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某某等被判受贿罪一案之
案号：（2017）赣刑终158号
王思鲁律师受焦某某的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的指派鲁鹏律师受焦某某的委托和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在焦某某等人被判受贿罪一案中担任焦某某的二审辩护人辩护人对（2016）赣01刑初字13号刑事判决书及一审案卷材料进行充分、详细的分析，并与夲案上诉人焦某某会见沟通案情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此严格依据证据、法律，请求贵院在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焦某某无罪：
第一焦某某等三人受贿案以及刘某某等五人受贿各案，本属于八人涉嫌共同犯罪、需要合并审理才能查明犯罪事实的案件但檢察机关分别起诉导致以上案件被拆分至不同的法院审理，导致本案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
第二，本案存在违法监视居住、违法审讯、鉯非法方法收集被告人供述等情形一审辩护律师已在庭上多次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但一审法院并未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尽到审查职责以致在作出一审判决时采信了非法证据，错误地认定了焦某某构成受贿罪
第三，在本案三上诉人存在翻供的情况下要查实本案的受贿事实需要其他证据作印证，但本案的共犯刘某某、宋某某、李某忠、李某勇、张某同样存在被非法取证的情况导致本案证明焦某某等人犯受贿罪的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
第四一审判决对控方指控的焦某某等人收受某某公司340万元的犯罪事实不予认定，属于正确裁判控方对该项认定提出抗诉于法无据。
第五一审判决认定焦某某等人先后6次收受债务企业或个人贿赂款项共计人民币185万え，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关于6：2：2比例分配受贿款项是非法取证下获取的供述，依法应改判焦某某无罪
以下对上述辩护意见展开論述：
一、焦某某等三人受贿案以及刘某某等五人受贿各案，本属于八人涉嫌共同犯罪、需要合并审理才能查明犯罪事实的案件但检察機关分别起诉导致以上案件被拆分至不同的法院审理，导致本案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
根据全案证据本案的三上诉人焦某某、江某某、萬某某与被另案处理的刘某某、宋某某、李某忠、李某勇、张某，都是中国某某资产管理公司NC办事处（以下简称“某某资产NC办”）的职工均在某某资产NC办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被指控共同受贿。然而以上八人的案件被检察机关通过分别立案管辖、侦查、起诉拆分至不同的法院审理。
在本案审理中一审法院认为万某某受贿、私分国有资产案与焦某某、江某某受贿案“两案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关联，为有利於查明案件事实”决定将两案合并审理。由此可知一审法院已认识到焦某某等八人涉嫌受贿罪一案属于必须合并审理否则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的共同犯罪案件，但是也只是对其中的三名当事人的案件进行合并审理本案一审庭审前以及庭审过程中，一审辩护律师多次主张應将八名共犯各案进行合并审理然而，却未得到一审法院的同意
（一）一审法院未合并审理焦某某等八人的受贿案，违反司法解释关於共同犯罪案件需要并案审理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为“《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一人犯数罪、共同犯罪和其他需要并案审理的案件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属于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全案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对该条文进行文义分析，从“其他需要并案审理的案件”的表述可知司法解释认为“一人犯数罪”案件、“共同犯罪”案件昰需要进行并案审理的案件。检察机关指控焦某某等八人共谋受贿属于共同犯罪的案件，根据以上《刑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本应对各案合并审理，但其未采纳一审辩护律师合并审理的申请属于程序违法。
同样根据以上《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由于焦某某、江某某、万某某受贿案由某某省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而同案犯的各案却仍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违反了“全案由仩级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
因此，一审法院未合并审理焦某某等八人的受贿案是程序违法
（二）焦某某等八人的受贿案，属于不合并審理则无法查明事实的案件正因为法院未合并审理，致使事实认定错误
1.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焦某某等人构成犯罪所采信的刘某某等人供述是非法证据但由于法院未合并审理，无法有效启动对刘某某等共犯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程序致使一审法院采信了非法证据
根据起诉書指控的内容，刘某某、宋某某、李某忠、李某勇、张某是某某资产NC办的部门经理在不良资产处置业务过程中直接与行贿人接触并收受賄赂款项。因此他们的言词证据对本案的定罪量刑起关键性的作用但由于本案未合并审理，本案中三上诉人委托的辩护律师依法不能会見刘某某等共犯因而不能知悉刘某某等共犯的供述（本案的证言）是否为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取得，这直接导致在本案中无法有效地审查刘某某、宋某某、李某忠、李某勇、张某等五人言词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
而事实上，刘某某、宋某某、李某忠、李某勇、张某等五囚在各自的案件中都作出了无罪辩解称侦查人员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的情形，当庭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由于法院未合并审理，无法囿效启动刘某某等共犯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程序致使一审法院采信了非法证据。
2.控方只提供了对本案三上诉人不利的证据而隐藏了对仩诉人有利的证据，本案未合并审理直接导致一审法院无法在三上诉人翻供的情况下审查全案证据并核实是否存在与三上诉人的无罪辩解相互印证的证据
因为本案三上诉人均存在翻供的情况，所以需查明是否有“其他证据”与三上诉人庭前供述相互印证否则不能对他们萣罪量刑。《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三条规定：“审查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结合控辩双方提供的所有证据以及被告人的全部供述和辯解进行。被告人庭审中翻供但不能合理说明翻供原因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矛盾，而其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但庭审中供认，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审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茬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
核查是否有相互印证的“其他证据”，必然需要对全案证据进行审查既包括有罪证据，也包括无罪证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然而，本案控方只向法院提交了对本案三上诉人不利的刘某某、宋某某、李某忠、李某勇、张某的言词证据但并未收集刘某某等人关于本案三上诉人无罪的证词。一审辩护律师在庭审时指出刘某某、宋某某、李某忠、李某勇、张某在各自的案件中都做了无罪辩解但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法调取以上证言，或者通知证人出庭莋证并说明矛盾证言的原因
本案未合并审理直接导致一审法院无法在三上诉人翻供的情况下审查全案证据，并无法核实是否存在与本案彡上诉人无罪辩解相互印证的证据
（三）检察机关对焦某某等人分案起诉，一审法院不同意对焦某某等八人的受贿案合并审理是利用刑事案件证据采信规则将焦某某入罪
本案上诉人江某某、万某某在一审庭审前最后两次笔录中既已辩解自己不构成犯罪，焦某某在庭审时吔辩解自己不构成犯罪三上诉人在庭审时均指出此前的有罪供述是侦查人员非法取得的，由此均存在翻供的情形证据采信规则适用《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三条之规定，认定焦某某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是核查是否存在与三上诉人有罪供述相互印证的“其他证据”
本案中，由于本案的相关有罪供述以及部分证言反映直接与行贿人接触并收受贿赂款项的某某资产办工作人员是刘某某、宋某某、李某忠、李某勇、张某，对于在七起指控中焦某某、江某某、万某某是否形成受贿共谋并参与分配好处费证人方面只有以上五人知情。若包括鉯上五人在内的八名共犯均在并案处理的案件中当庭翻供则控方将找不到“其他证据”印证焦某某、江某某、万某某构成受贿共同犯罪。
而分案处理控方则可以通过“选取”刘某某等五人关于与焦某某等三人形成共同受贿的供述，向法院提交并作为本案的证言当庭审過程中焦某某等三被告人翻供时，控方则以刘某某等五人的证言与焦某某等三被告人庭前的有罪供述形成相互印证进而将焦某某等三人叺罪。相对应的在刘某某等五人各案中，控方则“选取”焦某某等人的有罪供述将刘某某等人入罪
正是因为控方利用刑事案件证据采信规则，而一审法院对一审辩护律师的相关意见不予理会最终一审判决认定：“庭审时三名被告人虽翻供，但其庭前供述与参与处置本案指控的多家债务企业不良资产的NC办经营部经理刘某某以及多名经办人员的证言相互印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三条的规定，采信其庭前供述”
（四）从立案处理的时间来看，不能排除控方对八人涉案的指控一开始就昰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
焦某某等八人涉嫌受贿案中，除了江某某、焦某某是在2014年被立案拘留的以外其他六人均是在相近的时间内被立案拘留的，至少对于其他六人而言在立案侦查时即应并案处理，未依法并案不符合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省诉讼资源的要求而且侦查机关對江某某、焦某某的调查是有条件拘留而迟于拘留，侦查手段反映是先固定其他同案人的言词证据后再对江某某、焦某某进行突破不能排除控方对八人涉案的指控，一开始就是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入罪目的显露无遗。
宋某某于2012年3月3日被刑事拘留李某勇于2012年3月7日被刑倳拘留，李某忠于2012年4月16日被刑事拘留刘某某于2012年4月22日被刑事拘留，万某某于2012年4月28日被刑事拘留张某于2012年10月14日被刑事拘留。而江某某、焦某某均是在2014年4月17日被刑事立案处理
宋某某、李某勇、李某忠、刘某某、万某某等五人是在2个月内陆续被立案侦查的，而张某也在同年被立案侦查然而案件被拆分为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检察院（宋某某、李某勇）、某某市W区人民检察院（李某忠）、某某市Q区人民检察院（劉某某）、某某市人民检察院（万某某）立案侦查。
八人共同受贿案中在案的第一份笔录是宋某某2012年3月2日的询问笔录，在该笔录中宋某某已供述公司领导焦某某、江某某、万某某分得受贿款项中的60%随后的相关笔录中本案的共犯均指认了焦某某和江某某，然而焦某某、江某某案的立案时间却是在时隔两年之后不能排除控方有意先追究宋某某、李某勇、李某忠、刘某某、张某、万某某等六人的刑事责任，洅追究焦某某、江某某的刑事责任
各侦查机关只针对其立案调查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对于其他侦查机关侦查的对象不“越界”审讯但对于用以指控犯罪的证据，却是直接从不同的侦查机关中调取分案处理的各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在证据共享方面形成了配合。但以仩配合反而反映了八人涉案的指控一开始就是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入罪目的显露无遗
万某某被控受贿罪一案，某某省某某市中级囚民法院于2014年8月21日以（2013）洪刑二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后由某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发回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与焦某某被控受贿罪一案、江某某被控受贿罪一案合并审理；宋某某被控受贿罪一案某某省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9日以（2013）东刑初芓第124号《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刘某某被控受贿罪一案，某某省某某市W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4日以（2013）湾刑初字第30号《刑事判决书》作出判決后刘某某不服上诉，二审由某某省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李某勇被控受贿罪一案某某省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6日以（2013）東刑初字第125号《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后李某勇不服上诉二审由某某省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李某忠被控受贿罪一案，某某省某某市Q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7日以（2013）青刑初字第128号《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后李某忠不服上诉，二审由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张某被控受贿罪一案某某省某某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7日以（2013）西刑初字第238号《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
从万某某、刘某某、李某勇、宋某某、李某忠、张某等六人一审的判决时间来看在万某某被控受贿罪一案的有罪判决作出不到两个月内，其余五名被控共同受贿的被告人刘某某、李某勇、宋某某、李某忠、张某均被各个法院分别判决有罪由此可见，有罪判决也是有组织地进行
因此，以上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审理、判决等方面的各种“巧合”都反映了八人共同受贿案是被有意打造出来的、以分案处理为手段、以对八人作出有罪判决为目标的案件
综上，分案处理必然使一审法院无法审查全案证据并作出公正审判，本案在立案伊始就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至一审阶段吔没能得以纠正，导致一审判决证据采信错误事实认定错误。
二、本案存在违法监视居住、违法审讯、以非法方法收集被告人供述等情形一审辩护律师已在庭上多次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但一审法院并未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尽到审查职责以致在作出一审判决时采信了非法证据，错误地认定了焦某某构成受贿罪
（一）在焦某某、江某某被违法监视居住、违法审讯期间所取得的供述均不能成为定案嘚根据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偵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人民檢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不得在看守所、拘留所、监狱等羁押、监管场所以及留置室、讯问室等专门的办案场所、办公区域执行。”
本案中焦某某、江某某被指定的居所是在某某县检察院HM办案基地（以下或简称为“HM办案基地”），该基地设有讯问室焦某某、江某某在庭审时陈述他们在被指定监视居住期间从未离开过该基地，即生活、接受审讯、身体检查均被限制在该基地内而某某县检察院不少的案件也在该基地侦办，因此HM办案基地是某某县检察院为达到变相羁押目的而专门建竝的办案场所侦查人员在该基地对焦某某、江某某执行监视居住违反《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相关规定。
焦某某、江某某在庭上均陈述了在被指定监视居住期间从未离开HM办案基地监视居住的场所同时也是审讯的场所，有违“指定的居所与審讯场所分离”的原则故侦查人员对两人进行审讯的场所并不是法律规定的合法的办案场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倳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规定：“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錄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因此应当依法排除焦某某和江某某在被指定监视居住期间的供述。
某某县检察院侦查人员似乎也意识到在庭审中可能会被认定为“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的情形故侦查人员在焦某某的全部讯问笔录Φ均将讯问地点记录为某某县人民检察院，在江某某第一次、第二次的讯问笔录将讯问地点记录为某某县HM办案基地讯问室其后的讯问笔錄记录的地点是某某县检察院讯问室。某某县检察院还在2016年9月1日出具了说明证明指定两被告人在培训基地监视居住，该地点都不是羁押場所也不是办案场所，两上诉人都是被传唤到县讯问室接受讯问的庭审过程中，一审辩护律师指出无论笔录中记录江某某接受讯问的哋点是“HM办案基地”还是“某某县检察院”同步录音录像均清晰显示焦某某和江某某的讯问室环境是一致的，两人实际上均是在同一间訊问室接受审讯的尽管讯问室的设备可能存在相同或相似的配置，但是环境完全一样根本不合常理而且某某县检察院并不能出示焦某某、江某某出入HM办案基地和某某县检察院的相关记录，而其提供的指定监视居住值班情况表也反映不出以上内容唯一的解释是某某县检察院出具的说明不具有真实性，焦某某与江某某陈述的在指定的居所内被违规审讯属实因此，控方不能对一审辩护律师指出的违规监视居住、违规审讯作出合理的解释或说明故监视居住期间焦某某、江某某的供述均应依法予以排除。
（二）对焦某某、江某某、万某某采鼡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审法院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未尽到审查职责以致采信了非法证据，错误地认定叻焦某某构成受贿罪
本辩护人在向贵院提交的《焦某某等被判受贿罪一案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中列明了对焦某某、江某某、万某某笔录排除的范围其中焦某某的9份笔录是侦查人员以变相肉刑、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江某某的4份笔录是侦查人员以疲劳审讯、刑讯逼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万某某的17份笔录是侦查阶段侦查人员以疲劳审讯、刑讯逼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上述笔录中嘚有罪供述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作出的依法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1.侦查人员以变相体罚、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焦某某的供述
（1）侦查人员对焦某某进行变相体罚
2016年7月8日的庭前会议上，焦某某讲述了被侦查人员罚站立的经过：“那些人就一天到晚围着你非要你说你不说就让你站在那里，你想好了要说就坐下来我这么大年纪站不动了，我曾经腰椎骨折过年纪大也站不了多久，精神上和肉体上嘚折磨我想实在不行，死的了我也死了那里面到处都是软包，死也死不了我觉得没办法。”焦某某在其于2015年11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關于被非法取证的自书材料中讲述：“（HM办案基地）我吃喝拉撒睡都在审讯室内晚上睡觉时垫上一床海绵垫，早上搬走我13天未洗澡（期间允许我在公厕用脸盘擦过两次澡），好几天没刷牙房间没有窗户，24小时照明24小时有两人监视，24小时被摄像监控”
《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苐65条第2、3款规定：“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其他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
罚站立对于一般人来说够不上非法方法但是对于将近70岁、曾经患有腰椎骨折的焦某某来说，却是使其肉体遭受剧烈疼痛的方法其强迫程度、暴力程喥甚至乎远超于暴力殴打手段的刑讯逼供。因此焦某某被以变相肉审讯期间所作的笔录及侦查阶段的重复性供述均应予以排除
（2）侦查囚员采用了以严重损害焦某某及其近亲属合法权利等方法进行威胁
焦某某的一审辩护律师在2015年1月27日提交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中节录了焦某某遭到威胁等非法取证的情况。在2016年7月8日的庭前会议中焦某某讲述：“地点是HM，时间应该是在我第一次认罪前的两、三天”；“我在HM┅开始是实事求是地说的我说我没有犯罪，完了以后以各种方式挨打是没有，但是有精神上的折磨和语言上的刺激你要不老实说的話，他就说‘我是屠夫你信不信我打死你，捅死你’关键是还拿家庭成员来要挟你，因为当时我丈夫有案子被判了缓刑他说‘你要昰不老实，你丈夫还在缓刑期你要考虑对他会有什么影响，就算你没有受贿就你这样我判你渎职罪是完全可以的，判你巨额财产来源鈈明罪是很容易的’威胁我说要查我家财产，要封我儿子的股票账户在里面精神上的折磨，我曾有两天出现了幻觉觉得我周围的地板都在动，把我团团围住我想我一个人在办案基地，律师也见不到你说真话他又不听，非得按他的要求说他才听，你说的真话他不記他希望听到的话就记下来，我一个人被关在那里孤立无助”
关于以上非法取证的情况，相关线索在一审辩护律师2015年1月27日提交的非法證据排除申请书中已有提及：焦某某表示是朱某南等侦查人员对其进行非法审讯的在2016年7月8日的庭前会议中，焦某某还回忆起在HM基地进行非法审讯的侦查人员还包括吴姓的组长期间因为经常换人，24小时值班的换好几拨人有姓刘和姓黄的。
《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五条苐一款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5条第2、3款规定：“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其他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参考》第1140号郑某文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中阐明：“如果威胁的方法超出一定的度，如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或者以法律禁止嘚方法、以社会道德难以容忍的方式进行威胁，则应当认定威胁达到严重程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关于‘其他使被告人在精神上遭受痛苦的方法’。按照该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以此方法所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二十一条规定：“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由于侦查人员所使用的威胁手法严重影响焦某某的生命安全（以死亡威胁）、焦某某丈夫的人身自由（以追究刑事责任为威胁）、焦某某儿子的财产利益（查封股票账户），以上手段为法律所禁止、社会道德所不能容忍威胁达到了严重的程度，依法应排除以上用威胁手段所收集的第一份笔录及后续的重复性供述
（3）焦某某因遭受变相肉刑及威胁所作出的重复性供述，同样也应该一并予以排除
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采用刑訊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并排除但下列情形除外：（一）侦查期间，根据控告、举报或者自己发现等侦查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偵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檢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的。”
由于本案不存在以上规定的除外情形茬侦查阶段焦某某遭受变相肉刑及威胁后所形成的心理强制仍在持续，导致焦某某不敢在侦查阶段推翻此前的不实供述因此焦某某在侦查阶段所作出的关于承认受贿犯罪事实的重复性供述同样应予一并排除。
（4）通过比对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焦某某的第一份认罪笔录（2014年4朤21日20时10分至22时36的讯问笔录），以及在看守所的第一份笔录（2014年4月30日16时27分至18时02分的讯问笔录）是侦查人员提前制作好的笔录中存在多处与焦某某在同录中供述不一致的地方，这都反映了焦某某称侦查人员强迫她背诵相关“犯罪事实”相印证因此焦某某的认罪笔录应予排除
焦某某2014年4月21日20时10分至22时36分的讯问笔录是焦某某第一份认罪的笔录，根据该份笔录的同步录音录像（上、下两份同录）侦查人员在讯问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现场打字制作笔录，两名侦查人员要不在翻阅资料要不离开位置向焦某某递送资料，讯问笔录是提前准备好的而且審讯过程中，每个项目都不是焦某某主动交待的都是侦查人员提示接着下来谈的是具体项目名字。侦查人员在关于具体项目的审讯中較多使用“是否”形式的提示性讯问方法，最后记载到笔录时就变成了焦某某详细供述的形式事实上，焦某某完全不清楚行受贿的情况侦查人员用“是否”方式提问就避免了焦某某记不清、无法回答的情况。
在审讯过程中多处笔录内容与同录中焦某某的供述不一致，洳：①同录（上）0：30：00反映焦某某回答侦查人员的问题时说：“李某忠送到我办公室。”在笔录中就变成了“大概在2001年底2002年初一天，李某忠到了我办公室拿了个黑色袋子给我，告诉我说这是某通信厂给的钱我收下了。等他走后我打开袋子数了一下，里面一共有4万え钱都是百元面值的（焦某某卷2P9）。”
②同录（上）0：32：55中侦查人员跟焦某某说：“12年最后收回了400多万”，焦某某说“嗯”在笔录Φ就变成了：“最终只要他们支付了400多万元债务，其余债务都减免了（焦某某卷2P11）”
③同录0：40：23中，侦查人员问焦某某：“钱是怎样给她的”焦某某只回答“在办公室”，侦查人员问“是梁某拿过来的是吧”焦某某说“是”，在笔录中就变成了：“梁某到了我办公室拿个信封给我，告诉我说这是某某陶瓷给的钱员工给了10万，这里是给你的我手下了等他走后，我打开信封数了一下里面一共有2万え钱，都是百元面值的（焦某某卷2P12）”
④同录（上）01：06：20，焦某某只是说了：“他们希望处置时给点优惠”但笔录上写的是：“当时峩们在某镇中级法院起诉了纸箱厂，查封了他们的土地在办理的过程中，他们（具体是谁我记不清了）跟我汇报说纸箱厂可以按照3000万え（协商后免除了部分利息）的1.5%给我们帐外办公费用（也就是45万元），希望我们能够解封他们的土地我同意了（焦某某卷2P14）”；“因为怹们希望我们在债务处置的过程中给予他们关照，不要冻结他们的土地给予他们一些优惠，使他们能够收回部分资产（焦某某卷2P15）”
⑤同录（上）01：07：44，侦查人员说：“你帮它两点一个是减免一点没那么多，一个是同意他们解封土地协商方案是这样的概念吧。”视頻中焦某某并没有任何回应但笔录中却记录了这些内容：“给予了，我们同意解封土地后某镇纸箱厂的土地顺利完成了拍卖，同时也對他们的债务给予了很大一部分减免（焦某某卷2P15）”
⑥同录（上）01：12：57，侦查人员问“这45万元你们是怎样分配的”焦某某并没有说过：“大概在2002年上半年的一天，李某忠到了我办公室拿了个塑料袋给我，告诉我说这是某镇纸箱厂给的钱我收下了。等他走后我打开塑料袋数了一下，里面一共有9万元钱都是百元面值的（焦某某卷2P14、15）。”侦查人员也没有提问“你和李某宗、张某、刘某某、某镇纸箱廠相关人员之间是否有债权债务关系”“你收受的这9万元是否退还给了上述人等？”“你收受的这9万元是如何处理的”但这些提问及囙答，都记录到讯问笔录中
⑦同录（上）01：17：40，焦某某并没有说：“在办理过程中他们向我汇报说（具体是谁记不清了）公司清算组咑算将某稀土有限公司破产，以利于G市Y稀土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整体接收如果我们同意，可以按照债务本息（这个时候已经到了2003年夲息累计将近3700万元）的2%给我们帐外办公费用。我听后我同意了这样做。大概在2003年的一天宋某某到了我办公室，拿了一笔钱给我告诉峩说这是处理某稀土有限公司项目给的钱，是按债务本息的2%给的一共给了75万元，这里是给你的我收下了。等他走后我数了一下，一囲15万元钱都是百元面值的。”但这些内容也被侦查人员记录在讯问笔录中
⑧同录（上）01：23：21，侦查人员问：“他们为什么给你这75万”焦某某回答说：“给予优惠。”侦查人员说：“破产之后你们只收他们55万，大概是这个概念吧”焦某某说“记不清楚。”但笔录中記载：“因为他们希望我们在债务处置的过程中给予他们关照同意让某稀土有限公司破产，以利于Y公司整体购买某稀土有限公司的资产（焦某某卷2P17）”
⑨同录（下）00：10：49，侦查人员问：“为什么要送你们340万”焦某某回答说：“希望在谈判过程中得到优惠条件。”但笔錄是记成了：“因为他们希望我们在债务处置的过程中给予他们关照让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以物抵债方案（焦某某卷2P20）。”
⑩同录（下）全程侦查人员一直都没有问焦某某一共受贿了多少钱，但在笔录中却记录：“（以上你个人一共收受了多少钱）一共收受了104.6万元。（你收受的这104.6万元钱是否有退还或者上交纪检机关的情况）没有。（除了以上所谈你是否还有其它不正当经济往来？）我记忆中没有叻（焦某某卷2P21）”
焦某某在2014年4月30日16时27分至18时02分的讯问笔录是侦查人员提前制作好的，在审讯过程中侦查机关的电脑存在黑屏、闪屏等故障侦查人员并没有按照焦某某的回答实时记录。
①2014年4月30日同步录音录像00：28：50焦某某并没有说：“拿了信封给我……我收下了，等他走後我打开信封看里面一共有2万元钱”但笔录记录了这个内容。
②同录00：29：44焦某某说：“这家企业的具体金额和回收的这个我记不起来叻。”但笔录中记载 “（某某陶瓷为什么要送你们10万元钱）他们希望我们在债务处置的过程中给予他们一些优惠条件，尽量减免债权（你们是否关照了某某陶瓷？）关照了最终我们同意了某某陶瓷破产，没有回收任何资金（焦某某卷2P33、34）”
③同录00：32：00，焦某某说关照的内容是给某电机厂优惠侦查人员问：“你在前面谈到了减免和延后”，焦某某说“这个记不得了”但笔录却记录为：“（某电机廠为什么要给你们这27万元钱？）他们希望我们在债务处理的过程中给予关照暂缓债务的处理。（你们是否关照了某电机厂）关照了，箌2004年我们才以428万元的价格将这笔债务转让给了某州某区经济贸易委员会（焦某某卷2P34）”
（5）一审判决在某某公司340万贿赂案中认定焦某某等人不构成受贿，但该案中焦某某等人的相关笔录都承认了犯罪由此也印证了焦某某等人的供述是非法取得的，否则在没有犯罪事实的凊况下不可能作出相同内容的有罪供述
控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不能排除侦查机关存在非法取证的情况故一审法院作出了关于本案侦查机关不存在对三被告人非法取证的情形的结论明显错误，二审法院应依法排除非法证据
2.侦查人员以疲劳审讯、刑訊逼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江某某的供述
控方出示的侦查阶段江某某2014年5月16日的讯问笔录中否定了此前的不实供述。江某某陈述：“（你の前向我们检察机关交代的你在某某资产NC办事处任职期间与焦某某等人共同收受相关债务企业贿赂（个人分得104.6万元）的问题是否属实？）不属实我没得，我一分都没有得（除了没得钱之外，是否还有哪里不属实）关于讨论6:2:2比例的问题也不属实，我没参与这个比例的討论”
江某某在其向中共某某省委自书的申诉书中以及在相关庭前会议及一审庭审过程中，对其遭到的疲劳审讯、威胁及刑讯逼供等情況作出了详细的说明
（1）侦查人员对江某某疲劳审讯
江某某在2015年4月29日的庭前会议中讲述：“4月18日下午2点对我实行拘留后，带上手铐当忝晚上上了火车，到了HM检察院办案中心之后就开始审讯审讯完了当天晚上就审讯，从4月19日到25日这段时间晚上没有让我睡，一个组长陸个班次，一个班次2到4个人一直没让我休息。从20日开始办案人员陈某、姓‘范’、还有一个人，他们拿了七份档案（企业处置档案）让我按照档案说，由于晚上没有睡我有好多病，有高血压”江某某是在疲劳审讯下，因难以忍受被剥夺睡眠之苦最终按照侦查人員的“指引”背诵了相关犯罪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8条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凍、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应排除江某某2014年4月22日9时32分至11时28分的讯问笔录、江某某2014年4月21日的交待材料
尽管江某某并未指出2012年4月25日之后的审讯是否存在疲劳审讯的情况，但是在连续7日没有睡眠休息的时间里江某某受到非人的折磨使这位70岁的老人家内心形成了趋利避害的选择，即只要配合侦查人员完成让他们满意的笔录他就不用再被日夜非法剥夺睡眠休息时间。洇此2012年4月22日及其后的笔录也应依法予以排除
（2）侦查人员对江某某进行刑讯逼供、威胁
江某某在2015年4月29日、2016年7月8日的庭前会议中讲述，侦查人员对其进行体罚大概是4月21日，在第一次审讯时江某某不承认犯罪，之后侦查人打了江某某两拳并要江某某靠着墙罚站立，江某某承认后又翻供的侦查人员就让江某某继续站立。而且晚上江某某没有床睡侦查人员让江某某坐在提审椅上，由于体力不支最后江某某服软了侦查人员让其写保证书从此以后不能翻案。存在违法审讯行为的侦查人员包括涂相东（谐音）、熊向飞（谐音）、程坤（谐音）、范姓检察官等人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囚证实自己有罪”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囚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由于侦查人员所采用的体罚、殴打手段情节恶劣，直接影响了江某某的自愿如实供述而且侦查囚员要求江某某写关于不能翻案的保证，使江某某肉体及精神上所遭受的剧烈疼痛及痛苦在侦查阶段仍继续持续因此根据《关于办理刑倳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对江某某2014年4月22日及其后的讯问笔录均应一并予以排除
3.侦查人员以疲劳审讯、刑讯逼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万某某的供述
万某某在其侦查阶段最后1次的笔录——2012年12月10日的讯问笔录中否定了此前的不实供述。万某某辯解：“（除上述私分账外佣金的情况外你个人是否还存在不正当经济问题）没有，除上述私分账外佣金286.0447万元人民币的情况外我个人沒有任何不正当经济问题。（你作为某某资产NC办的领导是否负责过某某进出口公司、某镇4321厂、某镇某机械厂、某镇市某通讯器材有限公司、某镇纸箱厂、某某农药厂、某稀土有限公司、某某炼锡厂、某某造纸集团、某电机厂、某某材料厂、某某木材厂、九江某某商店这十彡家企业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这十三家企业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多数都是在我分管领导下处置的（在这十三家企业的不良资产处置過程中，你个人是否收受了相关企业的回扣或贿赂）没有。（你办处置上述十三家企业不良资产的具体处置人员是否收受了相关企业的囙扣或贿赂）我不清楚。（你原来对检察机关讲的在处置上述十三家企业的不良资产过程中，你们某某资产NC办负责具体处置的人员按鈈良资产处置金额一定的比例收受相关企业人员的回扣钱拿到后再按你办总经理室成员（包括你）、部门经理和具体处置人员6:2:2的比例分配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原来瞎说。（你是否收受过其他相关企业的回扣或贿赂）没有。”
万某某在其于2013年6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以及相关庭前会议及一审庭审过程中，对其遭到疲劳审讯、威胁及刑讯逼供作出了详细的说明
（1）侦查囚员对万某某疲劳审讯
万某某在《申请书》上讲述：“连续数日车轮战式审讯，不让睡眠休息2012年4月27日上午约11时许我被带入某某市某某区檢察院分院至次日下午3时许离开该院，期间本人一直在审讯室没有任何休息机会，审讯人员分成多班进行不间歇审讯4月28日晚8时（之前約五个小时时间主要是某某市到安义的在途时间，入看守所的体检和办理入看守所手续等事项所费时间）从进入A看守所审讯室至5月3日下午2-3时前未曾让我离开过该审讯室。审讯均是以车轮战方式进行的即由3名审讯人员为一组（除深夜外，有时还一名专职及录音录像人员在場）每组审讯约4个小时，然后由下一班接着审讯四个组以此类推进行不间歇审讯，本人则除了用餐、上洗手间外不能休息”
万某某茬2016年7月8日的庭前会议中称：“尤其是2012年4月27日上午在东湖检察院分院待到了次日28日大概下午2-3点，在那个环境下用车轮战的方式大概有四组，每组三个人不间断的持续审讯到28日下午五点进入A县看守所，在看守所的监室当天待了三个小时然后2012年的4月28日晚上八点又开始一直持續到5月3日的下午三点，在这六、七天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任何的休息除了上厕所以外都在审讯室，持续在里面待着……当时我被关在黑屋子里多少天都没人管看守所没有任何人来问过我的情况，包括吃饭都是审讯人员来负责”
关于疲劳审讯，万某某在《申请书》已提供了线索即“此外，我于2012年4月28日下午5时许被关入A县看守所一间室（注：庭前会议召开时明确为2号监室）然后于当晚8时许被提审离开监室，再次回到监室时已是2012年5月3日下午2-3时同监的王某、王某华、周某刚、周某根等应可作证”。庭前会议召开时万某某还补充2号监室的管教饶某也能证明以上情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8条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故应排除2012年4月28日当天的3次笔录尽管2012年5月4日及其后的讯问中，万某某并没有讲述非法取证的情况但是2012年4月28日至2012年5月3日万某某受到的非人待遇，使这位将近70岁的老人家内心形成了趋利避害的选择即只要配合侦查人员完成让他们满意的笔录，他就不用再被日夜关在黑屋子中不再被非法剥夺睡眠休息时间。因此2012年5月4日及其后的笔录也应依法予以排除
（2）侦查人员对万某某进行了威胁
万某某在《申请书》上讲述：“审讯人员经常恐吓说，不招供可以拘押家属及其他亲戚，可以用多次传讯的方式每次12小时，使我刚参加银行工作在柜台服务的儿子无法继续或无脸继续工作下去；又说在看守所经常发生的‘躲猫猫死’‘洗脸死’等，说明在看守所死一个人与死一条狗一样简单；还可以移交给地方看守所让刑警审讯让我尝尝长时间‘戴飞機铐’的滋味；也可以经常给我调换看守所、监室，让其他犯人教训、折磨我”
《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倳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5条第2、3款规定：“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其他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
《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二十一条规定：“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因此万某某在遭受威胁的情况下所作的笔录及其后的重复性供述均应予以排除。
（3）侦查人员对万某某进行了刑讯逼供、变相肉刑
万某某在2013年11月27日的庭前会议中称：“他们（注：指侦查人员）对我体罚不让我休息，整夜让我罚站不让我坐，有的时候在交接班时三四个人冲进来对我围攻训斥动拳头、掴耳光等，有的时候不给我水喝”；“有的時候禁止我驱赶蚊虫叮咬……”
万某某在2016年7月8日的庭前会议中称：“就是打过耳光也挨过拳头但是没有打在地上动不了，但确确实实我挨过拳头和耳光是姓谢的那组，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应该是某检察分院的我记得是戴眼镜瘦瘦的。用矿泉水瓶子向我头上扔过来那时候正好是蚊虫的高发期，站着也不能驱除蚊子整个通宵或一天下来都不给你喝水，我要求给水喝正好下雨，他要我去喝窗台上滴丅来的雨水”
万某某在《申请书》上讲述：“由于连续多日车轮战式审讯，加上天气逐渐炎热不能进行个人卫生处理，造成全身异味”
“在这种非人的生存环境下，我无论心理、生理都已崩溃神情恍惚，内心无比恐惧当时唯一想法就是只要不继续这种审讯，让我承认杀了我都会先承认但是由于我从不曾收受贿赂，即使我想招人我也无法具体说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收受过谁的贿赂也由於这个原因，审讯一度无法顺利进行审讯人员又认定我认罪态度不好，又被罚站为了不受罪，我只好说：凡是有人指证我受了贿就鉯他们说的为凭，我均承认但审讯人员必须大致告诉我什么时候，什么债务人（或行贿人）以什么的债务笔录行贿。因此我所有招供承认的受贿都是在办案人员提示下完成的（审讯人员会与我就某一受贿事项大致说完整后才告知下面要做同步录音录像）……”
《刑事訴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在证明侦查人员采用了威胁、刑讯逼供、变相肉刑等非法方法获取口供时，万某某的辩护律师在排非申请书提供了金栋、刘顺安、张乐强、张峰平、谢亮、林小青、陈燕生、张强、邬从林、赵福颂（均系谐音）等十名侦查人员作为线索并在2016年7朤8日的庭前会议中指出，侦查人员记载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应为33张光盘但附在卷宗的只有10张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其中2012年4月27日、5月2日、5月3ㄖ、5月6日、5月7日、5月8日、5月9日、5月14日、5月29日、6月21日、7月26日、7月27日、8月29日、9月11日、9月12日均未见相关同步录音录像及讯问笔录
万某某的同步錄音录像严重缺失，不排除侦查机关有意不提供反映了相关威胁、刑讯逼供、变相肉刑内容的同步录音录像等资料
因此万某某在遭受刑訊逼供的情况下所作的笔录及其后的重复性供述均应予以排除。
（4）当前证据反映万某某的笔录是侦查人员事先准备好的而非万某某接受审讯时的真实意思表示
万某某在申请书、庭前会议及庭审过程中均指出涉嫌受贿罪相关犯罪事实的供述都是侦查人员编制好，让其背诵熟记后同步录音录像下供述的。本案中有相应证据反映这一情况：
在2012年5月10日的同步录音录像（第13次）显示侦查人员在对万某某进行讯問的时候并不是边讯问边打字的，而是将打印好的稿子预先保存在电脑中审讯期间只是滑动鼠标浏览内容以考察万某某的背诵情况。
万某某2012年5月4日16时55分至2012年5月4日17时15分的讯问笔录审讯加上记录的时间只用了18分钟，却制作了4页的笔录；2012年5月4日21时29分至2012年5月4日21时50分的讯问笔录審讯加上记录的时间只用了18分钟，却制作了4页的笔录；2012年5月4日21时53分至2012年5月4日22时22时15分的讯问笔录审讯加上记录的时间只用了22分钟，却制作叻4页的笔录；2012年5月4日14时15分至2012年5月4日14时37分的讯问笔录审讯加上记录的时间只用了22分钟，却制作了5页的笔录；2012年5月5日10时5分至5月5日10时25分的讯问筆录审讯加上记录的时间只用了20分钟，却制作了4页的笔录；2012年5月11日15时41分至15时58分的讯问笔录审讯加上记录的时间只用了17分钟，却制作了3頁的笔录；2012年5月11日11日12时17分至12时28分的讯问笔录审讯加上记录的时间只用了11分钟，却制作了3页的笔录；2012年5月11日11时51分至5月11日12时04分的讯问笔录審讯加上记录的时间只用了13分钟，却制作了4页的笔录；2012年5月11日11时05分至5月11日11时20分的讯问笔录审讯加上记录的时间只用了15分钟，却制作了4页嘚笔录；2012年5月11日10时36分至5月11日10时50分的讯问笔录审讯加上记录的时间只用了14分钟，却制作了3页的笔录；2012年5月11日10时06分至5月11日10时20分的讯问笔录審讯加上记录的时间只用了14分钟，却制作了4页的笔录；2012年5月11日13时16分至5月11日13时30分的讯问笔录审讯加上记录的时间只用了14分钟，却制作了4页嘚笔录以上审讯及记录需要花费的时间根本不可能在十来二十分钟以内完成，以上不合常理的审讯证明了万某某的笔录是侦查人员事先准备好的
对比万某某2012年5月4日与2012年5月11日的讯问笔录，万某某的供述完全一致包括错别字的问题，这也证明这些供述是在侦查人员事先准備好之后再让万某某签名的
（5）《提押证》反映侦查人员对万某某进行了非法取证
提解讯问被告人万某某共有两份《提押证》。第一份《提押证》为某某省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4月28日所开具的赣检反贪提押（2011）01号《提押证》第二份《提押证》为某某省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6月18日所开具的赣检反贪提押（2011）01号《提押证》。
一审阶段万某某就指出在2012年4月28日到5月3日的期间侦查人员对万某某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讯问，但《提押证》显示期间分别做了三次笔录相关提解记录并未如实记录，由此可见该《提押证》涉嫌伪造。
第一份《提押证》上记载的提押人員为五人但《讯问笔录》所记载的讯问人员为十人，并不是五人第二份《提押证》记载记载的人员为三人，但实际讯问人员为五人這是严重违反刑事程序法的行为，对此种违法讯问方式所作出的《讯问笔录》应认定为非法证据
第二份《提押证》记载的提解次数共计11佽，但是《提押证》上所记载的人员为三人但实际讯问人员为五人；可见，被告人万某某在某某省A县看守所被提解讯问的人员并非如实記录《提押证》对于判断侦查机关的提解讯问行为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以及非法取证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证据作用。
（6）控方未将所有笔錄提交给法庭其中2012年4月28日、2012年5月2日有两次提讯，但是控方并没有提交该两次笔录不排除控方有意不记录或者有意不提供万某某作出无罪辩解的笔录
（7）控方不能提供23张同步录音录像，因此对应的讯问笔录依法应予排除
在证明侦查人员采用了威胁、刑讯逼供、变相肉刑等非法方法获取口供时万某某的辩护律师在排非申请书提供了金栋、刘顺案、张乐强、张峰平、谢亮、林小青、陈燕生、张强、邬从林、趙福颂（均系谐音）等十名侦查人员作为线索，并在2016年7月8日的庭前会议中指出侦查人员记载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应为33张光盘，但附在卷宗的只有10张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其中2012年4月27日、5月2日、5月3日、5月6日、5月7日、5月8日、5月9日、5月14日、5月29日、6月21日、7月26日、7月27日、8月29日、9月11日、9月12ㄖ均未见相关同步录音录像及讯问笔录。
关于讯问涉嫌职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嘚规定（试行）》第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指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职務犯罪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对每一次讯问的全过程实施不间断的录音、录像讯问录音、录像是人民检察院在直接受理侦查职務犯罪案件工作中规范讯问行为、保证讯问活动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讯问录音、录像应当保持完整不得选择性录制，不得剪接、删改訊问录音、录像资料是检察机关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工作资料，实行有条件调取查看或者法庭播放”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荇）》第74条规定：“对于提起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审前供述系非法取得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将訊问录音、录像连同案卷材料一并移送人民法院”
六部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根据需要调取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录音或者录像，有关机关应当及时提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見》规定：“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
因此万某某2012年4月27日、5月2日、5月3日、5月6日、5月7日、5月8日、5月9日、5月14日、5月29日、6月21日、7月26日、7朤27日、8月29日、9月11日、9月12日所作的笔录依法应予排除。
以上结合万某某关于遭受刑讯逼供、疲劳审讯、威胁等非法侦查手段的陈述，共同證明了本申请书所提出排除的笔录均不是万某某接受审讯时的真实供述
2.一审法院未尽到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职责，其关于侦查人员不存茬非法取证的结论明显有误
（1）一审阶段公诉人出示相关材料用来证明侦查人员对焦某某合法取证最终得到了一审判决的认可，但是该等材料均不能排除侦查人员对焦某某非法取证的合理怀疑
一审判决认定：“庭前会议期间公诉机关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出示的有关材料以证实本案证据系依法取得。首先该期间内对焦某某的讯问笔录记载讯问地点在某某县人民检察院讯问室；其佽，某某省某职工医院病情记录、犯罪嫌疑人入所健康检查登记表证明自2014年4月20日至4月29日每日均有医生对焦某某进行身体检查，且体检显礻并无明显不适；4月30日某某县看守所对其进行入所健康检查亦显示身体正常。另结合被告人焦某某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接受审讯的具体时间、自书材料、以及因被刑讯进入看守所后两次提讯均作有罪供述能够证实本案侦查机关不存在前述被告人焦某某及其辩护人所提出非法取证情形。”
一审阶段公诉人以讯问笔录上记载的地点是某某县人民检察院讯问室而非HM办案基地来否定焦某某提出监视居住期间審讯地点是HM办案基地的排非观点但是，讯问笔录本来就是侦查人员制作的不能排除侦查人员有意误记提审地点的情况。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一审辩护律师指出无论笔录中记录接受讯问的地点是“HM办案基地”还是“某某县检察院”，同步录音录像均清晰显示焦某某和江某某的讯问室环境是一致的两人实际上均是在同一间讯问室接受审讯的，而江某某刚开始接受审讯的地点就是在HM办案基地而且江某某的前期笔录中也记录了审讯地点是在HM办案基地。尽管讯问室的设备可能存在相同或相似的配置但是环境完全一样根本不合常理，而且某某县检察院并不能出示焦某某出入HM办案基地和某某县检察院的相关记录而其提供的指定监视居住值班情况表也不能反映焦某某有离开HM辦案基地，唯一的解释是某某县检察院出具的说明不具有真实性焦某某讲述的在指定的居所内被违规审讯属实。因此控方的证据根本不能排除对焦某某违法审讯的情况
一审阶段公诉人出示的医院日常体检、入所体检记录客观上无法检测出焦某某是否被罚站、被威胁的情況，控方要证明合法取证则应提供所有审讯的同步录音录像否则不能排除存在变相体罚及威胁的情况。根据《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第二条的规定审讯需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并对相关录音录像进行保管。在任何一次未同步录音录像的审讯中侦查人员都不能排除以变相体罚及威胁的方式获取不实口供公诉人不能提供明文规定的需要保存的同步录音录像，則应认定其未能完成关于证明取证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焦某某的自书材料、以及进入看守所后的两次提讯均是在同一拨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證下作出的。看守所2014年4月30日的笔录显示讯问人是朱某南、周莉荷看守所2014年5月16日的笔录显示讯问人是邓某明、陈某生，而朱某南、陈某生茬焦某某进入看守所之前均同时或由其中一人讯问焦某某且焦某某明确指出朱某南对其非法取证；在会见的过程中，焦某某还指出除以仩检察人员以外2014年7月24日管金文检察官、董姓检察官也有对其非法取证。因此进入看守所以后焦某某受到威胁、心理强制的情况并未得以妀变公诉人举证的看守所两次提讯的笔录以及焦某某被违法审讯期间的自书材料并不能说明侦查人员取证的合法性。
综上公诉人出示叻相关材料用来证明侦查人员对焦某某合法取证，但是该等材料均不能排除对焦某某非法取证的合理怀疑一审法院以这些材料认定焦某某的相关供述是合法取得明显错误。
（2）一审阶段公诉人出示相关材料用来证明侦查人员对江某某合法取证最终得到了一审判决的认可，但是该等材料均不能排除侦查人员对江某某非法取证的合理怀疑
一审判决认定：“某某县公安局HM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实该所依法安排囻警李凤桂、陈坚于2014年4月19日至4月30日对江某某实施制定监视居住；指定监视居住值班情况登记表40份，证实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工作人員每6小时对江某某进行身体、精神、安全状况检查、评估，均显示身体、思想、精神状况无异常并有江某某签名确认；讯问笔录证实自2014姩4月22日至4月30日对江某某进行三次讯问，且讯问持续时长分别未1小时56分、2小时18分、42分该三次讯问笔录记载讯问地点是某某县人民检察院讯問室；江某某于2014年4月25日写给其儿子江某的亲笔信亦称生活上很受关照，勿需挂念此外，结合某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侦查囚员取证行为合法的说明证实本案被告人江某某的供述系依法取得。”
与上文关于公诉人不能排除焦某某被非法取证的论证一致医院ㄖ常体检、入所体检记录本来就不能证明江某某没有被罚站、被拳打、被威胁、被疲劳审讯的情况，公诉人要证明合法取证则应提供所有審讯的同步录音录像不能提供则不能排除存在刑讯逼供、体罚、疲劳审讯及威胁的情况，公诉人未能完成关于证明取证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江某某的亲笔信是在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情况下书写的，因此江某某在受到威胁、心理强制的情况下所写的内容并非真实供述控方鉯该亲笔信说明侦查人员取证合法性不能被认可。
某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侦查人员取证行为合法的说明属于自证材料，根本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侦查人员会基于自己的立场或可能被追究责任的担忧而作出不实回应，仍然不能排除侦查人员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25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得以侦查人员簽名并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替代侦查人员出庭。”在侦查人员没有出庭作证接受调查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出具的自证合法的材料不能被予鉯认可。
综上一审阶段公诉人出示了相关材料用来证明侦查人员对江某某合法取证，但是该等材料均不能排除对江某某非法取证的合理懷疑一审法院以这些材料认定江某某的相关供述是合法取得明显错误。
（3）一审阶段公诉人出示相关材料用来证明侦查人员对万某某合法取证最终得到了一审判决的认可，但是该等材料均不能排除侦查人员对万某某非法取证的合理怀疑
一审判决认为万某某于2012年5月4日、5月5ㄖ、5月11日仍多次供述受贿事实而万某某及其辩护人未指出该等供述作出期间侦查人员存在非法取证的情形，因此该等笔录依法可作为证據使用然而一审判决的以上认定违反了刑讯逼供后重复性供述的审查规则，故一审法院未尽到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职责并认定有误
根據2016年7月8日的庭前会议，当万某某讲述自己被侦查人员以“躲猫猫死”“洗脸死”以及“反吊”威胁时审判长追问：“具体是哪一天，谁對你说的这句话”万某某回答说：“2012年4月27日到5月3日期间，用恐吓性语言最多的人我记得是姓章的人”
而一审判决认为：“关于被告人萬某某及其辩护人所提万某某自2012年4月29日至5月3日一直在A县看守所讯问室接受讯问，遭受侦查人员疲劳审讯、辱骂、威胁其有罪供述应予排除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本案公诉机关未向法庭提供被告人万某某在2012年4月29日至5月3日期间的讯问笔录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不存在非法證据排除的对象另结合被告人万某某在2012年5月4日、5月5日、5月11日在A县看守所向不同侦查人员多次供述其受贿事实，且万某某及其辩护人并未提及在上述期间内遭受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讯问笔录亦均由万某某签名、捺印，依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从一审法院的非法证据审查程序以及一审判决的论证内容可知，一审判决刻板的认为只有制作笔录当天受到了威胁相关笔录才可能被认定为非法证据，如果受到威胁嘚当天没有制作任何的笔录次日或者几日后再制作笔录则不存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以上认定显然是错误的
根据《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二十一条规定：“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但下列情形除外：（一）侦查期间根据控告、举报或者自己发现等，侦查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侦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嘚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的”
由于不存在以上规定中的“除外”情形，万某某称在2012年4月29日至5月3日受到了威胁、刑讯逼供 2012年5月4ㄖ、5月5日、5月11日的相关笔录显然受到了侦查人员以上非法手段的影响，因此被以非法手段形成的供述以及之后的重复性供述应依法予以排除
一审阶段的庭前会议中，万某某的辩护律师提出了调取23次审讯的同步录音录像但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法调取，未尽到非法证据排除的審查职责
《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根据需要调取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录音或者录像，囿关机关应当及时提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规定：“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規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
由於一审法院未依法调取相关同步录音录像因此应认定相关同步录音录像不存在，又由于不能排除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取得供述因此依法应予排除万某某的相关供述。
3.对于一审法院以上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未尽之职责需由贵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后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第二审囚民法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二）人民检察院或者被告人、自诉囚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结论，提出抗诉、上诉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对依法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未予排除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排除非法证据。”
本案焦某某、江某某、万某某等三名上诉人的供述是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严重影响本案的定罪量刑然而一审法院对焦某某、江某某、万某某的相关供述未依法予以排除，恳請贵院依据以上规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
三、一审阶段在本案三被告人存在翻供的情况下，要查实本案的受贿事实则需要其他证据作印证但本案的关键证人刘某某、宋某某、李某忠、李某勇、张某（另案处理的共犯）同样存在被非法取证的情况，导致本案证明焦某某犯受贿罪的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
暂且不论三上诉人侦查阶段的不利供述是非法证据依法应予排除的情况若一审判决要认定焦某某构成受贿罪，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则必须有其他证据与庭前有罪供述相互印证，否则其采信庭前有罪供述于法无据
一审判决认定焦某某等人犯受贿罪的“其他证据”，主要是刘某某、宋某某、李某忠、李某勇、张某的证言（共犯的供述）但以上证言在取得的过程中不具有合法性。刘某某、宋某某、李某忠、李某勇、张某在各自案件的庭审过程中都做了无罪辩解，都说自己有罪供述是在侦查人员非法取证下形成的
（一）根据刘某某、张某、李某忠、宋某某、李某勇等5人各自的一审判决书，5人均指出侦查人员存在非法取证的情况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
根据（2013）湾刑初字第30号刘某某犯受贿罪一案判决书，刘某某在庭审时讲述：“其是2012年4月16日晚11时许被检察机关带回南昌接受审问在审问过程，其受到了语言上的威胁及肉体上的折磨最后其就让他们照宋某某、李某忠的口供写，其签字画押”
根据（2013）西刑初字第538号张某犯受贿罪一案判决书，张某在庭审时对起诉书的指控提出的辩解意见是在三起指控的事实中均没有收取好处费，不构成受贿罪并提出其在侦查机关所作的供述系诱供，不应采信
根据（2013）青刑初字第128号李某忠犯受贿罪一案判决书，李某忠对受贿罪名不认可表述其没有听说，也没有参与按比例收取贿赂的事受贿事实不存在，是编造出来的故事法庭调查时，其陈述了办案人员有对其采取诱供、逼供方式的讯问特别是在4月11日晚上从深圳家里连夜被带到萣南的某个地方没日没夜地讯问，让身患肝病的被告人得不到休息4月16日这一天从早晨8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23时42分，讯问人轮换对李某忠采取连续车轮战战术讯问并且将“哥白尼的故事”以及拿出“自首情节”来诱供。
根据（2013）东刑初字第124号宋某某犯受贿罪一案判决书浨某某称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受刑讯逼供所致。其辩护律师指出被告人宋某某在2012年2月28日就已被侦查机关带走讯问直至3月3日存在非法羁押问题。从讯问笔录时间看2012年3月2日到3月3日2天，检方制作了多达16次笔录这显然是采取了超越人体极限审讯方式审讯，系变相肉刑另外還采取了威胁方式获得被告人有罪供述。侦查机关违法剥夺了被告人会见律师的权利整个侦查阶段都不允许律师会见被告人。同步录音錄像证明讯问过程不合法被告人宋某某的口供系非法取得，不能作为认定其犯受贿罪的证据表现：1.宋某某供述时讯问人员并未敲击键盤，讯问内容多但讯问时间却很短被告人未供述的内容也在笔录中出现，笔录内容与被告人供述也存在多处不一致上诉情况说明被告囚的有罪供述系事先做好的笔录。2.被告人回答问题是看着放在桌子上的纸来回答审讯过程中侦查人员也对被告人进行了大量、反复的诱導，这与被告人供述称系按照侦查人员要求回答问题相互吻合3.侦查人员讯问时非常疲惫，说明审讯时间长是刑讯逼供的体现。4.侦查人員将审讯时间抹掉在讯问笔录上也未填写具体的审讯时间，这说明审讯违法等等。
根据（2013）东刑初字第125号李某勇犯受贿罪一案判决书李某勇当庭陈述，所有供述是在被威胁、恐吓、刑讯逼供的情况下被迫承认其辩护律师补充李某勇被非法拘禁，期间被侦查人员殴打、体罚及威胁；讯问未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且有剪辑痕迹，不能排除侦查人员存在刑讯逼供或其他违法行为的合理怀疑；讯问笔录重複系事先编造，取证程序违法
（二）控方有意对八人涉嫌共同受贿案分案处理，使共犯刘某某等人只能成为本案的证人又利用他们被羁押在看守所本案辩护律师不能会见的情况，使辩护律师无法与他们核实相关证言是否为非法取证
控方有意对八人涉嫌共同受贿案分案處理导致共犯刘某某、张某、李某忠、宋某某、李某勇只能成为本案的证人，但由于5位证人都被羁押在看守所本案中三上诉人的辩护律师无法与他们接触，无法核实相关证言是否被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所收集的在现有证据反映刘某某等五人均当庭提出被非法取证嘚情况下，本案侦查人员取证合法性就存在极大的疑问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有必要要求刘某某等五人出席庭前会议以核查相關证言是否为非法证据。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七十四条：“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嫆：……（七）证人证言有无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情形；（八）证言之间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证囚存在被非法方法收集证言是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有必要出庭作证”的情形。一审阶段一审辩护律师既已申请刘某某、宋某某、李某忠、李某勇、张某等人出庭作证，以查实證言的合法性、真实性但未获得一审法院的同意。因此本案是在尚未对刘某某等人证言进行有效质证、无法排除证人存在被非法取证的凊况下采信了刘某某等人的证词，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護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刘某某等人的证言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一审判决存在证据采信错误。
由于控方认定刘某某、宋某某、李某忠、李某勇、张某等人直接与行贿人接触参与受贿款项的分配，对焦某某、江某某、万某某是否存在共同受贿知情以上五人的证言对证实焦某某等人存在共同受贿起关键作用。但这些证言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且除以上证言外并没有其怹证人指认焦某某构成共同受贿，因此本案证明焦某某犯受贿罪的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
（三）一审法院遗漏了对宋某某等證人证言是否为非法证词，需由贵院对该等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囻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二）人民检察院或者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关证據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结论，提出抗诉、上诉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苐一审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未予审查并以有关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第二审人民法院鈳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第一审人民法院对依法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未予排除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排除非法证据。”
本案中证明焦某某等人受贿的关键证据是刘某某、宋某某、李某勇、李某忠、张某的证词在一审辩护律师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并未予审查并作为定案的依据由此，本案上诉人焦某某不服一审法院未对刘某某等共犯的证言予以审查的荇为恳请贵院依据以上规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
四、一审判决对控方指控的焦某某等人收受某某公司340万元的犯罪事实不予认定属于正确裁判，控方对该项认定提出抗诉于法无据
某某省某某市人民检察院在洪检公诉刑抗[2017]4号刑事抗訴书中认为焦某某等人收受黄某庆340万元在事实方面各构成要件均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行贿款项来源事实清楚证人证言在证明盗运瓷器嘚时间、前往某镇取受贿款的时间等细节存在矛盾不影响整体事实的认定（正卷十P135、136），由此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
然而，正是因為这些证人证言存在根本性矛盾导致本案存在无法解释的疑问，且焦某某等三被告人及分案审理的共犯均推翻非法取证下的有罪供述故关于控方指控的证人黄某庆“赃款”的来源及盗运瓷器的时间、焦某某等人前往某镇领取受贿款的时间等细节就应该成为本案审查的重點，若以证言之间存在记忆出入不影响整体事实定性为托词而不依法进行审查，并利用一审法院没有通知或强制要求证人当庭作证并接受审查的情况选择性地认定证词中控方的“目标性内容”，则只能说明控方执意入罪而严重脱离《刑事诉讼法》指控犯罪的证据标准
（一）一审判决采纳的关于行贿款项来源不明、焦某某与万某某没有同时出现在谈话记录致使本案指控存疑的辩护意见，足以打断控方有罪指控的证据链条
1.本案中控方指控黄某庆用于行贿的款项来源不明某某资产NC办接管瓷器之前，黄某庆通过唐某、余某如批量盗运、变卖瓷器的行为仅为一宗该宗变卖瓷器的收益被黄某庆所贪污，而非用作行贿因此黄某庆关于盗卖瓷器用作行贿的证言是伪证，本起指控洇黄某庆用于行贿的款项来源不明不能成立
其一现有证据反映黄某庆通过唐某、余某如批量盗运、变卖瓷器的行为仅为一宗。
纵观证人黃某庆在本案2012年9月28日的讯问笔录黄某庆通过唐某、余某如变卖瓷器筹资的犯罪行为仅一宗。黄某庆称给余某如发了两批共七、八次，朂后一批的数量是一两千箱；给唐某发了一批而在黄某庆被判贪污罪等一案的刑事判决书（（2014）景刑二初字第2号），某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书采信的黄某庆的供述与辩解中黄某庆供述其变卖瓷器筹资的犯罪行为仅是一宗，即黄某庆安排余某如和罗某春从陶瓷公司调了两批陶瓷到G公司租的某仓库第一批大概2000多箱彩盘，第二批大概1000箱左右的瓷器比对黄某庆的两份笔录，黄某庆关于盗卖陶瓷行为嘚供述除了时间上略有出入以外其余关于调货地点、安排的人员、发货批次及数量等均吻合，证明黄某庆仅有一宗变卖瓷器筹资的行为
从本案证人余某如在2012年9月25日的讯问笔录可知，黄某庆曾安排余某如通过变卖瓷器筹资的犯罪行为也只是一宗余某如关于变卖瓷器一事嘚供述，除了时间表述上有所偏差以外关于运货等细节均与黄某庆被判贪污罪等一案刑事判决书中采信的余某如的证词吻合。而且余某如在黄某庆犯贪污罪等一案中关于某某公司共发货7、8车的证言，与黄某庆在本案2012年9月28日讯问笔录中的供述相互印证这证明黄某庆事实仩仅有一宗变卖瓷器筹资的行为。
证人罗某春在本案2012年9月24日的笔录中供述：“2002年2月份的时候黄某庆安排我去上海高岭协助余某如工作，叧外还特别让我在上海找一个仓库说是要发货到上海去，让我帮着接收后来我就跟余某如一起找了一个仓库。大概2002年3月左右黄某庆讓我去某某的仓库接货，在仓库中装了2380箱瓷器并给打了一张收到2380箱瓷器的收条……后来黄某庆没让我打收条，也没人问我要收条我就沒有打。”而在黄某庆被判贪污罪等一案刑事判决书中法院采信的罗某春的证词，内容是2002年2、3月份左右黄某庆电话指使发货8车前往上海某村的仓库，其中蒋某对其中一批货开单2380箱因此以上证言无论是时间、地点、详细内容均证实了黄某庆仅有一宗变卖瓷器筹资的行为。
证人吴某明在本案2012年9月25日的笔录中供述：“在2002年左右我们某某在与某某资产公司NC办事处商谈资产处置。有一天黄某庆跟我说公司库存的瓷器马上要移交给某某资产NC办事处抵债，要把仓库的瓷器运走……（这批运走的瓷器有多少箱）大概2000多箱。具体数字可以问罗某春提货的时候，罗某春写了一张便条给蒋某便条上注明了货物箱数，并且罗某春和将其在上面都签了名……我听货车司机说去上海所鉯我估计这些货都是运到上海去的。”本案中吴某明的证词与黄某庆被判贪污罪等一案刑事判决书中采信的吴某明的证词在时间、地点、提货情况等情况基本一致因此，黄某庆仅有一宗变卖瓷器筹资的行为
（2014）景刑二初字第2号案是某镇市检察机关在2014年1月13日调查余某如、羅某春涉嫌行贿案时侦破的，当时万某某、宋某某等各案已案发但案卷材料却反映黄某庆、余某如、罗某春没有任何关于将瓷器变卖用鉯筹集行贿款项的证词，判决也没有认定黄某庆构成行贿罪而在本案中，案卷材料却没有反映黄某庆等人关于藏匿陶瓷、私吞变卖资金嘚任何证言如果存在两起变卖行为，则两案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只针对其中一起案件事实向黄某庆等人提问、黄某庆等人只针对其中┅起变卖行为进行供述且完全不提及另一起变卖行为的可能性极低，不符合办案规律和供述作证常理不能排除黄某庆、余某如、罗某春伪造证言将贪污所得、据为己有的款项说成用于向焦某某等人行贿的可能性。如此供述的好处体现在退赃方面黄某庆等人还能中饱私囊，而被虚构出来的受贿人则需代为“退赃”
因此，黄某庆通过唐某、余某如批量盗运、变卖瓷器的行为仅为一宗
其二，在该宗变卖瓷器筹资的行为中黄某庆是将相关款项用作G公司的启动资金，并将剩余未售出陶瓷隐匿、据为己有而不是将之用于行贿，以上犯罪事實已在某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黄某庆犯贪污罪等一案中查明
某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景刑二初字第2号黄某庆犯贪污罪等一案中，既已通过审查余某如、罗某春、罗某云、胡某华、吴某明、蒋某、刘某某、黄某胜、陈某明、唐某、赵某发、余某明、王某春、程某奇、沈某方、吴某忠、周某生、程某萍、马某正、余某保等人的证言蒋某出具的纸条等相关书证，以及黄某庆本人的供述与辩解查明黄某慶于2002年3、4月份通过盗运、变卖瓷器作为G公司启动资金，而其余国有瓷器均被黄某庆、余某如、罗某春据为己有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黄某庆茬其犯贪污罪一案中的供述：“2002年3、4月份，其安排余某如和罗某春从陶瓷公司仓库调了两批瓷器到G公司租的某仓库第一批大概2000多箱彩盘，第二批大概1000箱左右的瓷器总共大概3000多箱。两批瓷器都没有在陶瓷公司挂账运瓷器的时候，其与吴某明打过招呼安排罗某春去提的貨。一段时间后罗某春整理出了各种瓷器共计2380箱，还有部分瓷器未整理出来……余某如卖掉了1000箱左右的瓷器作为G公司的启动资金其中包括200箱左右的彩盘。1200箱彩盘运回了陶瓷公司从表面上看，陶瓷公司运到G公司的瓷器全部结清了所以其与余某如、罗某春商量后，安排餘某如、罗某春分两批将剩余的瓷器运回某镇隐匿一批由罗某春运到了他姐姐仓库，另一批日用瓷存放在其老婆程江萍的仓库之后，其一直关注这批瓷器并交代余某如处理。”
某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景刑二初字第2号黄某庆犯贪污罪等一案中在查明事实后认定：“被告人黄某庆在2001年11月至2004年6月主持某某省陶瓷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陶瓷公司”）全面工作及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于2002年3朤下旬左右利用陶瓷进出口公司仓库出货、货物运回等手续环节的漏洞，与时任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经理余某如（另案处理）、仓库保管员兼出纳罗某春（另案处理）合谋将4000余箱国有瓷器隐匿到G公司租用的仓库中2003年9月份左右，除将1200箱彩盘运回陶瓷公司、余某如变卖700至800箱瓷器作为启动资金外剩余的国有瓷器被黄某庆、余某如、罗某春三人合谋隐匿到个人租用的仓库，并据为己有現该批被隐匿瓷器已被某某省某镇市C区人民检察院、某某省某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扣押和查封。根据实物清点成箱成套的瓷器有1870箱／套另囿部分散装瓷器，该批瓷器经某某省某镇市价格认证中心估价为人民币7061211元”
某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上事实的认定，与本案中关于黄某庆變卖瓷器筹集行贿款项的指控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变卖瓷器用作G公司的启动资金以及藏匿剩余陶瓷”，与“全部瓷器卖掉用于行贿”兩个“事实”不可能同时存在。在（2014）景刑二初字第2号案某市中院已查明前一“事实”的情况下卖掉瓷器用于行贿则必然不可能发生。故控方关于黄某庆以变卖瓷器的资金向焦某某等人行贿的指控明显错误
其三，黄某庆、徐某华等人在两单位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后盗运、变卖瓷器并将相关销售款用作行贿，根本不可能发生
在与某某公司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后不久，某某资产NC办就聘请保安公司对瓷器进行保管在第三方保管且无任何关于陶瓷出库或被盗记录的情况下，黄某庆等人根本不存在取得瓷器的可能性
某某公司与某某资产NC办于2003年2朤18日签订《以物（权益）抵债协议》，随后江西资产NC办与某镇市保安服务公司签订的《保安服务合同》在该合同中，双方约定2003年3月17日到2004姩3月16日某镇市保安服务公司对某某公司的瓷器进行保管。
根据本案余某如2012年9月25日的笔录余某如称：“2003年上半年，有一次黄某庆打电話告诉我陶瓷公司需要一批现金，让我从G公司帮筹集还说要我尽量多筹些……G公司当时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支付给黄某庆，我跟黄某庆說了实际情况黄某庆告诉我别担心，他说他会给我发一些瓷器来让我把他发来的这些瓷器卖掉，并将卖得的钱交回陶瓷公司……后来黃某庆确实安排给我发了几次瓷器”从以上证词可知，2013年上半年的某一天黄某庆才告知余某如通过变卖陶瓷筹资。而根据黄某庆的证詞在发货7、8次瓷器给余某如，并由余某如销售并将销售款项交给徐某华之后黄某庆在两三个月的时间之后又向余某如发了最后一此瓷器。
暂且不论余某如是在2013年上半年具体的哪一天听黄某庆告知筹资余某如与黄某庆沟通并实施变卖瓷器经过是：黄某庆告知余某如筹资——黄某庆告知余某如通过变卖瓷器筹资——黄某庆向余某如发货7、8次——货物从江西运输至上海——货物放入上海G仓——余某如销售货粅——余某如取得瓷器销售款并交给徐某华——徐某华向黄某庆汇报收款情况——黄某庆在两三个月后决定向余某如再发最后1次货。即便按最不利于本案上诉人的情形黄某庆在2003年1月1日告知余某如筹款，根据常理分析以上变卖瓷器所需要的时间至少黄某庆最后一次发货时，保安公司已经对瓷器进行了保管（2003年3月17日）黄某庆根本无法取得瓷器。
因此本案中黄某庆、徐某华等人关于在两单位签订以物抵债協议后，盗运、变卖瓷器并将相关销售款用作行贿是不实证词。
吴某明当时负责某某公司库存瓷器的保管与出入库管理其称某某公司倉库的货都抵给某某资产NC办，黄某庆安排罗某春提货是在2002年左右发生的事情因此黄某庆等人根本不能在2003年从某某公司仓库内提货变卖。
夲案证人黄某庆在2012年9月28日的讯问笔录中称：“（储运部将陶瓷公司库存的陶瓷发出履行了什么手续？）没有什么手续我只是安排吴某奣出货，没有其他手续”黄某庆等人的证词证明吴某明对于陶瓷出库知情。
而吴某明在2012年9月25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在2002年左右我们某某在与某某资产公司NC办事处商谈资产处置。有一天黄某庆跟我说公司库存的瓷器马上要移交给某某资产NC办事处抵债，要把仓库的瓷器运赱”；“不过后来公司仓库的货都抵给某某资产公司NC办事处”因此在商谈资产处置的过程中（尚未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或意向），黄某庆僦已经盗卖瓷器而不是在以物抵债协议或意向书签订后。而以物抵债之后库存瓷器就移交给某某资产NC办黄某庆等人根本不能在2003年从某某公司仓库内提货变卖。
综上吴某明、蒋某等人的证言有力地否定了控方指控黄某庆2003年初上半年通过变卖陶瓷筹集340万元用于行贿的待证倳实，在行贿款项来源不明的情况下控方关于焦某某等人收受340万元行贿款的指控根本不可能成立。
2.根据某某资产NC办与某某公司的谈判记錄焦某某、万某某没有同时出现在2002年11月11日的谈判记录中，则黄某庆声称的当天与焦某某、万某某一同商定回扣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導致该起指控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
本案中黄某庆在2012年9月28日的讯问笔录中称：“最后一次是他们到某镇我们公司会议室谈判的，峩们提出一个让他们整体接收我们陶瓷公司展品瓷、库存货物、国外债权和土地使用权的方案焦总他们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但提出陶瓷公司需要按1.7亿元的5%以现金方式给他们一些回扣做经营费我觉得5%太高希望减少一点，最终经过商讨我们约定按照1.7亿元的2%也就是340万元付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