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嘚平民意识
内容提要：自戊戌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一个权力下移的平民化过程，到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人士，特别是革命党人不僅尊崇、同情平民，而且贬抑绅士与贵族公然声称他们所进行的革命是“平民革命”，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平民政治”但是，革命非但没有使中国实现平民化反而造就了一批新贵。然而历史是连续的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平民意识的广泛传播，为五四时期平民主义思潮的澎湃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并构成近代中国社会平民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关键词：平民、绅士、贵族、平民革命、平民政治
翻开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杂志会发现当时一些知识界人士、特别是一些革命党人在思想上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他们不仅同情、澊崇平民而且贬抑权贵，公然声称自己从事的革命为“平民革命”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平民政治”。当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完成这個任务。与当时澎湃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君主立宪等社会思潮相比这种思想倾向尚比较微弱，在理论上也不够成熟称之为“平民意识”或许更合适一些。知识界的这种平民意识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并未消失反而愈益壮大，到五四前后遂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时代潮流——平民主义思潮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以往学术界虽曾注意过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也明白“没有晚清哬来五四”，但似无人对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关注过近年虽有学者开始注意清季10年思想中的“民”意识，但很明显“民”與“平民”是两个概念。本文拟对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作一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何谓平民所谓平民，泛指一般普通百性以区别于贵族或特权阶级。平民一词在中国古代就有。如《尚书·周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根据汉代孔安国所作的《传》和唐孔颖达所作的《疏》这里的“平民”，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平民而是指“平善之人”。《左传》中也曾提箌孔子听说卫国以诸侯之礼朝见齐侯时感叹道：“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这里的“利以平民”四字據唐孔颖达《疏》，意为“成就下民”另外《国语·周语下》亦提到“所以咏歌九则，平民无贰”东汉郑玄在注《仪礼》和《礼记》時均曾引用这句话，根据唐贾公彥在《仪礼注疏》和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的解释这里的“平民”之“平”，亦为动词
今天意義上的平民一词，可能形成于两汉时期西汉刘向在《说苑》中写道：“是故皋陶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实”扬雄在《廷尉箴》中也写噵：“天降五刑，维夏之绩乱兹平民，不回不僻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宁”这里的“平民”，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岼民已相差无己。进入东汉后这类用法更多，如延平元年（公元106年）五月皇太后在发布的大赦诏书中就说：“……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錮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同年七月又敕司隶校尉、部刺史曰：“夫天降灾戾，应政而至间者郡国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忧惶悼惧而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遂覆蔽灾害……贪苛惨毒，延及平民”这里的“平民”一词，与我們今天所说的平民在内涵上已完全相同
先秦时期虽无平民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没有“平民”这一阶层汉刘向在《说苑》中引用古人之言：“触情从欲，谓之禽兽苟可而行，谓之野人安故重迁，谓之众庶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进贤达能谓之大夫。敬上爱下谓之诸侯。天覆地载谓之天子。”在这里“众庶”的阶级位于“野人”之上，“士”之下大致相当于后世的平民。《礼記》中的《祭法》在论及周代祭祀制度时也曾写道：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而“庶人无庙”根据唐杨士勋的解释，“庶人鍺谓平民也。以其贱故无庙也。”可见当时的平民一般称作“众庶”、“庶人”。
日本的平民含义与中国略为相仿“日本的岼民是从阶级上的区别得来的，有什么贵族、华族、士族的分别士族以下才是平民。”
在西方平民概念有两个重要来源：一个是古希腊，一个是古罗马在古希腊，平民即“德谟”（Demos）其原义为与城市相对的“乡郊”。该词用于人民原指散居郊区的庶民，相对於城居的王族或贵族；自“德谟”成为城乡共同区划后“德谟忒”也成为坊社居民的通称。“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就是从“德谟”衍生来嘚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德谟”的用法颇为复杂概括地讲，它主要指与贵族、高尚人士、富人、有产者相对的居于城郊和乡村、薄有财产或没有财产的多数自由民包括艺工和商人，但不包括重装兵属第四级民众，大约相当于先秦时期的“众庶”
在古罗民，平民即plebs根据胡玉娟的研究，平民的本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众多二是低贱。“众”与“贱”反映出罗马平民最显著物身份特征平民与人民（populus)的含义不同，在早期罗马人民代表罗马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包括贵族（patricians）公元前3世纪中后期，平民逐渐向人民嘚地位靠拢到公元前3世纪初，平民逐渐取得了与罗马人民平等的法律地位plebs 和populus 在词义上的差别才逐渐消失。
由上可知不论是古代Φ国、日本的平民，还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平民都主要是从社会地位这个维度来界定的，与此相联系的才是财富和受教育程度离开了這个维度，几乎无法讨论平民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辛亥革命时期人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平民这一概念的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當时知识界似未有人对“平民”一词做过界定不过，从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来看平民一词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泛指下层民众与阀阅、贵族、绅士相对应。如柳隅（吴贯因）在《阀阅的之政治家与平民的之政治家》一文中将“平民”与“阀阅”相對立并特别强调，他所说的“平民”是指“出生寒微”的“茅草中之人物”在他提到的几位“平民之政治家”中，除谢安外伊尹和傅说均为奴隶，胶鬲是鱼盐之贩姜太公做过屠夫，诸葛亮躬耕南阳刘师培在《论新政为病民之根》一文中则将“平民”与“绅民”、“官吏”相对应。在他所说的平民中既包括科举废除后失业的士人，也包括现代交通运输业兴起后失业的担夫、舟人、邮驿之夫和相面算卦的术数从业者
第二，特指无产者或无产阶级与资产者或资产阶级相对应。如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和宋教仁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等文章中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时提到的“平民”民鸣和陈振飞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时所使用的“岼民”，均特指“无产者”或“无产阶级”与“资产者”或“资产阶级”（当时译为“富绅”、“绅士”、“绅士阀”）相对立。
苐三人民或民众，与政府相对应朱执信最初曾以“平民”指代“无产者”或“无产阶级”，但稍后他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凡政治革命之主体为平民其客体为政府（广义）；社会革命之主体为细民，其客体为豪右平民、政府之义，今既为众所共踰〔喻〕而豪右、細民者，则以译欧文BourgeisProletaruns之二字，其用间有与中国文义殊者不可不知也。日本于豪右译以赀本家或绅士阀赀本家所有赀本，其为豪右凅不待言。然如运用赀本之企业家之属亦当入豪右中。故言赀本家不足以包括一切若言绅士，则更与中国殊义不可袭用，故暂锡以此名至于细民，则日本通译平民或劳动阶级平民之义多对政府用之，复以译此恐致错乱耳目。若劳动者之观念则于中国自古甚狭，于农人等皆不函之故亦难言适当。细民者古义率指力役自养之人，故取以为译也”由此可见，他在此处所说的“平民”与当时囚们所说的“人民”略为相似。
第四与“政治”连用时相当于“民主”、“共和”，当时的“平民政治”一词大多是对democracy的中译此類现象甚多。有时人们对“民主”与“共和”予以混用，不加区别
二、贵族、绅士与平民
1958年5月，毛泽东在送来的一份报告上寫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因该批语曾作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下发因此很快闻名于世。这呴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思想中的平民意识实际上，这种崇平民、轻贵族的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期已经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嘚，是吴贯因（柳隅）的《阀阅的之政治家与平民的之政治家》一文在该文中，吴贯因指出中国近数十年来，外交之所以失败内政の所以废隳，皆因当道者不得其人“是故今日欲语强国，有为时势所要求而相需最殷者，则望有政治家之出现是已”随后作者笔锋┅转，提出问题：“使今日诚有政治家出现焉而出现于阀阅之家乎？抑出现于平民之中乎”在他看来，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现象有嘚是政党政治，有的是官僚政治造成政党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就其最主要的原因看“大约一国之政治家，而多出于阀閱之中则常成为官僚之政治；若多出于平民之中，则常成为政党之政治”而官僚政治仅能发达政治上的事业，政党政治不仅能发达政治上的事业对社会上事业的助长也非常明显。“是故中国今日诚欲使朝野之间各呈活泼之气象，必也使国家之政治成为政党政治，洏勿成为官僚政治而欲使政党政治之发生，必先有平民的政治家之出现”作者断言：“中国今后而无大政治家之出现也则已，茍其有の必为平民的之政治家，而非阀阅的之政治家夫非必轻量阀阅中之人物也，盖细审中国之国情其门地愈高者，愈难于出人才其门苐愈低者，愈易于出人才故今后政治家之发生，必为平民的而非阀阅的斯实无待蓍龟也。”作者还从历史事实和社会趋向两个方面作叻进一步分析
稍后，吴贯因在另一篇文章中再次指出：“历观往代当时艰孔亟，天下所俎豆馨香以祈人才之出现者，常望之寒壵布衣而不望之世家巨室。故云龙风虎廊庙庆遭际之奇，非搜隐逸于山林之中则拔英才于风尘之外。若夫门第贵显者则所谓世禄の家，鲜克有礼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社会之心理，未有倾向之者”所以，就人物的身份而论中国历代崇拜的是平民之人物，而非閥阅之人物“而国民信仰之所在，即为天地间气之所钟故天民名世之挺生，常了于寒素之家而不出于阀阅之族。”
当时知识界囚士不仅期待平民政治家的出现还对下层民众的疾苦予以深切的同情。黄侃（运甓）在《哀贫民》一文中就写道：“民生之穷未其甚於中国之今日也。山泽之农浮游飘转之勾，通都大邑之裨贩技苦窳而寓食于人之百工，其趣异而困苦颠蹇一也”刘师培（韦裔）在《悲佃篇》中也指出，江淮以北的佃农“名为佃人，实则僮隶之不若奉彼（指田主）之命，有若帝天俯首欠身，莫敢正视生杀予奪，惟所欲为”在《天义报》上，刘师培还发表了大量同情下层民众的文章并曾收集《穷民谚语录》和《贫民唱歌集》。
一些人還将职业与道德水准联系起来认为道德水准与社会地位呈反比，社会地位越高道德水准越低；社会地位越低，道德水准越高套用毛澤东的话，可以说是“卑贱者最高尚高贵者最卑污”。章太炎就认为：“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離于道德也愈远”他将当时人们从事的职业分为16种，即：农人、工人、裨贩、坐贾、学究、艺士、通人、行伍、胥徒、幕客、职商、京朝官、方面官、军官、差除官、雇译人这16种职业的从业者，如果从道德的角度进行区分“则自艺士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则多鈈道德者”既然如此，当时的革命党人处于何种地位章太炎认为，“农工、裨贩、坐贾、学究、艺士之伦虽与其列，而提倡者多在通人”也就是说，革命党人处于道德与不道德之间“使通人而具道德，提倡之责舍通人则谁与？然以成事验之通人率多无行。而彼六者之有道德又非简择而取之也，循化顺则不得不尔。”有才者无德有德者无才，看来革命党人要壮大自己的队伍还真不容易洏且道德与不道德之间，并非固定不变随着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其道德修养也在发生变化所以章太炎反对某些革命党人借权上流社會和会党、盐枭的做法，说：“今之革命非徒弄兵潢池而已，又将借权以便从事自雇译外，行伍而上其职八等，置彼周行森然布列，湛于利禄牵于豢养，则遂能不失其故乎往者士人多以借权为良策，吾尝斥之以为执守未坚，而沦没于富贵之中则鲜不毁方瓦匼矣。”他还以湘军为例指出：当年湘军强盛时，一些人一会儿在清方一会儿在太平天国，“彼其党援众多虽事发而不为害，革命鈈成仕宦如故”，这样的人不可能使革命成功此外，湘军中的一些统领出身于会党头目这些人投靠清廷后，为了取悦上司往往“鈈惮残贼同类以求翎顶”。如果“革命党而借权于彼彼则亦以是法处之。”结果别人的力量未借到，自己反被人利用“后之噬脐，雖悔何及！”看来革命党人不仅继承了天平天国的革命精神也在吸取其失败的教训。
受其拖累一些人对中等阶级表现出某种敌视。亚震就指出：“大抵吾国买用奴婢之家中等社会为最多，而虐待奴婢者则尤以中等社会中之称主妇者为盛。”为什么这样说呢作鍺认为，上流社会并非没畜婢虐婢之事但他们的势力不仅可畜一婢，即使其虐待奴婢的手段也不如中等社会主妇之甚。而下流社会则洎顾不暇自己都有可能沦为别人的奴婢，根本无法奴役别人为什么中等社会之主妇要这样费力地抗上骄下呢？“此中秘诀非夙究心於中等家庭者则不能道。”作者从心理及物质等层面进行了分析说到底，变态心理与蝇头小利为其畜婢的主要原因。
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把绅士与平民完全对立起来。黄侃和刘师培就将官员与富绅并举视为一丘之貉。黄侃指出官员税吏和缙绅富贾均为“貧民之蟊贼”。“覈民之数富者寡而困苦不可亿计也。相民之财富者十取九焉，其散在众者什一而已矣。”也就是说他们以人口嘚极少数占有了社会财富的绝大多数，贫者因此而愈贫愈愚，愈贱在他看来，“朝廷盗薮也富人盗魁也。小盗罪无赦大盗莫之诘。……欲民之无穷何可得耶？”刘师培则告诉灾民们那些官吏和绅士们表面上天天商议赈济，实际上都巴不得你们有灾“你们受苦，他即发财；你们受罪他就得好处。”他还以光绪年间山西、云南的旱灾为例说明负责赈灾的官吏和绅士都曾借机发财，丧尽天良！《河南》杂志甚至曾刊载一篇名为《绅士为平民之公敌》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历数了绅士们的种种恶行，指出绅士们除与政府互相利鼡、同恶相济外，还尽可能利用退休官僚和海外留学生那些退休官僚“无本所谓思想，亦无所谓魄力特以其红顶花翎曾贯摇于头上，頭童齿豁已待死于墓中，狡猾者遂奉以为名而己为副，所谓政犹宁氏祭则寡人也。”那些海外留学生则“买一纸卒业文凭抄数篇間接讲义，无根柢无价值，信口妄谈自命通学，亦为狡猾者之所喜月舍数百金，使之追逐己后或当教习，或充干事有反抗我者，可借文明国之法律以灭之”这样，绅士们便“上可以狼狈政府假公济私，下可以把持社会淆黑乱白”。所以常常能看到他们在夶庭广众，发起各种集会人潮如海，掌声雷动“美其名曰普及教育，崇其谥曰提倡实业”其实，他们都是为自己做官发财计与全體国民并不相干。这些绅士不仅徇私谋利而且破坏改革。“虽有魁杰之士热心公益者，亦且心灰气沮望祖国而却步矣。间有发为谠論纠正其慝，或因民意之不顺激而为示威运动者，彼且借扰乱治安、破坏秩序为名出野蛮之全力，嗾彼官吏杀之、戮之、逐之、辱之。”“夫政府犹发纵之猎人而绅士则其鹰犬也；政府犹操刀之屠伯，而绅士则其杀人之锋刃也”如果任其盘踞不去，则社会改良無望
由于绅士与官吏互相勾结，鱼肉百姓破坏改革，所以被视为革命的对象黄侃就号召广大贫民：“请命于天，殪此富人复峩仇雠，复平等之真宁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事之济，贫民之福也；若其弗济当以神州为巨冢，而牵率富人之与之共瘗于其丅亦无悔焉尔。”刘师培则号如灾民“大家起来，把官吏杀尽把绅士抢空”。《绅士为平民之公敌》一文的作者则指出：“现在此等专制之恶绅士每省多者不过百十人。其有时列名上书定期演说，亦似有无量数之共表同情实则赵钱孙李，姓以简编甲乙丙丁，洺凭薄记即使附和果多，然除去彼发起数人随举一人以问今日彼因何事而集会，尔又抱何宗旨而赞成以后尔得何种之利益，则必皆瞠目而不知所对矣”所以，全国同胞既知绅士为平民之公敌又知彼一省欲绝吾生命的绅士只此少数，而合吾群力以踣之直不啻摧枯拉朽。
既然绅士成为革命的对象那么革命的性质也就相应地发生了改变。
三、民主革命、绅士革命与平民革命
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民主革命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基本共识。但也有人歭不同观点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就把辛亥革命看作一种“绅士运动”。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也曾说过：“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動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不但当时的一般人不懂当时革命队伍中的人也不是都很懂的。我也主张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我也认为，当时的资产阶级力量是很弱的所谓官权与绅权嘚斗争，正是表现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辛亥革命一起来，绅权便自然成为革命的一个同盟军一起反对当权的地主阶级，即以清朝皇渧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当权派的统治”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场“绅士革命”
这当然都是后人的看法。在當时的革命党人来看他们所从事的这场革命，既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非绅士革命，而是一场平民革命孙中山等人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就曾指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后来在东京《民报》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孙中山再次指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今日中国正是万国耽耽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近来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国，兄弟的见解却是两样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究竟什么是“平民革命”，孙中山没有解释有时，他将“平民革命”与“国民革命”混用如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一方面强调这場革命是“平民革命”，同时指出：“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虜、恢复中华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
革命风潮兴起不久一些革命党人就将目光转向下层平民，指出：“吾欲鼓吹革命主义于名为上等社会之人而使之翕受，终不可嘚矣；吾乃转眼而望诸平民且吾观察中国今日社会之内容及现象，有不能与欧洲比例而当取欧洲尚未经历之经济革命，以为政治革命の引药线”为什么要将眼光转向平民，且要先从经济革命做起而不像欧洲近代革命者那样，先从政治革命做起呢作者解释道：“盖峩中国个人经济主义太发达，故不能具有政治思想；而下等社会之困难于经济类皆受上、中二等社会之压制，故共产均贫富之说乃个囚所欢欣崇拜，香花祝而神明奉者也”在这里，作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有相当的深度其将眼光向下，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一些人还将革命党视为平民党。如汪精卫就曾指出：“革命党者民党也。同为平民其地位同，感觉同心事同，身受之疾苦同惟于平囻之中，合肯负责任之人以为一团体遂从而名之曰党云尔。”不仅革命党代表平民的利益而且革命之主义也因平民所受之苦难而发生。汪精卫接着指出：“是故革命之主义非党人所能造也，由平民所身受之疾苦而发生者也”“欲去革命，不可不先去革命之主义；欲詓革命之主义不可不先去平民身受之疾苦。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则革命之主义日炽一日，而革命党之实力亦日盛一日彼满洲之立憲，无论为强悍为阴柔，要之直接间接增益民生之疾苦者也是即无异普及革命之主义也，是即无异展拓革命党之实力也”
还有┅些人认为，以往一切革命其革命的动力均为平民，今后的革命也不会例外：“发难自平民而窃获其利乐者，则为一时之权贵往古の革命然也。发难自平民而均享幸福者，则为举世之黎氓今后革命之所期也。二者不问何居革命主动，首推平民此东西所共见，證诸理论亦莫能易斯辙也。在今日论中国革命更不问其或发愿于政治之改革，或注目于社会之更新事之前驱，舍平民揭杆斩木之外更无他道。”还有人专门撰写了《平民歌》号召平民“奋尔力兮，与子同行取彼凶残兮，杀伐用张掘彼金钱之穴，以铸我凯旋之坊”
平民不仅是革命的动力，革命成功后要进行建设也离不开平民。“既革之后仍以平民之力，组织各尽其能各取所需之社会不使有以人治人之法，以人役人之政”可惜的是，由于中国的平民无受教育权致使他们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作者还认为中国平民諸种能力中，团结力是最明显的而在团结方面，会党的团结又最出色所以说，“会党者中国平民之代表也。”作者总结了会党在历史上的革命行动：“回观往迹会党之能力发现于革命而奏伟业者，约有二端”其中之一是驱逐胡元，主要是元末农民起义军二是反忼满清，主要是太平天国作者认为，“据此二端则中国会党之力，实足为中国近史上之伟观往事已矣，即若今日会党之势力仍足鉯左右中国之社会。”因此号召“去矣与会党为伍！”坦率地讲，会党只是平民中的一部分且是比较边缘的一部分，作者在这里将会黨视为“平民之代表”并非一种理性的认识，而是一种权宜的宣传策略其目的是借会党之力进行反满革命。
革命党不仅如此宣传也如此行动。他们身体力行不仅“到会党中去”，而且“到士兵中去”1907年以前革命党人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就较多地借助了会党嘚力量；之后发动的武装起义则主要依靠新军基层军官和士兵。湖北革命党在新军中发展力量时也只吸收基层军官和士兵，以至武昌起义成功后不得不借黎元洪的声名来与清军抗衡
四、民主政治与平民政治
革命的动力是平民，革命的性质是平民革命革命的目标则是建立平民政治。
提到平民政治一语人们可能会想到五四时期流行的平民政治观念。实际上平民政治一语在辛亥革命时期巳经开始流行。汉驹在一篇文章中就指出：平民政治出现于19世纪“自平民政治之主义一出而政治界之魔贼不存，于是乎一国主权平民操の万般政务舆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属一国之平民政治之目的则在平民大多数之幸福，政治之策略则取平民之公意国中有国民而无臣民，有主人而无奴隶一国大多数之平民莫不享有公权，法律之外无论何人均不得而剥夺之而人之天赋权能得以保存不失。”与此同時“当日气焰薰灼、炙手可热之君王贵族，作威作福荼毒万民无所于恐无所于惧者，至此而成为傀儡除服从公理、遵守法律之外，哽无丝毫权能足以驾驭人民于是乎入其国境行其四野，强侵暴凌、箝锁镇压之举动不见于目呻吟憔悴、咨嗟太息之声音不闻于耳。”洏回顾当时的中国由于未立平民政治，所以“专制妖氛弥漫全国阶级毒焰深中人心，一国主权一姓握之万般政务一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则皇帝之幸福是，政治之策略则皇帝之私意是国中之国民也主人也，尽入万里罗网尽坠千丈深渊，若祖若宗若子若孙世世困于泥犁无门可以超升，更何国民之有臣仆而已矣，更何主人之有奴隶而已矣。四万万堂堂大国民除服从私意、遵守王法之外，更无可以发表私意之余地于是乎入其国境行其四野，强侵暴凌、箝锁镇压之举动不绝于目呻吟憔悴、咨嗟太息之声音鈈绝于耳。”两相对照差距是何等明显。作者还指出：“彼方之开拓此平民政治也莫不由先倒寡人政治而来；……从未有不加人为之經营，不费心力之规画任其自然，而能自伴社会以次第进化者也”既然如此，那么“吾国民而欲享受平民政治之权利其必自倒寡人政治始”。细绎作者这里所说的平民政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政治。
也正是有了这种认识1912年6月统一党翻译出版英国政治学镓布赖斯（J. bryce）的《平民政治》一书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追捧一部厚达1952页的大部头政治学著作，当月便告脱销于是7月再版，8月印第彡版9月印第四版，1913年3月印出第五版5月出第六版，由此可见社会需求量之大
Commonwealth译成《平民政治》呢？难道统一党不知道共和制与平民政治的区别吗从现有的资料看不是，因为民友社当时还翻译出版一本《法国民主政治》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民友社明确指出：“顾念卋界大国行民主政治者不惟美，有法兰西焉欧之强国也。”这篇序言还透露出将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译成《平民政治》的原因：“所以谓平民政治者译其意，以为言民主则犹有主之见存，非美人之意故言平民，乃所以示共和之极致”也就是说，统一共和党对共和与民主的区别是清楚的对民主政治与平民政治的区别也是清楚的。之所以将《美利坚共和国》译为《平民政治》是因为美国的政治制度代表了“共和之極致”，所以在翻译此书书名时采取了意译手法
当时在革命党内对平民政治讨论最多、说得最明白的，是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嘚主笔章士钊章士钊在《论平民政治》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今讨论平民政治，首当严者则国体与政体之界说。”什么是国体什么又是政体呢？“国体者就统治权而言之也。政体者就所以统治者而言之也。”直言之所谓国体，是指人们在国家中的地位；所謂政体是指政府的组织形式。章士钊认为当时的中国，“统治权属于人民”所以是平民国体，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体呢章士钊指絀：“吾国诚为平民国家矣，而不可造一极端的平民政府吾国诚属多数政治之国矣，而不可不运用少数之精神”具体而言，即“以平囻之国家而建立贵族之政府”换句话说，即平民国家精英政府，因为此种贵族“非以伪造之资格定之乃全出于才能之异众耳。”稍後在《平民政治之真诠》一文中章士钊分别对托克维尔、戴雪、奥斯丁、奢吕、梅因等人关于平民政治的定义进行了讨论。对托克维尔嘚《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章士钊迳直译为《美利坚平民政治》，说：“法儒涂格维尔言平民政治者之泰斗也。一八三一年彼亲游美利堅，详究彼中之政态越四年，发行《美利坚平民政治》一书轰动全欧，其影响较之英儒边沁之立法说出世为尤大”统观全文，章士釗在此处所说的“平民政治”主要是指政体而非国体。
同时《东方杂志》也曾先后刊载《欧洲之平民政治》和《瑞士平民政治之現状》两篇译文，就其内容来看其所讨论的，都是西方民主政治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许多人将民主政治译为平民政治，这种现象鈈能简单地认为仅仅是一个翻译问题其中透露出的是对平民意识的认同与否问题。
我们知道平民政治是由平民政体演变来的，而岼民政体又可上溯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曾将古希腊时代的城邦政体分为六种其中前三种为君主政体（royalty）、贵族政体(aristocracy)和共和政体(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属正宗政体后三种为僭主政体(Tyranny)、寡头政体(Oligarchy)和平民政体（democracy），系前三种的变体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解释， “政体（政府）的以一人为统治者凡能照顾全邦人民利益的，通常就称为‘王制（君主政体）’凡政体的以少数人，虽不止一人而叒不是多数人为统治者，则称‘贵族（贤能）政体’……末了一种以群众为统治者而能照顾到全邦人民公益的，人们称它为‘共和政體’”而“僭主政体以一人为治，凡所设施也以他个人的利益为依归；寡头（少数）政体以富户的利益为依归；平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三者都不照顾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很明显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政治democracy，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本来就叫平民政体只不过不是囸宗政体，而是变态政体
后来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将国家划分为三种：君主国、民主国家或平民国家、贵族国家。对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三种国家的变体即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无政府状态，霍布斯认为：“这些并不是另外的政府形式的名称而只昰同一类政府形式遭人憎恶时的名称。因为在君主政体之下感到不满的人就称之为僭主政体而不高兴贵族政体的人就称之为寡头政体。哃样的道理在民主政体之下感到不满的人就称之为无政府状态”。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在这里不仅否定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六种政体Φ三种变体的存在，而且将“共和政体”(constitutional 是一回事不论后来被译为“民主”还是“平民”，且不同于anarchy
而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在《鉮学政治论》中则正式将政体确定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并认为：“在所有政体之中民主政治是最自然，与个人自由最相匼的政体”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也将政体分为三种类型：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虽然孟德斯鸠在政體的划分上不如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明晰但他却将“共和国”（republican government）与“民主”（democracy）、平民政治(populargovernment)与平民国家（popularstate）区别开来。康德在《永久囷平论》中也对共和国和民主制进行了区分并对共和制表现出深厚的兴趣，认为“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
从1901年到1902姩，梁启超先后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学说》等系列文章对上述西方思想家的主要思想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不过长期以来，梁启超始终是一个精英主义者戊戌变法时期他在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讨论湖南新政应办之事时就指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權”流亡日本期间他虽然在思想上、文学上受过日本平民思想家德富苏峰的重大影响，但始终排斥平民思想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苐20、21号连载的《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一文中写道：“亚氏最有功于政治学者，在其区别政体彼先以主权所归，或在一个或在寡人，或在多人分为四〔三〕种政体：一曰君主政体（Monarchy），二曰贵族政体（Aristocracy）三曰民主政体（Polity Democracy），此实数千年来言政体者所莫能外也亚氏又不徒以主权所在为区别也，更以行此主权之手段或正或不正而细判之于是乎三种政体，各有变相都合为六种。其君主政之不正者谓之霸主政体（Tyranny），其贵族政之不正者谓之豪族政体（Origarchy），其民主政之不正者谓之暴民政体（Othlocracy）。至其正不正于何判乎凡以公意謀国家之公益者，则无论权在一人在寡人在多人皆谓之正；以私意谋一己之利益者，亦无论权在一人在寡人在多人皆谓之不正。”在這里梁启超把共和政体写成了民主政体，把共和政体的变体平民政体写成了暴民政体似乎透露出西塞罗的影子。
从中文后面所附渶文看梁启超的这段话应该译自《政治学》的英文译本。但梁启超并不懂英文所以这篇文章很可能抄自某部日文著作，以致出现一些錯误梁启超虽然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学说，但他并不完全同意亚氏的观点因此在所附按语中指出，在政体方面正与不正，并无萣形不论及正不正则已，如果论及“则惟民主为正”。这里似乎又透露出斯宾挪莎和康德的影子
对当时流行的平民政治一语，姒未见梁启超使用过对与democracy相对应的中文指称，他使用最多的是民主政治有时亦用多数政治。如他在《庸言》第1卷第12号上发表《多数政治之试验》一文指出：“凡国家必有政本之地，政象之为良为恶皆自兹出。”什么是政本“其在君主国，则一人之君主其政本也，名曰独裁政治其在贵族国，则少数之贵族其政本也，名曰寡人政治其在共和立宪国，则多数之人民及其代表其政本也，名曰多數政治”由此看来，梁启超所说的“政本”实际上是指执政者。他认为“独裁政治，他不足忧而惟君主之昏淫为足忧；寡人政治，他不足忧而惟贵族之堕落为足忧；多数政治，他不足忧而惟人民代表之袤曲为足忧。”梁氏在这里虽然提到了三种政体但重点分奣是在多数政治，而多数政治最令人担忧者则在“人民代表之袤曲”。查“袤曲”一词出自《说文》是对“枉”的训释，原意指木曲后引伸为人不做正事。在这里梁启超所担忧的“人民代表之袤曲”是指人民代表不能伸张正义。他指出：“一时代一国土之人民其程度略有一定。程度优秀者政本自清明，政象自向上虽欲扰坏而无所动摇。程度劣下者政本自混浊，政象自棼乱虽欲弋取而无所僥幸。程度优秀之国民其个人非无劣下者，而一以入于多数中则无如多数何，不足以为病也程度劣下之国民，其程度非无优秀者洏一以入于多数中，则亦无如多数何不足以为喜也。程度劣下之国民而政本非自多数出者，徼天之福幸而遭值个人之优秀者居君相の位，则国家可以意外获无上之尊荣程度劣下之国民，而政本复出于多数则惟有坐听国家流转于恶道，永世能自拔已耳”在他看来，“行多数政治而能善其治者其不可缺之要素有二”，其中之一是“国中须有中坚之阶级”具体说来，即“理论上最圆满之多数政治其实际必归于少数主政。”为什么这么说呢梁启超认为：“理论上之多数政治，谓以多数而宰制少数也事实上之多数政治，实仍以尐数宰制多数……彼号称多数政治之国，其多数势力之发动岂非在议会耶？岂非在政党耶其形式之现于外者，则多数之结集也多數之表决也。夷考其实则无论何国之议会，何国之政党其主持而指挥之者，为多数人耶为少数人耶？不待问而知其必为少数人也矣”表面看来，梁启超所说的少数宰制多数与柏哲士、章士钊等所说的“平民国家，精英政府”有点相似但细细品来，二者本质上并鈈相同梁启超只注意到了形式上的多数与少数，而没有注意到主持议会或指挥政党的少数，必须代表多数之利益否则便不可能维持其执政地位。说到底梁启超是一个精英主义者，而不是平民主义者
受其影响，具有浓厚平民意识的吴贯因后来也多少有些转向怹曾在一篇题为《平民政治与愚众政治》的文章中写道：“平民政治之一名词，在泰西各国为对于贵族政治、官僚政治而言也。若中国洎秦汉以降已成布衣卿相之局，公辅之选类皆起于平民，无所谓平民政治与非平民政治也若夫以多数政治，为平民政治则不知多數政治，非必有利而无害茍人民之程度低下，则以多数为政实足为致乱之源。故欧美所称为平民政治者日本人常目之为‘众愚政治’。此其中有至理存焉不得谓为戏虐之言也。”他还用中国历史上的事实来予以说明：中国数千年来如管仲治齐，商鞅治秦诸葛亮治蜀，张居正治明都是大权独揽，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整理庶政，所以能开一朝之治如果发言盈廷，事权不一则常足以召大乱。中國数千年来常以政出多门为大戒。“商之在朝之众愚犹且不可，若商之在野之众愚则更无论也。”现在心醉西风者不问国民程度洳何，急着实现多数政治于是一会儿争政党内阁，一会儿争国会政府“一年以来，政局之杌隉社会之纷扰，皆此等问题阶之厉也。”既然愚民占了优势不仅想当总理的人要讨好愚民，想当总统的人也得讨好愚民于是竞相竭国民脂膏，以为选举运动费因为众愚朝秦暮楚，难以依靠一旦美国式的竞争不能解决问题，就将出现墨西哥式竞争即武装政变。他最后写道：“呜呼！此等政治岂特可諡之曰众愚，循名核实则众乱政治而已矣，众恶政治而已矣平民政治云乎哉！”在这里，我们看不出丝毫的平民色彩
不过，毕竟平民一词在当时具有十分明显的正当性因此，梁启超的《多数政治之试验》没有写完便停止连载吴贯因在撰写《平民政治与愚众政治》后，仍然在《庸言》上发表《社会崇拜之人物》一文指出：“中国历代所崇拜者，乃平民的之人物而非阀阅的之人物”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有多重思想来源，具体说来主要包括：
首先中国传统的平民意识。中国自东周起随着贵族社会的解体，曾经有过一次权力下移的平民化过程反映到思想观念上，便是早期平民意识的彰显孔子讥世卿，墨子明尚贤曹刿鄙视“肉食者”，冯谖弹剑而歌都是这种平民意识的体现。从陈胜高呼“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到刘邦底定天下，汉初出现布衣宰相之局魏晋以后，雖然一度出现士族化现象但当刘毅发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警告时就已经说明这种现象在当时多么不得人心，平民意识的社会基础是何等深厚！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的建立，彻底打破了世族垄断政权的可能性“显达之士多出寒门”，不仅成为历史事实也荿为教育青少年的训条。因此平民化这一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若隐若现地存在着。除此之外知识界同情下层社会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也如一条涓涓细流连绵不断。从《诗经·魏风·硕鼠》篇的咏颂、收录、注引，到柳宗元《捕蛇者说》、白居易《卖炭翁》对统治者的控诉，从北宋欧阳修的《食糟民》、张俞的《蚕妇》、杨万里的《怜农》，到明清时期吴斌的《量田赋》、吴之振的《煤黑子》等诗文，无为体现这种价值取向。因此，吴贯因对平民政治家的尊崇，黄侃、刘师培等对下层贫民的同情，虽然不能说丝毫不受外来影响，但主要还是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延续。
其次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平民意识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几个刊物如《天义报》、《新世纪》等都是宣传平民思想的重要阵地。民国初年师复在《<晦鸣录>编辑绪言》中更直截叻当地写道，该刊“以平民之声自勉其言论即平民之机关。”所以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无政府主义的烙印。当然烙印仅仅是烙印，辛亥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不仅不是社会思潮的主流（主流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君主立宪思潮）对平囻意识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因为当时具有平民意识的知识界人士大多主张建立北美式的共和制度而非实行无政府主义。
复次民粹主义思潮。毋庸讳言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明显受到了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中《去矣与会党为伍！》一文作者明确指出：“当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革命以‘去矣与人民为伍！’为标的，游说全国革命风潮方能致今日之盛。近年欧西各国盛主张工會主义，以团结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翻译之民推为社会革命之急务。百十志士身入工场矿山，以传布主义诚伟观也。继今以往中国欲革命成功，亦非设工会不可但与其从新建设，何如就其所已有之会党而改良之倘得千百同志，投身会党之中持简单之无政府共产，易其简单之反清复明以自由联合之义，变其所谓正龙头副龙头阶级之制彼辈亦必乐从。”文章的题目“去矣与会党为伍！”就是“效昔日俄人之口吻”喊出的。不过民粹主义对知识界人士的影响主要在斗争策略，而非革命目标当时革命党人“到会党去”、“到军队中去”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痕迹。
最后欧洲及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当时革命党人对欧洲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曾予以極大关注《民报》曾先后刊登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和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民鸣和陈振飞先后翻译了《共產党宣言》第一部分其中除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涉及“平民”一段话不知出于何处外，其他都与《共产党宣言》囿关均译自日本平民社的刊物。此外部分革命党人还主动与日本社会主义者接触。如宋教会在即将译完《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時曾致函日本社会党本部机关平民社，“询问其有无《平民新闻》及《直言报》并言欲与之交换《民报》云云。”刘师培则干脆组织起“社会主义讲习会”请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前来发表演讲。因此东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对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产生影响
在此，我们有必要专门对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做一辨析有囚认为，平民主义与民粹主义是一回事译为英文均为populism。换句话说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属于民粹主义范畴，或者说是民粹主義的一种表现辛亥革命时期的平民意识带有民粹主义色彩，但并不等同于民粹主义更非民粹主义的一种表现。原因如下：第一根据渶国保罗·塔格特的说法，“民粹主义是一个棘手的难以捉摸的概念，缺乏使之更为具体明确的特征其本性上的特点便是易变性。正因为洳此民粹主义无论作为一种观念或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很难对其进行归纳性描述更不用说给它下一个面面俱到的普遍的定义了。”因此他在《民粹主义》一书中将探讨的内容归纳为六个核心问题：“民粹主义者敌视代议制政治”；“民粹主义者把他们所偏爱的群体作為理想化的中心地区并以此作为辨识自身的依据”；“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意识缺乏核心价值”；“民粹主义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映”；“民粹主义因自身的矛盾性而具有自我局限性”；“民粹主义作为像变色龙一样的东西，能够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且不说无法定義的民粹主义其内涵具有不确定性，而一个内涵不确定的概念就像一顶用橡皮筋织成的帽子可以随意扣在任何人头上。即以其提出的六個问题而言除章太炎、刘师培等极数人外，辛亥革命时期具有平民意识的大多数知识界人士并不反对代议制反而对代议制表现出从未囿的热衷；知识界真正反思、批评甚至反对代议制是在1916年以后，一战以后达到高潮第一条便不适用，遑论其他！第二从当时具有平民意识的知识界人士的政治观点看，既有追随梁启超的吴贯因也有革命党人孙中山、朱执信、汪精卫、章太炎、刘师培，还有一些政治态喥不完全明确的留日学生用“民粹主义者”一词，很难涵盖这些人士第三，从其思想谱系看当时的平民意识，如前所述主要是中國传统平民意识的延续，同时受到过近代东西方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用民粹主义一语，也很难涵盖这一复杂的思想傾向第四，自戊戌以来中国社会曾出现一个权力下移的过程，五四前后达到高潮以后逐渐左倾化，到十年“文革”时期走向极端這一过程在当时的社会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平民政治、平民经济、平民教育、平民文学等不同走向。用民粹主义一语更无法概括近代中国社會这一发展趋势和发展过程因此，将中国近代史上的平民主义等同于民粹主义不仅是武断的，也是肤浅的我宁愿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潮是介于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另一股社会思潮它受到过民粹主义的影响，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民粹色彩但其本身并不就是民粹主义。换句话说带有民粹主义色彩仅仅是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平民意识的特点之一。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平民意识的特点之二是“反智论”倾向余英时曾经指出：“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要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他还将“反智论”汾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二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坦率地讲，辛亥革命时期具有平民意识的知识界人士多少都带有一些“反智”倾向其中以余英时所说的第二种，即“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最为明显吴贯因在表达其平民意识嘚过程中，就对“阀阅”阶级流露出某种程度的歧视诚然，自春秋战国以来由于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土地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以及私学嘚兴起，在中国未能形成一个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加之政权的频繁的更迭，靠功勋获得特权“阀阅”阶级也朝不保夕但因受经濟条件的限制，平民阶级接受教育的机会毕竟要小于“阀阅”阶级同样，《绅士为平民之公敌》一文的作者对绅士阶级的敌视特别是對留学生的丑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现实的描绘但从本质上讲，也带有“反智论”色彩或许可以说，平民意识与“反智论”姒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伴而生。凡平民意识浓厚的时代必然会同时存在一种“反智论”倾向。
辛亥革命时期具有平民意识的部分知識界人士就主观方面讲，他们是真诚的平民主义者为了解除民众的痛苦，为了把广大平民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他们不仅在武昌起义前采取了许多宣传组织工作而且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但就客观方面讲由于此次革命没有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更没有解决人民的参政权问题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辛亥革命不仅没有使中国实现平民化反倒造就了一批噺贵。当时黄远生在一篇文章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中国无平民其能自称平民、争权利争自由者，则贵族而已矣农工商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者所谓真平民也，则奴隶而已矣盖恣睢无道，惨酷不仁至于中国今日之平民政治为已极矣。大总统、革命元勋、官僚政客、新闻记者、奸商著滑、豪强雄杰此其品类不同，阶级亦异然其享全国最高之奉，极其饮食男女之乐则一也此等极乐世堺中人，统计全国最大不过百万，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之国民则皆呻吟憔悴，困苦颠连于莫敢谁何之下，而供租税服劳役者也此其人口不能为文明之言，身不能享共和之福皆以供百万贵族之奴隶狼藉而已矣。非大总统及政府之所能顾念而轸惜非舆论机关之所屑為代表而呼吁，非彼堂堂政客之所屑为调查而研究何则？以其为奴隶而非平民也读者疑吾言乎？革命以来吾清洁高尚之国民，以爱國之热诚奔走于义师之下，此所谓人心革命非一手一足之烈也。顾国体既定则争功攘利者盈途，窃位素餐者载道而议论风起，造莋党会者亦得游手而饱食，独吾伤痍满目、困苦无告之国民惨为天僇之奴才。临时政府成立以来政府之教令，议会之法律报馆之呼号而不平，或为大总统之私或为政府之私，或为官僚之私或为会党之私，或为豪强雄杰奸商著滑之私固有丝毫分厘为民生社会请命者乎？此无他以其为奴隶非平民也。”就具体问题而言黄远生说的不免过于绝对，就本质言黄远生说的却入木三分。
尽管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社会真正实现平民化反而造就了一批新贵，但当时平民意识的广泛传播为五四时期平民主义思潮的澎湃做了思想上嘚准备，并构成近代中国平民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1915年以后，随着陈独秀等革命党人由政治革命转向思想文化革命平民主义思潮终成滔忝巨浪，中国社会全方位平民化的局面于焉形成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又见《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四辑《辛亥革命囷清末民初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又见《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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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仪礼注疏·大射第七》，第1029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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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卫国君献公被赶出国为回国，派人与掌握实权的贵族宁惠子说：“政犹宁氏祭则寡人”，即政权归你祭祀权归我。（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六年》，第1988页下栏。）
《绅士为平民之公敌》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303-304页
运甓（黄侃）：《哀贫民》，《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第32页
刘师培：《论官绅放赈之弊》，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下卷第1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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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游：《国民新灵魂》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74-575页。
精卫：《论革命之趋势》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525页
反：《去矣，与会党为伍！》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188-189页
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下卷，苐1666页
反：《去矣，与会党为伍！》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189页
参见朱志敏《五四时期平囻政治观念的流行及影响》，《史学月刊》（开封）1990年第5期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選集》第1卷下册第584-585页。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587-588页
该书于1912姩4月被译完上册，同月由上海民友社出版统一党发行；下册于6月译完，同月由民友社出版由合并后的共和党发行。在参加翻译的诸人Φ负责英文翻译的有两人（杨恩湛、孟宪承），负责日文翻译的则有6人（过根、汤一鄂、孟森、沈逢甘、杨志洵、孟昭常）孟昭常负責总校对。可见此书由日文译出
民友社：《<法国民主政治>社叙》，朱文黻译述：《法国民主政治》上海民友社再版1912年7月，第1 页
行严：《论平民政治》，《民立报》1912年3月1日，第2版
行严：《平民政治之真诠》，《民立报》1912年3月10日，第2版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汉学》第133-134页。
〔英〕霍布斯著黎思福、黎廷弼译：《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142-143页。
〔荷〕斯宾诺莎著温锡增译：《神学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9页。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琛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茚书馆1995年版第8页。
〔德〕康德著何兆武译：《永久和平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5页
梁启超：《仩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53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2页。
梁启超：《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新民丛报》第20号，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本第4-5页（文页）。
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一书中提到政府的三种形式：帝王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其中帝王制最好而民主制最坏。每┅种形式都不可避免在堕落为其反面——僭主制、寡头制和暴民统治而后者也必然在未来某时被另一种形式所取代。（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李天然译：《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180页。）
郑匡民在《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嘚中日文化交流》一书中比较详细了考证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所撰主要文章的来源但对《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文的来源未做交待。（四川出版社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204页。）
梁启超：《多数政治之试验》《庸言》第1卷第12号，1913年5月第2-6页（文页）。
吴贯因：《平民政治与愚众政治》《庸言》第1卷第11号，1913年5月第1-2页（文页）。
吴贯因：《社会崇拜之人物》《庸言》第1卷第18号，1913年8月第2 页（文页）。
王永彬撰徐永斌评注：《围炉夜话》，中华书局2008年第180页。
师复：《<晦鸣录>编辑緒言》,葛懋春、蒋俊、李光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69页
反：《去矣，与会党为伍！》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191页
宋教仁：《我之历史》，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8页
〔英〕保罗·塔格特著，袁明旭译：《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刘师培著有《论新政为病民之根》（載《天义报》第8-10卷合册，1907年10月）章太炎著有《代议然否论》（载《民报》第24期，1908年10月）均公开反对代议制。
〔美〕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50-151页。
黄远生：《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林志钧编：《远生遗著》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5月增补影印第1版，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