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介绍：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耶鲁大学国际金融中心研究员，著有《投资者的敌人》一书, 帮助投资者认识自我, 战胜自我。)
外媒：中国可能会在未来12个月出现重大危机
　　外媒日前报道称，中国的债务动态非常危险，中国很可能会在未来12个月出现重大金融问题。
　　2014年以来，中国信贷危机有愈演愈烈之势，荷兰国际集团(ING)新兴师Maarten-Jan Bakkum近日表示，“中国的债务动态非常危险，目前这种状况不可持续，只要当局继续关注其他事情而不启动去杠杆进程，系统性风险会上升，中国很可能会在未来12个月出现重大金融问题。”
　　他指出，可能会出现更多违约，一些大型开发商、产能过剩的钢企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则会首当其冲。目前这些类型的企业存在很多弱点，而且全部关联。
　　一些经济学家表示，影子领域的壮大导致高风险贷款增加并推升了房地产价格，从而加剧了中国信贷危机风险。
　　花旗集团(Citigroup)驻香港的高级中国经济学家丁爽表示：“中国央行面临两难，一方面，央行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必须尽力保增长；另一方面，它比其他政府部门都更清楚债务升高的危险。这个平衡很棘手。”
　　在中国政府试图控制传统银行放贷的背景下，众多影子银行家们开始向渴望获得资金的企业和家庭放贷，丁鹏云只是其中表现异常激进的一位。许多分析师和投资者担心中国经济的放缓可能引发债务危机，但影子银行的放贷规模持续增长。
　　根据高盛集团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企业和家庭贷款额占()的比例提高近60%。
　　中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在警告中国信贷自由扩展的风险。
　　经济学家谢国忠曾表示，中国放出的贷款大部分并没有变成投资，而是流入了资本市场，这可能会影响就业，甚至带来滞胀。中国的贷款激增正在伤害自己。更为严重的是，激增的贷款把中国企业从真正的经营活动中拉偏，并进一步走向资产投机。
　　中国当然也在努力将经济调整到更平衡的模式，尤其是通过中央银行努力限制信贷增长。不幸的是，这伴随着更为广泛的经济放缓现象。
　　然而也有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信贷一再放缓给经济造成持续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可能会投放新一轮货币刺激，这又将使中国陷入高信贷风险的恶性循环。
　　财经评论员看中国经济&&&
　　官媒释放利好信号&&&
　　我曾无条件接受了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驱动经济增长的理论解读，但后来我意识到，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最终驱动力有三：劳动力供给、要素生产率、制度性改革。
　　从劳动力供给的因素看，我们会看到人口红利与城市化。由于农村廉价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工业化和城市化获得了低工资优势。从要素生产率的因素看，我们会看到民营经济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各种类型的商业创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制度性改革的因素看，我们会看到市场化的力量正不断矫正和改良旧体制，使经济增长受益于改革红利。相比之下，投资/出口/消费是经济发展的表层因素，只是评价国民经济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其意义在于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风险。
　　从投资/出口/消费的GDP占比看，2007年是一个转折点，“三驾马车”转变为“双轮驱动”。2007年以来，净出口的经济贡献度或为负贡献，或为零贡献，而投资+消费是过去5年经济增长的两只轮子，各占50%左右。于是有人说，为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均衡增长，必须保持较高的投资率，让投资的经济增长贡献度达到50%以上。或许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形成了一个举债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在2007年不到150%，到2013年底，这个数字达到230%！
　　过去5年，举债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改变了市场与政府的相对力量。粗略计算如下：投资可分为三部分，民营企业、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显然，政府加国企的投资贡献度远高于民营企业。换一个角度看，在总负债中，民间负债的GDP值约为25%，政府负债的GDP值约为55%，企业负债的GDP值高达150%，三者合计为GDP的230%。但是在企业负债中，国有企业的负债远高于民营企业。若把政府负债与国企负债加在一起，政府性举债投资的GDP贡献度必然远高于民营经济。结论是：举债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本质上是政府主导投资的增长模式。
　　在银行的贷款分类中，长期贷款通常以3?5年为限，由此推算，过去5年举债投资的贷款将陆续跨入偿还期，但所投资项目却将陆续进入追加投资阶段。因此，在银行贷款陆续到期之际，影子银行以等形态的融资活动急剧增长，银行对于其“优质客户”也不惜展期续贷，从而在政府及国有企业的融资圈内创造了一种“神模式”，如一副对联所云：“借新债，还旧债，债债不还；拆东墙，补西墙，墙墙不倒；横批：且借且珍惜！”
　　举债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还能走多远？关键因素是银行的储蓄率和央行的货币发行量。因为，贷款和贷款展期高度依赖于银行储蓄，尽管银行储蓄中的政府和企业贷款占比也很高，但主要还是居民储蓄。举债投资的贷款额一旦超过居民储蓄，会有发生危机的可能。化解危机的另一种方法是提高货币发行量，结果必将是资产泡沫或通货膨胀。由此看来，举债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接近极限，因为商业银行的储蓄总额已接近负债总额，而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即M2已超过120万亿元！人民币的全球货币量占比已接近了30%！
　　在投资驱动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中，政府和国企主导的举债投资容易引起市场主导权的弱化，所以要逐步转向消费驱动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过目前政府消费已受到抑制，民间消费又很难提升。如果让投资的经济增长贡献度下降，从50%左右下降到30%~40%，经济增长可能会再减速，在未来2~3年内减到6%左右或将建立新的平衡！（理财周刊）
　　进入8月，随着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央媒集中发声。其中，新华社昨天播发的题为《引领中国经济巨轮扬帆远航——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述评》的8000字长文尤为值得关注。
　　文章阐述了今年以来，面对全球经济疲弱、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骤增等复杂多变的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国内外大势，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大局，以沉着的战略定力、坚定的科学发展理念和高超的全局驾驭能力，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坚定推动结构调整，着力全面深化改革，引领中国经济实现平稳合理增长，发展质量再上台阶，民生改善扎实有力。
　　在这之前， 8月5日、6日、7日，《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在头版位置刊登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系列评论，以《经济形势闪耀新亮点》、《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和《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为题，具体阐释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容和意义。随后，人民日报又刊发《新常态，辩证看》，称改革红利持续释放，经济发展后劲增强，成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最大利好。
　　央视新闻联播也从前天开始，在头条位置推出“新常态新征程”系列报道，已经播出的两集主题分别是《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常态》和《攻坚克难打好转方式调结构持久战》。在系列报道开篇词里，在判断“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阶段”之后，报道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正在砥砺前行，主动适应新变化，抓住发展平衡点，寻找改革突破口，踏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征程。”
　　新华社昨天的评述分三部分播发：“来之不易的成就”、“化解难题的智慧”和“远近兼顾的历史担当”。
　　文章说，之所以能从年初的迷雾重重到年中的曙光初现，其深层次原因正是，没有大张旗鼓地转变基调，而是不动声色地精准施策，以“微刺激”应对下行压力，用定向发力促进结构调整。而这些正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大局，以及化解难题时的高超智慧和精准拿捏，这其中尤其得益于对宏观调控方式作出创新的定向调控。文章引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的话说，看不清楚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总基调没变的情况下，二季度经济增速能够回升、结构能够改善。
　　基于此，文章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经济正开始一场深刻的变革：选择挥别，不再简单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选择进发，让中国经济巨人更加稳健向前。
　　文章分析称，“根据以往历史规律，在经济形势不好时，发展与改革往往会彼此割裂，形成发展重走老路、改革停滞不前的局面。”而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不但没有暂缓改革，前进脚步反而越走越快，改革成为发展的常态，彰显新一届领导集体让发展和改革互动的鲜明理念。
　　过去半年时间，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国“最高改革中枢”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连续召开三次会议，不但确定了全年改革重点任务，出台部分领域改革实施方案，还细化了重大领域改革举措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此前一个多月时间，从民营资本获批打破垄断进军银行业，到盘桓不前的打破僵局启动试点；从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出台，到多年未有突破的公车改革正式“上路”，这一系列多年想改而未改的重大举措陆续推出均被认为“石破天惊”。十几天前，《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出台，更是全面深化改革事业的历史性突破。2014年，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时光过半，却足以在中国改革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华章。
　　文章说，这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制约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正在从体制机制上得到破解。（东方早报）
专家：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政府几轮刺激所致
&&&&& 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有几个原因。从趋势性上看，是WTO红利和人口红利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所致。从周期性上看，是金融危机导致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从政策性上看，是政府的几轮刺激所致。
　　中国经济转型综合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是开放学，近年来主要关注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化、管理以及全球等领域的研究。
　　先简单回顾一下金融危机之前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这要回到最基本的增长理论框架。其实经济增长理论在最初的设计上是非常简单和直观的，经济增长过程取决于三个东西，第一就是要素禀赋的增加，这些要素主要是包括土地、劳动、资本。第二是给定这些要素禀赋，有多少要素可以参加到生产活动中，就是要素参与率。再进一步，给定的要素禀赋和要素参与率，这些要素的生产率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需特别关注的是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发动机在哪儿。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到二十一世纪的WTO开放，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以美国为代表的需求持续扩张。这三个因素放到一块，对中国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推动。国企改革的好处其实是一个市场化机制的建设，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发挥了更大作用，生产率在提高。WTO节省了对外贸易的成本，中国面临更大的市场，在出口过程中企业规模在增长，生产效益在提高。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增长，，政府投资，很多服务业也跟着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土地价格上升，农民工的收入也跟着增长。这是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
　　增速下滑的原因分析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运行特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宏观经济很多指标都是趋势性的转折。GDP的增速，危机之前是一路上去，年之后，增长率持续下降。支出上看，净出口占比下降，资本形成占比再上新台阶，也就是平常大家所说的投资过多、消费不足。从生产上来看，工业部门的占比在下降，服务业部门的占比提高。现在讨论比较多的还有债务问题，中国债务和GDP的比率在危机之后快速上升，2001年到2007年中国各部门的债务，包括政府、居民、企业，所有加在一块占GDP的比率，是从162%上升到172%，累计增幅为6.2%。但是从2007年到2012年该比值从172%上升到215%，累计增幅为25%。同时，还可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经济刺激政策频繁，以前总是觉得经济太热，但是从2008年之后，上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已经有三次了，不刺激经济就往下沉，需要不断刺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为什么GDP增速会下降？2001年到2007年之间平均增速是10.8%，2008年到2012年是9.0%，GDP平均增速下降1.81%。光增速对GDP的拉动，它的贡献就下降了1.74个点，这一项就占到90%。猛一看好像是出口的问题，是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下降的问题，其实不是。
　　2008年之后，出口增速平均下降14.3%，而进口增速下降9.6%，答案很明显，进出口增速下降最主要是因为出口下降太快，远远大于进口增速的下降。为什么出口会下降？出口增速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只有不到一半是来自于外需下降，有超过一半是因为市场份额增速下降造成的。通过分解可知，中国出口增速下降当然跟金融危机有关系，外汇收入下降，进口也少了，但是这只占4.6%，而市场份额的增速下降更为主要，这个判断意味着即便没有金融危机，中国出口市场份额的增速同样要下降，中国经济也会持续大幅度的滑坡。
　　市场份额增速下降又是为什么？有两个因素最重要。第一，WTO很重要。WTO的主要作用降低了贸易成本，而贸易成本降低之后确确实实增加了中国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但加入WTO的红利是在慢慢下降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别的，包括汇率，但汇率对出口市场的影响总体来说不大。过去七八年，劳动力工资，特别是制造业里的农民工工资，平均名义工资增长速度是10%-15%，累计几年下来工资是翻倍了。从2005年汇改到今天，人民币大概也就是升值30%，两者不是一个量级的，不是说汇率不重要，而是相对于劳动力成本变化幅度来说，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相对较小。
　　中国劳动力成本为什么提高那么快呢？可从供需两个方面分析。企业为什么会增加雇佣工人，是因为企业可以赚钱。制造业的生产率在经历了国企改革，经历了制度性变革，特别是民营企业加入之后，生产率有很大提高，这意味着利润的增加以及对工人需求的提高。这个过程中，工人工资自然会提高，而且会带动全社会的工资增长。从供给来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变化，因为有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之前都是在上升，但是2010年之后开始下降，而且是一个趋势性的下降。2013年总的工作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也就是劳动力的供给是在恶化。这两个力量在一块同时发生，使得工人工资上涨。
　　伴随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央政府搞了几轮刺激，刺激政策抬高投资和年增速，但是随着刺激政策退出，投资减速拖累了以后的增速。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有几个原因。从趋势性上看，是WTO红利和人口红利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所致。从周期性上看，是金融危机导致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从政策性上看，是政府的几轮刺激所致。
　　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困扰
　　我们还是要回到基本的经济增长理论，从要素生产率上看。大家知道，收入增长过程中的一般性规律。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发表了享誉世界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书中指出美国社会将经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发展阶段。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换，还伴随着职业结构分布、统治力量、社会决策机制等一系列的转换。也就是说，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社会都面临着工业部门增加值在GDP中占比趋稳或下降、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上升的经济转型阶段。
　　上世纪70年代，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开始进入工业社会，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开始趋势性下降。中国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PPP计算的人均GDP国际元)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开始趋势性下降；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停止了上升趋势，此后这一占比保持稳定。
　　我们再看中国内地，如果人均GDP按照PPP计算，国际元时发生转型，这个标准来看应该是2005年到2006年期间发生转型，但是中国内地实际发生是2008年以后。2008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包括工业在GDP中的占比下降，制造业增长速度放慢，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开始上升，这是趋势性的变化。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
　　从需求方看，随着中国民众收入的增加，对工业品需求下降，对服务业、高附加值工业品、民生基础设施需求提高。民众需要更好的环境、空气、更好的小区、更好的医疗服务等等。但供给为何一直没跟上呢？
　　第一个原因是对服务业的过度管制，这不需要我多说，在教育、医疗、环境、卫生等各个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有比较普遍的管制。管制，所谓的“市场准入”不仅减少了供给数量，关键的问题是影响公平竞争，民企与国企不平等。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服务业管制不光是遏制了服务业自身的发展，同时也给本来已经受到打击的制造业部门雪上加霜，它遏制了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典型的例子比如说物流或者电力供应等服务业，如果它不是竞争的局面，价格很高，自然就会传递到制造业的成本。
　　第二个原因是公共服务供给没能跟上。这主要面临两个难题。一是激励机制扭曲。就目前来看，政府最主要还是看重GDP、税收和升迁，很多官员的福利也是在这些项目上，所以他们会比较在意这些东西。公共服务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负担，花钱的事，也带不来什么收益，所以提供的意愿并不强。但是这又是它的职责，在履行职责方面又没有非常强有力的外部监督。这是激励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二是信息扭曲。即使政府有意愿改善公共服务，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基于何种信息有针对性地提供有效服务。公共服务源自本地居民复杂多样的需求，具有很强的本地化、非标准化特征，需因地制宜提供。只有广泛、充分接收基层民众信息，并经专家科学论证，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的信息基础。但在现实决策中，没有机制确保公共服务决策的信息基础，基层群众的需求信息难以充分、有效地传递到政府。
　　激励机制扭曲和信息扭曲，根源上都来自于公共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处于严重的不平等位置。供给方可以置需求方利益不顾，需求方对供给方缺少有效监督和强制执行力量。
　　第三个原因是金融体系不匹配。为什么服务业难发展，除了政府的管制、公共服务跟不上，还跟金融体系有很大关系。不管做什么、发展什么，总是需要投资的。中国金融体系的特征，其设计本身就是服务于工业部门的金融体系，特别是出口。以几大商业和股份制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大的骨架是如此，这个骨架对于支持工业出口部门和制造业，生来就有很多抵押品，有土地、厂房、出口订单。但是到了服务业，服务业很多都是小微企业，而且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没有什么硬的东西拿给你抵押，且往往投资的失败率很高。这些特征就需要比较复杂的金融服务体系，光靠原来银行这样的金融体系不行了。危机之后这么多年金融体系确实有变化，但是距离实际的需求还有很大距离。
　　摆脱刺激政策的恶性循环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政府为什么要搞经济刺激政策了。原因就是经济增长带来需求结构变化，第一回合结束，中国步入了后工业时代，但是供给方未能及时跟上。供求不匹配凸显，经济增长动力减弱。而政府不满足于经济下滑，于是第二回合开始，刺激政策出台。刺激政策的主要内容集中在高端基础设施，增加了对钢铁、水泥等工业品需求。基础设施数量增加，边际收益递减，工业品部门减速，也加剧了相关基础设施收益递减。
　　随着刺激政策的推出，相关的行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而能带来更好商业回报，或“外溢效应”的中低端基础设施，比如地下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老旧基础设施维护和改造、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改造、街道收费停车场等鲜有人问津。同时刺激政策加上高债务杠杆率行业特征再加上预算软约束，导致这类政府投资的资金需求高，对其他部门带来挤出效应，突出表现是融资难、融资贵。而另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刺激政策后，整体投资效率急剧下滑。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不当的刺激政策———偏离经济结构转型所要求的调整方向，延迟了资源从产能过剩的传统工业企业向需求旺盛部门的转移，带来了传统工业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债务负担的快速上升，增长动力进一步恶化。
　　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需在理念上更新和调整。发展理念层面上，“发展是硬道理”、“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战略”等一系列关联的认知理念能够凝聚的共识下降。“民权”、“民生”、“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包容性发展”等理念理应得到更多认同和支持。与上面那些理念相比，这些理念更强调处理好个人与政府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迎接后工业社会的理念基础。政府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是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更多尊重和谅解，是优良服务品质的基础。
　　而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上，首先要放松一般服务业管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是进行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城市服务业发展的成本，发挥城市的集聚优势。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四是赋予公众对公共服务的外部监督和强制力。五是减少刺激政策措施，重视本地化、非标准化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合理分配地方公众代表和相关专家对地方基础设施的决策权力。六是在有效控制微观主体预算软约束前提下，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理顺基础设施融资机制。
原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忆“四万亿”出台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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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回忆的三件事
　　我在全国人大履职十年，是第十届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一直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工作。我深深感到，要真正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必须敢于讲真话。人民代表大会采用票决制，不要以为自己说了就一定有效，但是自己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敢于说，反复说，直至大多数人理解和支持。十年中，至少有以下三件事值得我回忆。
　　关于出口退税问题
　　在第十届全国人大期间，财政部因出口退税额越来越大而不堪重负。出口退税的原则是保证出口产品在进入消费过程中不重复征税，是维护贸易公平鼓励出口的重要措施，其内涵是指对出口货物退还国内生产、流通环节已经缴纳的商品税。通过调查，我觉得退税结构不合理，主张结构性降低退税。这一主张遭到商务部，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出口大省的强烈反对。经过多次激烈辩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支持的人越来越多，最终我的建议被国务院采纳。
　　关于流动性过剩问题
　　流动性是一个比较复杂，但又不很清晰的概念。通常意义上的流动性(Li9“idiιy)指整个宏观经济的流动性，即在经济体系中货币的投放量的多少。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迅速，外汇储备超过9000亿美元。于是一些管理部门和理论界高喊“流动性过剩”，甚至说“流动性泛滥”。有人预言马上要出现两位数的恶性通货膨胀。在此舆论下，加速了所谓汇率市场化改革，加速了人民币对美元单边升值，从此对外贸易越来越困难。我在财经委多次发言，反对人民币对美元单边升值，主张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质问反对派，要求他们举出不通过外贸而成为发达国家的例子。希望澄清流动性过剩概念，要求加速改革外汇管理制度，要藏汇于民，引导民间对外投资。我认为超发货币只会形成经济滞胀，不会引发恶性通胀，因为超发货币没有形成居民财富。我的意见尽管没有被明确采纳，但是我认为明显影响了货币政策，加强了国家对外贸的重视，国务院调整了外贸政策，促进了外贸发展。
　　关于“四万亿”问题
　　2007年，由于货币发行增速过快，房地产过热，再加上2006年以来“流动性泛滥”的舆论影响，国务院提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的“两防”宏观调控政策。时年第二季度，多项数据显示：企业困难加大，珠三角、长三角外贸企业出现了较大面积的倒闭现象，外资企业开始向东南亚抽逃。我在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作了语气强烈的发言，认为经济即将下滑，必须尽早放弃“两防”政策，但是引来一片反对声。到了第三季度，内忧外患(美国金融危机)并发，我国经济急剧下滑，出台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在2007年12月下旬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次会议上，我作了“三个一点”的长篇发言。一是理论研究少了一点。何谓流动性过剩？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机理是什么？人民币为什么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完全没有深入研究，就盲目确定了宏观政策。二是见事晚了一点。珠三角、长三角经济问题已经很严重，我们看不见问题的严重性，还在自我陶醉，认为是“腾笼换鸟”，产业升级的机遇期。三是措施急了一点。二季度的“感冒病症”已经很明显，等到发烧了再下猛药已无济于事。这个发言引起了全体常委们的高度重视。2009年，央视采访我，我对“四万亿”计划的后果又做了深入、大胆的分析。尽管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但是实践已经给出了说明。
　　上面这三个小故事，唯有第一个故事中的意见被明确采纳了，但是第二个和第三个故事中的批评建议也会产生一定的作用。我深信，只要我们的人民代表赤胆忠心，就一定能产生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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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进行时　　&&&&&&&互联网在不断刺激中国的传统经济发生转型，如今不少O2O创业公司因烧钱太狠资金不继面临倒闭。有业内人士表示，中国互联网迎来了寒冬时期，这是否代表着互联网经济存在泡沫的现象?　　答案当然是毋庸置疑，但泡沫整体上被当成贬义词使用，但实际的情况是：但凡一个成熟的细分行业，都必须经历泡沫期。几乎没有哪个互联网细分行业，未经历泡沫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成熟模式(当然，泡沫过后不成熟从此夭折，或成为某种大型服务的配套型服务，也是常有的事)。　　我们先来看看曾经的一些泡沫经济给企业带来的合并浪潮：　　优酷土豆股份有限公司(日更名为合一集团)是中国网络视频行业的领军企业，专注于视频领域，旗下拥有中国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视频网站优酷和土豆。日由优酷(中国第一视频网，2010年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和土豆(中国最早视频网，2011年于纳斯达克上市)以100%换股方式合并而成。古永锵出任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日滴滴与快的宣布两家实现战略合并。滴滴打车CEO程维及快的打车CEO吕传伟同时担任联合CEO。两家公司在人员架构上保持不变，业务继续平行发展，并将保留各自的品牌和业务独立性。　　日，58同城宣布战略入股赶集网，获赶集网43.2%股份，58同城和赶集网两家公司将保持双方品牌独立性，网站及团队均继续保持独立发展与运营。同时合并后，姚劲波和杨浩涌担任联合CEO.　　日大众点评网与美团网于联合发布声明，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成立新公司“新美大”。“新美大”将实施联席CEO制度，美团CEO王兴和大众点评CEO张涛同时担任联席CEO和联席董事长，两家公司将保留各自品牌和业务独立运营，包括以团购和闪惠为主体的高频到店业务。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进入到合并的行列，这其中与互联网的泡沫是分不开的。　　但泡沫绝对不是贬义，泡沫的另外一种理解就是：风口。也就是说大家都觉着好，都要来干。创业者如果发现自己的行业正在进入泡沫期，应该是值得恭喜的，因为你找到了一个风口。如果自己所从事的细分行业，压根没啥同行，反倒要担忧了。毕竟，你不能说自己是世上最聪明的额，能够发现所有人都不曾发现的一座巨大金矿。　　但泡沫过后，死伤遍地。如何度过泡沫，成为剩着，再进一步成就”胜者为王“?　　其实真实的答案只有一条：融资能力。很多项目的成功，起决定因素的就这一条。有钱才能办事，没钱，你就不用谈什么用户体验，产品打磨了。　　所以创业团队的主心骨，主要工作就是融资，其他都可以暂时放放，体验不好，产品有瑕疵，都没有什么要紧的(注意我说的是暂时放放)，但如果融资迟了，将来就是另一版本的优酷土豆的故事了。众所周知的是，优酷最终吃掉了土豆，查一下两者的历轮融资表，不得不说的是，土豆大大落后了。　　我们再来看看传统企业的发展：在互联网的泡沫下，很多传统企业面对轰轰烈烈的移动化浪潮的时候，纷纷花钱找人开发企业APP，不管放什么内容先做一个再说。估计是看到星巴克，ZARA之类企业传播的软文了，自己不搞一个APP怕被被人，要么就是头脑发热被人忽悠了。笔者想告诉那些传统企业：不是不能搞，而是想明白为什么搞。如果花大力气做出来一个精美的APP，流量从哪里来?用户黏性怎么提高?活跃度怎么提升?　　如果你做了APP，让用户去应用商店搜索，再输入密码，然后再等，再，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如果没有WIFI的环境根本不可能实现，既烧钱，用户体验又不好。　　在互联网浪潮的带动下，出现了许多新的机遇，创业者们正是看到了新市场的机遇，纷涌而至的过来抢市场，这也就促使了互联网经济泡沫的产生。从这一方面说互联网大潮的泡沫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不管是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企业都要擦亮眼睛，透过现象看本质：　　对于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不要轻易尝试做平台，在现有平台做好内容也是不错的选择。假如要在移动互联网中布局，首先想的不是我要做一个APP，而是琢磨一下怎么用好这样的已经聚合大量用户的现有平台。所以说及时是你做了APP也不代表你就进入了移动互联网，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多少机会与用户实现互动。　　对于新型互联网企业来说，一定要利用大数据分析，精准定位，细分市场，清楚自己的服务群体，这样才能更好的获得融资，从而做出更好的产品。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在互联网的浪潮中，每一个细分领域，都会经历泡沫的清洗，虽然泡沫的清洗会将那些失败者清洗出局，但只有经历了泡沫，才能奠定它商业成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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