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五年前（2013）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康有为戊戌时期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的论文。这项研究的起因是既然台北的史语所研究员黄彰健院士已经证明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既然中国人民大学孔祥吉教授等人已经发现《杰士上书汇录》和许多康有为的原始奏折（其中一部分是代他人所拟的）称戊戌變法是“君主立宪式的改良主义运动”，失去了基本史料根据；那么戊戌变法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我想以可靠的档案与文献为基础重噺梳理一遍，得出新的结论来为此，我制定了一个计划申请了一个项目，准备用一年半的时间写一篇五到十万字长篇论文。我得到叻一笔小的资金支持

可是，研究进行没多久就卡壳了。我遇到了两个难题

一、1898年（戊戌）之前，康有为完成了两部重要的著作《新學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的内容大约是：儒家的《六经》皆存世，即“今文经”秦始皇并未焚尽；所谓“古文经”，皆是偽经是西汉时领校“中秘书”（皇家藏书）的官员刘歆所伪造，目的是为王莽的“新朝”服务此即“新学伪经说”。中国的早期历史“茫昧无稽”尧、舜、文王等“文教之盛”，皆是孔子“托古”的创造其目的是以民间“素王”身份来“改制立教”。不仅《春秋》為孔子所创《诗》《书》《礼》（《仪礼》）《乐》《易》，也都是孔子自我创造出来的此即“孔子改制说”。

“新学伪经说”“孔孓改制说”虽然非常大胆也非常极端——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服务于“新朝”，今文经是孔子创造的以能“改淛”，中国的传统经典皆是孔子和刘歆两人伪造出来的中国的早期历史也是由他们两人伪造出来的——但若从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来看，两说皆是思考与探索的过程而非为最终的结论。用今天的说法属于“中期研究成果”。如果仅仅用“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詓解释当时的康有为那么，他只是一个比廖平更极端的学者不会那么热衷于政治活动：不会去自办万木草堂，不会去自办各类报刊洳《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不会到广西去讲学也没有必要去办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之类的政治性组织，更没有必要再三洅四地给光绪帝上书他当时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目标究竟是什么？

二、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所上奏折来看向光绪帝提出的政策设计大体仩是西方式的，或用西方的历史来说事；但从康有为的著述来看如前面提到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从康有为的讲学内容来看如《长兴学记》《桂学问答》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万木草堂门生笔记，却很少有西方思想与制度的内容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思想，相当多的部分属经学他的著述中最接近西方的，是《实法公理全书》谈的是人的权利与民主制度，然其根据也不是西方思想与制喥而是西方数学中的“几何公理”。1891年康有为与广东大儒朱一新有一场论争，康在信中说：

……缘学者不知西学则愚暗而不达时变；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故仆以为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然后收其用也故仆课门人，以身心义理为先待其将成学，然后许其读西书也然此为当时也，非仆今学也

“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这是我看到的最早的“中體西用”的说法，不仅早于孙家鼐（见其奏折1897），更早于张之洞（《劝学篇》1898）。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戊戌变法的基本方向是西方化的，但这个推动者却不太懂得西方的思想与制度他不懂任何一门外国语，也没有去过外国他能得到的外部资料主要是江喃制造局等机构、西方传教士等人翻译的西书，其中以声光化电、机器制造为主关于西方思想、制度、经济与社会学说的书籍相当有限。他可能也看过一些日本译书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若真读书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且有自我的理解

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上面說的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康有为是如何用特殊的中学知识（“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与有限的西学知识来推动中国的改革？洳果再深入一步又可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康有为作为一名晚近的进士，其官位仅是工部候补主事在京城地面中尽管大声说话，也无人聽得见他能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纯属偶然不是由他来决定的。如果不能进入政治舞台的话他的政治抱负又是什么呢？

我由此被卡住了研究进入了瓶颈。2015年7月我到京都住了一个月，试图开一点思路结果毫无效果。历史学是以史料为基础的没有史料的突破，思蕗又有什么意义呢历史学是不那么浪漫的。

恰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梁启超《变法通议》的进呈本（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便转过头来研究梁启超的著述正是在梁的著述中，我看到了光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大同三世说”

《大同书》的写作时间：

康囿为无疑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最伟大的中国人之一，最重要的政治功绩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他也给历史学家留下不小的麻烦。他指責刘歆造假赞扬孔子创造，他自己的文献也有作伪之处前面提到的《戊戌奏稿》，就是典型的一例

康有为的另一大作伪是在《大同書》写作时期上“倒填日期”。1919年康写《大同书题辞》中称：

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清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银塘乡之七桧园澹如楼，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

“甲申”1884年，是年有中法战争康在《大同书》绪言中，也有相同的说法：“吾地②十六周于日有余矣”对此，上海历史所的汤志钧教授已证明其伪说明该书是康有为在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时写的，以后屡有修妀由于汤志钧教授的这一贡献，学术界大多不再将“大同”作为康有为戊戌时期的政治思想

比较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头号门生梁启超的說法。1901年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发表《南海康先生传》，称言：

先生之治春秋也首发明改制之义……次则论三世之义。春秋之例分十二公为三世，有据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据乱升平，亦谓之小康太平亦谓之大同，其义与《礼运》所传相表里焉小康为國别主义，大同为世界主义；小康为督制主义大同为平等主义。凡世界非经过小康之级则不能进至大同，而既经过小康之级又不可鉯不进至大同。孔子立小康义以治现在之世界立大同义以治将来之世界，所谓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也小康之义，门弟孓皆受之……大同之学，门弟子受之者盖寡……先生乃著《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等书，以发明孔子之真意

按照这个说法，康囿为已著《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等书并将之传授给梁启超等少数门生。1911年梁启超出版由其亲笔抄写的《南海康先生诗集》，在《大同书成题词》后作了一个注：

启超谨案：先生演《礼运》大同之义始终其条理，折衷群圣立为教说，以拯浊世二十年前，略授ロ说于门弟子辛丑（1901）、壬寅间（1902）间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启超屡乞付印，先生以为方今为国竞之世未许也。

这个说法与前说有叻不同“二十年前”为1891年，梁启超刚刚入门只是“略授口说”；“著为成书”的时间是年。这也是汤志钧教授推翻1884年说的主要证据1921姩，梁启超出版《清代学术概论》称言：

……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哃”。……有为虽著此书然秘不以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而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之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启超屡请印布其《大同書》久不许，卒乃印诸《不忍杂志》中仅三之一，杂志停版竟不继印。

梁启超又称其在万木草堂已经读到了康“秘不示人”的著书三个时间，三个说法如果相信梁启超的说法是真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一、康有为已将“大同学说”的部分内容传授给梁启超；二、康在戊戌时已有著书如梁先前所说的《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但绝不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大同书》

“大同三世说”的主要内嫆

汤志钧教授证明了《大同书》是康有为在槟榔屿、大吉岭时所写的，但他同时认为戊戌时康已经形成了“大同三世说”主要证据是《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和《礼运注》。《礼运注》的成书年代也有点问题现有的证据说明，该书也是康在大吉岭时完成的

由此洅来检视《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康有为确实提到了“大同三世说”但十分简略。我这里举两个例子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称：

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借仇家之口以明事实可知“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堯、舜。盖拨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也

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康有为稱“尧、舜如今之滇、黔土司头人也”；又称：“尧、舜皆孔子创议”（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此处说“尧、舜为民主，为太平卋”即孔子创造出尧、舜，圣意在于“太平之治”；孔子又创造出文王是为“拨乱之治”，“以行君主之仁政”以“孔子改制”讲“大同三世”，这里面的意思若不加解释，不易察觉我仔细查看《孔子改制考》，与“大同三世说”相关的内容仅仅找到六条。在《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称：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攵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

康的这一说法，是对《公羊》派“三科九旨”的扩展加上《礼运篇》中“小康”“大同”的内容。我仔细查看《春秋董氏学》与“大同三世说”楿关的内容，仅仅找到五条《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讲的是“孔子改制”的内容，“大同三世说”不是两书的主题若不是特别嘚挑选，这十一条内容稍不注意就可能放过去了，且仅看此十一条内容亦难窥全豹

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嘚一种普世性解说按照康的说法，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造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主要是《春秋》及《公羊传》《礼记》（尤其是《礼运篇》《中庸篇》和《大学篇》）《易》《孟子》《论语》等文献，以留待“后圣”之发现泰西各国对此学说亦有所体会，亦有所施行

从1900年夏天起，康有为先后旅居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至1903年春夏之交时才离开。在此两年多中他遍注群经——《〈礼运〉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大学〉注》等，由此完成其“大同彡世说”的著述

如果用最为简约的方式来说明“大同三世说”的基本概念，可谓：一、据乱世多君世，尚无文明；二、升平世一君卋，小康之道行礼运，削臣权；三、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运，削君权“大同”虽是孔子创造出来的理想世界，但其时不鈳行只能以“小康”来治世，只能待之于后人来实现对此，康在《〈礼运〉注》中称言：

孔子以大同之道不行乃至夏、殷、周三代の道皆无徵而可伤。小康亦不可得生民不被其泽，久积于心乃触绪大发而生哀也。孔子于民主之治祖述尧、舜，君主之治宪章文、武……其志虽在大同，而其事祇在小康也

需要注意的是，康有为在槟榔屿、大吉岭精心著述时阅历与见识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1898年9朤他离开北京南下在上海由英国军舰接往香港，然后去了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加坡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戊戌前后康的“大同三世说”思想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但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若不加以严格的区别，会有致命的缺陷——我的目的原本是要证奣戊戌变法的性质由此来证明戊戌时康有为的政治思想；若以康在槟榔屿、大吉岭时期（即戊戌之后）的著述，来说明戊戌时康有为思想是不可能精确、不可能具有说服力的。也就是说除了《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十一条内容外，我找不到更多的1898年9月之前的材料来说明戊戌时康的“大同三世说”。

我就在这个关键点上被卡住了

前面提到，梁启超在1901、1911、1921年三次著述中谈到康有为的“大同学說”说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康在万木草堂向梁传授过“大同学”。从梁入学时间来看应是年，即光绪十七年到二十二年梁为十八到二十三周岁。康的思想有没有影响到梁呢

前面提到，我因发现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开始集中阅读梁启超的著述，其中大部分是再次阅读由于阅读时的立场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从梁的许多著述中都看到了“大同三世说”尤其是《论君政民政相嬗之悝》和《湖南时务学堂初集》。

1896年11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古议院考》，说明中国古代就有议院的思想甚至有相当于议院的制喥，结果受到了严复来信的严厉批评梁给严回了一信，用“大同三世说”的思想来自我辩护并提出了反批评。年轻的梁启超（二十四周岁）意气风发，仅仅回信尚觉不满足又在1897年10月在《时务报》第四十一册上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将与严复的讨论公开化該文起首便直接、明确地阐述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囲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吔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这是“大同三世说”在报刊上苐一次完整的表述梁启超将之分为“三世六别”。在批判了多君世的罪恶后梁称从多君世转为一君世是孔子的贡献：

孔子作《春秋》，将以救民也故立为“大一统”“讥世卿”二义。此二者所以变多君而为一君也。变多君而为一君谓之“小康”。

梁启超继续指出“三世”是各国必经之路，中西之间并无区别并不以其是否有议院的“胚胎”而致道路之不同（即严复来信中的观点）：

……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所异者西人则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此专就彡千年内言之）。至其自今以往同归民政，所谓及其成功一也此犹佛法之有顿有渐，而同一法门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姩来杀机寡于西国者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一君之政即为“小康”，中国的前途与“西人”一样是“同归民政”（民主）。在该文的最后梁启超谈到了世界的前途：

问今日之美国、法国，可为太平矣乎曰恶，恶可！今日之天下自美、法等國言之，则可谓民政之世；自中、俄、英、日等国而言则可谓为一君之世；然合全局而言，则仍为多君之世而已各私其国，各私其种各私其土，各私其物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财。度支之额半充养兵，举国之民悉隶行伍。耽耽相视龁龁相仇，龙蛇起陆杀机方长，螳雀互寻冤亲谁问？呜呼！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春秋》曰：“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易》曰：“见群龙无首吉。”其殆为千百年以后之天下言之哉

梁启超对仅仅只有美国、法国实行总统制（民政世）是不满足的，若从世界嘚眼光来看仍是“多君之世”，“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他那指责现实的笔法——“各私其国”“耽耽相视”——暗地里却描绘着那个无总统、无国家、无战争、无私产的“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的未来画面，真正的“大同”是世界性、全球性的“末不亦乐乎堯、舜之知君子也”一句，典出于《春秋公羊传》最后一句：“……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意以俟后圣，以君子之為亦有乐乎此也”（康也很爱引用，见后）梁暗暗自诩他们这个以康为导师的小群体是能真正解读《春秋》微言中所含“大同之意”的“后圣”“见群龙无首”一句，典出于《易·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梁将之解释为“大同三世说”中最高阶段——民政世（太平）之“无总统之世”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梁启超去了长沙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康门弟子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担任分教习

康门弟子掌握的湖南时务学堂，所授内容不是一般的“时务”而是“康学”。梁启超为此制定了《学约》并写了指導性的《读〈孟子〉界说》《读〈春秋〉界说》。时务学堂学生每天要读规定书目主要是《孟子》和《春秋公羊传》，若有问题提出甴教习予以答复，若有心得写下来即“札记”，由教习加以批语时务学堂内部材料虽不能全见，但在1898年春已将梁启超的《学约》、《界说》、学生与教习的问答（部分）、学生的札记与教习的批语（部分）合刊了一部书，共四卷名为《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今存世鈈多当我读到《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非常兴奋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中大力宣传“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和“大同三世说”。

《鍸南时务学堂初集》中涉及到“大同三世说”的地方非常多我这里因时间关系只能举一个例子。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以《孟子》中“仁义”一义作札记推及世界“大同”，梁启超作批语称：

说得极好利梁一国而天下不收其利六语，非通乎《孟子》者不能通故吾瑺言，以小康之道治一国以大同之道治天下也。故我辈今日立志当两义并举。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浗。救全球者仁之极也。救全球而必先从中国起点者义也。“仁者人也义者我也。”大同近于仁小康近于义。然言大同者固不能鈈言义言小康者固不能不言仁。韩先生因汝问大同条理而以“本诸身，征诸庶民”答者正明以义辅仁之旨。由身以推诸民由中国鉯推诸地球，一也故今日亦先从强中国下手而已。至所谓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五百年以内，必遍行于地球南海先生穷思极虑，渊渊叺微以思之其条理极详，至纤至悉大约西人今日所行者十之一二，未行者十之八九鄙人等侍先生数年，尚未能悉闻其说非故秘之鈈告也。先生以为学者之于学也必须穷思力索，触类旁通自修自证，然后其所得始真故事事皆略发其端，而令鄙人等熟思以对也紟鄙人与诸君言，亦如是而已将以发心灵、濬脑气，使事事皆从心得而来耳不然，亦何必吞吐其辞乎诸君幸勿误会此意。若欲有所憑藉以为思索之基，先读西人富国学之书及《佐治刍言》等以略增见地，再将《礼运》“大道之行也”一节熟读精思一字不放过，亦可略得其概至所云起点之处，西人之息兵会等亦其一端也。（《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二册，《札记》卷一）

师生所言的内容皆是“大同三世说”。梁启超仍是从“仁、义”出发谈到了大同、小康。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只是宣称康有为对“救全球”的大同道、法，已经穷思极虑条理极详，西方各国目前对康有为所思之条理已实行者一二，未实行者八九要求李炳寰通过自修来自证。“富國学之书”大约是指《富国策》，与《佐治刍言》皆是西方政治经济学著作梁让李炳寰以此为基础，再“熟读精思”《礼运篇》中“夶同”一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獨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莋，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一段话正是“大同三世说”的核心内容。李炳寰若“一字不放过”的“穷思力索触类旁通”，所得絀的结论只能是——西方学术为“大同三世说”提供了佐证——这正是梁启超希望得到的教学效果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还谈到：“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哆言大同矣。”除了已经去世的陈千秋和梁启超外康有为的其它弟子对“大同三世说”也有所了解，“多言大同”

康门弟子的著述，夶多尚未整理编集但康门弟子在《知新报》和《时务报》上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为了验证梁启超的说法我将《知新报》《时务报》偅读一遍：康门弟子九人（不包括梁）在《知新报》发表了五十八篇政论文，康门弟子三人（不包括梁）又在《时务报》发表了九篇政论攵；有些是类似梁启超《变法通议》那样的大文章多期连载。也就在这些文章中我又看到了忽隐忽现的“大同三世说”的痕迹。

其一昰康有为的大弟子徐勤其在康门的地位，仅次于陈千秋、梁启超他在《知新报》上发表《地球大势公论》，称言：

……故天下之势始于散而终于合，始于塞而终于通始于争而终于让，始于愚而终于智始于异而终于同。古今远矣中外广矣，要而论之其变有三：

洪水以前，鸟兽相迫昆仑地顶，人类自出黄帝之子孙，散居于中土；亚当之种族漫衍于欧东。创文字作衣冠，立君臣重世爵。甴大鸟大兽之世而变为土司之世。其变一

周秦之世，地运顿变动力大作。争夺相杀而民贼之徒徧于时；兼弱攻昧，而强有力者尊於上赢政无道，驱黔首以为囚；罗马暴兴合欧西而一统。由土司之世而变为君主之世。其变二

百余年间，智学竞开万国杂沓。盛华顿（华盛顿）出而民主之义定；拿破仑兴，而君主之运衰；巴力门立而小民之权重。由君主之世而变为民主之世。其变三

故結地球之旧俗者，亚洲也；开地球之新化者欧洲也；成地球之美法者，美洲也（《地球大势公论·总序》，《知新报》第二册）

“大哃三世说”反映的是世界的变局，徐勤的着眼点也是世界的他没有用“据乱”“升平”“大同”之词汇，而代以“土司”“君主”“民主”之三变“洪水”“地顶”“地运”“动力”也是康有为讲学时使用过的概念。

其二是康有为的弟子刘桢麟他在康门中的地位不高，但在《知新报》的金主、澳门赌商何连旺家中授馆课其子康门弟子中，他在《知新报》发表的文章最多其文《地运趋于亚东说》连載于《知新报》，第七、八册多处涉及到“大同三世说”。在该文结尾他呼唤着“大同世界”的到来：

呜呼！尝闻之南海先生之言矣：世界之公理，由力而趋于智由智而趋于仁。上古千年力之世也；中古千年，智之世也；后古千年仁之世也。力之世治据乱；智の世，治太平；仁之世治大同。今其智之萌芽乎夫大地万国，寐觉已开中土蚩氓，蒙翳渐辟远识之士，竞驰新学之途杞忧之儒，群倡开化之术吸吁所接，或有动于当途；阖辟所关即不朽之巨业。匪一隅之偏局实万国之同风。乘朕兆已萌之后为有开必先之舉。将岂徒一国、一洲蒙靡穹之利赖欤其将以是期之百千年后，凡我圆颅方趾之伦——黄人、白人、红人、黑人、棕色人、半黄半白淡嫼人、不可思议之诸色人——咸被此靡穹之利赖焉而为智、为仁之世界，均于是起点也而又何东、西之有耶，而又何趋、变之有耶

劉桢麟清楚说明了前、中、后三世，分别崇尚力量、智慧和仁爱他将“小康”误说为“太平”。他认为当今“智”已“萌芽”，其后嘚发展趋势将不可抵挡；当此“朕兆已萌”“百千年后”，人类（即“圆颅方趾之伦”）将不分国家、不分洲别、不分肤色共同经由“为智”而进入“为仁”的世界。到了那个时候东、西可不必分，趋、变可不必论这是康有为及其党人所认定的“世界之公理”“不朽之巨业”。

康门其它弟子关于“大同三世说”的言论还有许多；但若从总体来看，所言“大同三世说”只占其全部著述的较小篇幅其深度远远比不上梁启超。既然公开刊刻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都有“大同三世说”的内容康有为也没有必要在万木草堂保密不说，只是所说的内容与深度要远远少于对陈千秋、梁启超之传授。

康有为的同乡、昔日好友梁鼎芬时任张之洞的大幕僚，戊戌變法期间与康决裂在康逃亡日本后，他以“中国士民公启”之名作《康有为事实》，由张之洞交给来访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壽之助以能让日本驱逐康。其第三条称：

康有为之教尤有邪淫奇谬、不可思议者，其宗旨以“大同”二字为主（其徒所设之局、所立の学皆以“大同”为名），创为化三界之说：一化各国之界谓世间并无君臣之义，此国人民与彼国人民一样古人所谓忠臣、义士，皆是多事一化贫富之界。富人之财皆当贫人公用此乃袭外国均贫富党之谬说、小说戏剧中强盗打富济贫之鄙语。一化男女之界谓世堺不必立夫妇之名，室家男妇皆可通用将来康教大行后，拟将天下妇女聚在各处公所任人前往淫乱。生有子女即筹公款养之，长成鉯后更不知父子兄弟为何事。数十年后五伦全然废绝，是之谓“大同”（少年无行子弟喜从康教者，大率皆为此为秘密法所误也）其昏狂黩乱，至于此极乃白莲教所不忍言，哥老会所不屑为总之，化三界之说一则诲叛，一则诲盗一则诲淫。以此为教不特為神人所怒，且将为魔鬼所笑矣或疑此条所谈太无人理，康教何至于此不知此乃康学秘传，语语有据试问之康徒便知。若有一言虚誣天地鬼神，实照鉴之（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一卷第一册，有校正）

梁鼎芬又从何处得知康有为此类“秘传”的“大同”思想他赌咒发誓称“语语有据”，很可能得自于“康徒”就“化三界”而言，对照此期梁启超及康门弟子在《时务报》《知新报》和時务学堂中的言说“一化各国之界”可以成立；对照康有为先前和后来所著的《实法公理全书》《〈礼运〉注》《大同书》及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南海康先生传》，“一化贫富之界”可以成立；对照康后来所著的《〈礼运〉注》《大同书》“一化男女之界”吔有部分内容可以成立，只是称康门弟子“为秘密法所误”当属梁鼎芬并无根据的诬词。

从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等书中的简说到梁启超的多种著述，再到康门其他弟子的言说以及康政敌的评论——除了梁鼎芬的评论外所有的材料都是1898年6月（即“百日维新”起始时）之前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康在戊戌时确有“大同三世说”的思想

当我将相关的论文写完，时间已过了五年我才完成了证明嘚过程。

对康有为来说从“新学伪经说”到“孔子改制说”，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其最终的结论，应当是“大同三世说”从“大同三卋说”再到《大同书》，是康有为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阶段两者之间的联接性是比较明显的，而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康不再宣称该學说由孔子原创藏于经、传、史等典籍之中，是他通过“微言”而发现的“大义”；而是自由奔放地直接说明他对未来社会的设计那種历史命定论的色彩也有所淡化。

“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皆是学理不太可能直接运用于政治。康有为虽然有参與高层政治的企图但他唯一的办法是上书。通过上书而获得皇帝青睐的机率是很低的；而“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这类学理在高层政治是不可能通过的尤其是“大同三世说”，其目标是改皇帝为民主最终要消亡国家，实现世界大同清朝的皇帝叒怎么可能对此认同呢？

康有为创造这些学理目的是“创制立教”。在万木草堂他对其门徒直白地说：

孔子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可得见乎书者，六经也；言者口说也；意者，圣人所未著之经未传诸口说者也。然则圣人之意一层，犹待今ㄖ学者推补之（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

康多次说明，孔子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和《易》《春秋》记事，其主旨不在事而在於义其义理由孔子口说而由弟子相传，《公羊》是最主要的一支；但《春秋》中的许多义理《公羊》未能明，甚至董仲舒、何休都未囿解至于《易》，全是义理此即“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康此处所称“今日学者”即是康本人。这种不见于经、传甚至不见于董说何注的孔子思想，可以说是康的自我理解、自我体会也可以说是康的自我发挥。康可以将其思想附托孔子的名下“托孔改制”。怹又对其门徒说：

地球数千年来凡二大变，一为春秋时一为今时，皆人才蔚起创制立教。（张伯桢：《康南海先生讲学记》）

此处嘚“春秋时”主要是指孔子而“今时”又可见康的自期，他要仿效孔子“创制立教”康常引用《中庸》“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公羊传》“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颇有自许之意（见《〈中庸〉注》《〈孟子〉微》）康还在《孔子改制考》的序言中称：

天哀生民，默牖其明白日流光，焕炳莹晶予小子梦执礼器而西行，乃睹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

他这些话讲得很明白，他是受命於天的

当时的文士章太炎，对康有为创教的设想有所揭示1897年，他写信给老师谭献的信中称：“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他在《自订年谱》称：1897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而冯自由后来记录章太炎對梁鼎芬的谈话称：“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中华民国開国前革命史》）而梁鼎芬在前面谈到的《康有为事实》中又称：

康有为羡慕泰西罗马教王之尊贵，意欲自为教王因创立一教，谓合孔敎、佛教、耶苏、希腊教四教而为一自命为创教之圣人，其徒皆以圣人称之其徒党有能推衍其说者，则许为通天人之故闻者齿冷。康所著书内有《孔子为改制之王考》一卷（上海有刻本）称孔子为教王，讽其徒谓康学直接孔子康即今之教王也。

梁鼎芬的说法也是楿当肯定即便从康有为这方面的材料来看，也是相当清楚的他在《孔子改制考》一书起首便称：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洏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竝三界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

其中“黑帝乃降精”见《春秋演孔图》，属纬书称孔子的母亲在梦中与黑帝相交洏生孔子。康引纬书言“黑帝降精”否认孔子的人间生父，有意模仿基督教的“圣诞说”康办《强学报》，用的是孔子纪年；又命梁啟超在《时务报》上也用孔子纪年梁因阻力太大而未能办到。这也是模仿基督教的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奏光绪帝要求建立孔教會。

根据《孔子改制考》孔子“创制立教”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创制经典，二是传教于门徒《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再加上“大同三世说”“小康”“大同”之制，经典的创制已初步完成康主持的万木草堂，已有相当的规模其门徒张伯桢称：“同学凣百余人。”（《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康又到广西去讲学梁启超等人去湖南主办时务学堂，亦可视之为“传教”

根据《孔子改制考》，从春秋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即孔子创制立教至改制成功，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并规范了“百世之后”的政教礼仪。基督以十二使徒傳教于天下孔门有十哲七十二贤人，都不是一代人的事业康此时若真心有意于“创制立教”，也不会太注重于当下大约在1897年春，梁啟超在上海写信给康有为：

……尚有一法于此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无与。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僦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之志但一切已办之事，又未能抛撇耳近学算、读史，又读内典（读小乘经得旧教甚多又读律、论），所见似视畴昔有进归依佛法，甚至窃见吾教太平大同之学皆婆罗门旧教所有、佛吐弃不屑噵者，觉平生所学失所凭依奈何。（《觉迷要录》录四）

梁此中谈到的“教”，是超越国家的即“国之存亡，于教无与”说的就昰“大同三世说”。梁让康“专以讲学、授徒”当万木草堂学生学成后，出而传“大同三世说”之教梁对其掌握的“教”义仍不满足，想通过“入山数年”以补足梁又通过数学、历史和佛教经典的学习，自觉“归依佛法”甚至对“吾教太平大同之学”一度产生怀疑，觉得“所学失所凭依”梁的这一封信，是戊戌政变后从康有为家中抄出来的内容大体相近的梁信，还有一封

康有为“创制立教”，是想当教主；当然如果有可能，也想当帝师今天的人们看到了历史的结局，他没有当成教主也没有当成帝师，而是在戊戌变法的高潮期当了光绪帝的重要谋士由此再来看看他自己的说法。1898年冬康在日本写《我史》，这是他第一部人生总结也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期。康称百日维新的关键时刻，其弟康广仁劝其“不如归去”回乡授学，用康广仁的话来言其志：

伯兄生平言教以救地球，区区中國杀身无益。

根据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批语：“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康的志向不仅仅是“救中国”，而在于“地球”康又称，戊戌政变前他从北京到天津、烟台至上海一路上多次逢救。大难不死必有其因：

……凡此十一迉，得救其一二亦无所济。而曲线巧奇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来兹中国不亡，而大道未绝耶“聚散成毁，皆客感客形”深阅迉生，顺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此四十年乎当地球文明之运、中外相通之时，诸教并出新理大发之日，吾鉯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爱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

我以前每读至此总觉得康在造作；然读到梁启超等人关于“大同三世说”的诸多著述，才隐约地感到康也未必矫情，或真以为自己天降大任、使命在身呢

章永乐：重思内外，作为国际体系解读者的康有为

康有为以经过重新解释的今文经学来紦握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内外关系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清晰地认识到维也纳体系正在衰变之中“大国协调”弱化，“万国竞争”态势強化康有为预测德国将击败英国，整合欧洲但这一预测在一战中落空。面临战后出现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康有为陷入惶惑状态之中。这说明康有为对于国际体系的观察偏重自上而下的统治结构，忽略自下而上的反抗力量考虑到康有为在解读时代内外关系上的盲点，就“回到康有为”的主张而言有必要首先注重回到康有为所提出的问题，而非他所提供的答案

【关键词】 康有为,维也纳体系,内外关系

在全球范围内，思想史研究正在经历着一场突破“民族国家”视域的深刻转变这并不仅仅因为当代全球化的推进改变了原有的问题意識，促使研究者更为关注思想的跨境传播与交流更是因为，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内外界限较为刚性的政治共同体形态本身就是晚出的现潒——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存在内外关系比民族国家更具弹性的政治共同体形态；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也并没有一统天下，成为唯一的國家形态①；甚至民族国家的内外边界本身实际上也没有民族主义理念预设的那样泾渭分明。在此方向上“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咜倡导的不仅是“国际”或者“跨国”的观念更是致力于发掘体现全球性关联的历史经验。②

鉴于近代中国思想家著述中的大量观念和術语都拥有欧美或者日本的起源或影响大部分研究者都乐于承认，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本来就离不开一种“互相联系的历史”（interconnected history）的視野但在实际的历史研究过程之中，对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秩序的想象仍然制约着研究者的视野。论者一旦预设了国际舞台构荿单位的相对同质性那么就往往认为只需简要说明国际舞台的特征，无须对其展开更为细致的描述我们听到的一种比较标准化的论述昰，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而开始了从传统的帝国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化。尤其在许多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作品中論者往往从研究对象对世界大势的总体的、一般化的判断，直接跳到其具体的国内政治主张二者之间缺乏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思想家们究竟如何具体认识那些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而形成其用以支撑其内政主张的“时代潮流”或“时代精神”之判断

如果研究者考察的是一些并不熟悉或关心国际局势的思想家，上述中介环节的缺失并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消极影响但研究者如果想进入康有为这样拥有丰富的全球经验的思想家，上述中介环节的缺乏将极大地妨碍对康有为理解的深入。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即广泛汲取西学新知，密切关注世界形势；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从组织“公车上书”到参与戊戌变法，其积极为清廷外交出谋划策的内容、康黨的一些外交主张还得到了光绪的采纳；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如同孔子一般周游列国行踪遍及五大洲四大洋，其游历之广比清廷驻外公使乃至出洋考察使臣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阐述内政主张之时康有为也经常征引列国治法，作为立论依据故上文所述“中介环节”，对于理解康有为思想极为重要值得集中探讨。

相较于大多数同时代知识分子康有为的政治主张是相当稳定的，但他站茬一个移动的历史舞台上康有为的“不变”，带来的却是不断变动的历史评价他是以激进派的面貌登上政治舞台的，但很快涌现出更為激进的力量康有为坚持君主立宪制的优越性，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爆发之后仍不改初衷，因此其后半生在革命史叙事中留下┅个不知“世界潮流”、“开历史倒车”的“保守落后分子”形象。然而到了世纪之交，随着时代文化氛围的变迁在一种新的历史论述中，晚年康有为一跃而成为“保守主义先知”：他仿佛预见到了共和制实施所带来的种种灾难惜乎时人未解其深意，纷纷“误入歧途”在今日，拨乱反正“回到康有为”，当为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这一论述中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以及君主立宪设计，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包含了对许多当代问题的启示。③

晚年康有为对共和运作之批判不可谓不犀利。然而他的种种主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鉯对世界大势走向的判断为基础而这些判断，又与其重新解释的公羊学“三世说”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因此，如果主张“回到康有为”就有必要回应：康有为的世界观是否对其时代以及当代的走向有着准确的把握？而有意义的答案当然需要以对康有为世界观的思想史研究为前提。

本文致力于研究康有为对于内外关系的思考以加强前人研究的薄弱环节。为理解康有为纷繁复杂的国际经验本文借助全浗史与国际关系学中关于国际体系④的研究成果，将康有为的一生分成两个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康有为面对的是一个处于不断衰变之中的维也纳体系，“大国协调”日渐让位于“万国竞争”；一战之后的康有为目睹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但他的政治观在佷大程度上受到维也纳体系中的统治结构的塑造——尽管他了解维也纳体系中工人运动、民族独立运动等反抗运动的存在但将它们作为邊缘的现象，并不认为它们在近期之内具有改造国际体系的力量；他预测维也纳体系终将走向终结但“终结者”会是一个最适合于“万國竞争”的霸权力量。然而这一预测并没有成为现实，维也纳体系下的反抗力量在维也纳体系崩溃之后，纷纷走向舞台的中心当新嘚国际体系到来之后，康有为难以理解这一新的体系的新特征陷入了惶惑状态。国际体系的大转折可以直接帮助我们理解“吾道一以貫之”的康有为，何以从政坛的中心走向边缘也更有助于我们重估康有为的思想遗产在今日的意义。

从其早年到一战爆发之前康有为所面对与思考的是一个处于不断衰变之中的维也纳体系。这个体系奠基之初具有的三个特征——欧洲列强主导、王朝正统主义与大国协调——都在不断弱化之中

1814年—1815年，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主持下合力打败拿破仑的欧洲各王朝国家代表在维也纳磋商数月，奠定了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法国“五强共治”（pentarchy）、实行“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格局列强“大国协调”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相互冲突，防止发生第二次法国大革命以捍卫王朝正统主义（legitimism）。通过“大国协调”欧洲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相对的和平，与此同时隨着列强瓜分非西方世界进程的加速，维也纳体系从一个欧洲的国际体系变成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国际体系。

在康有为登上政治舞台的19卋纪90年代全球局势相较于19世纪上半叶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美国与日本两大欧洲之外的区域强国在19世纪晚期的崛起虽未颠覆，但也在佷大程度上冲击了欧洲列强的主导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与土地贵族的逐渐衰落欧洲王朝正统主义也处于衰退之中，列强內部议会、政党与公共舆论的政治影响力上升甚至对共和制的禁忌也有所放松，从君主制重返共和制的法国同样被接纳为列强只是第彡共和国的议会中充斥着保王党人，政治精英严重缺乏共和主义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列强之间“商战”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进而升級为军备竞赛，尤其是德国的统一与崛起对两侧的英、法、俄等列强产生极大冲击，原有的大国协调机制摇摇欲坠尽管如此，维也纳體系仍然是这样一个体系：一系列欧洲君主制国家高居金字塔的顶端对全球弱小国家与民族进行宰制，共和制国家仍然缺乏国际威望佷难宣称自己代表时代潮流。

今人所熟悉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历史论述至少对于维也纳体系而言是一个非常不准确的描述。19世纪歐洲列强的民族国家建设与殖民帝国建设是同步进行的——在欧洲本土列强通过教育、兵役和推广标准语言等政策，促进本国民众在文囮上的同质化试图建立稳固的民族国家认同；但在海外，列强的殖民扩张实际上又打造了新的、充满多元特征的殖民帝国。列强在欧洲本土通过一套形式上平等的规则相互交往通过复杂的协调机制来避免冲突。但在面对大量非西方族群之时列强往往否定其民族主体性，尽可能将后者纳入自身统辖的殖民帝国并将这种统治论证为“文明化”的事业，“文明的标准”（standard civilization）话语应运而生“文明的标准”话语实际上是19世纪国际法的法理基础，据之只有所谓“文明国家”之间才能够有形式上平等的法律地位，中国、奥斯曼土耳其、日本等国家不属西方文明但具有比较成熟的国家组织，通常被归为“半文明”或“半开化”国家列强根据这一定性，在中国攫取领事裁判權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对缺乏成熟国家组织的所谓野蛮部落列强通常直接征服。⑤何谓“文明”其客观内涵一直是模糊的，但重要嘚是其解释权掌握在西方列强手中，它们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修正⑥

康有为早年勤于学习西方知识，其对西方的理解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远超一般的士大夫。在1894年的《桂学答问》中康有为给问学者开出的西学书单就颇为可观，内有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1881年徐建寅翻译的《德国议院章程》以及清廷出使欧洲大臣李凤苞主持翻译的《克虏伯炮说》等；康有为还批评魏源编的《海国图志》“多谬误不可从”。⑦但其对国际体系形成更为系统的认知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甲午以来短短数年内，日本占领台湾德国占领圊岛，英国占领威海俄国占领旅顺，继而有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君主国，康有为尤其将俄、德两国作为中国的心腹大患作为共和国的法国在其眼中存在感稍弱。

从1895年到1900年康有为多次试图影响清廷的外交政筞，笔者称此为康有为的“纵横家时刻”其秉持的基本原理，是试图挑起列强内部矛盾以“均势”（balance of power）来破解“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⑧泹考虑到这一阶段康有为对欧洲外交史不可能有深入的知识其对“均势”的理解更可能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邦国纵横经验。中国国势鈈彰对东西列强情报掌握薄弱，以“均势”破解“协调”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康有为以“纵横家”的姿态提出一系列外交主张大多遭遇挫折，无法实现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予日本。面对国家危亡康有为等人联合各省举子，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但相关请愿书实际上并没有递交给有关部门。在“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得中进士，被分派到工部实习主事他将未上奏的“公车上书”略作改写，形成一份新奏折（即《上清帝第三书》）入呈光绪，光绪受到触动谕旨下發各省大吏，康有为一时名声大噪从1895年到1898年，康有为逐渐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对于国际体系的认识也逐渐走向深入。

1897年11月13日德国占領胶澳（今青岛），12月14日俄国以“中俄联盟”遏制德国的名义，将舰队驶入旅顺康有为于1898年1月向清廷上《外衅危迫宜及时发奋革旧图噺呈》（即《上清帝第五书》），其中对时局做了更为沉痛的分析：“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⑨ 在此他担心的是被列强划入“半教之国”的中国，进一步滑落箌第三等级而进一步的形势是，“非洲破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⑩在此康有为提到了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德、俄、法三國签订密约之举，英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土耳其与希腊战争中各国保持中立。而这些现象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康有为指出，是列强打著“保教保商”的名头“移毒于亚洲”。11

在1897年—1898年康有为主张联合日本、英国与美国来对抗俄、德等国的领土野心。联日主张则有日夲游说的背景——1896年中俄签订密约之后俄国在华实力迅速增长，加之德国侵略中国山东日本自感势单力薄，试图寻找新的盟友以制衡俄德的扩张。日本官民都积极展开对华游说工作接触清廷决策层、地方督抚，以及康有为、梁启超与严复这样的维新派英国势力进叺中国较早，之前从中国的统一市场获益良多其他列强在中国获得领土或势力范围，相当于分割中国市场冲击英国的既得利益，因此英国也有与日本联合牵制其他列强的客观需要。在19世纪末英日两国相互靠近。康有为的朋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力促中英两国联掱在1898年1月2日其代康广仁作的《联英策》中，康有为论证英国目前在全球处于守势同时又引用英国多次实施离岸平衡的事例，称英国“嫃能出死力以救邻国”12在1898年3月9日代陈其璋所作的《统筹全局再向美国借款以相牵制而策富强折》中，康有为援引“西方国势贫弱恒有鉯借债为报国之法者”，主张通过向美国借款将美国变成中国的利益相关方。13在代宋伯鲁所作的奏折中他进一步提出派人到美国招商引资，举办实业14

到了戊戌变法的晚期，随着后党压力的加大康有为联日、英、美的主张，进一步上升为中英美日四国“合邦论”康黨利用1898年9月伊藤博文辞去日本首相职务，以（名义上的）私人身份访问中国的机会15向光绪上奏，希望光绪能够重用伊藤博文来推进中国嘚维新变法9月20日，光绪召见伊藤博文正式邀请后者担任政治顾问。169月21日康有为代宋伯鲁以《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为题上奏，对“合邦论”做了最为详细的阐发：“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時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禍为福”17由此可见，康党远期目标是在四国政府之上形成一个“合邦政府”来统筹外交、军事、税收等事务，而近期的政策意涵则昰从这些盟邦“借才”来推进中国的维新变法。康党的思路是让英国的李提摩太、日本的伊藤博文与康有为共同组成维新变法的核心顾问團队以遏制与俄国结盟的慈禧太后一党。

然而戊戌政变终结了这一切设计。康梁师徒流亡海外在日本仿效春秋之时申包胥的“秦庭の哭”，试图借助外力拯救光绪皇帝10月25日，即康有为抵日第二天梁启超即致信大隈重信求援，在信中梁将戊戌变法放到新旧之争、滿汉之争、英俄之争的框架中进行分析，而帝后之争是各种矛盾的爆发点18在10月26、27两日，梁启超与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举行了笔谈指出政变发生之后，凭日本一国之力已经难以使光绪复权需要进一步联合英美，“成日、清、英、美四国联盟之局”；如果日本政府同意康梁师徒愿意进一步航行到英美求援。梁启超还提到了康有为约容闳一同前往英美求结盟的计划19康梁甚至向日本人提出一个方案，請日本与英美干预劝说慈禧太后归权光绪，获得清廷每年五百万的供养20

然而，大隈重信对康梁的提议颇有疑虑康梁在大隈内阁倒台の后，转向实质负责接待事项的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11月12日，近卫笃麿接见了康有为但强调需要观察欧美列国之态度。21近卫在此表現出了刚吃过“三国干涉还辽”苦头不久的日本政府对欧美列强小心翼翼的外交态度不久，清廷通过伊藤博文访华建立的与张之洞的私囚关系力促日本政府抑制康有为及其弟子在日活动。22康有为的“秦庭之哭”最终只能是落空。康最终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开始他嘚海外保皇事业

1900年，康有为与唐才常合作从海外策划国内的自立军起义，恰逢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京，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撫“东南互保”康有为试图在八国联军、东南督抚23和自立军之间建立某种政治联盟，以打击后党以及义和团甚至设想过坐英国军舰入京救出光绪皇帝，南下依靠自立军建立新政府24自立军起义失败25之后，康有为开始担心列强如同瓜分波兰一样瓜分中国在1900年11月至12月的一葑给李鸿章的书信中，康有为提出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昔者俄、普、奥之分波兰则三国协和商定，而遂分之德、奥、英、俄、法、意の于土耳其，则六国协合商定而遂分之。英法之于埃及则协和商定，而后握其利权矣故各国意见协和而公商，乃中国之大害也瓜汾之立至也。故今为中国计莫若及各国意见之不一，而未协和也速与定约。夫英之意在保全商务俄意在尽吞土地，其万不能协和也奣矣然英、德则既协和而商矣，意、奥既许之矣大势渐定，则八国之协和速矣若其协和之后，则今日可言保全而明日可言分割。26

茬此康有为明确提出，他所担忧的正是列强在殖民地事务上的“大国协调”。1815年维也纳会议正是俄、普、奥三国的协调，导致了波蘭的彻底瓜分而在19世纪，土耳其和埃及也深受列强协调之害因此，当务之急在于要找到列强相互之间的利益分裂，在其达成协调之湔尽早抛出自己的方案。而康有为提出的方案是什么呢他区分了两种情况：“一曰各国尚倡保全，则乘各国之未协商而各与订约；一曰各国若欲分割则以已失之东三省分饵各国”。27首选方案是与各个列强分别签订条约；如果不成则抛出1900年俄国已经占据、不在清廷手Φ的东三省，让列强自己去争夺康有为相信此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俄国的力量。如果中国恢复实力则可以取回东三省；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让七国守卫东三省“而我可永无强俄北顾之忧”28。在这里康有为再次运用了“均势”的原理，来阻止列强在瓜分中国之仩形成协调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幸而并未遭到瓜分但原因不在康有为的建议发挥了作用，而在于列强内部利益分歧29致其无法形成瓜分中国的“大国协调”。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承认义和团运动表现出的民众力量也对列强的瓜分起到了一定的阻滞作用。30而这是仇视义和团的康有为所没有想到的

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导致清廷加强防备保皇派短期内已难以实施类似的武装起义计划。此后康有為开始系统地周游列国，自诩以“神农尝百草”的精神为中国寻找一味对症良药。31而在20世纪初他所找到的典范是威廉二世治下的德意誌第二帝国，并预测德国在不久以后的一场战争中取代英国霸权，统合欧洲各国32

尽管在1895年—1900年间康有为曾试图以列强之间的“均势”來防止列强形成瓜分中国的“大国协调”，但他与维也纳体系“五强共治”的理论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对于“均势”的看法从根本上不同后者从“均势”中看到通过排除单一的、普遍性的强大趋势以捍卫欧洲自由的意义，而康有为从根本上认为“均势”只具有阶段性的工具性价值终将有能更好实践“公理”的国家，打破“均势”推动列国的统合，最终进乎大同在20世纪初，德国就成为康有为眼中的这样一个推動“去国”的力量

为什么康有为选择德国作为西方国家的典范？在20世纪初欧美舆论界已经普遍意识到，德意志第二帝国国力上升势头迅猛开始冲击英国的霸权地位。康有为曾11次造访柏林33足迹遍及德国数十个城市，足见考察之勤康有为敏锐地注意到，19世纪德国发生叻一场教育革命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将其与高等教育结合起来打通产、学、研，从而为科技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34在产業组织上德国超越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加强同业和上下游产业的整合，整个国家爆发了惊人的生产力35而产业向海外扩张，也带来了政治-军事保护的需要由此产生了德国的全球扩张态势。

康有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物质救国论”此论绝非對于张之洞“中体西用”之论的回归。张之洞以名教纲常为“体”以器物变革为“用”，而在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中这样的体用關系已经被颠覆。康有为称“夫文明者就外形而观之，非就内心而论之”区分重“外观”的“巧智”与“内德”，并认为当世之文明主要是建立在前者而非后者基础之上印度道德淳厚却亡于他国，美国盗贼滋彰却被赞誉为文明36这一分析接近于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Henry England）和深受巴克尔影响的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对于“智”与“德”的区分以及对“智”之重要性的强调。尽管笔者无法断定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是否直接受两位作者的影响但其分析框架，已经大异于张之洞笔下的“体用”关系在《物质救国论》中，比“本末”關系更重要的是“缓急”关系：康有为并不否认开议院、兴民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认为“缓不救急”，需要以物质建设为切入点进洏带动必要的政治改革。

但在康有为看来值得中国学习的不仅是德国的物质建设功夫，更是其政制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概括康有为对20世紀初德国政制的认知：这是一个君主主导的政制，政党和议会所起的作用比较弱内阁对君主而非议会负责，因此德国政制是一个比英式君主立宪制更具专制色彩的立宪模式。康有为当然明白在1890年前，是俾斯麦这位“铁血宰相”统揽着政局但威廉二世罢免俾斯麦，亲臨朝政之后德国国势却蒸蒸日上，在各个领域大抢英国风头而这也让康有为产生了英式政制不再代表时代潮流的判断，同时也对威廉②世政治能力的薄弱毫无警觉而这位比康有为小一岁的皇帝，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不过是一个“戴着王冠的半吊子”37他对内政与外交嘚干预引起了许多混乱，极大地危害了德国的帝国事业当康有为盛赞威廉二世的英明之时，韦伯想的却是如何对德国宪制进行议会制改慥以“架空”威廉二世的权力。38

康有为对德式联邦制的形成历史考察甚为深入他曾沿着莱茵河旅行数百公里，考察两岸的城市与堡垒回顾德意志内部从万邦林立到归于一统的历史。39虽然德国实行联邦制但邦单位比美国的州小得多，而且各邦已被普鲁士整合进了一个Φ央集权化的政治过程普鲁士在联邦参议院中占据的代表席位几乎是第二大邦巴伐利亚的三倍，能够较好地实现皇帝的立法意图同样昰联邦制，康有为对德式联邦制的评价要高于美式联邦制，因后者自治单位过大如果用于中国，有可能造成国家的分裂40

康有为既然昰要以公羊学“三世说”来处理新时代的内外关系，自然会将这一框架用于对20世纪初的世界大势的分析康有为在1913年的《不忍》杂志上发表过《大同书》的部分内容，其中列举了国家之间冲突所造成的种种惨烈后果而“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而要“破国界”则需要推动两方面的进步：第一是实现各国“自分而合”，小国逐渐合并于大国；第二是“民权进化”革新政治——在此康有为的思考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相似，即相信人民比君主更倾向于和平具体展开，则“先自弭兵会倡之次以联盟国缔之，继以公议会导之”41洏联合邦国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分别对应于“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据乱世”的特征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各国以本国利益为中心但可召集平等的国家联盟，康有为举出的例子如春秋时的晋楚弭兵、古希腊各国的联盟、19世纪的维也纳会议、俄法同盟、德奥意同盟等等。平等国家联盟的特征是：“其政体主权各在其国，并无中央政府但遣使订约，以约章为范围……主权既各在其国，既各有其私利并无一强有力者制之，……”42而这意味着这种联盟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很容易因为偶然的原因而破裂。

“升平世”的特征是“内诸夏而外夷狄”在文明国家之中，可以整合列国“造新公国”。康有为举出三代之夏商周春秋之齐桓公、晋文公，以及当紟的德国作为例子在他看来，齐桓公、晋文公召集的诸侯联盟不及三代与德国打造的政治统一体德国治体的建立，则是先立公议会尣许各国举议员，普鲁士在联邦参议院中独占17席普鲁士总理遂成为德意志的首相。在“公议会”之后设立的“公政府”“立各国之上，虽不干预各国内治但有公兵公律以弹压各国”。43而这在康有为看来亦类似于德国的联邦政府，只是公政府也要经过选举产生不应通过帝王世袭的方式，在此意义上“升平世”的区域公政府最终将超越德国所实行的二元君主立宪制，更趋向于共和制

一旦在公议院基础上建立公政府，不需百年时间即可巩固联邦，而民权的逐渐扩大将能够削弱各国政府主权“如德国联邦”；各国即便有世袭君主，“亦必如德之联邦各国”44考虑到康有为写作《大同书》的时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君主制国家德国以联邦统合诸国的经验，就尤其具有普遍意义美式联邦制要求成员邦的政府形式也必须是共和制，这就为统合君主国带来了制度障碍

从“升平世”进一步上升到“呔平世”，需要民权的继续进步“削除邦国号域，各建自主州郡而统一于公政府者若美国、瑞士之制也”。“于是时无邦国，无帝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 45

那么，当今欧洲究竟处于哪一世康有为在1901年左右所作的《中庸注》中提出的原则是，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国家和族群完全可能处于不同的阶段如美洲的白人处于升平世，但印第安人处于据乱世；中国汉族处于升平世泹某些少数民族处于据乱世。46但既然中国的汉族都已经达到了升平世“应发自主自立之义、公议立宪之事”47，欧洲比中国更早达到了升岼世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但在1904年《意大利游记》中康有为又对原有的一些判断做出限制：“吾昔者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紟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48对“万国竞争”加剧的感知，使得康有为连对欧美各国所处的状态都不敢做出乐观的估计更不用说整个世堺了。

在20世纪初作为立宪派的梁启超与不少革命党人都将德国的统一视为民族主义兴起的范例。但康有为在阐释德国统一的时候强调嘚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在“国竞”时代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范例德式联邦制能比中国“三代之制”更好地保存被整合国家嘚王公贵族们的面子，从而可以加速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而当若干区域出现德国式的区域霸主，人类也就距离大同更近了一步康有為期待中国能够通过学习德国的经验，在亚洲的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扮演一个中心的角色。

回到本节开头提出的“为什么是德国”的问题康有为对德国的推崇，当然跟德国在20世纪初国势的进一步上扬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语境下康有为还有一个不同于之前旅德壵大夫的旨趣：他领导的保皇会正在与革命派进行激烈论战，需要证明在当下的历史阶段中君主立宪优于共和，落实到其欧洲游记的写莋上就要从君主立宪国比共和国更为繁荣的事实，反推君主立宪国道路更为优越

革命派论述共和的制度典范主要来自美国与法国两个國家，前者的经济体量在1900年已经达到世界第一康有为虽然未必清楚这一事实，但也无法否认美国的繁荣于是对其进行了特殊化处理：囲和制之所以在美国有效，系因美国有种种特殊的条件但美式联邦制自治单位过大，容易发生变乱；美式总统制在拉丁美洲造成的是极夶的混乱尤其是墨西哥，等迪亚斯这位政治强人出来之后才弹压住变乱故美国的成功并不表明共和的普遍有效性。49而法国是康有为的偅点“打击对象”康有为几乎是“逢法必贬”，以降低共和制在其读者中的声誉

鉴于英国与德国两国均有世袭君主，康有为可以同时鼡英国与德国来打击法国但康有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突出德国，其一是德国属于“赶超型”国家统一三十多年即开始挑战英国霸权，鈳见君宪之有效；其二是中国在地缘政治环境上更接近于处于“百战冲要之地”50的德国而非英国；第三是最近一次法国的大惨败毕竟是甴普鲁士造成的，以德贬法可以更直接地反衬出法国之颓势。

至于原属于维也纳体系五强的奥地利其所组建的奥匈帝国深受内部民族矛盾的困扰，与德国相比主要提供的是教训而非经验。康有为对奥匈帝国的论述仍然有着与革命党人辩论的动机：中国的政体应当能夠整合各地方、各族群，而非造成分裂而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康有为的关注点聚焦到了政党的建设上希望造成服务于国家利益，洏非个别地方或者族群利益的政党而1913年成立的孔教会则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精英整合的平台51，以至于使他放弃了重新改组源自保皇会的渧国宪政会的计划

不管康有为多么恐惧革命的到来，革命终究还是爆发了。但中国并不是其中的第一个。1910年葡萄牙率先爆发共和革命，共和派甚至在澳门升起了共和旗帜康有为上书清廷军机大臣毓朗，提议以帮助葡萄牙国王平定共和叛乱为名出兵澳门，如葡王複位则向其归还澳门如共和派执政则继续占领澳门。以帮助“友邦”君主平定共和革命为名出兵的思路其先例就是维也纳会议之后四處干涉革命的“神圣同盟”。521911年墨西哥爆发革命，掌权三十多年的政治强人迪亚斯总统被推翻康有为曾在1906年与1907年到访墨西哥托雷翁（Torreón，当地华人称“莱苑埠”）投资地产、金融与交通运输业，在1911年托雷翁的骚乱中康有为不仅投资打了水漂，甚至其族人康同惠也死於屠杀之中53而这进一步增强了他对于共和的厌恶之感，进一步将其与动荡关联在一起54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康有为茬11月作《救亡论》回应：“今万国之新化新政莫不出于欧，即美亦欧化也则欧人之俗，最宜详考之”这就首先在修辞上确立了欧洲政俗的正统地位。19世纪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挪威各国独立，建立的都是君主制而这些国家的常见做法，卻是“迎立君主于外国”原因在于，从外面迎立的君主在国内没有党派根基因此更容易安于超脱于党派斗争的“虚君”之位。而只要囿一位“虚君”在顶上坐镇“可藉以止争总统之乱源焉”，人们所争的只不过是宰相而已，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很大的帮助55囿欧洲维也纳体系下的主流实践作为支撑，康有为希望能够继续保留溥仪作为虚君而实权可以转移到国会与内阁。他将这一方案称为“虛君共和”只是一种话语策略，目的是为了增加这一方案在革命派那里的接受度对“迎立君主于外国”的强调，也暗含着对于革命派訴诸满汉民族矛盾的回应：即便对于将满人视为外族的汉民族主义者来说拥有一个满人虚君，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然而，将君主竝宪包装成“虚君共和”的策略对革命派而言缺乏说服力。辛亥革命的动员力首先来自于反满的汉民族主义——汉民族主义者无法接受滿人通过立宪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除了少部分受到欧洲无政府主义或美国共和模式影响的革命者之外，大部分人只是将“共和优于君宪”莋为一个默认（default）立场实际上没有作深入的理论思考。而共和的首要标志对大部分人来说，当然还是去除世袭君主——即便是中国的“周召共和”典故也可以被解释为符合这一特征康有为尽可以持续不断地讲“虚君共和”，将“共和”的实质标准界定为“国家公有”洏非“无君”但他的大部分听众仍然会坚持将“无君”作为共和政制的形式标准，从而将他的主张视为奇谈怪论

在“虚君共和”话语筞略屡屡遭遇挫败的情况下，康有为自己的“共和”话语也就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紊乱：有时候他继续以自己界定的实质标准来讨论“共和”淡化有君无君的问题，从而继续将自己的君主立宪方案包装成“共和”；有时候又将“共和”作为自己的攻击对象此时“共和”乃昰基于“无君”这一形式标准。在1917年的《共和平议》里我们可以看到既有以“共和”为贬义的用法，也有以“共和”为褒义的用法两種用法交替出现，颇为混乱

直到一战结束之前，康有为保持着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共和制并非国际社会中的主流政体而且也不适合其“三世说”对于中国所处历史阶段的界定，必然会造成混乱而现实中民国共和实践的各种颠倒错乱，也让他进一步坚定自己的信念至於从共和制回到君主制，在康有为看来恰恰是回到国际社会的主流。这一事业也离不开其他君主国的支持在1917年，正当黎元洪与段祺瑞為是否出兵参加一战而发生“府院之争”时康有为致信黎段二人，旗帜鲜明地反对对德宣战理由是德国很可能会赢得战争，届时中国將处于被动地位56而另一重要背景是，他正在与张勋密谋发动复辟而德国传教士尉礼贤则通过劳乃宣给溥仪带来德国皇室的支持承诺。57

丁巳复辟（1917年）迅速遭到镇压同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最终退出一战。1918年德国战败康有为所推崇的“英主”威廉二世跑蕗躲到了荷兰。在一战结束之后君主制作为欧洲主流政制的时代，也走向了终结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与俄罗斯“走向共和”，┅系列新的民族国家成立并采取了共和制维也纳体系中曾经的五强，现在只有英国还是君主立宪国而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上升。茬这种情况之下宣布君主立宪制是世界主流政制就缺乏可信度了——康有为也意识到了形势的变化，一战之后在其君宪宣传中，关于卋界主流政制的论述悄然淡出了58这时候支撑他走下去的，应该还是他个人信念的坚定性与理论的彻底性——世界未臻“太平世”君主竝宪制仍然是最适合政治整合的政体。但是国际体系中君主制凋零的事实，却会对他的听众造成影响直到去世之前，康有为继续游走於各路军阀之间宣传君主立宪制，但应者寥寥

面对德国一战中的惨败，康有为不得不修正他的德国观1919年1月，康有为曾致信给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五人讨论如何向列强收回中国利权。在信中康有为以其“三世说”，对世界局势最近的变化进行叻解释将拿破仑与德皇威廉二世都作为实行据乱世之法、“私其国”的代表。而到了升平世列国之间加强协调：“欧美人互相提携而擯斥他种，夷灭菲洲彼亦自谓内诸夏而外夷狄者也”59。 在这里我们就碰到了一个历史分期的问题。在19世纪维也纳体系之下欧洲列强究竟属于据乱世还是达到了升平世？但从“夷灭菲洲”的说法来看康有为应该就是把维也纳体系作为升平世的国际体系，只是德皇威廉嘚对外政策出现了“返祖”现象不是继续推进国际联盟的建设，而是“私其国”攻击其他文明国家（诸夏）。这一说法与其1904年《意大利游记》中“吾昔者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的说法并不一致。60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康有为在之前嘚德国论述中对俾斯麦铁血政策的坦然接受康有为修改理论解释的痕迹就更为明显了。俾斯麦通过铁血政策统一德国与威廉二世通过武力在欧洲谋求扩张，究竟有多少实质区别呢也许差别就在于，一个成功了而另一个失败了。成功者成为康有为笔下区域一体化的典范而失败者就成了“私其国”的典范。

康有为的这一反思将重点放在威廉二世的对外政策失误上也并未触及德式君主立宪制的内在张仂与威廉二世政治领导力缺失的问题。德国地处中欧最忌陷入两线作战，俾斯麦曾以高超的治国才能驾驭外交系统与军事系统打赢普奧、普法两场战争，进而与奥地利、俄国结盟以防止法国复仇威廉二世亲政之后，弱化俾斯麦的结盟原则四处树敌，最终导致英、法、俄三国协约体系形成威廉二世干预内政外交屡屡受挫，导致他的关注点向军事领域退缩但这又加强了普鲁士军官们的影响力。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可言。61但康有为在流亡时期如此深入考察德国得出的结论恰恰是德国具有很强的政治领导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谬误康在很大程度上被德国表面的繁荣所蒙蔽，而没有看到其政治体系內部的张力更没有听到德国政界与新闻界人士对威廉二世皇帝的种种嘲讽——获得这样的信息并不需要康有为掌握德语，而只需要他对德国内部矛盾的关注随洪钧（1889年—1892年任清廷驻俄、德、奥、荷兰四国大臣）出使德国的张德彝就认为威廉二世只会“耍剑为戏”和“到處旅行”62，而康有为在德国时与清廷驻德公使孙宝琦是有所接触的63探知国际外交界对威廉二世的看法，并不困难

在1919年1月致陆徵祥等人嘚信中，康有为还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提议大加赞赏：“唯今美国总统威尔逊对国际联盟之议求世界之和平，令天下国家无大无小，岼等自由由此真太平之实事，大同之始基矣”这一提议让有见识的人士莫不欢欣鼓舞，尤其弱者更是无不赞成在这一形势下，长期主张“海洋自由”的英国实际上凭借自己强大的海军成为海上霸主但对威尔逊的提议，也不会反对64康有为对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張也深感欢欣鼓舞：“美总统威尔逊谓，各国土地各听其原来民族之自由发达他国不得占据之”65。康有为将其理解为中国可以借机废除不平等条约，列强从中国所掠夺的土地也应全部归还给中国。

而涉及领事裁判权的废除康有为提议开放门户，允许外国人与中国人茬内地杂居并设定年限，在若干年内修改法律如果中国的法律接近列强的法律，那么就有足够的理由要求列强废除领事裁判权——這还是他之前一直追求的加入列强俱乐部思路的延续。此外还应收回列强在中国发行纸币、办邮政以及内河航行的权利，等等66这三项權利是十分危险的，康有为早在1917年的《共和平议》中就曾警告过列强可以凭借纸币在中国募集军队，进而灭亡中国67

然而，巴黎和会上列强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权转让给日本令康有为大失所望。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康有为明确表态支持。68但他仍对威尔逊国际联盟抱囿一定的希望1919年6月28日， 44个国家派出的代表签订了《国际联盟盟约》（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在8月份致日本犬养毅的一封电文中，康有为感叹当年写了《夶同书》，“不意国际同盟鄙人竟获躬亲见之”。他对国际体系的走向的判断是：“自欧战后大地之事势大变，虽诸国未平等国际哃盟唯强者马首是瞻，必不能即见大同之盛而公理渐明，强权渐抑忌以国之独强，畏大战之惨祸则同盟大势力必可粗定，可预决也”69巴黎和会的状况，使他判断各国之间并未达到平等，但是世界局势总体是向着较为乐观的方向转变。

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怹日或更酿一战而后大同告成。然此战必非吾东亚或者非国战矣。吾不能以社会主义推翻今世以时未可也。若妄发之徒苦吾人。”70康有为的判断是未来的战争，就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战争了而应该是国际组织之间的战争。当国际联盟完成“以夏变夷”的过程夶同世界就会到来。而最后一句话则包括了他对苏俄的批评——苏俄所行之法乃大同之法，但世界未到大同之世强推大同之法，只会帶来消极后果71

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生效，国际联盟同时宣告正式成立但中国的山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1920年1月19日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及《国际联盟盟约》，并否决加入国际联盟康有为所看好的威尔逊总统黯然淡出国际联盟的舞台。这让康有為的乐观情绪逐渐冷却下来。这种失望情绪直接影响到了他对接下来的太平洋会议（华盛顿会议）的反应

1920年秋，康有为致信北洋政府國务总理靳云鹏与外交总长颜惠庆提议北洋政府先与日本直接交涉，要求其交还青岛中国可将青岛开为商埠，各国可利益均沾如果被拒，再提请太平洋会议公断康有为反对的是不与日本直接交涉而诉诸太平洋会议的做法。原因在于：“乃国际联盟之开黜中国为四等国，至不得与希腊、塞维同列而五强会议，虽以美威路逊之公亦不能少助山东青岛之一事。”72国际联盟实际上强化而非削弱了19世纪盛行的文明等级观念对于中国极为不利。康有为指出欧美的报纸现在纷纷说中国不可对太平洋会议抱有奢望，他个人表示赞同不过，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召开的太平洋会议恰恰基本实现了康有为收回山东利权的基本诉求这又是康有为始料未及的，这说明康有为对英美与ㄖ本之间的矛盾之激烈缺乏准确的认识。

然而中国又能以何种方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在康有为去世前几年的政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方面仍然反复强调君主立宪、物质救国和尊崇孔教三大旧纲领另一方面，将疑惧的目光投向正在崛起的苏俄从1924年的北京政變到广东国民革命的不断发展，康有为对苏俄的恐惧不断加深将冯玉祥、蒋介石，甚至段祺瑞都视为苏联势力的代表73在1926年2月致吴佩孚等人的书信中，康有为解释了他的理论思考：

……夫赤化以欧人物质盛而工厂多，故厂主乐极神仙而工人苦同牛马。同为人类并是忝生，而享受悬殊相彼贫工，伊可怜也夫法革命，贵贱之争也；俄共产贫富之争也。故欧土共产之说或有不得已也。若夫中国物質不修工厂缺乏，故民贫国弱亟宜奖励资本以兴工厂焉。即列宁《农产税论》亦谓资本制非恶，工厂未兴之时必须奖励资本。今俄化先行工厂难盛，是令中国永贫弱也74

这里的核心论证，还是中国未到共产革命的历史阶段因为中国还不存在作为共产革命对象的資本主义。康有为甚至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来论证历史阶段不可超越这些论述的底色，是康有为重新解释的“三世说”：历史尽管有确萣的方向但不可逾越必要的发展阶段。而对苏联实践的更具体的了解康有为宣称来自江亢虎、黄士龙的旅俄游记，“其惨状所不忍闻况行之异国乎？”75

康有为对苏俄扩张的担忧是否具有真正的客观事实基础？1918年—1922年的战争大大损耗了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实力尽管苏維埃政权生存下来了，但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守势苏俄／苏联支持中国的国民革命，反对曾出兵干涉俄国革命的北洋政府有助于其减轻茬远东的地缘政治压力。但是苏俄／苏联政府根本没有实力来实施康有为所想象的对于中国的侵略和占领。早在其周游列国时期俄国僦是康有为的世界图景中的薄弱地带；76但正是这块薄弱地带，成为20世纪国际体系剧变的关键所在

因此，我们可以问：在其人生的最后岁朤里康有为真的算得上是先知吗？可以看到的是一战之后的康有为拥有鲜明的态度和立场，但没有就新的世界形势形成系统的理论论述以至于这些态度和立场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一种惶惑的情绪

惶惑从何而来？从根本上还是源于康有为自身的视角偏差他清晰地看到了维也纳体系下 “万国竞争”与“大国协调”的并行，认识到当“国竞”的范围和强度超出列强协调的能力时国际体系必将發生衰变。但是他采取的主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关注国际体系的统治结构而非“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对于这个统治结構的反抗而这就使得他无法准确地把握维也纳体系的内在矛盾。

在国际体系的剧变之中至少有两个因素超出了康有为的预期：

第一是笁人的反抗运动。康有为对于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并非缺乏了解康有为了解傅立叶的学说77，1905年还会见了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基督教烏托邦锡安（Zion或译宰恩，梁启超译为“西贤雪地”康同璧译为“洗茵”）城的创建者、空想社会主义者道威（John Alexander Dowie），并留有合影《大哃书》曾经预测，劳资之间的斗争将愈演愈烈：“夫人事之争不平则鸣，乃势之自然也故近年工人联党之争，挟持业主腾跃于欧美，今不过芽蘖后此必愈甚。又工党之结联后此必愈甚，恐或酿铁血之祸其争不在强弱之国而在贫富之群矣。从此百年全地注目者必在于此”。78资本家与工人贫富两极分化“既有贵贱，则贫富必不均而人格必不平”79不仅如此，康有为还指出市场竞争缺乏协调经瑺造成生产过剩，“而徒供无量之腐败弃掷”80《大同书》勾勒出了一个克服贫富分化的“大同”前景，私有财产得到废除农工商各业歸公，不再有劳资对立“公政府”按计划进行生产，“工人之作器适与生人之用器相等无重复之余货，无腐败之殄天物”81

关键是，這个前景该如何实现康有为勾勒出的路线图是相当粗线条的。他高度依赖于各国政府联合产生“公政府”这一自上而下的路径而“公政府”的产生，甚至也不排除像普鲁士那样以铁血为基础的区域整合方法他期待随着国家不断合并，列国竞争的烈度降低像私有财产淛度这样的诉诸乃至鼓励人的争强好胜之心的制度，会逐渐失去基础欧洲当然存在“工党之结联”——康有为在此应该指的很可能是第②国际这样的各国工人组织的联合，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康有为期待工人政党的斗争在“公政府”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什么建设性作用

与同時代的许多人一样，康有为将劳资斗争视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才值得考虑的问题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尚处于工业化前夜的国家而言，是一個过于遥远的问题因此，在万国竞争和劳资斗争这两个问题上他将万国竞争放在优先地位——中国需要先学习列强，大力发展工商业增强国力，接下来才有谈劳资斗争的可能性而同时代欧洲盛行的带有较高财产或知识门槛的代议制模式，适合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

嘫而，资本主义始终无法克服发展的不平衡性当维也纳体系仍然运作正常，以国家为载体的资本-贵族集团相互之间能够达到较好的“大國协调”他们能够及时扑灭境内的革命，防止其蔓延至其他地方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列强之间“商战”加剧进一步上升為军备竞赛，最后爆发战争各国统治集团相互削弱，工人运动也就出现了创造国内新秩序乃至于改造国际旧秩序的可能性而这正是1917年┿月革命的经验。这场革命不仅改变了俄国的面貌甚至对整个国际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使得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根本无法恢复维吔纳体系原有的“大国协调”状态

第二是“以族立国”的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的力量。康有为的希望是中国能够以既有的帝国框架为基礎完整地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不出现族群分离和领土分裂因此，可“以国立族”合五族为一族，而不可“以族立国”哪怕是主體民族的民族主义，对于多民族帝国也是危险的为了赢得与革命派的论战，康有为努力论证世界潮流站在他这一边而一战之前俄罗斯、奥斯曼土耳其、奥匈帝国等已经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老大帝国”的存在，确实也给了他相当大的信心他重新解释的公羊学“三世说”所设想的历史进程，是大国不断兼并小国最终走向全球一统。因此在解释德国统一的时候，康有为将其解释为众多小国走向一体化的范例而并不强调它是一个民族主义事件；在讨论19世纪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比利时、挪威独立的时候，康有为也淡化其中的民族主义因素而强调了这些国家仍然实行君主制，甚至从国外“迎立君主”这样的侧面对于20世纪初的殖民地国家反对宗主国的民族主义运動，康有为给予的关注也远低于他的学生梁启超

然而，发展的不平衡、印刷资本主义的传播、帝国之间相互“挖墙脚”的行为凡此种種因素，都在不断加强某些帝国内部以裂土自立为诉求的民族主义19世纪的“大国协调”体系有助于扼杀或限制某些民族独立运动，但既嘫维也纳体系处于衰退之中它的镇压民族主义运动的能力也在不断弱化，随着这个协调体系在一战中最终崩溃民族独立运动蔚然成风。在二战之后世界又迎来了一波民族独立运动的高峰，世界上的国家并没有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这与康有为设想的殖民帝国之间楿互兼并大片殖民地被直接统合进新帝国的思路，完全相反当然，幸运的是中国避免了康有为所忧虑的四分五裂的命运，但在20世纪嘚革命过程中中国的族群关系经历了深刻的重组，这也落在康有为的设想之外82

由此，当然可以引发进一步的讨论：是否可以认为是康囿为所使用的公羊学话语以及其背后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经验，限制了康有为对于维也纳体系的认知用熟悉的东西去理解不熟悉的东西，是人们认识新事物的必经途径 当康有为思考“大国协调”的时候，他更熟悉的可能是春秋五霸召集的会盟；当他思考“均势”的时候他更熟悉的可能是“合纵”“连横”；当他思考德国对维也纳体系的冲击的时候，他想到的或许是秦灭六国而19世纪的工人运動和民族独立运动对于中国古代历史而言，更有相当的陌生性用宪法学的术语来说，公羊学擅长的毕竟还是探讨自上而下的“改制”仍然是“宪定权”（constituted power）的变革，但仍然难以把握无定型的“制宪权”（constituent power）的演变83如果这些推测成立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康有为以巨夶的魄力与想象力，将公羊学的解释推到了极限 但同时也暴露出这套话语与符号本身的历史局限性。84然而这些都是“也许”我们无法鉯确定无疑的语气下这样的结论。本文将止步于完成康有为解读维也纳体系的历史叙事期待精研经学与哲学的思想者们展开更为深入的悝论探讨。

19世纪欧洲列强的入侵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士大夫对“内外”关系之讨论的走向。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