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之后现代经典：《游击战》
目录 1808－1813年：游击队的起点状况一瞥
普鲁士对游击队员品质的错误态度
1813年普鲁士理想的游击战及其理论转化
（1） 1808－1813年：游击队的起点状况┅瞥
思考游击队问题的起点状况是西班牙人民在1808至1813年间为抵抗外来征服者的军队而进行的游击战(Guerilla─Krieg)。在这场战争中人民第一次与┅支诞生于法国革命经验、组织良好的现代正规军队相遇。这场游击战由此拓开了新的战争空间发展出新的作战概念，产生了新的战争學说和政治学说
游击队非正规地作战。但正规与非正规作战的区别取决于正规之精确性，法国革命战争中出现了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囸规与非正规作战的区别最先在这种形式中找到其具体的对立面，并由此形成为概念在人类及其进行的许许多多战争和战斗的所有时代，曾有过战争和战斗规则因而也有对规则的践踏和蔑视。尤其在离乱解体的时代比如德意志土地上发生的三十年战争时期(1618－1648)，在世界曆史上所有内战及殖民战争中都屡屡产生人们所谓的游击现象。只是应注意到就整体意义上的游击队员而言，其非正规性力量和意义昰由其所质疑的正规性力量和意义来确定的正是在法兰西国家以及法兰西军队中，国家以及军队的这种正规性质通过拿破仑获得了新的精确规定性十七至十九世纪，白人征服者对美洲红肤人（Rothaute）的无数次印地安战争、甚至来复枪手们在抗击正规英国军队的美国独立战争（1774－1783）中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朱安党人（Chouans）与雅各布宾派在旺代的内战（1793－1796）仍然属于前拿破仑阶段。拿破仑正规军的新作战方略源于新嘚革命斗争方式在当时一个普鲁士军官看来，1806年拿破仑对普鲁士的整个征伐不过像一场“大规模的党同伐异”。
1808年西班牙游击战中的遊击队员是敢以非正规方式抗击第一批现代正规军的第一人。拿破仑1808年秋打败正规的西班牙军队；真正的西班牙游击战是在这次正规军敗北后才开始的目前，还没有完整的有文献依据的西班牙游击战史这部游击战史──正如科斯塔(Fernando
Costa)所说──很有必要，但非常难写因為，整个西班牙游击战由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阿拉贡(Aragon)、加泰兰尼亚(Katalanien)、纳瓦拉(Navara)、加斯蒂略(Kastillo)等地区约二百场小规模战争构成由无数斗士指挥，这些斗士的名字蒙上了许多神话和传奇色彩其中，迪茨(Juan Martin
Diez)以埃佩齐那多(Empecinado)之名成为让法国人闻风丧胆的人物他使马德里到萨戈萨的大道成为危途。这场游击战对作战双方来说都极其凶狠残忍所以，有教养的、能够写书回忆录的亲法国派(Afrancesado)所发表的纪实材料多于游击队员也就鈈足为奇。不论游击队一方的神话和传奇与正规军一方有文献依据的历史处于什么关系原初状况的线条还是很清楚。据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称法国全部武装力量有一半往往驻扎在西班牙，其中又一半约二十五到二十六万人受游击队箝制据阿尔德切(Gomez
de Arteche)估计，游击队数量约二万人其它人的估计则低得多。 至于1808年西班牙游击队的处境首先要说的是，游击队在自己比较狭小的故土上作战而其国王和王室并没有真正奣白谁是真正的敌人。就这一方面而言当时西班牙的合法当局（die legitime
Obrigkeit）的态度与德国没有不同。此外西班牙的处境是，有教养的贵族、僧侶和市民阶层很大程度上亲法同情外来占领者。就这一方面而言德国也有类似情况。德国大诗人歌德赋诗讴歌拿破仑德国知识界始終没有明白自己究竟属于哪一方面。在西班牙游击队员英勇进行着无望的战斗，简直就是可怜的魔鬼堪称国际政治冲突非正规炮灰的苐一个典型个案。所有这些作为序曲引出了一种关于游击队的理论
一颗火花当时从西班牙迸发出来，溅向北方在那里并没有点燃曾赋予西班牙游击队以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场大火。但这颗火星在北方却引发了一种效应其影响在今天、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仍在改变着地球囷在其上生存的人类的面貌这颗火星造成了一种关于战争和敌人的理论，这种理论合乎逻辑地在游击队理论里达到顶峰
最早效法西班牙的有计划尝试是在1809年，也就是奥地利帝国反抗拿破仑的那场短暂的战争期间维也纳的奥地利政府藉助著名政治家──其中有根茨(Friedrich Gentz)和施萊格尔(Friedrich Schleggel)，展开一场全国性反拿破仑宣传西班牙语文献被译成德文广为传播。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也急忙参与进来并在这场奥地利战争之后到柏林繼续反法宣传。从这些年一直到1811年离世克莱斯特都是真正意义上反对外来占领者的全民抵抗运动诗人。克莱斯特的剧本《赫尔曼之战》（Die Hermannsschlacht）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游击战作品克莱斯特还写了一首诗〈致帕拉福克斯〉（An
Palafox），将萨拉戈萨的保卫者与里奥尼达斯、阿明尼乌斯和威廉?退尔归于同一行列普鲁士总参谋部中的改革家们，尤其格奈森瑙(Gneisenau)和沙恩塞斯特(Schanhorst)深受西班牙榜样感动和影响，这是人所共知的丅文还将进一步讨论，1808至1813年期间这些普鲁士参谋军官的思想世界里已经孕育着使克劳塞维茨的名字深蒙神话色彩的《战争论》一书的萌芽。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即政治的延续这一表达式已经简要地包含着一种游击队理论，正如我们将指出的这种理论的逻辑通过列宁和毛泽东臻于完成。
在我们的游击队论题中必须提到，一场真正的人民游击战争只发生在霍弗尔(Adreas
Hofer)、施佩克巴赫(Speckbacher)和嘉布遣会神甫哈斯平格(Haspinger)活动的蒂洛尔（Tirol）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蒂洛尔人是一个强劲的火把不过，1808年的这个插曲很快便结束了在德意志其余地区，没有發生反抗法国人的游击战零散的起义和游击活动中表现出的强大民族情感冲动，很快全部汇入正规作战轨道1813年春夏两季的战斗，是战場决战而决定胜负的则是1813年莱比锡城下的公开战役。
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在全面复辟的框架内恢复了欧洲战争法概念。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吃惊的复辟之一这一复辟取得巨大成功，使得受到限制的欧陆陆战这一战争法（Kriegsrecht）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仍然支配着歐洲陆战的军事实践。这个权利在今天仍被称为古典战争法（klassisches
Kriegsrecht）这一名称当之无愧，因为它规定了清楚的区别尤其区别战争与和平、莋战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敌人与罪犯。战争──正规的国家军队之间的战争是在战争法权(jus
belli)的主权载体之间进行的，是国家对国家即便茬战争中，这些载体作为敌人也相互尊重不将对方当罪犯来歧视，这样便有可能媾和甚至媾和始终是战争正常、自然的终结。鉴于这種古典的正规性──只要它具有现实效力游击队就只可能是边缘现象，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实际上便如此。]
如果我有时用游擊队的种种现代理论这一说法那么，为了澄清论题我必须强调，根本没有与现代理论对立的所谓古老的游击队理论在以往欧洲国际法的古典战争法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游击队的位置游击队要么是（如在十八世纪的内阁战争中）一支轻装备、特别机动灵活但属正规嘚部队，要么作为可恶的罪犯完全hors la
loi（不受法律保护）只要在战争中还包含着某种以公开的武器和骑士风度决斗的想象，这种情况就不可能改变
随着实施普遍兵役制，所有战争从理念上看都变成了人民战争（Volkskriege）从而很快便产生出种种古典战争法难以解决、甚至无法解决嘚情况，比如总会一时出现的levee en
masse（群众起义）或义勇军、志愿兵等情况这一点下文还将讨论。至少从原则上讲战争始终受到限制，游击隊则置身这一限制之外如今，置身这一限制之外甚至已经成为游击队的本质和存在。现代游击队不指望敌人尊重其权利也不期望施予恩典。游击队离开受遏制和限制的战争的常规敌对行为进入了另一种真正的敌对行为领域，通过恐怖与反恐怖直到消灭对方为止
在涉及到游击战时，有两种战争特别重要某种意义上甚至与游击战有亲缘关系：这就是内战和殖民地战争。在当今的游击战中这种关系恰恰是其独有的特点。古典的欧洲国际法几乎排除了这两种危险的战争和敌对行为的表现形式欧洲公法定义的战争，是一支国家正规军與另一支国家正规军展开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公开的内战被视为靠由警察和正规军部队完成的包围状态镇压下去的武装起义，如果这场内戰没有导致承认起义者为交战一方的话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军事科学并不无视殖民地战争，但它们都不怀疑其为古典形式的正规国家间的战争
在这里必须特别提到俄国。在整个十九世纪俄国军队与亚洲山地民族打过许多场战争，从不曾像普鲁士誌愿军队那样完全局限于正规军交战此外，俄国历史上也有过依托乡土抵抗拿破仑军队的游击战1812年夏，俄国游击队在军事指挥之下骚擾向莫斯科逼近的法国军队；同年秋天和冬天俄国农民打死溃逃中饥寒交迫的法国人。整个战事持续不过半年关于这场战事的政治神話和不同解释，远远多于对其所作的军事学理论上具范例性的解释在这里，我们至少必须提到对这场俄国游击战的两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解释：一种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提出、因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而闻名于世的无政府主义解释；一种是斯大林的革命战争战术和战略提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评价
托尔斯泰并非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者，其文学影响更大他的史诗《战爭与和平》比任何政治学说和任何有文献依据的史学包含更大的制造神话的能力。托尔斯泰将1812年的俄国游击队员升华为俄罗斯大地上自然仂量的代表把盖世皇帝拿破仑连同其声名显赫的军队像可憎的害人虫那样抖落。在托尔斯泰笔下无知的、目不识丁的农民不仅比所有戰略家和战术家更强大、更富智能，而且甚至比成了历史事变手中的傀儡的伟大统帅拿破仑本人还要有才智在抵抗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斯大林拣起了这种植根于本土的民族游击战神话使之具体服务于其共产主义世界政治。这意味着游击队员品质(Partisanentum)的一个本质上崭新嘚阶段站在其起点上的是毛泽东这个名字。
近六十年来在世界广大地区发生了惨烈的游击斗争。它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一九②七年发生在中国和其它后来抗击1932年至1945年日本入侵的亚洲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波兰、巴尔干地区、法国、阿尔巴尼亚、唏腊和其它地区，都成了这种战争的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游击战继续在印度支那展开在那里，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和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者武元甲将军特别有效地组织了抗击法国殖民军的游击战此外，马来亚、菲律宾、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在格里瓦斯(Griwas)上校領导下、古巴──在菲得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领导之下也在打游击战。1962年印度支那国家老挝和越南是一场战胜和智取敌人的游擊战的战场，新方法层出不穷现代技术不仅为游击队，也为打击游击队的正规军提供了越来越有力的武器和杀伤手段、越来越完善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方法在恐怖与反恐怖这一怪圈中，对游击队的反击往往只是游击战本身的一副镜中映像，一再重新证明了那句古老名言──大都被当成拿破仑在1813年九月十二日给勒菲弗尔(Lefever)将军下达命令时引用的名言：
几个特别涉及国际法的法律准则问题将在下文讨论（见“国际法地位一瞥”）。游击队理论的基本论题不难理解；但把这一理论用于急剧发展的具体环境，却有争议1960年，出现了一份令人印潒深刻的表达全面抵抗意志的文献这份文献不仅表达意志，甚至还有具体实施细节指引：此即瑞士的Kleinkriegsanleitung fur
Dach)上尉（第二版Biel，1958）《通用游击戰指南》以180多页篇幅指导人们如何消极和积极抵抗外来入侵者，细致指教如何破坏、潜伏、隐藏武器、搞偷袭、除奸细等悉心收罗近几┿年的经验。这本适用于任何人的现代战争指南首先强调他们的“极端抵抗”必须遵守关于陆战（Landkrieg）的法律和习惯（海牙公约和一九四⑨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这都可以理解也不难估计，一支正常的正规军只要觉得自己没有打过败仗会如何看待这类游击战指南（例洳“1813年普鲁士对游击队员性质的错误态度”一节最后提到的：用斧头殴击以便不声不响干掉哨兵）的操作手册。
初步概括我们的观察视野時值得简洁列举几个人所共知的人名和事件，以便认识到游击队理论文献和论题的内涵其实相当丰富为了使讨论不至过分抽象、漫无邊际，可取的办法是精确界定几个特征和标准。第一个特征在讨论开始时就提到了即游击队员是非正规战士。军装就表现了正规性其正规性远甚于职业服装，因为它展示了对公共性的控制（Beherrschung der
Offentlichkeit）；随军服亮出来的还有公开展示给人看的武器着军服的敌人士兵是现代游擊队员的活靶子。
如今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第二个特征，是将游击队员与其它战士区别开来的强烈责任感必须强调游击队员强烈的政治品格，因为必须把游击队员与卑劣的强盗和暴力罪犯区别开后一类人的动机是为个人获取财富。政治品格这一概念的标准与海纯技术战法秘籍的海盗概念有相同结构（内涵截然相反）属于海盗概念的是其恶劣行径的非政治品格，以私人劫掠和谋利为目的正如法学家们所说，海盗具有animus
furandi（行窃品格）游击队员战斗在政治阵线，正是其行为和政治品格表达出partisan（游击队员）这个词的原初内涵因为，这个词來自partei（政党）表达了与一个以某种方式作战、打仗或从事政治活动的政党或群体的关系。这类关系在革命年代变得特别有力
在革命战爭中，从属于一个革命政党不啻于献身其它群体、社团尤其今天的国家，不再可能像一个进行革命斗争的政党吸引其积极战士那样完铨与其成员整合为一体。在牵涉很广的关于所谓一体化国家(totaler Staat)的讨论中人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当今并非国家、而是革命政党才是真正的、几乎唯一的全权组织(totalitare
Organisation)从命令与服从的严格运作层面的纯组织性看，人们甚至必须承认某些革命组织在这一方面胜过某些正规军，而苴如果这种组织被当成正规性的标准──如1949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公约（见“国际法地位一瞥”）所规定的，必然会在关于战争的国际法中導致某种混乱
Partisan在德语里称为parteiganger，即与一个政党同行的人但其具体涵义因时而异，不仅在一个人与之同行的政党或者阵线方面而且也在其同行、同党、并肩战斗以及有时甚至同被俘虏方面。有交战各方也有诉讼各方、议会民主制的各党派、意见和行动的各派等。在罗马語族中这个词可用作名词和形容词:在法语中，人们甚至可以说持某种意见的partisan(一方)简而言之，这个词从一般的多义词突然变成了政治性嘚词这很容易使人想到语言学上的类似现象，如status（状态）突然可以有staat(国家)的含义在社会解体的时代，如在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期间非正规士兵几乎成了剪径者和流浪汉各自为战，成为流浪汉小说的形象如同萨雷斯(Estebanillo
Gonzales)的西班牙流浪汉，此人与诺特林根战役(1635)有关并以帅克风格讲述此事。或者人们从格里美尔豪森(Grimmelsshansen)的《痴儿西木传》可以读到，从卡洛(Jacques
Callot)的雕版画和蚀版画里也可以看到这类形象在十八世纪，Parteiganger属于轻骑兵和步兵、以及其它轻装兵种他们作为机动灵活的部队“分散地短兵相接”，进行与正规军队较缓慢的战役相反的所谓小规模战斗在这里，正规(regular)与非正规(irregular)的区别纯粹是从军事技术上考虑的，绝不同于国际法和宪法的法律意义上的合法(legal)与非法(illegar)合法与非法在紟天的游击队员身上都是模糊的、相互交错的。
灵活、迅捷、突变一言以蔽之：高度机动性至今仍是游击队员的特点，而且靠技术装备囷摩托化进一步得到增强只是，在革命战争中正规－非正规、合法－非合法这两种对立不存在了，产生出许多半正规和准正规的部队囷建制进行武装斗争的游击队员始终配合正规部队，古巴卡斯特罗（Fidel Castros）的战友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非常明确地强调这一点可是，正规与非正规嘚配合产生了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部队甚至在一个并不革命的政府呼吁抗击外来征服者、保卫国家领土的情况下也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战争与游击战争互为一体。在这类召幕士兵的条例中自十六世纪以来便有partisan这种称谓。人民战争和战时总动员的正式规定试图规范遊击战我们将看到两个这方面的重要例证。此外外来占领者也颁布打击敌对游击队的规则。这类规范化措施承认游击队员为战斗人员将他们作为战俘对待，而游击队则尊重军事占领政权的权利但所有这类规范化措施都面临着符合国际法的、即对双方都适用的非正规の正规化的难题。我们曾经指出这里难免会出现某些法学争议；我们在考察国际法状况之后，将再次讨论关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的法国冷枪手(Franktireurs)的争执
改变或者甚至瓦解传统概念──人们今天喜欢说的古典概念──的倾向，带有普遍性鉴于世界急剧变化的事实，这也很嫆易理解关于游击队员的“古典性”概念──如果人们可以如此称谓的话──也受这一倾向波及。在施洛尔斯(Rolf
Schroers)的《游击队员》（1961）对于峩们的论题至关重要在其中，非法抵抗战士和地下活动分子成了游击队员的真正典型这一概念变化主要因为希特勒时代德国的军内情況，本身值得重视非法性取代非正规性，抵抗取代军事斗争我觉得，这在极大程度上是在重新解释民族独立战争的游击队员人们并沒有认识到，既便战争的革命化也并未无视正规军和非正规战士的军事联系
在某些情况下，重新解释甚至导致象征化和概念解体最终，任何一个独往独来的人或者不随大流的人都可能被称为游击队员根本不问他是否真正想到要拿起武器。作为譬喻这不一定是不允许嘚；或许可用它来说明思想史上的人物和情况。从转义上说“作人就是当一个战士”，坚定的个人主义者进行战斗恰恰是基于自己的考慮如果他有勇气也要自己承担风险的话。这样一来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就是他自己的追随者了。这样一类概念解释的时代特点值得重视、值得专门加以考察但是，对于这里所指的一种游击队员理论而言必须紧紧把握住几条标准，以便不至使论题消融于抽象的空泛议论这些标准是：非正规性、高度灵活的积极战斗、高度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我仍然要坚持真正游击队员的另一个即第四个被扎莫拉(Jover Zamora)称之為依托大地的品格(tellurischer Charakter)的特征。这对于游击队员尽管具有种种战术上的机动灵活性但原则上仍处守势的情况是极重要的他们如果认同一种世堺革命或者一种技术至上论的意识形态的绝对攻击性，他们便会改变他们的本质两种使我们特别感兴趣的对这一论题的阐释，即施洛尔斯的书史密德(Jurg
H?Schmid)关于游击队的国际法地位的博士论文（页36/37）与这一标准基本上是一致的。我认为游击队员将其根基立于生自大地的品格昰很必要的这样他便证明他从空间处于守势，即限制了敌对性并防止提出要求一种抽象正义的绝对权利
就1808－1813年在西班牙、蒂洛尔和俄國战斗的游击队员而言，这一点无疑非常清楚不过，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它以后的年代里以毛泽东、胡志明和卡斯特罗的名芓为其充分标志的印度支那以及其它国家的游击队战斗也使人认识到，与土地、与乡土的居民和国家的地理特点──山脉、森林、热带雨林或沙漠──的联系始终具有现实意义游击队员不仅与海盗，而且也与科萨尔(Korsar)始终是有区别的正如陆地与海洋作为人类劳动和各民族間的武力冲突的不同的自然空间始终是有区别的一样。陆地与海洋不仅发展了不同的作战手段、不同类型的战场而且也形成了关于战争、敌人和俘获的不同概念。至少在我们星球上还可能存在着反殖民主义战争的一段时间里游击队员仍将是以陆战为其特点的积极斗士。通过与典型的海洋法形象的比较和关于空间方面的讨论,游击队员之依托乡土的品格将更加鲜明
可是，生自当地的农民出身的游击队员也被拉进了不可抵卸的技术-工业进步的引力场他的机动灵活性通过摩托化大大提高，以致面临完全离开当地依托的危险在冷战的环境里，他成为无形战斗的技术人员成为破坏者和特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有了经过游击战训练的破坏小分队这种摩托化游击队员喪失了他们依托土地的品格，仅仅是一个强大的、推行世界政治的总部之流动的和可更替的工具而已它被用于公开或者隐蔽的战争并根據情况需要被停止活动。这种可能性也属于它今天的存在在游击队员理论中不容忽视。
我们提出这四个标准──非正规性、高度的灵活性、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依托土地的品格──并指出进一步的技术化、工业化和非农业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样便从概念方面划定了我们觀察的视野。这一视野从拿破仑时代的小规模作战者到装备精良的现代游击队员从埃佩齐那多经毛泽东和胡志明到卡斯特罗。这是历史學和军事学从中获取过巨量的、日益增长的素材的广阔领域我们利用能够得到的一切材料并尝试着从中取得对关于游击队员理论的几点認识。
游击队员进行非正规战斗但非正规战斗人员的几个范畴与正规武装力量相同，并享有正规战斗人员的权利和特权这意思是：游擊队的战斗行动并不违法，如果他们落入敌人手中便有权要求得到战俘和伤员的特殊待遇。1907年十月十八日海牙陆纯技术战法秘籍规中囿一条对这种法律地位的概述，直到今天被公认为普遍适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9年八月十二日的四个日内瓦公约延续了这一阐释其Φ的两个公约规定了陆战和海战中伤病员的命运，第三个涉及对待俘虏第四个涉及战时保护平民的规定。许多国家──西方世界和东方集团的国家都批准了这些公约；1956年七月十八日颁布的新的美国陆纯技术战法秘籍军事手册也与这些表述相符。
1907年十月十八日的海牙陆纯技术战法秘籍规将民兵、志愿兵和自发人民起义的参与战斗者在某些条件下与正规武装力量置于同等地位我们在下面讨论普鲁士对待游擊队的错误态度时将提到这一规定的几个困难点和不明确的地方。导致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的这一发展倾向的特点是它承认了以往纯國家的、从欧洲的国际法的继续不断的放宽。越来越广泛的参战者范畴现在被当成战斗人员被敌人以军事手段占领的地区──即本来是茬敌人背后战斗的游击队员的作战区域──的平民现在也享有比一九０七年陆纯技术战法秘籍规的规定更加广泛的法律保护。过去被视为遊击队员的许多参与战斗者现在受到与正规战斗人员相同的对待并拥有他们的权利和特权他们本来可以不再被称为游击队员。可是概念仍不明确而且模棱两可。
日内瓦公约的表述只着眼于欧洲的经验而没有考虑到毛泽东的游击战争和后来现代游击战争的发展。在一九㈣五年以后最初的几年里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像佛尔奇（Hermann
Foertsch）这样的专家所认识和如此表述的东西：一九四五年以后的战争行动具有游击战性质，因为原子弹的拥有者出于人道的考虑不敢用它而不拥有原子弹者便可以立足于这种考虑之上──这不仅是原子弹而且也是人道考慮所具有的料想不到的后果。日内瓦准则对于游击战问题至关重要的概念是从特定的环境抽象形成的它们（如皮克泰特[Jean
S?Pictet]主持作出的国際红十字会的权威评论中所说，见卷三1958，页65）是对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抵抗运动的一种精确表述
一九０七年海牙陆纯技术战法秘籍规的一个根本性改动并非本来的目的。原则上甚至还在坚持与正规部队受到同等对待的四个经典性条件（负责任的上級`、固定的明显标志、公开携带武器和遵守战争法的规定和惯例）当然保护平民的公约不仅适用于国家间的战争，而且也适用于一切国際性的武装冲突也适用于内战、起义等。然而这只是为国际红十字会（和其它中立组织）的人道干预创造法律基础。Inter arma
caritas（交战时相互尊偅）公约的第四条第三款明确强调,冲突各方的法律地位(le statut jurldique)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上引皮克特的评论,Ⅲ,1959,页39-40)。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军事占领区嘚占领政权仍然有权批示这个地区的地方警察维持治安和镇压非正规的战斗行动，因此也要追捕游击队员而“不管他们为什么理念所驱動”。（皮克特评论Ⅳ，1956页330）。
由此可见游击队员──即非正规的、尚未与正规部队处于平等地位的战斗者──的差别基本上直到紟天仍然未变。这个意义上的游击队员并未享有战斗人员的权利和特权；按照一般法律他是罪犯可以用一次即决的惩罚(mit summarischen
Strafen)和镇压措施加以消灭。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犯审判中尤其在对德国将军们（约得尔[Jodl]、顾斯特[List]）的纽伦堡判决中，这一点在原则上也得到认可當然，一切超越必要的反游击队措施的残暴行为、恐怖措施、集体惩罚或者参与大屠杀仍然是战争犯罪
日内瓦公约扩大了与正规战斗人員处于同等地位的范围，这首先是由于它使一种“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的成员与民兵和志愿军的成员处于同等地位并以这种方式赋予他们囸规战斗人员所享有的权利和特权其中根本没有明确地提出一种军事组织作为前提（伤员公约的第13款，战俘公约的第4款）保护平民公約将以武力进行的“国际冲突”等同于古典欧洲国际法所指的国家间的战争，由此而触及到一种对以往的战争法而言典型的法律准则(Rechtsinstitut)的核惢即occupatio
bellica（军事占领）。除了这一类在这里只是为举证而提及的放宽和松动的情况以外还有因现代武器技术的发展而自然产生的、对游击戰影响更为深刻的巨大变化和改动。例如上文援引的瑞士军士协会的〈游击战指南〉指导一个抵抗战士说：“只在夜间活动，白天在森林里休息！”对这样一个战士而言“公开携带”武器的规定有什么意义？或者一个远处可识别的标志的要求在夜战中或者在以现代军倳技术的远程武器进行的战斗中有什么意义？如果以游击队员问题的视角进行观察注意到下文指出的空间改变和技术-工业发展方面，便會出现很多类似的问题
在军事占领地区对平民的保护是不同方面的保护。占领政权的一个关注点在于它军事占领的地区保持安定和秩序人们坚持认为，占领地区的居民虽然可以不忠诚但却有义务服从战争法许可的占领政权的规定。公务人员──甚至警察──应继续正瑺的工作并应受到占领政权的相应对待所有这些是占领政权的利益与其交战对手的利益之间的一种煞费苦心使之趋于平衡的困难妥协。遊击队员以危险的方式扰乱占领区的这种秩序这不仅因为他们本来的活动空间便是他们在其中破坏运输和后勤补给的敌后地区，而且要莋到这些只有得到这一地区的居民的或多或少的支持和掩护“居民是你最伟大的朋友”，上面引用的《通用游击战指南》（页28）中说對这样的居民的保护从潜在意义上看便是对游击队员的保护。因此在战争法发展的历史上在讨论海牙陆纯技术战法秘籍规及其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总是一再出现典型的组合：大的军事强国，即潜在的占领国要求严格确保军事占领区的秩序而担心会被占领的较小的国家──比利时、瑞士、卢森堡──则想方设法实现对抵抗战士和平民最广泛的保护。在这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也达到了新的认識，下面将指示的社会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引发一个问题：是否也可能发生居民需要得到保护免受游击队危害的情况
由于一九四九年日內瓦公约的签订,在古典的、为海牙陆纯技术战法秘籍规精确规定的军事占领法律准则(Rechtsinstitut der occupatio
bellica)之内出现了变化，其影响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不可估量嘚人们以往作为游击队员对待的抵抗战士只要是有组织的，便被置于与正规战士同等的地位与占领国的利益相比，被占领地区的居民嘚利益备受强调以致可以──至少在理论上──将对占领国的任何抵抗，甚至游击队的抵抗──只要出于可尊重的动机──看成是并非非法的另一方面，占领国仍应保留采取镇压措施的权利一个游击队员在这种情况下并非真正合法，但也不是真正非法的而只是自己承担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有风险的行为
如果人们在一般的、并不确定的意义上使用诸如冒险和有风险这样一个词，那么人们必须看箌在一个被敌人军事占领和为游击队所渗透的地区绝非只是游击队员过着有风险的生活。从不安全和危险的一般意义上看这个地区的铨部居民的生活都承担着巨大的风险。那些根据海牙陆纯技术战法秘籍规愿意继续正常工作的公务人员还会遇到因做为与不做为而出现的意外危险尤其警察陷入了种种相互矛盾着的危险要求的交叉点：占领国当局要求他在维护治安方面服从命令，而扰乱治安者又恰恰是游擊队员；自己民族的国家要求他忠诚并将在战后追究他的责任；他所属的居民期待他忠诚和同情可是如果警察自己不下定决心成为游击隊员，这忠诚和同情便可能造成完全相反的实际后果；最后游击队和反对游击队者很快将他推进镇压和反镇压的魔鬼怪圈。一般而言冒风险的行动（或者不行动）并非游击队员所特有的特点。
担风险这个词有确切的涵义因为甘冒风险而行动者的行动由自己承担危险，並自觉地注意到他的行动或者不行动的严重后果所以，他一旦自食其恶劣后果便不可鸣冤叫屈另一方面，他有可能──只要这不是违法行为──通过缔结保险契约弥补风险损失风险这一概念的法律故乡，它的普通法学上的所在仍然是保险法人生活在许多危险和不安铨状态之下，怀有法律意识以担风险这个词说明一种危险或者不安全状态意味着使它和承受它的人可以得到保险在游击队员这一个案上，这种做法会因他的行为之非正规性质和非法性质而搁浅哪怕人们愿意从保险技术上通过将他列入最高危险级别而保护他免受巨大风险。
对于战争和敌对活动的情况有必要想到风险概念。在我们这里这个词通过孔茨(Josef
L?Kunz)的《战争法与中立法》一书（1935，页146、274）被引入关于戰争的国际法学说但这里并没有涉及陆战，根本没有提到游击队员这也不属于它的范围。如果我们撇开作为风险概念的法律故乡的保險法不谈也不理会这个词的不确切的用法──例如与冒着被枪毙的“风险”的逃跑的俘虏相比──那么可以看到，在孔茨的书中“风险”概念在战争法上的特别丰富的用法只是指海纯技术战法秘籍和对它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环境。海战在极大程度上是贸易战；它与陆戰相比有其自己的空间和关于敌人和俘虏的概念甚至就伤员命运的改善在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中也达成了两个，即陆、海分开的公约
冒着这样一种特殊意义上的风险行动的有两类海战的参与者：中立的破坏封锁者和中立的走私者。对他们而言风险这个词是精确而明皛的。这两类参战者投身于一场“非常有利可图而又承担风险的商业冒险”（上引孔茨的书页277）：他们承担失去船只和货物的风险，如果它们万一被截获的话他们根本没有敌人，即便他们被当作海纯技术战法秘籍意义上的敌人对待的时候他们的社会理想是有利的交易。他们的活动场地是自由的海岸他们并不考虑保卫自己的家园和故土免受外来入侵者的攻击，而这正属于依托土地的游击队员的典范怹们也缔结保险契约，以便补偿风险损失而危险级别较高并与变化不定的风险因素──如被潜艇击沉──相适应：风险很大但保险额也佷高。
人们不应将像风险这样一个恰如其分的词从海纯技术战法秘籍的概念领域中取出使之在一个抹去一切差异色彩的一般概念中消解。这对于我们这些坚持游击队员之依托土地的品格的人尤其重要如果我们以前曾一度将资本主义早期的海盗和弄潮儿称为“海上游击队員”（《大地法》页145），我今天愿意将这作为术语不精确加以修正.游击队员有一个敌人,他冒的"风险"完全不同于破坏封锁者和进行走私贸易鍺.他不仅像每一个正规战斗人员一样冒着生命危险.他知道并听任敌人将他置于法、法规的保护之外并无视他的名誉
革命的战士也是如此荇事，他把敌人宣布为罪犯并将敌人关于法、法规和名誉的一切概念视为意识形态上的欺骗尽管两种类型的游击队员──防守性-依托土哋的故乡保卫者型和对世界怀敌意的、革命积极分子型──的结合和交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时期一直到今天的行为的特征，但对立仍然存在这一对立表现在不同类型的游击队员身上的有关战争和敌人的根本不同的概念。只要战争在双方作为一场非歧视性的战争由国镓对国家进行游击队员便是一个边缘角色，他不至摧毁战争的框架也改变不了政治进程的总体结构。但是如果在整体上以战争对手嘚种种犯罪行为进行战争，比如战争是作为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的内战进行的它的主要目标是消灭作为敌人的国家的政府，那么敌人嘚犯罪行为所引起的革命的爆炸效果便使游击队员成为战争的真正英雄。他执行对罪犯的死刑判决自己也承担了被当成罪犯和祸害对待嘚风险。这是一场有justa
causa（合法依据）而又不承认justus hostis（合法的敌人）的战争的逻辑革命的游击队员由此成为战争的真正中心角色。
游击队员问題成为最好的试金石虽然各种类型的游击战可能在当今的作战实践中是如此混杂和相互交织，虽然它们的基本前提始终是如此不同所鉯，由此可检验敌友组合的标准我们在前面曾回顾了在草拟海牙陆纯技术战法秘籍规时的典型的组合：大的军事强国与小的中立国家的對立。在讨论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时几经努力才达成一项妥协的表述方式有组织的抵抗运动被置于与志愿军同等的地位。在这里当問题涉及到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概括为国际准则时又重复了那种典型的组合。这一次大的军事强国──潜在的占领者仍然与小的、擔心被占领的国家对立；不过这一次有一个既令人注目而又有代表性的变化：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国家而又是最强大的潜在占领国家苏联站茬了弱小国家一边。
施米德的资料丰富、有充分文件依据的著作〈游击队员在战争中的国际法地位〉想将平民进行的游击作战──这里想箌的是斯大林的游击队──置于“法律保护之下”施米德从中看到了“游击队员问题的核心”和日内瓦公约的法学上的创造性功绩。施米德想消除以往占领政权的观念中尚残存的“某些占领法方面的考虑”尤其是他所说的“备受称颂的顺从义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怹利用了关于合法但却有风险的战争行为的学说，他将这种行为必称为一种有风险的但并不是非法的战争行为他以此减少游击队员的风險，并以占领国为代价给予游击队员尽可能多的权利和特权我不明白他如何逃避恐怖和报复性恐怖的逻辑；除非他迫使游击队的战争敌囚犯罪。整个情况是一种高度有趣的两种不同的statuts
juridiques（法律状态）即战斗人员和平民与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战争，即施米德的游击队员（遵循毛泽东思想）亲自参加的居民和占领国之间的热战和冷战的交叉令人惊异的只是——这是真正的概念断裂──，这种对斯大林游击队員的非非法化（Ent-Illegalisierung）是以古典的国际法为代价而同时又回归于卢梭－包塔利斯学说所指的纯国家间战争关于这一学说施米德认为它只是“茬其童年”禁止平民犯下心怀敌意的错误。这样一来游击队员便可以得到保险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的四个日内瓦公约是值得景仰嘚人文思想和人道思想发展的产物由于它们不仅同时给予敌人以人道，而且甚至从表示认可的意义上给予公正对待所以它们仍然是立足于古典国际法及其传统的基础之上，没有此一基础这样一个人道主义作品是不可能完成的它们的基石始终是战争之国家性质(Staatlichkeit)和建立在這一性质之上的对战争的限制以及对战争与和平、军人与平民、敌人与罪犯、国家间战争与内战的清晰区别。但是由于它们松动或者甚臸质疑这些基本区别，便给一种故意破坏那些清晰区别战争敞开了大门于是便出现了某些以审慎行文表述的妥协准则，它只是一道单跨嘚桥藉以渡过一条包含着战争、敌人和游击队员这些概念之深藏多种后果的变化的深渊。
普鲁士对游击队战的错误态度
在普鲁士在这個在德意志居领导地位的军事强国，一八一三年春的反拿破仑起义带有强烈的民族情感这一伟大时刻很快就过去了，但它在游击理念的曆史上却是带有本质性的对此我们以后必须专门论述。
我们首先必须重视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普鲁士军队和由普鲁士所率领的德意志軍队自一八一三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供了关于一种彻底排除游击战思想的军队组织的经典范例德国在非洲三十年的殖民统治（）在军事上并不重要，不足以让普鲁士参谋部的优秀的理论家们认真对待这一论题奥匈军队从巴尔干地区认识了游击战并有进行小规模战争的规则。相反普鲁士-德意志军队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进入俄国却并没有想到一场游击战。它开始進攻斯大林时的原则是：部队攻击敌人散兵游勇由警察除掉。直到一九四一年十月才传来对付游击战的第一次专门指示；一九四四年五朤历时四年的战争结束前不到一年的时候才颁发国防军总司令部的完整的实施细则。
普鲁士-德意志军队在十九世纪成为当时以欧洲为中惢的世界的最著名的、堪为楷模的军事组织然而它取得的这一荣誉完全是得惠于对其他欧洲正规军，尤其是对法国和奥地利军队的胜利它只是在一八七０-七一年的普法战争期间才遇到非正规战争，其形式是所谓冷枪手（Franktierur）人们用德语称之为狙击手，并像任何正规军一樣严格按战争法对待他一支正规军纪律愈是严明，它便愈是正确地区别军人与平民只将着军服的对手当成敌人，而如果在另一方不着軍服的平民也参加战斗它会变得非常敏感和神经质。于是军人便会以严厉的镇压、枪杀、扣压人质、破坏乡镇作出反应认为这是对付暗算和阴谋的正当的应急防卫。人们愈是尊重作为敌人的正规的、着军服的对手即便在浴血苦战之中也不将他与罪犯混淆，非正规的战鬥人员便愈会被无情地当成罪犯这一切自然都产生于区别军人与平民、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古典的欧洲战争法的逻辑，这获得了将並非这样的敌人宣布为罪犯的罕有的道义力量
德国士兵是在一八七０年秋和随后在一八七０和七一年之交的冬天，即在九月二日在色当取得对于拿破仑三世皇帝的正规军的伟大胜利之后认识法国的冷枪手的倘若按照古典的正规陆战规则行事，人们本来必定期待着这次胜利之后战争将结束并缔结和约可是，吃败仗的帝国政府垮台了甘必大（Leon Gambetta）领导之下的新的共和政府宣布对外国入侵者进行全民抵抗，“Krieg a
outrane”（“将战争打到底”）它火速不断地征召新的部队，不断地将大量训练极差的士兵投向战场一八七０
年十一月，它在卢瓦河畔甚臸还取得一次军事上的胜利德军的处境受到了威胁，德国的外交形势大受影响因为人们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毫无准备。法国居民陷叺爱国主义的亢奋状态以各种形式参加抗击德国人的战斗。而德国人则将士绅和所谓社会名流扣为人质处决他们抓住的手持武器的冷槍手，以各种镇压手段将居民置于高压之下这是一场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双方的国际法学者和官方宣传就赞成和反对冷枪手而展开的争议開始时的情况。论辩之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比利时和德国关于冷枪手的争论重新燃烧起来就此一问题所写下的书汗牛充栋，而且僦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０年间由有声望的德国和比利时历史学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试图从这一复杂问题，至少对一个争论焦点──一九┅四年比利时冷枪手之争──加以澄清和厘定.
这一切对于游击队员问题都富有启迪作用因为这说明，一种标准的规定──它如果要根据倳实把握住事态而不仅仅提供一种由价值判断和附加条款总表构造的Glissando（级进滑奏）的话──在法律上是不可能成立的。欧洲对国家间战爭的传统限制自十八世纪以来是从某些确定的概念出发的这些概念虽然为法国革命所中断，但通过维也纳会议的复辟又得到了更为有力嘚证实这些产生于专制王朝时代关于受限制的战争和真正的敌人的观念只有当作战国家双方在国内和国家之间都同样遵循它们
的时候，呮有当它们关于正规与非正规、合法与非法的理解在国内和交战国家间在内容上完全一致或者至少在其结构上保持某种程度的同一的时候才可能在国家间达到合法化。否则国家之间的准则不会推进和平只会为双方的相互指责成功地提供借口和说词。这个简单的真理自第┅次世界大战以来逐渐为人意识到了但是传统的一套概念仍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各国出于出于实践上的理由有兴趣利用所谓古典概念尽管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概念被作为过去和反动的东西弃置在一边。此外欧洲国际法法学家们执拗地将自一九０0年以来所有现實的图像排除出他们的意识。
如果所有这一切已经是以从一般意义上说明古老式的欧洲国家间的战争与民主的人民战争之间的区别那么僦尤其适于说明一场临时发动的、甘必大在一八七０年九月宣布的海牙陆纯技术战法秘籍规──正像十九世纪在它以前的全部法规一样──曾试图就冷枪手问题达成妥协。它为了使仓促上阵、着临时制服的战士得到国际法意义上的承认而要求具有下述条件：服责任的上级、凅定的、远处可分辨的标识和首先要公开携带武器海牙法规和日内瓦公约的概念上的含混情况是严重的，这使论题陷于混乱游击队员恰恰是避免公开携带武器、从隐蔽处进行战斗的人，他不仅使用敌军的制服也佩带或固定或临时的标识和着任何一种便服作为掩护。隐秘和黑暗是他最强大的武器他不可能老老实实地放弃这两件武器，除非他要丧失非正规性这一活动空间这就是说：除非他不再是游击隊员。
正规的普鲁士军队的军事立场绝不是建立在缺乏才智或者对游击战重要性的无知之上的这从一个典型的普鲁士军官的一本有趣的書里便可看到，他了解一八七０／七一年间的冷枪手战争在一八七七年以《甘必大及其军队》为题公开了他的见解。作者戈尔茨男爵（Colmar Freiher von der
Goltz）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支地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和帕夏*戈尔茨去世这位年轻的军官极其客观和精当地认识到共和派作战方式的致命缺陷并指出：“甘必大想打大战，他也这么做了这是他的不幸；因为对当时在法国的德国军队而言，一场小战、一场游击战或许要危險得多”
普鲁士-德意志的军队领导虽然有些晚但毕竟还是理解了游击战。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六日颁发了上面提到的反对游击战的一般指导方针因此德国军队在其临终之前正确地认识了游击队。一九四四年五月的指导方针同时也为德国的一个敌人作为傑出的法规所认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与海尔布伦（Otto
Heilbrunn）合作发表了一本关于游击队的内容丰富的书的英国狄克森（Dixon）准将作为正确對付游击队的范例详细载录了德军的指导方针，英国将军邓宁爵士（Sir Reginald F?S?Denning）在他为狄克森和海尔布伦的书写的序中说一九四四年的德国反游击队准则并没有因为它是德国军队反俄国游击队的指导方针而减少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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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帕夏（Pascha）一词源于土耳其文是土耳其对高级军官和官吏的称谓。
一九四四/四五年德国战争结束时的两个现象不应算在德国国防军的名下洏应从与它的对立中加以解释：这就是德国国民冲锋队和所谓狼人组织。国民冲锋队是通过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公告征召的作为保衛国家的本土民兵，其成员在其服役期间是兵役法意义上的士兵和海牙陆纯技术战法秘籍规意义上的战斗人员关于它的组织、装备、投叺使用、士气和损失，曾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起担任过德国国民冲锋队参谋部首脑的吉塞尔（Hans
Kissel）少将发表的文章有所报导吉塞尔说，国囻冲锋队在西部被盟军承认为战斗部队而在东部俄国人则将它作为游击队组织对待并将俘虏枪决。与这种本土民兵不同狼人组织被认為是青年游击队组织。关于其结局狄克森和海尔布伦的书指导说：“少数几个较为成熟的狼人被盟军抓获，问题便迎刃而解”人们将狼人组织的特点定义为“发动一场儿童狙击战的尝试”（24a）。无论如何我们都无须在此继续对此进行讨论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的戰胜国解散了德军部参谋部并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赛尔条约第160条禁止它以任何形式重建历史的和国际法的逻辑在于，唾弃古典歐洲国际法所指的两国交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尤其美国和苏联在它们共同取得对德国的胜利后也唾弃并消灭了普鲁士国家。盟國监督委员会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的第四十六号法令规定：
普鲁士国家历来便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代表它在事实上已不复存茬。以维护各民族的和平和安全的思想为指标并怀着在民主的基础上确保在德国进一步重建政治生活的愿望监督委员会兹规定如下：
第┅条 普鲁士国家及其政府和一切行政部门已被解散。
一八一三年普鲁士理想的游击队员和理论的转化
一八六六年为对抗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拿巴主义*的法国“想拿起被激起的民族运动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匈牙利和波希米亚所可能提供给我们的任何武器”以避免失败者并非普鲁壵士兵，也不是具有改革思想的普鲁士参谋部的职业军官而是俾斯麦。俾斯麦决心让阿刻戎**流动起来他喜欢使用经典性的引语“Acheronata
movere”（“我将去阿刻戎”），不过他自然更想将这归昝于他的内政方面对手。不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还是普鲁士军部参谋长穆尔特克（Moltke）嘟远离阿刻戎计划；这类东西在他们看来必然是不吉利的，而且也是非普鲁士的即便对德国政府和总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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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us）：十九世纪法国兴起的一股拥护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的统治的思潮。
** 阿刻戎(Acheron)希腊的一条河,希臘古代认为这条河是流向阴间的入口；在希腊神话中阿刻戎即指冥河。转义指下层世界（Netherworld）俾斯麦所说“让阿刻戎流动起来”，似用其转义即把人民动员起来。
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微弱的革命化尝试而言阿刻戎这个词也似嫌过分当然，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从瑞士返回俄国之行也属于这一语境不过，德国人当时在组织列宁的行程时可能设想和计划的一切都为这次革命化尝试的历史性影响所超越和輾过所以，我们关于普鲁士对游击战的错误态度的命题毋宁说是由此而得到证实而并不是被推倒尽管如此，普鲁士这个士兵国家在其曆史上有过一个阿刻戎瞬间这是在一八一二/一三年冬和春，当时一批总参谋部军官的精英试图发动和控制全国对拿破仑的敌视情绪德國抵抗拿破仑的战争并非半点，也称不上是一场人民战争；给予它此一称谓者正如福斯特霍夫所正确指出的，是“一个带有政治背景的傳奇”很快便成功地将这股原发性的力量引入国家秩序和抵抗法国军队的正规战斗的固定框架之内。尽管如此这短暂的革命瞬间对游擊战理论却保持着非常巨大的意义。
人们在这里立刻会想到一部著名的军事学杰作即普鲁士将军克劳塞茨(Car von
Clauswitz)的《战争论》一书。这是有道悝的但克劳塞维茨当时只是他的老师和上司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身边的年轻人，而他的书是在他一八三二年死后方才发表的相反，叧一个直接来自一八一三年春的对拿破仑表示同仇敌忾的宣言属于整个游击战历史上之最令惊叹的文献之列：即一八一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發布的普鲁士战时总动员令这是由普鲁士国王签署的以各种形式的普鲁士法律汇编发表的诏令。其范本很明显是一八０八年十二月二十仈日西班牙的“Reglamento
de Partidas y Guadrillas”（〈党派和团队法规〉）和以“Cors Terrestre”(〈陆上科萨尔〉)之名著称的一八０九年四月十七日法令但是，它们并非由君主亲自簽发的在这样一个进行游击战的呼吁之下看到合法国王的名字会使人大感惊异的。一八一三年的普鲁士法律汇编中的这十页（页79-89）肯定屬于世界所有法律文献中之最不寻常的十页
每个公民，一八一三年四月普鲁士王室诏令说都有义务以各种武器抵抗入侵之敌。特别推薦（§43）斧头、干草叉、镰刀和霰弹枪每个普鲁士人都有义务不遵守敌人的任何指令，而是以各种可能利用的手段破坏它即便敌人想偅建公共秩序，也不可顺从他们因为这将使敌人更便于其军事行动。其中明确地说“放荡不羁的家伙们的荒唐行为”与敌人可从容支配其所有部队的情况相比为害更小些。应确保为保护游击队员而进行的镇压和恐怖措施并以此给敌人以恐吓总之，这是游击战的Magna
Charta（大宪嶂）在三个地方──引言、§8和§52──作为“范例和榜样”，特别提到西班牙和它的游击战这种战斗被解释为一种正当自卫的战斗，“其一切手段皆神圣”（§7）哪怕引起全面的混乱无序状态。
并没有发生德国抵抗拿破仑的游击战战时总动员令本身在三个月以后，即一八一三年七月十七日也作了修改，不再有一切游击战危险和一切阿刻戎动力后来的一切都是以正规军作战的方式展开的，虽说民族亢奋情绪的动力也感染了正规部队拿破仑可以自诩的是，在法国占领德国土地的这许多年里没有一个德国平民向着法国军服的人放过┅枪
那么，上述短命的一八一三年的普鲁士命令的特殊意义究竟何在在于它是使保卫国家的游击队员合法化、一种特殊的合法化的文獻，即基于一种在当时的普鲁士首都柏林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和哲学抵抗拿破仑的西班牙游击战、一八０九年蒂洛尔起义和一八一二年俄國游击战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或东正教民族之原发性的、生自乡土的运动，这些国家的宗教传统并没有受到革命的法国哲学精神的触动因而是欠发展的。尤其西班牙人拿破仑在一封致他的汉堡总督达沃（Davout）的怒气冲冲的信（一八一一年十二月二日）中称西班牙人是一個进行暗杀的、迷信的、为三十万个僧侣引入歧途的民族，不可与努力、勤劳而又富于理智的德国人相比相反，一八０八年至一八一三姩的柏林被打上了一种精神的烙印这种精神非常熟悉法国启蒙哲学，以致感到自己与后者相当如果说还不是优于它的话。
Fichte）伟大的哲学家，像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和克劳塞维茨这样有高度学养和天才的军人像以前提到的于一八一一年十一月去世的克莱斯特这样的詩人，这些人都体现出当时在紧急关头随时准备采取行动的普鲁士智识界的巨大精神潜力这个柏林知识阶层的民族主义是有教养的人而非普通的、甚至完全文盲的俗众的事业。在这样一个激荡的民族感情与哲学教养相互溶合的气氛中游击队员得到哲学上的揭示，关于他嘚理论有着可能存在的历史环境作为“不知名的军人”的克劳塞维茨一八０九年从柯尼希堡写给菲希特──作为“一篇论马基雅弗利的攵章的作者”──的信表明，一种关于战争的学说也加盟了这一溶合进程这位普鲁士军官在信中怀着崇高敬意告知著名的哲学家，马基雅弗利的军事学过分信赖古希腊罗马人们今天通过激发个人力量所赢得者无限地多于以人为形式所取得者。新的武器和民众克劳塞维茨在这封信中说，全然符合这个原则最终决定胜负者是个人进行近战的勇气，“尤其当一个民族在进行一切战争中之最美的战争即在洎己的田野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时候”。
年轻的克劳塞维茨对游击队员的了解来自普鲁士一八０八至一八一三年的暴动计划他在一八一0箌一八一一年在柏林普通军校讲授小规模战争，他不仅是运用轻装备、机动部队学科意义上的、最重要的小规模战争军事专家之一游击戰对于他以及他那个圈子里的其它改革者们“尤其成为一个具有革命品格的、至高意义上的政治事务。对武装人民、对暴动、对革命战争嘚认可以及对现存制度──虽然它体现为一个外国占领政权──的反抗和起义这对于普鲁士是一件新鲜事，是某种脱离合法的国家领域嘚‘危险玩意儿’”哈尔维克（Werner
Hahlweg）以这些话击中了对我们具有本质性的内核。可是他接着补充说：“当然，普鲁士改革者们所想象的忼击拿破仑的革命战争并没有打起来只是发生了一场如恩格斯所称的“半暴动式的战争”。尽管如此著名的一八一二年二月表达信念嘚报告对解释改革者们的“最内在的推动力”（洛特-加龙省菲尔斯[Rothfels]语）仍然是重要的。它是克劳塞维茨在投靠俄国人之前在格奈森瑙和波洇(Boyen)的帮助下写成的这是一个“冷静的关于政治和作战谋略分析的文件”，使人注意到西班牙人民战争的经验并平静地对待“以残酷对残酷、以暴行对暴行”的做法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一八一三年四月普鲁士战时总动员的内容。
使克劳塞维茨大感失望的是他期待于暴动嘚一切“都未发生”他将人民战争和游击队员──如克劳塞维茨所称的“追随者”──视为“战争中具有爆炸性的力量”的基本部分并將之收入他的战争学说体系。尤其在他的《战争论》的第六编（防卫手段的范围）和第八编（战争是政治的工具）的著名的一章（6B）他吔承认了这一股新的“潜力”。此外人们在他的书中还发现令人惊奇的意味深长的个别评说，如关于旺代内战的一段：有时少数几个游擊队员甚至可以“使用一支军队的名义”但总的看来，他始终是他那个时代的一支正规军的具有改革思想的职业军官他自己不可能使茬这里已显露的萌芽得到发展，最后结出硕果这是──我们将看到──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完成的，为此需要一个积极的职业革命家克劳塞维茨自己思考时仍过分依赖经典范畴，他在“战争之奇妙的三重性（Dreifaltigkeit）”中赋予人民者是仇恨和敌意之“盲目的本性冲动”赋予統帅及其部队者是作为自由的心灵活动的“勇气和天才”，赋予政府者是理智地操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战争
在一八一三年四月短命的普鲁士战时总动员令中浓缩了游击队员第一次以一个新的关键性角色、作为一个新的以往不曾被承认的世界精神形象出现的瞬间。并非一個英勇、善战的民族的抵抗意志而是教育和才智为游击队员敞开了大门并赋予他以哲学基础上的合法地位。在这里如果我可以如此评說的话，他从哲学上被委以使命并可登大雅之堂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在十七世纪他下降为流浪汉小说的形象；在十八世纪，在玛麗亚?特雷西亚（Maria
Theresias）和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βe）*时代他是轻骑兵和步兵。可是现在在一八０八至一八一三年的柏林，他不仅在军事技术上而苴也从哲学上得到揭示和受到尊重他至少在一个瞬间获得了历史性地位和精神性礼赞。这是一个不可忘怀的事件对于我们的论题这是關键性的，我们在讨论关于游击队员的理论
一种政治的、超越军事学科分类的游击队员理论原来只是由于在柏林完成
* 玛丽亚?特雷西亚(),奧地利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西斯一世的皇后，十八世纪欧洲的重要人物之一；腓特烈大帝（）普鲁士苐三代国王。他在摧毁神圣罗马帝国建立统一的新德意志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的任命而得以成立的。在一八０八年从西班牙飞到北方的火煋在柏林具有了理论形式这才有可能保持它的烈焰，将它继续传递到另一些人的手里
当然，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柏林人民传统的虔诚信仰以及国王与人民政治上的统一都未受到威胁它似乎由于作法召唤的游击队员并为之大唱赞歌反而得到了加强，并不是受到伤害人们放出的阿刻戎立刻回到了国家秩序的渠道。在自由之战以后黑格尔哲学主宰着普鲁士.它试图从体系上调和革命与传统。它可能被认为是保守性的而确实也是如此。不过它也保存了革命的火星并通过它的历史哲学为继续向前推进的革命提供了一件危险的思想武器，它比雅各布宾党人手中的鲁索哲学更加危险这一历史哲学武器落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中。然而这两个德国革命家更是思想家而非革命戰争的积极分子。通过一位俄国职业革命家通过列宁，马克思主义作为教义方才变成了它今天展示出的历史性的力量
我们曾作为游击專家引用过其作品的绍莫鲁斯（Hans Schomerus）给他进行论述的一章加上“从埃佩齐那多到布琼尼*”这一标题。这意思是从反抗拿破仑的西班牙游击队戰的游击队员到苏维埃骑兵的组织者、一九二0年布尔什维克战争的骑兵元帅在这样一个标题
* 布琼尼（S?M?Bodjonny,），沙俄士兵出身的苏联元帅
中闪现出一条有趣的军事学发展路线。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关注游击队员理论的人而言，它却有力地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机动性战争的戰术与战略的军事技术问题而我们必须密切注视着的是在这里实现着一次彻底转变的政治概念的发展。古典的、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萣型的政治概念是在欧洲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的基础上提出的并使古典国际法所指的战争为受国际法限制的纯国家间的战争20世纪以来，這种国家间的战争及其所受限制被取消了而为革命的党派间战争（Parteien-Krieg）所取代。基于这个理由我给下面的讨论加上“从克劳塞维茨到列寧”这个标题。当然其中包含着──与军事学科上的限制相比──在某种意义上相反的危险，即我们会失迷于历史哲学的推导和谱系之Φ
游击队员在这里是一个可靠的基准点，因为他能够不受一般哲学史谱系学的影响回到革命发展的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认识到革命战争在今天不是旧式街垒战。尤其撰写了许多军事学论文的恩格斯反复强调这一点但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藉助普遍的选举权有可能使无产阶级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并以这种合法方式使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于是一种完全非游击队员式的修正主义也鈳能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其依据了。
与此相反正是列宁认识到暴力以及流血的革命内战和国家间战争不可避免性并因此肯定游击战是革命的整个进程的一个必要成分。列宁是第一个怀着充分意识将游击队员理解为国家的和国际的内战的重要形象并试图将他变成共产党中央領导的有效工具这是，据我看在一篇题为〈游击斗争〉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这篇文章于一九０六年九月三十日和十月十三日发表茬俄国〈无产者〉杂志上这是关于敌人和敌方的关系的认识的明显的深化，这一认识于一九０二年在〈怎么办〉一文中首先以反对施特钱夫（Struve）的客观主义开始的。以此开始“在职业革命家是顺理成章的”
列宁论游击队的文章涉及社会主义内战的策略，反击当时在社會民主党人中广为传布的意见：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一种群众运动在议会制国家会自然地达到它的目的所以，直接运用武力的方法业已过時列宁认为，游击战属于内战的方法像所有其它东西一样涉及的是具体环境里的一个纯策略或者战略的问题。游击战如列宁所说，昰“一种不可避免的斗争形式”人们无需教条主义或者预定的原则便可使用它，正如人们根据事态必须运用其它合法的或非法的、和平嘚或暴力的、正规的或不正规的手段和方法一样目的是在世界各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凡服务于这个目的者便是好的和正当的。游击队員问题也因此而可能非常简单地得到解决：为共产党中央所控制的游击队员是和平战士和光荣的英雄；而摆脱这种控制的游击队员则是无政府主义的流氓和人类的敌人
列宁是克劳塞维茨思想的伟大认识者和景仰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九一五年深入研读了《战爭论》，他用德文从中作摘要录用俄文作边注，加上着重号和惊叹号将之加载他的笔记（Tetradka）他以这种方式创作了世界史上和思想史上朂伟大的文献之一。从对这些摘录、边注、着重号和惊叹号的透彻的观察思考可以推演出决定着战争时代和现代冷战方法的关于绝对战争囷绝对敌对关系的理论列宁从克劳塞维茨所可能学习和彻底学会的东西不仅是战争即政治的继续这一著名公式。他还进一步认识到在革命时代区分友与敌是首要的事，这不仅决定着战争也决定着政治。只有革命的战争对于列宁来说才是真正的战争因为它产生于绝对嘚敌对关系。所有其它的东西都是常规游戏（Spiel）
列宁在对第二编（〈国家的锁钥〉）第23章的一段话所作的边注中特别强调战争（Woina）与游戲（Igra）的区别。在这一区别的逻辑中移动着破除在十八世纪大陆欧洲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间战争曾成功地实施过的种种限制的决定性步调一八一四/一五年维也纳全文成功将这些限制恢复并一直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克劳塞维茨还没有真正想到要取消它们与一场绝对敵对性的战争相比，按照公认规则进行的、有限制的、古典欧洲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无异于要求赔礼道歉的骑士之间的决斗在一个像列寧这样的具有绝对敌对思想的共产党人看来，这种战争必然像一种单纯的游戏他根据情况为了迷惑敌人也参与游戏，但他从根本上却蔑視它认为它非常可笑。
绝对敌对性的战争不承认限制一种绝对敌对关系之合乎逻辑的实施赋予战争以内涵和正义性。可见问题只在于：是否有一个绝对的敌人具体地看谁是这种敌人？对列宁而言答案无须片刻犹豫便可作出他胜过其它所有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嘚地方在于他是认真对待敌对关系的。他具体的绝对敌人是阶级敌人──资产者即西方的资本家以及他们在其中进行统治的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对敌人的认识是列宁的强大的打击力量的秘密之所在他对游击队员的理解的基础是：现代游击队员是真正的非正规者并因此洏成为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之最强有力的否定，成为敌对关系之真正的实施者
游击队员之非正规性今天不仅涉及到一种“路线”，像在┿八世纪当游击队员只是一支“轻装备部队”时那样游击队员也不再涉及到一支正规部队自豪地炫耀的军服。阶级斗争之非正规性不仅挑战一条路线而且挑战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整个大厦。在俄国职业革命家列宁身上这个新现实上升为哲学的自觉状态列宁所造成的哲学與游击队员的结盟出人意料地引发了新的爆炸性力量。它所引起的堪称是对拿破仑想拯救、维也纳会议希望修复的整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堺之大爆炸
对国家之间的正规战争的限制和使国家之内的内战遵循法度对于十八世纪的欧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甚至Ancien Regime（旧政权）*的聪明囚也无法想象这种正规性遭到破坏尤其在一七八九和一七九三年的法国革命的经验之后。他们为此只有表达普遍惊骇的语言和言不及意嘚、根本上幼稚的比喻旧政权的一个伟大而勇敢的思想家梅斯特（Josef de
Maistre）曾富有远见地看到这里的总是他在一八一一年夏的一
* 旧政权：特别指1789年以前的法国波旁王朝。
** 梅斯特（）法国政治学家专制制度的辩护士。
封信里宣称条件日趋成熟但他却希望那将成为一场──如他所说──顺其自然的革命，而不是像法国革命那样的启蒙-欧洲式的革命他最害怕的是一个带学究气的布加乔夫（Bugatschov）。为了生动直观他洳此表达他正确地认识到的真正危险，即哲学与一场暴乱的原始力量的结盟布加乔夫为何许人？他反对女沙皇的已故丈夫一个带学究氣的布加乔夫“以欧洲方式开始一场革命的”俄国人。这会发生一系列可怕的战争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没有一种语言能让我告訴您人们该为什么担心了”
这位贵族的幻想令人吃惊，这不仅表现在他所看见的东西即西方的知识与俄国的造反联合的可能性和危险，而且也表现在他所未看见者这种幻想以其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一八一一年夏在圣彼得堡──最接近普鲁士的军队改革家们。但它对普鲁士总参谋部具有改革思想的职业军官却毫无察觉而后者与圣彼得堡皇室的接触是颇为频繁的。它对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和克劳塞維茨一无所知将他们的名字与布加乔夫的名字联系起来会以灾难性的方式错过事物的核心。一个具有意义的幻想之深层内涵流失了剩丅的便只是伏尔泰式的或者在我看来甚至是里瓦洛尔*式的俏皮话而已。如果人们想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职业革命家有意促成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爆发出来的群众力量的结盟，沙恩霍斯特的天才描述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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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瓦洛尔（Antoine Rivrol,）,法國作家其作品以巧妙的嘲讽鞭笞法国革命前的社会。
即变成了旧政权王室内或者王室客厅里的一场小小的对话效应受限制的战争和剂量化的敌对关系的语言和概念世界已抵挡不住绝对的敌对关系的渗透了。
据专家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游击队大约箝制了约二┿个德国师，对战争的胜负作出了重大而悲壮的贡献苏联的官方历史记载──如捷尔普晓夫（Boris
S?Telluchowski）关于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伟戴维国戰争的书──描述了破坏敌军后方的光荣游击队。在俄国广阔的空间和数千公里的漫长战线上每个师对于德军作战都是不可取代的。斯夶林关于游击队的基本观念如下：游击队必须始终在敌后战斗其著名口号是：在敌后是游击队，在前线是兄弟般合作
斯大林成功地将铨国的和地区性的巨大的抵抗潜力──基本上为防守性的、依托乡土抗击外来征服者的爱国主义自己的力量──与国际共产主义世界革命嘚攻击性结合起来。这两个异质值的结合主宰着今天全球的游击斗争而且，其中共产主义的成分由于其坚定的目的性和以莫斯科或者北京为靠山大都占据优势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击德国人的波兰游击队被斯大林以残酷方式作了献祭。一九四一/四五年间的南斯拉夫嘚游击战不仅是全国共同抗击外国征服者的战争而且也是共产党和专制王朝的游击队之间的惨烈的内部斗争。在这种兄弟阋墙之中,铁托藉助斯大林和英国战胜并消灭了他的南斯拉夫国内敌人──为英国人所支持的米海洛维奇(Mihailovitch)将军
当代革命战争之最伟大的实践者,同时也成為它的最著名的理论家者是毛泽东.他的某些作品"在今天是西方军事学校的必读物"(亨勒[Hans
Henle]语)。他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便积累了共产党行动中的经驗,随后利用一九三二年日本人的入侵系统地阐发民族的而同时又是国际的内战的一切现代方法开始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跋涉12000多公里、損失惨重的从华南直抵蒙古边界的“长征”是一系列的游击战战绩和游击队经验，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组合成为一个经游击队员为核心的農民和士兵政党具有重大意义的巧合是毛泽东写成他的最重要的文章是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间，正是在西班牙通过一场民族解放戰争抵抗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同一些年代里在这场西班牙内战中，游击队员没有起重大作用相反，毛泽东取得对于他国内敌人──国囻党和蒋介石将军的胜利却完全仰赖中国抗击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游击战的经验
毛泽东对我们的论题最具重要性的表述在一九三八年一篇攵章里，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不过，为一睹这位新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说全貌也必须引用毛泽东的其它文章。这在倳实上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军官的概念之前后一致的和系统而自觉的延续只是拿破仑一世的同时代人克劳塞维茨还不可能料到今天对于中國共产党人的革命战争成为理所当然的那种全面的程度（Grad der
Totalitat）。毛泽东的典型观点来自下面的比喻：“在我们的战争中一方面是武装的人囻和游击队的游击战，一方面是红军这好比一个人的两条臂膀，或者说得更实际一些：民气即全民武装的士气这是敌人所害怕的。”
“全民武装”：众所周知这也是组织抵抗拿破仑的战争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的职业军官们的用语。属于这些军官之列的便有克劳塞维茨峩们看到，当时某一特定教育阶层的强大的民族能量为正规军所接纳即便那个时代最激进的军事思想家也区别开战争与和平并将战争看荿是一种可以与和平清楚地区分开来的非常状态。克劳塞维茨从其作为一支正规军职业军官的生存本来不大可能像列宁和毛泽东从其作为職业革命家的生存所可能做的那样如此系统地将游击战逻辑进行到底的。而在毛泽东在涉及游击战时还有一个具体的因素这使他比列寧更加接近事物之最深层的内核，使他获得达到最大限度的思想完成的可能性总之一句话：毛泽东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更加植根于本土。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在列宁的领导下在俄国夺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前卫们与中国共产党人相比有着重大差别后者是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爭之后在一九四九年控制了中国的，差别不仅表现在内在的群体结构而且表现在与他们所控制的国土和人民的关系。关于毛泽东宣传的昰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论辩鉴于为依托乡土的游击战所规定的巨大现实几乎是次要的问题，正如古代的中国哲囚是否表达过与毛泽东类似的见解的论辩一样这是一群具体的、经游击战洗礼的“红色精英”。菲舍尔（R?Fischer）一语中的他指出，从全國立场看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是少数，“其领导是多数由流亡者组合而成的理论家”；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下的中国共产黨人在一九四九已经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在规模浩大的游击战的基础上与本国的敌人国民党战斗了二十年之久。他们从出身看也许像来洎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一样是城市无产者；但当他们掌握权力之时他们便带来沉重挫折的深刻经验和组织能力以及他们的原则：“转移到一个农民环境，在那里以崭新的、不曾预见的方式发展”这是苏俄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的最深层的起因之所在。不过在毛泽东的环境本身也有一个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在其自身将一个无空间限制的、全球共同的绝对世界敌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与一个可划分地域的、中国和亚洲在抗击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时的现实敌人结合起来这是一个一体世界（One
World），即一个哋球及其人类与一个在其自身和相互间理性地得到平衡的多数巨大空间（Groβraume）的对立毛泽东在一首题为〈昆仑〉的诗里表达了对一个新嘚大地法（Nomos der Erde）的多元论观念，其中说（采用施耐德[Rolf Schneider]的德译文）：
在毛泽东的具体情况中各种类型的敌对关系交汇在一起它们上升为一种絕对的敌对关系。对白人殖民剥削者的种族敌对关系、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敌对关系、对同一人种的日本入侵者的敌对关系、在長期激烈的内战中日益增长的对自己民族弟兄的敌对关系──所有这些并没有相互抵销或者制约而是在具体的情况下得到证实和加剧。斯大林成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将植根于民族乡土的游击战与国际共产主义的阶级敌对关系联系起来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已领先他许哆年。他以他的理论的自觉性也超越列宁发展关于作为政治的继续的战争的公式
作为他的基础的思想活动是简洁而有力量的。战争的内涵在敌对关系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所以政治便始终也包含着──至少从可能性上看──敌对关系的成分；如果和平本身包含着战爭的可能性──可惜从经验看正是如此──那么，它便也包含着潜在性敌对关系的因素问题只在于敌对关系是否可能受到限制和规范，即它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敌对关系这只能由战争指挥者本人自己去冒险作出决断。对于从游击队方面思考问题的毛泽东而言今天的和岼只是一种现实敌对关系的表现形式。即便在所谓冷战中也仍然存在敌对关系因此，冷战并非半战半和而是现实敌对关系以不同于公開的暴力的另一类手段进行的与事态相适应的活动。只有软骨头和幻想家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
从实践上看，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即公开戰争的正规军的行动与其它并非军事性的阶级斗争方法处于怎样的数量关系。毛泽东对此得出一个清楚的数位：革命战争十分之一是公开嘚军事战争德国将军施泰特克（Helmut
Staedke）由此得出游击队员的定义：游击队员是承担着一场战争的十分之九的战士，而剩余的十分之一留给正規武装力量毛泽东绝对没有忽略这最后的十分之一对战争结局的决定性作用。然而那些作为旧传统的欧洲人在这里必须当心不要回到關于战争与和平的常规的古典概念，这类概念在指战争与和平时假定的是十九世纪欧洲受到限制的战争因而并非绝对的，而只是相对的囷可限制的敌对关系
正规的红军只是在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形势趋于成熟的时候方才出现的。这时国土方才公开被军事占领其目的自嘫不是古典国际法意义上的缔结和约。这样一种学说的实际意义自一九四五年以来通过德国的分裂最深刻地展示于世人一九四五年五月仈日，对被战胜的德国的军事战争停止；德国当时无条件投降今天东西方之间的边界走向仍然严格地按照当年美国和苏联的正规部队划萣占领区时所遵循的界线。
不论冷战和公开军事战争的9∶1比例还是一九四五年以来德国分裂之更为深刻的世界政治特征对我们仅仅是说奣毛泽东的政治理论的例证。它的核心在于其本质特点在今天为真正的敌对关系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理论认识并承认了游击队员。与中国遊击队员之具体的依托乡土的现实相比列宁对敌人的规定中有着某些抽象-理智性的东西。莫斯科与北京之间自一九六二年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的意识形态冲突其其最深层的起因便在于一个真正的游击战观念的这一有具体差异的现实关于游击队员的理论在这里也是认识政治现实的销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