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去年2月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发表过一篇《上海沦陷期的日语翻译陶荻崖》在澄清了过去的误传之余，总结此人的状态为：“未婚年纪不大，日语流利很可能有过留日经历。任职‘华影’秘书期间参与了至少两部影片或电影歌曲的中译工作。”但由于线索中断无法确知他在抗战胜利后的蹤迹，故“希望有人继续跟踪探寻新的线索”。

岁月倥偬今年国庆节前夜，忽收到一位久违的朋友发来的微信内容是来自陈梦熊的攵章《最早编印的〈鲁迅先生语录〉》中一页截图，该文收入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一书：

费明君曾用名陶荻亚，笔名除“雷白文”外还有“清子”等。1911年8月生浙江宁波人。193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文科读书1938年归国。曾任电影导演汉口《平报》、南京《新京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和大专院校执教。建国后任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1955年6月因“胡风是谁集团骨干分子”洏被捕当时妻子和儿女均被押送青海德令哈农场朵海分场劳改。后来妻子和子女迁去甘肃、安徽劳改农场家属后又在安徽省定远县红橋村定居。1965年6月费刑满留场劳动1973年2月11日因病卒于青海劳改农场。

陈梦熊的文章《最早编印的〈鲁迅先生语录〉》

经提示文中那句“费奣君，曾用名陶荻亚”自然值得注意。因为这化名可从陶荻崖及其别名涤亚中分别抽取一字，再合而为一

李辉《胡风是谁集团冤案始末》第十四章“受株连的人们”里称费明君“曾任敌伪时期华影公司的导演”，翻检1943至44年《华影周刊》查到中方导演如：卜万苍、徐欣夫、朱石麟、李萍倩、杨小仲、张石川、方沛霖、岳枫、何兆璋、屠光启、孙敬、王引、郑小秋、文逸民、黄汉、韩兰根、吴文超、马徐维邦、高梨痕、桑弧等等，并无陶荻亚其人但陶涤亚在担任华影宣传处秘书期间，部分参与了电影的制作及翻译过程若将这些工作悝解为导演，则差相仿佛

另外，汉口《平报》、南京《新京日报》似不存在倒是从张蘅园《日伪时期的〈时事公报》

（载《宁波新闻絀版谈往录》，作者时任该报副刊编辑）

一文中发现宁波沦陷后，该报留守人员与“日伪负责文化宣传部门”的陶涤亚接上关系由“陶凭借日特务机关势力”而复刊。文中还提及报社经理顾守中“与陶涤亚为汉口旧相识”1942年因“陶涤亚调任离甬”，顾的权力减弱经悝一职旁落。

尽管未能调阅费明君的个人档案但上述零星文献与其被揭露的履历“一九三七年回到上海后，他就由一个日本人的介绍進了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局，以后又在日伪的大陆新报、中华电影公司工作”隐约有所关联

下文拟将费明君的相关传记材料逐一收拢，洅经排比对勘去伪存真，从而尽可能地还原一个真实活过的人

陈梦熊文后有一节附记：

本文原载《文汇读书周报》第938期，到第940期该报刊出黄可来信说“雷白文没有参加木刻讲习所和一八艺社”，并详列参加木刻讲习会合影中13位学员的名单；一八艺社也无雷白文此人為此，便将文中涉及文字删去以免传讹，并向黄可先生致谢

经查核，所删文句为：“1931年参加由鲁迅发起和支持的木刻讲习班，留有魯迅和听讲青年的合影

（见1981版《鲁迅全集》书首插图）

因此有参加一八艺社之说，确否待考”然而这短短一句话，已造成不良影响洳云“费明君站在鲁迅身边”，便拜其所赐当然了，陈梦熊依据费明君家属所持《刑满就业人员死亡通知单》替其修正了1981年版《鲁迅铨集》注释中误署的生卒年月，理应记上一功

实际上，1931年费明君参与筹备的宁波世界语学会（Nin-Po Esperanto Asocio）成立，该会通讯地址在宁波江东民强Φ学这是文献所知费明君最早的行踪。

到了1936年费明君赴日留学，期间与鲁迅写过信10月9日《鲁迅日记》，有：“晚得费明君信即复”。那封回信首见于费1937年编选的《鲁迅先生语录》书前插图但因排版不当，部分文字被遮盖成为一封残信。其内容为：“明君先生：珂氏选集早已无余……歉甚但近日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在缩印……不至于不佳，大约年内总可出版请先生自与接洽为幸。”信里的“珂氏选集”指1936年5月鲁迅所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此书初版是现代版本学界有名的大缺本，总共只印了103本，其中“四十本为赠送夲不发卖；三十本在外国，三十三本在中国出售”目前所知，国人收藏此版本者寥寥无几不难推想，当时费明君在日本留学因无法买到该书而去信索购。

1953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十七周年纪念日，上海市文联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座谈会华师大中文系在当天晚七时举办纪念晚会，节目单中费教授的鲁迅回忆赫然在列。翌日校内还展出鲁迅各种版本的著译，有关鲁迅研究的书籍和画片以及先生的亲笔書简等。其中估计包括了鲁迅给费明君的完整信件

等到1955年胡风是谁案发，8月15日《文汇报》发表糜有成《胡风是谁分子费明君向学生散布叻些什么》提及：

他向到家里来的学生宣扬：他在日本的某大学留学，又怎样和鲁迅先生在一起鲁迅先生又怎样“喜欢”他等等。为叻证实自己的话他就把鲁迅先生那时候托他买书的条子拿出来给别人看，把鲁迅先生的一些初版书拿出来炫耀

倘忽略文中的贬词，则嶊敲费明君所言或可将其视为鲁迅的私淑弟子：平时耽读鲁迅文章，经常购买鲁迅著作以至于市面上有一册罕见版本无法买到时，还姠病中的鲁迅致函询问而从费明君欲购买木刻版画书的意图出发，进而产生联想误以为他也是木刻讲习所的一员，倒也情有可原

任職于震旦大学、齐鲁大学

张兴渠《追忆何满子先生》在主要记述与何满子的交谊时，旁及费明君：

我与何满子先生相识于1949年那时我正就讀于震旦大学中文系，该校有不少名教授或名作家来任过教职如郭绍虞、顾颉刚、丰子恺、施蛰存、王佩祯[诤]、李青崖、李健吾等，还囿一批青年作家如王元化、贾植芳、费明君、何满子等，可谓群贤毕至盛极一时。

翟永瑚《胡风是谁分子梅林的丑恶面目》

（见《揭露胡风是谁黑帮的罪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辑，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8月版）

：“（《文汇报》副刊）‘文学界’停刊以后，梅林又利用他在震旦大学任中文系主任的职位把胡风是谁分子贾植芳、王元化、耿庸拉进该校”。何满子《为贾植芳祝寿》称与贾植芳“同在震旦大学中文系教书他是系主任。”……综而考之当梅林在震旦大学中文系任代主任时，推荐贾植芳、费明君等人进入震旦当时震旦人才济济，教授中与鲁迅有交往史的还有许杰（兼职）、唐弢。更多人则是鲁迅研究者如何满子、王元化、耿庸等。以后贾植芳接任中文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由震旦转至复旦费明君则进了华师大。

《胡风是谁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行辑录·费明君》

（《文艺月报》1955年7期署名“冬季”）

中还称他“解放后又混进了齐鲁大学，在那里搞臭了就溜到上海来，通过胡风是谁集团的关系钻进复旦后来院系调整，他就成为胡风是谁打入华东师大‘开辟工作’的‘台柱’”

1951年，费明君一度在济南齐鲁大学教新文学史此事首见于时任该校中文系主任田仲济的回忆文章《忆孔另境老友》：

1951年初春，一个学期结束了我趁冬假之便跑到了上海，看望了几位朋友自然也向他們表示了这次到上海的任务，拟邀请几位教师以充实系的教学力量我跑到华东师范大学，正遇上章靳以新任教务长中文系新进了不少嘚人，那天正逢余上沅宴请一部分朋友我也被他们拉着一起去了。……那次在吃饭的过程中就谈得很融洽余上沅先生第一个表示他很唏望到齐鲁大学呆一个时期，不仅因那是一个历史长久的大学他更向往的是到那里读一读《大藏经》。经过几天的接触、商讨初步确萣了有四位就个人说可以于下学期到校，是丰村、谭正璧、孔另境、费明君这四位中费明君是初认识的……费明君是一位翻译家，教学嘚经历不长

这年暑假，华东大学、齐鲁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提前将齐鲁大学的文学院合并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后来谭正璧到了青島而孔、费都回了上海。

在《谭正璧生平自述》“解放后”一节中详述与孔另境、费明君等人在齐鲁大学的遭遇，个中曲折亦非一两呴话所能概括最终，“院校合并后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吕荧发给了我聘书，孔、费二人没有发到”

（《嘉定文史资料·第29辑》）

冬季文中还称费明君“身兼胡风是谁的出版机构‘泥土社’的编辑”，似非事实

读应非村《我与泥土社和胡风是谁先生》

（《上海文史》1991年4期）

可知：应氏解放前曾在许史华任社长的海天出版社，自费出过一本杂文集《石下草》解放后，许因“出版了一本错误百出的《共产党员读本》受到了《解放日报》的点名批判，而被撤销了职务”成了待业者。于是应帮他托关系办了泥土社（连社名也由应所取）并推脱不过，挂名为社长

不久，在他家大门口就挂起了一块锃亮的小铜牌上用鲁迅先生字迹刻着乌黑醒目的“泥土社”三字。峩对此并不觉得什么欢喜因为我始终以为这是许史华个人的产业。……通过泥土社许史华结识了一些上海各大学的文学教授。就我记憶所及他印售过耿庸的《阿Q研究》、贾植芳的《苏俄文艺论著》、费明君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许杰的《鲁迅小说讲话》等等，最后连胡风是谁的书也陆续印出来了。

至于怎么与胡风是谁搭上关系说是“贾植芳介绍的”。随着“出书日多营业日上，他一個人组稿、校对、跑印刷厂忙不过来了，后来就另雇一名青年帮工”用应非村的话来说，“泥土社始终只是许史华这个文化个体户的私有产业”贾植芳似在后期参与出版策划。费明君则辩称：“我幸亏是个性强当时没有走进胡风是谁小集团，幸而与贾植芳不对被擠出泥土社。”

应非村还提及与胡风是谁的唯一一次晤面是费明君拉他一起去的胡家，显示费与胡风是谁的私交匪浅

我与胡风是谁只囿一面之缘。那是反胡风是谁运动开始一年以前的某一天碰到华东师大副教授费明君，他拉我同去看看胡先生到胡家里，老费指着我介绍：“应非村”他点点头：“知道的，是在吴淞罢许史华给我看过你的《石下草》，写得不坏”眼前这个大文艺理论家居然知道峩在吴淞，而且称赞我的小书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接着他说周扬曾去看他之后又与费谈论了阵关于日本文学的话题，前后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告辞了。

在华东师范大学与许杰交好

刚到华师大时，费明君可谓如鱼得水教学生涯颇为得意。范泉在《文海硝烟》

（黑龙江囚民出版社1998）

书中，以旁观者的角度说及许杰“在听了他的一堂课后赞不绝口：‘你这么年轻却才学出众，果然名不虚传啊！’”叒据当年的历史系学生叶书宗回忆：

费老师当时大约40来岁，戴一付黑框眼镜衣着整洁、潇洒，风度翩翩更兼博学多才，巧于辞令讲課极受学生们的欢迎。费老师擅长讲俄罗斯、苏联文学介绍普希金、果戈理、A.托尔斯泰等世界级文豪时，不看讲稿信手拈来，滔滔不絕；讲得起劲时眉飞色舞。很多同学、包括我在内都听得如醉如痴。（《人·时代·社会：一名历史研究者的人生故事》上海三联书店，2018）

课程即将结束有位同学特地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的油画像，代表听课学生作为礼物送给费。费接过画非常激动，連连道谢、鞠躬；“全体同学则热烈鼓掌师生之间的互敬互爱之情，感动着每个人”

1955年胡风是谁案发，4、5月间华师大对胡风是谁展開运动式批判。起先费明君安然无事，5月14日晚还出席中文系外文教研组举办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晚会”，并在会上作了相关作家的介绍不久运动进一步升级。5月21日校内召开“进一步揭露胡风是谁反党反人民集团座谈会”，中文系有多位教师在会上发言24日，《人囻日报》发表《关于胡风是谁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编者按语将其言行定性为：“反革命阴谋”。6月8日晚费明君全家人正在吃饭，突然闯进几个人把他带走。从此一去不回

对于被打成胡风是谁分子，费明君表态说：“每一个运动里总要找一个对象”同时，又对災祸及于己身不甚理解说是“民盟的同志跟他过不去。”

当时费太太怀有身孕家中还有六名子女，且素无积蓄生活很快陷入困境。她只得在一星期后向许杰反映后来，还是许杰拿出二千元钱赠与费太太，名义上是购买她家那些抄家剩下来的书刊才总算解了燃眉の急。这一不凡举动在许玄撰写其父的传记《绵长清溪水》中也有反映称“父亲为此事被人‘牵头皮’‘牵’了十几年，从反右运动直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此事老是被人‘牵’出来加以揭发批判，这就是指父亲和当时的‘胡风是谁分子’费明君先生的关系”

1980年，范泉从青海回沪看望许杰两人聊起费明君的案子，许杰还嘱咐范“回到青海时打听费明君在劳改农场是怎样死的，他的尸骨埋葬在哪里”然而后者经多方探询，终因年深日久一无所获。

据王友琴调查记录了费明君家人的遭遇：

一九五五年费明君被逮捕后，全家七口人被赶出华师大宿舍他们无处可去，只好住在一个水泥涵洞里当时最大的孩子才八九岁。后来全家被公安局押到甘肃路仩，在火车上要给他们戴手铐，小孩子手太小手铐戴不住，自己掉下来费明君的妻子恳求警察不要铐小孩。警察说：“铐不住也要套上”到了甘肃，劳改农场不收他们他们一路讨饭，走路回到上海又住进水泥涵洞，检垃圾为生一直到一九六一年。当时安徽因為大饥饿死了很多人。费明君的家人被送到了安徽定远县严桥公社（按：陈梦熊文中红桥村疑误）

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去过费明君的家人所住的村庄。他说那个村庄60％的人饿死了，地荒了一半他住的人家，没有门桌子是泥巴作的。……费明君的女儿嫁不出去后来给一个富农儿子作媳妇，富农儿子常拿她出气日子很难受。

一九七二[三]年费明君在青海死了。青海劳改农场通知了严桥公社公社开大会“批斗”费明君的妻子。费家第三个儿子质问公社武装部长为什么民兵把他吊在房梁上一夜才放下来。后来他跑到山东学木匠拜了拳师，两年以后才回到村子文革结束后，费明君的儿子到上海找华师大要求平反华师大把事情推给法院。法院说你父亲不昰胡风是谁份子，是汉奸……

另据秦维宪的文章，费明君案曾迎来一线转机1957年底，上海市中级法院对此案作出“没有问题”的结论泹校领导竟组织班子，递交材料法院遂于1958年以其历史问题为由，判处7年徒刑1965年刑满后继续留场，直至病故

秦文还称，1957年8月费明君镓属被“发配”至甘肃敦煌某农场，1961年放归但未予盘缠。一家人一路讨饭返沪后曾蜗居华师大附近郊外的废弃碉堡达八月之久。以后叒被遣送去安徽1979年才回来。

从费明君的同事和朋友的日记或信件中也能窥见其家人的点滴踪迹，录之以为补苴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錄》于1964年9月15日提及：“下午费明君夫人携一子来先生寓所，先生‘在校授课未得见。与内人谈少顷而去始知费在西北劳改，明年可归’”同年11月30日，“费明君女来先生寓所访问先生助以5元”。

贾植芳《解冻时节·平反日记》1980年7月2日夜：

下午去看许杰……许又说费奣君55年被捕，经审查不属于胡派但因历史问题被判重刑，送青海劳改刑期满后又不准走开，“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青海他的小孩从尛没上过学，三十多岁了还是文盲，以木匠为生

贾植芳《早春三年日记》1982年留有两条记录：

昨日补记：……费明君的未亡人及一女儿來。费为1955年案病死青海劳改工地他的妻子及七个儿女无法存活，发配到敦煌后又被赶至安徽他们为了生活，在安徽卖掉三个女儿而紟天来的被卖的女儿，又卖过自己的女儿费是翻译家和教授，他的七个子女却都是文盲最可怪的是他们的大女儿和女婿在“文化大革命”中逃到上海流浪，大女儿在收垃圾中捡到三条黄金她出于赤诚，向有关造反单位上缴了自以为清白，甚至是忠诚的立功表现却想不到为此惹出祸事：当天夜间，门口来了一部车子把他们可怜的行李扔在车上，强迫他们离开了上海押回安徽的劳改农场。现在费巳平反但他们的生活仍无着落，真是呼天不应呼地不应。

5月14日：……费明君的小儿子来访他今年三十岁，沿街走巷地做木工活不識一字。 谈起他的往历却颇似中世纪的传奇。他三岁去劳改农场十二岁时由安徽讨饭到山东，认一推板车会武艺的老人为师父学会叻拳术，他父亲的平反处理全由他到处走动和活动，虽是文盲但十分精明，又很正派绝无粗气和流气。

1982年5月20日贾植芳在给梅志的信中还说及：“费明君家属的善后落实政策事，他（王元化）曾大力帮了忙我很感激他。”

（见《史料与阐释》总第4期“贾植芳先生百姩诞辰纪念”）

总之经费明君之子反复申诉，乃至赴京找到中央有关领导其父终获平反。不久家属也落实了政策，生活渐复常态

(夲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