炮火击伤后留下的遗言。 在战争面前，法律总是噤若寒蝉战争是一座烧钱的炉子。让和平取代战争，欢声笑语取代军功章。—— 西塞罗，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演说家。这就是终结？这就是全部？这就是让我畏惧并祈祷不要发生的无情的死亡？噢，我能忍受！我能忍受！—— 科顿·马瑟，北美殖民地时期著名的新英格兰清教徒，他的临 终遗言。所有勇敢的普鲁士人，跟我来！—— 冯·塞吉维克伯爵，普鲁士将军，在被炮弹击中前的最后一句话。
-“最锋利的剑的刀锋也无法与一颗和平的心的平静相匹敌。”——无极剑圣，易大师
当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取豪夺的历史，其直接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凌驾于各州之上的独裁暴政。—— 中谈及的部分。除国家外没有谁配得上称为真正的；除人民外没有谁是真正的立法者。——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百科全书派 的代表。我马上就要——或者说我即将——死去了；这两种表达方式都是正确的。—— 多米尼克·鲍赫斯，法国文法学者，他的临终遗言。在战争中，胜利没有替代品。—— ，二战时期美国名将。战争不过是为需要它的人而准备的。—— 埃德蒙·柏克，英国作家、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西方近代保 守主义思想的开创者。历史只不过是人类的罪行、蠢事与不幸的记录。我们通过战胜自我来完善自我。这里面肯定有竞争，而你一定要赢！长久以来人们对破坏者给予的慷慨赞美多过给馈赠者，对武功的渴望成为位高权重者挥之不去的恶习。—— ，英国近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下院议员。著有《 罗马帝国衰亡史》。应该像炮弹一样被英国海军发射出去。—— 爱德华·格雷爵士，议员。在的一次发言。你的一举一动，以及对你所谋划的大胆行动的猜忌，正是这些欺骗了你的敌人。 没有补给就没有士气。（训斥犹豫不前的士兵）混蛋，难道你还想长命百岁不成？ 确保获胜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在对抗敌人时军容整齐、军纪严明，并且一往无前。任何能让敌人绝望的东西都是最美妙的。惟有战争能带来和平。火炮提供一种彰显尊严的手段，可以用来代替粗俗的怒骂。 永远不要忘记战祸和兵燹，你手中的枪，就是王权之中最权威的论据 。如果士兵都学会了思考，那么就没有人肯从军了。 防御战容易让我们疲于奔命。那些初出茅庐的将领往往会寸土不让；而经验老到的行家们只关注咽喉要地，他们防范的是敌人的致命一击 ，因而总能够舍小利保大局。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活动，活力是包治百病的特效药。和我只是普通的强盗。我很好奇的特蕾莎女王是怎样向忏悔的呢？当她攫取的时候总是哭哭啼啼的；她哭得越厉害，攫取的就越多！？ —— 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统帅。即使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也不能吸引我，但高大的士兵例外——他们是我的弱点。—— 不仅自己身高二米有余，而且到处搜罗伟岸的巨人，编入一个特殊的掷弹兵团用以作战。不，不能赤条条的，我要穿上我的。—— 弥留之际听到神父布道“人赤条条地来，也 赤条条地去”的时候，从病榻上挣扎起来回答。 要留心那些和妖魔做斗争的人，免得他们也变成妖魔。当你注视着深渊的时候，深渊同样也在注视着你。—— 弗里德里希·尼采，普鲁士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面对愚昧，即使神自己都束手无策。——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普鲁士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 作家。出自其著名剧作《奥尔良的姑娘》。历史学家反过来说就是预言家。—— 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普鲁士文学理论家、作家、语言 学家。普鲁士早期浪漫主义代表人物。 你们认为他疯了？我倒希望他能刺激一下我的将军们！—— 詹姆斯·沃尔夫围攻法军的魁北克城时，用坚壁清野的野蛮方 式火烧周边村镇，英王乔治二世觉得战争就需要这样的疯狂。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 ，英国作家和记者。《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 》是其著名的政治讽喻。战争是一出让意愿得以实现的暴力戏剧，谁要是反对就让他去扮演敌人。我的第一愿望，是将人间的瘟疫——战争——从地球上清除出去。毫无疑问，依靠民兵是没有保障的。纪律乃军队之灵魂。它使寡者不可小觑、弱者所向披靡，令天下人对你俯首称臣。备战是维护和平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任何太过强大的军事政*府对自由都是一种威胁，尤其对共和制度下的自由产生极大威胁。—— ，在中任大陆军总司令。美国开国 总统，被美国 尊称为“国父”。那就好。—— 去世前对秘书说丧事要从简，并问对方是否听明 白了，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留下了这最后一句话。一把剑宁可满身崩口也不愿锈迹斑斑。—— 乔治·怀特菲尔德，英国卫理公会牧师，曾推动英美的宗教大 复兴运动。—— 乔治·克莱孟梭，一战时任。把我的头展示给民众，它值得一看。—— 乔治·雅克·丹东，法国大革命领袖，在上断头台之前说的最 后一句话。我活着时是个哲学家，死时是个基督徒。—— ，意大利作家、、外交官和冒险家，“ 追寻女色的风流才子”。他的遗言。人拿起武器可能是因为微不足道的原因，或者什么原因也没有，而一旦拿起，对法律、对神灵、对人类的敬重便荡然无存。—— 雨果·格老秀斯，法学家兼哲学家，因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被后世尊为“国际法之父”。任何舰长，当他的军舰和敌舰紧密靠近时，都不会犯下太大的错误。—— ，时期任英国。英格兰企盼人人恪尽其责—— ，时期任英国。这是在开战前他打给友军的旗语。感谢上帝，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遗言。1805年，他带伤 指挥英国舰队取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战争守则第一页的第一条是：不要向进军…第二条是：别拿你的陆军跟中国打仗。—— ，二战时期英国名将。 为毛啊？
在法律上，一个人若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他就有罪。在道德上，一个人若只想着侵犯他人的权利，他就有罪。我们越是谨慎，良心受到的谴责越大。有条理的知识即科学。有条理的人生即智慧。就像你的行为原则会被定为全世界的准则那样行事。—— ，哲学家和。启蒙运动时期重 要的思想家。我只是个在海边独自玩耍的小孩，偶尔会为捡到几个美丽的贝壳而欣喜若狂，却对面前浩瀚的真理大海无所察觉。—— ，英国，和的创建者。一些人是明智的，不在于他们的经验，而在于他们经验的容量。—— 詹姆士·包斯威尔，苏格兰传记作家，其著作《塞缪尔·约翰 逊传》让他成为传记作家的代名词。告诉大家开火再快些，直到把他们击沉。别放弃这条船！—— 詹姆斯·劳伦斯，“切萨皮克”号舰长。于1813 年在与英国海军战斗中留下的遗言。如果暴政与压迫出现在这片土地上，它一定是以抵御外敌为借口。一个受欢迎的政*府不去获取受欢迎的信息，那闹剧、惨剧就会逐一乃至同时上演。知识将永远支配着愚昧和无知，谁若想支配自己的人生，就得用知识来武装自己。你们给了我一个不愿得到的褒奖：美国宪法的执笔者。这部宪法不是智慧女神或其后人的杰作，它应该归功于众人的智慧与汗水。这部宪法不是智慧女神或其后人的杰作，它应该归功于众人的智慧与汗水。—— ，第四任。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我已是将死之人，但你们千万别放弃这条船。你们能打败他们。—— 詹姆斯·马格，“富兰克林”号舰长。于177 5年在港与英国海军战斗中留下的遗言。
没有为你的祖国付出任何东西，那你就没有权利去评价她的好坏。什么，敌人已经败退了？那我可以高兴地死去了。—— 詹姆斯·沃尔夫，英国名将。1759年英法争夺加拿大，他 在魁北克之战阵亡，年仅33岁。这是他的遗言。 责任要比铁还沉重，死亡则轻若羽毛。—— 日本谚语先生，上周一我还在想会不会被邀请上你的船去做客，但谢天谢地最后没去成。至于那些开小差抛弃您的船长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吊死他们吧，这是他们应得的。您的杜·卡斯敬上—— 1702年8月，英国中将约翰·本鲍在加勒比海率领七艘军 舰追击法国少将让·杜·卡斯的四艘军舰。由于部下临 阵脱逃，约翰·本鲍不仅在战斗中丢了一条腿，还让对方 成功脱身。事后他收到这样一封来信。他们都应该上断头台。—— 让·保罗·马拉，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派革命家。据说女刺客 夏洛蒂·科黛在杀死马拉之前，向他口述所谓 计划暴动的吉伦特派人士的名字，马拉逐一记下这些名 字后说出了这最后一句话。分而治之，这是至理名言。合而御之，却更显明智。你必须征服或是顺从，必须取胜或是蒙羞，必须是铁锤或是砧。——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普鲁士杰出的剧作家、诗人、思想家。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让我的后代能拥有研究数学与哲学的机会。该死！这是战争。我们将不得不冒犯某些人。我深知我们需要付出多少苦难、血泪和财富来捍卫这个宣言，以及支持和保卫这个国家。然而透过雾霭我能看到冉冉升起的光辉与荣耀。我们所实现的结果比实现它的手段更有价值和意义。我深知我们需要付出多少苦难、血泪和财富来捍卫这个宣言，以及支持和保卫这个国家。然而透过雾霭我能看到冉冉升起的光辉与荣耀。我们所实现的结果比实现它的手段更有价值和意义。——亚当斯在《独立宣言》签署的前一天写给妻子的信
即使我们出于卑怯，想退出战斗也为时已晚。退路已经切断，除非甘受屈辱和奴役！囚禁我们的枷锁已经铸成！叮当的镣铐声已经在波士顿草原上回响。战争已经无可避免——让它来吧！我重复一遍，先生们，让它来吧！难道生命是如此珍贵，和平是如此甜美，以至于不惜为此戴枷锁、当奴隶吗？万能的主啊，制止这种做法吧！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对我而言，不自由，毋宁死！先生们，战争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力量对比；它还取决于机警、主动与勇敢。—— 帕特里克·亨利，美国革命时期杰出的演说家和政治家。出自 日在弗吉尼亚州议会的演讲《不自由，毋宁死》 。 职责与疏懒都会令你复归于孤寂。—— 珀西·比希·雪莱，英国著名抒情诗人。出自其诗作《忏悔》 。我们英国人经常宽恕敌人，这有助于把我们从对朋友的义务中解放出来。—— 费利丝·多萝西·詹姆斯，英国作家，上议院终身贵族。有“ 侦探小说女王”之称。场面倒是壮观，但这不叫打仗。—— 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 攻防战，超过664人的英国轻骑兵旅冒着枪林弹雨袭击俄罗斯火炮部 队。由于指挥失当，英、法骑兵伤亡惨重。法国将军皮埃尔·博斯克特对 这次自杀式的袭击如此评价。法制的坟墓，恰是暴政的温床。（有些地方说出自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小威廉皮特)。通常译为“哪里没有法制，暴政就从哪里开始。”）身为大英帝国子民，我会这样想：假如我是一个美国人，当外敌入侵之时，我决不会放下手中的枪，决不-决不-决不！—— 老威廉·皮特，英国首相。英国打赢，他功不可没。祖国！我怎能离开我的祖国！—— 小威廉·皮特，老威廉·皮特次子，24岁时成为英国史上最 年轻首相。这是他的临终遗言。当一个人能够用微笑代替谩骂时，他就具备了成为领袖的资格。—— 布拉斯洛夫，“乌曼的纳赫曼”，乌克兰犹太教师和精神领袖 ，被尊为犹太民族拉比先人。
一支军队必然包含被社会抛弃的无用之人。—— 圣日尔曼伯爵，法国朝臣和炼金术士。如果你爱钱财胜过自由，爱奴役胜过自由，那么你现在静悄悄的回家吧。我们不需要你的劝告或者武器。弯下腰去亲吻那给你喂食的手吧。但愿你身上的铁链不要太过沉重，但愿后世子孙忘记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塞缪尔·亚当斯，美国革命家、作家和政治理论家。曾策划著 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要么全撤，要么不撤！波士顿惨案”发生后，塞缪尔·亚当斯鼓动波士顿市民要求英军撤出当地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始计第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第三）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军形第四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孙子兵法·谋攻第三）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第三）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第三）围师遗阙，穷寇勿迫。（孙子兵法•军争第七）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孙子，中国春秋时期吴国名将和军事理论家，其著作《孙子兵 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有哪两个概念是比啤酒和大不列颠还要密不可分的？—— 西德尼·史密斯教士，英国圣公会牧师，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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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个人真正的品质，要看他在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被人发现的情况 下做些什么。——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男爵，英国诗人、历史学家和下院议 员。著有《英国史》。我发现您有三个拼写错误。—— 托马斯·德·马海，法瓦拉侯爵，法国贵族。法国大革命期间因协助出逃而被判处绞刑。 临刑前他看着宣判书如是说。想要和平，就得先准备战争。—— 维吉休斯，古罗马军事思想家，他的《罗马军制论》是西方最 有军事影响力的巨作。 任何难题都迈不过深思熟虑这一关.如果有人能使你相信荒唐之事，那他也有能力使你犯下滔天罪恶。上帝并不眷顾千军万马，他青睐的只是当中的佼佼者。军队是国家的一部分。但在普鲁士，国家是军队的一部分。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伏尔泰，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被称为“法国 思想之父”。 在这个国家，人们认为偶尔杀掉一个海军上将来提气是值得的。——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英国海军上将约翰·拜恩在米诺卡战役中“未尽全力”而遭处决一事所做的评论。身处闹市而心如止水者，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心中没有希望，就无法体会到痛苦和哀伤。—— 威廉·华兹华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在战争中，没人能确保胜利，只能去赢得胜利。——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英国政治家、演说家、军事家和作家。 带领英国获得二战胜利。
战术马克　　　--来自克鲁普星区自治联盟第二舰队 Vladimir舰长的笔记
你被燃烧的汽车炸死了——佚名
君上若坚守此地,无非面对萨拉丁。若引军遁逸,则须直面举世嚣嚣。惟君上三思。
—圣殿骑士团团长杰拉德-德-雷德福 致 耶路撒冷国王居伊的信
1、凡天主目视尚可行动者，皆杀！阿诺德.阿莫里，熙笃会院长，曾创建[骑士联盟]。当其令十字军屠戮贝泽城做如是说2、虽然势单力孤，但天主赐予力量，令我们面对异端大军毫无惧色罗伯特.吉斯卡，号为&自作聪明者&，普利亚公国奠基人3、战况惨烈，恶斗终日，血流成河伊德撒的马修，亚美尼亚历史学家，其著作为研究该地区历史权威资料4、军中诸卒乃心有戚戚，常忧异日之生计，遂售剑求资，阴遁返乡富切.沙特尔，著名十字军编年史学者，著有[耶路撒冷远征记]5、所有笃信天主的勇士们，随我冲锋！让我们为家人而战，为天堂而战！康拉德三世，神圣罗马帝国，霍亨斯陶芬王朝首任皇帝6、天主激励所有王族勇气勃发，在基督名义下将敌人连根铲除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修道院制度著名人物，曾制定圣殿骑士团誓言[圣殿守则]7、全心奉献辉煌圣战的勇士们，必将得到基督子民的永恒赞颂教皇尤金三世，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发起者8、全军覆没之前，投降吧，吾不忍视汝等被屠戮殆尽伊玛丁，萨拉丁秘书，著有[萨拉丁统治史]9、我们必血战到底博尔特.休，英格兰阿马大主教，十八世纪新教鼎盛时期爱尔兰实际统治者10、勇士们，冲锋！捍卫神圣秩序，让敌人如野狗般在你们剑下呻吟伊尔.加兹，土耳其奥托基德王朝苏丹，曾于巴拉特（血腥之地）大败安条克公国11、号响首遍，众人即须披挂严整沃尔特，萨勒诺国王罗杰座下重臣12、如狮子般称雄一日，胜过若绵羊般苟活百年意大利格言13、尽管前途漫长，处境艰辛，但我们更要竭力结束这无尽邪恶，让和平降临家园威廉.退尔，瑞士国父和民族英雄，曾率领人民反抗哈布斯堡王朝暴政14、挥动雪亮锋刃，在辉煌战旗下，与上万敌军浴血厮杀阿黛拉，布卢瓦伯爵斯蒂芬之妻，征服者威廉第四女15、既然汝等欲战，那便前来如男儿般舍命搏杀塔兰托伯爵博希蒙德，安条克公国创建者，首次十字军东征名将16、大军四面云集，勇士摩肩接踵。士皆盔明甲亮，军俱战装齐备。安娜.科穆宁娜，拜占庭皇帝亚历克赛一世之女，著名历史学家，著有中世纪历史名著[亚历克赛王朝]17、诸贵族及骑士皆血战阵亡富切.沙特尔，著名十字军编年史学者，著有[耶路撒冷远征记]18、逃生既已无望，与其四散溃逃任人宰杀，何不奋勇死战，以成不世霸业富切.沙特尔，著名十字军编年史学者，著有[耶路撒冷远征记]19、适彼目睹对方军势之
感觉中2的名言更好些。。。
不错我收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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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快速回贴巴金自传：文学生活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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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聚了，我的兴奋和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
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Damede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
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
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
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去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
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1952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
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
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
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息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我罗嗦地讲了这许多话，都是讲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朋友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我该怎么说呢？我说形势大好，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一段我引用在这里来结束我的讲话：“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在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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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文学生活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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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聚了，我的兴奋和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
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Damede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
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
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
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去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
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1952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
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
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
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息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我罗嗦地讲了这许多话，都是讲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朋友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我该怎么说呢？我说形势大好，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一段我引用在这里来结束我的讲话：“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在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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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自传：文学生活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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