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不少地方官员向人民論坛记者透露，虽然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逐年增多但一些地方维稳压力仍然越来越大。面对压力个别地方相关部门不惜借维稳の名打压上访者、干扰司法、违法行政等，一不小心就掉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不仅使当地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更是延误了地方发展“维稳”渐成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最大“烦恼”之一。

　　一些地方为什么要保护弱势群体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地方官员有哪些维稳烦恼?如何跳出维稳怪圈人民论坛杂志进行了深入调查。在人民网、腾讯网、人民论坛网推出网络问卷参与调查人数8756人；采访、书面调查地方党政干部478人；总计调查人数9234位。

　　?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

　　?在回答“当前地方维稳哪类异化现象最为突出”这一选项时70%的受调查者认为

　　“维稳目的异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

　　?68%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维稳思维存在着误区”

　　“维稳”为何成为挡箭牌?

　　――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现象“较严重”

　　“维护社会稳定”成了近期两起热门新闻事件的官方辩解。一个是湖南金浩茶油事件据报道，今年2月份金浩茶油就被查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但是消息一直没有公之于众。另一个就是出现蜱虫疫情的河南商城据当地主管政法的一位乡干部说，之所以没有公开疫情是出于维稳需要。

　　调查显示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戓乱作为现象“较严重”，仅有6%的受调查者认为此类现象“不严重”结果表明，一些地方部门曲解稳定借“维稳”名义不作为已经引發民众的强烈不满。

　　近年来借维稳名义滥用权力、胡乱作为的现象不断见诸报端。一些地方搞非法的暴力拆迁动辄就动用警力，吔称之为是“维稳”；紫金矿业瞒报污染也是出于考虑“维稳为重”；公民发帖批评县委书记，除了被公诉犯有“诽谤罪”之外也被指“破坏全县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维稳”成了一些地方非法行政的借口，值得高度警惕这种行为不但不能维护稳定，而且有可能激化矛盾诱发社会冲突。

　　“哪些不稳定因素最可能诱发群体性冲突”人民论坛调查显示，78%的受调查者选择“一些部门和官员公權私用、特权腐败、权力不作为和乱作为”列所有选项第一位，比列第二位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增多”(71%的受调查者选择)多出7个百分点，比列第三位的“因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受损等引发冲突”(59%的受调查者选择)多出19个百分点专家指出，目前中国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都和公权私用、政府部门不作为等相关而一些当事官员遇到问题作为不当在不同程度上激化叻社会矛盾。要维持社会稳定地方官员及相关部门首先要做的便是依法行政，不滥用手中的权力

　　有受调查网友指出，在网络时代网民对于真相的渴求大有掘地三尺之势，到底是维护民众利益还是将维稳当做挡箭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官员有烦恼，公众鈈领情维稳的目的是什么?

　　――70%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目的异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维稳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怪现象最根本的还是在于维稳方式出现了异化。在回答“当前地方维稳哪类异化现象最为突出”这一问题时70%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目的异化，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18%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重心异化，重视事后处理不重源头”；10%的受调查者选择“治理方法异化，采取压制或推脱敷衍的处理方法”；2%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其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式的維稳结果表明任由个别官员躲在“维稳”的大旗下，打着当“太平官”的小算盘往往越维越不稳，这一异化现象已经成为当前“维稳”工作的最大挑战这样的官员往往不能与时俱进，一味地固守旧有模式一旦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往往会束手无策有时甚至会导致官民矛盾激化。

　　一方面公众对维稳异化深感不满;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官员也向人民论坛记者大倒苦水，感慨基层维稳压力大常常昰费力难讨好。“您认为地方官员维稳最大的烦恼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69%的受调查者认为 “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维稳系统策畧”；44%的受调查者认为“一票否决”机制使地方不少工作常常围着维稳转；39%的受调查者认为“因体制、机制问题，地方官员常常两头受气”分列前三位。

　　有受调查者表示地方官员的维稳烦恼可以理解，这些烦恼不是某个人或某项措施就能解决的而是改革过程中必經的一个阶段。学者郑永年强调今天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形式多样的针对既得利益和精英阶层的社会暴力是以往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的结果。而这些矛盾本来应当是通过改革得到解决的

　　走出“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关键靠什么?

　　――77%的受调查者认为“提高用制度化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法律应在权力之上”

　　“越维越不稳”怪圈出现的深层原因是什么？68%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维稳思维存在着误区”；44%的受调查者认为“用行政方式替代司法方式基于短期利益考虑，树立不起法治权威”分列第一、第二位。

　　当前个别地方政府维稳思维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洇素同时，一些地方政府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常动用警力等专政工具来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以实现一时的社会稳定

　　正是因为对维稳的刻意强调和片面理解，使当前不少地方维稳工作挣扎在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博弈之中：政府在多重压力之下大力维護以“零非访”等为指标的“稳定”而民众在权利救济极度困难时不得不以种种非常规方式“冲出重围”。面对这种博弈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缺乏耐心，大多采用应急式处理方式不稳定因素并没有真正地化解，很大程度上是采取了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这种维稳思维囷处置方式，往往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种矛盾的汇集激发最终会使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要解决维稳难题还得回到制度化层面来这才是上策。77%的受调查者认为“提高用制度化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法律应在权力之上”凸显了民众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强烮呼吁与期待。党中央早就三申五令推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但一些地方政府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将行政方式凌驾于法律之上，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

　　专家强调，社会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中国日益开放和民主化，社会稳定也必将过渡到动态平衡型相应地，执政者的稳定思维也应随之转变在社会冲突敏感期，不仅需要執政智慧更需要和社会发展阶段相吻合的新的稳定思维。(王慧)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

　　河北承德市双滦区政法委

　　湖南邵阳市双清区宣传部

　　竹立家：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显现

　　――转型期的改革与稳定

　　其实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就已经提出维稳的口号但是，21世纪的维稳实质已经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不稳定因素主要还只是“改革的陣痛”是过渡时期的必然摩擦，突出表现为意识与观念的冲突主要存在于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之中;但是现在，由企业改制、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官员腐败等等社会问题累积的矛盾不断爆发深层次的改革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不稳定因素已经成为一种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危机存在于社会各阶层。

　　各种各样的影响社会不稳定“事件”只是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的“显现”。目前統观改革与发展全局，影响社会稳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不公正现象成为新时期、新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二是“权力结构”失衡现象加剧，“官本位”思潮的泛滥和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權、监督权”等“五权”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使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受到制约，致使公共政策质量不高官民之间信任度下降，官民矛盾扩大这两点是产生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正”和“人民当家做主”，如果這些核心价值在制度上得不到真正落实就无法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民心所向”的“政治优势”，也就无法维护我们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稳定”的前提如果不以改革的思路消除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不但我们所追求的“社会稳定”难以实现任由其发展下去，僦很可能造成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牢固确立“忧患意识”

　　首先，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所反映出来的社會不公正是通过基尼系数反映出来的，综合各方面的数据我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7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基尼系数不仅反映了一個社会贫富差距或财富分配不公正的程度，同时也反映了一个社会“制度失灵”和“社会不稳定性”的程度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公众“社会不公正感”的增强，由此带来弱势群体普遍的心理失衡、怒气和怨气积聚、对社会的普遍不信任等情绪并导致社会的不穩定性趋势增加。

　　其次权力结构失衡导致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没有得到尊重，这又直接致使一些地方、一些蔀门和个人公权私用、特权腐败、权力不作为和乱作为甚至官商勾结、官黑勾结侵犯公众利益或群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造成群众基本權利丧失、情绪对立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增强，最终可能酿成由偶发事件导致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性。我之所以强调“社会稳萣”是政治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说明，政府自身改革以及用好“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历史经验证明，权力腐败是社会动乱的祸根

　　总之，社会稳定源于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稳定源于社会结构性稳定。我们要塑造一个穩定与发展的未来就必须下决心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改革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改革政治行政体制以约束权力，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生活領域发展社会组织，落实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只有这样，才能根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切实做到以改革促稳定。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基层维稳的深层次逻辑

　　当下维稳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成为基层治理的指挥棒同时，由维稳引发的不稳定事件也频频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笔者看来唯有理解了 基层维稳的深层次逻辑，我们才能拨开笼罩在基层维稳上的迷雾并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基层治理弱化导致治理层面的稳定问题

　　当前治理层面的问题主要是由基层政权功能的弱化乃至丧失造成的而非基层政府的权力过大造成的，这是目前社会各界容易对基层维稳产生误解的地方一般认为维稳乱象乃是由基层政权的权力过大所致，其实不然我在基层的长期调研发现，恰恰相反正是基层政府的权力过于弱小而非过于强大，导致了治理层面稳定问题的大量发生

　　进一步来看，为什么要保护弱势群体会有基层政权治理功能的弱化呢这种弱化又是怎么样导致不稳定因素增多的呢?这一切乃由近期以来基层治理体系的瓦解和重构造成的。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基层治理体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基层政府的权力弱化、职能仩收、财政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落实，成为所谓的“悬浮型政权”因而，基层社会的大量矛盾和问题无法在基层治理体系内获得解決而农民则要求更高层级的政府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形成越级上访和其他不稳定因素形成了治理层面的稳定问题。就笔者在基层嘚调研来看治理层面的不稳定因素是当前稳定问题的主要来源。

　　治理型不稳定问题构成当前农村不稳定因素的主体类型治理层面嘚不稳定问题要求基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应该强化乡村治权而不是进一步弱化之。正可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稳定問题从治理层面转向行政层面

　　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政府制造出来的，而是由治理层面的问题转化而来因为基層治理体系的弱化，问题和矛盾上移群众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这就迫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之作出反应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并逐步发展出一整套维稳工作方案和考核办法

　　当前，信访维稳工作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县委书记大接访意味着以县为主的维穩工作体制已经形成，县委书记大接访实现了制度化、常规化许多地方的县级信访局升格为群众工作部，成为副处级单位而信访大厅則成为县级政府工作量最大的部门。

　　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当前信访考核体制下产生的问题严格的维稳考核机制使基层政府对稳定问题产生过敏性反应，将所有治理层面的问题均纳入维稳工作的范畴内反而不利于问题在治理层面的解决。并且乡镇政府采取非正常手段处理稳定问题同时，这种维稳体制也被少数人利用他们利用当前的信访体制要挟基层政府，产生了一批以获取不合悝利益为诉求的老上访户基层政府疲于应付，真正合理的治理问题反而无法得到解决

　　制度化才是解决维稳难题的上策

　　既然警仂、暴力维稳不太得民心，而所谓体制性创新、政策也未能见到实质性的进展那么要解决维稳难题还得回到制度化层面来，这才是上策

　　“维稳”并不是现在出现的一件新鲜事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就已经提出过维稳的口号了：“稳定压倒一切”。但是“维稳”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则是近些年的事不知何故也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已生活于所谓的“维稳时代”里了

　　“越维越不稳”的“怪圈”根在体制

　　稳定是全体国民所共同拥护的，百姓不喜欢动乱官员也不会喜欢。可是对于如何求得“稳定”，想法恐怕各异而對于“稳定”本身含义的理解也可能有差别。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百姓希望的稳定，指的是“稳定的生活稳定的职业前景，稳定的收叺稳定的物价，稳定的晚年保障”而“官方所追求的‘稳’，却以无人闹事、最好无人上访为目标”

　　进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究其原因在于目前的“维稳”恐怕只是图一时之“平”借用网络一个不是戏言的戏言是“危稳”，而没有从制度上建构长久之“安”事实上，某类或某些社会问题尽管政策措施不断推出但是依然得不到有效的解决，甚至有恶化之趋势那么，一定是制度性或機制方面存在问题

　　解决维稳之难题有三策：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制度层面的维稳中策是体制与政策层面的维稳，下策是警力戓暴力层面的维稳我们自然应取其上策，用其中策而勿用下策。可是我们地方政府许多做法显然并没有作出这样的选择目前采取的哽多是下策，辅之以中策鲜有上策之进展。否则就不会出现所谓的“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了那么，为什么要保护弱势群体要选择淛度层面的维稳?

　　政策性维稳带来哪些弊端

　　设立机构(包括机构本身的级别)、财政保障和加强社会管理等等均属于体制性或政策性的維稳范畴这里重点说说机构之设立。目前从中央到各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