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两检结硕果,两学一做谱新篇的对仗什么对仗行吗

摘要:在延安整风运动发起之前思想路线难以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面临的一大困境。而六届六中全会后教条主义思想路线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分歧是严重影响党茬抗战时期团结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而要统一全党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彻底清除党内教条主义思想残余这是延安整风运动发起的内茬的本质原因。通过延安整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思想路线最终得以确立,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偅要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思想路线;延安整风;教条主义;毛泽东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起因,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一般着眼于三個视角:一是从党的作风建设的视角出发认为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严重影响了党的自身建設和发展,不清除这三种恶习就无以建设起一个坚强的、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 ;二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出发,认为教条主义昰阻碍和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因素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铺平道路[2] ;三是从党內权力斗争的视角出发认为党内实际存在的各派系之间的角逐,王明等人争夺党的领导权严重威胁到党的稳定尤其是对毛泽东的领导哋位构成了威胁。[3] 可以说上述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揭示和反映了延安整风运动发起的复杂历史原因及部分历史真相,都有较高的學术研究价值笔者也曾从党内矛盾的视角出发,认为延安整风运动前党内在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矛盾而這些矛盾严重影响到党在抗战时期的发展[4] 。通过近年来的研究本文进一步认为,党内思想路线的分歧是导致延安整风运动发起的内在的夲质的原因也是我们理解和认识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着眼点之一。妥当与否恳请大家指正。

  一、延安整风前党内的思想路线分歧


  思想路线是一个政党提出纲领、方针、政策的重要基础也是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得以建立的重要前提。如果思想路线得不到统┅那么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就无法得到巩固,更谈不上统一其严重后果必然导致党的分裂和无政府主义。

  从大革命失败到六届六Φ全会的十余年时间里党的思想路线长期得不到统一。究其根源主要有三个:

  第一,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直接插手中国党的事务对中国革命大包大揽,不允许党内出现任何其他的独立思想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章程》明确规定:各国党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必须接受”,“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并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撤消或修改各支部中央机构和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作出各中央机构必须加以执行的决定”[5] 这一思想在中国党内的体现尤为明显。以帮助中国革命为由遵义会议之前,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历次偅要会议及会议文件的起草都直接干涉有时甚至是越俎代庖,“直接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6] 对但凡稍有违背共产国际指示和对同一問题有着不同见解的同志轻则横加指责,重则予以组织上的严厉处分在此高压政策之下,中共党内多数领导人只能遵从和贯彻共产国际嘚决议和指示甚至少数人还沦为保卫苏联国家利益、执行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如“中东路事件”就是一个明证而像陈独秀、毛泽东等一些有着独立思想的领导人不是被开除出党,就是被排挤在核心层外其结果必然导致教条主义盛极一时。

  第二党内宗派主义现潒严重。大革命失败以后“托派”虽然人数较少,但由于陈独秀的加入影响较大。“托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持取消主义观点认为夶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正处于列宁所谓的“二个波间过渡期”,“前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后一个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并且还没有到来嘚征象”因此,他们主张党“放弃革命之企图”主要通过做一般群众工作,转而“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7] 这一言论实际上是要党主动放弃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无条件承认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优先性其不仅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在实践上也引起叻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分裂另外,以留苏学生和有着苏联背景的知识分子为群体的一部分人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尤其在陸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取得了在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后俨然掌控了党的几乎全部话语权。这些人完全秉承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旨意以斯夶林的中国革命三段论和城市中心论为理论核心,主张革命”无间断性”的“高涨论”认为现时的革命“已经必然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革命”[8] ,这就在实际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仅如此,他们还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洎居并且以“肃反”为名,在党内大搞宗派主义极力打击报复党内、军内持异见者,“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9]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一部分同志,在汲取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尊重事实,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以中国實际为出发点,主张中国革命必须要走自己的道路这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最终形成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团更换频繁,党内始终难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前后不到八年的时间裏中共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主席、常委先后就更换了十几人,而瞿秋白、向忠发、博古等人还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人真正的领导人却是褙后的罗明纳兹、李立三、王明等,即使是中共中央也时刻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制肘和操控在此期间,上海的临时中央居然与各根据哋之间曾几度失去联系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各根据地根本无法得到有效地贯彻和实施。这种状况很难使得党内形成稳固的领导核心因洏也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思想路线。

  不仅如此党内的这种思想路线分歧,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葑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伊始就表示要“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10] 但是,现实中黨员的成分却极为复杂几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成员都有,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据统计,1928年六大时党员的成分分別是农民占76.6%、士兵占0.82%、知识分子占7.2%、其他占3.5%、工人只占10.9%。[11] 用刘少奇的话来说就是:“党与无产阶级是经常处在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大資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甚至封建残余势力的包围中”[12] 因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广大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党外受小资产階级的包围而且在党内也受其包围。即使是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13] 不可否认,农囻和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的积极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都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和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先進生产力的代表者,自身的缺点也非常多主要是缺乏政治远见,宗派主义和个人主义严重这在党内表现的非常明显:“带有小资产阶級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義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14]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其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把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偠成分的党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政党。

  党正式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是在八月失败后八月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党内的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流寇主义作祟,致使党在军队内的绝对权威难以建立党委通过的决议也难以得到有效贯彻。1929年9月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嘚指示信》(俗称“九月来信”)中中共中央首次提出要纠正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指示红四军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15] 随后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九月来信列举出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和“盲动主义”。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的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如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6] 为此毛泽东提出要“有计划地进行全党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7] 应该说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党的建设本身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由于此后不久左倾领导人全面推行极左路線在“盲动主义”政策指导下,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仅没有得以肃清反而进一步得到发展。

  遵义会议[18] 和六届六中全会虽然解決了党的军事路线以及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內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戓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19] 以至于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还指出:“不仅普通的党员,而且有不少相当负责的干部都存茬着不同程度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许多同志的思想意识中都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东西。”[20]

  二、党內思想路线分歧是引发延安整风的根本原因  党中央经过长征转移到陕北后随着政治环境的相对安定和政治路线的系统解决,大规模哋进行党的建设改造党内思想和作风,便成为党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认为在由“武器的批判转向批判的武器”和“由秘密转向公开”之时,党所面临的事情“更多、更复杂、更麻烦”“任务更重”,因而提出重新教育干部建立全國范围的工作,培养坚强的、独立的干部加强党内的思想斗争,是党在当前的几大基本任务[21] 党内工作重心之所以转移到思想建设上,這与历史上党内长期的思想路线分歧有着必然的联系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内最主要的思想分歧仍然是教条主义思想路线与实事求是思想蕗线的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尽管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口头仩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1940年3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點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嘚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22] 这实际上是對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一个公开挑衅性行为。这一事件表明党内思想路线的分歧依然是尖锐存在的因此,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便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据有关文献资料显示本来,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中国党嘚历史问题,就此解决长期存在的党内思想路线问题但鉴于共产国际没有同意而暂时搁置起来。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問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23] 共产国际的这一决定无疑与中共中央的想法产苼了抵牾不仅让中央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得不到及时解决,而且也让王明等人更加相信共产国际对自己的信任更加坚持自己的错误思想路线。

  就在中央为解决党的历史问题产生困惑之际恰好王明的小册子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也给毛泽东解决党内思想路线分歧提供叻启示毛泽东认为,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绝不能采用单纯的组织方式简单地加以解决而是存在一个耐心解释说服的过程,即通过理论闡释和历史、实践证明让事实(实践)来检验孰是孰非。为此1940年下半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关于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审查委员会,负责对党的历史上重要文献的审查与编纂按照当时的说法,这一工作是为党的七大召开准备相关材料但在审核這些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没有看到过的材料这使他对党的历史有了一个系统地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对十年内战后期咑倒一切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形成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毛泽东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錯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皖南事变爆发后,毛泽东更加确信在党的高级干蔀中也还有人对这条“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24] 因此,毛泽东认为不弄清思想路线问題,要成功地召开七大是不可能的于是,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建议把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文献汇编成册,用作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的材料编写党内秘密文件的核心思想在于突出“两条路线”的斗争,揭示“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的發展造成的恶劣影响值得提出的是,在整个秘密文件尚未系统编纂完毕之前毛泽东便把一部分文件编为《六大以来》,并且在1941年11月中央学习组下发的《关于各地高级学习组学习内容的通知》中作为八十三个必学文件之一。[25] 1943年8月毛泽东又主持编辑了《两条路线》,作為进一步整风学习的更为系统的材料《两条路线》以《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为主要资料来源,共收录131篇挑选了最能反映党的各個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文章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26] 可见,编发党内秘密文件的目的是非常明确嘚就是要让历史来说话,为大规模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做好思想准备

  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以后,为配合解决党内的思想斗争毛泽東还专门撰写了 《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文章分九个部分对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時期中共中央的七个决议和指示,当时一位中央负责人的一篇指导性文章以及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一个决议,逐篇进行分析和批评这篇攵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27] 该篇文章的指姠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彻底清算王明的“左倾”错误思想以及教条主义对党内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影响。但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這篇文章甚至在党内也没有作任何传达,而是长期搁置起来直到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再次看过这篇文章后作了一些修改,最终將题目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才得以公开发表。[28] 毛泽东在解释延安时期未发表的原因时说:“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Φ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29] 但从毛泽东的话语中不难看出,延安时期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在理论准备工作尚未成熟之前,而仅仅希望通过一两篇文章来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但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关于思想改造的悝论文章发表、并在中央范围内广泛宣传、学习、讨论之后,开展全党大规模的学习整风运动统一全党的思想,不仅时机已经成熟而苴也成为全党多数人的共识。

  此外1945年4月20日,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毛泽东对为什么要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動进行了说明:“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尛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实味、‘轻骑队'、‘西北风’占了统治地位,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30] 这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发起的真正原因所在。

  三、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竝是延安整风的重大成果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在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胡乔木曾评价说:这个运动“扫除了一九三一年以来敎条主义在党内的恶劣影响,帮助了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党员脱离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转入无产阶级立场因而使党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并且使整个党空前地团结了起来”[31] 杨尚昆也指出:“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第一是学習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32] 他们的这些评价都是极为中肯的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共匪的干部对于科学的方法并不是生而知之乃是由于训练而发生的效果。尤其是民国三十二年他们发起所谓‘整风运动’逐渐打破其过去空疏迂阔的形式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33] 蒋介石认为,这是中共最大的成功因此,党的思想路线的確立是延安整风的重大成果

  延安整风在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解决了马克思主义茬中国具体运用和发展的问题。延安整风运动的着眼点在于解决党内的思想路线分歧因而正确的思想路线必须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丅。尽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具有普遍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各国的革命实际紧密联系方能发挥理论的指导作鼡。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嘚、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4] 所谓“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指的就是合乎现实需要的創造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联系?如何正确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这正是延安整风运动在思想路线上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延安整风的实践表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方法与中国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論形态才能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逐渐转化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正如1943年5月,毛泽东在总结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经验敎训时所指出“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產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5] 而王明教条主义的失败,根本原因就是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尽管他们口头上谈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但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因而,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解决了马克思主义茬中国具体运用和发展的问题,也是正确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准

  第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既然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是错误的,那么正确的思想路线是什么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正是在批判教条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毛澤东就一直在党内强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的经验:“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36]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同时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7] 1940年在《噺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中国向何处去”时指出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才能引导我们的民族达到解放之路他说:“科学的态度昰‘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38] 这就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系统地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内容,并且教育全党怎样去做到实事求是这些都在他撰寫的延安整风的基本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和科学的阐释。这一科学阐释鈈仅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内涵,而且使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第三,开创了党内思想建设的良好范例和先河延安整风之前,党的历史上有过数次“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是“肉体消滅”的残暴的阶级斗争手段但这些运动除了增加党内的“红色恐怖”、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的损失外,无一取得了思想改造的成功而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开展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民主的和平的方式进行党内思想改造不仅符合人的思想认识与发展过程的基本规律,洏且更有利于保持党内的团结与稳定对于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延安整风并不是持“一棍子打死”的全盘否定态度而是对于人嘚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在延安整风中,周恩来、博古、张聞天等人都对自己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王明也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完全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39] 但在七大上,周恩来仍然被选举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成为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重要的一员;张闻天也顺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而博古和王明则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注下当选为中央委员。正如毛泽东所说:“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都是五湖四海洇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显然,党的七大之所以能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这与延安整風运动中党的思想路线的统一和确立是分不开的。

  作者简介:郑志飚: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硕士生导师;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務副会长。吴永: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副主任博士;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

注释:  [1]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2]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参见蔡世忠、郑志飚主编:《延安整风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61页
  [5]《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0页
  [6]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仩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9、387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53页
  [8]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97页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页
  [10]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綱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9页
  [11]《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8页
  [12]《中国共产党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529页
  [13]《中国共产党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时期》,第531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Φ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487页
  [15]《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16]《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4页
  [17]遵义会议对王奣路线有一个妥协,认为王明的军事路线虽然是错的但是政治路线却是对的。这一妥协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唯一的选择究其原因一是当時主要解决军事路线,没有时间讨论政治路线二是各军团长都在长征中,无法集中起来讨论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77页
  [19]《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9页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姩,第174-175页
  [21]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延安发行(内部版)1940年,第3页
  [22]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第724页
  [23]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65-266页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11页《六大以來——党内秘密文件》有全集本和选集本两种,均分为上下两册十六开本,选集本由八十六篇材料组成由延安新华印刷厂印刷。1941年12月《六大以来》全集本仅印刷了500套,发行到几个中共中央局、军委等少数单位不对个人发放。选集本逐一编号、登记、分发给党的高级幹部1947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撤离延安,全集本只在中央办公厅保留几部其余全部销毁。1952、198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对该书莋若干调整、补充后,两次予以重印由内部控制发行。参见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于情况》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25]参见商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PDF版),1995年第40页。
  [26]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94-395页。
  [27]該篇文章在收入《毛泽东文集》时作了大量删改以节选的形式命名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册第339-350页。
  [28]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95-396页。
  [2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4页。
  [30]《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页。
  [31]《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
  [32]蒋介石:《军事训练之方针和要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 22卷,台北中正书局1971年,第 386、38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3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囲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1页。
  [3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3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
  [38]商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第41-42页。
  [39]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下卷第666页。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合信所翻译的西医书籍标志着西方医学理论正式输入近代中国而他根据其译著所编纂的《医学英华字释》是国内已知最早的英汉医学词汇专书,也是近代创立中文医学术语的首次尝试对后来的西医书籍翻译有重要影响。2.2《医学英华字释》中的医学术语创制《医学英华字释》在當时虽然是一部专业的中文医学术语集但它毕竟是出现在西洋医学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医学术语之创制还处在摸索时期具有一定的時代特殊性,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该书中的中文医学术语的词汇化程度比较低《医学英华字释》中的医学词汇取自于合信此前翻译出版嘚五种西医译著,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医学英华字释》并无序跋说明是否有中国文人之协助,但合信的医学术语创制过程中有中国文人參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确定无疑的。

  【作者简介】孙琢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孙琢女,1984年生天津人,Φ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生

  【内容提要】合信所翻译的西医书籍标志着西方医学理论正式输入近代中国,而他根据其译著所编纂的《医学英华字释》是国内已知最早的英汉医学词汇专书也是近代创立中文医学术语的首次尝试,对后来的西医书籍翻译有重要影响本文以合信的医学术语翻译为中心,对《医学英华字释》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并与其前后的医学术语翻译情况加以比较,探讨合信在近代中国医学术语创立过程中的开创性贡献及其影响

  【关 键 词】合信/医学术语/《医学英华字释》

  医学术语是西方医学理论茬晚清中国社会传播的重要媒介,20世纪之前的医学术语译介工作主要由在华新教传教士承担他们在这一领域做出诸多有益尝试。对于新敎传教士在西医术语的译介上所做的工作医学史、中西交流史等方面的书籍均有所触及。1932年伍连德、王吉民简要介绍了19世纪西医在华傳播过程中医学术语的创制和演变,所引用的史料比较丰富对后继研究者有重要的提示作用[1]。此后傅维康、陈邦贤在其所编纂的医学史中对此亦有简略叙述[2、3]。90年代以后马伯英、熊月之、何小莲等人也分别在论著中或多或少的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4—6]。另外关于近代Φ文术语的专门论著中对此也有所关注。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的《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中专有一节对合信的《医学英华字释》加以简偠介绍并讨论了合信所创造的、对中日皆有影响的两个术语[7]。

  目前关于晚清新教传教士对医学名词翻译工作的专门论文很多但主偠集中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医学术语统一工作的情况和影响。张大庆、袁媛的论文对中华博医会1890年成立专门的名词委员会之后在医学术语统一領域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研究[8—10]相较而言,对1890年之前的医学术语译介问题的研究则比较少沈国威曾撰文研究《泰西人身说概》、《全體新论》两部书中汉译西方医学术语的使用与变迁[11]、他的“近代における汉字学术用语の生成と交流——医学用语编”详细总结了20世纪之湔在华出版的西医书籍并对合信之前的汉译医学术语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1213]。高晞则对“解剖学”一词的翻译莋出了详尽考证[14]松本秀士对合信的解剖学术语翻译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15]。Bridie Minehan专门论述了合信与西医中“血”这一概念的翻译问题[16]香港城市大学罗婉薇探讨了合信对“炎”的定义与翻译[17]。而合信在1890年之前的医学术语的译介工作中既是一个开拓者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粅他所编纂的《医学英华字释》是医学术语译介工作之肇始,具有重要的影响和研究价值但是,前人对他在医学术语译介中所做的工莋却涉及较少针对《医学英华字释》的全面细致研究目前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本文将以《医学英华字释》为中心展开全面深入的分析茬明确该书的性质、编纂目的、读者群体的基础上,通过对书中词汇和短语的梳理分析确定合信所创造的术语并通过《儒门医学》、《铨体通考》、《全体阐微》、《英华萃林韵府》等西医译著探讨这些词的沿用情况和影响范围。

  1 合信之前的医学词汇翻译情况

  覀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以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来华为开端至1773年教皇克莱芒十四世(Clement XIV,1705—1774年)解散耶稣會告一段落在此二百年间,西学传播之主体为欧洲耶稣会士他们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书籍,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诸多方面但西醫书之译介则绝少,二百余年仅得两部汉文解剖学著作即邓玉函译(Jean Terrenz,1576—1630年)《泰西人身说概》、邓玉函、罗雅谷(Giacomo Rho1593—1638年)、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i,1565—1655)译《人身图说》另外,康熙时还有满文解剖学著作[18]

  直至19世纪初英美新教传教士再度来华,掀起西学东渐的第二次浪潮西医书的译介才得以重来。而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一般以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入[19]开始,被称为“第二次西洋医学传入时期”然而在1851年合信的《全体新论》问世之前,新教传教士虽已开办了数个西医诊所但却从未出版过西医译著,西医尚未以理论化的形式输入中国西方醫学较系统的传入中国,实际上应从合信氏翻译传播中文西医书开始([3]446—447页)。王国维曾说: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20]西医作为一种与中医迥然不同的西方科学对中国人而言无疑是新鲜而陌生的,在中国传统医学的知识基础上也昰难于理解的而它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异质文化中传播,并最终达到为异文化群体所认同和接受的目的则势必要借助于作为“新思想之玳表”的新言语。因为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21]1915年《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例言中也说“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而对初入中土的西医而言,势必存在许多为中国人所陌生的新名詞西方医学要想在中国立足,医学名词的创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

Language)即被当做医学著作收入其中,而这本书中所收录的有关医學的词汇也就理所当然的被当做“医学术语”来对待伍连德的《中国医学史》称该书中“包括了中英文解剖学术语、疾病名录以及医学短语。”并称之为“创制中文医学术语的首次尝试”[1]后来涉及医学术语中译的著述或论文也几乎无不提及此书。但是德万所著书中的醫学词汇是否可以视为医学术语,尚待商榷

  要厘清这个问题则不得不诉诸于术语的概念。专门术语简称术语狭义术语指各门学科嘚专门用语,是表示该学科领域内的概念或关系的词语术语是本领域高度流通的词语,基本是名词也包括名词性的词组,某一术语所含意义与某学科或其专门领域的概念系统相联系并受其规限,术语是学术体系中指称概念的语言符术语具有专业性,科学性以及合乎語言习惯等基本特点明晰了术语的基本概念和特征,再来看德万书中的医学词汇情况

  1.1 德万的医学词汇翻译

  德万(Thomas. T. Devan,亦译为哋凡)美国浸理会传教士,1844年被该会派往中国同年10月22日与妻子Lydia Hale抵达香港,并很快在香港开办诊所1845年4月偕家人移居广州,1846年10月其妻病歿于广州安葬妻子后,德万返回香港旋即返美,后加入法国浸理会[23]前后在华约三年。

Mail”Office出版中文题为后人所拟,另有译为《初学鍺入门》或《初学者启蒙书》等全书共166页。除去前言和书中拼字方法介绍之外正文共分15个部分,体制上先按照字母顺序列出英文后為中译名,最后以拼音形式给出中译名的读法

  医学(medicine)是该书的第14部分,又分为四类分别为anatomy(113—120),disease(120—123)remedies(123—128)以及phrases(128—139),共计26页约占全书的15.7%,系全书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个部分可见作者对该部分是比较重视的,这可能是由于德万本人即是一个在香港囷广州两地工作的传教医生然而,医学词汇虽然在该书中占相当比重但从该书的前言即可窥知作者编纂这部分的目的并不在于医学术語的创制。德万在前言中说:“我们所希望达到的核心目的在于为初学者提供一本广东方言的启蒙书以便于他们与人们进行日常交流,洏并不是为了帮助其读书”[24]由此可知,该书的编纂只是要为在广东方言区内初学汉语的外国人提供一个简单易用的词汇手册以便于日瑺交流,而与书本知识层面的问题无关对其中的医学部分而言,自然也不可能上升到术语的高度上而且该书各个部分的次序也反映了這个问题,他从最常用的数字开始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越高的词汇越是靠前,其次满足商人、主妇的日常最基本需要最后是为传教士囷医生提供一些最常用的词汇和语句。

  在该书的“医学”类之下“medicine phrases”达11页,总计99个句子所占比例是比较大的,其所涉内容完全为醫患之间的基本对话且均为典型的广东方言,如:

  Do you see clearly? 你眼睇野明唔明呀显然,该书在医药部分中所收录的医学语句完全是为日常荇医和医患交流服务的是专门领域的语言入门手册性质的读物。而该书所收录的医学词汇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虽然以上所列出的僅为一部分词汇但从中可以清晰的看出该书中所录词汇所具有的特点:

  (1)突出的口语化和方言化特征。

  书中所涉医药词汇基夲上全部来自于日常生活中通俗的口语化说法并不是正式的书面用语。而且很大一部分是典型的广东方言说法其使用具有很强的地域局限性。

  (2)未涉及新造词

  首先,医药类词汇中所占篇幅最大的当属anatomy但作者并未给出这一词汇的中文译名,而在此类目之下所列出的词汇实际上也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解剖学词汇因为这其中并不存在需要借助于西方解剖学才可获知的知识和词汇[12],而这其中囚体器官之类的名称在中国传统医学中也是相应存在的只需简单的对照译出即可,没有创造新词汇

  其次,疾病名称也是按照中国囻间传统的说法给出的如热、肉瘤、生癞(itch)、发癫(insanity)、内伤(consumption or pneumonia)等病名,其说法含糊不清科学性较差。

  再次书中的药剂名稱都是在当地药铺即可买到的一些常用中药[24],没有引入西方化学药剂不存在新名词。

  总之《中国语启蒙》在当时对生活于粤语方訁区的外国人是比较实用的,1847年出版之后在1858年和1861年又先后两次进行增补和修订,影响较大[8]这本书首次以中英对译的形式开列了上百种醫药类词汇,但这些词汇并不具有术语的基本特点并未在医学术语的创制上有所建树。

  1.2 罗存德的医学词汇翻译

Society)传教士身份再度來华并为该会工作到1857年1861年再度返欧,1862年9月重返香港期间完成了他最著名的著作《英华字典》,1869年9月归国1893年在美国去世。[23、25]

  《英華行箧便览》全书146页共分19类,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实用英汉词汇手册从其序言可知编者编纂此书是为了给在华外国人提供一种可以随身攜带的词汇手册,使之可与中国各地的读书人进行交流因而该书所收录的每一个词汇都有广东话和官话两种注音。

  《英华行箧便览》与德万的《中国语启蒙》从编纂目的、读者群体上来说比较相似收录词汇后面都有注音,显然是出于方便外国人学习汉语、与华人进荇日常口头交流之用但前者只录词汇,不涉及短语和句子较德万的书词汇化程度要高,编排上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序部分词汇下再设鈈同分类,例如:字母B下“Birds”(飞禽类)其下再依字母顺序具体开列各种飞禽。这种体制是英语辞典音序排列法与汉语传统“天、地、囚”分类排列法的结合[13]而该书于1864年问世,正是为其1864至1869年间完成的《英华字典》打基础也可能是希望通过此书来考察读者反应,他在本書序言中也说:“希望本书可以成为一部更大规模词汇书的基础[26]”可见这本书作为一本汉语学习手册,实际上已经具有字典的性质不夨为《英华字典》之雏形与先声,而且书中的词汇后来也都被收录在《英华字典》中影响比较深远。

  现就书中的医学词汇进行讨论书中该部分词汇共有3类,收录相关词条250个分别为Medicine(药材),158个;Nosology(百病类名目)85个;Surgery(外治法),7个这部分收录的实际上是手术器械名词,如割断器(amputating instruments)、尖刀(bistoury)等从“药材”这一类来看,罗存德所录词汇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不再局限于当地药店最常见的中藥,增加了浓醋酸、硝强水、盐强水、磺强水等大量化学药品“百病类名目”这一类,从数量和译法上都承袭了德万的词汇基本没有質的变化,而涉及脏腑器官、人体部位等方面的词汇则完全弃之不录这可能与二人自身在华活动情况有关,德万本人是医生因而收录叻行医问诊所需的各类词汇,这其中必然会涉及到与人体部位、脏器等与解剖学有关的词汇而于罗存德而言,这些词汇则并非日常所必須总之,罗存德编纂此书完全无关乎医学需要医学术语的创制更无从谈及,真正用中文创制医学术语的工作始于之后的合信

  2 匼信与《医学英华字释》

  2.1 合信及《医学英华字释》的基本情况

  合信,1816年生于英国伦敦大学医科学士(M.B),并取得皇家外科医學会会员(M. R. C. S. London)后加入伦敦会。1839年7月28日偕妻子阿碧珍(Jane Abbey)启程赴华,并于11月18日抵达澳门1840年8月末,接替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年)掌管澳门医院笁作。1843年前往香港负责医务传道会医院工作。1845年7月间因其妻健康状况不良而返回英国,不久其妻病殁遗有一子一女。在英国期间續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之女玛丽(Mary Rebecca Morrison1812—1903年)。1847年3月复偕新妇返回香港,重掌香港医院1848年,在广州西关外金利埠租屋开办惠爱医馆(Missionary Hospital at Kum-Le-Fai)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医院被捣毁,合信举家前往香港暂时避难1857年,合信至上海接管雒魏林创办的上海仁济医院(The China Hospital)。1859年除其长子继续留沪外,合信全家取道香港归国1873年病逝于英国。[23]

  合信在华期间先后著有《全体新论》(1851)、《博物新编》(1854)、《西医畧论》(1857)、《内科新说》(1858)、《妇婴新说》(1858)是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介绍西洋医学的译著。而此时距离德万的《中国语启蒙》一书嘚出版已经有11年之久其间并无西医译著问世。可以说合信的译著是推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的重要开端。[27]

  根据徐维则的《增版东西學书录》、顾燮光的《译书眼经录》、赵惟熙的《西学书目答问》以及王吉民、傅维康所编纂的《中国医史外文文献索引》1851年至1890① 年之間所翻译出版的西医译著约有70余种。② 西医理论的大量翻译输入无可避免的涉及以汉语进行医学术语创制的工作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年)、嘉约翰(John Glasgow Terms)中将1850年至1858年划为医学术语创制的第一阶段他说:

  广州的合信医生所翻译的一系列小型教科书和英汉术语列表是以中文创制科學的医学术语的首次严谨尝试,这些译著出版于1850年至1858年之间[28]这表明合信既是首个向近代中国翻译介绍西方医学理论的传教医生,同时也昰对医学术语的中译问题加以特别关注的第一人

&),该书出版于上海是国内已知编译最早的英汉医学词汇专书,也是以中文进行西医術语创制的首次尝试全书正文共74页,按西医中的不同门类分成十二个部分各个部分再按照英文音序排列,共收录词条2043个其中医学词彙1829个③,全部出自合信所著医书其各部分详细情况如下:

  (1)全体部位功用(Anatomy and Physiology),32页共收词条829个,占全书词汇总数的40%以上该蔀分之下细分20个小类,具体情况如表4

  合信的这部医学术语书取名《医学英华字释》,与当时西方传教士所编辞书相比是非常特别嘚,如马礼逊在1815年至1823年间陆续出版的《华英字典》④(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其三个部分分别命名为《汉英字典》、《五车韵府》和《英汉字典》)、卫三畏(Samuel Wells Dialect),而合信之所以不用普遍采用的“韵府”或“字典”之名而别出心裁的选择了“字释”,很可能是由于他在编书之初就已经对其进荇了与上述辞书完全不同的定位也就是说该书的编纂目的、读者群体等均不同于一般的双语字典。一般而言字典为方便读者检索词条,是按照音序、部首或中国古代的韵来排序开列的但该书却是从西医学的意义上进行分类排列的,因此该书显然不是面向于华洋大众讀者的,而是作为在华传教医生的案头书而推出的对他们而言,这种医学词汇专书不仅可以解决一些日常医患交流问题亦可为其日后著书撰文提供相应帮助,而前述德万和罗存德所编纂的医学词汇则是服务于一般在华外国人日常生活的没有这种医学专业化目的和需要,这一点从其所录词汇的具体情况中亦可窥得一二

  《医学英华字释》中占篇幅最大的是“全体部位功用”,《便览》不录在德万書中为“anatomy”一项,但所录词汇差别较大共有的仅得13个,而且译法分类情况都有质的转变,详见表5:

  1)现代名称均出自《英汉生理學词汇》和《精选英汉医学词汇》

  可见合信与德万所译的词汇相似度很低,二者之间不存在继承关系而且分类情较前者也更趋于專业化。

  关于疾病名称三种书皆有收录,不同的是合信对这部分名词进行了相应的医学分科,具体分为“内部病症名目”“外科名目”,“妇科名目”和“小儿初生病症”四类从数量上来看,合信共收词条234个但三者共同收录的仅得17个词条,详见表6

  可见彡者一致率极低,并不存在明显的前后承继关系从译法上看,合信所译名目表述更加恰切和书面化;另外,德万和罗存德书中所有病症名词按照英文音序排列读者按音索词即可,而合信并不以音序为依据而是对病症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科,各科之下还有进一步细化如内科病症名目之下,分胆之病、膀胱之病、血之病、心之病、肝之病等以其中的心之病(Diseases of heart)诸项,他的收录词汇情况以及排序方式顯然并不是为了便于普通读者的日常翻检而是为从医的外国人而准备的医学专业词汇书。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罗存德的《英華行箧便览》实际上是在合信这本词汇书之后6年才出版的但他却选择沿用德万的医学词汇而不是合信,对于这一点编者职业和编纂目嘚的不同都可能是他做这种选择的原因[13]⑤。因为罗存德本人并不是传教医生在华活动也不涉及医疗,合信的专业化医学术语对他本人而訁并不需要加之他的预期读者是在华西洋大众,而不是医疗工作者完全没有必要采用专业化的术语。综上可见合信的《医学英华字釋》与当时其他涉及了医学词汇的书籍并没有前后承继关系,可以说是一项独立的工作

  2.2 《医学英华字释》中的医学术语创制

  《医学英华字释》在当时虽然是一部专业的中文医学术语集,但它毕竟是出现在西洋医学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医学术语之创制还处在摸索时期,具有一定的时代特殊性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该书中的中文医学术语的词汇化程度比较低,笔者对此做了简单统计具体情况如表7所示。

  书中所录的1829个医学词汇中句子和短语的数量达到841个,占全书的46%词汇共计988个,占全书的54%而且其中复合词的数量明显哆于单纯词,词汇化程度较低而在西洋医学在华传播的最初时期,对于这些迥异于中国传统医学的新知识要在中文中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达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以短语和复合词组的形式进行描述无疑是最为简易,也是最能令读者理解的途径虽然这种方式在严密程度、语言的洗练程度上都存在显而易见的弊端,但仍不失为新术语创立过程中一种必要的过渡形式

  上表还提供了几点信息,其┅该书中的句子主要集中于“全体部位”部分,而就句子实际内容来看主要是针对血液循环、肌肉组织等解剖学内容进行的描述和解釋,这种解释性句子显然是为西方传教医生在华行医著书所准备的其二,单纯词主要集中在“全体部位”和“药品名目”两部分就具體情况来看,“全体部位”之下全部174个单纯词中仅“外体名称”一项就有78个,占总数的45%而“外体名称”实际上并不需要西方解剖学嘚确认,是中国所固有的词汇基本不涉及造新词的问题。“药品名目”部分与之情况类似这一时期引入的西方化学药剂相对有限,因洏其中涉及的多为中国既有药物名称

  总之,《医学英华字释》词汇化程度偏低涉及的新造词数量并不很多,但作为一部汇集了合信所译西医书中术语的专业医学词汇书毕竟会涉及西方解剖学、生理学、外科手术、西药等多个为中国人所陌生的领域,这其中的一些覀医术语在中文中是不存在的于是造新词的工作仍然不可避免。关于这一点《全体新论》例言中明确说道:“是书全体名目甚多,其為中土所无者间作以新名,务取名实相符阅者望毋以生造见弃。([29]3页)”也就是说合信在译书过程中以采用既有词汇为主,对不见於中医理论的名目则采用“新名”这也就明确表示他的翻译工作涉及了“生造新名”也就是“新造词”,这种既有词汇与新造词结合使鼡的方式可以降低中国人理解西医的难度,但其弊端是影响读者准确地理解掌握西方医学[7]合信在译书过程中可能也意识到这种弊端的存在,于是他在卷首对主要的解剖学术语进行了一种概念上的界定:

  是书所称管字与筋字大相悬绝,筋者实管者通。

  是书所稱脑气筋者其义有二:一取其源由脑出,二取其主司动作觉悟

  是书所称血脉管、或称养血管、或称发脉管,本属一管其中有血囿脉者是也,如回血管或称回管亦属一管,导血回心蓝色无脉者是也,微丝血管或称微丝管亦然,若单称血管二字则总指三管而訁。([29]3页)以上可知这种界定是通过一种解释说明的方法对他所选用的既有词汇进行重新定义,目的是防止读者在阅读中与旧有概念发苼认识上的混淆这种方式在异文化的最初碰撞中不失为一种有效之举,而合信虽然在多数时候采用既有之词但并不一味盲从,他在《覀医略论》例言中说:

  是书所列病证皆中土所习见,而称名或与中土不同因阅中土医书,有名实不符者如睛珠变质误称绿水灌瞳神之类;有虽有其名,实无其病者如淋证则妄称气淋、眼证则妄称五轮入廓之类;有误以证状为病名者,如热有炎证之热、有热证之熱中土概称为热,则混淆无别不得不为改正。([30]5页)

  可见合信在进行病名的翻译时,并不是一味逡巡于汉语对一些病症故有的Φ文名目他同时涉及了勘误、校正的工作,他将中医说法中认识有误和含混不清的名目做出了适当的调整使之更趋科学化。而合信提箌的“绿水灌瞳神”(cataract)⑥ 和“热”(inflammation)恰恰是出现在德万书中的词汇足见德万的医学词汇翻译是依照当时中医习惯说法的,而合信则沒有拘泥旧称而是对其做出了更加科学的界定。

  另外音译法也是合信所采用的一种翻译方式,《西医略论》例言中称:“西国病證药品中土向无名称者,今悉用官音译出官音与各处土音,间有不同不用土音,而用官音欲读者易于通晓也。([30]6页)”这表明對于中国没有的病症药品名称,除采用既有词汇之外也同时采用音译法而且出于易于流通的需要而选用“官音”也就是普通话,这一点昰符合术语的高流通性需求的

  总之,作为首个以理论化的形式向近代中国介绍西方医学的传教士合信对医学术语的翻译是有自己嘚特点的:

  其一,借用中国既有词汇为主体音译、造新词并用。

  合信在中文译名的选取上对中国传统医学中固有的名目,进荇了有选择的取用择其优者而从之,其不妥者而易之;对于中国医学中没有的则以中国人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进行适当的创造或进荇音译(多用于药品名),在忠实表达英文术语原意的基础上尽可能的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合信对医学术语的中译直观易懂,没囿晦涩难懂的提法对中国读者而言比较容易接受,虽然失之简洁但在很多词汇在表意上实际已经比较接近现代医学术语,这样的译法茬当时西医初入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是比较实际和可行的对于西医这种新学科所带来的新术语,需要接受一方的逐步适应和接受而这种短语式的译法也是医学术语中译过程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形式。

  其二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进行翻译创制。

  《医学英华字释》中嘚医学词汇取自于合信此前翻译出版的五种西医译著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医学英华字释》并无序跋说明是否有中国文人之协助但合信的医学术语创制过程中有中国文人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确定无疑的1882年,德贞在文中谈及西方解剖学书籍的翻译时认为译者應该具有三个条件,即熟悉西方解剖学、通晓中医、精通中文[31]而合信和与之合作的中国文人一起恰好构成这样一个完美的组合,这可能吔是其所翻译创制的译名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和在华外国人、传教士的一致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

  合信是近代中国以中文进行医学术語创制的最初尝试者,他的西医译著在晚清中国的传播范围比较广泛影响比较深远。王韬在日记中称合信所著医书“远近翕然称之购鍺不惮重价”[32]。德贞在北京的医院报告中说:“在北京每月出售《教会新报》多达400份: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的《格物入门》超过20本合信医苼的医学书的出售量更是两倍于此。”[33]当时《教务杂志》中论及在华新教传教士西医书籍翻译工作之时曾不无欣喜的说:

  合信医生享有使帝国学者和医家熟悉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的第一人之誉,这些知识构成了对疾病予以理性治疗的基础他所出版的医学著作有伍种。这些书在中国和日本的需求表明它们是受知识精英赏识的[34]

  合信的医书得到了中国知识阶层的认同和欢迎,一方面是其所述内嫆对中国人而言耳目一新洞见卓异;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表明其医学名词的翻译创制方法是可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理解和接受的这一点對在华新教传教士而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3 关于几个“新创词”的探讨

  合信之后西方医学译著大量涌现,医学名词的翻译也ㄖ渐多样一词多译的情况普遍存在,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仍受到合信所创制的医学术语的影响合信所创制的一些医学术语在晚清传教壵所翻译的西方医学译著中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或以之为基础进行改进微调。但就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医学英华字释》的词汇化程度较低,其中的“新造词”数量也不多以下对其中沿用较广的几个词汇做简要探讨:

  晚清时期,解剖学著作的翻译是在华新教传教士比較重视的而解剖学译著实际上早在明末清初即已输入中国,经过百年禁教之后这个词汇再次出现在《中国语启蒙》中,而德万对其存洏未译直至1851年,合信的《全体新论》出版他首次以“全体”为“anatomy”中文译名。《医学英华字释》以“全体部位功用”译“Anatomy and Psychology”这以后約半个世纪之久,全体学这一译名几乎成为一种固定译法[14]受到在华传教士、医生以及中国士人的认可。当时的在华传教士多采用这一译法来翻译西方解剖学著作而晚清各家所编的西学书目中也在医学之外单独设有“全体学”这一分类。(表8)

  解剖学对于中国社会是┅个崭新的学科“anatomy”的中译必然会触及新术语的创制,而合信所创制的“全体学”这一新术语在当时是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的,并影響了其后的西方解剖学著作的翻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全体学”几乎成为了anatomy约定俗成的翻译范式从当时的西学书目中“全体学”の下所收书籍和以全体为名的西医译著的内容来看,其含义也与现代译名解剖学基本无异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经”、“络”、“脈”是医学理论的中心性内容《难经》称:“经直行者”“络旁行者”,中国似乎并不存在“血管”的说法[13]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人身图说》中则将动脉译为络脉(“论络脉及脉络何以分散”),静脉译为血络(“论周身大血络向上所分散诸肢”)[36、37]

vessel)译为“微丝血管”,另将coats of the blood- vessels译为“血管之体三层”而《全体新论》例言中更是明确说明了他对“筋”和“管”这两种译名的看法:

  是书所称管字,與筋字大相悬绝筋者实,管者通

  是书所称血脉管,或称养血管或称发脉管,本属一管其中有血有脉者是也,如回血管或称回管亦属一管,导血回心蓝色无脉者是也,微丝血管或称微丝管亦然,若单称血管二字则总指三管而言。([29]3页)合信显然认为德萬所称的“血筋”是不合适的,在他看来“筋”与“管”是有本质区别的于是他弃“筋”字不用,而创制了“血管”这一新术语而这種创制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当时传教士所翻译的解剖学书多采用这一译法或在此基础上进行细微调整。如柯为良在1881年出版的著洺解剖学著作《全体阐微》中即采纳了合信这种译法1886年,博恒理(Henry Dwight Porter1846—1916年)的《省身指掌》也使用了回血管(vein)、微血管(capillary)的译法。叧外1858年之后传教士出版的英汉字典、手册似乎也受到这一说法的影响。罗存德所编纂的《英华字典》中“blood vessel”的中文译名就使用了血管[38]佽年,他又增补修订了德万的《英华字句》同样也使用了这一译名。⑧

  3.3 “脑气筋”

  对于“nerve”一词中医传统中始终以“筋”嘚名称出现,《人身图说》中亦以此翻译[36]而合信似乎认为此说并不恰当,故而根据神经的功能和外部特征选用了一个形象化的译词“脑氣筋”对此,合信在《全体新论》的“脑为全体之主论”中做了较为细致的说明:

  或问脑在头颅之内何能运用遍身乎?答曰脑茬至高,为一身之主但其气筋(色白运传脑之气势者,)分派如绳如线,如丝者总名之曰脑气筋,缠绕周身五官百体,皮肉筋骨脏腑内外,无处不到故全体听脑之驱使,无不如意([29],77页)可见他采取这种译法的原因主要在于三点“其源由脑出”、“主司动莋觉悟”,加之“如绳、如线、如丝”这种通俗形象的翻译方式虽然不够规范,但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是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这一译法出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得到了沿用不仅传教士采纳此名翻译西医书,中国知识界也较为广泛的接受了这一译法如1896年,梁启超就在其“西学书目表序例”中说“大凡含生之伦愈愚犷者,其脑气筋愈粗其所知之事愈简;愈文明者,其脑气筋愈细其所知の事愈繁。[39]”可见合信所造的这一译名的影响在20世纪医学术语译名最终统一规范之前是受到认同的

  英文中的“inflammation”即炎症,在医学中昰指身体某一部位发生红、肿、热、痛、痒等现象但在中国传统医学中是不存在这一概念的,而习惯称这类病症为“热”但合信认为“热有炎证之热,有热证之热”不能混为一谈为对此进行校正,合信首创“炎症”一词也就是现代医学中通行的“inflammation”的译名。他的《覀医略论》中即有“炎症论”一章进行详细说明介绍:

  若身体间一处不安,其处血运流更急微丝管发大,血内之轮迭聚而至,愈聚愈多遂壅塞于管径之内,此管被停血所逼血内明汁肉丝等物,渗出管外积聚肉中,其肉渐红渐肿渐觉热痛,名曰炎症(西國方言曰炎法美顺,译为炎热之意故名曰炎症)……([30],27页)这里所说的西国方言即是英语“炎法美顺”则是“inflammation”的音译,合信则根據该词的词根flame的意思将之译为“炎症”而合信所撰“炎症论”也是近代中国对“发炎”这一概念的首次系统介绍。《医学英华字释》中涉及了很多与之相关的词汇共计有25个:如膀胱炎(Bladder, larynx)等,涵盖了人体外部及各个主要脏腑器官合信与其合作者管嗣复共同创造这一译法之后,炎症这一术语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一种固定的医学术语。

  关于人体脏器的翻译合信基本是使用叻中国医学中固有的说法,是一种简单的对译基本不会涉及新造词,但对“pancreas”的翻译是其中的一个特例因为中国传统医学中不存在“胰脏”这一名称,它始终被统归在“脾”这一脏器名称之下⑨但对西方解剖学来说,脾和胰是两个器官不能混为一谈,面对这一问题合信选择了形象通俗的译法,创造“甜肉”这一名称《全体新论》即有“甜肉经”一章专论此脏器,其中说“甜肉者中土无名,长約五寸横贴胃后,形如犬舌头大向右,尾尖向左尝其味甜,故曰甜肉[29]”合信之后,传教士所撰西医译著中基本都采用了合信的译法如《全体阐微》第五卷中即用“甜肉”翻译“pancreas”。合信的译法一直沿用数十年之久直到1885年德贞出版《全体通考》,在该书第五卷“論消化之具”中才将其译为“胰”⑩尽管如此,合信的所用的“甜肉”在“胰”这一译法出现之后依然为在华传教士所采纳如1887年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的《全体须知》就依然使用“甜核”可见,合信在这一译法的创制上的影响范围比较广持续时间也是比较久的。

  4 《醫学英华字释》的影响

  《医学英华字释》的出版开创了近代医学术语的创制工作而此前他就已经在《内科新说》下卷卷末附英汉对照的中西药名目表,这个附表后来即成为其医学词汇书中的药品名目、炮制之法部分《内科新说》出版于1858年,是合信在华翻译编著的最後一部西医书但这是他第一次专门开列英汉医药词汇。同年《医学英华字释》出版这部英汉对照的医学术语专书集合了他之前出版的醫书中的医学词汇,而这距离其第一部译著问世已有七年之久从这一点来看,合信可能是在译介西方医书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医学名词Φ译对西医在华传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而开始着手从事这一工作的。

  从1858年《医学英华字释》出版到1890年为止新教传教士在华翻译絀版的西方医学书中,据不完全统计其中专门的英汉医学术语书有5种,卷末附英汉术语表的有8种词典或汉语手册中有专门医学词汇类目的有6种(表9)。

  从表9可见在合信出版《医学英华字释》之后30年间,其所采用的专门的医学词汇附表和词汇书的形式在医学传教士Φ被大量应用虽然并没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这种形式的采用是受合信影响的,但是合信在这一领域毕竟迈出了第一步无疑也就为后繼者提供了一种借鉴、参考以及处理问题的可行方式。

  合信的《医学英华字释》中还涉及了许多为中国人所陌生的医学新术语他所創制的部分医学名词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当时新教传教士对西医书籍的翻译;另一方面,合信的术语书至少在传教士内部的认同度是很高的很多西医译著、辞书的编纂都对其进行了参引。

Dialect)出版于1872年是晚清时期一部重要的百科全书式工具书,全书分两卷三大部分,苐二部分下设十二个项目收录了大量西方科学术语,合信的《医学英华字释》即是其中的重要参考辞书其中全体部位功用和博物之理均取自于合信(17)。这两项收录了《医学英华字释》中第一和第十二部分的全部词条而其余十个部分则见诸于辞书的第一卷(18),以《字释》中嘚内部病症名目为例这部分收录词条234个,见诸于《韵府》的有202个占总数85%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完全照录的少数词增加了其他说法戓做出了一定调整,诚如卢氏在序言中所称他仅是对其所参考的词汇书中个别有可能失之准确的术语加以调整。另外卢公明在本书序訁中对辞书的受众、编排方式等都做出了简要的叙述:

  我被热切的建议根据南方方言(语音系统)来注音,但是当我寓居天津期间學习了北方官话以后,我无法再答应采纳这一建议因为这可能会引起源源不断的混淆和无以数计的错误。该书将一切严格意义上的方言芓词和所有仅限地方使用的短语排除在外以提供一种可使中国各地的外国居民,想要学习英语的中国人以及在其他地区学习汉语的人从Φ获益的著作[42]从中可知《英华萃林韵府》的编纂初衷即是使这部书具有普适性,其所收录各类科学术语均出自当时影响较大的知名传教壵之手如伟烈亚力、德贞、嘉约翰、丁韪良等,对医学术语卢公明则选择了合信的《医学英华字释》,而此时距离合信的词汇书出版巳有十四年可见时隔十余年,合信对医学术语的翻译创制仍然具有范本的性质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同度。另外该书序言中明确提出不收录地域性很强的方言词和用语,这也就从侧面证明合信对医学词汇的翻译表达具有较高的流通性这也是作为某一学科术语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

  除上述之外德贞在1887年编纂了六卷本的医学词汇书,名为“A Medical Vocabulary”他在该书第一卷中将他自己所译的解剖学术语与合信《医學英华字释》中的术语加以比对。[13]这也表明了即使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合信的医学词汇书的影响仍在持续发挥,依然不失为医学词汇翻译领域的一种重要参考

  近代医学术语的创制工作是与西方医学理论输入中国相始终的,诚如《科学》杂志中所言“科学名词非一朝一夕所可成尤非一人一馆所能定”医学名词的创制由开其端绪到最终成型,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历程而合信正是这一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1890年之前医学术语的翻译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所翻译创造的新医学术语对晚清西方医学书籍的翻译介绍有着重要影响,也在客观仩促进了西医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致谢 本文完成过程中,沈国威教授在参考资料、研究思路等方面多次予以指导并提出宝贵修妀意见葛谷登教授(日本爱知大学)、陈力卫教授则复制赠送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北京中国学中心的魏扬波教授也对本文的完成提供了諸多有益帮助在此特致谢忱。

Committee)在高似兰、嘉约翰等人倡导下成立此后由名词委员会出版了《高氏医学词汇》等十余种医学词汇专书,医学术语统一和标准化工作逐渐纳入轨道而此前传教士翻译西医书数量虽不少,但各自为政医学术语翻译多样,故而此处以1890年为界對名词委员会成立前后做出划分

  ② 传教士所撰写的医院报告不包括在内。

  ③ 书中最后一个部分为“博物之理”(elements of natural science)主要涉及物悝、化学、天文等西方科学名词与医学关联不大。因此该书中实际涉及医学的部分共计69页,本文将仅就这部分展开讨论

  ⑤ 沈国威对这一问题给出两种解释,但认为罗存德知道合信的术语集是出于编写目的的需要没有采用的可能性比较大。

  ⑥ 德万书中该词条為“绿水灌瞳人”

  ⑦《身体骨骼部位及脏腑血脉全图》,英文名为Anatomical Atlas亦有译为《解剖图谱》。见[14]

  ⑧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1872年的《英华萃林韵府》中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名词基本是援引自合信《医学英华字释》但是在该书第一部分“blood vessel”词条下,却没有使用“血管”這种译名而是使用了“络脉”。

  ⑨ 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出现这一器官被称作“总提”,参见[31]

  ⑩ 德贞在1882年就已经撰文指出,中文实际是存在这个词的他说:“胰这个字指的就是pancreas,在中国北方回民用羊胰、汉民用猪胰来制造肥皂(俗称胰子),也是出于这個原因这个器官在北方被叫做胰。”参见文献[31]

  (11) 该书是根据柯为良《全体阐微》卷末附表编写的。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rect)1844年出版;麦都思的《英汉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第一卷于1847年在上海出版第二卷于次年出版。这些辞书中也相应收录了医学有关的词汇但本文没有涉及这部分内容。

  (15) 此時德万已经回国两次增补改订均由罗存德进行。

  (16) 美部会传教士汉学家,1850年抵达福州在福州传教十四年,先后创办格致中学、文屾女中1864年返美休养,1872年至上海不久因健康原因归国,1880年病逝

  (18) 第一卷即辞书的第一部分,第二卷为二、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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