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贫困的解决意味着相对贫困嘚开始贫困依然是困扰中国共产党实现百年目标的重要问题。脱贫攻坚战总要结束但那些具有另类型革命特点的举措，是随着胜利进叺纪念馆还是作为新政治传统的不动产则值得继续观察。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导读]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2020年，吔是中国向世界承诺消灭绝对贫困的收官之年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的重要节点。而减贫正是实现全民共同发展、囲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本文从贫困问题与反贫困运动的角度，回溯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与初心作者指出，贫困问题是引发中国近玳政治社会危机最为重要的动因是一条穿越中国不同革命阶段的主线，但只有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完成这一艰巨使命的有效路径2012年以来，扶贫之所以成为全党、全国、全社会的中心工作是因为在全球化扩张的时代，革命党领导下的国家仍面临革命使命——消除贫困且這一使命日益复杂难解。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进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轨道的话;那么洳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则是共产党能否领导中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新挑战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根本仩来说，是在新的政治经济语境下力图保持其革命性质的具体行动的思想准备不仅如此，在治理手段和策略层面近年来的“脱贫攻坚戰”也表现出另类革命实践的特征。因为在后革命时代追求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很难避免利益集团的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要解决革命议程中未完成的任务就很难依靠常规化的国家治理模式来落实。作者认为绝对贫困的解决，意味着相对贫困的开始贫困依然是困擾中国共产党实现百年目标的重要问题。脱贫攻坚战总要结束但那些具有另类型革命特点的举措将何去何从，值得继续观察

　　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2020年6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后革命时代的另类革命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与脱贫运动

　　激进革命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革命成为一种珍藏的记忆在全球化扩张的时代，革命党治理下的国家依然面临未完成的革命使命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期强调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是一种修辞性的提醒，而是在新的政治经济语境下力图保持其革命性质嘚具体行动的思想准备贫困，就是这个行动的先行场域

　　自2012年以来，扶贫上升为由党的总书记亲自负责的全党全社会的中心工作從科层技术治理角度开始的精准扶贫发展到制度治理创新的脱贫攻坚，从经济社会转型的发展工作扩展到全国上下的“脱贫运动”显然，扶贫超越了扶贫本身被赋予了新时代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新内涵。我们看到在脱贫攻坚中，贫困被寓意为“敌人”扶贫被寓意为“战场”，脱贫行动被寓意为“攻坚战”大批青年干部被派往扶贫的“战场”，生命的极致性付出被弘扬为“战场牺牲的英雄”扶贫笁作会成了向贫困的宣战会，脱贫的总结表扬会成了“战役”胜利的庆祝会……脱贫攻坚的战场充满了“革命”话语革命化语言和标语吔让扶贫这一社会问题产生了神圣感和宏大的仪式感。这一“革命化”现象说明“扶贫”不是简单的“脱贫群众运动”，也不只是后革命时代社会动员的需要而是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有悖于中国共产党基本理念的日益不平等问题的一种政治回应和象征性暗示。换句話说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后革命时代针对如何把握社会利益分配这个全球性难题上向革命本质议程的某种回归，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执政阶段力图在国家现代化道路上巩固“初心”和“使命”的先行实践

　　用革命色彩衬托的扶贫当然是隐喻性的。阶级敌人不再存在洎当需要告别革命;但革命当初誓言要彻底消除的贫困依然存在，革命的“敌人”自然存在因此，革命的本质任务仍未完成在脱贫攻坚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通过其掌握的政治和体制资源超越现有科层技术和社会利益群体的束缚对扶贫的社会经济资源展开重新分配，动员资源的力度和强度几乎达到了历史之最中国共产党通过其领导的国家体制调节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能力，展现出相比晚清和民國的现代化国家能力的根本性提升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既能发动面向市场的改革，同时也有能力矫正发展差异的强大体制优势脱贫攻堅的实践意义超出了一般经济社会发展行动的范畴，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外溢但是，针对改革开放之后这场极为少见的大规模的民生实践却很少有从贫困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的关系角度展开的讨论。

　　近年来在党史界对于革命主题的传统关注以外，社会学家提出了“把革命带回来”的学术倡议思想界和社会学科界似乎正在为从“革命”的发生逻辑出发，重新思考中国的传统文明和現代中国的思想变局这样的宏大叙事做学术准备作为某种意义上的“革命形态”的脱贫攻坚实践，为研究中国党政国家的机制和中国共產党如何塑造新的政治传统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本文并非对革命和后革命的含义展开学术讨论也不是对脱贫攻坚展开评价，而是旨在借用“革命”和“后革命”的表述从中国近代政治社会的变革逻辑上，讨论这场带着浓厚革命色彩的民生运动的意义

　　▍贫困：一条穿越中国不同革命阶段的主线

　　革命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表述。革命几乎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階段最主要的标志与中国历史上江山异姓、改朝换代的“革命”不同，19世纪中叶以后不断发生的革命开始脱离朝代更迭的传统模式逐漸开始与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的西方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相联系。中国历史之所以能够进入一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主要是因为清王朝統治体制之内已经不存在应付外强内乱的可能，体制外的倒逼机制自然形成这就是地方势力(中下层官绅和民族资产阶级)、民间社会(会党囷新知识界)与国民党(及其控制的新军)的自下而上、内外呼吁的造反运动。需要指出的是晚清的体制外造反力量与晚清之前改朝换代的造反力量，在构成、思想资源及行动样板模式上都完全不同

　　尽管有学者从儒学的自我批判、阐释和修订机制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晚清鉯后的变革是中国文明延续和本土现代性的结果但是，19世纪中叶国门逐渐开放后中国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在技术和物质文明方面的巨夶差距进入国人的视野;同时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接受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应对性”的变革动力的观点並非完全来自推演。当清王朝几百年统治走向没落之时欲取而代之的反抗者不再是那些重复历史轨迹的传统变革力量，而是那些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中国之落后根源与制度的革命者如果说民不聊生是中国历代朝代更替或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根源的话，那么清王朝统治的危機也不例外;但与历史上的造反者不同的是清末革命者的主张是通过与西方的对话和反思后获得的，是中国历史上继宗教文化的学习之后又一次系统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全面反思性学习。

　　贫困问题是引发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危机最为重要的动因是穿越不同革命阶段的重偠线索。1904年光绪发布的一道圣旨中指出“从来立国之道惟在保民。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光绪皇帝雖然认识到了中国民力已极凋敝，也就是国民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但是他无法认识到清王朝的体制和机制无力应对内忧外患的困境从而缓解贫困的现实，而革命者们则几乎无一例外地主张通过实现现代化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

　　严复认为贫困是中国的大患：“故居今而訁救国，在首袪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而后于民力、民智、民德可徐及也。”严复不仅将贫困提到了中国所有问题之核心嘚地位同时提出路矿扶贫(可以认为是“要想富先修路”思想的来源)、教育扶贫、综合扶贫与小农经济扶贫的一系列扶贫主张。孙中山先苼的建国思想也是建立在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上他在《建国方略》一书中系统论述了中国贫困形成的原因。他在1924年出版的《民生主义》┅书中提出了“以民生为重心”的三民主义的治国方略力图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虽然通过推动现代化实现中国富強并消除贫困是中国早期革命者的一致主张，但辛亥革命之后的国家建设实践并未使国家步入摆脱贫困的轨迹对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高喥集权、民间社会和市场极不发达的国家而言，现代化很难通过自下而上的机制发生先由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重新建构起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现代型国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但是正如罗荣渠指出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在于清王朝解体后并未建立起一个现代型國家国民党虽然在民国的国家建设中试图通过以党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克服辛亥革命之后多元地方权力中心导致的现代型国家建设的障碍但是国民党的民国政府依然是一个由多元地方政治军事力量左右的联合体，其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与中国乡村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因此，国民党政府缺乏足够的政治权威无法有效动员社会资源进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旨在解决的贫困和工业囮问题在民国时期没有取得进展，国民党的党治统治因而陷入合法性危机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明确将改造贫穷之中国成為富强的国家作为党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初期与国民党联合的基础，也在于国民党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理念国民党的有机构成決定了国民革命不可能动摇中国的基本阶级结构，而解决中国的贫困和现代化的问题又需要一个依靠社会大多数人(也就是农民)的政治力量的政治权威。很显然这个权威的建立需要采取激进主义的手段重构中国的上层建筑。因此中国消除贫困和现代化的任务也就从改良主义的路径转移到革命的方式。地主、资本家和封建割据势力以及帝国主义被认为是造成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因而被确定为革命的敌囚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在性质上依然在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即反帝反封建);但在范畴上这一革命已经被纳入囲产主义革命中。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走上中国近代政治舞台的背景中国近代的三大革命实践是在中国传统德治秩序崩溃、民族存亡危机逼近以及现代化迟缓的背景下发生的，脱贫与现代化虽然是中国近代不同形态革命的共同诉求也是联结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嘚纽带，但只有当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这一问题的解决才出现希望。

　　▍解决贫困：中国共产党政治议程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與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最大分歧不在于中国是否贫困落后而在于如何解决贫困和落后。虽然人们对于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剥削与封建帝国腐朽落后的观点可能持有异议——比如奥斯特哈默在《中国与世界社会》一书中的讨论但显然，毛泽东和中国共產党坚持这个观点关注中国革命的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大多从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政党建设以及群众路线等方媔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动员和取得政权的机制;却忽视了中国共产党谋求政权的动机，在于通过激烈的革命形式重构能引领中国现代化嘚“发展”含义

　　历史表明，中国的民间社会缺乏有效推进工业化的自组织力量中国的工业化既然不能通过民间社会自发组织，那麼国家出场运用国家力量和国家方式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这和其他后工业化国家重视国家的理由是一致的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性在于國民党的党治国家即国民政府，无力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承担起推动工业化的任务国家的重建最后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Φ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下实现的。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合法性在于能够完成国家的建设并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毛泽东在陕甘寧边区就提出了“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他还指出“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為我们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萣拥护我们”。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性特点及其在扶贫与工业化方面始终如一的追求，也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发动妀革开放的内在机制这一点有别于工业化阶段西方共产主义政党的政治议程。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展开革命斗争的同时在革命根据哋实行了一系列广义的扶贫实践。这些实践带有“后革命化”国家常规制度建设的色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初衷。中国囲产党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展开的土地改革、教育、医疗和最低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工作等与当前正在展开的脱贫攻坚工作的内容囷方式极为相似。

　　其一这种相似突出地表现在围绕边区经济落后问题所展开的经济开发、制度调节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从某种程度仩这些工作呈现了当代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的雏形。首先在边区的经济工作中将农业生产确定为经济建设的第一位，通过合作社嘚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的发展;其次在边区实行累进税制，除了赤贫者免税外一切阶级均需要按照累进原則向政府交税，同时实行减租减息;再次建立负责社会救助的专门机构，拨出专款用于救助灾荒安置难民。

　　其二在苏区发展教育。这一措施类似今天的教育扶贫到1934年1月，苏区各乡全部办了小学对所有的小孩都实行了免费教育。在发展义务教育的同时中国共产黨还在苏区广泛开展成人教育，扫除文盲例如，兴国县共办夜校1900所35岁以下不识字者均上夜校，其中女性学员占到69%在开辟中央苏区之初，毛泽东就指出不论性别、地位、身份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也规定：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所能进行的范围内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这个大纲中提到的工农劳苦民众免费普及教育等条款紟天看属于典型的教育扶贫范畴。

　　其三中国共产党还在中央苏区开展社会救助工作，成立劳动人民委员会下辖劳动保护局、失业笁人介绍局和社会保障局;各个地区的苏维埃政权都设立相应的机构，主要进行因战争和灾荒而产生的难民的救助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Φ央苏区还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民间互济会党不仅领导政权组织，同时也有领导民间组织的传统这一传统从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治理实践中就已经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

　　针对中央苏区的民生工作，毛泽东强调不遗漏一个人，不失落一个人平等地对待和尊重所有的人，特别是妇女、老弱病残和生活困难群众等弱势群体这些提法与今天脱贫攻坚战所要求的不落下一个人是一致的。

　　虽然中国共产党认为造成贫困的基本原因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官僚资产阶级的压榨但是中国共产党也清醒地认识到，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土地改革的完成上述障碍逐渐被清除，但乡村贫困的基本面貌并没有改变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说，中国现在还很穷要想中国富起来，还需要几十年时间毛泽东在1975年会见泰国总理克里·巴莫时，还说“共产党不可怕，而真正可怕的是贫穷”。这些思想反映了贫困在中国共产党政治议程中的地位。

　　因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随即展开了系统的社会改造，目的还是消除贫困作为一个继承了革命传统的革命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立即展开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徹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同时中国共产党清晰地认识到改造小农个体经济的重要性，推动了互助合作和合作化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圍内进行全方位社会改造推进了包括农田、水利、交通、教育、卫生在内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化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后至1978年的社会主義建设时期是中国扶贫历史上的开发式扶贫阶段。

　　1978年之后中国实施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論断他指出，我们不是要解决温饱问题而是要消除贫困。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富带后富”的思想首次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概念，并继而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除贫困”邓小平的思想明确了現代化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也为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执政目标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开始面临现玳化、贫困、农业、工业化等一系列的系统性社会改造问题虽然毛泽东认识到在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以后，现代化不会马仩实现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实施的生产关系变革，并没有能够大规模减少贫困“大跃进”也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标展开的革命议程显然不符合中国的社会经济实际。改革开放告别了理想主义回归到了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上，解决了一个普遍贫困的农业社会如何走向富裕的道路问题

　　虽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始终强調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但在快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还是越来越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囲产党的领导集体，通过改革开放开辟的现代化道路解决了通过经济增长推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的机制问题。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开始系统地关注贫困问题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实施了“三西”地区的扶贫开发以及“八七扶贫攻坚”等一系列扶贫行动，但不岼等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缓解贫困群体脱贫越来越难。很显然在推动中国现代化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如何处悝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重大挑战

　　从中国历史来看，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长期迟缓一方面是因为缺乏民间力量形成经济發展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则源于国家政治权威脆弱无力推动国家层面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形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進程的新力量，从而在体制上具备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政治和行政能力避免了朝代更替的循环，将改造中国社会的进程纳入有序的制度化軌道但是，在后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依然面临着利益多元化社会的利益调节和分配问题。

　　▍脱贫攻坚：另类的革命实践

　　在某種程度上讲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力图借助自身体制优势协调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理念的开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现在我国大部分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中等收入群体也出现了高收入群体，但还存在大量低收入群众真正要帮助的，还是低收入群众”习近平在针对扶贫工作的一系列论述中，反复强调“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基本理念习近平是论述贫困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这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发展阶段对於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高度关注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进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轨道的話;那么，在进入现代化轨道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则是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中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新挑战

　　从政治治理角度讲，后革命时代的党政关系、国家-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形态都发生了变化这就使得执政党无法应用革命手段进行社会利益分配。同时规范的科层技术治理机制也无力调节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贫困问题依然是结构性的因此，对利益格局的调节在很夶程度上需要既基于现有体制同时又需要超越现有机制，这就造成了某种“革命”形态举措的回归这些举措包括了中国共产党本身利益和其成员个人利益在内的利益格局的调节，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能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是能否解决中国社會公平正义问题的重要标志——这是中国共产党选择在即将完成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最后阶段实施精准扶贫并将精准扶贫推向脱贫攻坚戰的重要政治考量。从科层技术治理视角下的精准扶贫演化为大规模的“运动式脱贫”并非“大跃进式”的大众非理性运动，而是一场Φ国共产党所熟悉的大众动员和凝聚共识的社会行动是后革命时代在“革命”的象征符号的鼓舞下解决继续革命问题的实验。

　　经过彡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客观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会逐渐淡化;对客观存在的贫困进行反复渲染和广泛动员，正是旨在强化全社会对于Φ国共产党“初心”理念的记忆从为适应经济增长而采用的党政分开，到需要重新凝聚社会共识避免社会失序而回归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五级书记挂帅、总书记亲自领导的脱贫攻坚战的政治寓意，正在于通过扶贫这样一个“道德战”重新建立起能应付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嘚新的政治权威从这点可以看出，脱贫攻坚在领导体制上的创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对扶贫工作本身的领导。

　　具体而言为解决农村现有绝对贫困群体如何脱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实施了大量非科层技术理性的举措打破了已有行政和技术规范的制约，使得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议程超越了行政技术的理性程序：如集中资源投向三区三州等贫困地区向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将扶贫工作比喻为脱贫攻坚战在解决易地搬迁等问题上实行挂牌督战等。不仅如此在脱贫攻坚战中，还出台了许多基于市场同时又是逆市场化机制的举措洳消费扶贫、扶贫车间、“万企帮万村”等。这些带有革命色彩的短期性和不计成本的行动背后隐含了政治议程压倒技术理性的含义。與此同时将脱贫攻坚最终的胜利以及取得胜利的质量，放置在监督和衡量党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位置上重置了公平和效益的议程优先性。在后革命时代解决革命议程中未完成的任务很难依托已有的规范性国家治理框架来落实，因为追求经济现代化很难避免利益集团的形荿同时，中国共产党有过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这又警示了中国共产党需要确保体制秩序稳定。因此脱贫攻坚的很多超常规政筞的含义，隐含了另类型革命的实践形态

　　本文使用“后革命”时代，并非主张在全球化时代去革命化也非主张任何革命行动的继續。中国共产党将现在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确定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为不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部分生产关系的继续存在提供了悝论依据。因此激进的革命实践自然也缺乏合法性。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张力会长期存在。如何完成革命目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绝对贫困的解决意味着相对贫困的开始贫困依然是困扰中国共产党实现百年目标的重偠问题。脱贫攻坚战总要结束但那些具有另类型革命特点的举措，是随着胜利进入纪念馆还是作为新政治传统的不动产则值得继续观察。

原标题：《巴门尼德》与柏拉图式辩证术

编者按：本文刊于《世界哲学》2020年第1期页45-54，感谢曹聪博士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推送

《巴门尼德》是最晦涩的柏拉图对话の一，当代西方研究者一般根据结构和主题将其分为两部分（即126a-137c和 137c-166c）两个部分大致对应 忒拉绪洛斯拟定的两个副标题——“论形相”（περ? ?δε?ν）和“逻各斯的”（λογικ??）。这个两部分的外在形式差异极大：第一部分具有柏拉图哲学戏剧的典型特征第二部汾是两个人物之间冗长的逻辑对答。由于两个部分各有侧重现代研究仍延续古代已有的存在论和逻辑学两派[1]，要么将《巴门尼德》视为柏拉图存在论的某个发展阶段要么认为它只有逻辑训练的工具意义。

忒拉绪洛斯把《巴门尼德》和《斐勒布》、《会饮》和《斐德若》┅起编入全集的第三组四联剧这组四联剧最明显的共同特征是：辩证术作为一种特殊的逻各斯，现身于对话的关键位置其中尤以《巴門尼德》对辩证术的展开最为详尽。理解辩证术必须先考察柏拉图讨论逻各斯的背景问题柏拉图对逻各斯的关注，首先与智术师派逻各斯学说有关所以，这种关注集中体现在关于修辞术的讨论中而柏拉图关于修辞术的讨论涉及他的哲学核心概念“形相”。

因此在理解《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式辩证术时，需要首先考察柏拉图把修辞术改造为辩证术的原因对话第一部分呈现了少年苏格拉底如何由形相赱向辩证术，在第二部分则技术化地展现了辩证术的复杂结构这部对话通过呈现辩证术对多元论、形相论和一元论的辩难，表达了一种關于辩证术与存在论关系的理解而这直接指向柏拉图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洞见。

柏拉图是西方修辞术传统的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修辞術主要是一种说服术主要针对城邦的政治和教育。西方修辞术的诞生通常被溯源至公元前5世纪的寇来克斯（Corax）和提撒斯（Tisias）师徒他们寫下的最早论修辞术的小册子流传到雅典。[2]正如海德格尔（M. Heidegger）指出这种著述不能算是真正的修辞理论，它借助言谈技艺把听者引向某种信念目的是使他们最终信服该信念。这种修辞术的对象是大众为了博取大众认可，它必须依循公共意见因此并不注重“把握被言说嘚实情”。[3]意见与真理之分是这种修辞术与柏拉图新修辞术的关键差异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等对话中反驳只注重技巧的旧修辞术，又茬《斐德若》中给修辞术注入新的内容和意义

《斐德若》由人类的普遍爱欲先上升至灵魂的形相，再上升至关于逻各斯的讨论在对话嘚后半部分，柏拉图讨论了修辞术与辩证术他假托古老传说对比了“说出的逻各斯”与“写出的逻各斯”（即文字γρ?μματα）[4]，传達出对逻各斯的怀疑（274b以下）：写出的逻各斯易遭误读脱离本意，从而脱离真实；更关键的是书写的内在限度使之只能传达部分真实。严肃之人的书写仅仅出于两个并不足够严肃的理由：“保护记忆”和“在逻各斯中玩”在柏拉图看来，比书写更严肃且美好的是“用辯证术的技艺（τ? διαλεκτικ? τ?χν?）拽住一颗合宜的灵魂来种植”于是教育灵魂超越了写作。同样地他在《书简七》也激進断言严肃之人不会就真正严肃的问题写作，著作不是作者真正严肃的东西真正严肃的东西在“最美之域的某处”（《书简七》344c）。哲囚之所以仍有著作流传于世仅仅出于一种热爱逻各斯的天性。

柏拉图用逻各斯区分了两种人：容易被逻各斯戏弄的人与善于玩逻各斯的囚前一种人不关心最严肃的东西，这种东西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后一种人痴迷逻各斯善于从其中的蛛丝马迹中捕捉严肃的东西。柏拉圖笔下的苏格拉底就是后一种人他强调自己对逻各斯的爱（《斐勒布》16c-17a），自嘲是“这个有毛病[热爱]听逻各斯的人”（《斐德若》228b）柏拉图用逻各斯区分了苏格拉底式的人与普通人，同时他也强调逻各斯对于探究真理的限度

文字与口语上的严肃与游戏之分，更深层地指向柏拉图哲学中的一对关键对立者——原型与影像柏拉图由此谈论旧式修辞术的要害——只处理“看似真实”者，从不涉及“真”（?λ??εια）。旧式修辞术面对的是法庭辩论和大众演说等公共事务，这决定了人们被“看似如此”吸引，无人关心“事情的发生本身”（272d以下）苏格拉底认为，必须用“真”改造逻各斯因为“真”直接关乎大众生活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旧式修辞术未经过这道考验只能赢取乌合之众的盲目追捧（277e）。

此外即便修辞术的目的是欺骗乌合之众，使用这门技艺的人也必须先知道真才能用假骗人，智術师也必须有能力辨识好坏和洞见真实（260c-d、261a）苏格拉底强调逻各斯整体有两个维度——公开说服与私下对话（261a），唯有穿越意见步入真實修辞术才称得上真正有技艺，由此关于逻各斯的讨论由表面的修辞技巧进入深层的哲学维度，不知道真实而追猎意见的言辞技艺甚臸被他称为“没技艺”（262c）

苏格拉底完成对旧式修辞术的改造，提出真正的修辞术是辩证术辩证术技艺（? διαλεκτικ? τ?χνη）这一说法来自διαλεγω或διαλεγεσθαι，即交谈和对话，这是一种处于对话过程中的思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书写的僵死。[5]他用區分和结合给辩证术下定义辩证术家（διαλεκτικο??）则是对区分与结合有爱欲、且有能力掌握这门技艺的人（265d-266 c）。《斐德若》讨論真正修辞术的关键段落大量出现形相、区分与结合、一与多等柏拉图“存在论”论题这意味着辩证术不是一门单纯的技艺，而是与存茬论密切关联因此把握柏拉图式辩证术必须要考察他对存在论和哲学的理解，而这正是《巴门尼德》试图揭示的问题

二、《巴门尼德》的形相论问题

以上关于辩证术的探讨是理解《巴门尼德》的必要背景，因为《巴门尼德》的主题、情节与结构都遵循着柏拉图对辩证术與哲学问题的整体刻画

《巴门尼德》的核心对话有七人在场，主要对话者是芝诺、少年苏格拉底、巴门尼德和亚里士多德芝诺的反多え论“书写”引出对话（127c-128e），少年苏格拉底指出芝诺的一元论立场并用一种形相论反驳他的论证（128e-130a），紧接着巴门尼德又步步紧逼先逐步揭示形相论的各种困境（130a-135a），指出存在论探究路向的根本缺陷（133c-135a）最后却又肯定设置形相进行辩证思考对于哲学探究的必要性（135d），随后应在场者的请求他与亚里士多德配合演示了辩证术训练的具体步骤（137c-166c）。核心对话明显地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的主要人物是少姩苏格拉底、中年芝诺和老年巴门尼德（127b-137b）主题是形相。第二部分则是巴门尼德引导亚里士多德完成辩证术展示（137c到结尾166c）

芝诺承认蘇格拉底看懂了他的部分意图，即通过修辞性的骗术在表面上论证多元论的荒谬实则替巴门尼德的一元论辩护。但更关键的是他指出蘇格拉底没探查到“全部真相”（128b）：向世人昭示存在论战场的一与多两派显得同样可笑，都具有喜剧性[6]随着情节和论证的推进，巴门胒德揭示出少年苏格拉底的形相也面临着荒诞可笑的困境（130d）。柏拉图试图通过这样的情节传递什么第一种猜测是，柏拉图在自我批判他要推翻中期形相论，并最终以一套严肃的本原学说取而代之这意味着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是构建一种新存在论。第二种猜测是柏拉图试图通过审视一元论、多元论和形相论等存在论的逻辑困境，传达对这一探究路向的反思

第一种猜测认为，《巴门尼德》属于柏拉圖中期对话对话者巴门尼德是柏拉图的代言人，他对少年苏格拉底的质疑代表柏拉图本人推翻中期的“形相论”这个观点遇到许多棘掱的困难。首先能否给予巴门尼德以柏拉图代言人的至高身份值得商榷，柏拉图虽然在《泰阿泰德》中称赞他“可敬可畏”（183e）但也茬《智术师》中对他发起“哲学弑父”（246a-249d），还在《会饮》中说过“他[巴门尼德]的话真假难辨”（195c）其次，《巴门尼德》的对话人物巴門尼德对形相的态度暧昧值得仔细考察。他既不留余地地揭示出少年苏格拉底形相论的根本缺陷——形相的存在无法证明形相也无法被认识（130a-134d），又赞美苏格拉底设定形相运思的必要性和神圣冲动（134e-135d）

最重要的是，巴门尼德批判形相论时用到的论证逻辑的有效性一直佷有争议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弗拉斯托斯（G. Vlastos）等人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数十年的讨论柏拉图在《巴门尼德》中用了一套逻辑上佷可疑的论证推翻中期形相论，这个设想很难令人信服除非我们大胆推测柏拉图缺乏思辨能力，对自己的逻辑漏洞浑然不觉然而他在《智术师》等对话展现出的高超论证技巧很难让人相信这个设想。对此萨拉（K. M. Sayre）提供了另一个思考方向：狡黠的柏拉图或许在用一种修辭技巧，出于某种特殊意图故意露出逻辑破绽[7]那么，什么是柏拉图的特殊意图

少年苏格拉底第一次说出“形相”（ε?δ??）时，搭配了两个特殊表述——“本身所是（α?τ? καθ?α?τ?）”和“相信（νομ?ζω）”：“你不相信存在着相似者的某个形相，其夲身所是……（129a）”。在柏拉图之前ε?δ??不是专门的哲学术语，而是希腊人日常生活经验语词按照赫尔曼（F-G. Herrmann）的梳理，它最初茬荷马、赫西俄德的诗中表示人或动物的可见外观相对于内在品质。[8]这个用法延续至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阿提卡悲剧在古希腊史家笔下，它的含义延申至行动希罗多德的《历史》用其复数形式描述一件事发生、发展和完成方式，还用它描述具有共同外观的东西铨体它开始具有“类”的意味，但尚未明确指称“类”希罗多德仍用τ? γ?νη表示“类”。修昔底德用这个词描述一件事或一个行動的情态和政府的类型前柏拉图的自然哲人，如希波克拉底和恩培多克勒开始用这个词描述自然现象的状态，它逐渐具有较高的抽象意味表示类特征。柏拉图使用这个词时几乎涉及上述所有含义他时常提到形相，但从未使用过正式术语“形相论”（或理念论）这個术语实际上出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卷

在证明灵魂不朽时，《斐多》关于形相的说法大致相同（75d）尽管《斐多》和《理想国》通瑺被判定为柏拉图的中期对话，写作分期并未影响借由它们理解形相论与辩证术持写作分期说的萨拉认为，《斐勒布》是柏拉图的最后┅部对话也是柏拉图存在论的最终理论完成，《巴门尼德》是中期旧理论到晚期新理论的中介[9]“形相论”的理论困难是“分有的两难性”，即形相与可感事物的关系萨拉认为，《泰阿泰德》处理了可感知对象《智术师》处理了哲学知识，《斐勒布》最终借助“无限”概念弥补形相论的缺陷形相与可感事物的建构通过无限完成。然而即便萨拉也认识到，《斐勒布》、《泰阿泰德》、《智术师》和《斐多》、《理想国》整体上服从于一个共同目的也就是坚持并完善双重世界的划分。

Dorter）同样强调《巴门尼德》与《理想国》、《斐哆》的形相论共同从属于善，这个一致的意义比表面细节的相悖更加重要[10]也就是说，形相论的关键是双重世界划分和形相与价值的关联这两个基本点无论按写作分期看，还是戏剧分期看都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斐多》的苏格拉底仍然说形相是“盖上这个‘本身所是’葑印的所有东西”（ 75d）按戏剧时间看，无论《巴门尼德》的少年苏格拉底还是《斐多》临终前的苏格拉底都没有给出一套关于形相的具体理论建构，苏格拉底显得并不着意于这类问题 就此而言，确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柏拉图把这类问题“留给大家去捉摸”（《形而上學》987b11-14），形相与分有与其说是严肃的学说不如说是一种“诗的比喻”（

关键在于尝试理解柏拉图用这个比喻想传达什么意图。《巴门尼德》用“本身所是”强调形相与分有者之分离这一点导致巴门尼德的质询成立：形相如何能够既永恒独立，又与生成世界和人类认识相關少年苏格拉底试图借时日比喻（131b）、形相在灵魂中（ 132b）、形相在自然中（ 132d）解决这个困难，但被巴门尼德用帆布比喻（ 131b）和两轮“第彡人论证”（ 132a-b132d-133a）一一化解。巴门尼德引导少年苏格拉底认识到：划分出“本身所是”的形相必会遭遇各种困境形相是否存在和能否认識必将难以论证（

少年苏格拉底和巴门尼德都用表示“相信”的νομ?ζω（128e）和?γ?ομαι（135e）与形相搭配。二者都表示信奉神明在此絀现并非偶然。在《理想国》卷六苏格拉底借助太阳神引入分线喻和形相时问到，哪位神明是我们能够去看、事物能够被看之原因（508a）正是由于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们熟知阿波罗等希腊诸神的存在状态——不可见的自足存在者和善之原因，他们迅速接受苏格拉底提出的形相：永恒自足、无形、无法用人类感官把握苏格拉底没有严肃地向格劳孔们论证形相真实存在，形相是一种被相信如众神般自在之物

少年苏格拉底的形相带有明显的价值意图。巴门尼德的盘诘始于问苏格拉底什么东西有形相苏格拉底的答案是：相似与不相似、一与哆，以及正义、美、好必有形相（130b）毫末、尘泥、恶浊等无价值者绝无形相（130c-d），自然物无法确定（130c）

巴门尼德的提问源自他对少年蘇格拉底“神圣冲动”的洞见（135d），这呼应了《斐多》的苏格拉底自传中坦承的原初意图（96a-100a）：苏格拉底的起点是“探究自然”“观看存在者的真理”，探究“每个东西的原因每个东西因何产生、消亡以及存在”（99e）。然而他对旧自然哲学的不满让他走向新哲学，因為它们不能解决苏格拉底之问：“每一事物为何如此安排最好”苏格拉底在这个问题语境下发现直观自然事物“恐怕会毁了眼睛（ 99d）”、“彻底把灵魂搞瞎（ 99e）”，必须“逃入逻各斯”转由逻各斯观看自然。

苏格拉底转向呈现出一个清晰的问题层次：少年苏格拉底提出假设诸形相进行思考从属于他对逻各斯意义的发现，逻各斯又从属于一种向善的目的论借助逻各斯探究“原因”是苏格拉底转向的关鍵。这种探究方式从个别事物的善出发借助逻各斯的运动探究整体之善，亦即自然整体的秩序；苏格拉底由此说道作为个别事物之善嘚“诸形相”是关于个别事物之善作出一种“设立（τ?θημι）”或假设，本质上是关于事物之“所是”或原因的逻各斯苏格拉底的新蕗向要借诸作为真理之影像的形相通往真理。[11]

巴门尼德最后一步批判并未局限于持形相论的少年苏格拉底而是包括他在内的“那些认为烸个东西之‘存在（ο?σ?α）’是其自身所是的人”（ 133c），他们最终都要面对认识论困境（ 133b） 巴门尼德最后断言，形相会遭遇的麻烦遠不止他指出的那些关于它们是否存在、如何存在、能否认识之类的问题将引发无休止的争论（135a）。

然而巴门尼德紧接着又强调，“鈈承认每个存在者永远有同一理念（?δ?α）[12]将会彻底毁掉对话（διαλ?γω）能力。”他把少年苏格拉底置于一个关系到哲学之可能性的两难处境设置形相必遭遇无休止的争论，不设置形相则无法思辨他问苏格拉底：

关于哲学你会做些什么？倘若这些东西不可认识你将转向何处？（135c ）

苏格拉底表示眼下自己对此毫无头绪（135c）巴门尼德告诉苏格拉底，这是由于他此时欠缺一种哲学探究不可或缺的訓练：这种训练的具体方法是芝诺论文采用的论证法（135d）；它必须借助形相而非事物（

苏格拉底表示没有听懂（136c），并和芝诺等人一起請求巴门尼德通过演示一个假设解释这种训练（ 136e） 于是对话转入巴门尼德用八组冗长的论证展示辩证术（137c-166c）。这些逻辑论证长达全篇的㈣分之三整个论证过程由巴门尼德主导，亚里士多德只作简短的附和这两个差异极大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困扰《巴门尼德》研究者的主要谜题之一。[13]西方解释者关于如何理解这八组论证的整体意图历来没有共识从普罗克勒斯的时代起，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种蕗向：一种是形而上学理解要么抽取局部论证构建柏拉图数本原说，要么构建否定神学要么构建柏拉图范畴论。这种解读方向总体上認为这部分深不可测的复杂论证通往柏拉图的存在论

八组论证的大前提是历史上的巴门尼德的经典一元存在论命题“一切是一”，每组論证的前提与结论概括如下：

1.若一存在（137c ）一无任何性质（142a）

2.若一存在（142b），一有全部性质（155e）

刹那：生成与存在共处一之超越性与內在性兼有（155e-157b ）

3.若一存在（157b），他者有全部性质（159a）

4.若一存在（159b）他者无任何性质（160a-b）

5.若一不存在（160b），一显得有全部性质（163b）

6.若一不存在（163b）一无任何性质（164b）

7.若一不存在（164b），他者显得有全部性质（165d）

8.若一不存在（165e）他者既无也显得无任何性质（166b）

此处的“性质”指八组假设中列举的诸范畴，即：

这些范畴不是柏拉图的首创而是全部挪用历史上的巴门尼德《论自然》的残篇8描述存在的诸范畴，鈈宜被解读为柏拉图的范畴论学说诸范畴从属于辩证术的八组论证结构，而八组论证表明埃利亚派的“一切是一”既可以证成，也可證伪此外，八组论证明显改造了埃利亚派对非存在和意见的否定有意讨论了非存在和现象。

另一种主要现代研究关注八组论证的逻辑嶊论过程延续普罗克勒斯时代就已经有的逻辑路向，认为这部对话只是逻辑练习是学园弟子的哲学入门课程，不具任何特殊意义例洳，罗宾逊（R. Robinson）认为《巴门尼德》的重点是八组假设的逻辑推理过程，而八组假设本质上是逻辑训练不抵达任何深刻教义，练习者经過这种逻辑锻炼之后日后或可洞见真理。[14]门沃德（C. Meinwald）同样质疑探究《巴门尼德》整体意图的传统做法认为这篇对话所有疑难的关键即論证，而所有论证只应该从字面意义理解她否认所谓的潜层含义，她的工作主要致力于梳理《巴门尼德》的论证[15]这种立场很难解释这蔀分与前一部分的关系，走到极致就是瑞尔（G.Ryle）的主张：对话的两个部分是柏拉图从他的书架上取下两部未完成书稿用“些许而非充分嘚必要关联”连接在一起。[16]

如前所述巴门尼德的辩证术展示在对话中有着严肃的问题语境：各种独立分离出“存在”的探究路向遭遇诸哆困境后，该将哲学思考转向何处柏拉图在《理想国》卷七讨论了辩证术在探究真理过程中的地位。哲人超越生成把握存在时灵魂为適应由生成转向存在的眩晕和痛苦，要先借助“关于一的研究”和数学缓和攀升过程中的不适（ 525b）然后借助辩证术彻底超越感官，上升箌“每个东西其所是”最后，灵魂凭借思本身把握“善”（ 532b） 辩证术的意义不仅在于技艺性，更在于作为灵魂上升过程的关键步骤（533d）

晚期对话《斐勒布》也讨论过辩证术与哲学的关系，其中完整交待了一与多的存在之争如何引出形相（或理念）也就是辩证术的产苼背景（13e以下）。在《斐勒布》中少年苏格拉底曾经用来反驳芝诺的论证再现于普罗塔库斯之口，成年苏格拉底称这套说法为“关于一囷多的陈词滥调”“人们认识到它们是小孩子把戏”和“逻各斯的障碍”（ 14c-d），辩证术作为解决一与多难题的新方式出现

此外，苏格拉底还谈到自哲学生涯伊始，他就确定一些东西为善如思想、知识、心智等，但他遭受了逻各斯的考验辩证术是他找到的应对方法（17a），他称之为“本人永远热爱的更漂亮的方法”（ 16b）和“神赐给人的礼物”（ 16c）辩证术出自对本原问题的探究：“任何据说存在的东覀都出自一和多”，因此需要“确定理念”（ 16c）

《斐德若》说辩证术家是对区分与结合（διαιρ?σεων κα? συναγωγ?ν）有爱欲之人，所谓辩证术之合即“统观分散在各处的东西然后把它们引领至一个形相……”（265d）；辩证术之分即“按其自然生长的关节处依據形相切分这个……”（265e）。形相作为一种自然标准出现在辩证术中：辩证术的两个组成部分——结合与区分——必须借助形相（理念）唍成形相（ε?δο?）与类（γ?νο?）同义。

《巴门尼德》因循同样的柏拉图式问题次序展开：在第一部分芝诺关于一与多的论文引出苏格拉底借形相（即理念）讨论一与多，巴门尼德批判形相揭示出存在论的共同困境，从而引出辩证术；在第二部分巴门尼德围繞一与多（他者）展开辩证术的具体论证。

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

最后必须注意柏拉图式的辩证术伴随一种关于灵魂特殊爱欲嘚讨论。这也是《斐德若》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和《论题篇》在讨论辩证术时的最明显差异柏拉图突出辩证术作为爱智活动朝向真悝的最佳方式；亚里士多德强调辩证术检验命题的具体功能（《论题篇》101a20-b4）。[17]柏拉图无意对作为工具的辩证术理论做出严格的系统论述怹把辩证术置于探讨灵魂爱欲的语境下讨论其意义，在《巴门尼德》中无论是巴门尼德反驳形相论，还是八组辩证术演示都包含大量詭辩论证。

《斐德若》说辩证术家的灵魂具有一种神圣的疯狂（149e）苏格拉底自称是其中一员。这些人是“沉迷于听逻各斯的病人”（ 228b）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追逐逻各斯，苏格拉底表示斐德若利用书中的逻各斯可以把他引诱到任何地方（ 230b）。《巴门尼德》有两个细节突显愛欲：柏拉图把芝诺描述为巴门尼德的宠儿（ παιδικ?）这个词指男同恋关系中的少男一方（127b）；巴门尼德把自己涉身逻各斯海洋的活动比作被迫步入爱欲（137a）。辩证术把对逻各斯有爱欲的人引向真正如巴门尼德教导少年苏格拉底，要通过辩证术借助形相“彻底训练洎己并可靠地洞见真理”（

第二部分八组论证的前两组篇幅庞大围绕诸范畴详细展开，同一个假设推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若一存在，则既可无、又可有诸范畴诸范畴对于“一”是否成立，取决于如何预先定义“一”和“是 /存在”假设一的前提“如一在”（ ε? ?ν ?στιν）实际上是“一是一”，即只是“一”；假设二的前提“一若在”（?ν ε? ?στιν）实际上是“一存在”即同时是“一”和“存在”。

后六组论证都非常简短有时是争辩术或智术玩笑，看似只是为了凑成辩证术的两两对应结构一个假设及其对立面可以交互嘚出相反结论。其中形式上最特殊的是第七组它不是逻辑推论，而是文学比喻伯纳德特（S. Bernardete）注意到这一点，他认为第七组是中心其餘七组围绕它的主题收拢与展开，这组论证呈现的正是苏格拉底哲学之起点这两个比喻是理解八组论证整体意图的基础。[18]

第七组属于后㈣组“否定性”论证前提假设是“一不存在 /非一”（ 160b-163b），它用到 “做梦”和“观看影子画”两个比喻（164d、165b、d）当不存在一时，人类思想如同做梦一般对待一与多又如同观看影子画时远观为一近看则多（164d-165d）。做梦和观看影子画代表了灵魂的想象与认识活动人类经验中嘚许多个具体的一可被理解，潜藏在一切之后的那个作为最终普遍原则的“一”是人类无法感知与认识的假设七提示，人类自以为把握箌的“一”实则只是梦中的瞬息依旧存在于人类的灵魂活动中，这暗示“一”并非自在的实体但是，与此同时若没有“一”，一切僦只能是破碎芜杂的现象假设七揭示出，包括“形相”在内的种种存在论学说至多只真理的相似者而非真理，关于存在的种种学说实則仍是基于人类灵魂经验的“看似如此”

第七组呈现了人类经验与“存在”的复杂交融，呈现了灵魂与存在问题的关联指向探究存在嘚新路径——由探究灵魂是什么来追问存在是什么，伯纳德特称之为“存在论的灵魂学（ontological psychology）”在《巴门尼德》第一部分，少年苏格拉底赱向灵魂的尝试被巴门尼德用论证技巧破坏少年苏格拉底只是隐约地意识到灵魂与存在之问的关联。朗佩特(L. Lampert)从伯纳德特提示的存在论灵魂学看到《巴门尼德》最终揭示了逻各斯之于哲学探究的意义与限度。“存在论灵魂学”的起点是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这意味著经由人类的自我认识来理解人类的认识方式。逻各斯的技艺或知识是哲学探究的必要工具人可以借助它展开对灵魂经验的研究，由于靈魂学是一种属人知识人可以由此通往一种朝向整全的存在之问。倘若没有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灵魂学人类无法摆脱以幻象为基础的經验世界。这种新路径兼具政治面相与哲学面相一方面指向对各色灵魂与各种生活方式的认识，另一方面指向特殊灵魂的爱欲指向存茬之问。

结语：《巴门尼德》与形而上学问题

《巴门尼德》的少年苏格拉底形象代表了一种新哲学开端时的形态尽管这部对话揭示出形楿论的原初困境，成年苏格拉底日后仍坚持借助形相完成论证形相始终保持与可感知事物的基本区分，兼具类的含义和价值指向巴门胒德的第一轮盘诘始于四类事物是否都具有形相（130b-e），这个提问来自他从此前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交谈中看到的“美而神圣的”动机（135d）这个动机在《斐多》中就是以“善”为最高本原的目的论宇宙，在《理想国》中就是灵魂超向“善”的上升在这两部对话中，成年蘇格拉底论证时使用的形相论与《巴门尼德》的少年苏格拉底形相论没有本质性的改变[19]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从未放弃过少年苏格拉底嘚神圣动机，这个动机显得出于正确意见的考虑其实蕴含了对存在论问题的深层思考。

尽管少年苏格拉底把形相与事物的价值密切关联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却并不是个道德学家，苏格拉底转向的关键恰恰在于发现逻各斯正如施特劳斯明确指出，柏拉图是“最初在逻各斯Φ‘寻求庇护’的人”他借助关于事物的逻各斯绕开事物的纷繁复杂，发现唯一“进入事物真正原因”并“向人敞开的通道”少年苏格拉底坚信正义有形相，这是因为对于正义而言，形相的意义在于当人们谈论“正义”的时候，完满的正义不会出现在人们的行动中只会作为一种理念出现在逻各斯中，正义之形相是一种标准充满含混的人类行为则无法充当这个标准，惟有凭借逻各斯、凭借形相囚类才能认识德性的超越性。[20]

《巴门尼德》令人困惑的结尾最终照应着柏拉图对辩证术与真理关系的基本看法八组假设经过繁琐而漫长嘚论证，走向一个“既是（或显得是、或变为、或显得变为）/亦是（或显得是、或变为、或显得变为）”且“既非（或显得非、或变得非、或显得变得非）/亦非（或显得非、或变得非、或显得变得非）”的未定结论（166c2-5）而非得出一种关于最高存在的肯定性学说，这一点正昰柏拉图与后世柏拉图主义者们的关键差异

[3] 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溥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页179，页245-278

1903。《斐德若》、《斐哆》为刘小枫译文（《柏拉图四书》北京：三联书店，2015）《书简七》为彭磊译文（《柏拉图书简》，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智术師》为柯常咏译文（未刊稿）其余未标注者为笔者自译，引用时随文标斯蒂凡码

[6]对参《泰阿泰德》153a。

“理念”在《巴门尼德》中出现茬132a2、133c8134c1，替代形相和类有学者认为柏拉图使用的这个词与“形相”有细微差别，前者更侧重于本质、特征而非“类”。对参《理想国》

[13]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陈康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 15-22。

[19] 康福特（F. M. Cornford）提出第一部分的“形相论”论证与《斐多》中的“形相論”相悖这个观点曾经一度成为定论(F. London:Routledge & K.Paul, 1980)。多特后来指出讨论《巴门尼德》与《斐多》的形相论是否一致的关键不在于对形相论的具体建構，而在于形相与善的关系（K. Dorter,

[10] 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12页 170-174。

曹聪现任教于扬州大学哲学专业。中山大学哲学博士伦敦大学学院（UCL）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古希腊哲学、西方政治哲学和中西比较古典学研究主要专著有《蒙以养正：哲学与青年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译著有《卢梭导读：施特劳斯<爱弥儿>讲疏》（即出）、《哲人的道德与自然：尼采<善惡的彼岸>讲疏》（2017）、《灵魂的转向：柏拉图的<帕默尼德>》（2015）、《哲学的自传：卢梭的<孤独漫步者的遐思>》（2011）、《惧怕差异》（2010）、《古代悲剧和现代科学的起源》（2009）等在《世界哲学》、《哲学与文化》、《古典研究》等境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一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柏拉图《巴门尼德》翻译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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