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元从邻家买回有图案的大缸 原是清代民窑精品
　　红网长沙8月21日讯（潇湘晨报实习生 江莹 赵思 记者 刘颖）几年前，市民欧阳先生从岳母的邻居家，用三千块买回一口有图案的大缸，放在家摆设了几年后，经专家鉴定，这可是清代粉彩人物缸真品。
　　欧阳先生的岳母，当时住在青山桥，有一天去岳母家串门，正巧遇上邻居家三兄弟为分一口大缸而争执。欧阳先生跑去看热闹，顺便用手擦了一下满是灰尘的缸，发现缸上有漂亮的图案，便出3000元买回大缸，洗干净一直放在家里当摆设，总觉得这应该是个宝贝，于是报名请《星城寻宝》的专家鉴定。
　　“这口缸叫胭脂红地轧道开光粉彩人物缸。”《星城寻宝》的专家介绍，缸应该是一件清代乾嘉时期的民窑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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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粉彩开光仕女六方瓶
瓷器、杂项、家具
编号：0581
估价：42,000-42,000
编号：0582
估价：120,000-120,000
编号：0583
估价：6,000-6,000
编号：0584
估价：32,000-32,000
42,000至42,000
09:00-- 09:00
京瑞大厦二层宴会厅（北京市东三环南路17号）
拍卖会名称
拍卖会专场
京瑞大厦三层阳光大厅（北京市东三环南路17号）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说明 说明：瓶六方，微敞口，收颈，弧肩，收腰，矮圈足。此瓶近似于一个六方的观音瓶造型。每一面上均在颈部与腹部做瘦长形开光，共计12处。器身以胭脂红加粉做地，其上，以胭脂红为饰，可谓红上红。开关处画两处仕女，两处花鸟，两处山水。底施松石绿釉，中间以矾红书写六字篆书款。乾隆粉彩器，工艺无以复加，往往集色地、开光、轧道、描金等工艺于一身，此器可见一斑。其中，女子形象应为花神，腰肢娇柔，吹气如兰，面容姣好，可谓绝色。整体上看，此器为一件不可多得的乾隆民窑精品。
太平洋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是一九九五年经国内贸易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册成立的综合...…[]
联系电话：010-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9号中青大厦23层所属地区：北京拍卖品:
估价RMB 3,204,000--3,204,000
估价RMB 28,000,000--28,000,000
估价RMB 45,000,000--45,000,000
估价RMB 3,850,000--3,850,000
估价RMB 300,000--300,000
估价RMB 39,900,000--39,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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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时间：公司：太平洋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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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RMB 474,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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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估价RMB 1,691,000--1,691,000时间：公司：汇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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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10,680,000--10,680,000
估价RMB 320,400--320,400台北故宫博物院瓷器 【范文十篇】
台北故宫博物院瓷器
范文一：姓名：周浩勇
专业：通信工程
上课时间：周五11﹑12节
教室：3505
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瓷器浅介
抗战结束后，爆发大规模内战，至战争后期，国民政府见大势已去，遂将“南迁文物”汇聚，再次精选，其中17934件陶瓷被分为三批运至台湾。岛内政局稳定后，这批陶瓷与其他抵台文物入藏后来组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台北故宫”)。
由于涉及到南迁、运台等屡次大规模转移，台北故宫所藏陶瓷被当年的中国文物工作者筛选多次，基本集中了当时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北京故宫”)各瓷器陈列室与敬事房的精品，为宫遗留瓷器中的重中之重。
台北故宫的宋瓷
不少宋代定窑精品被带到台湾，婴儿枕便是其中之一。同类器物台北故宫存世两件，北京故宫一件，3件造型一致，均以模印成型，除细部纹样、尺寸等略有差异外，面貌、衣饰皱褶基本一敛。带到台北的这件，器底还有当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所刻乾隆御制诗《咏定窑睡孩儿枕》：“北定出精陶，曲肱代枕高。锦绷围处妥，绣榻卧还牢。彼此同一梦，蝶庄且自豪。警眠常送响，底用掷签劳。乾隆癸巳春闰御题。”宋、金时期，瓷枕广为流行，婴儿纹样也深受喜爱，此件造型复杂，流传有绪，又有乾隆帝御制诗锦上添花，尤其显得珍贵非常。
北宋汝窑青瓷最为名贵，它们胎体细腻，制作精巧，青釉与鞋面开片相协调，被后世公认为宋代青瓷的顶峰产品。据有关资料介绍，现存公布于世的馆藏汝瓷仅67件，其中台北故宫藏有23件，北京故宫17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大维德爵士基金会7件。可以看出，台北故宫所藏汝瓷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独居全球首位。
在台北汝窑传世品中，莲花温碗以造型独特闻名于世。该器造型属于当时较为常见的温酒器，同类器型还见于当时的定窑、景德镇窑中，甚至还影响到了高丽青瓷，但在传世汝窑中独此一件，所以尤其引人注目。北宋汝窑刻“奉华”款及乾隆御题诗纸槌瓶属于清宫旧藏汝瓷中比较典型的一件，底部刻有乾隆御制诗：“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口欲其坚铜以锁，底完而旧铁余钉。合因点笔意为静，便不簪花鼻亦馨。当日奉华陪德寿，可曾五国忆留停。乾隆戊戌仲夏御题”。因为还刻有“奉华”两字(应为南宋高宗时期添加款识，“奉华堂”为南宋德寿宫的配殿，是宋高宗赵构的宠妃刘贵妃所居之处)，因此又名“奉华尊”。
通常汝窑会因胎体与表面釉水的膨胀系数不同而出现周身蟹爪细片，但是台北故宫传世水仙盆中有一件虽然多次施釉复烧，但表面纯洁无纹，在传世汝窑中极为罕见，被台湾有关学者推荐为台北故宫十大镇馆之宝。与其他传世品类似，该器底部也有乾隆隶书七言律诗一首：“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猖(wō，小狗，编者注)食器，蹴枰却识豢恩偿。龙脑香熏蜀锦裾，华清无事饲康居。乱碁解释三郎急，谁识黄虬正不如。”款题“乾隆御题”，印文：“比德”“朗润”
宋官窑瓷存世量不多，绝大多数也被集中到台北故宫，根据1981年台北故宫的研究资料(《陶瓷汇录》谭旦炯著)看，该处收藏北宋官窑33件，南宋修内司官窑108件，南宋郊坛下官窑53件。由于当时南宋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尚没有被发掘，所以学者对宋官窑的认识还有不足之处，致使部分器物断代略有出入，但194件的数量已经足以傲视其他院馆。
台北故宫所藏宋官窑不少在清官《陶瓷谱册》中皆有备案。旧档不仅为它们的流传提供了有力证据，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当时瓷器爱好者对宋瓷的认识水平，如南宋官窑青瓷龙纹洗
即被乾隆帝划归汝窑青瓷系列，这些历史资料都为我们研究宋瓷提供了珍贵教材
台北故富的金，元瓷器
台北故宫所藏金、元御用瓷器也为数不少，多是当时改朝换代遗留下的宫廷遗物，加上清代帝王大多偏爱收藏，历年不断搜罗、积累，所以这些器物的历史、文物价值都不可小视。
台北故宫的明代官窑
台北故宫藏瓷除了大量宫中使用、流传下来的钧窑瓷外，明代景德镇官窑器物数量庞大，其中不少堪称绝品，如永乐青花胡人歌舞扁壶、宣德宝石红僧帽壶等。永乐青花绘画人物图案的器物不多，胡人歌舞尤其罕见，在永乐青花中，这件胡人歌舞扁壶堪称绝品。宣德宝石红僧帽壶也是明初罕见色釉器，木座底刻乾隆御制诗：“宣德年中冶，大和斋里藏。抚摩钦手泽，吟咏识心伤。润透朱砂釉，盛宜沆瀣浆。如云僧帽式，真幻定谁常。乾隆乙未仲春月御题。”钤印二：“古香”“太璞”。木座上亦有“雍邸清玩”款识。北京故宫所藏清宫绘画《胤祯妃行乐圈》中，雍正妃傍的立柜格上放置的宝石红僧帽壶应该就是这件。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判断该器曾藏于雍正潜邸，深受雍正、乾隆帝喜爱。其他还有青花牵牛花纹折方瓶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明初官窑瓷名品。
台北故宫还集中了清宫遗藏的大量成化瓷精品。据资料可考，该处所藏成化器594件，其中斗彩248件，仅成化斗彩鸡缸杯就藏有11件，数量之多令世人惊叹。除此之外，弘治、正德、嘉靖、万历等时期的官窑制品也蔚为大观，堪称系列。
台北故宫的清代官窑
台北故宫所藏清代官窑也非同一般。以清三代珐琅彩瓷为例，当年造办处珐琅作烧制的瓷胎画珐琅数量不菲，但基本不见下落，乾隆帝登基后，对宫中遗藏的该类制品进行了筛选，将康、雍时期以及本朝的上百件珐琅彩、洋彩代表作予以制匣，编号、造册，统一储藏。溥仪出宫前，这些器物大部分储藏在端凝殿内，各有乾隆时期的匣盒编号。这批清代彩瓷菁华，最终也被国民政府辗转带到台湾。
乾隆帝整理瓷胎画珐琅的时间跨度不长，所以这批彩瓷并不能代表整个清代的珐琅彩瓷发展历程，但已经弥足珍贵。相比之下，北京故宫所展示的珐琅彩瓷数量非常有限。现在所知的珐琅彩瓷大多集中在台北故宫这个弹丸之地。
不仅珐琅彩瓷，台北故宫所藏其他清代官窑瓷质量也非常高，如乾隆青花粉彩九龙橄榄瓶，系乾隆时期新兴混合彩的典型代表，制瓷者将青花与多种釉上彩相结合，不论绘画质量还是制作工艺都不可多得，对研究当时的彩瓷发展提供了有力史料。该院其他釉色的瓷器都值得探讨，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多深入。
台北故宫的研究与展览
台北故宫学者勤恳工作的态度和他们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1981年，学者谭旦炯已经在《陶瓷汇录》中对台北故宫所藏明代各时期官窑制品的数量作了详细、准确的调查，并对各时期器物的造型、釉色，甚至不同时期青花制品的造型、纹饰等都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与研究(详见《台北故宫藏明官窑品类一览表》)，令后辈受益匪浅。
几十年来，台北故宫的文物工作者多次组织安排专题特展，不仅把各时期藏品展现给广大观众，还对藏品进行大量、细致的分析研究。期间出版过《明代初年瓷器特展目录》《清宫中珐琅彩瓷特展》《明代宣德官窑菁华特展图录》等诸多图录，极大地开阔了瓷器爱好者的眼界，为人们了解清宫藏瓷提供了宝贵资料。
据说，当年随文物迁台的学者认为金石最为重要，特别是鼎，属于国家象征，所以运走了很多青铜器(2382件)。其他如书画、玉器也都带走不少。相对而言，由于对瓷器未予以足够重视，所以带走的数量不太多，但多数属于官窑制品的代表作，意义非比寻常。
从台北故宫藏瓷看，由于当年搬运不便等客观原因，搬迁器物主要以小巧精致的藏品为
主，大器不多，同时期的大型瓷器基本被遗留在北京故宫、南京博物院等地。坦率地说，台北故宫藏瓷的数量虽不及北京故宫，但部分门类的藏瓷精于后者。利用两地故宫的藏瓷进行综合研究，亦是当代文物工作者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
以下是收集到的一些台北故宫收藏的精品瓷器图片
汝窑-莲花式温碗
宋汝窑天青无文椭圆水仙盆
五彩龙凤大盘
定窑—婴儿枕
宝石红僧帽壶
宋代哥窑瓷器
钧窑-天蓝紫斑如意枕
粉彩花鸟水仙盆
龙泉窑-翠青五管瓶
青花蟠龙天球瓶
秘色青瓷-越窑
磁州窑刻花双禽纹如意枕
明万历窑青花云龙八卦方炉
天青霞紫的钧窑
官窑月白双耳三足炉
南宋官窑青瓷尊
修内司官窑粉青尊
明永乐青花云龙扁壶
珐琅彩菊花碗
明洪武釉里红牡丹纹大盘
明嘉靖红地黄彩龙纹罐
郊坛下官窑菊瓣瓶
康熙宜兴紫砂胎画珐琅花卉纹壶
青花龙凤纹如意耳扁壶
青花鲤鱼跃龙门盘
磁胎画珐琅菱花盘
乾隆锦地开光西洋人物图双耳葫芦瓶
乾隆福寿花卉葫芦式双耳扁瓶
乾隆珐琅花卉图小瓶
康熙御制碗
乾隆珐琅彩胭脂红山水图小瓶
康熙珐琅彩胭脂红地牡丹纹碗
范文二：黄釉瓷器是颜色釉瓷器诸多品种之一。低温黄釉瓷器创烧于明初的景德镇御窑厂，以黄寓皇，仅供宫廷御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黄釉瓷器11万多件，以帝后生活日用器皿为主，各式大小不一的黄釉碗、黄釉盘数量众多，余多为碟、杯、匙、瓶、壶等；亦有祭祀用的黄釉瓷器及陈设观赏用的黄釉瓷器等，由景德镇御窑厂生产，为皇家所垄断。 　　以黄寓皇的黄釉瓷器 　　黄釉瓷器是颜色釉瓷器诸多品种之一。 “黄…‘皇”同音，金黄是至尊之色，中国古代很多朝代都以黄色为贵。早在《周易》中，就有关于黄色为吉利之色的记载，如“黄裳，元吉”。《汉书》也说：“黄色，中之色，君之服也。”按我国传统的“五行”思想来解释，“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分别代表“西、东、北、南”四方，“土”居中央，统率四方，而土色为黄。历代帝王崇尚土德，故黄色成为帝王之色，皇帝是中央集权的象征，把黄色用之于皇帝的衣食住行中，则象征皇帝贵在有土，有土则有天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自隋唐以后，黄色即成为皇帝的御用色，黄釉瓷器亦从诸多单色釉瓷器中脱颖而出，成为皇室的御用瓷器，明清两朝只供宫廷使用。 　　我国传统的黄釉有两种，一种是以三价铁离子着色的石灰釉，是一种高温黄釉。另一种是低温黄釉，也用含铁的天然矿物作着色剂，但基础釉是铅釉，这种低温黄釉早在唐三彩上就已出现（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页389，文物出版社，1982年）。《南窑笔记》记载：“黄色用石末、铅粉、入矾红少许配成。”但明代以前的低温黄釉多施于陶胎上，且色调多为黄褐色或深黄色。低温黄釉瓷器创烧于明初的景德镇官窑，以后历朝均有烧造。黄釉瓷器均采用两次烧成，即先高温烧成涩胎或素白瓷，然后施黄釉，再入窑经850-900℃烘烧而成。由于黄釉瓷器常以浇釉法施釉，故有“浇黄”之称。以弘治朝黄釉器成就最为突出，釉面匀净，呈色稳定，价值甚高。清代康熙后另有米黄釉，也是一种铁黄釉，其呈色十分淡雅。雍正时创烧的淡黄釉，为杂有粉质的乳浊彩釉，比浇黄釉更为浅淡，似淡黄色，又名“蛋黄釉”或“西洋黄”（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下册第98页，中国文物商店总店，1983年）。 　　清官旧藏的康雍乾黄釉瓷器 　　故宫博物院所藏180万件藏品中（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年鉴2010》页32，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陶瓷器占36万多件。故宫藏瓷以清官旧藏为主，除数量可观的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龙泉窑、元青花、枢府釉、釉里红等前代瓷器外，绝大多数为明、清两代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宫廷用瓷。其中三分之一为黄釉瓷器，明代有六百余件，清代高达11万多件。藏品以帝后生活日用器皿为主，各式大小不一的黄釉碗、黄釉盘数量众多，余多为碟、杯、匙、瓶、壶等；亦有祭祀用的黄釉瓷器及陈设观赏用的黄釉瓷器等，专供宫廷使用，为皇家所垄断，渗透着浓郁的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 　　黄釉器作为清代宫廷生活用瓷，一直是景德镇御窑厂最大宗产品，历朝均大量烧造。品种也从单一变成有明黄、淡黄、正黄等，传世品甚多。清官旧藏的清代黄釉瓷器有11万多件：康熙朝2万余件，雍正朝8000多件，乾隆朝多达3万多件，嘉庆朝1.3万多件，道光朝2万余件，咸丰朝仅37件，同治朝800多件，光绪朝9000多件，宣统朝1600多件。从档案及传世实物来看，生产最多的是用于日常生活的圆器类碗、盘等，亦有相当部分的文房用品、陈设和赏玩器等。 　　清康熙黄釉暗花提梁壶（图一），通高13.7、口径6.8厘米、足径7.3厘米。壶唇口，短径，扁腹，凹足。流作风首形，肩上以拱形龙柄为提梁。盖顶有镂空圆钮。通体施黄釉。上下腹暗划海水奔鹿纹、飞鸟纹，盖钮饰镂空钱纹盖面饰暗云龙纹和变形兽面纹。足内素胎无款。 　　清康熙黄釉暗云龙纹盘（图二），高4.3、口径16、足径6.6厘米。盘通体菊瓣形，圈足。通体施黄釉。盘心刻云龙纹，并刻有“万寿齐天”篆书四子。足内白釉，有青花双圈“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此盘暗刻纹饰与文字搭配协调，从文字可知应为康熙皇帝祝寿而烧制的瓷器。 　　康熙朝黄釉瓷器以仿明弘治娇黄为多，一般为素面及暗花龙纹，器型主要有：将军罐、盖罐、各式壶、长方盏托、圆盏托、碗、盘、带把小杯、折沿盘等，款识除“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外，有“大明宣德年制”和“大明弘治年制”仿款。 　　雍正朝（年）历时虽短，但景德镇御窑厂在督陶官年希尧与唐英的督理下，工艺要求严格，“参古今之式，汇以新意，备储巧妙”，较之前朝的制瓷水平更为提高。故宫博物院藏雍正朝黄釉瓷器8000多件，器型主要有：撇口碗、折腰碗、墩式碗、杯、盅、盘、碟等。淡黄釉器型有：柳叶瓶、撇口碗、花口盘、菊瓣盘、莲花式盘、碟等。浇黄釉器型有：柳叶瓶、盘、碗，款识有“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清雍正淡黄釉瓶（图三），高14.6、口径3.3、足径1.7厘米。瓶撇口，细颈，溜肩，肩以下渐敛，圈足。通体及足内均施淡黄釉。足内有阴刻“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淡黄釉瓷创烧于雍正时期，其着色剂为氧化锑，由于其釉色比氧化铁为着色剂的传统浇黄釉浅淡，故名。又因其釉色淡雅似蛋黄色，故又称“蛋黄釉”。《陶成纪事》中称之为“西洋黄”。 　　雍正款淡黄釉白里碗（图四），口径10、足径3.2、高6厘米。敞口，弧壁，圈足。里壁、足内均施白釉，外壁施淡黄釉。足内青花双圈“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乾隆朝（年）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总结和发扬康熙、雍正瓷器艺术的基础上，乾隆制瓷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其黄釉瓷器呈色极为淡雅匀净，釉层较薄，施釉均匀，没有深浅不一的色差。由于釉汁中掺有玻璃白，故釉汁混而不透。米黄釉呈色浅淡，略闪黄，施釉匀净，釉质细腻。淡黄釉釉色淡雅匀净，釉层较薄，釉面滋润，施釉均匀。除光素无纹饰外，暗刻以云龙纹居多。器型以各式碗、盘、碟居多。另有瓶、罐、尊、笔筒、杯、盒等及各类祭礼器。款识多见“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楷书款及六字篆书青花印章款。
　　清乾隆款蛋黄釉白里七格带盖颜色盒（图五），通高12、口径18、足径10.6厘米。盒圆形，上下子母口套合，盖面呈浅阶梯状，顶有宝珠形纽。盒内分成七格，呈花瓣状。圈足。内壁与圈足内施白釉。外通体施淡黄釉，釉色淡雅匀净。外底署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款。 　　黄釉瓷器在清代亦被广泛用于礼祭诸祀。在清代御窑厂的生产史上，明确烧造瓷质祭礼器的时间，始于康熙十年（雍正《江西通志》卷二七“饶州府条”）。而祭礼器物在整个清代的御窑产品中一直占有相当比例。从这些祭器的形制看，除了沿袭明代旧制生产一些用于祭礼的大碗、大盘、爵、罐外，从乾隆时期开始还生产模仿三代青铜器形制的?、簋、登、豆、铡等瓷质祭器（王光尧：《清代瓷质祭礼器略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2期，总106期），从而形成了清代御窑瓷器的一大特点。《清史稿》记载：“初沿明旧，坛庙祭品遵古制，惟器用瓷……圜丘、祈谷、常雩青，方泽、社稷、先农黄，日坛赤，月坛白”（《清史稿》卷八二《礼志一》）。乾隆十八年《记事档》亦有烧制运送“祭天神坛、地坛祭器”的记载（乾隆十八年《记事档》：“正月二十日，员外郎白世秀将九江关监督唐英送到天神坛祭器一案、地祗坛祭器七案并备用祭器……”）。 　　清乾隆款黄釉盖豆（图六），高26.8、口径16.1厘米。豆直口，鼓腹，下承以外撇高足，有伞形盖。署阴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黄釉盖豆用于地坛正位祭黄地祗，配位祭祖宗列圣，从位祭五岳、五镇与四海、四渎；用于社稷坛正位祭太设神、太稷神；配位祭后土句龙氏神和后稷氏神；用于先农坛祭先农神；用于先蚕坛祭先蚕神。 　　乾隆款黄釉涂金爵（图七），通高16.3、流长17.7厘米。爵杯造型和纹饰均模仿古代青铜器。椭圆形口，深腹，下承以三柱形足。通体施黄釉，杯上部釉面涂金。署阴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爵是古代的酒器。至明清，爵则作为礼器使用。此黄釉涂金爵为乾隆时期用于太庙祭祀之陈设器物。 黄釉瓷器反映的封建等级制度 　　黄釉是皇家严格控制的一种釉色，黄釉器的使用，亦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贵贱有级，服位有等”，任何人不得僭越。清《国朝官史》卷十七记载：“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用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地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绿地红龙器”（《国朝宫史》卷十七）。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卷三记载（清《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卷三《铺宫》）： 　　皇太后：黄磁盘二百五十件、各色磁盘一百件，黄磁碟四十五件、各色磁碟五十件，黄磁碗一百件、各色磁碗五十件，黄磁钟三百件、各色磁钟七十件，各色磁杯一百件，各色磁渣斗六件。 　　皇后：黄磁盘二百二十件、各色磁盘八十件，黄磁碟四十件、各色磁碟五十件，黄磁碗一百件、各色磁碗五十件，黄磁钟三百件、各色磁钟七十件，各色磁杯一百件，各色磁渣斗四件。 　　皇贵妃：白里黄磁盘四件、各色磁盘四十件，白里黄磁碟四件、各色磁碟十五件，白里黄磁碗四件、各色磁碗五十件，白里黄磁钟二件、各色磁钟二十件，各色磁小缸二口。 　　贵妃：黄地绿龙磁盘四件、各色磁盘三十件，黄地绿龙磁碟四件、各色磁碟十件，黄地绿龙磁碗四件、各色磁碗四十件，黄地绿龙磁钟二件、各色磁钟十五件，磁小缸一口。 　　妃：黄地绿龙磁盘二件、各色磁盘二十件，黄地绿龙磁碟四件、各色磁碟八件，黄地绿龙磁碗四件、各色磁碗三十件，黄地绿龙磁钟二件、各色磁钟十二件，磁小缸一口。 　　嫔：蓝地黄龙磁盘二件、各色磁盘十八件，蓝地黄龙磁碟四件、各色磁碟六件，蓝地黄龙磁碗四件、各色磁碗二十件，蓝地黄龙磁钟二件、各色磁钟十件，磁小缸一口。 　　贵人：绿地紫龙磁盘二件、各色磁盘十件，绿地紫龙磁碟二件、各色磁碟四件，绿地紫龙磁碗四件、各色磁碗十八件，绿地紫龙磁钟二件、各色磁钟十件。 　　常在：五彩红龙磁盘二件、各色磁盘八件，五彩红龙磁碟二件、各色磁碟四件，五彩红龙磁碗四件、各色磁碗十八件，五彩红龙磁钟二件、各色磁钟六件。 　　皇子福晋：各色磁盘十四件、各色磁碟八件、各色磁碗六件、各色磁钟二十件、各色磁罐三个。 　　皇子侧福晋：各色磁盘八件、各色磁碟四件、各色磁碗四件、各色磁钟八件。 　　皇孙福晋：各色磁盘八件、各色磁碟四件、各色磁碗四件、各色磁钟八件。皇曾孙福晋：各色磁盘八件、各色磁碟四件、各色磁碗十件、各色磁钟六件。 　　清御窑厂瓷器的生产及运输都被皇家严格控制，而黄釉瓷器连残次品都要运回京城处理，以防流人民间。《清官档案》中《唐英奏折》载：“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七日，唐英将次色黄器一万一千七十九件及次色祭器一百六十四件开选清册呈交广储司按册查收。”乾隆七年（1742年），为撙节开支，皇帝谕旨：“嗣后，脚货不必来京，即在本处变价。”但唐英以为不妥，次年上奏《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别以杜民窑冒滥折》：“唯是国家分别等威，服务采章，俱有定制……至于黄器及五爪龙等件，尤为无可假借之器，似未便以次色定价，致本处窑户伪造僭越，以紊定制……”（《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2辑，中华书局，1987年）。乾隆朱批：“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可见黄釉器为皇家垄断，绝对不允许流落民间。 　　“黄”与“皇”同音，故以黄色象征皇家的尊贵。黄色是凌驾于一切颜色之上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颜色。内外普施黄釉的瓷器被尊称为“黄器”，又称“殿器”。在皇室成员中，能使用和拥有纯黄釉器的只有皇帝、皇太后和皇后三人，皇贵妃用白里黄瓷器，贵妃、妃用黄地绿龙瓷器……。黄釉瓷器不仅具有实用性，亦是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一般臣庶严禁使用，民间决无拥有，故大量清官旧藏的黄釉瓷器均完好的保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世纪50年代，故宫仍有未开箱的贡瓷，其中大部分是皇家用的黄釉日用器皿。
范文三：继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朕知道了”纸胶带去年爆红网络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日前推出一连串创意文化产品，包括朝珠耳机和故宫顶戴花翎官帽伞等。对此，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否认创意抄袭自台北故宫。
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朝珠耳机、故宫顶戴花翎官帽伞和“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
继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朕知道了”纸胶带去年爆红网络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日前推出一连串创意文化产品，包括朝珠耳机和故宫顶戴花翎官帽伞等。对此，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否认创意抄袭自台北故宫。
昨日15时46分，拥有189万粉丝的@英式没品笑话百科贴出北京故宫设计的新耳机，并调侃“还是入耳式的，会有人愿意戴着听歌吗？除了老佛爷”。与此同时，另一些有皇家气息的“生活潮牌”也现身网络，且同样出自北京故宫的手笔，包括故宫顶戴花翎官帽伞、祥云钥匙包和格格手机座等。
故宫淘宝店页面显示，这些产品从10元到上千元不等，其中朝珠耳机售价120元，格格手机座售价50元。网友@沉吟至今_216直言，“感觉故宫纪念品设计师在脑洞大开的路上越走越远……”@拥抱寂寞星球则调侃，“皇上，哀家喜欢那个包”。
由于有台北故宫“朕知道了”的纸胶带创意在前，不少网友将北京故宫此番的创意与之对比。对此，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昨晚告诉南都记者，这并非抄袭，而是出身各大美院的设计人员设计出来的，“做了八年了”。
该工作人员介绍说，戴朝珠耳机听歌写东西像是皇上在批奏折，而写有“朕就是这样汉子”的折扇，创意源自雍正给田文镜的批语，展现其傲娇气质，且创意是在“朕知道了”的纸胶带前。
范文四：台北故宫博物院15
据说这是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馆长石守谦最喜欢的一幅画。这幅作品属于设色绢本，长158.3厘米，宽108.1厘米，作者为北宋时期著名的宫廷画师郭熙。
郭熙是北宋神宗朝的宫廷画师，这幅作於1072年的《早春图》，充分体现他的绘画成就，画上如蒸云般充满动感的山石，以及蟹爪般的枝 ，是主要的特色。画面中央的主山之外，两侧有舟子、渔人、妇人、童子在水边劳动。这是春雪乍融的时节，草木才刚开始发枝，自然界与生民百姓都正开始新年度的生命循环。
北宋画家对於四季节气与自然律动十分留意，郭熙本人即曾观察四季山水，说：「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 ，冬山惨淡而如睡。」这幅《早春图》表现的正是如笑的春山。不同於范宽迥然三段的严峻构图，却多了一股微妙的气氛，柔和了物象，也统合了全画远近、深浅的空间感，塑造出可游可居的理想山水。
范文五：台北故宫博物院16
快雪时晴帖
这是王羲之致朋友的短信，他在一场大雪初晴之时想起了远方的朋友，原帖长23厘米，宽14.8厘米，内容如下: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王羲之的作品已无真迹传世，这是唐代的摹本。乾隆皇帝将此帖与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的《伯远帖》同列为三件稀世珍宝，珍藏于他的书房“三希堂”中。另两幅字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中国历史上着名的“书圣”王羲之，以优雅闲逸着称，此帖则是传世作品中笔划最为圆钝的，更富有质内敛的气质。其笔法与结字，几近无懈可击，行气舒缓连贯，给人悠从容的感觉。王羲之的作品今已无真迹传世。这件《快雪时晴帖》与同藏於台北故宫本院的《远宦帖》、《平安何如奉橘帖》，是三件重要的唐代摹本。
范文六：我去台北故宫博物院
暑假里，我和妈妈、爸爸、大哥一起去台北故宫游玩。台北故宫位于台北外双溪，那里山峦起伏，风景秀丽。
一到那里，我好像到了南京中山陵，它们给我有相同的感觉。在青山掩映下，显得格外壮丽典雅。
一进故宫，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清明上河图》，作品以长卷形式绘画的。如今能工巧匠们已经将它变成电脑动态的形式向全世界的人们展示中华名族的优秀。疏林薄雾下我看见了茅舍、草桥、流水、老树和扁舟，还有两个脚夫赶着五匹毛驴进城来了。码头附近人山人海、粮船云集、车水马龙，十分热闹；市区街道人来人往，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等；交通工具也有很多：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太平车等等。生动热闹繁华的一派景象就这样展现在我的眼前。
另外我还看见了故宫三宝：翠玉白菜、东坡肉、毛公鼎。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翠玉白菜。
翠玉白菜与真实白菜相似度几乎百分之百，是能工巧匠用翠玉所琢碾而成，亲切的题材、洁白的菜身与翠绿的叶子，都让人感觉十分熟悉而亲近，别忘了看看菜叶上停留的两只昆虫，它们可是寓意多子多孙的螽斯和蝗虫。
台北故宫博物院里还珍藏着许多举世物品，现在我还小，有些东西不懂，我长大了一定还要再去！
范文七：台北故宫博物院2
台北故宫博物院 - 基本概况 台北故宫博
台北故宫于1965年在台北外双溪兴建完成，位于阳明山脚下双溪至善路2段221号，中国电影文化城东北侧。并曾于1967年、1970年、1984年、1995年先后四次扩建。但囿于展览面积有限，一次只能展出3000多件文物，以三个月一次轮换，要全部展完目前台北故宫典藏的70万余件文物需要28年时间。[1]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包括清代故宫、沈阳故宫和原热河行宫等处旧藏之精华，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捐赠的文物精品，共约七十余万件，分为书法、古画、碑帖、铜器、玉器、陶瓷、文房用具、雕漆、珐琅器、雕刻、杂项、刺绣及缂丝、图书、文献等14类。博物院经常维持有5000件左右的书画、文物展出，并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特展。
范文八：台北故宫博物院6
台北故宫博物院
1965年，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现址落成新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命名为中山博物院。台湾当局“行政院”公布了《国立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规程》，规定设置“国立故宫博物院”，改直属于“行政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由故宫博物院保管使用，将来国家统一后，迁台文物仍交回原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归并故宫博物院后，故宫博物院全部文物由台中运至台北中山博物院，以此作为院址，日正式开幕。至此，运台文物才得到一个适当的保存环境。运台文物主要为书画、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雕刻、文具、图书、文献及其他工艺品，初为230863件，“中央博物院”并入后，增至242592件。连同整理后的档案30余万件及受赠、收购1万余件。其中，后来运往台湾2,972箱，占原南迁文物箱件数的22%。
1969年，订定《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品征集办法》，在台湾展开增加藏品的行动。1967年-2008年8月期间，透过其它机关移交1,651件，受赠32,326件册，收购12,751件册，合计46,728件册。
1989年，“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聘请社会学者、专家四十余人组成委员小组，再次进行全院藏品文物的清点检验，至1991年5月完成。此次完成了藏品文物登录号签张贴，文物建卡照片摄照以及文物保存状况的了解。
2000年台湾地区政党轮替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胜接任院长，以去政治化、推动本土、中华与国际兼具之多元文化观，回归艺术文化本质经营国立故宫博物院。在此政策指引下，馆藏方向朝扩大至东南亚、南太平洋文物的趋势，以呼应台湾原住民与南岛文化的传承关系。
2002年，台湾当局“行政院”通过改建案。
台北故宫博物院
2006年，改建后故宫随建筑更新推出“Old is New”概念，以行销方式推广典藏。参考法国国际博物联合会影像授权办法，援用文资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制定影像授权收费规定。 2007年，台湾当局“行政院”提出修正故宫组织条例，将收藏“中国”文物改为“国内外文物”，被立法院否决。
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带团赴中国大陆访问北京故宫博物院，首度开启两岸故宫交流，而北京故宫也在3月份访台。10月在台北故宫举办的“雍正大展”，将成为两岸故宫合作的试金石
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率团抵达台北，他们此行将专程访问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也是对半个月前周功鑫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身份首访北京故宫的回访。
范文九：台北故宫博物院18
台北故宫藏有书画总计9120件，据介绍其中一半为优等和次等，元以前绘画574件（不包括南薰殿宋以前帝后像），元以前书法155件。北京故宫有书画15万件左右，约占世界公立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画的1/4,其中约1/3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欣赏价值，有近420件元以前的绘画，310件元以前的书法。元以前书画总收藏量，数量上北京故宫低于台北故宫。但相对严格的鉴定工作，使得北京故宫早期（元以前）书画中，很少有早期和晚期（明清）之争。在绘画的时代方面，北京故宫的早期藏品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绘画面貌，特别是东晋顾恺之的两件北宋摹本《列女图》卷和《洛神赋图》卷真实地反映了汉魏六朝时期的绘画风格。就唐、五代、两宋绘画而言，台北故宫在数量上较北京故宫要多，但北京故宫元代绘画众多的收藏量和完善的品质堪称世界之冠。就宋代绘画而言，台北故宫的山水画珍品多于北京故宫，但北京故宫的人物画珍品则占有重要地位。北京故宫绘画藏品种类较全面，除卷轴画外，还藏有版画、年画、清宫油画、玻璃画、屏风画、贴落等，这些是台北故宫所缺乏和不足的。此外北京故宫还有10件唐宋壁画、7件唐五代敦煌纸绢画、1铺元代大幅壁画等。北京故宫庋藏的明清大幅宫廷书画也是台北故宫所缺少的，因为这些在文物南迁时有一定运输难度。由于台北故宫主要接收的是清宫旧藏历代书画，而18、19世纪的"扬州八怪"、"京江画派"、清初的"金陵诸家"、"四僧"等许多流派的绘画和书法为清宫所缺，如今已是国之重宝。北京故宫于上世纪60年代初已将上述几个时期书画收藏齐备。在书法方面，台北故宫的收藏量和品质不如北京故宫。北京故宫有4万多通明清尺牍，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远胜台北故宫在这方面的收藏。在碑帖方面，北京故宫的碑帖善本占全国大多数。目前尚没有见到文物南迁中有关碑帖的记录。
范文十：台北故宫博物院5
台北故宫博物院 - 历史沿革
南迁中的故宫文物
1914年，将热河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的文物移至紫禁城的外廷，设立“古物陈列所”开放参观。
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溥仪居住紫禁城这段期间，因赏赐、故臣借观、拍卖点押、窃取盗卖，使1200多件书画精品、古籍善本和大量珍宝流失。随后于紫禁城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整理宫内珍藏文物。
1925年9月，成立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由李石曾出任委员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制定《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组织章程》及《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10月10日，在北京紫禁城建立“故宫博物院”（此时尚无设置院长），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前身。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经亨颐提案废除故宫博物院、成立逆产处理委员会处理并变卖故宫文物、建议在南京另设“国立中央博物院”，后来在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长张继的反对下，使经亨颐的前两项计划无法成功。同一时间派易培基接收故宫博物院，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隔年2月接任第一任院长。 抗战南迁
故宫博物院于抗日战争的前夕，选择重要文物南迁。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国民政府开始计划将博物院文物南运。隔年，日军攻占热河、进逼北平，故宫理事会要求博物院选择院藏文物菁华装箱储置，开始南运。 日，北平戒严，华北情势告急，第一批南迁文物抵达上海，期间南迁文物共五批19,557箱，包含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单位文物的6,066箱。隔年2月，公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故宫改隶行政院，命马衡为院长。 1936年12月，南迁文物由上海转运南京。
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正式成立。8月，上海爆发淞沪会战，南迁文物再由庄尚严等人第一批80箱南京文物迁至长沙；隔年11月再转运至贵阳安顺暂置（1944年再运往四川巴县）。
南迁文物在太和门广场上聚集
1937年11月，第二批9,369箱以水路，经由长江至汉口；1939年5月再移往宜昌、重庆至四川乐山。第三批7,286箱文物由那志良走陇海铁路运至宝鸡；1939年7月，再转卡车经汉中运抵成都，随后又运往峨眉古庙安置，成立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最后南迁至南京的文物，约2,900箱文物因来不及运送，滞留在南京。北平沦陷后，北平故宫仍留有许多文物，沦陷期间还在继续清点未曾登记的文物，并又广泛征集了一批珍贵文物。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还在北平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将留在文物菁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马院长以各种理由推延装箱，以致于后来一箱也未运走。
抗战结束后，杭立武向日本索回许多珍贵的图书和艺术品，随后运往台湾的精品文物之中就有这部分图书和艺术品。包含了北平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央博物院852箱书画、瓷器、玉器，另外加上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和外交部条约档案等共5,422箱。国共内战后期，杭立武负责抢运这批故宫国宝至台湾，迁运台湾的文物本来计划共运送五次，但因战争形势突变一共只运了三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南迁文物先集中运至重庆。
1947年6月，南迁文物由重庆循水路运回南京，至12月全数运抵。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以军舰转运台湾。国民政府将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文物、外交部档案开始运往台湾，成立“中央文物联合保管处”。12月27日，第一批文物320箱由中鼎舰运抵基隆港。原故宫博物院文物分3批运走2972箱。一起运台的还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852箱及其他单位文物。文物运台后，先存台中市，租借台中市糖厂仓库存放。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由招商局海沪轮于1月6日运出，1月9日到达基隆，共计1,680箱。第三批文物由昆仑号军舰于1月29日运出，2月22日运抵基隆港，共972箱；第三次
原本计划搬运1,700箱，但军舰一到海军部眷属就抢先上船，杭立武只好找海军司令桂永清解决，最后下令拆除办公桌，但由于运输舰舱位有限，最后只能运出972箱，另728箱被迫留在南京。为阻止文物迁台，南京中央博物院共产党员陶孟和曾发动群众阻止，但未成功。
西迁文物在川陕公路上艰苦运输的情景
日，文物迁入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并成立“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隶属于教育部，由杭立武部长兼任主任委员，并于台中县雾峰乡北沟觅地建筑库房（隔年4月落成，文物随即迁入）。11月，战时河南省存放在重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68箱出土文物，亦抢运到台湾并存放在台中市糖厂仓库。
1950年4月，台中郊外雾峰乡吉峰村仓库落成，运台文物随即迁入新库存贮。
1951年6月，成立两院存台文物清点委员会，延聘学者、专家为委员，进行重编箱号、抽查箱内文物，直到1954年才完成。这次清点也编制了《点查清册》，成为存台两院文物的原始清册。
1954年，“国立中央图书馆”在台北复馆，联管处改组，并开始出版重要资料。
1956年，“北沟文物陈列室”正式开放（后毁于九二一地震）。
1957年，在亚洲协会赞助下，在库房之外又建一小型陈列室，公开展览所藏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