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魏晋玄风之缘起
近读罢《识鉴》篇，觉晋人相士之风，以及清谈之习气，“得意忘形”之学风，固有其学理之迹可循，然其与现实社会之思潮，亦有莫大之关系。有当特加注意者，略陈如下。
于一国而言，第一重要者无疑是人才。国家取士，一般有一套固定的选拔体制（乱世除外）。中国的取士制度，最为有名者自然是文官科举取士制。但科举取士的制度是在隋朝确立，汉朝及隋朝之前，主要通过“举孝廉”来选拔人才。《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所谓“孝廉”者，颜师古注曰：“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即通过地方官员推荐乡里有令名嘉誉的人，朝廷从中选拔官吏。这也是“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观念盛行之结果。（《大学》云：“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家、国之关系，《家族与国家》一文已论，在此不重赘），而作为“民之父母”，还要有廉洁之行，去“孝、廉”二德，故谓之“孝廉”。元封五年，武帝又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絶国者”，茂者秀美也，“茂才”即“秀才”。举孝廉几乎全由郡国推举，而秀才则可由众人共举，除州、郡外，还有列侯、光禄勋、御史及派员专举等，所取的为“可为将相及使絶国者”，乃特殊之人才。举孝廉跟秀才二者皆为汉代取士之重要手段。当然，汉代取士之途除此二者之外，还有辟除法、皇帝征召、博士弟子课试等途径，但其基本的取士制度，还这种察举制度。
可见，汉代人才须由在位者察举，方可脱颖而出。故在位之人，必须要有一定的识鉴之器，方能辨识人才，材官授能。于是一时人人以伯乐自命，相士有如相马。识才鉴贤成名流专门之学，好事者亦纷纷为之专书立说，相人之书如伯乐《相马经》般纷纷呈现。刘劭之《人物志》者，即此类之名作。此外，《隋志》尚著录这类书甚夥。《隋志》名家类著录“《士操》一卷，魏文帝撰。
《人物志》三卷，刘邵撰。”其注中录此类书尚有：“梁有《刑声论》一卷，亡。梁有《士纬新书》十卷，姚信撰。又《姚氏新书》二卷，与《士纬》相似。《九州岛人士论》一卷，魏司空卢毓撰。《通古人论》一卷，亡。”（见汤用彤先生《读人物志》）
品识人物之书，蔚然成观。亦可见当时风气之盛。此等风习，至魏晋之时，乃至人人以识鉴自矜。《世说·识鉴》载谢安相人之语：
“禇期生少时，谢公甚知之，恒云：禇期生若不佳者，仆不复相士。”
“相士”一词，直与“相马”同类，足见时人自诩伯乐之形态。
又《后汉书·许劭传》载：
“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
许劭其当时被目为有知人之鉴的典范，其人传略称“以简识清浊为务”。汤用彤先生谓之：“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名成目，具有定格”。这是汉代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清议之风的遗习。
又识鉴已具材器者不足为奇，能见小儿潜在之质而预见者，更可矜奇伐能。故时人每见小儿有宏伟气象者，必好为之辞。
“卫玠年五岁，神衿可爱。祖太保曰：此儿有异，顾吾老，不见其大耳！”
“戴安道年十余岁，在瓦官寺画，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徒能车，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
“郗超与传瑗周旋。瑗见其二子，并总发。超观之良久，谓瑗曰：小者才名皆胜，然保卿家，终当在兄。即传亮兄弟也。”
在此，不禁想起《言语篇》中“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之辞，只是文书采摭，仅存其有验者，恨不得见当时人夸口而不验者也。
上流名宿，各以识鉴自矜，此种风习，是科举出现之前依靠察举选贤的必然。那末，作为怀抱利器或别有用心的待选者，虽不毛遂之自荐，但利禄之途的诱惑下，也不至于人人安分地坐以待选，窃名之士，强矫姿态，以异行异闻引人注目，以得举荐。如此，名与实的问题便出现了，魏晋之反叛，实自汉代开其先机。
上面既已论察举者，那么，作为被选之士，这种制度对其行为有何影响呢？
汉代选拔人才，虽然是选拔官吏，但却看重其德名胜过其吏治之能。又或者说，在汉人眼中，吏治之能与孝悌之行是一致的，而孝悌之行与德名又是一致的，所以二者并无区别。故取士便全凭一人的名声。因此，顾炎武曰：“汉人以名为治”。（《日知录》卷十三“名教”）
本来儒家所讲礼教，谓之“礼以义起”，最重“礼以称情”。儒家最讲文质，夫子曰：“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礼记·檀弓》一篇，对周文亦有所损益。（儒家有文质相替之观念，殷人质，周人文。孔子殷人之后，故制礼有“损周文益殷质”之举）。情以称质，文以符实，则为儒家理想之状态。然则，在汉人大倡儒家孝道的同时，因为儒术为官方意志，与仕途相关，便出现了一派名不副实的状况。一些人为了仕途利禄，把这种声名当做了致仕的工具。
如此，礼便有徒有其名的做作意味了。礼本当称情，但汉代却已有以“善为容”而得为礼官者。《汉书·儒林传》载：
“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襄亦以颂为大夫，至广陵内史。”
师古注“颂读与容同”，“以颂为礼官大夫”即云徐生善为礼之容仪，以此得为大夫。而其孙徐襄不能通经，亦得以容为大夫。只不过是由于容颜举止符合礼文，即便不学无术，也位列礼官。
如此，汉代对礼的观念由重其情实变为重其形式。汉人以名取士，而议论之名由其行为的是否符合礼度而来，于是沽名钓誉之徒，虽无其情实，也假借礼度以为饰，做作之风由是而兴。
百行孝为先，而孝道以父母三年之丧为重，所以我们不妨以三年丧来进行观察。以居丧而言，依礼是有其常制的。但汉代以后，孝子居丧往往过制，否则就不为时人所知晓。如《后汉书》称述孝行，多有“哀毁过度”、“哀毁过礼”、“哀毁骨立”“致哀毁瘁，欧血发病”等的记载。如《后汉书·韦彪传》：“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寑，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
其实在儒家看来，礼是中庸之道，“夫礼，为可传也，为可继也。”圣人制礼，是取众人之中度，制中立节，以便世间人人可以效行。《礼记·檀弓》记录了孔门弟子这么一件事：
曾子谓子思曰：“汲！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曾子居丧过制，为子思所批评，儒家传统观念里，即便哀情再重，也是以“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为哀毁之度，过了度也是非礼的。對於孝子居喪傷心過度而致身亡或大病的，是有“灭性之讥”的。（“灭性之讥”，可参考《世说·德行》1.20。“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浚冲必不免灭性之讥。”注云：“曲礼曰：居丧之礼，毁浚不形，视听不衰，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孝经曰：毁不灭性，圣人之教也”。）
但在汉人那里，因为以此为声名之所徵，遂人人争为孝子。若居丧不哀毁过度，则不足以彰见孝行，而闻名乡里。所以，为彰孝行，时人无所不用其极，行为便有点变形了。
《颜氏家训·名实》记录了当时一个大贵人的做法：
“近有大贵，以孝着声。前后居丧，哀毁踰制，亦足以高于人矣。而尝于苫块之中，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
此人或本是有孝子之心，只是觉得还不够，故特要用巴豆涂脸以显其哭毁过人。但最后却弄巧成拙，“益使外人谓其居处饮食皆为不信，以一伪丧百诚者，乃贪名不已故也。”
有孝之情实的孝子，要“清通于多士之世（《世说》7.27语）”，尚需如此，而那些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更是要绞尽脑汁来弄出各种奇怪的迹象，曲行阿世。有孝子居丧期间，把食物洒在墓地引来乌鸦（乌鸦被认为是孝鸟）以表彰自己的孝行天验的，有的孝子表面居丧三年，不出墓庐，三年后却儿女成群的。
故当时便有语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以讥讽这些名不称实的伪君子。
以上仅仅是就居丧一事而言，而推想时人日常种种行为，其矫拂求名，故为姿态的举动，尚不知有多少。故《抱朴子·名实》谓之：“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凖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这是以名为治以后社会扭曲的后果。
下层之士，名不符实。上流评鉴，自然也誉不守实。品鉴人物，与利禄之门相紧系，一旦流播，终成弊病。虚名假誉，由是而生。余嘉锡《赏誉篇》笺疏引《晋书·文苑王沈传》载沈所作《释时论》曰：
“谈名位者，以谄媚附势；举高誉者，因资而随形。至乃空嚣者，以泓噌为雅量；璅慧者，以浅利为鎗鎗。脢胎者，以无检为弘旷；偻垢者，以守意为坚贞。嘲哮者，以粗发为高亮；韫蠢者，以色厚为笃诚。痷婪者，以博纳为通济；眂眂者，以难入为凝清。拉答者，有沈重之誉；嗛闪者，得清剿之声。呛啍怯畏于谦让，阘茸勇敢于饕诤。斯皆寒素之死病，荣达之嘉名。 ”
余嘉锡先生谓之：“沈此论作于晋初，其言当时之褒贬无凭，毁誉失实，乃如此。流风所扇，沈迷不返，盖至过江之后而未已。”可见当时议论之空诞，加誉之莫名。对于以许劭之流的“月旦评”，《晋书·祖纳传》即已非之：“何得一月便行褒贬。”《抱朴子·外篇自述》谓之“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门宗成雠，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亦深疾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灭。”余嘉锡先生则谓之：“许劭所谓汝南月旦评者，不免臧否任意，以快其恩怨之私，正汉末之弊俗。虽或颇能奖拔人材，不过藉以植党树势，不足道也。”
好比《赏誉篇》载钟会荐裴楷之事：
钟士季目王安丰：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隐晋书曰：“戎少清明晓悟。”谓裴公之谈，经日不竭。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钟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用裴。
王浚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钟士季。须臾去后，客问钟曰：“向二童何如？”钟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后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
余嘉锡先生笺疏引《初学记》十一引王隐《晋书》曰：“王戎为左仆射，领吏部尚书。自戎居选，未尝进一寒素，退一虚名，理一冤枉，杀一疽嫉。随其浮沈，门调户选。”可见王戎实际并无吏治之能，徒有其名耳。余嘉锡先生曰：“然则戎之为吏部，葺阘不才已甚。钟会复何所见？而于二十年前豫以天下无滞才期之。会之藻鉴，本无足道。藉使果有此言，戎既不副所期，会为谬于赏誉，何足播为美谈！”
由此特发奇想，所谓魏晋风度，固有真实之雅致神韵让人倾心者，但华而不实的虚誉也不少。其所为风华绝世，不过是其议论言辞之华美，评判标准之虚高而已。当然，不是否定魏晋风度的真实性，只是说这种外在的评判系统虚高，也是风度让人倾心的一种原因。若移当时士林之议论人物那套言辞於民国，其人物风度未尝不及也。
名不副实，一个名的世界由此崩溃。名教的崩溃，绝不是其学说内部出现了问题，而是在于现实的名不副实，即“名不正”。魏晋时人有识者，对此这种徒有其名的现实自是痛疾不已。其人的想法大概如是：与其没有情实而徒有其形式，不如我有其情质而不为其形式，苟有孝之实，何必拘于俗人之名。痛恨其弊，乃持其反，于是一时避名居实，越轨放诞之行，标榜于世。这可谓是“矫枉必需过正，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 “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 ”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生孝死孝，乃居名还是居实之别，并且这种差异是通过一种极端的形式来呈现，必然是有孝道之情实而不备礼，与无孝道之实而备礼这样鲜明的对比，在最大程度上昭显其是非。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奶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阮籍当葬母，蒸上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髪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阮籍在母丧期间饮酒食肉，不为礼法，亦是因为其自矜情实之厚，若不能“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恐怕也难为世所容。
又如《任诞篇》阮籍卧侧之事：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眼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男女授受不亲虽为礼法，但礼法之设为防乱。苟无乱之心，亦不必拘与俗礼。这些都是避名居实的极端行为。
但是，我们也得注意，魏晋人虽然号称“越名教而任自然”、“薄汤武而非周孔”，可其人的观念与儒家并不相悖。好比孝道、男女有别等等，他们都是避其名而居其实，实际上厌恶的是现实中名不符实的礼教，故有此愤世嫉俗之任诞行为。阮籍云：“礼教岂为我辈设”，及“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之语，其實是要有“动容周旋而中礼”的修为的人方可以，阮籍越軌非禮的舉動，并非是要推翻礼制观念，只不过是通過這種獨立異行來痛刺现实而已。
这种重实轻名的做法，乃形成了一股社会的思潮。魏晋的玄风正由此始。而这种心态，在老庄处正有所征，乃相附成学。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而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老子·德经》
“处其厚而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乃成一时之风气，加上佛教东渐，玄思渐起，形神、言意、名实之辨，成一时风尚。魏晋人重其质，轻其文，“得鱼忘筌”、“得意忘言”之玄学，亦由此而起。
由此，重实质而轻形名的思潮，一变为魏晋玄风。识鉴人物，则以神韵，而不拘其形貌，如魏武帝曹操“床头捉刀人”真英雄之事，刘伶形丑而不妨為名士。读书则以神会，不拘章句，如庾子嵩读《庄子》而谓了不异人意，乐令不剖析文句而以麈尾柄确几。言谈则旨指玄渺，不为实务，如传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阮籍不论时事人物，而言及玄远。汉代之清议为一变为魏晋之清谈。
汉代由孝廉举士，“以名为治”，到现实的名不副实，又到魏晋人避名居实的反叛，清玄之风的缘起，由是可窥其踪迹。当然，玄风之兴起，尚有学理上之内部原因。在此只是分析其社会思潮之影响，至于其内因，那就是魏晋玄学的讨论了，自是又有无穷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