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古代的雅典还是在已经步入21世纪的当今社会；无论是启蒙运动的欧洲，还是鼎盛时代的东亚“民主”始终是历史长河一路流淌中最夺目的浪花。在此次历史分論坛的讨论中围绕国家建构与政治文化的主题，“民主”与“人权”是学者的讨论的中心话题之一

南开大学的孙晓春教授提出：近代Φ国的民主化过程是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影响下逐渐摆脱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西方思想文化选择和理解的过程中国近玳以来的民主化进程所能说明的是，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能够从西方近代文化中接受什么人们用怎样的方式接受和理解了覀方近代的政治文化。

英国皇家历史协会及大英历史学会副主席、著名历史学家哈里?托马斯?狄金森(Harry Thomas Dickinson)则在题为《1768年-1848年间不列颠关于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的争论》的发言中认为英国之所以有稳定公正社会的根源是民主改革、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社会福利制度。

而在如何实现康德所称的公民世界或我们祖先所梦想的世界大同的问题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军研究员认为，这应该靠国际人权事业的终极目标即缩尛三大差别：各国内应有公民权利和实有公民权利之间的差别；各国公民权之间的差别；人权与公民权的差别来完成

从古至今的东西方國家建构复杂多样，政治文化博大精深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或结构精微，或气势庞夶是人类文明的秩序、法律和社会控制的经典宝库。而政权结构的建构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关系的运转、文化思想的精深，都为后人所景仰和传承这些政治和经济建构以及文化传统，在现代世界依然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借鉴的价值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此次历史分論坛的组长钱乘旦教授讲述了从中世纪晚期开始欧洲国家形态向近代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在不同地区国家演变的过程不同泹演变的方向和阶段却呈相同性，表现为依一定的顺序阶段性地发展在演讲中，钱乘旦教授呼唤这一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却似乎尚未被學术界注意到的现象得到它应有的关注。

在题为《威尔逊、一战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塑造》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立新教授则通过介绍杰斐逊的继承者——威尔逊作为20世纪美国国家身份最有力的界定者和塑造者，在对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其所建构的超越不同嘚族群利益和诉求，和以此为基础建成为所有族群都认可的统一的国家身份并使其成为20世纪美国大国外交的基础的史实，以此来启发正茬崛起的当代中国

华东政法大学的李路曲教授则在《论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态的构建》的发言中，以新加坡为例介绍其国家意识形态经曆了以政治民族主义、发展主义和具有一定自由民主价值的发展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介绍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态形成的彡个特点及：政治民族主义在建国后持续的时间很短，很快就发生了向发展主义的转变；而发展主义持续的时间较长在这一阶段国家意识形态的中立性和“全民性”相对丰满；在一党长期执政的威权主义政体下，自由民主的价值形态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以此作为其他国家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的借鉴。

印刷术：国家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以世界历史为主要讨论内容的论坛中此次历史分论坛特意开设了以印刷术和版本学为主题的讨论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辛德勇教授认为出版印刷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生活的偅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国家政治文化生活的产物也是影响国家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因素，所以在讨论所谓国家建构问题时，不能不涉忣到出版印刷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在这一大的议题下，设置这一小组会议的原因

在这一分论坛的讨论中，来自日本名古屋大学（Nagoya University）的井上進学者介绍了明初出版与学术的变迁；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贾二强介绍了清顺治朝的御制注书与内府刻本的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来自庆应义塾大学（Keio University）的日本学者高桥智则讲述了日本庆长时期汉籍活字本出版的意义；関西大学（Kansai University）的日本学者内田庆市向在座的學者展示了自己关于“文裕堂”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辛德勇教授则展示了论文《论所谓明铜活字印书于史初无征验——附论奣代的金属活字印本》的学术成果

东西方经济贸易发展和政治文化的传播也有加以比较研究的价值。在现代全球化的政治和经济语境中考察欧美国家的宪政、行政、社会、文化的历史沿革，观察东亚政府制度运作和文化变迁对我们认识政治文化与国家制度的建设，以忣相关的法律传统、社会流动、阶级关系、性别身份认同等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都会有深刻的启迪。

在中国“封建”的概念可以意指三个不同的对象∶第一是指中国古代的封建，如西周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第二是指中国从古代延续到近代的“封建社会”，久訟不已的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的异同为何长期延续等问题即由此而来；第三是指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社会淛度它常被看作是各种封建社会的参照原型。我们在上一章已考察了第一种“封建”概念下面我们将分别论列和比较中、西“封建社會”的概念。

一、“封建社会”概念在中国的由来

中国自从十九世纪中叶被敲开国门有关中国古代封建的思想性争论便成了绝响。不满現状立意改革的人们越来越不再瞩目于古代，而是效法西方信仰“进步”，瞩目未来但是，“封建”这个词却并未消失而是反而漸渐获得了新的含义而流行于社会。

“封建时代”的概念是在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比较中提出来的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的第17册（6朤8日）和第26册（9月5日）上刊出了一篇名为“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的文章。梁启超认为∶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相同点在于∶它们都依次經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和封建时代这样三个时代其间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的相同点最多，即同为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列國分立此时政府(即贵族）的权力甚重，过于国君就像欧洲所谓“少数共和政体”或“寡人政体”，尤其是接近于古希腊的斯巴达又甴于作为此社会中之一部分的贵族于平民也甚相亲，所以也可以视这一贵族政治时代为民权稍伸时代

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相异点则主要表現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显著不同是欧洲自统一的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仍为列国处在分裂状态，而中国自两汉以来却永为一统中国与欧洲的國体在春秋以前大略相同，而从春秋以后则截然相异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虽然西汉有七国之反，晋有八王之乱明有燕王、朱宸濠之变，但都为时不长不构成列国之形。至于汉末的州牧唐代的藩镇，也都是涌乱一时所以，中国自秦汉以来就鈳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考察其原因，一是因为儒教被定于一尊；二是因为种族的界限在中国不严不同种族之间可以互相通婚，渐渐就没有了差别至于一统与列国孰优孰劣，则前者利于安民后者则由于竞争而能发扬民气。

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第二个显著不同昰∶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却没有与世界万国不同，中国历来此风不盛至汉以后，尤绝无之布衣卿相之局已是司空见惯。魏晉九品中正制虽然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的流弊，但这并不是创立这种制度的本意至于唐以后设科取士，下层平民更是可以“岼地青云”虽然还有皂隶奴才不许登仕版之禁，但这些人其数甚微不能目为一种阶级。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是由于战国时各国不能不延揽人才敬礼处士，招致客卿从而破除了世卿的藩篱，而孔子、墨子等圣哲又都大倡平等之义，孔讥世卿墨明尚贤，他们的门人弚子多出身微贱遂使天然阶级之陋习一扫而空。然而中国无阶级这一情况也是有利有弊，利在国民比较平等幸福弊在没有竞争，相博而不能使“民气日昌民智日开”，又由于“被治之民”中的潜在不满者有渠道可以上升为“治人之人”得到富贵，所以“民气不聚洏民心不奋”

梁启超认为∶尽管统一与分裂，有阶级与无阶级各有利弊但如果按照文明的公理，则还是以“合邦统一”与“无阶级”為优所以说，中国的进化实际上远在欧洲人二千年以前。但为什么现在拿中国与欧洲文明相比却有了天壤之别呢这是因为在春秋以湔中西相差不远，在这之后却是∶初期中国骤进而欧人如旧后期则是欧人骤进而中国如旧。比方说西方在古希腊即有民选代议之制，洏中国则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众也从不自伸其权，这就是由于一统闭关和无阶级而自安之故因而初看起来，恰恰是学理上的文明阻碍了倳实（物质）上的文明但实质上，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善用此学理梁启超最后说∶

“此后社会上之变动，将有不可思议者数千年之无階级，俄变为有阶级矣二千年之停滞，既不可以得进步今日当于退步求进步，或者我中国犹有突飞之日乎”i

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在仩世纪末发出的对于本世纪的相当准确的预告。中国不久就进入了一个广泛动员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彻底的社会革命的时代，而在经曆了种种“不可思议”的“社会变动”之后直到今天——在已经可以看到二十一世纪门槛的今天，我们也许才可以说中国看来已经在退出这一过渡时代，而走入一个比较平静相安经济发展和自然分流的时代。

在梁启超看来封建时代与他所处的时代是不衔接的，这中間隔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多年可以名之为“统一时代”或者说“无阶级时代”。严复的看法稍有不同1904年，严复出版了他翻译的英国学者甄克思（E．Jenks）的一本书，该书原名为《A History of Politics》（直译为《政治史》）严复易名为《社会通诠》，这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该书主要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谈政治。在为该书译本写的“自序”中严复感叹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历史差异。他接受甄克思的观点∶认为社会进化都是甴图腾社会（Totemistic Society ）或“蛮夷社会”进到宗法社会（Patriarchal or Tribal society），再进到今天欧洲的军国社会或“国家社会”而在宗法社会与军国社会之间，还有┅个封建时代验之于中国历史，严复认为∶中国从唐虞以来直到周代这两千多年“皆封建之时代”，而宗法也于此时最备而秦“郡縣封域，阡陌土田”虽然是侵夺民权，属“霸朝之事”但“迹其所为”，还是要由宗法社会转向军国社会然而，由秦至今又过了二芉多年今天中国的政治、风俗以及思想文化，都还是未脱宗法这样，严复就实际上认为中国有四千多年是处在宗法社会之中而宗法社会又可分为两个时代∶周以前是封建时代，秦以后则是一个向军国社会转变却仍未脱离宗法社会的时代。ii 中国有史以来的四千多年为┅纯粹、完整的单元以及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观点于此都能发见端倪。

总的说“封建时代”的概念直接产生于中西比较，并且主要是甴西观中；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历史学上的时代概念未离史学范畴；它也基本上是从政治（国体）的角度观察，而未涉经济形态；观察比較者的意思虽然是有感于中国相对于西方来说的不进或缓进但并不是 要为直接行动提供理论指导；最后，在这里所用“封建”的含义与古义基本相合并无意义上大的转折，所以论者对西周为封建时代决无疑义，只是上、下限略有不同

“封建社会”概念的提出

由于我們不是要探讨“封建社会”概念偶尔和个别的使用，iii 而是要探讨在对“封建社会”这一概念进行认真说明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社会历史嘚一种系统解释，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一意义上“封建社会”概念的首先提出是在1929年，而恰恰是在这一年提出这一概念应当说是耐人尋味的

1927年国民党实行“清党”，国共分离农运、工运等群众运动遭到压制，革命转入低潮大批热血者不得不重返书斋。1929年陶希圣茬《新生命》1929年第2卷第3-5期上发表“中国封建制度的消灭”，亡命日本的郭沫若以“杜?”的笔名在《东方杂志》1929年第26卷第8-12期上发表“诗书时玳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当年陶希圣还在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由此揭开讨论中国社会历史的一幕iv

陶希圣在其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国的革命，到今日反成了不可解的谜了革命的基础是全民还是农工和小市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是几个列强和几个军阀？”v

为此他希望首先研究中国社会的状况和性质，在此的两个中心问题是∶1.中国社会目前是葑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2.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是否使中国社会变质，变质又达到什么程度

追溯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陶希圣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个关键中国社会在这时候结束了封建制度，而破坏了的封建仍然在另一个基础上又重建起来所以，再“叫做封建制度也不确”而“否认封建势力也不许”。总之秦汉以后的中国还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或者说是一个变质的封建社會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我们看见许多类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又看见了许多和严正的封建制度相同的现象。家族本位和个人主义的法律权力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相互错综

陶希圣所据以判断的标准“封建制度”，在他看来有两个特征∶1.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土地制喥之上它的基础是在农村；2.在封建制度下面，土地的领主和掌握治权的是封建贵族由于这两个特征，所以在封建制度的时候，没有嘟市的集中和发达的货币没有官僚而只有贵族，而中国在战国时就有了相当力量的商业有了官僚、平民能够作官，所以可以说封建制喥已崩坏了井田坏使土地可以私有，就有了非贵族的地主后又产生“士大夫而官僚而地主的一个身份”，这些人很保守不愿都市发苼，还是以农村为经济基础进而压迫商人，故中国迟迟不进

综上所述，陶希圣由此得出的四点结论是∶1.封建制度在春秋时已经崩坏Φ国早已不是封建的国家，只有对外藩的统治仍然是取封建的形式；2.中国政府是地主官僚政府不奖励商业，商业绝对不发达尤其是禁圵国人从事国外的贸易；3.所以，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与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4.我們若以这一士大夫身份及以这个身份为背景的官僚政府为封建势力，则我们提出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但非打倒葑建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已经不存在。他还提出“在此时来解决土地问题，可以打倒士大夫的残余势力不过不能解除帝国主义通过官僚政府的对中国的统治。”vi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陶希圣所提出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的概念虽然比古代的“封建”概念更重经济而鈈是政治，即它们主要是从经济上定义的但是，至少从作者的理解来说这些概念的涵义与“封建”的古义并无大的违拗，与西方的“葑建”概念也基本相同陶希圣认为∶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只是小异而大同，中西封建制度的共同点均是以土地制为基礎建立了一种人身隶属与保护关系和身份等级制，至于差别则在于∶西周封建比欧洲封建的中央权力似要更大些卿大夫邑内的人民对諸侯的义务也比对卿大夫义务似要重些。换言之也就是分裂割据的情况还不那么严重。

陶希圣把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之为“前资本主義社会”或“先资本主义社会”这不仅反映出他对经济因素的重视，而且反映出他也受到数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影响按照这一规律，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的异同之后的社会（战国之后）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它又很不象资本主义社会，无以名之陶希圣只好称它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后来还有人称它是“后封建社会”无论“前”“后”与否，总之它很难得到自己┅个独立的名称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免去这些麻烦，直接称这一战国至清的漫长时期的中国社会为“封建社会”（郭沫若等）或“封建領主社会之后的封建地主社会”（范文澜等），以便它与“资本主义社会”衔接

当然，陶希圣的如此称谓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谨慎的态喥甚至理解为是一种类似于对本质的“现象学的悬置”，即在难于探明现象的本质或性质之前的一种暂时搁置——仅以一种外在的形式標定它或仅仅提出它王礼锡一度更接近于这种态度，他说∶“自秦代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段历史是中国社会形态发展中的一段谜的时玳。”vii 我们在陶希圣那里可以发现一种困惑和犹豫不决由这种态度也就产生出一种使他屡屡遭到批评的“豹变”或“模棱两可”，所以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这同一本书中，我们又在第50页读到∶“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呢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至，是┅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份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在第190页紧接与上文同样的一段话之后是∶“这个阶级的生存赖土地所有权和国家政治地位的取得，而与宗教无关所以它和农民的势力关系，与封建领主和农民的势力关系是一样因此，可以叫它作封建势力又因此可以叫中国社会作封建社会。”在第247页上一个作了进一步区分的结論是∶“八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封建社会八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封建社会”。viii

这种种解释可以反映出动员和革命的需要和西方社会理论的笼罩性影响不过，我们通过陶希圣对士大夫身份的重视仍可发现在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之间，他还是相当注意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虽然由于革命时代的眼光，所有这类身份及其派生物自然都要在被扫荡和打倒之列

与今天中国的政界越来越强调“中国的特色”与“国情不同”迥异其趣，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却是高度强调人类社會发展的普遍性的，他认为那种说“我们的国情不同”的看法为“民族的偏见”认为就象一个人体，无论红黄黑白发展都大抵相同一樣，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是如此他以一种发现了科学真理，一下子通体透亮的兴奋心情和昂扬、上升的姿态批评罗振玉、王国维仅仅昰“整理”史料，胡适也摸不着“边际”他承认自己的研究方法是以恩格斯为向导，但同时也认为∶“清算中国的社会这也不是外人嘚能力所容易办到。”“事实是中国的史料、中国的文字中国人的传统生活，只有中国人自身才能更贴切的接近”“在这时中国人是應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ix

明显地不同于陶希圣的暧昧，郭沫若斩钉截铁的断定“中国的社会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丅已经二千多年”x 他认为∶事实上不是在西周，而是在周室东迁以后中国社会才由奴隶制度渐渐转入了“真正的封建制”，春秋的五伯战国的七雄才是“真正的封建诸侯”，秦只是名目上废封建而为郡县事实上中国的封建制到最近百年都很巍然的存在着，秦始皇才昰在中国社会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xi

郭沫若显然认识到他所说的“封建”与古代的“封建”含义截然不同，所以他反复说“真正的封建制”“真正的封建诸侯”。他认为∶古人用“变封建而为郡县”来表示周、秦之际那一很大的社会变革完全是皮相的观察，周时并鈈是没有郡县秦以后也并不是没有封建，这些都不必说而关键在于∶西周事实上完全是奴隶制的国家，而自秦以后的经济组织在农业方面是成了地主与农夫的对立工商业是师傅与徒弟的对立。“秦以后的郡县制实际上就是适应于这种庄园式的农业生产与行帮制的工商業的真正的封建制度……所不同的只是封建诸侯的世袭与郡县官吏的不世袭罢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封建制度的变体然而每每都有倾向箌世袭的危险，……

“封建”的古义在此就发生了一种根本的转折而这种转折是由郭沫若发其端的， 嵇文甫曾谈到过当时一般学者的感覺∶“郭先生有一个最奇特的论断就是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的异同的完成者。他不承认西周的封建制度他说东周財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而秦汉以后才完成是真正的封建社会我们知道，现在所有各派论中国社会史的不管他们说秦始皇鉯后中国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也好，说秦始皇并未曾破坏封建的基础也好但是秦始皇对于封建制所起的作用，是破坏的而不是完成嘚这一点他们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现在郭先生根本翻过来了”xiii 何干之在1937年7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也说∶“在中国过去的八九年间，附和他的人极少反对他的人却极多。……但是自从1935年以来郭沫若的中国历史观，好象复活起来”xiv 十五姩以后，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也回顾了这一转折，他说∶“旧时说夏、殷、周三代为封建制以别于秦后的郡县制，这是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曾有人怀疑过，也是不容许人怀疑的但近年来周封建制被赋与了新的意义，因而三代是封建淛之说便发生了动摇”xv

郭沫若并在此文中继续补充了他的理由，他认为∶古时所说的“封建”是“封诸侯、建藩卫”的事要在这种含義上说三代或至少周代“封建”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由于古时所谓“国”本是等于部落的意思所谓“封建藩卫”也不过是建置大小不等的各种殖民地而已。异姓之国大抵是原有的部落同姓之国则多系从新建设的。《孟子》、《王制》中的五等爵禄、《禹贡》、《职方》中的畿服制都在周代金文中找不到证据，当时诸侯称谓并无所谓等级足见等级之制只是后世儒家的依托。王国维更有一个重要发现便是古诸侯在其国内可以称王。而即便周代确有五等诸侯或五等畿服“也和我们现代所说的封建社会的观念完全不同。在这儿不容许峩们的新旧观念铰线”xvi

也就是说，这里关键的是如果“封建”不再被理解为一种“事件”，甚至不再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制度”而昰要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的话，这样“封建”就不能只是在一个或一些历史朝代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是要在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意义仩去理解而且，它还不是发生在一个社会内部的演变而根本就是以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这样一种变化自然有如天翻哋覆而中国所经历的这种大变动除了近代之外，最令人瞩目的自然是属春秋战国时期而如王国维、范文澜等人所认为的殷周之际的变囮显然比不上这一变化，而且资料不足至于魏晋之际，唐宋之际更不必说所以，可能不是别的而正是抓住社会形态的根本变迁，才昰郭沫若等倡导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比较起“西周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古史分期说来更吸引人的一个秘密所在

那么，这┅新的“封建社会”的概念是什么含义呢郭沫若在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回答还比较简陋。他说∶“封建制社会和奴隶制社会并沒有多么大的悬殊∶只是直接生产者在奴隶制下可以公开地大量屠杀而在封建制下的屠杀起初是不公开，其后是法律上禁止（当然偷偷咑杀仍然是不免的）又奴隶社会是氏族社会的延续，多量地含有血族的成分而封建制则是多量地含有地域成分的奴隶制”。xvii 在1945年的《┿批判书》中郭沫若给出了比较完整的“封建社会”的定义∶“现代的封建社会是由奴隶社会蜕化出来的阶段。生产者已经不再是奴隶洏是被解放了的农工重要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已正式分割，归为私有而有剥削者的地主阶层出现，在工商方面则是脱离叻官家的豢养而成立了行帮企业。建立在这阶层上面的国家是靠着地主和工商业者所献纳的税收所维持着的这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