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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签到天数: 1 天连续签到: 1 天[LV.1]初来乍到
　　编者按：中国的经济哲学发端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但它一经出现就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的学术热点。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经济哲学获得长足的发展。
　　日前，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来自近3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00多位学者与会，围绕“中国经济改革的哲学在场性：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主题开展学术研讨。本报特编发部分学者观点，以期引起进一步思考。
　　应用哲学更具现实意义
　　靳辉明（中宣部理论局原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部委员）：我们经常讲哲学是智慧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教会人们认识世界的根本道理和方法，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个民族要跨入世界先进之林，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同时，一个学科要真正站在科学的前沿，也不能没有哲学指导，不论是研究学问还是从事实际工作，有没有哲学素养，其结果是大不一样的。
　　专门从事哲学原理研究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但是把所学的哲学知识运用于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却是多数。应用哲学更具有可变性和现实意义。从学术角度讲，过去有法哲学、政治哲学、美学等，同样也应该有经济哲学，离开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我觉得很难谈得上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学。
　　我们知道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他的哲学思想为指导，这一点我们在1859年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看得很清楚。列宁说《资本论》是“大写的逻辑”，从头到尾贯穿着唯物辩证法观点。今天不论研究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术史，还是研究西方经济学说，都离不开哲学指导。我觉得我们学者应该自觉做好这一点，特别在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下，在有些人淡化理论思维的情况下，更应该强调哲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要有哲学高度
　　刘世军（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面对民族复兴大业，我觉得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袖手旁观，“要有哲学在场性”，不能做“桃花源外人”。
　　过去30多年，我们学术界吃了不少“西药”，这些“西药”治了中国社会经济的不少大病、难病，但是这些“西药”有副作用，这些副作用今天日益凸显。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全面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我们中国人的理论自觉，这个自觉当然不是某一个学科，某一个领域，某一些细枝末节问题的研究所能完成。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调研时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处理好五大关系，深入调查研究六个问题。这六个问题的提出，既是经济学、社会学问题，也是政治学问题，这是多学科综合研究，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要有哲学高度，所以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成立正当其要。
　　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张雄（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中国的改革实践，经济哲学研究初试啼声，其研究重点在于社会主义改革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第二阶段，随着一批年轻的哲学、经济学博士加入这一领域，其研究重点从讨论社会主义改革的哲学问题，发展到讨论这个学科的范畴体系建立，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第三阶段是新世纪前10年，研究的中心是关注现实问题、重大实践问题，其中既有问题意识，更具有批判精神。
　　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的学术研讨会之所以定位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哲学在场性”，定位在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概念上，我想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
　　一、肇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何整个经济界未能预见？毋庸置疑，经济学家过于依赖理想化、专门化的模型，以至于看不到宏大的图景，无法对正在发展的危机做出预警。深层次地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似乎丢弃了数百年的传统，如关注国计民生、民族精神，以及与人类进步相关联的异化与祛魅根除等。正如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在一篇题为《作为世俗哲人的经济学家》中指出，早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研究与哲学和其他人文哲学研究密不可分，而近代之后，经济学分析狭隘地专注于某些领域。
　　近几年金融危机爆发带来各种经济学解释的难题，这证明了一点：经济学的发展，需要跨学科、跨专业的学术互动。因此，金融危机的发生，也鞭策着经济学迈入更为广阔的领域。
　　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独树一帜的价值贡献。《资本论》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原本不是一个单纯对当代经济生活范畴的批判，而是一个与人类的生存进化，与国民财富相关联的经济解放运动，承载着对经济现代性的诊断和批判。“追求经济的政治与哲学的实现”，这是我们经济哲学研讨会最重要的观点。今天的中国更加要求我们追求经济的政治与哲学的实现。要重新确立《资本论》所唤醒的新政治经济学价值和追求。“新”主要表现在：第一，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和重新定位。当前为加快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需要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三大学科联合起来，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国际上著名的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出现关于PPE（Politics，Philosophyand Economics）概念的研究中心，我期待着中国尽快成立PPE研究中心，加强三大学科的合作。
　　其次，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多元化，诉求多样化，引起诸多深层次矛盾，经济社会发展各种不确定性超常规地涌现，用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来导入如此重大的历史变革实践；用什么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来支撑如此重大的市场制度创新；用什么样的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精神，来提升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台，这些都需要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联合与互动，需要中国特色的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精神。
　　再次，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主题在各个时代必然是人类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未来15至20年，全球经济竞争的格局中，中国经济实力、企业精神、国际影响力的实质性提升，任重道远，未来的市场竞争伴随着信息化、智能化、虚拟化的深度推进，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史无前例，配置精神资源，比配置物质资源更为紧要，尤其决策思维、战略思维、思辨政治和理性的判断水平、文化创新和精神资源开发的自由度等等，都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陈学明（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我们不能抛开马克思的核心思想谈马克思主义，不能以其他理论消解和矮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必须进入政治经济学这一层面。我认为《资本论》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只是它全面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在哲学伦理学文化学范围内兜圈子，是永远无法理解当今的生态危机的。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思考当今的生态危机的问题。我们会发现，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很多，但是主要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生态问题出现的罪魁祸首。资本逻辑的效益原则和利润原则决定了资本是反生态的，当社会以资本为中心，贯彻资本逻辑来解决生态问题只能是梦想。
　　以上论述是当今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必须性和理由。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哲学何以发挥独特的作用？
　　现在大体上是四种观点。第一种，经济哲学就是研究经济学里面一般问题。这个观点我认为是消灭哲学，像19世纪有这个哲学那个哲学，实际上讲这个学科一般原理。第二种，实际上在中国是很盛行的，用哲学的观点分析经济政策、经济观念、经济现象。第三种,强调经济哲学要从社会的整体上去把握经济在整个发展中的作用，从这个角度去看经济现象，这样就能够比经济学家高出一筹，站在整个人类历史和发展角度研究经济哲学。前两种我称之为经济的哲学，面向以经济为对象的哲学。第四种，以经济学的学术为对象的哲学，是对经济学做哲学研究。
　　经济学是从哲学里面长出来的，蕴含着许多哲学的前提，接受了很多哲学的假设，要把这些东西分辨清楚。
　　金融危机是综合性危机
　　俞吾金（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2009年，我到马尼拉去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当时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他们准备搞一个宣言叫我签名，我说标题就有问题：危机与哲学 （Crisis and Philosophy）。
　　这是在场，但在场偏偏不在场，哲学在危机之外，是危机的旁观者。我想表达的意思是金融危机是综合性危机，这个综合性危机中也包含着危机的哲学维度，因为哲学推动消费，推动一个人经济上进行消费的包括他的哲学思想。哲学虽然在场，但是实际上被放在旁观者的立场上。
　　因此我认为，危机也包含哲学危机。
　　经济问题需要哲学思考
　　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编）：许多经济问题都是哲学问题，这一点我非常赞同。现在经济生活很复杂，改革发展的问题很多，但是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哲学上的思考，很可能是短视、盲目的，甚至问题更大。
　　比如说，我们的改革目的之一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是我们怎么实现这个目的？我们要发展市场，以及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作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市场追求利益最大化，眼前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最大化，如何通过市场来满足人民的需要，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且以人为本，这是哲学问题。诸如此类还有许多问题，比如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信任和公平的关系，比如稳定和变革的关系，比如开放和自主，等等，这些说到最后全是哲学问题。我非常赞同要在哲学上思考问题，要在根本战略上思考问题。
　　陈少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经济当中的哲学问题，或者研究管理当中的哲学问题，或者是用哲学的视角去研究管理问题和经济问题，这两类问题是我认为要研究的问题。研究经济中的哲学问题，举例而言，看到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教企业文化，那么我们知道企业文化当中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叫企业核心价值，但是好多研究经济学的人不研究价值观，他不研究什么是核心价值，所以讲了很多企业文化，最后企业核心价值这个问题没法讲。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用哲学方法去研究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例如，讲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关系问题，有几个角度差异非常大。比如企业家比较偏向于风险型思考，就是他们愿意承担风险。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职业经理人跟企业家冲突很多，比如说在美国的企业治理结构当中，CEO是真正的权利人；中国治理结构当中，董事长是真正的权利人。为什么美国CEO在治理结构上能把企业做得比较大，因为他可以让很多职业经理人为他服务。而在中国环境下，我们很多企业做成老板型的企业，老板型企业跟CEO主导的企业文化完全不同，这个企业文化是老板的文化，这是我们中国的情况。在国外，一个企业的文化要么是家族企业文化，要么是职业经理人文化，即使家族企业文化也是有治理结构，我们中国经常说企业文化，其实并不是建设企业文化。中国的很多老板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企业文化。（靳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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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法律顾问：王进律师中国的安全战略要有哲学高度--牧师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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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安全战略要有哲学高度
1、钓鱼岛争端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日本主动将行政管辖权交给中国。以表示对日本侵略历史的彻底悔罪和反省。同时将日本的国际战犯的神位移出靖国神社，以表示对所有受到日本侵略带给灾害的国家、人民有忏悔。这是日本想成为正常国家的基础。但是会遭到美国的反对，会毁掉美国苦心经营扼制中国崛起的战略。这需要日本领导人智慧和勇气。然而这是上上之策。2、日本的北方四岛回归情结由来已久。中国曾经是支持北方四岛回归日本的，这是中国正义的选择。但是日本的一个非理智国家，一个钓鱼岛问题使中国的正义选择束之高阁。因为一个对霸道眷恋的国家是失去道义和正义的国家。日本一直想成为正常国家，但是实际操作却远离这个目标。这一点需要日本深刻反思，少干南辕北辙的傻事。3、中国的安全战略应当有哲学高度。日本的北方四岛目前在俄罗斯的实际控制中，俄罗斯从战略高度是不可能还给日本的。这不是日本智商问题，而是美国霸权的使然。日本因北方四岛归还问题，一直不和俄罗斯签订友好条约，这是因小失大的选择。而俄罗斯只提共同开发而不提领土归还，是着眼俄罗斯的国际安全战略的选择。自从苏联解体，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经济实力受到严重削弱，这给中国的安全战略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4、接下来，我们可以在北方四岛投资开发和日本进行友好协商。听取日本政治家和民众的意见。看看是中国去北方四岛投资开发，建一个离岸的中国城好呢？还是和中国协商钓鱼岛问题更合算呢？5、总之，中国要有大国智慧，要积极主动，既要有原则，也要有灵活。6、对付日本、美国，我们手中还有足够多的牌。
有不一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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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博报微信基辛格称中美心理有差异 中国从哲学高度看问题
关键字: 基辛格外交官国务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奥巴马胡锦涛钓鱼岛争端钓鱼岛事件最新消息
89岁高龄的美国资深外交官基辛格今天在北京表示，中美两国有着文化和心理上的差异，美国一遇到问题就派个特使过去，而中国则认为，不是所有问题都能一蹴而就。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于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以&中国：改革开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题。
基辛格协会主席、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题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的发言中表示，中国和美国之间出现的问题是一个崛起力量和既有力量相遇时必然产生的矛盾，这是一个演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所以我们也要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解决。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一方面要谈原则的问题，另外一方面要把它放在变化的视角中去解决它，两者要分而置之。
以下是文字实录：
亨利&基辛格：主席先生、刘主任，对于我来说能够来到钓鱼台5号楼有一个特殊的感情意义，实际上我在中国的第一晚就是在这儿度过的，就是在钓鱼台国宾馆。那个时候看上去没有现在这么辉煌，但是那时候从北京市外走到钓鱼台交通可没这么堵塞。甚至在那个时候，有些人也曾经说过，中美关系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问题，那时候就已经有人提过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其他国家认为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中国出现了。
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通过演进的角度看中美关系，实际上对我来说，我经历了五代中国的领导人，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挑战来面对，而每一代领导人都使中国更深入地融入国际体系当中。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当我们评价中美关系的时候，在任何时点去评价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一个演进的过程，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这样一个流动的过程，这样的演进必须不时地进行检验来重新考虑新的条件。
在中美关系的第一阶段，和中国的贸易对于美国来说可能还没有我们和洪都拉斯的贸易量大，我们也知道，现在的贸易关系已经是什么样的量级了，中国通过自身另人惊讶的努力，已经再次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体。而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次参与到全球经济当中，经济上出现了质变，当然美国同期也在发生变化，但是美国的增长速度同中国相比要缓慢得多。
基本结论就可以得出来，一个既有的力量和崛起力量相遇的时候，冲突，或者说相关的矛盾是难免的。而我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可能不应当，或者不会适用于现今的状况。中国和美国的冲突，或者说矛盾，可能是没有限度的，但是我们重要的是了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怎样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谈过去的一些问题，从过去来看现今，看未来，有一些和岛屿的东西相关，在过去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些所谓岛屿的问题呢？首先要做的是避免走向冲突，不断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当我们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实际上改变了之前美方的立场，我们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本身的演进也是和整体和平需求，整体改善中美关系需求相结合的。当然还有其他类似的问题，也是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解决的。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一方面要谈原则的问题，另外一方面要把它放在变化的视角中去解决它，这两者要分而置之。
还有一些问题，不是由美方或者中方单方挑起的，但是这些问题却能够影响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南亚，有一个问题，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的问题，它也有它的历史渊源，有它的历史原因。同时我们也需要坚持，甚至是在朝鲜半岛的那个国家，演进也是同样在进行的，也是同样向前走，所以这也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在演进的过程中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类问题，和经济的发展，经济的演进相关。我们的经济体并不是完全不变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有一些经济体的发展会给另外的经济体带来挑战。第四类问题，还有一些新类型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能源的问题、核扩散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他们是前所未有的，之前没有出现的。
所以说今天的关系是有多重的组成部分，而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再次强调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去年发布的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的联合公报，奥巴马总统也认识到中国在亚洲至关重要的作用和角色，胡锦涛主席也谈到了美国在亚洲的重要角色，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表态。
谈到双方领导人的意愿是毫不疑问的，是积极而正面的。问题是在细节当中发生了什么，在细节上就有一些问题了。第一个问题，中国和美国心理和文化的差别。美国人认为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解决，每一个解决方案可能是很快就能达成的，所以有时候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美国人就会派出一个特使，带来很多具体的建议。而中国人是这么认为的，不是所有问题都有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而每一个解决方案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中国看问题的方式是概念性的方式，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一个问题，美国人比较务实，有的时候他们能够互相理解，有的时候就不能。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在经济上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中国也需要不断的培育他的军力，而对于美国的军力来说，可能就会有一些相关的反应，总是有这样的研究去不断的预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而两国的挑战，对于每个国家要认识到，对于美国、对于中国都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学会从一个问题的短期看向长期，领导人接受了这个长期的视角，而现在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短期内去执行它。当我们说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呢？当我几十年前第一次来到钓鱼台国宾馆的时候，我当时是在工作压力很大的外交部，那时候只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性问题和中国要解决，没有细节的问题和棘手的挑战要去解决。所以我就能够全力集中在未来方向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原则要去确认，而不会被所谓的技术问题，或者细节问题吸引注意力，因为当时没有所谓的细节问题。
中美双方，李肇星部长之前也谈过，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有效的沟通方式，这样我们可以集中注意力来看看未来五到十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是什么样的整体状况，而不仅仅是看一个一个的细节问题。如果我们能这么做，同时我想我们也应该这么做，这样的中美关系就会成为全球进步的灵丹妙药，如果中美成为敌对的话，全球所有国家他们都会做这样的选择，站排，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做不出战略性的考虑。所以我是比较乐观，我跟中国领导人谈过，跟美国领导人都谈过，美国人知道，当政跟在台下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政治上的既定原则，我认为现在的美国政府是真正希望能够与中国建立基础性的关系，至少能在接下来十年中改变关系基础的定位。每一代中国领导人都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知道这一代领导人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这是他们的任务，要集中精力做发展。所以我想在这个层面上，中美是有共同、整体的目标。这是我大体的评论，谢谢！
基辛格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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