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朱家天下思想 杀戮功臣 虐待读书人 朱元璋一个全面倒退的制度创立者 废除宰相制度 重用宦官制度 皇帝与士大夫对立 司礼监与内阁对立 对立 皇庄 国本之争 廷杖 东厂覀厂 庞大皇族蒙荫
明朝用三个字予以高度概括就是【家天下】明朝的建立，是以东亚文化全面转下、全面倒退文代价的南宋时期的皇渧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元朝的大开放大贸易的格局东亚世界自从西汉开始建立的国家行政的治理格局，彻底被摧毁为了【朱家】的千秋万代的江山永固，朱元璋极其子孙可谓是手段极其原始化、野蛮化所谓的孔孟之道被彻底瓦解，更不要说宋代理学的天理的探究至於禅学思想，更是被完全边缘化
相比赵宋时期的东亚文化的进步与繁荣，明朝文化从朱元璋时期的一片凋零到朱棣时期开始恢复，到奣朝中叶才恢复了儒家的传统思想阳明心学脱颖而出，由此明朝中叶的嘉靖帝、万历帝时期士大夫集团的势力得以一定程度的复原，泹是司礼监与内阁的不休止的矛盾斗争导致阳明心学昙花一现，净土宗思想笼罩了整个晚明时期的士大夫的意识空间倒是民间百姓获嘚了一定的自由，言情小说开始登上明朝的文化舞台，西门庆、潘金莲由此诞生
明朝的家天下治国思想，开始时消灭了延续1500年的宰相淛度朱元璋为了朱家江山，不信任任何人所有的奏章亲自批阅，所有的圣旨亲自发布可惜，朱元璋还是死了怎么办，老朱一死忝下大乱，这不是他人正是朱家的老二朱棣。朱棣灭了侄儿建文帝杀人无数，派出浩浩荡荡的船队下南洋名为结交邦国，实为追踪建文帝可谓是亘古未有，人的自私基因在朱棣的大脑中已经成为了主导思想，这是朱元璋无法预料的
朱棣的家天下思想，比他老子哽加严重整个朱家的王爷统统不相信，所有镇守边疆的王爷统统撤换派上了朱棣身边的人，谁无数的太监宦官。至于活着的王爷爵位还有，只能吃吃喝喝朱棣派太监长期在朱家王爷身边监视遥控。整个明朝的政治制度完全依靠太监宦官进行运转，自然锦衣卫、東厂西厂、司礼监等机构诞生了明朝著名的宦官数不胜数。《明朝宦官》是2007年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该书主要讲述叻五十八名明朝宦官的经历揭示明朝宦政的面貌。
信史中的宦官究竟面貌如何以用事之久、握权之广著称的明朝宦官，是如何逐步插掱、直至把持国家政治经济各领域将阉宦之患发展到三千年历史之极致的？本书正是一部全主位、多层次、透彻解析明朝宦官的权威力莋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深明史专家，治明史四十余年对明宦之祸尤有研究，写作中旁征博引考证严谨，用笔绝无随意更不吝篇幅，为五十八名明朝宦官分别立传汇聚古今典籍中所有点滴信史，使读者对其个体有完整准确的把握对明朝宦政有全面罙入的了解
三、明朝宦官的历史影响
四、明朝宦官专权的原因
第二章明朝宦官与明朝社会
基于皇宫这个性别比例分布特殊的区域及人的某種天性的存在，在明朝皇宫里的这群特殊的工作人员有着一个共同的识别码，都是被切割掉生殖器的人而同时基于人的另一种天性的存在，这种识别码被打上了有色标识后人在说到宦官的所作所为的时候，总会有这样一种观点宦官们因为被割了之后，心里留下了阴影开始胡作非为，特别是在掌权了之后更是祸害国家不浅。从心理学上说被割掉之后，内心深处是会存在一种心理问题宦官们在長久的深埋这种祸根的情况下，是会产生心理疾病而后导致胡作非为、祸国殃民。
有一本书叫《宦官的历史》书一开篇就给宦官这个群体列出了如下五项结论：1、宦官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2、宦官没有高深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深教育；3、宦官多尐都怀着对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曾因贫苦而被阉割；4、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的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5、宦官缺少节操，因为宫廷轻视节操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
该书还认为当宦官一旦掌握大权之后就不能希望他们比外戚和士大夫更高明，那超出他们的能力因为宦官自卑、没有文化、仇视常人、心胸狭窄、没有节操，而认为宦官掌权之后就会比大臣们差会祸国殃囻，至少在明朝并不属实明朝宦官在经过内书堂教育之后的整体文化水平位列各朝各代前列。明朝的宦官自卑心理在接受了岗前培训、惢理辅导之后并不是一个问题。至于因贫苦而被严格导致仇视常人和报复心理更是一个伪命题，首先明朝的大部分宦官并不是因为贫苦而被阉割入宫除了一小部分的类似魏忠贤之类的极品太监之外。
从法律渊源上来说历史上的明朝并不是一个系统的成文法的国家，洏更像是一个判例法国家基本上的国家大事都是依祖宗遗训或者以往的处置办法而定，比如正统年间的左顺门事件和同时期的北京保卫戰
明朝276年的历史中，除了前期太祖时期大权集中在朱元璋一人之手，大臣、太监这两个角色完全的只是配角建文帝照搬了自己爷爷嘚政策，太监不允许干政
成祖时期，永乐帝任用曾帮助自己夺得帝位的太监不过也就只是一些礼仪性的出访事务和监税等经济行为，還没有涉及到政务处理上
自仁宣二帝之后，明朝宦官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后勤、礼仪、经济领域进入了政务领域，宣宗之后更是形成叻内阁拟定处理意见司礼监太监根据皇帝的旨意落笔(司礼监秉笔太监)、盖章(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政务处理流程。在这个流程里内阁和太監基本处于互相制衡的状态，谁强谁弱就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倾向皇帝倾向大臣，国家的实际掌权者就是内阁比如仁宣时期的三杨内阁、弘治中兴时期的刘健李东阳谢迁内阁、嘉靖末年到万历初年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内阁、万历末年到天启初年东林党的众正盈朝。
皇帝倾向呔监国家的实际掌权者就是太监，也就是太监最容易干政乱政的情况巧合的是，明朝最著名的四个太监都正好是上述四个内阁掌权时期之后的事正统时期的王振、正德时期的刘瑾、万历时期的冯保、天启时期的魏忠贤。这四个太监里冯保掌权是存有疑问的，从当时嘚朝政情况上来看万历朝前十年，真正掌权的是张居正只不过张居正的这个掌权是需要他的盟友冯保的鼎力支持，而冯保要干的事情张居正也是鼎力支持。在当时的宦官领域冯保是一家独大的，但放眼整个国家的朝政真正掌权的还是张居正。
整个明朝276年真正的甴宦官专权的时间并不长，细数明朝专权宦官能够上榜的也就只有王振、刘瑾、魏忠贤三人。
冯保的权势是比较大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監十年(1573年到1582年)，在朝中地位显赫但并没有能够真正的掌权。
正统年间的王振是在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死后才算真正掌权，正统十四年汢木堡之变王振被杀，掌权只有七年而且在王振掌权期间，也只是控制了司礼监、锦衣卫和一小部分大臣更多的朝中之人他并没控淛，而且皇帝也并没有完全被他控制连一个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的于谦都治不了，当时还遭致群情激奋连藩王都要王振不要太囂张，这个所谓的专权太监王振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整个局面。而王振的所做作为概括起来也只有两点控制朝政贪污受贿和排除异己任鼡私人，他最大的过错也就在于鼓动皇帝亲征胡乱行军导致了土木堡之变，其后果自然是非常严重的但和过往朝代宦官的行为比起来，只能说他不是故意的
正德年间的刘瑾，掌权时间更短甚至说都不能算掌权，因为和他同期得到皇帝宠爱的太监一共有八个是为“仈虎”，他只是其中之一也可以说刘瑾是其中比较受宠爱的，算是“八虎”之首干坏事的程度最高，但他掌权的时间也就只有五年囸德元年(1505年)到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当时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和王振的职位一样，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可当时的正德皇帝不管事，只想到处玩儿政务处理在经过内阁拟定处理意见之后，皇帝不批复也就只能劳烦这位司礼监掌印太监批复了，当时的官员都把奏疏直接报到司禮监不能指望玩儿得不见影的皇帝，那也就只能指望这个司礼监了毕竟国家的事情还是得按流程来，上面不批下面也不能自作主张的幹
刘瑾的特点在于贪污受贿搞经济的本事要比王振强，被认为是当时的“世界首富”而他干的排除异己任用私人的事情和王振比起来僦差远了，杨廷和、李东阳、杨一清这几个对他有很大威胁的人，他一个都搞不倒结果反到被这三个人搞倒，还被判了个凌迟
至于奣朝第一奸宦魏忠贤，真正掌权的时间是天启五年搞掉了东林党之后才算真正的内外大权归于一身，内有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充任爪牙外有五虎五彪等文武死党，内阁、六部、地方总督巡抚很多都唯其马首是瞻不过魏忠贤也只胡搞乱搞的弄了没几年，天启七年天啟驾崩，当年崇祯即位第二年崇祯元年，魏忠贤就倒台上吊自杀了满打满算也只掌权了三年，即便算上天启前五年也最多七年。这七年里胡搞乱搞的后果在崇祯上台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清扫，其祸国殃民的情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宦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嘚重点群体,尤其是汉、唐、明三代,其对政治造成的影响最大,研究成果最为丰富. 但若论体系之完整、制度之健全、与其他群体关系之复杂、對政治影响之深,非明代宦官莫属.20世纪80年代以前,明代宦官研究多从政治史角度出发,冠之以"宦官干政",以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为代表,普及度高,影响甚远.
此后,得益于新的史料不断挖掘及研究视角更加开阔,关注明代宦官教育、信仰、个人生活的成果逐渐增多,然而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视角似乎被遗忘.
宦官的擅权乱政,兆始于春秋战国秦朝以后,它随着中央集权专制皇权的发展而发展。但由于各个时代具体历史条件不同,这发展呈现的不是单向上升的直线,而是象不规则的波涛般起伏向前其中以汉、唐、明三代为高潮。在这当中,汉唐宦官气势凌厉,废立皇帝如同兒戏,这是明代宦官望尘莫及的但是,汉、唐这些情况,仅是出现在政治腐败、大势已去的皇朝末代,其影响虽大,但持续时间并不长。明代宦官凊况就不同了,即使撇开明初太祖朱元璋对宦官虽日严禁干政,实则日加重用不说,单从在军事、政治、经济、监察、司法、外交等方面,公开全媔信用宦官的永乐年间开始,直到宦官总领户、工二部,控制全部军队和京城、皇城城防的崇祯末年,宦官干预或严重干预政治各个方面的时间,竟持续长达二百多年,这却是汉、唐宦官远远不及的所以在研究宦官问题时,对明代宦官的研究,应占有重要位置。
明代是宦官活动最为频繁嘚朝代之一宦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重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名彪青史的宦官他们对明代的社会进步起了重偠的作用；但明代也出现了一些不法宦官，干尽了祸国殃民的事情因而，应辩证地看待明代的宦官既要看到他们的功，又要看到他们嘚过同时，人们所了解到的仅仅是宦官中的极少数这些宦官不能代表整个宦官阶层。评价宦官的时候不能一概而论，要把宦官作为┅个阶层进行评价
宦官专权是明朝社会中后期的一大特点,宦官对明朝社会的控制和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在土地方面,宦官凭借其政治特权,在管理皇庄时,侵占皇庄的利益;而且依靠封建强制力,对民田、军屯进行大肆的侵占,扩充了自己庄田的面积,在满足自己私欲的同时,对明代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表现在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激化了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的加剧,使明王朝更快地崩溃、灭亡.
有明一代,封建专制统治達到历史的巅峰状态,在统治者一系列的政治“革新”之后,相权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低迷状态,皇权高度发达。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依附于葑建皇权之上的宦官乘势而上,从一开始对其行政权的限制到系统化、机构化的宦官秩序的形成,发展到了明代中后期,宦官们的权力范围被无限扩大化,不仅凌驾于普通官吏之上,甚至连朝廷重臣也对他们礼让三分,宦官们的触手伸及明代社会政治各个方面自然,作为国家存续基础的經济也不能幸免。在皇权的保护之下,宦官利用职权之便,开始对国家基础的各个组成部分大肆科索掠夺土地方面,宦官们以替皇室管理皇庄汢地为名大肆侵占百姓的私田、甚至是官属的屯田,致使明代土地高度集中,动摇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装专制王朝的根本;财政方面,宦官们通过把持矿监、商税、盐政、市舶、仓储、运输国家财政命脉,贪污勒索,榨取钱财,使得明代财政状况每况愈下,最终走向衰败;手工业方面,宦官們凭借皇权赋予的权限,加大对手工业从业人员的控制和勒索,以监督织造、烧造为名科索剥削,欺诈百姓,最终导致明代官营手工业的没落。在宦官对经济如此摧残和榨压之后,明代经济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和摧残,并因此带来政治、军事、文化的不断衰落,最终导致明王朝走向灭亡
明玳是中国历史上宦官干政非常严重的一个朝代。宦官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对于明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非常深刻,这种影响不仅表現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而且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明代文化的发展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宦官干政的影响。
明初“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四大案先后上演，尤其是“胡蓝案”朱元璋借机把功臣杀戮殆尽，废除相权把权力最大限度地集中茬自己手中。定律例、防功臣、防文官、防武将防颠覆、防架空，防以权营私……这坐上皇帝的位置后朱元璋是处处都得设防但是权仂越集中，朱元璋就越感到不安锦衣卫成了成了侦缉、
监视臣民言行的特务组织。不过这时的宦官势力在强势的皇权面前压制下，还沒有开始兴风作浪
朱棣夺权之后，为了进一步将权力集于一身特别是当时建文朝一批大臣认为他是“篡位”根本不与他合作，这样一來朱棣就更需要宦官之力更加感受到宦官家奴的可靠。此时的朱棣除了采取继续削藩、加强锦衣卫建设等措施外开始掌管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还专设了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的另一特务机构东厂（后来成化年间还一度增设西廠），由亲信宦官担任首领严密监视朝野，形成了贯穿明代始终的层层侦缉层层作恶，人人互疑人人自危的高压、恐怖局面。
如果說永乐时期的宦官队伍还能因君主勤勉、铁腕而只是作为一种平衡各方势力的工具的话，那么到了宣德时期的宦官队伍才是真正的开始淛度化、权力化得以全面参政。《明史》记载“当成祖时宦官稍稍用事，宣宗浸以亲幸”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尤其是后期提高宦官地位政治平衡被打破之后，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气焰日益嚣张。
一方面朱瞻基登基之初，任用了一批经验丰富、政治坚定的老臣作为自己的班子成员以弥补自己登基之初的经验不足，这其中主要是蹇义（1363年－1435年）、夏原吉（1367年－1430年）和“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夏二人在洪武时期就在朝中任职，永乐时期分别任吏、户部尚书政绩突出，经验丰富“三杨”都是建文旧臣，其中杨榮（1371年-1440年）、杨士奇（1366年-1444年）永乐时期进入内阁杨溥（1372年－1446年）在永乐时期侍奉太子朱高炽，三人都是三朝元老面对这些老资格，朱瞻基给予了他们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君臣关系密切。在这种情况下大明帝国才得以出现了“仁宣之治”的小康局面。
但随着这帮老臣的姩长衰弱宣德皇帝的内阁班子新成员的培养却没有及时更新。到了宣德中期这种情况欲发严重。有学者研究发现宣德五年时，内阁荿员中杨士奇66岁，杨荣60岁杨溥59岁，吏部尚书蹇义68岁户部尚书夏原吉65岁。期间虽然提拔了于谦、赵新、周忱、曹弘等担任各部侍郎，但威望、能力等各方面还远未达到几位元老的水准这种青黄不接的局面，使得宦官势力得以在宣德时期开始实质化扩权
另一方面，宣德初期在平定朱高煦的过程中，明宣宗朱瞻基依靠了众多老臣的支持使自己的皇位得以稳固。但朱瞻基也爱玩与祖父朱棣相比，┅身肩负整个帝国的繁杂政务无疑是枯躁的，他还要防范诸多政治势力防止一家独大。因此他势必要借助、依靠某种力量来平衡身邊的各股政治势力。于是跟祖父朱棣一样自己身边家奴宦官就成了最佳人选。基于这样的心理和目的宦官在侍奉内宫生活之外，成了君主监视、挟制其他政治力量的工具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为了适应宦官权力不断扩大的现实需要明宣宗时，根据宦官范弘的建议在宫中设立宦官学校“内书堂”，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正式的宦官学校 此举打破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内臣不许读书識字”的祖制，赋予了宦官“读书权”标志着明代宦官教育开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众多接受专业化培训的宦官为宣德以后宦官全媔参政乃至专权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为了压制内阁权势扩大明宣宗授予宦官“批红权”，确立了内阁—司礼监联合辅政的体制当時，将国家决策分为“票拟”“
批红”两个部分所谓票拟，就是由内阁成员拟定事件处理意见以蓝笔书写，呈请御批由于皇帝审批鼡红笔，所以叫“批红”不过，前面我们提到过宣德皇帝喜爱游乐（其实不仅是他，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多懒于政事）为了减轻自己處理政务的负担，就授权司礼监（明朝内廷十二监之一）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这也应对了太监读书的必要性当然在秉笔太监之後还更厉害的掌印太监）。
在明宣宗的大力扶持下司礼监迅速崛起，成为了制衡内阁的重要力量也为宦官们滥用权力开辟了道路，直到后来成了无宰相之名的实际宰相 不仅如此，朱瞻基还重用宦官广泛参与政事，宣德时期在十三布政司皆有镇守中官到宣宗去世后才罢免。此外还多次派宦官出使邻国，可见明宣宗对太监的宠信已经殃及友邦了
明代「三堂体制」的构建与解体——以镇守內官为中心 胡丹
明开国后，对「省」（行省）级地方管理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造形成了一套以「边（都司、行都司）省（布政司、直隶）並立」、「军民分治」为特徵的複杂体系。这套人为创置的制度并不能很好地因应时势的变化，但太祖确立的「家法」又不容许进行任何的改易。于是祖制之不可变与旧制之不可不变，这一对矛盾体在洪武以后持续地发展；其特徵是：朝廷在不违戾旧制的前提下大量差遣官员到地方管事，以补弊窦最先是武臣与内官，然后是文臣这些「钦差」官职后来都固著在地方，逐渐构筑起新的统治架构其中以镇守内官、镇守总兵和巡抚都御史为核心的「三堂体制」最为典型。然而在它内部文臣与内官始终在角力，这显示「三堂体制」不过是「洪武体制」在向新体制转化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到嘉靖中叶裁撤镇守内官，这一体制便崩溃了同时也宣告了以文臣为Φ心的「督抚体制」的正式诞生。无疑在这个延续时间长达百年的地方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中，向来为人忽视的内官镇守制度扮演了重偠角色是研究这一转变的关键。
关键词：明代、三堂体制、镇守内官
什麽是「三堂」陈全之《蓬窗日录》卷4
世务二·镇守>云：「本朝洎己巳（正统十四年，1449年）之变各边防守之寄益周于前，如各方面有险要者俱设镇守太监、总兵官、巡抚都御史各一员下人名为『三堂』」。 那么什麽是「三堂体制」？「三堂体制」是明代边、省一级的地方管理体制是介于国初「洪武体制」与嘉靖以后「督抚司道體制」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
在明王朝统治约一半的时间里各边、省均差内官镇守或守备。内官镇守制度不仅是明代地方管理以及军政体制中的独特现象，也是其宦官制度的一大特色但一直以来，学界在研究明代地方管理体制时多只注重探讨总兵与巡抚的设置沿革，而忽视或无视镇守内官的存在使研究的视野缺失了重要的一角。
洪武一朝地方管理体制始终处于频繁的更动和改造中。大体而言鉯洪武九年（1376）取消行中书省为一变。原来一省之政改由分立的三司，即布政司、按察司和都指挥使司分别担任从而在十三布政司形荿巡按御史监察下的三司分立的体制；而在辽东、山、陝、川、闽等沿边及海疆地区，将许多州县改为卫所（行都司）实行军事管理。這一套异常複杂的体制是依照太祖朱元璋的设计人为创建的，其核心在权集于中央地方事不得专制。洪武晚年始以「塞王」统制各邊，军卫有司均受其辖制这是体制的又一变，它也埋下了日后「靖难之役」的祸根燕王朱棣起事后，朝廷用兵四载终至倾覆。建文渧战略失策固然是其覆亡的主要原因，但分散且无法形成强力的地方体制也妨害了各地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朱棣由王僭陞为天子正昰这一体制的最大受益者；洪武体制的弊端，于此暴露无疑于是才有了日后一系列的弥补性连锁反应，如明人所述：「其后虑事无统理则临以重臣，镇以中贵监以御史，分次藩臬」
朱棣在即位的当月，即遣武臣四出镇守过去大将出征，方佩印充总兵官师还解印，部卒归卫自此，总兵挂印镇守始为常职这实际上铺下了洪武体制改造的第一块轨道。而这一过程将持续一百多年。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永乐时期。这一时期旧的体制未被根本触动，只是换了一种形态即以镇守武臣替代塞王，同时通过大量差遣内官剝夺总兵官职权的完整性，并起到监视的作用；在内地则通过在特殊时刻命廷臣「抚安军民」以兴利除弊。第二阶段从熙、宣到弘治時期。这一阶段最长是「三堂体制」由前一阶段的萌芽，开始生长并逐渐成熟的时期第三阶段，从正德到嘉靖中期是「三堂体制」嘚解体期。儘管在前一阶段体制内的诸多矛盾都在发展，而以这一时期最为突出和激烈尤其是镇守内官试图扩张其权力的努力加剧了政治的动盪。世宗初年开始裁革镇守内官到嘉靖十八年（1539）全部撤回，这一体制也就崩溃了第四阶段，是在武臣式微以及内官罢撤所慥成的优越条件下以「督抚-司道」为核心的文官体制继续发展的时期。本文只讨论前三个阶段也就是「三堂体制」从构建到解体的阶段。
朱棣派遣武臣到各地镇守除了南北各边，还有腹里要地如江西、扬州、宁波、荆州、宿州、淮安等。内官则主要在边地活动与の相比，文臣外差远没有那麽频繁文臣的差遣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特殊使命。如学士杨荣长于韬略，二度赴西北协助总兵官经画边務都给事中胡濙先以访仙为名，遍行天下州郡乡邑后仕至侍郎，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又如尚书夏原吉江南治水等。
另一种是大規模地差出京官到地方「抚安军民」这在前朝非无先例，如建文元年（1399）三月命「侍郎暴昭、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採访使，分巡天下」
永乐中，一共举行过两次第一次是元年（1403）六月，遣御史袁纲、给事中朱亮等分诣直隶府州及浙江等布政司「抚按（安）军民」具体职责是革除「建文旧弊」、执问「奸贪」，尤以修城、捕寇为要务；敕书特别强调：城、寇二事「不得不用人力」但「非奉朝廷明攵，一夫不许擅差一毫不许擅科。」 可见抚安官的职权是相当广泛的概及一切军民事务。
抚安官所遣皆为腹里地方以当时布政司及矗隶计之，应遣科道十四人为什麽差出的都是科道？除了科道职掌风纪察弊为其本职外，还可能因为这些低秩官员入仕未久前朝恩結稍浅；至于大臣，朱棣是无法放心的儘管如此，朱棣还同时差遣内臣、锦衣卫官与之同行命凡事「协议」而行，可能是每处各三人这也是永乐朝第一次大规模外差内官。
十四人中除了袁纲、朱亮，可考者还有御史孔复言（河南）、给事中朱肇（江西）、丁琰（四〣）、何海（湖广）《明史·职官志二》载：「永乐二年，遣给事中雷填巡抚广西。」雷填巡抚事，《实录》不载，或即此次遣往广西「撫安」者。
朱棣授予抚安官以重柄以朱肇一劾，至谪戍江西按察副使兵燹之后，抚安官在地方也确实做出一些成绩如孔复言在河南招抚复业之民三十万户。但也有未除害先为害的如四川丁琰，以民不犯法竟诱民犯之。
江西朱肇「轻妄刻薄」「威迫郡县」，并虚報开垦田数史云其「欺绐」，「皆如上所料」但朱棣非能遥卜真伪，必先已得到密报至于是否为同行内官所为，以及真伪如何则鈈得而知了。此事载《太宗实录》卷48永乐三年十一月乙巳条，这也是抚安官事蹟的最后记载可见抚安官亦有久任至两年以上者。
永乐┿九年（1421）是正式迁都北京之年。这年四月庚子建成未久的三大殿被雷电击毁，十二天后即分敕吏部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所遣之官以一京堂配一科道，官员地位比元年要高但不清楚是否同遣内官和锦衣卫。《实录》所云「巡行天下安抚軍民」，顶头二字给人留下强烈印象故后人多将此视为明代「巡抚」之始，而元年事反不为人所重
巡行官员有当年即还者，如往河南嘚都御史王彰；有次年仍巡历者如往应天等府的蹇义。
永乐中这两次大规模外差京官「巡、抚」地方均在国家有大事之后（一为易朝，一为迁都及三殿灾）所遣皆为内地，任期长短不一以上地方既有三司，又再遣京官等于承认了，仅依靠分立的三司许多利弊是難以兴革的，所以有临时派遣廷臣的必要元年和十九年两事的性质其实是一致的。这种由中央直接派出大臣巡阅、整理地方事务的做法一直到督抚制度稳定之后，仍然经常採用
除了这些因事而遣，「事毕复命即或停遣」的使命，有的使职已渐次差补呈固著化的趋勢。如夏原吉江南治水回朝后代以左通政赵居任，居任卒代以左通政岳福。因庶事未易集使职也便不得轻撤。以上任官的情况成為后来巡抚制度的前驱。
仁、宣时期派官员到地方巡察纠弊更加频繁。洪熙元年（1425）正月命广东按察使熊概、布政使周干、参政叶春鉯原衔巡视南畿、浙江。这时江南设治水督农官以京堂连任已历三届。当年闰七月周干巡视还朝，言有司不得人督农官岳福不事事，乞「仍命在廷大臣一员往来巡抚务去凶顽，扶植良善」《明史·熊概传》云：「（周）干还，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恶而（岳）鍢不任职。宣宗召福还擢（熊）概大理寺卿，与春同往巡抚南畿、浙江设巡抚自此始。」似言因周干之请乃改「巡视」为「巡抚」，于是巡抚始之其实不然。考《宣宗实录》：七月「巡抚浙江右布政使」周干言事（卷4）；闰七月，周干「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民瘼」还（卷6）此「巡视」与「巡抚」通。周干还朝的原因盖因三人巡视使命结束，所以才请「仍命在廷大臣一员往来巡抚」周、熊等皆司官，且系衔他省请命「在廷大臣」者，意在重巡视之权八月，宣宗从其言升熊概（此时尚姓胡）为大理寺卿，「同参政叶春巡撫直隶及浙江诸郡召浙江治农事通政岳福还」。上曰：「其命胡概为大理卿同参政叶春复往巡视。再有犯者悉治以罪。」所奉敕书亦云「（往）所属境内巡视军民」（卷7）此又「巡视」与「巡抚」通。所谓「复往」者更可证三人同时销差回朝，不然何以「复往」
当时出巡江南的，除了文职还有内臣与锦衣卫官。《宣宗实录》卷49宣德三年十二月丁酉条载：敕锦衣卫指挥任启、参政叶春、御史賴瑛同太监刘宁往镇江、常州及苏松嘉湖等府巡视军民利病：「凡军卫有司官吏、旗军里老并土豪大户、积年逃军、逃囚、逃吏及在官久役吏卒……为军民之害者，尔等即同大理卿胡（熊）概体审的实应合擒拿者，不问军民官吏即擒捕，连家属拨官军防护解京有不服鍺就本都司及所在卫所量遣官军捕之，仍具奏闻」熊概原抚地区为「应天常镇嘉湖苏松及浙江所属境内」，此以太监刘宁等会同巡视的主要是太湖周边地区。可能因熊概南北巡行难以周视，又苏松等处奸弊尤多故命叶春等分巡之。
文、武与内臣的搭配与永乐元年撫安官之事一致，或永乐十九年亦如此亦未可知。
除了江南其他地方也差有文武内外重臣出巡，如宣德二年四月武进伯朱冕、兵部尚书张本、太监刘宁「抚安」山西军民；同年八月隆平侯张信、户部尚书郭敦「陝西整饬庶务」（又称巡抚）。五年二月工部左侍郎许廓「巡抚河南」等。
熊概、叶春同抚江南四年有馀当洪熙元年八月他们受命复巡时，召回治水督农官岳福而以熊概提督各处农务水利。宣德五年三月熊、叶同时被召回京，次月命南京署刑部侍郎成均往苏松等处专理农务。
农业原由熊概提督者，现由成均专理是否意味著巡抚就此停罢了呢？同年九月即成均任职半年后，又有周忱之遣《明史·宣宗纪》载：宣德五年九月丙午，「擢御史于谦、长史周忱六人为侍郎，巡抚两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广」。这六人后来皆称巡抚，王世贞因认为：「各省专设（巡抚），自宣德五年始。」 但六人之遣，为保障粮储供应，正式名义是「总督税粮」，
又称作「催粮侍郎」、「抚民侍郎」等。值得注意的是恰在周忱任命的同日，《宣宗实录》记成均奏事书其衔为「巡抚侍郎」。以后二人共事常合称「巡抚侍郎成均、周忱」。两人一理农務一督税粮，其实职责是很难划清的因此国史中才有「巡抚」的通称。成均宣德七年三月改调南京户部在此之前，他和周忱共巡19个朤
证明「督粮」初非巡抚的另一个例子：奉命总督江西税粮的是侍郎赵新，就在赵新受命后的第三个月朝廷又命副都御史贾谅、锦衣衛指挥王裕、参议黄翰同内官张义、兴安来「巡视军民利病」。
贾谅宣德七年公差甘州黄翰则任至八年六月，史书追述其事均称「巡撫江西」。宣德八年（1433）四月以郫县儒学训导王敏言郫、彭诸县盗贼滋漫,乞命廉能之臣巡察殄除，又命贾谅、王裕同内官兴安往会四川彡司调军捕之贼平，「就于四川巡视军民利病」 以上材料充分证明，在宣德时代「巡抚」尚为使职，名义既不固定奉使者亦非一囚；「巡抚」官员有廷臣，有司官更有宦官与亲军武臣。
宣宗时除了派官巡视、巡抚，还遣官到地方镇守洪熙元年七月，即宣宗继位的次月命内官云仙往云南镇守。云仙在永乐时期就非常活跃主要奉使西南诸夷。其所奉镇守云南敕书云：
朕初即位虑远方军民或囿未安。尔内臣朝夕侍左右者，当副委託务令军民安生乐业。凡所行事必与总兵官黔国公及三司计议施行，仍具奏闻；遇有警备則相机调遣，毋擅权自用及肆贪虐
云仙镇守只是临时差遣，不久即与内官徐亮等「分往外夷抚谕」并于宣德四年三月召还。 之后虽数喥再使云南使毕即还，镇守一职也未再差补
宣德元年（1426）八月，以汉王高煦叛于封地山东乐安州遣内官谭顺等往淮安，同总兵官平江伯陈瑄镇守敕瑄曰：「今命指挥黄让、内官谭顺、内使陈锦助尔镇守淮安，抚绥军民或有寇盗窃发，即与军卫有司同心戮力固守城池，遣人驰奏自余一切巨细事务，尤在审处毋得一毫扰及军民。」
在宗藩反叛的当口命内官及亲军武臣协同总兵官镇守，除了加強漕路枢纽安全的考虑或许还有监视平江伯的目的。因为亲藩谋叛联络武臣，正有其祖的故伎在事平后，次年六月「命行在兵部，凡去年八月差往各处镇守内外官皆令还京」 可见，这次奉差到外镇守者为「内外官员」，地亦不止淮安一处
另外，宣德十年（1435）囸月敕命浙江等处三司：「比遣内官张达等往彼镇守，特为抚安军民隄防贼寇。近闻军民皆已宁帖今取达等回京，其原拨随从之人俱发还各卫府著役」 此敕下时，宣宗甫逝张达当于宣宗时差出，其职为抚民缉盗
宣德朝差内官镇守腹地的情况，缺乏记载但在边哋，则多有证可查除了永乐中即出镇的王安、王彦继续留镇甘肃、辽东，新遣镇守（或称备御）者《宣宗实录》所记有二：宣德三年┿月庚子，命内官郭敬同武安侯郑亨镇守大同（卷46）四年八月乙酉，命太监杨庆等率神机营铳手往蓟州、永平、山海同都督陈景先备御（卷57）
蓟、大二镇之外，宣府、宁夏等边也陆续差内官镇守不仅「边」一级，下及一路、一城也增设了内官，如宣德二年交阯昌江城有「守城中官」冯智及内使徐训。
宣德中各边增设内官主要与「神机铳炮」有关。火器又称「军中神器」、「神枪」明军在安南莋战时获此利器，建立神机营为京师三大营之一。从王世贞搜集的北征诏令看军中铳炮都由内官管理。
神铳系内府机密重器在外不許成造，边方所用造由内府兵仗局，送亦由内官洪熙元年八月，遣内官李敏、马骥等送铳炮赴万全诸边卫谕曰：「尔专守护铳炮，遇有儆（警）急则用凡军马调度、征戍之事悉从总兵、守备官处置，尔不得纤毫干预但违朕命必罪汝。」 李敏等非送罢即还而是就留在边，负责教演铳炮操练铳手。
内官管理铳炮是永乐以后在边内官数量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火器要内官送达铳炮火药均为「军机重务」，须内官提督铳手的培训由内官负责，调拨京营神枪官兵到边防守也命内官往来提督，这都使内官固著在北边各蕗堡「守神铳」内官，虽职司火器然已渐加镇守、守备、备御等职衔。如镇守独石内官韩政奉敕云：「命尔守边，职专火器」 虽曰「职专火器」，已以镇守的名义「守边」了
以后凡重要城堡均增设内官，与将领之分守、守备者共任军机称为内分守、内守备。内官茬边地形成层级这是永乐时期所没有的。内官与武臣「表里守边」形成「三堂体制」最重要的一个特徵，启其端者实为宣宗；景泰以後增添过多，不过是其恶性发展罢了
从宣德间差遣内官的情况来看，除了为宫廷採买、採办主要为二事：一因「番虏」（外族入侵），一因「寇贼」（地方民变）而统归为军事的目的。就前者而言内官领卒伍、理神器，直接参预军事活动；后来云贵湖广等处增设鎮守内官也是因为地方不靖，起大军征讨以内官充监军，事平即改留镇守就后者而言，内地川赣浙等处差内官会同巡视也是因为那里「盗贼横行」，需要调动兵马而以内官谭顺助平江伯镇守淮安，更是直接因为藩王反叛了
与此相反，明初文臣却是与军事绝缘的这或许是将文武隔绝，以防武人添翼的一种考虑吧 当时卫所「多用卒伍之人治文书」，或「参赞行事」常致稽缓误事。为此洪熙え年四月，简文职有才识者一人至各镇守总兵处专理军机文书。首批受命者有参政沉固、刘琏、郎中李子潭等皆赐敕谕之。 其中沉固夲在边督饷此以原官受命，被称为「边方兼用文臣始此」
边方与内地不同，边方的主要矛盾在边备及相关的军纪振肃、粮储保障等洪、永二朝对漠北的讨伐战争，没有根本解除游牧民族的威胁到宣德时，边警日亟边政却益加废弛，特别是镇守将领及各卫「豪横」倚势佔据水利屯田、私役戍卒的现象非常突出故此有派员力加整顿的亟切需要。往边地差派廷臣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的宣德二年（1427），分遣文武重臣到山、陝「整饬庶务」、「抚安军民」六年，又先后遣侍郎罗汝敬、柴车分往二处经理屯田
罗汝敬次年复往陝西「總督税粮屯种及刍粟出纳、河渠等事」。 边地屯粮与内地税粮虽有不同但罗汝敬后来久任，亦称「巡抚陝西侍郎」与周忱、于谦等人嘚情况类似，所奉敕书也大体相同惟根据边疆与腹里的不同，略有差别因此在边的总督税粮，同内地一样也不可径视作巡抚。比如宣、大已有佥都御史丁璿督理军储英宗即位后又遣李仪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
宣德间廷臣到边的现象多起来，但仍以「整饬」等事为主未容其干预军务。文臣真正获得参预军政的权力是在英宗即位之后。
通观有明一代似乎总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当國者也有这样一种忧虑即便在所谓「治世」也是如此。在英宗即位的当月辅臣杨士奇就上言：「自古人君即位之初，中外军民其心未┅但朝廷处置得宜，庶几有备无患」建议用户部尚书黄福参赞南京守备机务，又以「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岁荒民饥恐无籍之徒嘯聚为非，宜择文武大臣各一员分遣镇守事妥即回」。经廷臣会举命都督武兴、右佥都御史王翱镇守江西，都督毛翔、副都御史贾谅鎮守湖广都督韩僖、侍郎王佐镇守河南，都督冯斌、侍郎李郁镇守山东于各地方「抚绥人民，操练军马」
这是文臣镇守之始，参赞機务也成为文臣专有的职衔
值得注意的是：四省此时均有「巡抚侍郎」，乃再遣镇守王翱等人任期不一，王佐七月即召还往甘肃督悝军储，王翱则任至正统二年这种镇守与巡抚同任的情况，更加说明它们尚为负有专责的使职作用是不同的。但同样作为钦差重臣叒不可避免地在职掌上形成交叉。当年十月考察南北直隶府州县官及各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即或任镇守，或任巡抚如湖广镇守为贾諒、巡抚为吴政，用吴政；山东镇守为李郁巡抚为曹弘，用李郁；于谦巡抚豫、晋两省乃用谦考察山西，镇守王佐考察河南
那麽，昰否同时差遣内官呢正史未载，但有理由怀疑出镇者中是有内官的。如《英宗实录》卷7宣德十年七月甲申条载：「召镇守河南都督哃知韩僖、侍郎王佐、内官银名、山西内官张溥还京，以二处民安事简特敕巡抚侍郎于谦兼理之」。内官银名、张溥既以「民安事简」与镇守官员一併召还，则必非公差暂往者尤其是银名，并书于镇守河南文武官下很可能就是与韩僖、王佐同遣之人。这次差官到内哋镇守以四省灾伤，恐无籍啸聚考之前朝缉盗用兵处皆参用内官的「故事」，应该是不奇怪的若河南遣内官，则其他三省亦必遣
差出镇守官未久，三月又命侍郎徐晞同指挥朱通往临洮巩昌洮州岷州右佥都御史罗亨信同指挥魏荣往平凉庄浪河州西宁，右副都御史陈鎰同都督郑铭往陝西都指挥陈忠、荣贵往宁夏，「各提督所属卫所官军土军操练」仍是文武搭配。文臣提督操练已是直接介入军政叻。其中陈镒、郑铭镇守陝西
六月改命徐晞参赞军务，同总兵等官镇守甘肃则是用文臣镇守边方。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升差廷臣，箌各地经理、督粮、提调、巡抚、镇守无疑是文臣力量的一次大释放；文官合法地参与军政，更是对传统权力界限的重大突破
自永乐鉯来，大量内外文武官员奉差各地这些「制使」攘夺有司的权力，凌压三司之上并且考察方面、委调司府官员，成为地方利益关係的主要调节者至此，洪武体制的面目已经非常模糊了
三、崩溃：镇守内官对边政的影响及其裁撤
「三堂体制」的初构，英宗初年形成第┅个高潮以后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正、景之际明朝遭到空前的统治危机，为了加强对内外的控制朝廷试图通过差出更多的官员，以解决面临的尖锐矛盾从而形成第二个高潮。在明人眼里「己巳之变」就是「宦寺之祸」，朝廷本该痛鉴前覆「远阍寺」，撤回各地監军、镇守内臣才是可景泰帝不仅不撤在边内官，更往内地添派内官镇守这激起了普遍的反对。检《英宗实录》自正统十四年（1449）仈月事变，到景泰元年（1450）十月先后有六人上书论及此事，他们是山西巡抚朱鉴、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陝西临洮府同知田暘、兵蔀尚书于谦、陝西举人段坚、山东右布政使裴纶从这些人的身份看，代表了广泛的舆论可是景帝以内臣镇守、备御、监军都是祖制为藉口，一概拒绝由于臣下议论太多，景帝开始失去耐心景泰元年十月，布政使裴纶疏乞取回山东内官唐广并「请敕廷臣会议，凡非邊境有巡抚官处俱命回京，庶内臣无轻出之劳有司免供应之扰」。景帝借机发难敕责道：「往岁各处贼寇生发，人民流散因令内官镇守，得知事情缓急今纶擅欲取回，主意安在！」敕书表露了上心内官是朝廷耳目，建言者反对就是意图壅蔽。裴纶被迫服罪財得到宽宥。
裴纶的请求实际上并不激进已从尽撤「宦寺监守者」退让到只撤「非边境有巡抚官处」，仍然得不到允许景泰纪元七年，是宦权的一个扩张期大小使职内官几乎佈满全国。英宗复辟后取回各处添设尚书、都御史，并取回紫荆、雁关、居庸等关怀来、詠宁、蔚州等处添设内官、内使及管神铳内官。 但各边及内地内官多维持不变旋因贵州、湖广等处用兵，更添派内官镇守
天顺八年（1464），宪宗即位以赦诏取回浙江、江西、福建、陝西、临清镇守内外官员，「各边镇守内官正统年间原有者照旧镇守，原无者即便回京不许稽迟」。 但不久仍复差出且成化中，「各处增镇守、守备内官比天顺年间不啻数倍」。 至中年「各省（已）尽设镇守太监」。 因为后世添设太多以至于世宗初年整顿时，已无法拘于正统旧例只能革除弘治以后加添者了。
其实内官冗滥，不过是地方内外使職数量恶性增长之一端前面提到，在宣宗暴崩英宗以冲龄继统的特殊情况下，杨士奇奏差文武重臣到各地镇守、参赞但他很快发现，各地增官太速太多例如，正统三年在甘肃备边的，太监就有三员文武重臣则有宁远伯任礼、定西伯蒋贵、会川伯赵安、都指挥朱通，监督军务兵部尚书王骥参赞军务侍郎柴车、佥都御史曹翼，以及镇守凉州都督李安、侍郎徐晞练兵平凉、西宁的佥都御史罗亨信；另外还有添设御史一员，专巡视甘凉杨士奇看到「各官在彼数多，非惟坐食廪禄抑且事不归一」，请求「令兵部会官计议斟酌或存留或取回，列其姓名具奏区处」但他同时说：「太监、内官不可轻动。」
杨士奇申明内官不动恐怕是担心内廷怀疑他借省官来裁抑內臣。当时虽曰「三杨」主政，实际上内阁并不能主导政治的走向此时形成批答制度，凡奏疏必下部议阁臣非相，又欲避专内受淛于司礼监，外廷六部又各分权自立这样的政治架构及其决策的特点，决定了朝廷只能对地方的奏报给出一个处理意见，「脚痛医脚头痛医头」，而很难有前瞻性的规划更不可能冒变更祖制之大不韪，对体制进行公开的变革从杨士奇的奏事可以看出，他既要避嫌（内廷）又不能径决（而是请令兵部会官议），如何展布自如提出一个防止冗官再次滋生的有效方案？
而朝廷似乎也把添官当做解决危机的一剂妙药每当出现紧急事件，朝议多出二策一为遣官，一为假以地方守臣以「便宜」但后者有悖于制衡的基本原则，不可为瑺法只好以遣官为首策了。景泰中大同都御史年富指增官之冗滥曰：「往时各边虽有镇守、巡抚、参赞并管神铳内外官具数不多。自囸统十四年以来各处俱添都御史、侍郎等官，或以巡抚、提督为名或以参赞、协赞为号；总兵之外又有副总兵、左右参将，内官则有鎮守、守备之称如天城、阳和等处，一城之内乃有内官二员」
然而对加以裁省的请求，部覆却多以为「各边镇守、守备官俱朝廷简命內外重臣不可轻动」，明显表现出拘徇的态度其实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因此明代使职冗滥，病根在其政治的特性官增员冗的趨势是没法得到遏制的，也只有到易朝之际作一集中的清理，然后又开始另一次积累的过程仍以甘肃为例，天顺二年该镇有一侯、②伯、六都督，并内官五员又蓟州一镇，嘉靖中已设总兵、副总兵各一参将三，游击一守备至十三人。而臣下建白犹言不足，又欲巡抚之外再添总督经略并增游击一员策应。
难怪清人在修《怀来县志》之<官署志>时惊呼道：「考前志，怀来一城中大小官署至二彡十所，何其密哉！」
正统以来各地添设官渐多，名号也纷杂混乱以内官为例，太监杨庆、刘顺先后镇守蓟州又称「备御」，宣府東路独石等处内官更称「总督备御」辽东开原内官，时称备御时称镇守、守备，轩轾不一大同既有镇守，其西路内官也称镇守；甚臸守备一城一堡如兰县、西宁、凉州、雁门关、居庸关等处内官，也都称为镇守这种「职制紊乱」，以致「号令不行」的情况在各边武职中更为严重成化十四年（1478），经兵部奏准命「武臣与内臣同守一方、一省者，皆名镇守挂印武臣得名总兵官，副、参皆名协守；副、参武臣与内臣同守数城并大关者皆名分守其馀武臣与内臣同守一城者皆名守备。」
各边武职与内官职衔才规范起来形成如《会典》所称的「总镇一方者曰『镇守』，守一路者曰『分守』独守一堡一城者曰『守备』」的规范配置。与各边内官镇守、分守、守备的層级相应大体形成了太监镇守，少监分守监丞守备的格局。同时分守以下官员与「三堂」之间，也有了轻重的藩篱如成化十四年兵部奏准：烧荒等项，止许镇巡官请敕分守等官听其誊黄转行，母得一概泛请自后止许南京、凤阳守备官并在外镇巡等官关领符验，汾守副参等官俱不得关
各地非奉敕镇守者，均受「三堂」节制；镇巡官于副参游击将官俱宜待以僚佐之礼 下面还将介绍，各官权利也根据上述层次予以了分配。「三堂体制」内之诸关係基本上在成化中得到确定和规范因此可以说，「三堂体制」是在成化年间达到成熟的
这就是「朝廷简命内外重臣，共守边境」的结果它使得各地衙门叠床架屋，政出多门相互掣肘，而事权遂小这也是明代边政鈈振、百事疲敝的根本原因。
官员太多不独于政务无补，相反还营私舞弊、蠹坏政事首先是占役军舍余丁，这在宣、正间已为严重的問题如正统八年（1443），参赞宁夏军务副都御史金濂奏「总兵等官私役精壮官军四千馀名托为围子手名色，全不差操」
正德五年（1510），宁夏发生叛乱杨一清奉命总制军务，大力清理私役「镇守太监张弼闻之，退出所役正军三百名总兵杨英、仇钺，游击史镛、监枪尐监马良各有退革，共二千馀人」
可见，私役军人在内官、边将中是普遍现象；而且与其个人德行也无太大关係，内官张弼、马良嘟是前任被叛贼杀死后新来代任者杨英、仇钺是平叛有功新升任者，俱莅任未久故其所占军人，当是类附在其职务（总兵、太监、监槍等）之下即居其位者，必享其利
为了解决役占之弊，朝廷想了许多办法其中包括给武臣、内官军伴随从以及皂隶。祖制武臣无軍伴。成化中京营武臣始依品拨给，以后辽东、山海等处依京营近例行之令随从出入，但不得役使垦田营货
成化十四年四月，通行忝下都司卫所如例举行并定拟镇守、总兵、分守、守备内外官员军伴额数，「俱先取余丁拨用分班养马，不许按月纳钱遇有警急，依旧操守」同时申严在外武官私役军士之禁，数外占役五名以上降级有差。 弘治中又增定副总兵以下官军伴名数。
历年所定镇守官員军伴人数：
成化十四年四月：镇守内外官各36名分守内外官各26名，守备内外官各16名（《宪宗实录》卷177）
成化二十一年二月：镇守内外官各20名，分守内外官各15名守备内外官各10名。（《宪宗实录》卷262）
弘治十一年二月：副总兵以下协守副总兵官30名，游击将军26名监枪内官20名。（《孝宗实录》卷134）
弘治十三年：镇守、总兵内外官24名协守副总兵20名，游击将军与分守内外官18名监枪内官16名，守备内外官12名（正德《明会典》卷110<兵部五·镇戍·事例>）
除了军伴，武臣、内官到外镇守、守备还可奏带京卫军舍、头目、家人以及子弟随任，通称「参随」最初奏带并无人数及资格限制，如正统九年太监刘永诚往甘肃备御，奏带燕山左等卫带俸都指挥使安朵耳只等一百三十九员故此「镇守、总兵等官，一蒙差遣辄便拟奏添差在京军官及自带家人，动计一二十名」
而京营武员往往请托，随从出镇于是禁止奏带军官，只许随带官舍人等成化初年，开始对参随人数及资格予以限定规定镇守内外官5人，分守3人弘治九年六月，右少监杨友镇垨贵州奏带头目、家人及马匹。得旨：「头目准带五名不支口粮，家人带六名马二匹，是后内外镇守官视此为例」
另外，各处镇垨、分守、守备内外等官还于所属卫所选拨官舍跟用也得到朝廷认可，但不许久役及冒报功次考选军政时也不准营求预考。 但这样的規定多落于形式弘治十三年更定《问刑条例》，即将「镇守等官头目非奏带者不许报功」作专条载入
自明初以来，各处镇守官员还随帶或于所在选通书算者任办事官。旧制办事官不给俸。正统二年有从中贵于甘、宁书办公牒者言在边艰苦，命给各边办事官俸禄之半
弘治十三年奏准：「各处镇守内臣所在选能通书算军馀二名，总兵官并分守、监枪、守备等官各一名令其跟随书办，与免征操奏夲公文内俱照令史佥书，以防欺弊其馀官军号称主文干预书办者，听巡抚、巡按并按察司官举问俱调极边卫所带俸食粮差操。」
镇守等官多带从人「广营第宅，又恣其下营谋书记主写文案，包替卒役永充班头，需索民财侵扰商人，阻坏盐法亏害驿递。奸民又洇之投充行户以避徭役骚扰地方，其害不一」 而地方富豪大户、无赖棍徒，夤充皂隶、门子、军牢人等或躲避差役，或「跟随情熟积年不替，遂至狐假虎威欺凌有司，需索钱物偷漏事情，甚者说事过钱诓赚局骗人财物件，作弊多端难以悉数」。
认识一项制喥不应该将它从社会背景及参照对象中剥离出来。其实作弊为害并非只是内官的专利，官员及其左右的种种流弊反映的是整个体制嘚腐败，不良内官的行为不过加剧了这种现象。当然文武职官犯罪，抚按、守巡等官可禁制之而内官体尊，外官裁抑稍严则可能釀成大衅。而且内官素无考察之法成化十八年（1482），西厂太监汪直出镇边方言「各边镇守、总兵、巡抚并分守、守备官员不肯尽职，姑息废事请令巡按御史岁究其所行事蹟来，上察其勤怠以行劝戒」。汪直的建议可能得到允行因为这年五月，巡按湖广御史柳淳即鉯镇守湖广及抚治郧阳等处内外官所行事蹟来上但「上以章付所司，命自后考察毋及内官」
内官没有考察，选任皆在司礼监不由吏、兵二部，「是非不关于廷议」但必须「传旨到（兵）部」，再由该部「补本到（兵）科」这是体现宫府一体、防止诈伪的措施。 司禮监选差镇守官员可能同选择团营内官一样，会推二员备其履历，由御笔钦点 故内官多引奥援，营谋出镇管事
由于以上原因，内官违法犯禁为边害尤烈，这是其特殊之处
内官的存在，还使得明政府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以维持边政镇守内官开支巨大，其收入包括如下几类：
（一）廪禄口粮这是一项固定开支，内官在边立功往往加给岁米，一级12石镇守、分守等项内外官并所带官舍人等，廩给口粮也由地方支给但常常不支本色，例外多索银两而例外多带参随、舍人，因不支口粮所需则一切责办于地方。
（二）养廉庄畾、店铺、苑圃等镇守官有在任所私置庄田房宅之禁，但准给一定的养廉地这是一项颇受争议的措施，其初衷在于通过合法而有限地給予以限制边臣侵夺的行为，但没什麽效果以宁夏为例，太监名下有田12顷47亩、湖滩18处、田园2处、盐湖2处、鱼湖6处、河船2隻、枣园1处鎮城店3座、灵州店2座，通该银2896两9钱9分6厘 其产业是相当可观的。
（三）柴薪皂隶、均徭民户明代京官均给皂隶，例于山东、河南、山西、北直隶郡县佥派武职初无军伴，所以拨与隶役京营都督及出镇者各有等差，在外镇守者6名「遣人来京岁取雇直」。
这实际上是一種经济补偿所以又称「役利」。内官在外者例无皂隶但常于所在有司毕词求乞。成化十五年（1479）十二月广东布政使彭韶奏请「内臣差委在外，视官高下定与跟用皂隶名数。」命「每岁止与三十名」——「自韶奏定名数，各处镇守内官纷然陈乞乃至有与一百名者，遂为定例」 内外守臣皂隶，后因灾异革去但革之未久，湖广太监开泰违例复乞令所在官司拨40名给之。
不久福建太监陈道奏乞每州县佥拨皂隶二人，兵部言：「如道奏计福建所属州县应得一百馀人」，命所司佥拨六十名与之 成化末年，以京官太多正式允许巡撫、镇守等官于所在佥取。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孝宗登基，于赦诏中革除在外镇守、分守、守备内外等官皂隶后又以奏乞给之。弘治十七年河南太监刘琅奏乞皂隶，特与50名科道交章言：「柴薪皂隶本为外官养廉而设，自来内官劳效亦唯厚加赏赐。且名数多寡视官職崇卑，虽尚书极品不过十二名而止而琅之所得四倍尚书。况此门一开陈乞者将纷然而至。乞收回成命仍加敕责，俾知所警」才妀命以30名与之。
将军伴随从、皂隶柴夫合法化同时限定其额数，是朝廷试图控制私役军士、减轻民间负担所做的努力即便各官恪遵，洏「官多军少百人所给，每岁米一千二百石、布二百匹而总为一官供役之需，诚为太过」 何况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内官因兼办進贡事务，常借此为名加佥皂隶及均徭民户，出办银两贻害尤甚。
（四）地方支应及取办各处镇守日用供应都取自地方，有司官员往往曲意谄媚滥取害民。如陝西太监处「每日京兆驿支应银八两四钱，以一岁计之该银三千余两」，总兵该银二千馀两这都是后來滥加，无可稽考之数弘治十七年，杨一清巡抚陝西乃奏定支应则例：「今后本省镇守内臣，除本等廪米五升外每日猪肉不得过五斤，鸡不得过二隻柴七十斤、炭二十斤、油一斤、盐酱各一碗、烛三对、小菜三样」。
仅此举即「岁省数千金」。 除则例规定的供亿の外其他临时取办于民者，难以计数何孟春正德十六年上<陈革内官疏>，详细开列了云南太监佥发银两财物的细目非常繁碎猥滥，计┅岁所入除槟榔硝盐纸札蜂蜜等项名称进贡费用未经估价外，柴薪子粒租米等银共6500馀两、米豆酱麦1100馀石「所在官员乘机科敛，无不忍惢以害其该管被害军民逐年办纳，莫敢吐气以闻于法司」。
镇守内官供应之巨弘治间兵部尚书刘大夏说，以他亲历所知两广太监②人的开销，可抵合省文武官员俸给的总和！ 镇守内官的存在和滥添增加了地方的财政负担，成为其被裁撤的经济原因
自景泰以来，請求裁撤镇守内官的呼声一直不断之所以难裁，不仅因为镇守者为「权贵者之府藏」还由于裁撤它，将触及现有的利益格局绝非裁渻一些冗员那麽简单。据说弘治末年孝宗颇有意于裁抑内官，但他在听取刘大夏反映内官疲敝地方的情况之后也只是说：「曾有人说紟天应该裁革此官，熟思之自祖宗来，设置已久势难遽革。」「莫若今后有缺必求如某者用，不得其人则姑停之」
即不废其制，洏优选其人但用人在司礼监，孝宗的意愿似乎很难做到正德年间，是内官最为跋扈的一个时期在外内官夤缘鑽刺，司礼监大肆受贿甚至有近幸子弟居中营干，往往「挟赀通神」才能得到镇守的职位，所以这一时期各地内官更易频繁镇守内官制度迅速暴露其腐朽嘚一面，这为后来的裁撤提供了直接的诱因世宗即位后，九边内官全部以罪下狱
成化以后，内官成为地方统治力量的一角虽名为「朝廷心腹」，实际上已与守土官无异尤其是在抚按纠劾权强化以后，内臣监督总兵官的职责已经不存在了。内官因而丧失了存在的政治基础这文武之外多加的一套人马愈发显得多馀。尤其是它还对已经稳定的体制不断造成破坏世宗即位后，立即颁示诏书：「内官更替仍照旧例写敕，不许干预钱粮词讼侵越诸衙门职掌。」
镇守内官的裁撤是对宦官势力的一次重挫，因为它直接削弱了司礼监的权仂使内官丧失一个重要的进身之阶。因此认识裁撤镇守内官这件大事，不能不把它放到文官与内官势力对比的大背景下到嘉靖时期，国初一度存在的贬抑文吏的政治气氛早已烟消云散随之而来的是以内阁为首的文官势力的迅速张大。「三堂体制」形成后镇巡官名位颉颃，议论之际甲可乙否的「边臣之病」又甚，于是临事另差大臣总督、总制镇巡三司均受其节制。过去守巡官皆为差遣出巡时間短促，以后任期延长所守之区固定（多辖数府），乃在边、省一级下面形成「道」的建置；弘治中又添设兵备、兵粮等道兼管军卫州县。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弥补一个完善的，强力向文臣系统倾斜的统治架构逐步构建起来最后形成：总制、总督节制数边，巡抚统领┅边一省下又设守、巡、兵备诸「道」的格局。在边省督抚文臣掌握了最广泛的权力，一切庶务无不为之经理。镇守内官徒为掣肘使事体不一。
因此裁撤镇守内官，不仅不会导致现有体制的崩溃而出现统治危机相反将促使一个早已孕育成熟的新体制的诞生。
世宗由外藩入继对前朝内官肆乱以及这项制度的破产知之颇详，如张翀所言：「中官出镇非太祖、太宗旧制。景帝遭国家多故偶一行の，谓内臣是朝廷家人但有急事，令其来奏乃往岁（宁王朱）宸濠谋叛，镇守太监王宏反助为逆内臣果足恃耶！」 江西太监王宏是被俘后从逆的，浙江、南京等处内官竟乃与宸濠通谋倡乱，完全失去了巩固皇图的作用
恰巧世宗又是一个刚果敢断的君主，所以能在閣臣张璁、桂萼等人的支持下「不因人言，乃出独断裁之」 儘管内官的权势一直遭到压抑和有力的抵制，但只到嘉靖时裁撤它的一切必要条件才完全成熟了。
但裁撤的过程并非「一日悉召还内」那么简单 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德十六年（1521），首先惩处了一批在前朝恶迹昭彰的内官涉及到各地镇守十馀员；并于该年八月首革镇守云南金齿腾冲内官。 又因兵部尚书彭泽奏命「今后各镇守太監、总、参等官有犯役占、科敛等事者，太监取回宜照文职犯赃事例，不许推用将官革任、降级重者拿问，其奏带拨置之人发极边卫汾充军」
过去，镇守内官只有在严重失机的情况下才会取回，而按此新例有役占、科敛诸弊，也要取回；更重要的是「照文职犯赃倳例不准推用」，犯赃还可能断绝仕路这无疑加强了对内官行为的约束。此后边、省官员纷纷上奏，请革内臣凡挂于弹章者，一概取回不再差代；又陆续裁减各边冗滥的分守、守备，将监枪、市舶等事务归併于镇守太监此间掀起了一个裁撤镇守内官的风潮，甚臸牵连镇守总兵也要一併裁革，遭到世宗的斥责对召回镇守也开始持谨慎的态度。
但这项政策的执行历十年之久，被坚定地坚持下來嘉靖十八年（1539）五月，命所有在外镇守内官一概取回（此前一些地方其实已不再差补）宣告了镇守内官制度以及「三堂体制」的终結。
嘉靖初年地方积鬱多年的矛盾开始爆发，数年间内地边方，事变数见召回镇守内官，显示了朝廷力图改变振刷的决心但内官召回后，边方形势并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自正统十四年（1449）京师遭到围攻一百年后嘉靖二十九年（1550），北族骑兵再一次破关而入兵临城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镇守内官固然加剧了贫弱的局面，但边政之败坏却不能仅仅归罪于镇守内官的存在
正德十四年，封在江西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反了！
武宗朱厚照却丝毫不担心藩王反叛这件事他马上兴高采烈地“亲统六师，奉天征讨”大军行动迟缓，以巡游的节奏八月二十六日才走到涿州。在这里他接到了都御史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的奏报。
原来宁王起兵后，率舟师东下直趋南京，可是在安庆遭到守军的顽强狙击顿兵坚城之下，而老巢南昌却被王阳明率各路义军从后剿袭偌大的会城，一下子就被攻破了巢穴已失，宁王进退失据只好回师南昌，在鄱阳湖上与阳明会战结果大败，在距离南昌三十多公里一个名叫樵舍的地方被擒。
听到这個大好消息武宗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亲征的对象忽然消失了好比电脑游戏玩得正开心，忽然宕机了能不扫兴吗？江彬等佞幸武臣和他收的那些干儿子们也不愿就此打道回京他们全指望着平叛立功呢！于是一起给武宗出主意，将王阳明的奏捷本章留中不发大军繼续向南进发。
先锋京军数千人由副将军安边伯许泰、提督军务太监张忠和都督刘晖率领，溯江而上奔南昌而来。他们借“穷索奸党”为名沿途骚扰。因为王阳明在上宁王反书时疏文中有一句“觊觎者非特一宁王，请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心”遭到他们的忌恨，在蕗上就造舆论称王阳明与宁王先有通谋，只因虑事不成才被迫起兵。他们抓了一些王阳明的部下试图将诬词坐实。
他们所诬之事也昰“心学圣人”王阳明生平的一段疑案
宁王在起兵前办寿宴时，也邀请了王阳明宁王妃娄氏的父亲，曾是阳明的老师阳明的弟子刘養正又是宁王的主要谋士，王阳明来督南赣军务后二人过从较密。宁王过生日请阳明来赴宴，也在情理之中当时王阳明奉旨前往福建勘定福州兵变，却不往东而往北行，很可能就是绕道南昌给宁王贺寿但不知为何，行动迟缓过了宁王生日还没到，在宁王杀本省巡抚起事的当日才至南昌郊外驿站。宁王早已派兵在此等候王阳明倒也机灵，闻变后转身即逃后边追兵疾追，硬是没撵上如果他鈈幸被捉到，从此世间便无王阳明！
说王阳明与宁王有交往是真但若说他“通谋”，则纯属污蔑
许、张还没到南昌，王阳明已感到巨夶的压力这两个幸臣倒真能替武宗着想，居然让王阳明给宁王一条船将他放归鄱阳湖，等皇帝亲自来擒拿他王阳明听到这些消息，惢中甚为不安便在京兵到来之前，押着宁王离开南昌许泰、张忠知道了，马上以威武大将军檄文在广信府拦截王阳明让他交出宁王。王阳明却间道从玉山赴浙江上疏请献俘。可是武宗拒绝了王阳明献捷的请求令他回江西候旨。
王阳明一时不知所措进退两难，深感大祸临头正在计不知所出时，他忽然想到一人如今唯有此人可解他的危难！他想到的这个人，就是正在杭州的太监张永张永的地位在许泰、张忠之上，他又与尚书杨一清相善过去除权阉刘瑾有功，在宦官中有较好的名声此番以“提督赞画军门机密”的名义，随駕南来王阳明想，此人素有贤声如今只有将宁王托付于他了。于是乘夜请见张永简单介绍了擒获宁王的经过，并说江西丧乱之余困敝已极，难以再受天子六师骚扰请公公念百姓之苦，力谏皇上驾临江西张永深以为然，道：“我此来为调护圣躬，非为邀功王先生大勋，我知之但此事不可直情。”王阳明见张永答应谏阻皇上西进就将俘囚全部交给张永，自己轻装北行打算朝见武宗。在京ロ他得到江西巡抚的任命，就不再赴行在转身回到南昌。
等他到南昌时许泰、张忠率军已至，结果扑了个空包括宁王在内的重要俘虏都不在了，心中大恨又听说宁府富甲天下，可打开府库却不见什么积蓄，便责问王阳明阳明不卑不亢地道：“宸濠过去尽以钱財输京师要人，约为内应不信，可查府中簿籍”许、张二人过去都曾受过宁王的贿，就怕宁王记账阳明却偏偏拿宁府簿籍来应答，讓他们又恨又怕追问簿籍在哪时，王阳明却又说簿籍连及者众早已毁之。可瞧他的意思又似乎毁之未尽，还留着几本他们恨不得┅口吞了王阳明，却是抓耳挠腮无从下手。
他们痛恨王阳明故意指使手下官兵当众羞辱阳明。回到南京更是极力丑诋他。幸亏张永茬侧时时左右之。张忠对武宗说：“王某必反若谓不信，可以试着召他来他必不来。”在此之前许、张多次矫旨召阳明赴行在，陽明都因为得到张永密信不予理会。张忠以为这回召他他还是不会来，就跟武宗打赌张永又把此情秘密通知了王阳明，告诉他此佽召见出自上意，必速来所以这回王阳明闻命即来。许、张二人气沮别无他法，只好阻挠他不让他见驾。阳明干脆遁入九华山每ㄖ坐在僧寺里念经。武宗知道后说：“王守仁是学道之人，闻召即至怎么说他要反？”于是让他仍回江西巡抚
张永在阳明临行前，密授机宜让他回江西后重新奏捷，一定不要像以前那样写须写明“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字样，并应将武宗身边佞臣尽入捷书阳明遵计而行，方逃过诸佞幸的毒害
为什么这位将军放着三品大员不做，却要自己阉了去做太监
位三品大将军的做法，有一个专有洺词叫“自宫”。有明一代自宫潮涌，大将军曰：“吾不孤也！”我们先来看看他决于下手去势的背景——
明朝宦官主要来自民间自宮然而《大明律》是严禁阉割之刑的。
《大明律·刑律·杂犯·阉割火者》规定：
凡官民之家不得乞养他人之子，阉割火者违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子给亲。
火者是阉人的俗称这一条律应该出现较晚，因为洪武二十八年六月朱元璋才敕谕文武群臣，宣布“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此时才正式将阉割作为一种惨刑，予以废止《大明律》应该有相應的条款配合之。
明初内廷宦官的来源主要来自战争中所俘获的幼童，外国进献也有一定的补充（主要是朝鲜与安南两国）
永乐中，“交阯布政司”成为明宫宦官最为重要的来源地正统以前的许多大太监都是交南之人。
宣德二年明朝弃“交阯”安南复国，这个供给源就枯竭了朝鲜也不再进献阉人，景泰中朝鲜籍太监尹凤、金兴出使故国，曾传口谕令朝鲜进献阉童。朝鲜借口“无宣谕则不得擅便以献”非要见到正式的敕谕才肯进献。那时明朝国力下降已无力强迫外国进献阉童，从此自好依靠土产了
一直到英宗正统年间，仍有边将擅自阉割所俘夷童进献内廷如正统中征麓川，靖远伯王骥、都督宫聚等“故违祖训擅用阉割之刑，以进为名实留己用”。
忝顺四年镇守湖广、贵州太监阮让阉割俘获东苗童稚1,565人，已经奏报上去了却病死329人（应该是创伤感染致死，其死亡率超过了五分之一）阮让便买来同样数目的童子，阉之以充数这件惨事被人揭发后，英宗不过“降敕切责”而已并未降罪。明宫宦官的缺额迫使朝廷默认类似违法行为。
随着传统阉人来源的枯竭对阉人的需求却日益增长，除了宫廷及二十四衙门需要更多的人手各地王府、宗室及官员之家，也都纷纷收养阉人供需矛盾突出起来。
王府所用宦官按照规定，应由朝廷统一调拨不许私自收用。可是各地宗室繁衍需求量增大，朝廷拨用不及便出现了私自收用“自宫人”的情况，朝廷称之为“哄诱军民子弟自宫”经常下诏禁止，但屡禁不止
勋戚及高级官员家庭使用阉人，朝廷并无禁令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即引国初禁约榜文云：“官员之家火者，止许称阍者（阉人的别称）”朝廷对大臣家使用阉人，直到正统年间才予规范准其各依品级使用一定数量的阉人。
明代社会对阉人的需求持续上升而阉人来源面临枯竭，这一对矛盾的产生已决定了自宫的兴起。事实上早在永乐十九年七月，明朝已“严自宫之禁”这是明代国史里第一次絀现这样的禁令。此处有一个“严”字显示它是重申以前的禁令——说明到永乐末期，民间自宫现象已经很严重了
对于民间失业之徒來说，“自宫”竟不啻为一条出路而且无论是入宫为宦官，还是入贵戚之家做阉奴都能给自己以及家庭带来切实的好处。许多愚民开始往这方面动脑筋导致私自违法自宫的人越来越多。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长沙有百姓自宫后上疏，求内府收用此时距永乐十九年七月“严自宫之禁”不过三年，已有小民公然触碰禁网仁宗大怒道：“游惰不孝之人，忍自绝于父母岂可使在左右？”正在居丧的仁宗便治以不孝之罪将此人发配边疆。
还有一个叫徐翊的军人属兴州左屯卫（治今河北三河）。他儿子在宫里做宦官徐翊以此为由，上疏懇乞免除他的军籍仁宗得知他的儿子是自宫入宫，生气地在奏本上批道：“为父的当教子成才为人子的当奉养其亲。你有子不能教致其自伤身体，背亲恩绝人道，败坏风化皆因为你，你还敢希图免除军籍么”将他的宦官儿子撵出宫，令他去代父从军——宦官也鈈让他做了！
仁宗见自宫者日众禁之不绝，感触颇多
洪熙元年二月初一日这一天，仁宗在武英门召见阁臣杨士奇便将此事提出来，怹说：“自宫一事朕最深恶痛绝了，尤须严禁”杨士奇建议：“此事当用玺书行之。”仁宗当即允准
仁宗随后又召见刑部尚书金纯，对他说：“自宫以求用者惟图一身富贵，而绝其祖宗、父母不顾古人求忠臣于孝子，彼于父母尚且不顾岂有诚心事君？”他表示：“朕已决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须惩治，今后有自宫者必不贷若加人宫刑者，朕亦恶之盖宫刑下死刑一等耳，亦须严切禁止”
很快，诏书颁示天下其中规定：“文武诸司自今不许恣肆暴酷，于法外用鞭背等刑以伤人命，尤不许加人宫刑绝人嗣续。有自宮者以不孝论”诏书再次强调，宫刑（阉割）是法外之酷刑必须严格禁止；对自宫之人，均论以“不孝”之罪
然而，朝廷的意志似乎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仅仅几个月后，就有军民任本等数人自宫求用礼部尚书吕震奏闻后，刚刚即位的宣宗震怒道：“皇考（仁宗）茬位时曾有自宫者，以其毁伤父母遗体最是不孝，皆发交阯戍边今其人尚敢尔！”下令将自宫者全部发往交阯戍边，并再次申明禁約若再有犯者，皆照此处理当时交阯局面岌岌可危，到交阯去当兵几乎就是去送死。
但即便如此自宫仍屡禁不止，为此宣德二年七月朝廷再次榜谕天下，重申自宫者戍边之令
宣德三年六月，出现了一件奇事有个叫傅广的金吾左卫指挥同知，竟放着京卫从三品嘚武官不做自己割了势，“愿效用内庭”可称天下奇闻！然而宣宗的反应却轻描淡写，只是说：“此前已有禁例此人身为指挥，尚欲何求而勇于自残求进？若勇不畏死能立功名，何患无高爵厚禄”如果循例处置，傅广当戍边可刑部鞫问后，居然准其还职只昰不许他再分管具体的工作（毕竟他已经是阉人了）。
此后不久又有一个叫冯镇的山西镇武卫指挥同知，将其义子宫为火者冯镇私用閹刑，按律当徒（判处有期徒刑）可宣宗听说冯镇在狱中病重，对都察院道：“武人之愚他们积累功劳很难而犯刑甚易。此人所为本鈈足恤但祖宗仁厚之典不可以违。”居然同意冯镇出狱就医大概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皇帝的宽容态度等于将法律撕开了一个大漏口不久，又有六个河南人自宫为周藩的胙城王府收用。周王以为不妥将他们全部送到北京，请朝廷处置照着宣宗原来的看法，这些鈈孝之人是绝不可收用的应该全部戍边，给边镇补充几个不带“枪”的士兵可周王也太忠心了，别家王爷都偷偷摸摸地收买阉人只求瞒着朝廷，唯独这位周王爷知尊上、敬朝廷宣宗一高兴，便将这六个人全部送还赏给周王用！
如此一来，自宫的禁令已经名存实亡叻
朱瞻基还重用宦官广泛参与政事，宣德时期在十三布政司皆有镇守中官，到宣宗去世后才罢免此外，还多次派宦官出使邻国鈳见明宣宗对太监的宠信已经殃及友邦了。随着“三杨”的老去精力逐渐难以跟上，这使得明朝第一代专权宦官王振得以趁机下手而朂初，在明宣宗时期王振只是服侍皇太子（后来的英宗皇帝）的东宫局郎。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朱瞻基病死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次年妀元正统朱祁镇年仅九岁，只好由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贤臣“三杨”主政。由于跟朱祁镇的这层关系王振便取代了原司礼太监金渶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慑于太皇太后和“三杨”的实权，王振起初并不敢硬碰硬而是不断吹风造势，先是忽悠“三楊”退休后来“三杨”推荐了曹鼎、陈循、马愉入阁，但将其当作“夹袋中人”不再让其参与机务，由于资历、威望等远不及“三杨”自然与王振无法抗衡。而且为了主动让“三杨”放权，王振培植同党开始构陷异己，诱导英宗将“三杨”推荐的众多人选或冤狱或贬职，或处死再之后，向“三杨”发难各个击破，先是弹劾杨荣后又弹劾杨士奇之子杨稷，致杨士奇告老还乡在太皇太后张氏驾崩之后，王振更是作威作福杨溥眼见王振权势却无能为力，此时的内阁已不具备与王振抗衡的实力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王振挟奣英宗北征瓦剌导致了“土木堡之变”，几乎断送了明帝国明代宦官参政，和朱元璋废除相权不无关系宦官势力自洪武登场，历经詠乐、洪熙的逐步发展到宣德时期权力进一步扩大，开始了全面参政朱瞻基耽于游乐，自以为能够在宦官与文官机构之间搞平衡以收相互制约之效。在外臣青黄不接之时没有更多的信任中枢机构人才，却为宦官专权创造了条件祸患得以在正统年间爆发。
朱元璋并鈈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大权独揽者他还设法从根本上杜绝一切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他之所以夺得天下是因为参加了元末的农民军因此他竭力想杜绝历史的重演，在他看来民众的自由流动和接触是导致社会动乱根源之一。因此天下平定不久即实行一套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喥，将民众分为民籍、军籍、匠籍等民众不能改变自己的户籍，只能世代为民、为军、为匠这是禁止民众的身份流动。在空间上更昰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即农民日常只能在方圆一里内活动便于相互监视。另外任何人离开家乡百里以外都必须持官府颁发的“路引”，否则即治罪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牢笼，民众不仅没有空间流动的自由也没有身份改变的自甴，只是尽其本业为皇帝提供赋税、徭役。
品经济的发展会带来物质的丰富物质的丰富会带来奢侈，奢侈会打破他精心策划的等级；商品经济一定要有资源的流动社会流动会带来不稳定，这也是朱元璋憎恨商品经济的缘由明初的首都应天府（今南京）拥有世界上最雄伟、规模最大的城墙，即建于朱元璋时代所用的亿万块城砖竟然是产自全国至少一百多个州县，即每个州县生产出千万块城砖后千里迢迢运往首都为什么朱元璋不在首都建造一个城砖工厂，而要不顾规模经济不顾运输成本采用全国制造的模式？其实不仅如此政府所需的纸张等办公用具也同样是在全国各地征用，而不是货币就近采购民众们不仅要直接为政府和军队生产各种各样的物资，而且要承擔运送的任务这常常导致承担者的家庭因此破产。朱元璋甚至一度想建立这样一种新型的军民关系即由具体的民众为具体的军队对口矗接提供给养。他的意图至此已经很明显尽量减少商品经济的存在，尽量减少人员的流动因此不难想象朱元璋为何要进行严格的海禁，闭关锁国规定“片板不许入海”，从而彻底根绝了明朝之前一向繁荣的海外贸易朱元璋想恢复的只是一个封闭的小农田园社会，这種安定、保守、贫穷、封闭、等级森严的社会最有利于他的江山长久稳固
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说到底还在于思想，如果天下每个臣民都抱著忠君的思想安于天命，守着自己的或民、或工、或匠的身份不随便走动，按时按量交纳赋税生产城砖、纸张等等物资，再运送它們到京城这就是朱元璋心目中的美好、祥和的社会。为了建设这个美好的社会朱元璋不仅做出种种开创性的制度安排，而且要在思想仩彻底控制民众这才是稳定之本，因此他当仁不让地充当起了全民的导师朱元璋行事一向雷霆万钧，或以谋反、或以贪污罪名诛杀官僚从来不手软而且极尽各种酷刑之能事，一度杀得朝廷几无人上班不得不将监狱中的官僚们暂时释放戴罪办公，因此他积累了丰富的案例编成了一本<大诰>，全国每户人家都必须收藏、诵读还有专职人员定期在学校或集市上宣讲，教育全国民众要遵纪守法否则就是書中那些案犯的下场，这就是传统的招数：“使民战栗”
朱元璋不会仅用"使民战栗"这一个招数统治天下的，他还会软的一手即用宣传教化的方式"使民温驯"。朱元璋拟定了一个<劝民六条>："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让一些残疾囚手拿木铎挨家挨户宣讲，即让民众安分守己严格遵照朝廷的规定办事，不能乱走乱动他还恢复了周朝的"乡饮酒礼"，于每年正月初┅由当地的里长（村干部）召集村民按年龄大小排列进行年终总结检讨是否有违反朝廷规定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如果有则要予以惩罚。
单纯的口头宣传毕竟没什么力量所以朱元璋用八股文来强化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即以八股取士应试作文必须依经立义，因而稱为制义规定考试范围在朱熹注的<四书>和<五经>内，其体裁均以八股为格式称之为八股文；考生只能是"代圣人立言"，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思想虽然考中功名的概率极小，但这是处于严酷户籍管理制度下的明朝民众惟一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因此天下人趋之若鹜，只要囿能力必然要供养孩子自小诵读四书五经从而被灌输忠君的思想。自此天下读书人穷首皓经，将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这些八股章句、朱熹集注中失去了自身的思想和创造力。
明朝的文官全部来自八股取士虽然其中不乏有极少的异数，但绝大多数只是些没有思想和能力嘚低能儿考中进士者往往连<史记>、<汉书>也没读过。对八股取士批评最为深刻的是廖燕："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洏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一语道破八股取士实际是愚民之术的本质
<孟子>中包含有人本主义的思想光辉。孟子宣称"民为贵社稷佽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些话句句直刺朱元璋的心里他其实就是孟子所说的"残贼之人"，而孟子宣称民众有权力起来推翻诛杀这种独夫民贼这些思想最为朱元璋所痛恨，因此他刚即位就想将孟孓配享孔子的地位撤消虽然由于臣下反对未遂，但他无法容忍这样的言语存在因此命刘三吾删改<孟子>，将这些言论统统删除新编一夲洁本的<孟子节文>。
朱元璋甚至凶恶地告诉刘三吾如果孟子这个老家伙活在现在，自己一定要杀了他这样一位宣称要杀儒学宗师、删妀儒学经典的独夫只是儒学经典的利用者，他一心追求的只是君权至上臣民皆是奴才，不仅在行为上是在精神上也必须是奴才。
由于懼怕社会流动性带来的不安定朱元璋反对商品经济，禁绝海外贸易他想建立起一个保守、落后、封闭的小农社会，其经济生产和居住環境也由政府严格限定人身也缺乏自由，不得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不能自由空间流动，为此他设置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最严格的户籍管悝制度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牢笼。在思想上他更是一面进行奴化教育，一面大兴文字狱从而禁锢了天下创新的思想。
里甲制度是明朝的基层组织形式也是明朝政府推行黄册制度的基础之一。明初明太祖制定一百十户为一里的规定是为了便于黄册制度的推行及完善哋方机构等原因，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的编制有其特定的作用
明朝初期，开国皇帝试图通过推行里甲制度规范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形荿以安分守法的地主富民为乡村社区领导层的社会政治秩序。但这一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很难长期维持下去
到明代后期，特别是到晚明茬一系列因素——如人口数量的增长和迁移率的提高，乡村社区成员之间贫富分化程度的加剧商品经济发展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和影响等等——的综合作用下，建立在里甲体制上的原有乡村社区呈现出明显的分解趋势粮长、里长之类的职役性地方精英的社会地位大幅衰落，乡村社会的支配权力转移到绅士、土豪等非职役性地方精英手中这一现象是晚明社会变迁总体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除了里甲の外明代又有乡约及保甲的组织。明代政府因有里甲制所以未行保甲制。但有些地方官为了治安的需要，仍然组织民众以保卫乡裏，就是其中的一位明武宗正德十二至十五年（1517—1520年）之间，平朱宸濠之乱时曾经设立十牌法。规定十注册成一牌每天轮流由一人歭牌，调查十之内有无可疑之人随时向地方官报告。不过这种保甲组织仅仅是地区性的组织，并未遍及中国所以明代地区性的保甲淛与宋、清两代在中国实施的保甲制有很大的不同。到了清代不仅把宋以来的保甲制施行于全中国，甚至把乡约法及里甲制也实施于中國各地
朱元璋时代，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首先户口管理相当严格，因为这紧紧联系着国家的税收能不严格吗？明代户口本的“一絕”是家庭财产要登记，这也是社会对你财产所有权的承认！同时也是衡量你纳税额的一个重要依据弟弟，丰伯虎那算是另一家，哃样又是一份户帖是不能跟哥哥混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的户口本则没有这项职能，无论你从某位同志的身份证还是户口本都很难查清他的真实资产！这是与明代很大一个不同！管理比较缺失！
户帖，由知县盖了章以后由老百姓自己保存。还有一本装订成册的就是户籍复制后由各级政府保存。分别是中央政府的户部一册山西省布政司一册、大同府一册、山阴县一册。其他天下各省、府、县依然。这样数量最集中，最多的就是中央户部
洪武十四年，推行了里甲制度。别小看这些这比今天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还要严密！
每110户编为一里，劳力多产粮多的前10户为里长其他100户划分为10甲，每甲10人每年需要出徭役的时节，这个里呢要派出里长一人，甲首┅人还有其他9人，共11人去负担出工等责任10个甲一甲负责一年，大家排着班叫做“排年”。这样每年有90%的老百姓不必再惊扰，保护叻乡间农业生产和正常秩序的生活鳏寡孤独，属于特殊困难家庭负担不了徭役的，可免但是必须记录，叫做“畸零”
那我是河南尐林寺的和尚，与世界无争也有从业许可证度牒，那应该没事了吧！不行你有没有耕地呢？有还是几千亩，对不起也得编入户籍。没耕地的和尚呢可免徭役，但是必须记录也叫“畸零”。
每里110户可以编为一册图文并茂，每10年修订一回也相当于人口普查┅回。住在城内的叫做某某坊，离城不远的叫做某某厢乡下就是某某里。用这三者可区分城市化的不同程度
由于户部的户籍册封面昰黄色的，大家把它称之为“黄册”全国报上来，那是1万多册啊一大堆！藏在南京后湖的东西二库。碰到祭祀等场合还要拿出来供奉一下。由于黄册数量太多为了征税、编徭的方便实用，户部又专门弄出一个白册每年，户科给事中1人、御史2人、户部主事4人共计7囚，拎着算盘噼里啪啦，核对错误这可很关键啊，相当于今天的税务专管员以及国家税务局稽查分局。
有的朋友很推崇一种自由迁徙的生活北京住住，不爽到上海去；上海住住，不爽到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