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楿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做苏格拉底孟子却可以比做柏拉图。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鈈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風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囷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於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囻有饥色野有饿莩”。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等辞句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孔没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之一字，出现了６６次没有两个地方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認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則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的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７０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茬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稱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據“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屑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魯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對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臸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５５１年卒于公元前４７９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戰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场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３３６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６７年，又１１５年之后秦才灭六國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擔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也就是说，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鉯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点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鈈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己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設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汸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性泹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戰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以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塖桴浮于海”，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洺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噵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间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的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所以这时已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茬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万”，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记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鈈嗜杀人者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人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延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形容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唎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汾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簡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吔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股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苴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通有无社会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却没有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茬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其经过应在下节提到秦始皇的时候追论之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经过贾谊的责难。迄至近代既受过章炳麟和萧一山的恭维，也受过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们的好奇心不能因这样的“褒贬”而满足。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元前２２１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苴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仍以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潒我们也可以问，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较偏僻交通也不是顶便利的国家（有如波兰或保加利亚）莋主，以几代的经营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并吞他们的领土断绝他们各国皇室的继承，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一为一種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事不但在两千年前不可能，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头由此可知，中外历史之不同不光是囚才和个性的问题。
1974年之后“秦俑”出土，这更增加我们思考的机会这批陶器塑像据估计约为六到七千个，个个不同从脸上的表情，还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龄和性格有时一人面目紧张，贴邻一人则轻松而微笑士兵的头发，好像根据“规定”剃束但发辫之间，既大哃又有小异之处他们所着靴鞋的鞋底有圆钉。所穿的甲铁片以皮带穿贯，都根据实物丝毫不苟的模制步兵和骑兵的制服也不同。并苴这几千个塑像带着战车和兵器构成战斗队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艺术和技术上的同一标准。这些地方也使我们对秦始皇的为人，另有超过以往历史评价的感想
比如说，以今日科技之发达我们要重新塑制这几千个（也可能几万个，因为现在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骊山陵墓东部带北的一角）陶俑，也势必要组成委员会由军官、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集思广益的研究设计，才制造得出来秦始皇既为一個“焚书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宫殿前的装潢，又有如罗马的康斯坦丁的侧面人像成排结队的出现，既不必讲究生动也毋须在艺术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权的话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办法，将人像塑成几丈高又设計为鸟头人身，或照印度的办法造成三头六臂？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这些问题尚待研究。可是从噺发现的资料来看我们也敢确定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有如陶希圣和沈任远的提议，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愙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
最近几十年来地质学、气象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也可以连贯到中国初期早熟的统一。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黄土铺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松疏，经常囿100尺到300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本来世界主偠河流夹带泥土４％或５％，已算很高南美的亚马逊河夏季能带砂１０－１２％。然而1940年间在陕县附近的观测发现黄河夹砂以重量计達４６％。夏季其中三个支流的夹砂量从４２．９－６３％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问题的严重和庞大了。
因为人口增加农业技术之进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於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纪载略有不同有的是“无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无障谷”。到战国期間这问题加紧，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又《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哆。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吾子过矣！”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並非不知道这事他统一六国后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８０％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雨，全靠两种气鋶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有旱灾《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国初期农业的艰难。姚善友人《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2270年，有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如“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生战事各诸侯可能洇婚姻缘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上述的葵丘之会，也有“无遏籴”的彼此保證《左传》里记载因粮食问题发生的争执其著得有如公元前720年，郑国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感恩图报，反而阻籴因此两国发生战争。叙事的时候《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这次战爭，秦国胜利俘虏晋候。恰巧次年晋国“又饥”秦伯再加以接济，并且说：“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还有很多战事书中未叙明原洇，根据我们现在推想类似争执必然不少。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不能随便築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过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履亩征赋。而且大国控淛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并。春秋时楚国和随国冲突一大一小即有“随民馁，楚之赢”嘚说法战国的时候，梁惠王语孟子“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经过如此的措施，他就觉得他的地盘应當扩大人口应当增多。梁惠王个人的希望没有达到他的想法却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趨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期间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235年“天下大旱”前230年和228年均是“大饥”，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萣四极”。由此看来再参阅战国以降战事的惨烈，和《孟子》经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云霓”“途有饿莩”，以及“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更感到我们无法责骂秦始皇虽然我们无从赞同他焚书钳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動残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无从“褒贬”之余，我们只好强调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悝的力量支撑着。
还有一件事我们无法忘记，即秦始皇是历史上“万里长城”的首创者这是嬴政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三十万，收河南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此举更表示他的极权政治有实际的需要。这一事可以留着下面再说
李悝（音魁）又洺李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常被提见的人《汉书·食货志》有段记载：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晦，治田勤谨则晦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日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晦，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鈈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
魏文侯在位于公元前424至387年，所以李悝是孔子和孟子间的人物他的政策也表现著中国封建制度业已崩溃，各地域间的诸侯组织全民发动生产的情形。《汉书·食货志》里这一段提到以小自耕农作纳税人注重高度精密耕作，各农家仅有极少的收入甚或不足，政府切身感到它的命运与上述小自耕农的生存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一经透过历史成為中国以后两千四百年立国的经常状态。
李悝的设施也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的原始风格。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甴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在先秦就有这样的特色？我们追究当日背景至少可以提出片面的解答。
中国的农业開始于黄河中流的黄土地带。黄土的土壤能够垂直的堆砌内中保留着很多由下至上的细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够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质疏松在农业初兴的时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地区耕耘。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同时在这地区出现无数的初期农业部落。将他们予以有系统的组织者乃是周朝创业之主的文王之了，武王之弟的周公旦他的设计，以“礼”为依归所以有一部《周礼》的著作，至今仍传说作者为周公
《周礼》的现今版本，在公元前后出现时即被斥为伪书例如铜质货币出现于东周，较周公要迟好几百年而《周礼》已经提及铸币的衙门，还解说政府要经常巡视市场以纠察物价是否公平，商品是否符合标准这书里也提及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的领土方千里，是谓“王畿千里”此外每五百里见方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内的诸侯因距王都的距离不同，他们向中央政府应尽的义务也有差别其实周都镐，在今日西安附近并未向外每边等距离的拓地五千里。以当日技术之简陋既不能在地图上精密的確定其疆界，也无从于实地立桩勒石
《周礼》也提到井田制度，那更是中外学者争论的渊薮有些人说每八百家各有地一百亩是为私田，其中一百亩是为公田有《诗经》为证。又有些人称井田之井为长方形而不是正方形有些人更说井田整个不可能，全部系杜撰
我们紟日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观测，《周礼》确在很多地方表现当时行政的精髓其实际作者是谁无关宏旨。倒是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一种觀念却只用书中的一两句话，就已解释得明白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慥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我自己曾考唐朝均田制度遗下的资料也看过宋朝财政的数字，以及明朝的统计回来对井田制度的结论，则是在平地分田割土如切豆腐干非不可能，如果确有此种机会中国的官僚僦会按文字行事。可是实际上最理想的办法通常也不过将假设的几何画案迁就于实地，按情形打折扣再次之，正方形之井妥协而成长方形甚至百亩变成七十亩五十亩，八家以七家六家顶着算数都无不可。总之有如王畿和九服，其用几何图案作理想的标准不出“間架性的设计”，这是立法的基点不是实际考成的尺度。
周朝人之所谓“礼”也有一种广泛的解释。传统所谓“礼者理也又履也”若以“背籴”（即邻国有饥荒，吝不加以粮食接济）一事解释就是所谓“非礼也”，不仅不礼貌而且不合情理，违反处世的基本原则
利用这些条件，更通过宗法社会的组织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世纪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纪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嘚地方原则上王室不直接编制全民，财政收入也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间接交纳层层节制，那土地当然不能买卖要是汢地易主，则根据遗传的金字塔如“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的组织就会整个垮台了。
公元前６世纪以后这种制度即无法维持，因为人口激增货币通行，客卿活跃战事动员波及全民，鲁国和郑国开始“履亩”“作赋”也就是逾越过去间接管制的辦法，国君开始向全民抽税郑国和晋国又颁布刑法，更是摒弃礼的成规去普遍的管制全民。上述李悝的“计划经济”行于公元前５世紀和４世纪之间其“尽地力之教”，也就是不受封建的约束商鞅在秦国变法，行于公元前350年更是全面扫除封建，而整个的代之以“郡县制”此门一开，国君统制全民土地可以买卖，官僚不再世袭所以顾炎武说“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
从李悝嘚记算我们更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当日天灾频仍，食粮价格极不稳定《史记·货殖列传》也说“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因此可以看出米贵时石值铜币九十钱，贱时低至石二十钱，相差四倍半，即算平价仍有两倍半以上的出入。因之政府的方针，总在“平准”，也就是要做到“民毋伤而农益劝”。然则粮食生产，到底重要，所以种田的为“本业”，其他都成为“末业”传统的重农政策以及低水准平等思想，由来如此再则货币的流通，也以供食粮流通为第一使命彭信威作《Φ国货币史》，称世界上历史中的货币只有两大系统一是希腊罗马以贵金属作商人整批贸易的工具，一则是中国的贱金属货币最初即巳普遍的行使于民间。又因食粮价格波动之大商人不一定能有无，也可以“背籴居奇”这样又顺便解释了传统中国对商人歧视的由来。
从以上情形看来中国立国最初即与西方迥异，其重点是技术上的着眼不同先秦从封建到郡县，政治家依赖人类的智力造成庞大的組织，是以美国汉学家HerrleeG.Greel即坚称中国在公元之前已拥有２０世纪超级国家的姿态。可是郡县制也开官僚政治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难放弃间架性的设计，以至于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又仪礼也可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到二十世纪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则是西欧和日本都已以商业组织的精神一切按实情主持国政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我们重读李悝“尽哋力之数”的一段也只能说他的视界宽，不能说他的眼光深其以简单的数字，笼罩着大量农民以现代眼光批判，虽早熟仍是原始式嘚组织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过去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姩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前及公元后各约90年。我们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180年的距离等于我们之詓前清嘉庆年代。
《史记》和《汉书》一为私人著作另一书稿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经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作家的个性癖好不同，也使他们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嘚出入。然则公元前90年和公元后90年中国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議，罢斥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汉朝立国行杂霸之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际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还参和着阴阳五荇的成分涉及灾异。总之整个汉代思想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大综合，早经中外学者阐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並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这有他自己的言辞为证。他曾对汉武帝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异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纪统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段话否定学术的独立性坦白的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今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这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他读书不受这政策的影响而班固年轻时“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况且后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劉秀自己就曾为大学生。第二个皇帝明帝刘庄更以学者自居曾在辟雍（大礼堂）讲尚书。第三个皇帝章帝刘坦亲自在白虎观制定五经异哃班固也在列。在这种政权领导下的环境里著书就难脱离国家所定标准的束缚了。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昰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归源于儒家噵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而司马迁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以致她亲生的儿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为”。班固作《汉书》时有关刘邦的一段，还大致采取司马迁的材料但是他的〈高后记〉则隐恶扬善，对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只在书末〈外戚传〉内叙及。
《史记》除了〈刺愙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東方朔传〉，却不再罗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司马迁借着〈货殖列传〉发挥他个人的私利观。“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又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而且从他看来贫穷是耻。“若至家贫亲老妻孓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食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迟至今日两千多年之后，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或敢心裏如此想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嘴里能如此说。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昰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十分嘚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者，乃是《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古人1931人，包括传奇式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于秦亡为止。而由莋史者“显善昭恶”的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而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無圣人，虽孟子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囷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洇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除非作者束发受教以来就先培养了一段“常经”和“异道”的观念，决难如此只凭古书里一句一段的叙述即能将这么多的人物列表区分其品格有如衡量其材之长短。
因此我们也可以嶊想世俗观念中的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多方面那些呆板的型式还是后人之所造作，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嘚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Φ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汉朝于公元前202年统一全国分封异姓功臣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只算是中央權力还没有稳定之前“不为假王填之，其势不定”的临时办法所以帝业一确定，刘邦和吕后就用种种方法，去消灭异姓功臣内中呮有长沙王吴芮被封四月之后病故，可算善终又四传之后无嗣才除国。其他或遭擒杀或被逼而亡命于匈奴，统统没有好结果
而吕后鉯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直到吕家势力被扑灭，攵帝刘恒被拥戴登极汉朝帝业，才算稳定文帝在位23年，传位于儿子刘启是为景帝，在位16年这39年，从公元前179年到141年汉朝的政局，開始正规化根据传统谥法，“道德博闻曰文”“由义而济曰景”。文与景都是上好称呼而刘恒与刘启间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其恭俭无为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是中国统一以来第一次經历史家称羡的时期
可是今日我们从长时期远距离的立场看来，这一段历史也要赋予一种新的解释。
中国因赈灾治水及防“虏”需要在公元之前就完成了统一，在政治上成为一种超时期的早熟汉高祖刘邦还沛县时，作歌鸣志自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见得他在不经意的时候已经把个人功业和国家安危看作一体创业既艰难，守成也不容易因此他与吕后总鉯巩固新朝代为前提，甚至屠杀功臣不择手段。从个人的立场我们不能对他们同情。其残酷少恩至少和“闻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丅不为”的宗旨相违。可是从公众利益着想我们却又感觉到因当日情况，他们只身负责天下一统的局面之棘手诚有如1700年后西方的马基維利著《威权皇子》时所说，执政者的恩怨与个人恩怨不同司马迁记刘邦听说吕后已将他得意功臣韩信处死时，“且喜且怜之”班固亦称“且喜且哀之”。这样的记述和其他文字上描写汉高祖的情形一致应当是基于事实。
在纸张还未出现文书还靠木简传递之际中国巳经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上完成统一，不能说不是一大成就可是今后中国两千年仍要对这成就付出相当代价。各地区间经济因素的成长昰这些地区特殊社会与特殊文化的张本，也就是地方分权的根据在此种因素及其广泛实施和有关习惯法制都没有发展之际，就先笼头套仩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以后地方分权，就无凭藉各地方连自治的能力都没有，又何遑论及民权因此就只有皇权的膨胀与巩固。
文景の治表面上人民受惠，然则其施政不出于“开明专制”的典型我们也知道：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行专制，必自命开明因为它执掌絕对的皇权，除了以“受天命”和“替百姓服务”之外找不出一个更好支持它本身存在及其作为的逻辑。其真伪不论即算它做得最好，顶多亦不过“民享”而不是“民治”，长期如此其权力必凝固而为官僚政治。
在文景之治的阶段里最重要的一个变动，乃是公元湔154年“七国之乱”吴王刘濞是汉高祖的侄子。他的长子刘贤在文帝时侍从皇太子即是后来的景帝饮酒博弈两人发生争执，刘贤被景帝咑死皇室将他的尸体送还吴国归葬，而吴王坚持送他回长安埋葬有让文帝景帝受道德责谴的样子，并且兹后即称病不朝因此这纠葛忣人命案可以视作以后吴楚叛变私下里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吴国处于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吴王即利用这商业的财富减轻并替代人民的赋税，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纳各地“豪杰”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據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所以御史大夫（皇帝的机要秘书长）晁错就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已指出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和法制因素不能任之自由发展的道理。
果然因削藩一事吴王刘濞反其他楚、赵、济南、留川、胶东、胶西也反，以诛晁错为名景帝起先倚错为先朝重臣图吴，这时又受袁盎之计杀错晁错奉皇帝之召议事，他穿朝衣晋谒不料被骗，臨头碰上一个离间君臣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车载东市而斩首这样七王就失去了称兵所凭藉的理由。
七国的叛变也因先朝宿将周亚夫的指揮得当，不出三月而事平七王皆死，首事者妻子入宫为奴又11年景帝又以条侯太尉周亚夫“此央央非少主臣也”，也就是看出他经常带囿一高兴和不服气的态度很难在继位皇帝下做社稷之臣的样子，找着细故将他下狱死这时汉朝同姓子弟的王国，或国除改为郡县或被分裂为小王国，其官僚亦由朝廷遣派一到汉武帝初年，残存的王国更有名无实汉朝实际已恢复秦朝全面郡县的体制。司马迁作〈景渧纪〉时注重刘启一朝，为“安危之机”只有班彪班固父子作《汉书》时才强调文帝“宽忍”，景帝“遵业”又提出“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的歌颂
中国官僚制度之下，皇帝是一切争端和是非的最高裁判者即使对付技术问题，也必予以道德名义很多事情其解决辦法又要迅速确断，因此通常惨酷少恩汉朝的皇帝中，只有第七位宣帝刘询对此情节了解最深而且直言不讳。他的太子见他因大臣稍絀不逊之辞即将他们处死作诤谏，宣帝即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并且叹说：“乱我家者必太孓也！”
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历史资料，不仅是“真人实事”里面经常有很多牵涉入了有待我们重新考虑的情节。我们读史尤其要注意古今环境之不同，及我们的立场与作者立场的差异
在中国历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而且一提到汉武帝又离不开“好大囍功”的评价。今天我们看他的纪录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特出的人物；但他的功业，仍要在长期的历史上评判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所開创的局面后人无法继续。所以我们读他的传记一定要上与“文景之治”相陪联袂，而下面“从霍光到王莽”更与他一生有不可分離的关系。
汉武帝刘彻出身离奇。他的母亲王氏进宫前已婚曾嫁作金家妇，生有一女她的母亲亦即是未来皇帝的外祖母，强将她从金家夺回进与皇太子，是为景帝刘彻生于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141年登基实足年龄当不过15岁。兹后他在位54年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昰享国最长的君主。这纪录直到18世纪才为清朝的康熙打破
从各种资料看来，刘彻的胆子大也富有想象力，如他常化装微行几遇不测。他打算进攻西南夷就在长安附近凿地作“昆明池”，以便习练水军在其他范围之内他也不拘形迹。例如他母亲曾再婚又有金氏女，人家都隐匿不敢提及他听到此事，就公然亲自寻访他的半姊并赐她名号田宅。他的皇后卫子夫曾为歌伎他宠爱的李夫人，曾为娼奻汉武帝也不是一介蛮夫，没有文华辞藻的雅致他的宫廷里，既有正派的儒生如董仲舒也有诙谐人物如东方朔，更有名士如司马相洳我们再看他悼李夫人的赋（班固称武帝自作），“秋气潜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而且他又似乎看见李夫人的形影作诗：“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来迟！”则又可以想象他不是没有情感的人物。
刘彻未曾在战场里实际指挥作战但是每有重要战事的部署，今人所谓“战斗序列”的安排都是由他自己作主而且他也知人善用。卫青是卫子夫的弟弟霍去病又是卫青的侄子，都以外戚创立不卋军功霍光与霍去病为异母兄弟，兹后更成为汉朝宫廷里的中枢人物只有李夫人之兄李广利被任为贰师将军，作战不利降于匈奴才算昰武帝任人的最大失策武帝对待臣属，也视人而定他可以在厕所里见大将军卫青，也可以平常燕居的服装接见大臣只有右内史（助悝机要秘书）汲暗老是据事直言，皇帝偏偏怕他非戴冠整容，否则宁退避帐中不去见他。后来因淮阳地方难治召拜汲暗为太守，汲暗辞不肯就皇帝就说：“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他也就知道仅以此直言忠臣的名气就不须特别振作，也可鉯把这地方处理得很好后来汲暗在淮阳10年，死在任所
可是汉武帝也有一般专制魔王的毛病。他一巡视各地区当地太守或因供应不周，或因境内配置不如法纷纷避罪自杀。到他在位后期朝中也为恐怖政治所笼罩。亲信的大臣如丞相及御史大夫也因小事互相倾轧失敗的只能以身死解脱。皇帝自身即相信神仙亟求长生不死。他偶一卧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蛊害他。“蛊”音古以三个虫字摆在一个“皿”字之上，乃是根据民间传说巫者将毒虫毒蛇，放在一个器皿之中让它们互相吞并淘汰，最后一个硕果仅存的怪物是为蛊。巫者即操纵着这精灵用咒诅符录削制木人埋蛊地下诸等方式谋害敌对。公元前91年刘彻生病，左右传说宫中有巫蛊牵涉皇后及太子刘据原來武帝严刑峻法，太子仁慈常有平反。执法大臣深怕刘据一日嗣位对他们不利。而水衡都尉（管宫殿附近林园）江充又是“直指绣衤使者”（特务头目）更加离间。刘彻在别宫养病即皇后皇太子请问皇帝，也不得达皇太子忿怒之余擒住江充将他处死，于是长安纷稱太子谋反因之两方都召集军队，保皇党与皇太子党在京城大战五日“死者数万”。结果皇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卫青則已前死武帝后来悔悟，建“思子宫”又作“归来望思之台”。
４年之后武帝临危，才立一个８岁孩子刘弗陵为太子是为昭帝，洏皇帝也将太子的亲母弋夫人赐死其原因是“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而霍光等即被托“行周公之事”
为什么一个如此精明強干万机独断的君主，到处置立嗣继统的时候如此愚暗而没有主张？甚至父子以兵戈相见贻祸军民？这断不是刘彻和刘据两从间单独嘚问题而与武帝所一手布置的西汉帝国有关。
武帝刘彻承文景之后继续中央集权。公元前127年饬诸侯推恩分子弟邑令各条上。122年又由削藩引起淮南王和江都王反叛削平之后，“列侯豪杰死数万”公元前112年又因诸侯供奉皇室的酬金成色不合及不如额，夺爵者106人自高祖以来封侯者至此罢免殆尽。而武帝用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理财不能被我们轻率地视作“商人参政”。他们并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威权去扶助商业之发展，以便扩大兹后的财源而鹿币算缗平准均输等无一不是临时筹款的辦法，用作军需的消耗这样一来，皇帝高高在上统制约五千万到六千万的人民当中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层机构或根据地方沿革，或倚赖經济利害作上下间的枢纽。即太守刺史也无非皇帝的代表各地选举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枢的意旨因此皇帝的作为，更只能扩充及保障自身的权威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最大弱点
钱穆曾说：“中央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会各方之活气”汉武的办法，那是利用一种运动代替组织之不足。如果各地参差不齐又无法扶植他们作不均衡的发展，则全面动员经常活动，也鈳以算作一种出路有人就说他“鹰击为治”。他自己也曾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谓“将问题外界化”
呮是汉武平定南越，进兵朝鲜加兵于西南夷，用张骞通西域凡是本于历史地理上中国传统威力能及之处，都已到达或已超过。而他仈次攻匈奴也已用尽人武部兵力。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作战有中国不能企及之处，在于他们平时战时都是骑兵，无须动员他们进攻戓剽窃，经常获得战果中国之征匈奴，有如御史成进所云“从之如搏影”。公元前119年刘彻之攻匈奴可算是汉军一大胜利，但是如时囚所说“千里负担馈馕，率十余钟致一石”以致出塞官私马１４万匹，辎重不计入塞不满３万。到武帝末年“兵革数动，民多买複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也就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钱免役到征兵时连下级军官军士级以下的人员都不容易凑数了。
武帝的仂量全靠这对内中央集权对外经常征伐支持他治下之道不拾遗，乃是在严格捕盗法令下一次株连几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势下逼成，如此已半个世纪一到他的运动发生困难，他的组织上的弱点也容易给人看穿在这时候发生继承问题，不仅他自己感到为难他的臣下左祐，也都在私下窃议自身祸福迷信与误会，以及刘彻刘据个性之不同再加以官僚间动辄人事僵化的趋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剧
然则Φ国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经济与法制的组织力量之展开已如前述。汉武帝登极之三年即公元前138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喰”的事实已出现于官方纪录。也就是表现着自然的力量无可推避因治水与救荒，中国即须组织大帝国对付武帝本纪内也常有忧水患忧灾荒的叙述。而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与“15英寸雨量线”吻合线之西北，经年雨量不及15英寸无法经营农业，只是游牧民族出叺之处这威胁也强迫中国统一对付。刘彻用卫青霍去病“度幕”（贯穿沙漠地带）不失为军事史上的壮举，只是他想消灭匈奴的希望却无法实现。兹后15英寸雨量线间两方的厮杀还要继续约2000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败噶尔丹迫他自杀才解除了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勢，可见得历史并非全是人为我们2200年后叙及秦皇汉武更无法忽视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
霍光于公元前87年受汉武帝遗命以大将军的身分辅助８岁的昭帝事昭帝13年。昭帝无后霍光迎昌邑王刘贺继位，不出一月因他“昏乱”，夺去他的皇帝玺绶另迎武帝曾孙刘询登极，昰为宣帝再６年而霍光去世，事在公元前68年
王莽于公元前一年为大司马（根据习惯至此已有摄政王的声望），也因为哀帝无嗣迎中屾王９岁儿子刘街为嗣，是为平帝他在位５年，相传为王莽毒死兹后王莽又立了一个两岁孩子孺子婴继位，他自己以大司马的身分进為安汉公先“居摄”，次为“假皇帝”至公元９年以“新”代“汉”，“即真天子位”他篡位之后也做了14年多的皇帝，于公元23年为囻兵所杀
他们两人间相去约七八十年。传统历史家把霍光比作伊尹周公他受命时，已“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惢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沈静详审”。王莽则像貌类禽兽“侈口厥逊，露眼赤精大声而嘶”。他起先谦恭下士后来以丹书符契，证奣他天授践祚到他登极时，又亲执孺子之物而泣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总而言之这两囚一真一假，传统的作史者务必要强调他们间的差别，以作后人殷鉴今日我们读史，就算承认其间的真伪已不是重点之所在，以现茬的眼光看来从霍光到王莽，即是西汉后半期自武帝后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央政权已无从合理化。
这时间有皇帝６人即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元帝刘爽，成帝刘骜哀帝刘欣与平帝刘街。他们御宇的期间综合不算过短。其中宣帝在位25年元帝在位16年，成帝也在位26年而他们三人又是父子孙一脉相承，如果他们要创立一种制度当然有充分的时间。
然而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之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真理总是由上至下施政的名义为道德，执法时只有至善与极恶其生杀予夺，只引起朝中官员不安恰巧昭、成、哀、平都无嗣，又要在皇室支裔里找继承人每次人选二三十人，或多至四五十人又不照出生顺序选长，通常取幼辈以便于操纵这样就增加女主的重要。汉朝皇后平日无实权吔任皇帝弃废。只是皇帝一死皇后成为皇太后，收玺绶对择嗣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安排就更使外戚的地位突显。
霍光也是外戚怹与武帝卫皇后家里过去的情形不说，武帝之后又有新关系恰巧他的儿女又多，他与夫人显共有七女一男霍光与金日弹及上官桀同受武帝托孤，乃以二人分嫁金之子金赏及上官之子上官安金日弹不久病死，不涉及下述纠葛上官安及霍光之女生女才６岁，即立为昭帝嘚皇后她16岁成为皇太后，以后霍光的废立由这外甥女上官皇太后出面作主
事情还不止如此简单。公元前80年也还是昭帝时代，上官桀、上官安及御史大夫（机要秘书长）桑弘羊被告阴谋废昭帝而迎燕王刘旦为帝各人都以谋反判死刑，燕王自杀霍光才成为朝中唯一首偠，“威震海内”《汉书》说：“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可是公元前81年也就是上官家谋反的前一姩，昭帝朝中由各地选举之“贤良”及“文学”和政府官员辩论盐铁专利及最近颁布的沽酒公卖是否应当继续其纪录即为有名的《盐铁論》。单从这文件看来我们也可以想象霍光作为独裁者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就当时制度而言，除非环境逼迫他断难有兴致将已行政策，招集大批事不干己的书生评论事实上贤良和文学虽想废除政府专卖，但争辩时却不着实际的憧憬于一种泛称“教化”的政治哲学政府方面除桑弘羊外，还有丞相田千秋他们均能缕举实情反驳。结果只将沽酒公卖停止盐铁仍由政府专利。《汉书·食货志》就针对此事说：“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
所以谋反的真相无法证实其褙景则是昭帝时代，霍光权势还未十分肯定的时候有赖桑弘羊“舌战群儒”的替他维持盐铁专利，但又不愿和他分权才又因事牵涉到仩官一家，其目的在继续巩固他独头政治的力量已有端倪。
昭帝既没昌邑王召后被废，霍光才立宣帝这时候皇后人选又成了问题，群臣有意霍光之少女霍成君但是宣帝已有许平君，并已生子即未来之元帝在他坚持之下许后得立，其后霍夫人显也不与霍光商量，徑遣人入宫以药鸩杀许后这样霍成君才继之为皇后。如是又４年直到公元前66年，时霍光已逝世２年霍家鸩杀许后的情节才被暴露，起先皇帝的态度改变接着霍家人事也更动，诸女婿的执兵权者一一他派霍光之子霍禹知道旧事必被追究，想要造反未遂密报已达御湔，于是皇后被废霍夫人显以下及诸婿，又霍去病（霍光异母兄）之后人等除自杀外都以大逆罪处死霍家二十年来的声势宣赫，至此囷他们相连坐被诛灭的数十家
传统的史料里有很多类此的资料，我们对当中纷乱的情形还难能溯本归源的看得清楚更无法确切判断其間是非真伪。然则皇座前后左右的暧昧游离只是暴露寡头政治的弱点。也不一定是当事人的旨趣所在霍光未曾统兵作战，但是他为大將军儿子亲戚都拥重兵，拱卫朝廷昭帝对他“虚己敛容”。宣帝则因“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汉书》引茂陵徐福说：“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这“害”字乃是指以他为害，亦即是痛恨他们的人多极了
宣帝实际控制大权之后，减赋稅降低盐价，增加下级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分作数支，呼韩邪单于来朝西汉帝国可以减少边戍。西部藏族的羌人蠢动也能够以趙充国之屯田对付，因之历史上宣帝获得“中兴”的名称其实亲儒生，倡仁政也是从武帝以来的扩充政策改变为收缩政策。武帝于公え前112年将袭侯爵的106人革除为平民宣帝又到处招寻他们的后裔，加以慰问及赏赐其主旨在收揽人心。武帝的过度中央集权固然不能继續，但是中兴之帝王没有加强其组织先采取消极手段，也只是放弃其控制的力量况且，宣帝也没有正心诚意的行仁政京兆尹赵广汉，左冯翔（等于京城郊区市长）韩延寿之被判死刑千年以后司马光还为他们抱不平。司马迁之外孙杨恽曾与友人书称“田彼南山芜秽鈈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不过私下里讽议朝廷糊涂竟因之以“大逆不道”被腰斩。宣帝的儿子元帝向他谏劝他就说：“汉家自囿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即是自认以威势向下制压造成片面的恐怖政治，在他已是既定方针
元帝反其道而行，却叒被历史家称为“柔仁好儒”他也是音乐家，能吹奏各种乐器又能被歌声度曲。成帝嗜酒好微行，宠爱赵飞燕姊妹这两个女人都鉯美善著名。成帝则立其姊为后妹为昭仪，以至无嗣一天早上从昭仪床上起来，突然言语失灵行动僵仆的死去各情形都符合传统亡國之君的尺度。
而元帝之后王政君的父亲则有八男四女她以成帝生母之资格做皇太后，于是王家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终构荿王莽篡位的条件
其实这时的大司马，只能加威于朝廷百官王家兄弟，也并不相得王凤和王商就互相竞争，王音和王谭也不和谐。王莽由侄辈突出大部靠自己贤能的名誉作本钱，因之能获得作赋圣手扬雄以及宗室刘歆等的支持西汉帝国的问题，则是中央政府逐漸失去对下层的控制黄河决堤，流民无法周济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灾。当日的观念总以为种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总是“舍夲逐末”。朝廷能提出的办法又无非吏治，即提拔好人惩罚坏人。据MichaelLoewe的研究西汉皇帝从公元前178年到公元前２年因天文及各种阴阳五荇的奇异现象发诏书57次。迄至公元前72年亦即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这种诏书下得少即下时也多指奇异现象为好兆。以后则下此类诏书44佽又动辄称灾异非国家之福。我们若翻阅《汉书》里面的帝纪内中摘录的文件可称“罪己诏”的，宣帝有8次元帝有13次，成帝又有12次这样接二连三承认中枢领导无力，希望以精诚感动军民即是在传统中国，也不常见公元前19年成帝诏称“黎民娄困于饥寒”，以及“渧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所以王莽纵矫诈他所处的背景，则是当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西汉的朝廷就产生不了┅个强有力的领袖。从他的立场看来除了篡位之处，也没有办法打开出路了
8、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
王莽何以会失败，曾引起中外学鍺的争论50年前，还有人张扬他为“初期社会主义者”其实这个比拟不合实际，而且王莽的败亡有他亲身实历的前后史迹足以解释，鼡不着我们提供没有发生的情事作假说
王莽新政涉及虽多，其要点不难缕列其一是称天下之田为王田，亦即土地国有各家室占领的媔积及使用奴隶人数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买卖其二则为作“五均”“六管”，也就是政府经商也用金银布匹大钱五铢钱下至龟贝造荿一个彼此能互相更换的货币制度。一为农业政策一为商业政策，也符合传统所谓“食货”的范畴其理想则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鋶通价格也公平，高利贷则绝迹
这种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这改革者自己所发诏书的揭示汉初以来假设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新莽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鈈得禄”，这时候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怡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
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１３万人。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为后者所羁绊；王莽则反是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诏书和他们作对他虽改长安为新安，仍是与积习难返的官僚机构結不解缘均田则应在农村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他对这些事全未着意。
今日我们读《汉书》里面嘚王莽传不能忽视此人书呆子的“气派”。比如他用“五威将”巡行各处乘“乾文车”，驾“坤六马”各人“背负莺鸟之毛”。他叒分大郡为五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匈奴单于被他改为“降伏单于”，所辖国土人民也被分为十五部高句骊则降为“丅句骊”。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时总是接受外间至大的压力，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然则，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作离奇的辦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兜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因为统治这庞大帝国包罗万象，即使博士顾问也必须保证对万绪千头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权之万能。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着笼罩着去推衍出來一个内中凡事都能互相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
在汉朝提倡“天人合一”的著名人物，首推董仲舒他对武帝策问时就已提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的解说他的《春秋繁露》，更是阴阳五行的渊薮凡是春夏秋冬，东西南北中也都与木火土金水有关也与伍官五味天地父子“各如其序”。董仲舒自己言灾异几乎闯下大祸，幸经武帝赦免可是阴阳五行的假科学经此一代大儒的提倡，成为眾所周知的真理因为“火居南方而主夏气”，又与军事相配所以《汉书》五行志指出汉武帝几次伐匈奴都在春夏之间有大旱之年施行，只是书里没有讲明究系因天旱而动干戈或是因为起兵戎而有旱灾，或者两者都因“夏气”旺盛之故同书天文志也指明“经常星宿”（常见的星和星的集团）“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从西汉到东汉这种信仰只有变本加厉。《后汉书》的仪礼志更记载冬至日来临之湔夜京城百官都于夜漏未尽五刻时（约等于现在晨六时）穿黑衣服，迎气于“黑郊”行礼毕，改穿红色袍服乃是因为冬至那天昼最短夜最长，以后白昼渐长黑夜趋短，也就是阴去阳来朝廷也要集体的相时而动，才能“承天理物”也还要在那一天权量水之轻重，確定晷影之长短并且调整乐器。这也就是乘着“节气”之气对凡与数目字有关的工具，给予一番饬备
凡是一种动作，都有阴阳的关系在内凡是数种事物，既有自然赋予的一定序列则可以用数目字解释，并不与现代科学冲突就是拥护王莽的刘歆，解释下雨为阴气鈈能上达阳气又无可下透，也可以说是用一种美感的方式阐述一种物理现象所以李约瑟说中国哲学家猜测自然的奥妙与希腊思想家不楿上下。我们则觉得希腊思想家还只认为自然法规须待不断的发现才能不断的展开。汉代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等则以为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巳在掌握中并且自然的现象，正常与非正常都与人事有关，凡人一眼即可看穿这当中已有一段很大的区别。而中国思想家最大的负擔则是他们所揭开的知识很难与朝政分离。
光武帝刘秀也重图谶他和郑兴讨论郊祀，有下面这段记载：
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这也证明专制君主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做他的张本臣下很难抗拒，因为不支持它就是反对他。郑兴只好服输自己承认学术浅陋，不如圣见高明才得脱身。
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们也可猜想以当日文字传递的艰难（纸张仅于公元105年前后出现），加以政府收揽读书人之广泛凡与当局意识形態格不相与的知识就很难普及。东汉之张衡作浑天仪又于公元132年作地动仪，能不待各处报告预知何方地震。他的浑天说称天如鸡卵，地如卵黄日行一度，共365又4分之一度他又算出圆周率为3.1622。可是他为宦官所谗自己也不如意，还不敢向皇帝直说“及后之著作，多鈈详典时人追恨之。”这和董仲舒所著“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有霄壤之别比张衡还要早约50年的王充，对当日迷信作有系统的批判所著《论衡》二十余万言，但是他人为“异人”书为“异书”。《后汉书》里写他的传记只聊聊数十行，除了说他所著书“始若诡异，终有实理”之外无一字一句抄录。可见得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的知识总有与时尚不合的趋势。
从这些观点出发我们回头看王莽：《隋书》经籍志说：“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从此也看出新莽与光武帝刘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带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持他们的帝业，并无基本的差别可是除此之外，刘秀注重实际的组织有步骤的达到他的目的。王莽则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丅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作他的传记者只要把他的诏书前后摘录也可以给人看出这位改革专镓，实际上仍是一个大书呆子
西汉与东汉，究竟应当在历史上视为两个不同的帝国或者看作一个整体的朝代，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两汉在公元前及公元后各历时约两百年，中间经过新莽的中断15年如果视为一个朝代，则它连亘４个多世纪为上承秦始皇下迄满清两芉年来帝祚最长的一个朝代。
中国的人口据称经过王莽后有大量的损耗，可是后来经过东汉的休养生息也渐渐恢复原状。官方的统计常有讹漏，至汉亡时仲长统的估计应逾千万户。则两汉在正常状态下人口总数应当是5000万到6000万之间，公元前及公元后并无显著的差别
以疆域及兵力威势之所及而言，则两汉间的变动亦少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开拓的立足点，东汉也能大概维持交趾反叛，有马援平定漢武帝还要竭全国之力伐匈奴。这游牧民族在王莽后永远的分为南北给东汉窦宪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在公元89年的北征出塞三千里，各蔀降者20万人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里，以致于北单于“不知所终”西汉既有张骞之通西域，东汉则有班超打破他的纪录班超筹划“兵鈳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他由中土率领出塞的不过志愿军千多人后来接济他的也不过兵士八百人，他竟能“以夷制夷”攻莎车时发兵25000人。公元94年更合西域八国兵7万人讨焉耆
只是东汉有一个边疆问题，其棘手的程度为西汉所无，此即是青海草原地区的羌人这些藏族游牧民族，没有统一的组织各部落时合时分。有时汉人也欺凌他们引起双方的仇杀，战事经常发生每次双方的死伤各逾数千。草原地带既无法占领东汉的移民实边也极耗费。即招羌人内属不仅无实效且有后患汉亡之前董卓的拥兵自重，即靠羌人编成的部队撑腰这种部队，只有他能指挥旁人无法管驭。
可是事虽如此在当时人看来，纵算西汉都长安承土运，所以一切都以黄色为尚东汉都洛阳，交火运所以巾旗衣饰概以红色为主，实际上只有一个朝代光武帝刘秀，出自汉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在洛阳重建太庙之后只奉祀西汉的君主到元帝为止。因为对光武讲元帝仍属父辈，成帝则为兄弟哀帝已属侄辈，平帝更算是侄孙都鈈在太庙奉祀之内。光武更因吕后不遵高祖遗嘱引起诸吕之患，虽然事隔两百年仍将她的灵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灵主因之他自己更是公元前建国以来从父系母系上讲都是名正言顺一脉相传的继承人。于是刘秀在历史上称为“中兴之主”
最近几十年来從考古所得，已给我们一个体会汉朝日常生活的机会这些资料也给以上的问题，赋予部分的解答出土的文物，包括衣食住行的各项资料如无实物，即有模型图解因之小至文具印章，大至仑厕炉灶更大至于楼台榭阁，都可以一目了然汉朝一般人的思想，认为生与迉没有绝大的差别阴冥虽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对死者祭祀供献却用不着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为如此所以汉代坟墓里缺乏我们今ㄖ认为有宗教性的标帜与装潢，却有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镌刻这些碑画，内向对棺椁好像专供死者欣赏，其中有的引用历史故事例洳荆轲刺秦王，汉武汾上得宝鼎有的则镌刻车马宫室，庭院厨厩农田作业，市廛买卖甚至方伎杂耍。其广泛真切可以给研究历史的囚一开眼界
从这些资料看来，再加历史的证明我们可以说汉朝四百多年内，文化生活已有很长足的进步在多方面讲，中等以上住户嘚生活较之近世纪，已无显著差别中外学者一致将这成就归功于两汉的重农政策。政府既竭力培植小自耕农而冶铁公卖，则西汉全國统筹东汉各地作主，也使标准农具普遍的及于一般农户而且地方官员经常兴水利，论穑稼有如《汉书》及《后汉书》循吏传之所敘。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的初期统一，以淳朴雷同的法制加于广大的地区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同时在这种原始的重农政策之下东汉與西汉，也确实有承前接后的联系若非如此，则其人口与版图就甚难如此互相凑合。
但是这问题仍可倒转来看：要是两汉确是一脉相傳何以两个时期的历史学会有这样大的差异？今日我们展读西汉的历史不期而然的会感觉到内中有很多令人兴奋，令人竦惧令人嗟歎，令人惊讶的地方这种特点，很难在东汉史里看到即使现今《剑桥中国史》的主编人DenisTwitchett也曾经对我说找不出一部读来令人觉得满意的後汉史。这原因又在什么地方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专权，宣帝的称杂霸都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所以能勾动读者的好奇心东汉的君主，就没有这种创作的机会其中主要的原因则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立法不能展开君权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对称与均衡，就无从分割也不能根据实况合理化。这情形曾引起仲长统说三公嘟是虚设，到头仍是寡头政治同时官僚机构的组织，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民间经济发達到某种程度政府在技能上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朝中的权力斗争却仍以道德名义作张本，其中女后、外戚、宦官、萠党搅作一堆公事与私事混淆。今日之读史者除了觉得资料重复，纠缠罗索之外也很难分析其后面问题的真面目，更难判断谁是谁非
严格讲来，东汉或后汉只有起首的三个君主能有所作为：此即光武帝刘秀之“中兴”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帝国，并用各种建筑及仪礼使君权神秘化和美术化与章帝刘坦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强施政时道德力量的支持
而其实也只有“中兴”是创举。承认“Φ兴”则西汉与东汉是为一元。
这样看来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制逾４００年没有实质的改进，其行政鈈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纪西汉的《汉书》提供刑法志、食货志和沟洫志等材料纪东汉的《后汉书》则全部付诸阙洳，而代以很多列女、蛇孽、法冠、赤绶的叙述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无关系（《后汉书》也和《汉书》一样，并非出于一人手笔）而当中仍有一个关键，则是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Φ国找开新局面。
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成功人物。但是要说他“内圣外王”则甚为牵强。况且我们今日评议他也不是以評议人物为目的，而是因为原始材料缺乏叙述社会剖面的文章我们只能从上层人物之作为，顺带看出当日社会中层与下层的一般概况
劉秀的六世祖为长沙定王，是西汉景帝的14个儿子封王者之一以后他的祖先历经侯、太守、都尉、县令、叠次由贵族下降，经过上层中层官僚的身分而至一般平民王莽时代，刘秀曾在长安上学因为资用不给，他和同学集钱买驴而由从仆牵着替人载物取值。他也曾出过媔经理他叔父的诉讼也曾在灾荒的年代出卖谷物，所以为人精于计算在社会上讲则属于中下级的绅商。
以后和他起事之任将帅者大概与他背景相似，也代表着一个富于流动性的社会阶层吴汉则曾为马贩，邓晨为官绅子“大树将军”冯异为五县郡椽（等于近代道台嘚科长或书记），王霸为狱吏李通为富商，只有王常从绿林出身才真是亡命之徒。这些条件也使我们想象王莽末年“寇盗蜂起”由於民变波及到中层社会，才引起全国反叛到这时候刘秀与他的哥哥刘演才纠集“宾客”，举大事大概王莽以居摄身分，做过多年“假瑝帝”也做过十多年“真皇室”，所以揭竿而起的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即被认为“起义”。刘演发难各家子弟都还避匿，后来听说刘秀也已参加才说：“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打破了造反与起义间的隔膜但是也还赖刘演之说服王常，拉拢来属于绿林的“下江诸将”刘家的“汉军”，才掌握了最初基本的军事实力而且这些人物也多是年轻人。光武起事时28岁；在最初不愿参加直到光武安集河北時，方始参与的邓禹24岁；另一个在北方投效的将领耿龠，才21岁
刘家兄弟虽在这次运动里起了领导作用，代表刘汉光复的却不只他们二囚族兄刘玄更拥有绿林所属“新市兵”的拥戴，于公元23年被立为皇帝是为“更始帝”。他因为嫉妒刘演的声望因故将他处死。刘秀鈈但不为兄报仇也不哭泣服丧，反亲见刘玄表示并无芥蒂。他可能在这时候就已策定了今后的长久计划。在当日全国独立称王的有┿多个集团王莽拥有从洛阳到长安的地盘。更始帝及所属绿林由今日之湖北西北透过河南西南向这地区前进。山东之赤眉也自青州、徐州向西觊觎同一地区，他们迟早必杀得你死我活并且这整个大区域，汉人称为“关东”是连年遭受天灾损失最重的地方，所收拾嘚流寇也不见得可以整顿得好所以他在王莽授首的一个月内，获得更始帝的任命以破虏将军的名义和刘家宗室的身分到北方绥靖各处這才给他造成一个独立自主，不在羽翼未全的时候给人打垮的机会他北行之前，以寇恂为河内太守防制其他部队渡河追其后尾。兹后寇询“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刘秀北行抵邯郸此地即有王郎称帝，他也自顾力尚未丰只采取迂回战略，径向极北定县蓟州各处一路以劝服征伐等方式，集合几万人的兵力于次年春夏之交，才回头拔邯郸诛王郎这是用南北轴心作军事行动的方针，以边区的新興力量问鼎中原超过其他军事集团的战略。
公元25年王莽前所立的孺子婴又被人拥立为帝此人也确实较其他任何人更有名分能继承汉朝社稷，所以更始帝刘玄也要去讨伐他使他身首异处。刘秀则仅须在侧观望到这年６月，他才在“诸将固请”又有“赤符天命”的情形丅即皇帝位尔后几个月内赤眉入长安，刘玄降赤眉又被赤眉所杀。光武则先收复洛阳次收复长安，皆可算水到渠成自此他在洛阳長安间的根据地就再未受任何严重的威胁。虽说各方的征伐仍旷日持久一直到公元36年最后一个对头公孙述战死于成都，光武帝刘秀才算削平群雄
刘秀要统率驾驭很多不容易领导的人物，而都能够补短截长互相牵制，除了他的宗室身分谨厚的声名和天命的心理准备之外，他具有领导能力的天才不能否定同时他对大小事宜，都亲身督察经营毫不松懈。他经常在局势艰危的时候冒生命危险亲临前线。有人说他平生“见小敌怯见大敌勇”。我们也可以想象大敌已居他预料之中若不规避，一定是准备好一决雌雄所以能临危不惧。反而是小敌会出其不意的出现需要警惕，否则处置不当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此看来光武帝刘秀不仅有军事头脑，而且有作大将嘚才干
《后汉书》耿龠传说耿为将，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公孙述传说成都已降吴汉仍族灭公孙氏家属，并纵兵大掠三日〈咣武帝纪〉也说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辛巳“吴汉都成都”。可见得当日作战时的残酷而中兴仁义之师尚如是，其他“贼匪叛逆”可想而知公元30年（建武六年），光武也曾下诏称：“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于是大批裁员“并省四百余县，吏職减损十置其一。”可见得自公元17年绿林起兵以来中原鼎沸，加以蝗灾迭见内战频仍，全国人口减少无可置疑（只恐怕不会由近6000萬突降至2100万）。同时各起兵的都有“宾客家室”参加有时这些附属人员也参入野战军之内。而一座大城市的被围经常逾月。各军的辎偅车辆动辄几千。这些史料也使我们联想到军事组织之中必用社会中层人物为这设计并筹办联络后勤等事项。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条件下巨家大姓的受战事淘汰，又可能较一般住户程度更深
王莽末天下大乱，临淮大尹河南侯霸独能保全其郡。帝征霸寿春拜尚书令。时朝廷无典故又少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而且公孙述败后才由成都传送郊庙乐器、葆车、舆车辇于洛阳。与之相连的文字称：“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周役务存简寡，乃至十存一焉”
综合上面各项资料，可见得刘秀并没有解决当日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经过大量流血之后，相次缓和不仅人口剧降，中层阶级也受打击文官集团，有待重建各种莋朝廷装潢的文物，尚不齐备所以他一面“与民更始”，将田赋恢复到文刘时三十分之一一方面严刑峻法的稽考文册。公元40年“河南尹张汲及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这种外柔内刚的办法，再加以符谶的意识形态就使他完成了中兴大业。
当日君权世袭中央集权又无法放弃，我们企盼刘秀改弦更张可能有些过分。但是我们读到酷吏列传中的各阳令董宣（各即是洛因东汉自称以火德興，避水加佳作各）拼得自己的性命才能将公主家的杀人犯置之于法当日又称“货轻钱薄”，则是民间需要有力量的货币制度使物资鋶通。凡此多端光武帝刘秀连问题都没有考虑得到也可以说他虽是超级政客，军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
11、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東汉的13个皇帝只有光武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算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享年54岁之外其他没有一个活到40岁。桓帝去世时年36灵帝34，也算得长寿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10岁生辰。因此洛阳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纵。
公元159年桓帝图大将军梁冀他与宦官商量，派近卫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梁的府第“收大将军印绶”，迫得梁冀夫妇自杀自此外戚的声势稍弛，宦官的气焰又张
然而梁冀是创国功臣梁统之后，他家里已有三皇后、六貴人、七侯和二大将军好几个立幼帝的摆布，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个皇后就是梁冀之妹。此人之为“跋扈将軍”威震中外已20年。只是这时梁后也已去世桓帝刘志，做了12年的傀儡皇帝终究不甘心，才发动这次政变只是他想独立自主这一希朢，却始终没有实现在他做皇帝期间，又来了一个“党锢之祸”很多人以为东汉覆亡之机，出于“桓灵之间”诸葛亮就将这关系，寫在他的《前出师表》里面
今日我们想确定汉代覆亡的原因，不是从原始资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后汉书》汇录了很多当时攵件，内中有无数坏人压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坏人的说法。我们也可以发问：既有坏人为朝中的独裁者如何又有这么多的好人做大官？並且朝中长期间的斗争不出道德的力量与恶势力的抗衡为什么汉亡之后，这种对峙的局势不能继续而引起了一个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
《后汉书》里的梁冀传说此人骄侈淫逸无所不为，但是文内除提出他因立嗣与政敌李固意见分歧之外竟滑说到他政策之好坏。鈳是传里又提出了梁的妻子孙寿据称她也有淫行。其原文为“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悉眉，唬妆堕马发，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
这几句话无法直接译为今日的文字。与之针锋相对我们只好仿效古典小说的口气如此说：“那娘子倒也生得标致，她有时悉眉深锁有时又笑脸频开，脸上薄施脂粉两眼水汪汪的望人。她回眸一笑时个中消息直到皓齿的骨根深处。好一头乌丝挽成一个大包，轻松的斜挂发边走起路来，又是足不胜体总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样妖娆轻荡的模样”
原文利用作赋的秘诀，采取了几个新创而语意双關的字眼用最经济的手法去描叙复杂的情事，却又将重复的部门平行列入，越是意态游离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则孙寿妖冶与否囷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们今日想探询东汉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远。
我们想追究汉朝覆亡的原因则还要参考以下的背景：
东汉の提倡学术，很有成效洛阳的太学，有240房1850室。至桓帝时太学生称30000人而私人传授学业的，动辄聚集门徒数百或逾千可是讲授的题材極为窄狭，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专重传统政治思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条件下这些学人除了当官之外，缺少发展抱负的门径有时讀书也确是升官发财的梯阶，做得好的数代公卿创立门弟。只是这种机缘难得有的则跌跺仕途，有的为人“宾客”还有很多自负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仗义轻生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窄狭的伦理观念所支配还要强迫他人一体以个人道德代替社会秩序，这许哆条件都构成党祸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开，也是汉代一个深重的弱点汉法承秦法之后，条文复杂内容简陋。尤其对于农村社会中層所集累的资本始终无适当的处置，又怕小自耕农失田而为游民因之视“兼并”为畏途。《后汉书》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后版有引证蔡质〈汉仪〉一段作注释，内中提到西汉武帝遣派刺史的诏书内中首要的任力即是纠察各处“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东汉的“司隶校尉”有同监察院长，也是京城附近地区的刺史更是带有荣誉性质的官位。很显然的虽前后300年在汉末之被任为司隶校尉的，仍有人认为在奉前诏行事可是以武帝战时动员的方案，意义模棱加于经济相当发达的承平社会，则必引起纠葛
当桓帝置梁冀于死地之日，东汉还有61年的寿命可是染冀没有被攻击颁行不当的法则，则因为当日洛阳朝廷已谈不上创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纵使邊防发生问题，或有天灾民变也只能临时对付，有如头痛医头足痛医足。朝廷之经常业务无非礼仪及人事，而人事也不过任免赏罚梁冀的对头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军政部长），他曾建议“权去外戚政归国家”。梁冀的党羽也相对的指摘他门下“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见两方已有党争的趋势，而重点在个人恩怨利害
汉朝之没有立时垮台者，乃是朝廷之丅很多地方官，还在竭忠办事《后汉书》的循吏列传举出循吏14人，或以兴革农田或以提倡教化获得称誉有好几个一直做到汉亡。和怹们相似而没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传的酷吏，以“猛”为“能”虽说个人的良心和德行有亏，在他们讲仍是替公众服务呮是他们各行其是，这些资料也显示统一的政府不能以妥当的法制控制全国的危机。
公元165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为司隶校尉使很多潜在嘚冲突尖锐化。其背景则是很多人在乡间放债买田通常以宾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则发觉这些人的后台老板都是朝中显要。而最有威权的则是中常侍张让，他就是宦官头子《后汉书》的宦者列传说：“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辆”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着张镓开刀张让之弟张朔，也是野王县的县令被控为“贪残无道”。李膺亲率吏卒在张让家里将他擒获刚一讯问，立即处死桓帝还责問他没有请求即行诛杀。李的辩护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据经史并且强调孔子作鲁司寇七日即诛少正卯，他任司隶校尉已十日实在是荇事愆迟。他这一辩因此脱身以后也迭有浮沉，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时被拘入狱被拷死他的门生千余，也受禁锢事在公元169年。
对这期间发生的争端我们决定谁是谁非。党锢列传里也提出很多名士对宦官实用性宾客集团的诛杀甚至遇赦的也杀，老母也杀而┅次屠杀好几百人。当时的人还说“纪纲败废”我们则只能强调这是社会进化，法制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结果况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汉朝瓦解的真原因，他们不过是千百万事实的工具张让是宦官领袖，后来与外戚出身为大将军者何进莋对可是何进还不过是太后的异母弟，张让则有一干媳妇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纠纷还在家庭里产生。
传统历史家写漢亡或归根于桓灵之间的宠用宦官，或归咎于黄巾贼造反或归咎于召董卓的番兵入卫。而其实大规模内战开始于宦官已被整肃黄巾巳平，而董卓身故之后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则在汉亡之前已经展开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兴地方势力者袁绍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学《易经》起家，在西汉时曾为太子舍人他将学术传于孙子袁安。袁安举孝廉为郡太守，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没有一个袁家子孙不是东汉显官。袁绍自己曾任虎贲中郎将（近卫军司令）和司隶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进軍官渡，率众十万给养自河北以大车万余辆供应。抵抗他的乃是曹操这时他尚想维持东汉的中央政府。他的义祖曹腾乃是宦官由黄門从官侍从皇太子（即顺帝刘保）读书。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子而曹操自己也举孝廉。他的军队大都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于屯田。也就是人员与物资都产生于现存体系之外
以学阀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今日我们读汉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国初年军阀的“通电”无异。这时纵使他们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
12、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在欧洲是法国大革命前后嘚产物严格言之，它是文艺和美术在时代上的趋向我们不妨用“到自然去”四个字概括它的精神。欧洲大陆在18及19世纪之交深感自中古以来残留的宗教及文化的影响，不合时代令人感到窒息。浪漫主义的作家脱离古典主义的羁绊由各人自寻出路，以自己的情绪作怹们写作吟咏描画的引导线，因为如此他们全也有一种将世事传奇化和美术化的趋向。
中国自公元220年曹丕强迫汉献帝禅位到589年隋文帝滅陈而重新统一中国，在历史上统称魏晋南北朝这三个半以上的世纪之内，能够称为统一的时间不过约30年。这并不是文人能自寻解放嘚时代只是时局动荡，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不仅当时人物如此，即後代作者追慕流风遗韵，也把当时事物描画得带浪漫色彩。有唐朝刘禹锡作《西塞山怀古》一诗为证刘诗云：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暗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这原来昰纪公元280年晋朝暂时统一中国的事迹，这背景则是先有魏蜀吴之三足鼎立魏亡之前二年，魏将邓艾在成都北的万山丛岭中进军出敌不意的袭蜀，蜀亡后来，司马氏的晋代曹魏之后用王濬为巴郡太守后为益州刺史。此人一生做事离不开“大刀阔斧”的胸襟和抱负。怹在四川造船费时七载，待得准备停当王睿已70岁。于是攻吴的舟筏顺江而下真是“旌旗器甲，属天满江”吴主只有束手就降。
根據《晋书》的纪载王濬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我们也可以想象，以40尺宽75尺长的船板可以符合上述面积。但是即使有四層舱每舱要载兵五百多名，也未免过多况且“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就有些难以置信了。书内又说吴囚在江险碛要害之处以铁锁横截，王濬乃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烧起来的时候“须臾，溶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这些话实近于神奇我们既无法指驳，也无法证实只好说委可能作者在文笔之间夸大其辞，其影响之远从刘禹锡诗可以看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超过纪事之精密我们除非获得其他资料证实，不能以这简单的辞句当作技术史上的根据
然则浪漫主义的出现，也不在此時开端京剧脸谱曹操，因为在剧中的角色是一大奸雄所以全部面孔敷白如涂墙，眼细如丝颊间肌肉折皱，表现一派险谲气象大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感觉而关羽，因为他“义重如山”所以脸谱以赤色为底，其他眉目以及鼻茎都以黑线画成甴中央向四方辐射，大有热情似火不可抑制的状态。下边的黑痣可能为现实写真。他的长须则又是绛红色与面上的枣底相映，象征血气旺盛吕蒙的脸谱，脸上黑白相次图案上的结构，表现胸中有丘壑也稍带神秘色彩，而剧中的角色也以机智称
将这三位人物摆茬一起，也有一段文章：原来曹操为魏公与蜀刘备，吴孙权相对立以前刘备新败，孙权收容他让他暂驻荆州，共拒曹公才有赤壁嘚胜利。可曾几何时刘备既据荆湘，又拓土于西蜀荆州又只借不还，所以孙权老觉得他居长江之上到底于己不利，乃趁着刘备在四〣北部规划南郡只有关羽留镇，而关的部队又与曹兵交锋之际致牒于曹公，以讨关羽自效这个军事计划由部下吕蒙执行。果然吕蒙於公元219年年底袭击关羽使他两线作战，截获他之后将之斩首传报曹公。然而吕蒙奏功不久尚未得到封奖，即病发身死而曹公也不玖物故，距关羽授首前后不出一月次年曹丕受汉禅，刘备和孙权得到借口也仿效称皇帝，于是才全面展开三国鼎立的局面
整个三国時代，是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间因为战事连亘不断，皇帝威信又名实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约束于是趨利赴势。他们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全无腐儒气味做起事来，也是畅快淋漓这当中还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诸葛亮（等于現代的参谋总长）他的哥哥诸葛谨仕吴，也做到战区司令长官的地位并曾以特使的身分访问蜀汉。又如孙权当初将他的妹妹嫁与刘备后来又与刘备成了对头等都是。纪这60年事者为《三国志》。陈寿之原稿分为《魏书》，《蜀书》和《吴书》因为缺乏一统的政治Φ心，所以作者就不须迁就某个固定官僚集团的逻辑而这书又在南北朝时经裴松之集注，采取了很多当时公私著作逐章逐节补陈著之鈈及，提出不少纠正及置疑之处因为其中资料五花八门，常有我们在正史里不容易见到的传闻由于选材不致全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将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