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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前沿荆学民：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编者按：本期该专栏刊发由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荆学民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1＆ZD075）的系列研究成果。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已经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那种仅仅翻译、解析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停留于“关门论道”的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政治生活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已经迫切要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理论。在我们看来，这种研究一开始还无法深入到具体的“策略技巧”层面，而是要从战略高度论说清楚。战略问题是涉及全局性、前瞻性的问题，因此，首先需要弄清楚所研究问题的大背景及基本意义。一、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的时代背景（一）全球化的政治本质及其过程的加剧，越来越要求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有明确的定位和清晰的战略，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世界发声说话，要求有确定而明晰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关于全球化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与界定，但是却有基本共识。作为最早也是最权威研究全球化理论的英国社会：“全球化就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是这样定义“全球化”的是世界范围内社会联系的强化，这种社会联系把相距遥远的地方连成网状，致使地方性事件的发生发展常因为千里①”之外的事情所左右；反之亦然。这个通俗的定义，通过正荆学民“基点”是政治。就是说，必须着力从政治这一根本方面来把握全球化，把握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的全面影响。纵观全球化的现实历史，除了上述西方主导的从经济一体化展开的全球化之外，实际上还存在第二种全球化，即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来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中所暗含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全球化。这个路径的全球化随着前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建立，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思想在全球的推进而推进。只是随着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解体，这条路径的全球化被逼到了非常狭窄的路上，目前，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已经非常式微并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获胜”欢呼声中被妖魔化，面临被请出历史舞台的危险。目前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坚持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与西方的全球化艰难地交错前行。政治和经济互为表里地决定着历史的进程。经济决定着政治的基石和走向。反过来，政治也决定了经济的进程和方向，在审视、分析、融入、批判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着力从政治这一根本方面来把握全球化，把握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的全面影响，同时，也思考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进程对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提供中国的智慧。在全球化背景下和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定位、政治战，也不是一个关起略已经不是一个内心持有的“理念问题”门来仅只进行“理论论证”和强制的“政治宣传”问题，而是一个对内向自己的民众、对外向世界公众说清楚的重大战略问题，这说明，国家的对内、对外政治战略同时就是政治传播战略，国家的政治大战略有多重要，与此相应的政治传播战略就有多重要。（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创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越来越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和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已经构成了人类政治文明中引世人注目的壮丽景观。这种背景之下，研究、总结、提升、构建和传播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并建构与中国的实力和政治文明发展相匹配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就势在必行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从理论和思想上看，社在发展的社会实践说明了：第一，全球化导致了世界在时空上的压缩，反映了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加深。第二，全球化张扬了世界的整体性，以整体性思维与视角观察和分析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处理人类的各种关系与事务，是时代的最新要求。第三，全球化开始显现人类共同利益，提出了协调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历史性课题。第四，全球化要求更多的对话、合作，从而强化着国际机制的作用。第五，全球化冲击并挑战着国家主权。因此，深刻地思考主权的新特点、新功能、新运作方式，理性地定位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是当代人类无法回避的严峻②课题。由此可见，全球化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多维度来考量，但是，全球化的“本质”或62现代传播2012年第2期（总第187期）荆学民：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会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基础形成的，它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但它需要做的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现实追求都要高于资本主义，其最终目标即在人的政治解放基础上，追求人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解放、独立与自由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可以与资本主义社会共享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所创造的最基本的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核心价值，诸如自由、民主、平等，等等。社会主义社会所要做的就是赋予这些核心价值以更加真实而丰富的内涵，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观下的有效元素，建构这些价值观所能依托的经济社会基础，并将其目标指向共产主义理想。现在中国在经济上已经世界排名第二，政治实践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优势的同时，不断探索着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它所体现出的政治文明观愈发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国模式”的理论所谓影响广泛而深刻的“北京共识体系或概念解析等，虽然不是十分准确，但是，却从某个侧面印证着中国政治文明在世界政治文明体系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中国特有政治文明包括：广泛吸收民意与注重集中落实相结合的组织原则；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相互统一的政党制度；投票式民主与协商式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形式；总揽全局与各司其职相结合的政权运行体制；社会力量求同存异与团结联合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自主自治与多元一体相结合的多民族共处共促体制；司法审判与人民信访、人民调节有机结合的矛盾纠纷处理机制；直接表达个人诉求与维护社会根本利益相结合的利益传达机制，等等。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宽阔的政治胸怀和高远的政治境界汲取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政治文明所获得的成果，同时更是中国特色政治模式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这些成，让全国人民认同和自豪，并向就本身首先应“说清弄透”，全世界人民展示。如果说前者属于政治传播的“内传播”，那么，在当代复杂的国际后者属于政治传播的“外传播”政治形势下，中国的这种政治文明成就的“外传播”即研究、构建以传播中国特有政治文明为己任的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三）从“对外政治传播”的角度看，与我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成就和日益提高的国际政治地位相比，我们的国际政治传播能力严重不足，在整个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仍然较弱，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在“中心―边缘”的传播模式下仍处于边缘地位。在世界政治格局和政治话语体系中，中国没有应有的“定义权”和“设置议程”的机会；中国国家的政治形象更多地被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前沿“他说”、“他塑”。这种特殊的局面使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日益迫切传播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是一种“中心―边缘”模式。政治信息的流动基本上还是单向的：从处于政治、经济强势的西方国家（中心）流向政治、经济弱势的落后，“中心”指创造和传播文化的国家（边缘）。从文化上讲，“边缘”指信息传播的被接受者。传播学者汉那兹进源头一步用他的“饱和与成熟”的传播理论对这种“中心―边。“饱和”指地方文化逐步积缘”模式的传播效果做了论证累性地吸纳越来越多外来文化的意义和样式，以致日渐与；“成熟”指在维护外来文化趋同，失去了自我的个性特征地方性文化基本特征的同时，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利用外来③文化的能力。从现在整体的情景来看，我国就处于“中心―边缘”，被西方文化“饱和”的情况也十分严重。模式的“边缘”现阶段我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仍不容乐观，一是国际舆论中始终存在对我国不利的舆论导向，造成我国现实国家形象与国际媒体形象严重背离；二是与我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成就和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相比，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严重不足，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仍然较弱，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政治的外部形态，它用一种特殊的形式表达着一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和政治威信。国家。当―个国家的对外传播形象来自于“自塑”和“他塑”，“自塑”将会超越“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足够强大时塑”的力量，在国家形象的最终定位上起决定性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传播能力的低弱往往会导致有关国家形象的塑造与评价更多地来自外界。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形象被歪曲和丑化的现象比比皆是，而这些国家长期处于反驳性宣传中，难以化解国际社会的疑虑，给完整的国家形象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这些情况迫使我们急需加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四）从“对内政治传播”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随着社会发展的巨大变迁，公民的政治生活也相应、发生着很大的变化，然而，原有的主要依靠“政治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传播的“有效性”很不理想，其模式、理念、途径、策略等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党我国政治传播的需要，研究构建适应新时代、新的政治生活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便成为急迫的课题在政治传播的学理上，我们赞同欧洲学者埃里克?麦④格雷“政治统领传播”的理论观点。我国学者把中国的政”、“改革语治传播从“语境”的角度划分为“革命语境”、“治理语境”三个时期，某种程度说明了随着我国政境治实践的发展和政治生活的变迁对政治传播的要求。作为，“革命语境”、“改一种政治社会化的政治传播，毫无疑问63现代传播2012年第2期（总第187期）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前沿荆学民：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战略的研究，既不是不顾传播有效性的纯政治战略研究，也不是不顾内容的纯传播战略研究。从战略学上讲，一个富有学理性的政治大战略，需要有严密的理论框架和有说服力的论证，要体现内在的理论逻辑和有指导性的路径与方案。中国政治大战略，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对外战略、安全战略或国内发展战略。它必然是多向度、多层次的综合性战略。这其中当然要包括政治传播战略，尤其是国际政治传播战略。今天，中国，“参与者、要做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大国已经是一种战略合作者、遵循者、塑造者”是对这种政治上负责任大国的简洁概括。很显然，这种政治大战略，在上述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在“中心―边缘”的传播模式中处于“被边缘”地位、在世界政治格局和政治话语体系中中国没有应该的“定义权”和“设置议程””、“他塑”的机会、中国国家的政治形象更多地被“他说等大背景下，如何有效、有力实施，就直接涉及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也凸显出来。（二）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对于向全世界有效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创造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而使之更加内在地融入人类政治文明体系、更加强有力地影响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甚至据此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在前面的研究背景中已经简单论述了中国特有政治文明的基本点。人类政治文明是生成的，而不是预成的。在人类政治文明体系中，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政治文明在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据此而论，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人类政治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应该在全世界各民族中广为传播。从现在的世界政治格局上看，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明确坚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之一。社会主义有着曲折的发展过程，它在实践中也有过被曲解、被扭曲的经历及惨痛教训。但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理想和价值追求并未过时。作为理论，社会主义提供了认识人类社会生活和解决人类社会关系与矛盾的新视角、新观点。作为理想与价值追求，它所倡导、憧憬的民主、自由、公正、正义、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以及物质生活的丰裕，更有着持久的生命力。作为政治文化与文明，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政治实践做了最好的总结，证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世界政治文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强大影响力。其实，当人们反思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的权利维护、社会福利保障等层面比较传统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感叹西方发达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还社会主义时，恰恰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理想、政治价值、政治文明的广泛影响与深入人心。实际上，社会主义已成为一面镜子、一套标准，衡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在政治”、“治理语境”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期革语境间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无论如何，在当今时代中，政治传播必须与当下的政治性质和政治理念相匹配、相一致。纵观我们现在的主要依靠“政治宣”、“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传播，其效果不理想，在其传模式、理念、途径、策略等远远不能满足我党我国的传播的需要，政治传播的效果与我党我国在政治传播上的重视程度和要求有较大距离。从政治学的理论上讲，当下中国政治转型是从此前的“政治经济化”走向“政治公共化”。“政治治理”对当下中国的政治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政治传播角度对现在，“革命语境”已经完全丧失其合理性，而“改的中国而言革语境”容易导致错置。在治理中完成政治秩序的建设是当下政治面对的重要问题。其核心要义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剔除国家的全能政治，把更多的社会问题纳入公共领域的范畴。同时需要政府改变传统的统治政治的观念，实现以治理为核心的政治内容。其政治的内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党政治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化。很显然，这是对市场条件下政府与国家功能的再认识，意⑤味着政治传播需要一种崭新的政治语境。基于此，国内学者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用“从宣传到。毫无疑问，从观传播”作为国内政治传播的“创新趋势”念和理论上认识到宣传与传播的区别进而把这种认识应用并指导实际的宣传工作是历史的进步。实际上，就这一点而论，西方发达国家比我们做得更早一些，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正因如此，加强、加快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以更有针对性的、更有效的政治传播凝聚力量引领风尚、教育人民，就必然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二、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的现实意义（一）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世界政治格局的构建中，中国已经有自己明确的政治大战略。但是，如何实现这种战略则要求有有效、有力的国际政治传播机制。因此，开展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构建与中国政治大战略相匹配的政治传播战略，对于彰显、实现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做负责任大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全球化和世界政治格局剧烈变化、政治力量激烈博弈的背景下，学者们对我国的国家“政治大战略”展开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基于同样的背景，传播学界对于“传播大战略”也有一定的研究。但是，恰恰缺乏的是对“政治传播”战略的研究。政治学界对国家“政治大战略”的研究则重于政治内容的研究，而相对忽略如何传播出去的形式的研究；传播学界对于“传播大战略”的研究，更，则重于传播形式甚至技巧的研究，而几是“以媒介为本”乎忽略传播内容的研究。如此一来，对于重要的“政治传播战略”的研究就相对形成了空白。所以，针对政治传播64现代传播2012年第2期（总第187期）荆学民：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身份认同和国际政治中的定位中标示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要张扬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政治价值和政治文明，就是要明确我们始终不忘维护和谋求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要不断推进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政治秩序朝着更公平、更公正的方向发展。今天，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正在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社会的共识，而这些共识正是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相吻合的。所以，中国有政治道义上的优势，有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上的优势。应该在推进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改造、塑造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政治格局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这一切，离开有效、有力的政治传播是不可能实现的。（三）从对外政治传播的角度看，在新的国际政治形势下，我国对外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对于改变我们现在没有政治话语的主导权、媒介被边缘化的状态，进而彰显中国在构建“和谐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具有重大意义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演讲，非常明确地阐述了当代中国对和谐世界的理解，那就是：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这一见解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再次得到体现，白皮书指出：中国认为，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具体而言就是：坚持民主平等，实现协调合作；坚持和睦互信，实现共同安全；坚持公正互利，实现共同发展；坚持包容开放，实现文明对话。“和谐世界”并不是现实，而是努力追求和有待建构的政治目标。当代国际社会并不和谐，局部冲突与战争广泛存在，正因如此，我们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理想与主张。既然是理想、目标，当然就更多地体现着某种政治价值。和谐世界的基本政治价值指向是：公正、平等、宽容、共赢、多元。公正与平等是人类的永恒价值追求。从团体、民族、国家，直至整个世界，能否真正做到公正与平等，决定着这些不同共同体的生存、发展乃至命运。“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蕴含着特殊的政治诉求。和谐世界的政治理念不仅在价值层面上为国际政治社会勾画了蓝图，力图引导国际政治关系的走向，同时也体现了对现实世界，特别是现实国际政治关系的回应。从这个角度上讲，和谐世界的基本政治诉求是和平、发展、对话、合作、共存。总之，上述这一切的实现，都决定和依赖着有效的政治传播战略，否则，构建“和谐世界”就可能是一个不被国际社会认同的流于政治口号的政治乌托邦。（四）从对内政治传播的角度看，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然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前沿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分化日益明显，社会矛盾复杂尖锐。此种情况下，现在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很不理想，政府、传媒、社会的政治沟通问题多多。所以，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政治本质是构建和谐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需要全体人民对社会和谐理念的高度认同。在这种政治认同和政治社会化中，政党政府的政治传播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中，党的喉舌、大众媒介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据此，党中央一直反复强调，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要始终坚持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思想上行动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要牢记“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的重要论断。要大力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群众意愿，切实当好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事关政治方向、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问题上保持清醒和坚定，在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热点问题上把好关、把好度，不断提高复杂形势下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能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对政治传播、政治宣传工作提出的重要原则。在日趋社会化、公众化的政治生活中，要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民众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政治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增强政治传播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和公信力。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的政治传播、政治教育还不能令人满意，距离党中央的上述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尤其是作为党的喉舌的媒体机构、作为权力掌握者的政府官员，无法扮演政治传播的“主体”角色，不能实现与民众、社会的良性政治沟通。此种情形之下，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尤显其现实意义。（五）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对于反驳“文化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的帝国文化霸权主义，提倡与“和谐世界”相匹配的“文化相通”、“文明融合”的文化理论和理念，具有重大意义长期以来，影响世界政治文化、政治理念、政治价值65现代传播2012年第2期（总第187期）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前沿荆学民：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六）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对于在全球化进程中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意义，“当今时代，文化越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因此，“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增强和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但是，何种因素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在软实力理论中，提升软实力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本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国际上产生吸引力，从而得到他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认同。事实上，一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国际普及是有赖于“扩散”和“广泛传播”的，只有当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行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算是真正提升了。一国文化只有在国际社会广为传播并得到普遍认同后才能成为一种软权力。因此，传播是文化软实力实现的关键所在。文化是通过传播而获得影响力，获得对象认同的。被对象认同乃至于进而同化对象的程度是文化实权力的惟一表征。就一国而言，文化软实力就是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从软实力的内容上看，政治价值观是其重要的内容。首先提出软实力理论的约瑟夫?奈就持有这种观点。在他看来，政府所推行的价值观通过其在国内的行为（如民主）、国际机构中的行为（如与他国共事）和外交政策（促进和平和人权）能对其他政府的喜好施加强烈影响。政府能以榜样的作用吸引或者排斥他人；政府的政策可增强或者减损国家的软力量。正因为一国政治价值观能有这样的影响力，所以它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同程度对发展一国的软实力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提高文化软实力，政治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不仅要求我们迅速提高“传媒硬实力”，即传媒要用最先进的技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传播软实力”术说最有说服力的话。这正是研究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对于在全球化进程中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的重大现实意义。诉求的是更为深层的文化观念，其中，由文化帝国主义主、“历史终结”理论影响极大，张的“文化文明冲突”理论在文化心理层面影响着和谐世界的构建。众所周知，美国、亨廷顿抛出的“文明冲突学者福山抛出的“历史终结论”论”传播甚广，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看法。关键是，在这种理论中，中华文化、中国的政治文明被处于“不文明”甚至应该“终结”灭亡的地位。既然冲突不可避免，而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又片面地坚持“西方，因此，“冲突论”总是意味西方文明的“最文化优越论”。可以看出，这种“西方文化优越论”，实际上是后胜利”西方推行霸权主义的“理论根据”之一。而我国所提出的“和谐世界”是以文化相通、文明相融为基础的。在我们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类型文明所构成的共同体。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文明。由于地域、历史、传统的不同，以及种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传统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总是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以及相应的语言、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公共机构、国家、政治、法律、技术等文化体系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独特性，构成不同的文明类型。人类文明，正是在这种多样性的交流融合中不断前进。不同类型的文明，既有其独到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又有许多人类共同的东西。经过长期的交流，这类共同的成分越来越多，它们构成人类文明的共同和基本的财富。当然，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有差异，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摩擦和冲突，但是，文明的冲突并不是各种权力冲突的根本和直接的原因，不能用来说明不同文明的相互关系。由此，我们对待文明多样性的根本出发点，应该是促进各种文明的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做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扩大各类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排斥、压制某一些文明的发展。上述简单的论证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行为，其背后支撑的是深层的政治文化理念，而政治文化理念的不同，就首先转化为政治话语力量的争夺与博弈。据此而言，从战略高度研究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对于反驳“文化”、“历史终结论”的帝国文化霸权主义，提倡文明冲突论”、“文明融合”的文与“和谐世界”相匹配的“文化相通化理论和理念，具有重大意义。注释：①②③：《冲突与认同：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社会》，2008年第2期。转引自周晓红：《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4期。参见蔡拓：《关于全球普遍性的备忘录》，《全球传媒》1997年，第12页。参见汉那兹：《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变迁》，《现代传播》，2011年第2期。参见边巍等：《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宁春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④［法］埃里克?麦格雷著⑤（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66现代传播2012年第2期（总第1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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