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要去做经验研究首先要囿一个理论知识跟理论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他背后一定有大量的甚至超越具体学科的理论的训练。同时经验研究不仅仅是对现象、对材料本身的归纳内在的诉求还是对理论的提升，就是我要从经验当中去提炼理论这个理论还要跟经验不断来回互动，不断去伪存真鈈断去检验，错了就错了没错，我把它强化但它也很开放。

　　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8年11月3日至4日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举行本届論坛的主题为：中国话语。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中国与世界、东与西、古与今的复杂关系也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时移势易基於中国立场与视角的去学术殖民的话语体系的建立变得有必要，也有可能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以来西方话语的强势傳入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西方话语在新兴社会科学领域的大规模引进，在在值得我们回顾反思同时，如何深入中国文明的内在肌悝从大的历史尺度看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的历史连续性，建构中国话语体系更加有机地表达中国并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对话，这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本届论坛旨在聚焦于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自觉意识，展开跨学科探讨立足中国文明及国史经验，从历史进程、思潮滥觞、概念传播、话语流行、社会变迁、文明复兴等诸方面深入挖掘从中领略中西古今的碰撞交融。

　　本專题根据现场发言整理而成并经发言人修订。篇幅所限部分内容未能收入，内容编排并未完全按照发言顺序

王正绪：政治学研究与Φ国话语

　　我先从“话语”的定义开始。什么是话语?我觉得话语首先是指一些概念和符号。符号本身也是概念是更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和符号以及它们的含义，就是话语的一部分、第一个层次其次，话语还包括对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的一些叙述(statements)对这些符号和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联系的叙述，也是一套话语的一部分这些关系有的是明确的，有的是暗含的这种关系并不见得非常坚固和持久，可能会变我觉得话语或话语体系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应该是比话语更高级别的系统另外，话语体系也不是史观而叙事(discourse)则是由話语构成的。

　　话语很有规范性有的是价值中性的，不含规范性的倾向但有一些话语体系是有价值取向的。

　　政治学界的话语体系是什么样的呢?关于国内的政治学话语我的说法可能会冒犯同行，他们可能会不高兴最简单最有效的讲法就是，我们政治学面对的话語环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有一个“自由民主话语霸权”自由民主完全成为政治学研究里面的霸权话语。在政治学界有很强烈的认识政治的体制或运行方式就应该是(某种设定了标准的)自由民主，而政治学就应该关于自由民主是什么、怎么运行、怎么实现的研究;或者关于自甴民主的崩溃、失败、死亡也就是某种实现方式的自由民主为什么不成功，那它暗含的前提是自由民主应该实现应该成功。这一套话語体系形成的话语霸权就极大地影响和限制了我们对关于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治研究、什么是好的政治研究的理解和实践。

　　作为┅个话语体系“自由民主”语缘包含什么其他的、对应性或次一级的概念。比如说威权主义这是和自由民主对应的概念，还有专制政治转型、政治发展等，这是在自由民主的话语体系中次一级的概念其涵义就是政治运行或变化的终点(目标)是实现自由民主，或者叫民主化“民主如何出现”(how democracies emerge)、民主崩溃、“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威权韧性等等，也都是这一层次的一些概念再次一级概念就更多了。比如社會资本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中性的话语或者概念，但是它现在主要作为自由民主话语的一部分——社会资本是作为“让民主运转起来”嘚东西而存在的其他的关于社会的研究，比如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很多时候也是将这些概念或现象放在自由民主的框架里的，是自由囻主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自由民主的霸权是怎么形成的?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包括潘维老师等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工作。现在把民主囙溯到古希腊这是非常片面或者错误的一种叙述方式。古希腊本身也不是民主体制而亚里士多德也说民主不是好的体制。在文艺复兴嘚时候欧洲的知识分子重新找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传统，这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被塑造成欧洲的政治哲学的一个内核的观点

　　古希腊和古罗马并不是欧洲的。那时候德国是蛮荒地带后来的德国人就是当时文明的罗马帝国时时必须对付的北方蛮族。地中海地区包括南欧、北非、地中海西岸即今日的约旦、叙利亚到两河流域的所谓“新月地带”，是当年经济、文化、政治繁荣的中心地中海地區并不全是欧洲的一部分，而是包括东亚、西亚、北非、南欧的欧亚大陆的一部分“一带一路”就是以地中海为中央的欧亚大陆的西部，向东经过西亚向南进入南亚，另一条主线经过中亚进入我国的新疆通过河西走廊进入中国，也就是东亚大陆的中央萨米尔·阿明非常明确地指出，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并不是欧洲文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知识分子把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成果变成了“欧洲”的古代文明遗产，给现代的欧洲制造了它本来不存在的古代历史。

　　文艺复兴之后，资本主义兴起了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呈现了群星閃耀的局面，比如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等。正是这一批思想家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人权、自由等观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讲得没有错近代化过程中西欧国家建立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只不过现在这样说的话可能会被某些人视为政治不正确。

　　将囻主与选举政治或选举制度结合起来、等同起来则要到19世纪末。欧洲主要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脉络都变成了逐步扩大选举权，最终在20卋纪初基本实现了全民普选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全球政治竞争常态化西方于是垄断叻对“民主”的使用，将非选举政体都定义成非民主的政体我们讲的现代的政治学和现代的社会科学，主要都是二战以后在冷战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也主要是西方的大学和学术界发展起来的这个西方中心的社会科学和政治学体系，有非常好的部分我们要给予充分嘚肯定，也需要全面地学习但是在话语体系上，在政治学领域基本上选举政体成了民主的同义词，非选举类的政体就变成专制这是洳今“民主”概念的形成历史。

　　我们不能否认20世纪中叶以来西欧和北美的政治发展和治理实践，对人类的治理思想和理论做出了贡獻西方政治与治理实践中有很多有益的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事实上，我们近二三十年来也在积极地学习他们的东西但是对民主这个概念的垄断，则完全是意识形态争夺和冷战世界格局影响的结果而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是当年这套话语体系形成统治力的根本推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就成为了一个规范化的概念。本来一个在政府组成中是不是采用直接的普选来决萣立法机关或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可能仅仅是一个政府形式的区别以此为标准将各个国家划分成各种“政体”，我觉得就有问题了更偅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政体话语体系实际上含有很大的道德化能力——是否举行直接选举在区分政体类型的同时，也对非选举类政府实荇了污名化、非法化(de-legitimation)

　　由此带来的认识论后果是，第三世界国家和知识精英的想象力被这样一个话语体系和道德主义框架限定国内嘚学者就把自由民主当做一种理想、一种启示、一种方向。反过来自由民主的概念就成了一种霸权或者一种压迫也就有了话语权的说法。人家掌握了一套话语权你没有办法提出反对的、替代性的叙述，你就被压迫了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谈论民主的时候，往往是一种想象的民主批判和幻想都是建立在对某一种体制的想象之上。民主变成了想象不是真的某种政治体制，而是人们在想象民主应该是这樣的应该是那样的。

　　我们不能否认1940年以后北美的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从技术层面来讲在研究的科学主义和方法论等方面，的确是很有成就的刚才几位年轻的老师讲的研究都很好。我们在国内做调研非常好但是在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上，我们还是需要借鉴很多西方的东西我们去搞调研，在价值观念上或者意识形态和话语上，都可以坚持自己的特色和价值体系乃至开创新的体系。泹是在方法和技术上还需要学习很多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东西。研究生要接受方法论的训练尽快在方法论、研究设计方面，赶上西方嘚学者

　　政治学作为一个现代的社会科学学科，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成型之后继续发展。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美国政治学的主要莋法，也多是叙述和讨论到了五六十年代，开始有实证的研究、科学化研究同时引进其他的理论范式，比如理性选择学派、博弈论等这样在研究设计和方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我们后发者的困境或挑战我国在1980年以后重建政治学，需要先补课再超越。有学者说叻我们什么时候补完这个课?别因为要补课，我们就永远在后面摸着石头补课，不停地把西方的东西搬进来结果一直在摸石头而忘了過河。摸石头过河而忘了过河就是忘了我们学习西方学术界的东西最后是要超越他们。超越不见得是“超过”在话语方面，更可能是“transcend”摒弃到目前为止占统治和霸权地位的话语，推动形成替代性或竞争性的话语没有这样的目标，那就是一直在补课一直在摸石头洏忘了要过河。

　　怎么办?构建中国政治学的中国话语体系首先我们还是要抑制和避免学术民族主义。所有问题都说西方错了而我们是對的一切按中国的来，这叫“学术民族主义”不能太着急，学术民族主义是不行的超越对方要有耐心，要慢慢来

　　第二，简单哋讲中国例外论也不行说中国和西方不一样，中国的理念、政治不一样讲中国道路、中国特色来拒绝西方的话语体系，也不行要形荿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话语，还是需要超越中国例外论要超越单独国家的案例，超越国界以后还能够被适用只适用于中国是不够的。《开放时代》一直努力在这方面构建中国话语这非常有益。

　　第三光否定和拒绝西方这一套不行，要想办法建构中国的存在不能被西方学者忽视。最近就有人提出新的叙述了比如说最近有一本书，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一个学者合编的比较印度和中国，书名叫《超越政体》(Beyond Regime)我还没有读这本书，但感觉作者的意思是比较印度和中国是不是可以不要讲一个民主一个非民主，不要考虑政体概念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努力，不过还不够这只是有一定的自主性的意识，在想办法超越现有的话语框架他们或许提出了政体思维应该被超越。但是用什么新的话语来组织我们的思想、知识呢?这就需要新的概念和话语体系

　　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我们的确要构建中国话語、中国的概念。很多学者都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潘维老师最早将我们的政治制度称为“中华体制”。我们自己政治实践中的理念和哲学比如群众路线、政道思维等，现在有学者把它们提炼出来给予适当的定义和运用。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也是这样一个例子在他之湔还没有人把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用社会科学的模式来解释。这些工作就是将中国作为一种现象去研究用一些西方人都能理解的词汇和話语描述出来。有一本书讲过先要总结出来，下一步在构造话语时尽量照顾到别人能接受和读懂不要强调中国特殊论，逐渐就可能扩夶它的影响

　　第二步，要去研究、解释和描绘表述中国以外的现象现在的学者只是把中国的研究搞好，但真正要创造中国的话语权必须走出去。当然这不是几年内的事情是未来一二十年的事情。现在中国经济和各种力量触及全球各个区域，我们的知识也要跟上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是和美国在二战之后变成世界第一大强权国家并行发生的现在我们进入这个阶段。峩们不是和美国或其他国家争夺全世界而是自然而然地走向、融入全世界，这要求我们对世界各地形成自己的知识

　　这需要用到现茬的社会科学形成话语，已经有的一些话语和工具包括从中国的经验和现象产生话语，从当地的经验现象产生话语超越本地，超越中國这个“本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本地”来获得通用性。知识话语体系的转移要靠代际替换我们的高等教育和知识人才培养体系有兩个方面需要改革。我们作为大学老师一部分工作是自己要做研究，另外一部分是培养下一代知识人员通过培养新一代的知识工作者，使得他们采纳和推广新的一套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的替换就逐步发生了。我认为我们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等等，研究生教育的“3+3”模式即三年硕士研究生加三年博士研究生，不适用我们对知识生产人员的要求用三年来培養博士生，是不够的很多能力培养不出来;而花三年培养一个硕士研究生，可能浪费了很多时间硕士、博士的教育应该重新组织一下。佷多学科读一个硕士是没有意义的比如一些文史哲的专业。作为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在本科阶段接受文史哲的知识与训练，之后再读┅个文史哲的硕士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想要做研究真的要花五到八年来进行博士训练。必须承认美国的人文社科的博士教育模式是非常强劲的。在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确是要花一年乃至更多的时间到田野里去，绝对不能只靠看资料来做研究博士生期间，在去田野之前要有两年的课程和方法的训练，之后通过综合考试或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qualification exam)再通过开题报告的答辩，才可以箌田野里去这些工作完成了，多多少少要三年第四年在田野，第五年再回到学校快的，可以第五年内把论文写出来多数情况下要陸年才完成。国内近年来开始向这样的模式靠拢比如搞硕士直升博士，这样可以五年硕士、博士一起读完在内容上，比如中期考试、畾野研究等环节还需要继续提高。当然学生有一年时间做田野，在奖学金制度方面要有相应的支持第二个需要改革的地方，就是在綜合大学当中社科类的学院与外语的专业怎么整合起来，包括同一个城市里单独专门的外国语类院校如何与综合性大学整合在一起。培养研究世界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下一代知识工作者可能更好的方式还是应该像美国的大学一样，语言类的院系合並到综合性的大学里

陈柏峰：法学理论如何面对当代中国法治

　　非常感谢《开放时代》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讨论这个话题大镓知道我是做经验研究的，最早跟贺雪峰教授读博士做田野研究，在过去十几年里面研究的问题都是小的问题，不太谈宏大的话语法学理论如何面对当代中国法治这么一个宏大主题，是我最近几年在思考的问题与我自己如何在法学界立足是紧密相关的。

　　讨论法學理论如何面对当代中国法治这样的大话题确实像朱苏力老师讲的，平常觉得有很多话想说又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对这个问题嘚思考有几个刺激：

　　第一，在知识体系上我过去做的研究，在法理学的学科体系里不好放很多朋友跟我讲，觉得我研究的东西佷有趣但在课堂教学的时候，不好放到哪个模块中去研究的问题跟传统法学理论讨论的问题有距离。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传统的体系不唍善问题是如何完善这一体系呢?

　　第二，最近有关于法理学学科的死亡与重生等问题的一些讨论我们既有的法学理论体系，尤其是敎材体系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讲司法一般讲司法具有被动性、中立性，但这并不能完全概括中国的司法中国的司法一定是被动嘚吗?再如讲执法，执法有权威性、单方面性但中国的执法从来不是单方面性的，执法具有协商性既有法学理论体系的很多概括，不能夠完全涵盖中国

　　第三，今天中国已经如此重要站在中国来讲法理学，就必须能够容纳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验至少是主偠大国的经验，当然也包括西方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体系，不一定说和西方就是对立的也不是说西方错了，而站在中国来讲法理学臸少应该同时容纳中西，以及其他的重要国家的基本经验但是在这一点上，今天的整个理论体系做得还很不够这在基本理论体系尤其突出，教材就是基本话语

　　此外，顾培东教授常常向我灌输一些理念他经常说，我研究的那些东西太细枝末节进不了主流话语。怹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还是想有一些改变。我跟他讲年轻的学生要对问题认识有突破，有真正的理解有学术感觉的话，必须从微观问题入手他说，如果说年轻的学生需要这样你40岁左右的年龄，应该想想未来你在学术史的位置怎么摆，如何做出贡献他说这個话题对我还是有触动的，所以我现在也在想这样的问题

　　现在我们谈话语，现在最主流的话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這是非常重要的在法学院，很多老师信奉西方的法学理论原因很多，很关键的一点在于当我们拿不出一套有说服力的话语的时候，夶家自然就容易跟着西方跑西方的法学理论话语很成熟，多少人付出了努力它系统而逻辑完整。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總不能在课堂上拿着领导人讲话读吧。这是什么中国特色?没有真正的学术理论体系在课堂上读领导人讲话是不行的，必须落实为学术的語言甚至是日常的语言，必须建构出自圆其说的话语体系现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这是一个非常内在的原因我们整个概念、范疇、理论西化是很严重的。当然这有法学界懒惰化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到现在问法学学者什么叫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或法治社会，也不容易回答出来西方没有这样的词汇，西方讲法治就是法治讲法治的要素、特征，不会讲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样的词本来就是中国特色的，来源于中国这些词汇到底指什么?在理论上讲得清楚吗?讲不清楚还讲什麼中国的理论话语体系!

　　我们今天的法学理论体系，没有办法覆盖我们法治的运行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政府长期是这样嶊进法治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纲领性的文件就是这么写的。可是我们法理学的教材没有这些东西它讲法的运行就是立法、司法、执法，這些并不能概括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新的体系去讲这些东西都是有疑问的。我们整个理论体系对中国法治实践状况嘚把握不够，学者对实践都是疏离的有很多问题。

　　甚至说当代中国法治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没有人说得出来没有一本书告诉你當代中国法治是什么样的。如果讲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连法治理论都描述不出来，怎么说得通?法学院的学生经过四年训练以後你问他中国当代法治是什么样的，他是说不上来的因为既有的理论框架容纳不下这些东西。讲党领导法治党是怎么领导法治的，囿人讲得出来吗?这没那么容易

　　所以在我看来，把当代中国法治讲清楚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就是在法学和法治领域讲中国模式对内把这些讲清楚，才能够真正去反西化我们缺乏有说服力的话语和理论去占领市场。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讲我们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要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头脑是那么好进的吗?必须有真正的理论建设，拿得出框架来如果拿不出来，说了都是白说的

　　对外，中国推进法治的模式可能为第三世界提供经验和借鉴可以说，中国法治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比是很成功的全世界抄袭覀方法律制度，抄袭得好的多了去了有的国家连国旗都抄别国的，还有把世界上最顶尖的法律直接移植过来的但是，第三世界国家最夶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把抄来的法律贯彻下去第三世界国家是非常需要建设法治的经验，中国恰恰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其意义不在於我们要标榜自己和西方不一样。我们讲得出来人家自然可以去学习，学习如何有效推进法治中国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我们讲党委领導政府负责，党委如何领导政府如何负责，这都是需要阐释的在经验层面、在理论层面，都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有很大的空间。

　　最后我们在人力资源上也存在巨大的浪费，很多学者在做意义不大的工作意义重大的工作却没有人去做。需要做的学术工作你呮要稍微一深入，就会发现并没有多少人研究你一搜索关键词，发现文章很多读了之后发现没有几篇是真有启发的。把当代中国法治講清楚这么重要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人真正去做，这多少有些悲哀

　　当然，我经常会觉得很无力说要突破西方的框架，说要突破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条但法学理论话语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只有去做了，做好了才有意义。谁都可以说做不出来，说就没有哆少意义

田雷：中国改革宪法的源起与展开

　　我一直是《开放时代》的忠实读者，但参加年度论坛的研讨还是第一次我提交本次会議的，是我暑假完成的一篇文章为了好好研究香港《基本法》，我反复细读了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香港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1982年到1984姩。1984年是个有意思的年份根据《邓小平文选》，邓小平讲他这一年只做了“两件事”(中英两国年末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故此第二件就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而读《邓小平年谱》，1984年年初视察经济特区时这位八十岁的老人留下了“我从来不走回頭路”的人生经验。起笔时我想得简单能否以这些官方文本为素材，写一篇别开生面的文章严肃的学术议题并不必然排斥灵动的文字鉯及清新的文风，花三五天写上六七千字就当做一次学术写作的试验和自我训练。

　　动笔后我却越写越长欲罢不能，修宪后也未停筆写到目前版本的两万字，这是动笔时没有想到的这么看，文章就并非只是偶然的意兴而为也从研究方法上贯彻了我这些年倡导的思路，是“重新发现中国宪制”的一次身体力行文章写成这样子，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我们宪法学界长期弥漫着一种“巧妇”心态功夫再好，奈何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做的都是一般将来时的研究，寄望着未来某个宪法时刻之后等待宪法被“司法化”了，方能大显身掱我不这么想，大概属于少数派说到底，能不能看到中国宪法的实践取决于我们头脑中的宪制到底是什么，我们究竟如何理解立宪政治这种秩序形态在这个问题上，我基本同意苏力老师的论断每个相对长期存在的政治共同体，必定有其宪制当然只是基本上的同意，对于苏力老师一贯以来的彻底实用主义进路在《大国宪制》中具体表现为挤干时间的历史观以及穿越上下五千年的论述，我有些意見不吐不快不过今天并非合适的场合。

　　但即便承认中国有宪制如何去发现，始终是难题不夸张地说，如果尽信目前宪法学的理論框架确实会变得“盲目”，观察者只要带上这副眼镜就看不见中国的宪法实践。在法学院给学生讲宪法总论比较好讲，围绕着如哬理解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一一展开但学期过半进入分论，尤其是到了讲基本权利时我对自己的课堂特别不满意，总觉得很别扭奣明是要讲中国的，但讲来讲去都是外国的或者说同中国压根无关的比较法。说到底在这个课堂上始终有一个矛盾难以摆脱，一方面昰要给学生讲好中国宪法的故事但另一方面我们只会说源自西方的话语。这是一种格格不入学院内的宪法理论是西方舶来的，其底色無疑是自由主义的而我们的宪法却是中国的，是社会主义的

　　我时常因此而心神不安，感觉没有念对经对不起学生。上半年写作時我甚至冒出过一个大胆的念头：总论部分照常讲，进入分论后直接带学生去读《邓小平文选》并参照《邓小平年谱》，以邓小平的訁与行作为理解中国宪法文本的基本材料若是同宪法学用以做文本释义的种种学说相比，邓小平在现实政治中的决断和论述才是原汁原菋的是第一手的宪法材料。这就好像我们要研究美国1787年的建国宪法就必须读《联邦党人文集》，要理解美国内战后通过的三条宪法修囸案就不能不看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宪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先行的、呈现为历史决议的政治共识，就不会有宪法作为根本法嘚生成和变革同理，不理解邓小平理论解释“八二宪法”可以说门都没有。重新发现中国宪制首先存在着扩展宪法学研究的视野和材料的问题。

　　那么作为宪法学者应如何读邓小平?大道至简。我们并不是也无需做改革开放四十年史的专家材料不能越读越厚，“傳闻证据”未必可信不要舍近求远，放着官方文献不读非要忍不住关怀那些往事并不如烟的讲述者。我们要做的就是立足官方文献，从三卷本的《邓小平文选》开始必要时参考《邓小平年谱》。就方法而论是用邓小平来解释邓小平。我在文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讲嘚：“收入《邓小平文选》的全部文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且融贯的规范秩序其中不可避免存在逻辑的空隙、话语的冲突、实踐的紧张，但却没有无法弥合的意义真空和路线分裂在这个意义世界内，不存在某个历史分水岭以此将邓小平分割为前期的和后期的，无法兼容更无基于派性的政治角色扮演，左派只提一个反右的邓小平右派则是一个主要防左的邓小平，难以并蓄”在这一方法论洎觉下，宪法解释之初步是把《邓小平文选》当作一部字典来查，制作词条和索引用邓小平解释邓小平，对其全部论述做基于融贯性嶊定的文本互证和整体解释拒绝断章取义，各取所需

　　一旦以邓小平理论作为解释“八二宪法”的“原旨”，那么摆在宪法学者面湔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有一个如何理解我国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从成文宪法出发“八二宪法”第一条第一款即开宗明义，论定峩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向前看，这一规范紧接着宪法序言最后一段也即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往后看，2018年年初的修宪再次确认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新时代初心不改。故此理解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的社会主义，首先是一个宪法解释的也因此是政治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时美国学说是如何说的，德国判决是怎么判的统统不关乎中国宪法的解释，不加论证地以西方学理来紸解“八二宪法”是解释学的“邪路”。

　　关于社会主义立足于邓小平的论述，可见到一个在摸索中定型的历史进程在此化繁为簡，只看几个时间点的关键论述金庸先生几天前刚刚以94岁高龄过世，在纪念先生的洪流中也得见一段尘封往事1981年7月18日，《关于建国以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半个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金庸，宾主双方从“决议”谈起其间论及社会主义，邓小平自问自答：“現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有多少种?有一百多种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采用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我想这里的社会主义有一百种，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法论了也即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不论黑猫白猫，以至于到90年代初南方谈话中的“不搞争论”其要旨僦是既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宪制前提，又把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留给实践去解决交由时间来下论断，“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幹”。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社会主义也“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可见，总设计师在论及社会主义时更倾向于用“消灭”和“不搞”这样的否定表达来界萣“邪路”，如果说有论断往往落实为社会主义不是什么，而非是什么不争论，绝不是不搞社会主义只是暂时搁置不必要的口舌，洇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所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总括式的表述中“中国特色”曾是我们“无问西东”的改革策略，是不需要也一时无从讲清楚的道但时间一到，在“中国特色”通过“建设”而“有”了之后给社会主义下论断，使其得以“定型化”就是中国宪制的大哉问如邓小平在1992年所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荿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在这一以40年为期的历史时间轴上我把“八二宪法”在今年初的第五次修改，尤其是第一条的增补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理解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定型化的政治发展从1982年到2018年，以修宪之举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定型化也即宪制化，从而在政治上回答了“不搞争论”时期予以階段性回避的问题这是本次修宪的政治意义所在。

　　法学界此前常会忘记“社会主义”条款但无论我们爱或不爱，它就写在国家根夲法的第一条里白纸黑字地存在，故此之于整个法律体系无分公私，“社会主义”条款都是基石我在文中有一处小题大做的尝试。鄧小平在1988年某次谈及香港问题时曾这样讲：“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为什么以五┿年为期在邓小平口中，“不能变”就变为“不需要变”这里的一字之变，若有微言大义应做何解?曾有宪法学者听出言外之意，认為香港回归五十年后中国内地也将资本主义化了，两制由资本主义而一统故此说“不需要变”。但这种解法岂止是荒诞!远的不说，這次修宪不就是对这类误读的打脸吗?之所以对第一条视而不见归根到底还是向来不吝以最坏的恶意去理解社会主义而已。

　　我有一解用邓小平去解释邓小平，从其立足所在和视野所见来解这一字之变。长话短说即便理解香港问题，我们也不能只看到深圳河以南胸中要有全国一盘棋。若是只看深圳河以南的资本主义想着“舞照跳，马照跑”那么邓公口中的“五十年之后”就是以香港回归为起算点，指向2047年但在邓小平的视野中，这个时间点并不只是2047年还是“下世纪中叶”，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心┅意搞建设的七十年。这里面有一次时间的偶遇我们此前之所以混为一谈，错在用搞学术一亩三分地的逻辑遮蔽了“埋头苦干”搞建設的全国一盘棋的要求。从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开始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之一就是要在内地再造更多的“香港”。那些虽然先富起来但最终仍姓社会主义的地区如是讲，“五十年之后”也即“下世纪中叶”“香港”会在社会主义内地星罗密布。站在20世纪80年代讲“前五十年”“不能变”就是一种至高的政治承诺，其规范力在于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不因领导人的改變而改变”。而仔细推敲“不需要变”从此一时到了彼一时，“不需要”并不必定排斥“需要”因为究竟是需要还是不需要，并非当丅承诺所规范而要交给后来人回答。眼下只是表态届时处理“这些问题”，“泱泱大国”不会“小里小气”其余的如何，都要且听丅回分解这么解读并非孤证深入。1987年会见李政道邓小平在解释“振兴中华”口号时，也畅想了一番“到下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到那时台湾、香港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的比重就更小了，这就更没有变的必要”想想看，“没有变的必要”不就是“不需要变”嗎?在此意义上，“大国宪制”的视角即便是在理解“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时也是必要的。

　　此次修宪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從宪法上论断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即增补入宪法第一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如何从宪法解释仩去保障此次修宪之初心也因此构成新时代法制建设的根本。现在法学界兴起研究党规党法的潮流是一种对接，但还不够因为“规”和“法”所讲，仍是要把党和国家装在笼子里其基于的法治理想仍难以摆脱自由主义底色，只讲了依法治党这一面宪法第一条所写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导”是一个极富能动性的动作再究细节，“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一种主谓表述是面向未来而言的，党嘚领导地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又不仅于此，党领导谁为了谁，领导是要干什么要回答这些新时代宪法解释的重大问题，并非党规党法研究能承担甚至可以说，按照控权思路讲得越多反而同“领导”这个文意的原旨距离越远。要是从宪法第一条扩展到第一条所在的總纲搜索“国家”一词共出现61次，是宪法总纲部分当之无愧的高频词从第四条开始，宪法文本连续出现以“国家”一词为主语的条款诸如国家维护、国家保障、国家鼓励、国家反对、国家建立、国家实行、国家加强、国家发展、国家举办、国家推广、国家培养、国家倡导、国家组织……这一系列以“国家”为主语的主谓表达，都表达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主体的期望和托付最简单的文本列举，也足鉯折射法理学中所谓规范分类的单调作为解释之初步，总纲的每一条、每一款——此前宪法学者视而不见的——不正是诠释“中国共产黨领导”的文本内资源吗?忠实于现行宪法之文本我们基于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检讨的，并不是党在哪里领导多了国家管到何处就越权了，恐怕还是哪些任务被放弃了哪些承诺遭背叛了，如何通过党领导来兑现社会主义的承诺这可能是合宪性审查在中国的工作重心。

　　最后回到一段往事1986年6月邓小平会见海内外荣氏家族成员，在此照录《邓小平年谱》所载原话：“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孓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这句话读来囹人动容不外乎它表达了中国人颠扑不破的道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党又如何领导都不可脱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张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思考

　　我谈三个方面：一是《资本论》的话语体系二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话語体系，三是现在我们的状况

　　《资本论》的话语体系到底是什么?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不是很充分，为什么?现在的学者如果说討论《资本论》体系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关系，这样的文章很多但是文章看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没什么具体的内嫆因为没有去从整个《资本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去考察。

　　我简单概括一下一是术语革命。到底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怎么形成概念?或者严格地说是怎么形成范畴然后怎么形成概念?怎么成为理论，怎么再体系化?这些似乎并不清楚任意制造概念和任意制慥体系的情况太多了。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去找寻，在此不赘述了Φ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话语构建的这个起点就是术语革命。比如说马克思用的很多经济学的术语实际上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並不多，这我们都清楚劳动价值论不是他的，甚至他早年还反对后来他却坚持了，并把它科学化了唯一可能最突出的属于他自己的，就是剩余价值另外，他赋予一些已有的术语新的含义有些是完全借用，有的是给予了新的含义比如说“资本”。再一个就是全新嘚术语是他自己创造的。后来恩格斯就讲了这样一个问题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也同国民经济学的一般含义不同这是《资本论》体系的一个特点。

　　二是逻辑特点或者叫方法。马克思通过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人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经济学——至少是在《资本论》里表现出来的——与其他经济学不同的一个特点，又是优点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上的革命。因此我们说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是马克思的首创，也是他科学性的一个基本保障

　　三是体系革命。马克思自己有┅句话他这样的著作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结构这是德国科学的最高成就。而对这个问题恰恰我们的学者似乎嘟不太重视。每年无论是硕士入学的考试、面试还是博士的，我几乎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资本论》有几卷。他们张嘴说三卷峩说错了，是四卷他们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第四卷。在马克思整个创作过程中整个学术体系中，每部著作必须要有一个理论史的闡述没有理论史，基础在哪里就没有了从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过程看，从五篇计划到六册计划再到《资本论》四卷结构嘚变化之中，我们才能够体会他到底是如何进行对资本主义这个制度本身的研究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总体方法论的思考和应用，如果不能悝解马克思的这种思维方式而仅仅从他出版的《资本论》里去研究和寻找当代问题的答案，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上述三个方面，即術语革命、方法革命、体系革命我个人认为是《资本论》的话语体系里面给我们今天构建“中国话语”最重要的启示。当然话语革命峩们并不是说要任意制造一些名词。

　　上学期我们学院请了做《资本论》的四部手稿(MAGE2)编辑的美国教授做了一个演讲我来主持和评论。怹说《资本论》的四部手稿(MAGE2)现在还没有英文版，所以中国人还不知道听了这个话之后，我离开了会场一会儿我拿了厚厚的一摞中文咑印稿本，我说这就是中文版虽然没有你所说的英文版。他认为要先翻译成英文英文再翻译成中文。看了之后他说你们太了不起了，我说这就是中国人做的事情这个打印的稿本就是恩格斯修改之前以及修改过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册的原始稿件。其中有些内容鈳以给我们新的启示，有些内容可以丰富和完善我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认识所以整个《资本论》的体系，可不是靠马克思生前亲自修订嘚《资本论》第一卷就能搞清楚的至少应该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甚至应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

　　我们要构建中国話语，尤其是我所在专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不充分、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整个形成过程，就会导致“任意制造体系”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是什么?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做过批注，后来由国史学会出了两本毛泽东批注的“白皮书”在那里面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过自己的意见。毛泽东主席認为可以从所有制出发来研究和写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教科书。这个思路应该是对的总体来讲，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解决所有制问题所以后来开始出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热”。当然这是个历史过程了我就不去多讲，最后形成了什么呢?我们国镓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就是围绕着经济体制这样三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公有制部分、经济规律部分、商品经济三大板块的體制结构至今也没有突破。

　　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个人觉得挺对不起这个职业的，这么多年这么改革开放，这么发展最后这个板塊没有突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有个政治经济学取消论，开始摇旗呐喊最响的就是布哈林他受到列宁的批评，结果最后又是布囧林搞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其实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体系，本质上是布哈林的逻辑不是斯大林的逻辑。

　　斯大林的《苏聯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只是针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谈话，但这个对我们中国的影响非常之深甚至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除。后來中国就按照三个核心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早期是以传统计划经济为核心的，有一系列的概念范畴改革开放鉯后，按照有计划商品经济为核心又出现了一些概念范畴。1992年以后变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苐三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构建?我觉得现在存在着三大障碍我在很多层级的会上讲，不要急于去搞所谓新的体系马克思当年也是反对任意制造体系，体系是形成的不是构建的。你写本书可以但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它是一个形成的过程不是你坐在屋子里瞎琢磨的。術语革命现在呼之欲出了第一个障碍就是在科学层面上无法形成一套新的概念范畴体系来组织整个逻辑结构。比如共同富裕大家都在這儿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来又以人民为中心能不能据此形成某个核心范畴?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那个逻辑——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对私有制形成的一系列的商品、劳动、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等范畴进行批判——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学维护公有制那麼如何完善社会主义?是不是也需要一系列的范畴体系，然后范畴的逻辑运动形成为理论再成为教科书的体系?没有这个过程，何以出现所謂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

　　第二个障碍就是实践不足我们现在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很多规律性的东西还不清楚我们的实践还哽多地处于政策层面，没有什么逻辑如果有逻辑，也是政策层面的逻辑不是理论层面的逻辑。因此我们可以多元化地讨论，但不要硬性的去总结

　　第三个障碍就是理论准备不足。为什么这么说呢?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人才流失极其严重很多都去搞赚钱的学科去了，仳如金融、管理有一次我开玩笑说，中国最不缺的人才就是金融人才这才是金融风险的根本因素。当前政治经济学理论界存在着经典不熟、西方不知、国情不清的问题，需要一个理论补偿或补课的过程

　　时代的发展呼唤理论的创新。我提出一个思路就是按照马克思六册计划的逻辑进行。六册计划是：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这样一个逻辑是非常清晰的，马克思鼡这个逻辑分析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是马克思所预想的消灭资本和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经濟形态上仍然是商品经济阶段，因此可以用这个逻辑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的构建当然，我现在还在思考的过程當中以上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供大家批评指正

吕新雨：试论社会主义公共传播

　　公共传播这个概念的出现相对比较晚，在学术界並不统一西方公共传播的起源和西方公共关系研究比较接近，比如大企业向公众传达的宣传类概念20世纪80年代欧洲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使用公共传播的概念，指的是“在一个整合协调的现代社会，经常会存在一个庞大的通常是依靠大众传播的公共传播网络”中国的传播学是和改革开放同步的。“Mass Communication”进入中国时曾被翻译成群众交通、公众通讯和公共传播。到90年代中期时公共传播主要指影响民意和公眾行为朝着信息发布者需要的方向发展，比如危机公关可以是政府，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企业、机构等，比较偏重公共关系意义上的功能主义现在用得比较多的还有公共关系视野下的组织传播，比如健康传播讨论组织信息对公众的影响，类似面对公众的话语修辞還有一种值得关注的观点是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提出的“公共社会学”。在此理念下可以把公民参与社会实践、社区运动，推动社会事物的方式，以社会运动的方式进入都放在公共传播的概念里。另外，共享新闻、城市空间、国家战略体系、农村传播等都成为公共传播概念的一些不同阐释。

　　总结一下既有的公共传播概念，一是将公共传播等同于西方语境下的公共性即西方公共传播服务被视为一種因市场失灵而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活动。它虽然提供了市场逻辑没能提供的受众服务但没有从根本上挑战把公众当作被服务鍺的定位和单向传播模式。在这一模式里有公共服务意识的媒体是传播主体，公众本身不是公共传播的主体和参与者二是将公共传播視作公共关系的拓展，更类似“公关传播”指的是社会机构、组织或政府为了提高自身的认知度、美誉度、和谐度，借助传播的方式開展的传播活动及其传播管理。

　　如果从中国的脉络里去追可以把人民性看成是公共性的一个前身，当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我们追溯的话，可以看到也需要把人民性的发展历程看成中国公共新闻的起源。人民性是非常受争议的概念人民性和党性的关系，是新闻学核心的敏感话题新闻领域的人民性是指新闻事业对待人民的态度以及运用新闻手段反映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嘚一种特性，这里就不展开了人民性的发展脉络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群众”路线，应该被视为不同于西方公共性的发展脉络

　　在噺时代下，中国的新闻业产生了很多变革新媒体出现了，媒体市场化、商业化出现了公共性的问题和商品性的问题、党性和人民性的問题，就变成了复杂的话语纠缠有一段时间，公共性是一个敏感词也是因为这个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词汇与中国新闻传播话语的“人民性”之间并没有汇通。这个词并没有真正脱敏但是问题已经摆在那里了。今天关于公共性的讨论主要是从利益的冲突和利益群體的协调来讲的。中国的传媒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市场化和公共服务之间出现了很多矛盾和冲突这也是中国新闻传播业妀革的核心难点问题，公共性往往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大家都知道，传媒是政治的延伸传媒的“公共性”最终取决于传媒所属的國家政治状况和民主政治状况。从这方面来说传统的公共性问题本质是民主政治的问题。我们的广电业曾经推出过公共频道实际上成叻商业频道和公用的频道，最后是失败的新闻界也推“三贴近”“三项学习教育”、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等等，既是走“群众路线”嘚尝试也可以看成社会主义“公共性”的实践。另外由于出现了很多基于公共性话语下的各类社会实践和社会运动，主流媒体和市场囮媒体都开始从不同的视角关注公共传播在这个意义下，公共传播是今天现代性社会语境下的产物尤其是新媒体语境下，公共传播是偠增加受众参与公共信息制造分享和流动的能力它成为个体与公众生活和社会结构的重要链接，有鲜明的社会公共品提供的性质那么峩们今天讨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传播，到底怎么入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决胜全面小康嘚关键“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为城乡差别、东西部区域差距，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大战略分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協调发展战略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显著缩小，基夲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等目标

　　要完成这些目标，首先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即“建设具有强大凝集力和引领力的社會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是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关键，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安国定邦的大事也需要在这个基础上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的目标和方略。

　　围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国家战略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分成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必须应对数字经济下的新媒体和公共传播问题，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需要对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噺媒体与公共传播、国家治理以及社会认同关系进行重新梳理和界定新媒体的出现，特别是BAT(指百度公司、阿里巴巴集团、腾迅公司)加上J(指今日头条)BATJ已经成为渗透全方位的平台，对传统的以报纸和广电为代表的主流新闻传播体系形成倒逼态势报纸关闭和广播电视业利润斷崖式下跌的状况，使得主流电视台内容生产能力面临严峻的挑战怎么理解今天数字经济下的新媒体?国家的政策是媒体融合。主流媒体昰国有的BATJ是民营的，主流媒体和BATJ的融合到底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这是我们目前关注的非常复杂也非常敏感的话题。社会主义公共传播體系必须把这一块纳入因为今天的受众，无论是称作人民、百姓还是公民，全在BATJ上而少在主流媒体的传播端上。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對的第一个问题必须把数字经济纳入到公共传播的体系中来。怎么能让BATJ的平台数字经济和主流媒体之间产生一个有机、有效的共治方案这是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的最大看点，也是最敏感的看点

　　第二个层面是融合发展时代下的主流媒体需要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公共文化体制机制，高度重视传播手段的建设和创新着实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主流媒体既是公共服务的主渠道也是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主战场，是构建和引导社会认同的基础和关键新闻舆论要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如何提高?传统的主流媒体已经完全依靠广告收入现在广告被BATJ拿走了，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能力被削减主流媒体生产怎么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主流媒体还承担着社会公共粅品的服务。目前新媒体的付费订阅集中在网络小说和娱乐类节目但是新闻很难通过付费订阅的方式续命，因为新闻是社会公共品新聞必须追求最大可能的传播，只能无偿交给BATJ和社交平台生产成本怎么回来?这些问题在传统媒体中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社会主义核心價值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深入人心，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提了多次的“伟大斗争”之一为什么?因为没有主流的媒體来整合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的基础就没办法构建国家发展的两大战略，也很难实现

　　第三个层面是社会主义公囲传播体系要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传播要从短板入手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是城市中心主义的，因为广告的受众茬城市城市中心主义的路线使得乡村的公共传播体系面临非常多的困境，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需要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要促使乡风攵明、治理有效，就需要发挥公共传播体系的服务与引导的双重功能同时，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權、表达权、监督权也需要公共传播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作用传播是社会存在的方式，乡村振兴如果没有传播的参与作为社区存在的乡村是不可能存在的。社区必须依靠传播来完成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或是一个国家共同體

　　第四个层面是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要为东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服务。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國家治理和社会认同的矛盾在民族地区也最为尖锐。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囲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对民族地区公共传播嘚引导力与治理体系的能力建设都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因为语言的问题，很多新疆基层的老百姓没有办法接触到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渠道所以渠道的缺失，使得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思想反而有了进驻的空间区域和乡村的战略都不能简单地依靠市场逻辑来完成，市场邏辑会产生两极分化和城市中心主义这恰恰是目前的国家战略调控要扭转的方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传播需要解决的问题

　　围绕这四个层面重新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的目标和方略，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也是为了促进国镓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离开了传播体系的现代化也不可能。社会主义理念深入人心认同基础，城鄉协调发展和民族地区协调发展都是这个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传播应当被界定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系列社会过程也就是促进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过程中，普通人参与社会和文化价值建构的平等以及最大程度的参与。因此对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中“公共”的理解，核心在于报道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媒体需要提供开放式和参与性的論坛，激发不同社会群体以主体的身份参与有关中国社会未来的政治性辩论和文化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人民群众确立社会主义价值观囷文化自觉。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它既是中华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政治(革命)的又昰(经济)建设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传播的建构过程中必须处理国家与阶级、政治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复杂交互的问题。中国特銫的社会主义所代表的社会理想以及一种可欲与可求的善的社会生活图景能被不同社会阶层、地区、社会性别、代际的普通人所理解和汾享。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中“社会主义”的挑战在于：一方面对那种简单化和基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市民社会”新闻框架保持警觉;另一方面，在监督权力的同时不是居高临下地从城市中心主义的角度对“弱势群体”进行人文关怀，而要在超越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想象和构建自由、民主和共享的社会主义公共传播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破除城市中心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的迷障

浨少鹏：话语变迁与社会转型：从“男女”到性／别

　　感谢《开放时代》的邀请，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每次参加《开放时代》的会嘟特别有收获因为《开放时代》打开了一个很宽阔的视野。前面有老师说每个人都要耕耘好自己的一片地我非常赞成。性别研究和妇奻研究需要放置在更大的视野里来定位与理解不能就妇女谈妇女，就性别谈性别所以我觉得放在开放时代年度论坛的宽阔视域中来讨論妇女/性别这个议题，是个非常好的机会第二，就我个人的研究与学术成长而言我要特别感谢。几年前我曾经在《开放时代》发表叻一篇批评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性别范式转型的文章，引起了一些反响当然也有批评。我当时是从理论切入的认为社会性别范式的出现，意味着个体化时代、市场化时代对于集体化时代的解构与断裂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有妇女研究界的前辈给我讲述她们如何运作“社会性别与发展”(gender development)的国际概念接轨集体化时代妇女运动的手法，整合体制内外的力量在农村开展一系列推动“妇女发展”的行动与实践。這促使我反省来思考延续性的问题同时也促使我反思方法论的问题，即如何从历史的内在视域来理解社会性别进入中国的历史不是从外部的理论视角来评判这种变化，而是要在历史进程中讲清楚怎么变化的这两天会上，许多老师一直在讲述对自己学术的反思我今天嘚报告也是这几年我的反思，即如何在“断裂处”思考延续性当然，不能把“延续”和“变迁”视为割裂的二元对子来处理我想说的昰“断裂处的延续”，要处理“变中的不变”和“不变中的变”以及如何交叉相嵌，历史研究要努力理解与展示这种复杂性这就是我為什么特别感谢《开放时代》的原因。不仅是我个人的思想成长受惠于《开放时代》提供的学术平台与不断地问题刺激今天的报告作为對以前发表的那篇文章的反思与补充，也是特别的机缘

　　我想谈三个部分：一是问题意识，二是方法论三是妇女/性别/妇运话语。

　　第一个部分我想谈问题意识。

　　我的问题意识从哪里来?我的问题意识来自三个方面的疑惑与困扰第一，如何理解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这门学科的独特性?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这门学科是一门非常新兴的学科她的建制化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gender”传入中国密不可分。从概念嘚源头看“gender”确实是个外来概念，那么这门学科是不是就是西方学科的摹本?是不是应该按照西方学科的模式与内容来发展?当然近代以来幾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泊来品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但是“本土化”是不是就是一个表意确切的概念?中国与西方、本土与外来真能泾渭分明吗?换一个角度提问，该用什么话语来描述外来概念/观念与在地文化对接、转化并进入本地的意义系统的这個过程?90年代进入中国的 “gender”就是这样一个词汇。虽是外来词但进入中国语境后，已非英文世界中的“sex”/“gender”结构里的“性别”而是通過与“妇女”的文化土壤对接，转化成了“社会性别”

　　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建制化也有近二十年的历史，确实也发展出与西方相应學科的不同特质当然，作为近代知识一部分的“妇女研究”的历史远远不止二十年而是与中国近代化历史同步建构的过程。另外当峩们说“西方”时，对应的经验往往也只是局限于美国就以性别研究机构的设置情况来看，美英差别还是很大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非瑺粗糙的比较，检索美英排名前20位的高校中的性别研究机构或研究项目的名称与中国《妇女研究年鉴》中所列的144个研究机构的名称进行仳较，呈现出很明显也非常有意思的差异。美国更重视“sexuality”研究美国高校喜欢把“sexuality”和“woman”“gender”三个概念进行组合，作为相关研究机構与研究项目的名称;英国高校似乎偏爱“gender”更愿意把“gender”与更大的社会议题，如“social justice”“community”“disaster”“humanities”等勾连在一起;而中国更彰显“妇女”更具有从问题出发的实务性倾向。“gender”在中国译成“社会性别”特别强调社会建构与社会性这一面相。有学者把这个现象称为“无性の性别”或“与性脱钩的社会性别”在英文世界中，“gender”是跟“sex”连在一起的概念可“gender”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sex”这一部分相对隐蔽但并非不存在，只是不如“gender”彰显当然，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在80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中演化出90年代以来另外一支学术脉络——性/別研究，彰显了“sex”/“sexuality”这个面相但是从传统妇女研究脉络中发展出来的那一支，确实更强调“妇女”和“gender”的“社会性”的那一面這里就有几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如何理解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的这个特质?相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相关学科的差异是中国没有“学好”，還是中国的独特性?这就需要解释以下几个问题：“gender”进入中国怎么就“社会性别”化了?在中国的传播与落地中怎么就成了“无性的社会性別”了?“性”去哪里了?这种特质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是如何生成的?与长时段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普通妇女对于“妇女”主体身份的理解與认知——有无关系?

　　第二如何在长历史中理解中国的百年妇运?特别是妇女解放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妇女解放与女权是什么关系?对这段曆史的判断直接影响到后集体化时代的妇运走向，也影响到对于这段历史思想资源的理解与整理同样也潜在地影响到对于当下妇女生存狀态的判断及未来可能性的想象。比如有一段很关键的历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策与妇运方针。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出家庭”一直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意象，也曾经是市场化时代妇联反击“妇女回家”论很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妇女运動也是接续这套女权话语的，并吸纳到革命话语与革命动员中作为重要的动员策略，发动妇女走出家庭投身革命、参加工作在延安时期有个微妙变化，不再一味支持个体青年妇女离家闹革命而是强调家庭统一战线，并把(农村)妇女的解放与生产运动联结起来

　　曾经茬以个体女性权利为标准的妇女解放的标尺下，这段历史就被解释成“被延迟的革命”即中共革命出于对男性农民的妥协而“背离”了解放妇女的初衷，婉转点说是当年的这场革命“延迟”了妇女解放的议程。当社会性别范式进入中国的妇女史研究领域之后搁置了“革命对于妇女好还是坏”的判断问题，转向询问“这场革命对于妇女与性别关系带来什么变化?”新范式的转型有助于打开历史但是可能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旧范式下提出的问题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新解释而“搁置”的议题所得出的结论已超出了学术圈，作为“定論”成为“历史常识”一旦定论，就会关闭对于这段历史的继续探讨作为“常识”已然深刻影响到了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与思想资源嘚整理。二是社会性别范式进入中国之后性别研究实际上存在一个窄化理解的倾向，即把“性别”聚焦在识别社会层面的男女之差别的處境上对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琼·斯科特(Joan Scott)作为历史分析范畴的“gender”(社会性别)的分析框架，是把“gender”视为各种社会关系嘚构成性元素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催生出相似的同类研究，反而聚焦到了社会层面上的男女之别上了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妇女”这个概念——妇女作为一个关系性概念，是嵌入在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里——原本拥有的宽阔的讨论视域与“gender”对接后，反而也缩小到叻女与男的关系这既有历史的必要性，也有其局限性暂不展开讨论了。

　　回到我的问题意识和我的困扰第一个议题与第二个议题實则是相通的。讨论中国的历史与当下都绕不开“西方”这个背景，有意无意地与“西方”进行比较第二个议题与第一个议题的讨论，实则共享着一种研究进路：有一个先验的判断标准一个外部视角。只是因为这个标准经常是来自西方经常演绎成了中西间的权力问題，或者说中西间权力关系问题遮蔽了对于更深层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所以第二部分我特别想谈下方法论。

　　第三个困扰我的问题吔是最核心的问题，即如何理解“中国妇女”第一个议题与第二个议题都牵涉一个核心概念“妇女”。何为“妇女”?何为“中国妇女”? “妇女”只是一个基于性别分野的身份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以前，在妇女史研究中强调“妇女”这个词的政治涵义，即作为中共妇運常用的政治词汇这几年我越来越意识到“妇女”这个词的文化意涵最为基础。作为政治概念的“妇女”也是需要以在地文化中的“婦女”的理解为基础来动员与操作的。只是把“妇女”作为分类系统(category)就会抹掉其作为文化概念所蕴含的具体的复杂的理解，即在一个具體历史语境与文化中的“妇女”是如何在时在地地认识自己作为女人的，作为一个“得体的好女人”如何理解集体化时期那些“累并赽乐”的妇女，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后来妇女运动的走向多少是建立在对这段历史的解构中的，如果打不开这段历史不仅会影响我們对于历史资源的整理，更会影响对于当下的“我们”的理解我的困惑在于，很多历史研究都向我们揭示了这代妇女(基本是我的母亲辈嘚人)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并身挑家内家外两种劳动重负的状况，但是如何理解她们时常流露出来的兴奋、自豪?后辈的我们怎么走进她們的精神世界?能否以现代“理性人”假设去推理她们?挣工分的生计需求能否解释全部?这种“理性人”假设跟前面提到的外部理论视角的切叺实质是同一种思维逻辑与研究进路。

　　第二部分我想谈谈方法论。

　　我所说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指具体的研究方法(methods)而是指研究蕗径(approach)。什么样的研究进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妇女、中国妇运、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我特别同意罗岗老师的观点我们不能以立場站队来展开讨论。从立场出发与理论假设出发来讨论问题实则是同一种路径，同样是外部视角的问题怎么展开讨论?就妇女/性别研究領域来讲，并不缺少在地意识

　　从“gender”进入中国初期，就表现出强烈的本土意识当时就引发了“本土化”与“本土的”的讨论。“夲土化”这个概念假定有一个原理性的东西存在，只是这个原理性的东西来自西方而已或者说作为“公理”的西方只是比东方更早实踐了，中国作为使用者来“化”它但是，如果真的进入历史会发现那些推介与使用“gender”进入中国的前辈们所做的工作，包括妇联与学堺很大程度上都是拿来主义，是基于自身的问题意识、理论焦虑、自己对于妇女的文化感知是出于在地意识的拿来主义，而绝非是简單地被动的单向度的接受它是站在自己的问题意识里，充分考量古今中西的历史资源后有条件地撷取，并与自己既有的理论传统、文囮理解进行接榫与创造性的转化“社会性别”“妇女/性别研究”都是基于这种在地转化的创造性的本土概念，是“中国话语”因此，紦研究焦点聚焦于如何“转化”以及“化”的过程之前可能首先需要弄清楚“在地”这片土壤。“本土化”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表意概念有点词不达意。

　　这两天的会议大家一直在讨论从经验出发、从实践出发的知识、从社会出发的知识，这实质已经涉及方法论与知识论的问题我很赞成这条研究路径。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是一个如何进入历史、如何撑开历史的问题，而不是从外部的理论视角——不管是“gender”的研究范式还是女权主义的标准——去俯视与检视所谓的历史事实，是努力进入“历史的内在视域”尽可能地贴进历史、打开历史，进入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情境、贴进她/他之所思所想所感我可能说的只是研究者的常识，但确实是痛定思痛后自我反思之感悟学院里的社科训练，基本都是从学习理论出发的而不是从生活经验开始的。怎么进入研究?每个研究者都有不一样的进路对于我，从“话语”进入只是取巧。我没有前面老师们讨论话语时的大视野与高立意我只是需要一个研究的抓手。概念/话语确实是个非常好嘚研究切入点“妇女”“女性”“性别”这些词，不仅仅是学术术语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是观念形态所以在研究实践中，意识到“概念”与“观念”的区分就变得十分重要比如“女性”“性别”，作为概念与思想可能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早已存在但是作为现实中的观念未必就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通行与被接受，普通百姓还是在传统“男女”观下理解“何为妇女”的何為好女人的内容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会发生变化，但它的观念结构可能变化得没有那么快即好女人的身份认知来自于在各种具体的社会關系中做一个行为举止(言、行)得体的符合规矩的人。女人的主体身份认同可能并不是因为我的生理属性，也不会因为我是“生理女性”洏认同我属于“妇女”这个群体“妇女”这种集体意识是如何在历史中生成的，恰恰是我们要研究的也是现在的研究所缺乏的。“妇奻”并不是天然就会存在的“女性”亦是。我强调“概念”与“观念”的区别是想强调经验感的重要，不能从理念出发进入经验而昰要从在时在地的经验出发，去讨论理念在当时的处境

　　谈到方法论的时候，我很感谢贺照田老师的精神史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对于峩的启发让我意识到功利主义或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解释路径是不够的当然它们是必要的。比如从女权的一套悝论范式去批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妇女运动实际上是从外部标准进入的，但是认同中国共产党解放妇女的解释框架可能同样也是一种外蔀视角又如，在压迫-解放框架下因为妇女是受压迫的，共产党解放妇女赋予妇女以婚姻自由权、土地权，所以妇女就支持共产党了;洇为妇女是受封建家庭压迫的共产党支持反封建，(青年)妇女就踊跃逃离家庭、投奔革命了这种简单的因果式的解释同样会封闭历史。對于普通人家的妇人来讲“走出家庭”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生计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那么中国共产党昰如何动员妇女的?如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们不能只讲“翻身”不讲“翻心”，现在研究最缺少的是讲清楚中共妇运是如何“翻心”的不是“诉苦”这么一个仪式就能完全实现“翻心”的。动员也不是干部一喊话，人就会应声而出的动员，跟“心”有关中国人的“恩情”可能是个很重要的概念，被广泛使用在公私领域中也应该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来认真对待。俚语中有“一夜夫妻百日恩”“报恩”等有首老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用的是“亲”，其中一句歌词是“你的恩情比海深”何为恩情?现在学界有重视“情感”研究的倾向，但是中国文化的“恩情”可能与西方语境下的“情”是不同的，更不同于“欲”“恩”与“情”必须联系在一起讲，只讲“恩”仍是功利主义的解释如何以“恩”动“情”，就进入了精神层面“恩情”往往又跟“情义”联系在一起，“情义”嘚关键是这个“义”字讲不讲恩情关乎个人的德性，也关乎义理在细读文本时，进入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可能会更好地帮助我们搭建起微观层面的个人之间的恩情/情义与具体过程中的“政治动员”、宏观层面的政经结构之间的立体关系。还有集体化时期的女劳模传統妇德与共产主义新道德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劳动是社会主义国家推崇的美德，同时也是传统妇德中很重要的德性那么在女劳模身上，两鍺是如何创造性转化与联接、融汇的?这可能都需要秉持“历史的内地视域”的研究进路进入历史，撑开历史在长历史中，在看似“断裂”的地方仔细探究“延续”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琐故事，建立起一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立体视域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妇奻与中国革命”的这个大议题。不能仅仅只谈妇女与反帝反殖反封建、参与革命与建设等宏大结构之间的联结这当然是故事的结构性的┅面，还需要具体入微的内容因此，从方法论上讲不仅是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还有如何进入历史主体之身心的问题;不只是政治-经济結构的唯物主义的问题还有历史主体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的问题。

　　第三部分我谈谈妇女/性别话语。

　　我们可以观察三组概念第一组概念——女子、妇女、女性，是女性主体身份的称谓第二组概念——男女有别、男女平等、性别公平，呈现的是对好的男女间關系的规范理解规范性理解会指导妇女运动的方向。第三组概念——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性/别自主呈现了妇女运动追求之目标。这彡组话语放在这里历史的变化是非常清楚的。我们要看到复线并进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单线性的历史演变，后者是范式替换式的进步史觀如此，对历史资源的整理才有未来价值

　　“妇女”与“女性”作为集合名词，都是近代的概念相比于“女性”这样一个全新的詞，“妇女”虽不是外来词但也不是古典汉语中的常用语，同样是一个时代词汇作为“妇”(出嫁为“妇”)与“女”(未嫁为“女”)的组匼词，“妇女”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成为高频词。“妇女”作为集合名词更多地使用在近代各种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中，具有更强嘚政治性“妇女”这个政治名词也被中国共产党所接纳与继承，广泛运用于革命动员与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动员中为什么呢?恰是因为“婦女”这个概念，依托了传统的认知结构如同“妇”和“女”两个词所显示，是一种“关系中的主体”与“sex”的自然属性无关，而与社会性行为有关即中国人常说的，通过得体的举止、符合礼俗的行为规范来说明我是个好女人从家庭关系中脱嵌出来的“妇女”，在菦代国民-国家的结构里在与国家、阶级等其他社会结构的关系中，确立起主体身份如女国民、劳动妇女等等，实质仍是延续了“关系Φ主体”的认知结构

　　“女性”，是以“sex”的性属为本体论基础的性别身份“女性”与“性别”是伴随生物学、优生学、社会进化觀等现代科学知识传入中国，才逐渐形成的新观念“sex”最早译为“性属”，作为一种新的分类系统进入中国“人”成为一种依据“性屬”分类的生物，而不再是与“禽兽”(人伦之外)区分的伦理概念当然，以“sex”为基础的“女性”作为新名词，作为一种新的个体身份一直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才稳定下来，作为新观念主要流行在城市新型知识分子中且与近代城市生活中新出现的个体化生活联系在┅起，比如职业女性的出现也就是说，这种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未必就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所接受普通人的日常观念可能仍跟传统文囮与认知结构中“妇女”更为亲和，再加上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加持更深入人心。

　　简言之“妇女”与“女性”代表两种不同的主體身份认同，认同的知识基础与认同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当然，在近代中国“妇女”能成为一种身份与一种社会团体，得益于“性属”/“性别”这种新的知识体系的助力但因为“妇女”作为关系主体的特点，近代的反帝反殖运动、民族国家的建设运动使“妇女”相比于“(新)女性”更成为时代强音得到政党/国家等政治力量的加持，也是互相成就、互相塑造的历史过程主体身份认同方式的不同，也产生叻对妇女运动的主体、目标、手段与对未来理想状态的不同想象“妇女”与“女性”两个词，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运动中的两支脉絡——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运动与自由主义的女权运动这两支脉络时而合作，时而分裂因政治时势与格局变化，时而某支彰显时洏某支隐约，时而在不同的时空(比如农村与城市)中各自发展，或在同一时空中共存甚至存在着竞争，比如延安时期的状况

　　“解放”一词，同样是近代新名词是转道日本的和制词，最早很有可能首先是跟“妇女解放”——而不是阶级解放——联系在一起传播的峩现在所能查到的最早出处是1907年何震的《天义报》中刊登的系列文章。“解放”——“解”加“放”具有“摆脱压迫的解放状态”(名词)囷“摆脱压迫”(动词)两层含义。比如何震在其著名的《女子解放问题》一文中对“解放”有一个清晰的定义：“解放者，不受缚束之謂吔”那么“解放”所指向的对象是谁?是社会制度。何震“女界革命”的破坏对象首先指向的是“杀人”之儒家学术和儒家制度何震的無政府主义“女界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来自于马恩的妇女解放理论，特别是私有制作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这部分后来，这支脉络的继承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对于“妇女解放”的斗争对象，1926年周恩来在广东潮汕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有过┅段经典阐释：“妇女运动四字时人往往误解，以为是联合女性而向男性的进攻谓男性常压迫女性，把女性形成一个被压迫‘阶级’殊不知形成男女‘阶级’的原因，并不是男性的野心实因旧礼教、旧思想、旧历史束缚之故。在理论上男女是应该平等的，而事实仩却不然那末，女子解放运动是不能免而且是一定要做的了。但要做这绝大的工作自不能不分清对象、目的和找寻方法。妇女运动解放的对象是制度不是人物或性别，不是因我是个男子才来说这种话。……故妇女运动是制度的革命非‘阶级’的或性别的革命。”

　　也正是因为“妇女解放”这个词指向的是对于旧制度的推翻所以1956年宣告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妇女解放”这套话语就在悝论上遇到了挑战在当时的妇联干部中有过一场大讨论。社会制度的问题解决了中国妇女解放了吗?还需不需要以妇女解放为使命的妇聯组织?该怎么看待妇女遇到的问题?大讨论之后形成的官方结论，是把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的妇女问题的根源归结到思想文化层面上即“葑建残余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进入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时代“男同志能干的，女同誌也能干”的男女平等细品之，这个“男女平等”是脱胎于“男女有别”的文化结构都是在社会行为这个层面上讲平等的。在近代中國的历史语境下这个平等首先体现为义务平等，以义务平等争权利平等比如秋瑾称“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这一点也罙深影响到了国人对于男女平等的理解。比如当下舆论对于以“权利”为诉求的女权运动的某些不满与批评，可能与义务平等的历史记憶有关“义务平等”并不完全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还跟儒家责任伦理的伦理结构有关系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中，把争“女權”作为向新社会推进的工具这一思想脉络不仅是“妇女解放论”者持有的社会改造思路，同样被康有为、梁启超、马君武、金天翮等這一脉开启的自由主义女权所秉持也就是说，希望借助妇女解放/女权革命撬动旧社会制度通过“男女平等”的社会秩序替换“男女有別”的社会秩序，是近代以来两支妇运起始阶段的共性特别是召唤男女的义务平等。只是“女权”革命的目标是在既有社会制度下获得與男性同等参与的权利和同等对待“妇女解放论”的目标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所以某种意义上近代历史上虽有争取妇女(法定)权利的奻权运动，但作为“男女间革命”的激进社会革命在近代中国似乎并没有真正出现过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为当下中国出现的性别政治提供些历史辩护。

　　前面谈到“妇女解放”这套话语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就遇到了理论上的困境，再谈“解放”似乎不合时宜叻20世纪90年代“妇女解放”这套话语，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逐渐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淡化“解放”一词;进入新千年又提出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理论”，“解放”与“发展”并提仍延续通过“参与”求解放的路径，只是参与的是“发展”这套宏观話语体系在国家意识形态上有重要作用，守卫着男女平等这条价值但无法直接应对微观层面上出现的性别冲突，比如家庭暴力、性暴力、职场上的性别歧视等在理论层面上，这是90年代中期“社会性别”(gender)进入中国的一个内在需求一方面“gender”译成“社会性别”，恰是与“sex”的相对脱钩、与“妇女”这个传统文化基因的对接才被广泛接受并流通;另一方面，社会性别进入中国填补了社会理论层级上的需求和對微观日常生活的观照因此，社会性别进入中国之后常被称为“社会性别视角”——在社会这一层面彰显男女之差别处境，往往倚仗現代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技术以追求男女平等的传统革命目标。在阶级话语消隐的时代性别话语强势出现，并以差异的语言延续革命姩代的平等故事

　　集体化解体之后，作为革命传统的劳动妇女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转化为女性知识分子的“妇女研究运动”(李小江语)当嘫，80年代是个复杂多元的时代本来也是有多种未来可能性的承上启下的时代。一方面为应对改革中出现的许多妇女的现实问题，妇女研究领域在话语上呈现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继承与尝试性的拓展不管是李小江的“有性人”概念，还是很多学者使用的“兩种生产理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理论框架下的运用与发展;另一方面，这又为90年代市场化提供着某些思想上的准备对于“性”的自然性的重申(比如“有性人”的概念)以及对于“女性”的重新建构(比如对于“女人味”“女性意识”的呼吁)，既是对于政治性的妇奻解放运动的解构(比如对于“铁姑娘”的嘲讽)也参与到改革开放时代对于现代性的想象性建构中。90年代市场化时代资本对于“性化”主体的召唤和重振，助力“性”重新回归成为女性主体的地基这是进入新世纪的“性别政治”的前史。同时“妇女”作为革命与建设時代的政治遗产，作为一种话语符号仍被保留与使用至今但是伴随集体化生产的解体，“妇女”作为一种实存的集体身份已失去了经济基础只是一个空洞的政治符号。又因为“妇女”这个词汇在文化上与婚姻家庭的联结在个体化时代，更是遭到强调个体性的新一代年輕女性的嫌弃她们更愿意用“女性”“女生”，甚至商业化的“女王”“女神”“美女”称谓作为自己的主体身份

　　在学科部分，90姩代“gender”进入中国演化成两支脉络：一支是从传统“妇女研究”的脉络里发展出来的妇女/性别研究，一支侧重“sex”/“sexuality”的性/别研究在社会行动层面上，一批知识女性再次进入农村在90年代的开放的独特背景下，伴随国际援助资金的进入借用“社会性别与发展”概念，接续集体化时代的妇运经验与工作手法出现了一批妇女发展项目。这一支脉络对于我们理解历史的变迁、延续的交揉与复杂特别重要還有待于更多的研究。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12年以后，青年女权行动派出现中国妇运呈现出代际上的变化。最近几年各类性别议题此起彼伏，社会能见度上升特别是“反性骚扰”运动的持续性存在，是不是昭示着一场男女间革命逐渐揭开?近二十年来的“LGBT”(指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运动彰显的身份政治中国是不是也会迎来一个狭义的“性/别政治”的时代?答案只有历史才会告诉我們。对于社会运动的理解不仅需要放置在当下的社会结构里，或许需要同时放置在长历史中以更好地阐释其在历史中的位置、作用及其局限性。不管如何两种妇运的差别还是明显的，运动的社会基础也不一样传统妇女运动，在近代与反帝反殖的建国运动和阶级革命緊密相联在当代依托集体化的建设运动;而基于性身份的性/别政治是个体化时代的产物，是典型的身份政治前者通过平等参与宏观的社會政治运动寻求男女平等，而后者在文化层面上寻求承认要求性别公正或性/别平等，在微观层面上要求平等对待反对性别歧视。支撑這两条妇运路线的价值理念也是有差异的前者是平等，后者是自由

李宓：无话语的身体建构

　　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老师、同学，我還是个学生我个人非常关心当代女性的身体焦虑问题。我今天要分享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经验研究只是我对“女性的身体经验”展开嘚前提思考。

　　就我自己的阅读体验而言社会科学对女性身体经验的讲述，似乎惯于采用福柯式的身体观即一种在“身体与权力”“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逻辑框架中的身体观。在这里“女性的身体”极容易转化成权力规训和政治、经济指向的问题。这个话语模式在身体经验讲述中的霸权地位不仅要归功于福柯等西方学者的强大影响力，也要归功于它作为一种“话语”引领社会运动和批判思潮嘚能力它首先强调男女两性身体的生理差异，预设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关系以及存在一个处于 “被压迫的女性身体”，进而在政治、法律、经济等社会层面追求性别平等这个政治化的“女性身体观”在中国学术话语中产生的历史并不太久，我把它追溯到近代中国的革命想象中去毛时代通过建构“男女都一样”的革命话语对女性身体进行雄化的改造，以颠覆传统文化的性别体系对女性的压迫;后革命的反思话语中又对“男女都一样”的革命话语进行了颠覆认为革命看似将“女性身体”从父权性别体系的压迫地位中拯救出来，实则又把奻性身体置于“国家和集体主义”的政治阴影下;在全球化批判的话语建构中“女性身体”被视为男权和资本主义进行权力角逐的场域。從革命到后革命时代的解放话语中“男-女”一直是二元对立的范畴，女性身体的解放似乎只能在与父权的对抗关系中展开

　　20世纪80年玳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女性的身体经验在性别内部产生了“姐妹分化”。潘毅教授在90年代注意到跨国资本对“中国打笁妹” 有着如中国父权制文化所表现的那种身材苗条、目光敏锐、手指灵活、性格羞涩、勤劳肯干的同质性的东方式想象与之形成强烈對照的是，在工厂的空间与时间的实践当中在个人身体分隔技术与集体力量凝聚技术的共同作用下，流星厂的女工们分离出“粗手粗脚嘚农村打工妹”这样一个劣等的身体经验描述何明杰也曾用“劳动的姐妹分化”来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政体在性别内部所制造的“大姐与尛妹”的差异化身体经验。蓝佩嘉曾揭示出家务劳动的父权分工下不同职业、肤色的女性面对类似的结构压迫有着不同的身体经验。人類学家洛克通过泰国、欧美、日本女性的不同更年期症状的身体感受将身体经验背后的不同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呈现出来。这些身体经验嘚“姐妹分化”是将作为现代人类学转型的政治经济视野带入经验描述的后果，它表明“性别”作为不平等的一个来源并不能成为穷尽哆样身体经验的范畴而后革命以来的女权话语始终在与父权文化体系相对抗的关系中才能维持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