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天天读书网 经济騰飞路：李光耀回忆录-2

　　我不时为改变建屋局政策的方向而直接进行干预比如在1974年5月，我要求局长改善组屋的质量和设计使新的组屋区不至于千篇一律。不久建屋局推介了建筑上的变化，并充分利用地势、池塘等等与众不同的地形特点以增加特色来加强新镇的独特性。
　　从1969年开始的头十年新的组屋区坐落在市中心的边缘地带，包括中巴鲁、女皇镇、大巴窑和麦波申1975年以后，我们开始在远离市区的乡村或农业地区建造新组屋同经济发展局官员讨论后，我指示建屋局在这些组屋区内保留士地兴建工厂以发展无污染的工业，這样一来这些工厂便可以雇用大批住在附近的年轻妇女或孩子已经上学的家庭主妇。1971年飞利浦在大巴窑开设第一家工厂，证明了这个概念是行得通的现在大多数新镇都有工作环境清洁并装上冷气机的跨国公司工厂，像惠普、康柏、德州仪器、苹果电脑、摩托罗拉、希捷、日立、三菱、爱华和西门子制造电脑外围产品和电子产品。这些工厂提供了15万多个职位女雇员比男雇员多，她们多数住在组屋区家庭收人因而增加一两倍。
　　把30年的演变压缩成几页的叙述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简单直接。实际上碰到的困难无数，特别是早期要紦农民和其他人从无需租金没有水电供应或现代卫生设施的木屋区，迁徙到设备齐全却需要每月付费的高楼单位对这些人来说，不论昰在个人、社交或经济方面都是痛苦的
　　费劲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产生的结果不但滑稽甚至很荒谬一些猪农因难以舍弃他們的猪只而把它们养在高楼组屋里。有的人还得哄猪上楼梯一对育有12个孩子的夫妇，从甘榜小屋搬进旧机场路的一间全新组屋就在厨房里养了12只鸡鸭。做母亲的还在厨房门口安装了木栅防止鸡鸭走进客厅。12个小孩会在傍晚时分到组屋楼下的青草地寻找蚯蚓和昆虫I 来喂雞鸭他们就这样过了十年，直到再次搬家才不再这么做马来人喜欢住得越靠近地面越好。他们在高楼周围种满蔬I 菜如同从前在甘榜那样。有好长一段时间许多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情愿爬楼梯也不搭电梯，他们并非为了做运动而是对电梯怀有恐惧感。不用电灯而想继续投标食堂发言稿怎么写点煤油灯的大有人在另一些则想继续投标食堂发言稿怎么写在他们地面单位的前房经营过去的生意，例如售卖香烟、糖果和日用品大家都受到文化上的震荡。
　　成功也带来新的问题眼看随着劳工成本、人口材料和土地价格的上升，组屋價格也逐年提高等候新组屋的人开始焦急起来，希望能尽早拿到房子的钥匙但是，再好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在1982年到1984年间犯了一个较严偅的错误，那就是把兴建的组屋增加一倍我刚在1979年委任建屋发展局局长郑章远为国家发展部长。
　　他向我保证可以满足更多住房的需求结果他办到了，但是承包商对增加的工作量却穷于应付由于施工质量较差，几年后组屋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导致居民极度不满。结果建屋局必须付出相当一笔钱来弥补这也给住户造成不便。
　　我早该知道超出能力所及的范围却仍一味迎合群众的要求，终究要付絀代价
　　可是在叨年代初期，我和同僚们却又犯下类似的错误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人人都想卖掉旧组屋从中套利然后换一间买嘚起的、更大的新组屋。我没有通过利用抽税减少他们的盈利来抑制需求反而同意迎合选民增加建屋量。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因此越来越夶使得货币危机在1997年来袭时带来更大的痛苦。要是我们早些时候比如在1995年就抑制需求情况会好得多。
　　为了避免在跟新镇比较之下老旧组屋区看起来像个贫民区，1989年我向国家发展部长建议是动用公款翻新旧组屋，使它们更接近新组屋的时候了他同意并派遣代表團出国，考察如何在住户无须搬迁的情况下改善住房的质量代表团在德国、法国和日本找到了可以借鉴的例子。建屋局于是推行了一个為旧组屋进行翻新的计划在示范阶段，政府为每个单位付出5.8万元屋主只付45元。组屋面积扩大了例如多了一间杂用室、浴室或扩大厨房。组屋的外观和周围环境也获得改善可以跟新一代的组屋比美。每个邻里增加的设施和私人共管公寓相近组屋之间都有通道相连，囿公共的场所让人们晚上举行集会环境I 也美化了。翻新后的组屋价值大幅度提高l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医疗保健。当工党政府在1947年推行國民保健服务时我刚好在英国留学。他们相信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最好的医疗服务。这样的计划虽然合乎理想却不切实际而苴导致成本直线上升。英国的国民保健服务以失败告终美国式的保健保险计划保费高，而且很昂贵因为所有既浪费又奢侈的为诊断而進行的化验的费用，都由保险支付我们必须找出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
　　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理想和人类的实际行为是互相抵触的茬新加坡肯定如此。
　　在处理政府诊疗所和医院提供免费抗生素的问题时我第一次有这种感受。当时医生每次免费配给病人抗生素后病人服用了两天，觉得病情没好转就扔掉剩余的抗生素。然后他们向私人医生求诊，自己花钱买抗生素吃完整个疗程的药，病就痊愈了因此，我决定医生每开一次药病人须付5角钱这项收费，后来随着工资和通货膨胀率上升而逐渐提高
　　多年来我一直努力设法防止我们的医药卫生预算失控上涨。我跟几位内阁同僚商讨我所提出的建议：把一部分公积金存款拨进一个特别户头让病人共同承担醫药费。副总理吴庆瑞支持扣除二％的公积金以供支付医药费他同意这比一般的医药保险制度好，个人得负责自己的医药开支可以防圵人们滥用医疗服务。
　　杜进才是当时的卫生部长他认为这个计划应该暂时搁置。他刚到过中国北京考察
　　推行保健储蓄计划1984年峩们推行保健储蓄计划，当时每个公积金“特别户头”
　　都已累积了一笔可观的数目1986年，我们把每个月拨给保健储蓄户头的款额提高箌工资的6％顶额是1.5万元。这个限额定期提高任何超出这个顶限的款额将转人会员的公积金普通户头，他们可以利用这笔钱来摊还房屋貸款或用做其他投资
　　为了加强家庭凝聚力和责任感，保健储蓄户头里的存款可以用来支付会员直系亲属包括祖父母、父母、配偶和駭子的医药费
　　让病人分担医药费确实能防止浪费。一个在政府医院接受l 治疗的病人所付的医药费可以获得高达8％的津贴，看他所選择的病房类别而定随着收人的增加，越来越少病人选择享有最高津贴的廉价病房他们转而住进更舒适却享有较少津贴的病房。我们缯考虑实行病人支付能力测验以断定病人所能选择的病房类别，后来因顾及不易推行而打消这个念头反之，我们通过明显区分不同类別病房的舒适程度鼓励人们住进他们负担得起的病房。实际上这就是由病人来断定自己的支付能力。提高使保健储蓄存款也增加使囚们觉得他们有经济能力选择设备更好的病房。
　　我们允许人们利用保健储蓄缴付在私人医院就医的费用并为不同的医疗程序设下不哃的限额，这使政府医院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因而致力于达到私人医院的服务水平。不过病人不能利用保健储蓄来支付门诊或到私人诊療所看病的费用。我们相信要是人们可以利用保健储蓄而无须以常月预算款额付账，更多人就会动不动因轻微的病痛而去看医生
　　1990姩，我们推出一种非强制性的保险计划一e 保双全计划以应付严重疾病的医疗费用，保险费可以从保健储蓄户头冲扣除接着我们在1993年设竝保健基金，帮助那些保健储蓄和健保双全保险已经用完又没有其他直系亲属可以依靠的病人。
　　他们可以申请全免由保健基金代付医药费。在确保人人都享有必要的医疗照顾的同时我们并没大量地耗费资源，也没让病人须排长龙等候动手术
　　我们还得解决一個普遍性的问题，那就是当一个工人年纪老到不能工作时可以得到什么样的退休优惠或养老金。欧洲和美国的做法是由政府用纳税人嘚钱来发养老金。我们则决定每个工人都应通过公积金积累储蓄应付老年所需。1978年起公积金会员可以利用个人储蓄进行投资。同年早些时候政府改组了新加坡的巴士服务，成立新加坡巴士服务有限公司并让它上市同时允许公积金会员利用不超过5元的公积金来购买挂牌时推出的新巴股票。我要让大多数人拥有股权让利润回流到公共交通的主要使用者，也就是工人手中人们因此不会执意要求把巴士車费订得低廉和要求政府津贴公共交通。
　　那次售股计划取得成功后我们放宽限制，允许会员利用公积金投资住宅、商业与工业房地產、信托股、单位信托和黄金所赚的钱高于公积金利息的会员，可以从户头取出余额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制定最低的保障以防会員投资失败而丧失所有的储蓄。到1997年已有15万名公积金会员投资购买证券和股票，多数是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第一级股市的“蓝筹股”
　　让人民分享盈余政府在1993年让新加坡电信公司上市时。是以比市价低一半的折扣价把大部分股票售卖给新加坡所有成年公民。过去那些姩头政府因经济稳定增长而累积了不少盈余。因此计人民以低价购买股票，是为了让他们分享部分盈余我们也要人民拥有一家主要嘚新加坡公司的股份。使新加坡人又多了一道跟围家成就息息相关的有形联系
　　为了防止英国电信私营化时出现的情形在新加坡重演。也就是人们在公司上市后不久见高卖掉股票套利我们规定只要持有人不卖出手头的股票，他们都可以在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六年获嘚红股结果，拥有新电信股票的新加坡人占劳动力的将近9％这个比例相信是全球最高的。
　　当我发现人们在照顾自己拥有的住房和租赁单位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时就深信一个人的产权感是与生俱来的。5和60年代发生暴乱时路人也会参加，向汽车的挡风玻璃扔石头紦汽车掀翻，放火烧毁到60年代中期，当人们拥有住房和其他资产后发生暴乱时他们的反应大不相同。年轻人把停放在路旁的史古打抬仩组屋的楼梯这种情况加强了我的决心，我要让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真正的资产让他们去保护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住房。回想起来我當时的想法并没错。
　　我们选择通过让资产增值来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津贴消费。那些参加自由市场的马拉松赛跑而并未胜出的人吔会因为已经在人生的长跑中尽了力，参加竞争而获得有价值的奖品他们要增加消费或花钱的话，可以卖掉一些资产最值得注意的现潒是，很少人把自己的资产消耗掉他们都保住甚至扩充他们的资产，只花费来自资产的收人他们未雨绸缪，要保住资产将来留给子孫。
　　1965年公积金会员不过42万名。到1998年会员已超过28万人，公积金存款高达85亿元这还不包括被提出用来偿还组屋贷款、投资股票和购買私人房地产的8亿元。几乎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养老基金他们终老后，公积金局会按照他们生前书面表明的意愿分配结余的存款而无須经过向法庭申请的烦琐程序。
　　眼看英国和瑞典的福利制度使成本不断上升我们下定决心避免推行这种消耗国家元气的制度。我们紸意到70年代在很多由政府履行家长基本职责的先进社会里人民追求成就和成功的干劲都被削弱了。福利制度也破坏了人民的自立本能囚们不需要为了家计而工作。施舍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人们的进取心和生产力都在不断下滑。人们缴税缴得太多因而失去了争取成僦的干劲，进而依赖国家照顾他们的基本需要
　　我们觉得最好还是加强儒家传统，一个男人应该对家庭、父母、妻子和孩子负责反對党和西方媒体总是不断地批评和攻击我，尤其是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
　　他们抨击政府推行冷酷无情的政策，不愿意津贴消费在選举期间，要应付反对党提出的福利诱惑是非常困难的6和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才會显现，包括个人表现差、增长率停滞不前和预算赤字提高我们需要时间让人们积累公积金储蓄，让许多人买下住房只有做到这点，怹们才不会想要把个人的储蓄纳入共同的基金以便人人享有同样福利的“权利”，人人可以买到同样的住房或是住进同等的病房。我確信他们宁可付出额外的努力以便能在住房的大小和质量以及住院的舒适程度方面，满足自己的要求幸而我在历届选举中顶得住这些批评。直到80年代西方媒体才承认福利社会的失败。
　　中央公积金使新加坡变成一个不同的社会人们有了可观的储蓄和资产，对生活嘚态度也改变了他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以及对自己和家庭应负的责任。
　　他们没有受到“自助餐症候”的诱惑那就是在付叻健康保险费后，便千方百计地进行各种医疗消费
　　为了确保储蓄足够一个人养老之用，公积金存款或以公积金存款购买的任何资产是不能在任何抵债或索偿行动中被扣押的。公积金会员用公积金购买的建屋局组屋债权人不能打它的主意。只有建屋局才有权以没缴清抵押贷款的期款为理由对屋主采取法律行动。
　　中央公积金使工人能以自筹资金的方式获得社会保险基金公积金使他们获得了等於任何养老金或政府津贴计划的社会保障，而同时又没把付款的责任推给下一代的工人这是比较公平和理想的。每一代人对自己的需求負责每个人储蓄自己的养老金。公积金和居者有其屋计划确保了政治稳定使新加坡持续不断地发展了3多年。没有这些计划新加坡人將像香港、台北、汉城或东京的人民一样。
　　在这些城市工人工资高，却须花大钱租小房子而且这些房子永远不会归他们所有。新加坡的选民如果也是这样就不可能在每次选举中以大多数票一再投选人民行动党。
　　像公积金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要行得通必须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利率则高于通货膨胀率人们必须有信心，相信自己的储蓄不会因通货膨胀或新元对其他货币贬值而化为乌有换句话说，财政政策和财政预算政策健全是中央公积金成功的先决条件。
　　当初如果我们不重新分配人们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竞爭所创造的财富必然会削弱新加坡社会的团结，也就是人们同舟共济的意识东方人的阴阳象征，我想最能说明个人竞争和集体团结之間的平衡阴代表女性，阳代表男性社会阳性越强，竞争越激烈以胜者为王为基础，竞争越激烈集体团结的精神就越I 弱。阴性越强通过津贴和福利照顾使报酬平等化，社会就越温馨集体团结的精神就越强，可是整体表现会下跌因为竞争能力会较差。
　　在我们這个亚洲社会父母总希望子女的人生起点比自己好，比自己强
　　由于几乎所有新加坡人都是移民，他们渴望自己和子女的生活能有保障拥有资产而不是给予福利照顾，是让人民有权自行决定自己的钱应该怎么花并负起这个责任。
　　当然社会上总会有一些不负責任或能力不足的人。在新加坡这些人占人口5％左右。对这5％的人来说任何资产，无论是房子还是股票都会化为乌有。
　　我们尽量设法不让他们最终住进收容所而是尽可能让他们能够独立生活。更重要的是设法拯救这些人的子女，使他们不再重复上一代那种什麼都不在乎的生活方式我们做出适当的安排，以确保只有那些十分需要援助的人才获得福利照顾
　　西方人的态度却跟我们完全相反。自由主义者积极鼓励人们向政府索取津贴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导致国家福利费用过度增加
　　新加坡采取的政策促使人民力争上游。币值稳定、预算平衡和税率低促使投资增加，生产力提高除了强制把工资的4％存人公积金户头以外，许多人也把钱存进邮政储蓄银荇（后改称储蓄银行）政府利用这些国内储蓄来建立基础设施，如公路、桥梁、机场、集装箱码头、发电厂、蓄水池和一个地铁系统甴于没有不必要的开支，我们得以把通货膨胀维持在低水平也不需要对外借贷。自60年代以来除了1985至1987年经济衰退时，财政预算每年都有盈余政府开支平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七大工业国平均是33％另一方面，我们的发展开支则始终比七大工业国高
　　我们的目标是烸年尽可能筹集足够的岁人作为运作和发展开支，同时使税收制度在国际上具备竞争力1984年，直接税占了新加坡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二我們一直降低个人和公司的所得税率，到1996年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只占税收总额的一半，七大工业国是四分之三我们从征收所得税转向征收消费税。个人的最高所得税率在1965年高达55％1996年降到28％。4％的公司税在同时期降到26％新加坡不征收资本收益税。消费税是3％进口关税昰.4％。
　　起初我们沿用英国人的社会主义哲学向富有者征收重税而制定惩罚性的遗产税率，不过富有者有很好的税务律师和会计师協助减轻自己的纳税负担。1984年新加坡的遗产税从最高的6％锐减到5％至1％，视遗产价值多少而定当富有者发现他们再也不值得逃缴遗产稅之后，我们也因此征收到更多的税金我们的非税收收人来自多方面的服务收费，目的是要抵消部分或所有由国家提供的货物和服务成夲这能防止过度使用获得津贴的公共服务，也能避免出现资源分配不当的情况
　　持续的增长使局面益发稳定，稳定吸引了更多的投資制造更多的财富。幸好我们在建国初期实行了艰难的决策才能形成l 现有的良性循环：开支少，储蓄多；福利少投资多。过去30年因為经济增长强劲我们累积了许多资产，人口相对年轻
　　在20年之内，人口会老化经济增长会慢下来。随着纳税人的百分比下降个囚储蓄会减少。由于老人越来越多国家的医疗照顾开支将会大幅度上升。只要提早确保老年人有更多的保健储蓄就能减轻这个问题的嚴重性。不过吸引受高深教育和技术熟练的移旧，扩大我们的人才来源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和岁人，会是更完善的应付策略此外，政府必须为更多社区福利团体提供财政和行政支援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义工来推动和监督这些社区的福利事业。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义工來推动和监督这些社区的福利事业
　　我和同僚们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否多维持一代人，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想继续投标食堂发言稿怎么寫运作
　　我有所怀疑……行动党能否想继续投标食堂发言稿怎么写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党将来会形成多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行动党领袖今后如何对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断改变的需求和意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主的决策过程中满足他们享囿更大参与权的欲望
　　1959年至今，40年来人民行动党连续十次赢得大选始终没有变得臃肿懈怠。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批评新加坡的人相信行动党能够屹立不倒，是因为我们对付敌对者向来毫不留情然而这样的解释未免简单化了。如果我l 们违背了同人民缔结的信约早就被踢出局了。我们在60年代领导人民走出绝望的深渊进人前所未有的增长与发展的时代。我们利用世界贸易与投资增长作为垫腳石只用一代人的时间便从第三世界晋升到第一世界的水平。
　　在最难应付的政敌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的反对党领袖走訪选区是为了试探他们在哪一区会有所作为――凭的是人们在小贩中心、咖啡店、食阁、超级市场等场所对他们做出怎样的反应以及接鈈接受他们分发的传单等等。我从来不信这一套我跟政敌之间有过许多次不愉快的交手，从中认识到了选旧的总体情绪固然重要关键其实在于争取民众支持的机制和组织网络。当年我们到共产党人的地盘访问结果遭当地的居民冷落。选区里的主要人物包括工会领袖，以及零售商或小贩公会、宗乡会馆、校友会等等的理事全被共产党干部拉拢到同一个网络中，使他们感到自己属于一支稳操胜券的队伍碰上他们，不管我们在竞选期间付出多少心血仍始终无法取得显著的进展。他们牢牢地控制着基层惟一对付他们的办法是年复一姩地在大选与大选之间，坚持不懈地在同一基层下苦功
　　为了同亲共产党工会和协会开办的夜间进修班竞争，我们成立了人民协会紦多个宗乡会馆、商会、消闲俱乐部，以及从事艺术、业余与社交活动的团体收编为团体会员让它们在我们设立的100多个民众联络所提供咨询与服务。这些联络所主办中英文识字班、缝纫班、烹饪班还开班教人修理汽车、电器、收音机、电视机等等。我们同共产党一争长短进而超越他们，借此逐渐夺回部分共产党人培养的基层
　　1962至1963年间，走访各个选区时我召集了全岛各个小村镇的活跃分子。他们昰各种社团和俱乐部的地方领袖各自组成本地区的欢迎委员会来跟我和我的一组官员讨论改善道路。安装街灯和水龙头、疏浚沟渠以消除水患等事务访问结束后，我们拨出款项让工作小组负起后续的工作落实这些项目。
　　1964年当我们还是马来西亚的成员时，发生了種族暴乱过后，我们成立了“亲善委员会”以防再度出现种族关系失控的局面。委员会委员是由同一地方上不同社群的基层领袖组成嘚
　　我以这些“欢迎”和“亲善”委员会为基础，吸收比较活跃和有潜能的委员为联络所管委会和公民咨询委员会服务。联络所管委会主办消闲、教育和其他活动
　　公民咨询委员会则利用我们提供的款项，展开改善地方设施的小规模公共工程他们也自行筹款，為穷人提供福利金和助学金
　　当时的社区领袖不愿意，甚至害怕公开跟某个政党认同宁可跟政府站在一起。
　　这是殖民地时期尤其是宣布“紧急状态”期间留下来的后遗症。当时共产党人非常活跃谁跟那些同马共敌对竞争的政党认同，都会受到惩罚通过成立聯络所管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之类的半官方组织，我们动员了多个领域的长者他们在各自的社区都是德高望重的人物。每次大选过后他们总会跟我们的议员合作。尽管其中一些长者在大选期间保持中立不积极助选，他们的支持和影响力却对选民产生作用
　　后来，随着越来越多人搬进组屋我成立了居民委员会，让每个委员会为六到十座组屋服务基层领袖和居民之间因此有更密切的交流。这样每个建屋局新镇都有一个网络，把居委会同联络所管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联系起来进而同网络的神经中枢――总理公署相联结。因此反对党领袖走访居民，往往是在获得细心管理和照顾的行动党地盘活动社区里自然会有游离选民存在，但同时也有一股由地方领袖組成的中坚力量――他们知道行动党议员得到政府的支持不论大选期间或大选过后，都会照顾居民的需要
　　英国宣布从新加坡撤军後不久举行的1968年大选，是一个转换点我们以压倒性票数赢得了所有议席。到了1972年也就是四年以后，我们几乎创造了奇迹令人民放下惢头大石，转忧为喜尽管英军撤退，国内生产总值随之下跌20％工作岗位也减少了五万个，我们却能取得高增长并降低失业率。美国跨国公司制造了数以千计的电器与电子厂的工作职位我在同年9月举行大选时，65个议席当中反对党候选人同我们竞选57个，结果我们以70％嘚得票率赢得了这57个席位
　　1976年我们再度囊括所有席位，37个无对手38个竞争席位全胜。行动党领袖的崇高地位加上我们取得的成就，囹反对党难以招架人民对行动党的领导能力充满信心，不想要反对党他们一心要经济想继续投标食堂发言稿怎么写增长，离开陋屋找份待遇优厚的工作，佣逐渐提高的薪金购买新组屋把孩子送人我们当时正在兴建的设备较好的学校。大家犹如跟着潮水般不断升涨峩们在1980年第四度席卷大选的所有席位，37个没有竞争对手38个以77.5％的得票率赢得。我的政敌总是等到大选期间才造谣诬蔑希望能令我蒙受朂大的打击。如果不诉诸法律行动人们就会相信这些无稽的指控。西方的自由派评论员说我的名誉无懈可击，没有人会相信冲我而来嘚一派胡言因此我应该宽宏大量，不加理睬不该怀恨在心，提出诉讼但是人们之所以不相信这些胡言乱语，惟一的原因就在于我总昰严加驳斥如果不提出诉讼，有人就会拿这些做证据说我心虚。在邓亮洪案件中我购买两间公寓一事有好一阵子在政坛L 闹得沸沸扬揚。如果在邓亮洪于《亚洲周刊》发表那番谈话之后不控告他他会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肆无忌惮地进行更多荒谬的指责到那个时候要反驳他为时已晚，连行动党的支持者也会猜疑我有没有犯错不过，因为新加坡人民知道我对任何不符事实的诽谤言论必会提出挑战因此邓亮洪在诋毁我的时候，立刻把资金调离新加坡为接踵而来的后果做好准备。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使我必定起诉诽谤我的人：自50年玳以来我们建立的政治环境要求政界人士一旦面对有关行为不检或做错事的指控，务必站出来自我辩护
　　反对党议员如果遭人中伤，同样会采取诉讼行动詹时中曾经起诉两名行动党部长，侯永昌和丹那巴南结果对方给予赔偿，庭外和解拉贾拉南在1981年起诉当时担任贸工部长的吴作栋，但是败诉他上诉到枢密院，结果还是一样在选民心目中，任何有关行为不当或不诚实的指控都必须对簿公堂，这已成为不争的原则行动党的部长向来深得人民敬重，就是因为他们随时准备出庭为任何行为不当的指控接受检查和盘问有人批评峩采取诉讼行动是要堵住反对党的嘴巴，使他们吭声不得但是这些人不明白，在一个贪污、朋党与裙带风仍然猖撅为患的区域人们会哆么轻易相信任何关于不诚实或贪污的指控。
　　一些评论员声称新加坡的法官对我惟命是从主审我的案子的都是资深法官，他们有自巳的地位和名誉要维护他们的判决发表在法律报告中，日后将成为其他案件的判例任由律师界2000多名律师以及国立大学法律系师生如何鑽研，都经得起考验
　　这类关于我们利用诽谤诉讼使政敌破产的指控，在1994年10月7日达到了沸点
　　《国际先驱论坛报》当天发表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美籍讲师克里斯托弗。林格尔执笔的一篇文章对我进行这样的抨击：“本区域一些容不下异己的政权在压制歧见方面，展礻了相当精妙的手段……其他比较含蓄：依靠惟命是从的法官替他们把反对党政治人物整到破产”该报的主编、出版人、作者全被我起訴。尽管有外国媒体全体出动为他们的案件大事宣传但是该报的主编和出版人却宁可通过律师承认文章所言不实并道歉。法庭判《国际先驱论坛报》支付损失赔偿和诉讼费至于林格尔，为了避免在法庭上遭盘问传票一发出，他便逃离新加坡
　　反对党或报刊对我的洺声做出不公道的抨击，我不但没有压制他们反而是每一回上法庭当原告都把自己的私人和公家生活一概赤裸裸地摊开，任由审查要鈈是记录清白，这可是不必要的冒险正因为我选择了这么做，而且把赔偿金捐给需要帮助的慈善团体所以一直有办法维持在人民心目Φ的地位。要砥柱中流和赢得选举政治议程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要做到这点同评论员辩论就绝不能被驳倒。
　　他们埋怨我过于压淛0他们的言论可是观点有错就必须受到挑战，否则会影响民意制造麻烦。那些为了一逞聪明而为难政府的人一旦被我以同样尖锐的訁论还击，可怨不得人0与此同时，行动党也尝试同党外人士建立联系同教育程度较高，见闻较广希望参与国家辩论的新一代新加坡囚沟通。行动党在国会中占绝大多数议席加上反对党议员素质低，导致公众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另一类观点在国会中总是得不到充分的l 抒发。我们在1990年修改宪法让一小批非民选议员进人国会，以反映独立或超党派的观点这些议员称为官委议员。这个计划很成功它让非行动党出身的杰出人士进人国会。官委议员一直扮演着建设性的角色他们对政府的政策经过慎重考虑后，提出认真的批评政府也同樣认真对待他们的意见。
　　其中一位官委议员温长明还以无公职议员的身分提出一项议案并获国会通过，成为后来的赡养父母法令
　　1984年的大选过后，我们成立了民意处理组提供管道让公众通过论坛和反馈会议，对一些政策发表意见议员以同情聆听的态度主持这類会议，目的是收取民意不是笼络人心。这使得人民大胆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不是所有相左的意见都会令我们改变或撤销条例，但是這些反馈有助于政府改进政策继1965年新马分家、1968年英军开始撤退之后，大选便成伪行动党探测支持度的全民表决不再是输赢的问题。行動党的l 得票率在8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主要原因是人数逐渐增加的年轻选民未曾经历过早期的挣扎，对行动党的忠诚不比上一代人他们要囿一个反对党的声音同行动党抗衡，向政府施压以获得更多优惠，同时使强硬政策软化这么做迟早会造成无能之辈当选。这种情形确實发生了
　　吴总理在1991年宣布举行大选时，反对党改变策略不再派出更多能力差的候选人上场，而是在提名当天故意让行动党在没囿对手的情况下赢得大多数议席。
　　他们知道人民希望国会里有一些反对党代表，但是也希望行动党稳操执政大权
　　反对党说这昰他们的补选策略。这一招果然奏效南洋大学毕业，本身是潮州人的刘程强为工人党在潮州人居多的后港选区取得胜利。结果显示他昰一个称职的基层领袖詹时中领导的民主党赢得三个议席，成为国会里最大的反对党詹时中也正式成为反对党的领袖。新的民主党议員表现平平有负众望。詹时中有建设性然而缺乏慧眼，否则他应该有能力建立一个规模可观的政党1992年，他满怀信心地引荐一个貌似鈳信的年轻讲师作为他的红牌候选人推荐他去参加补选。不到两年这个得意门生却把他驱逐出党，迫使他不得不另起炉灶
　　1997年大選，行动党在83个议席当中只输给了刘程强和代表一个新政党的詹时中行动党获得有效投票率的65％，上升了四个百分点也扭转了得票率丅降的趋势。我们击败了在1991年中选但之后表现令选民大失所望的两个民主党议员。为了对付反对党的“补选”策略行动党亮出竞选之餌：在推行公共住房翻新计划时，将根据选民对行动党的支持率来决定某个选区是否享有优先权美国自由派人士批评这种做法有欠公平，听起来好像政治拨款的把戏在其他地方并不存在似的
　　现任行动党领袖正处于同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建立心连心的联系的过程。1997至1999年嘚区域金融灾难对从没吃过苦的这一代人来说是个考验。人民、领袖双方面共同克服了困难而变得更加坚强这场危机以及同马来西亚時而发生的摩擦，使新办坡人高度警觉地认识到生活在东南亚的现实环境中是怎么一回事。我和同僚们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否多维持一代囚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想继续投标食堂发言稿怎么写运作？我有所怀疑
　　科技与环球化趋势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新加坡人将有新的工作方法、新的生活方式在资讯科技时代里，作为知识经济的一个国际枢纽我们受到外来影响的程度将是史无前例的。荇动党能否想继续投标食堂发言稿怎么写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党将来会形成多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行动党领袖今后洳何对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断改变的需求和意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生的决策过程中满足他们享有更大参与权的欲望。新加坡鈳走的路不多所以即使政见不同，在为我们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将不至于无法达成共识。
　　许多舆论的矛头指向政府责任政府茬60年代草率推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计划。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其实有利也有弊。没有这个政策家庭计划抑制人口增长，可能永无荿功之日失业和失学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只可惜我们忽略了本应预见到的
　　1983年8月14日晚上，我在常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出人意料的讲话通过两个电视波道全部现场直播。那是观众最多的时刻我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后来人们称那次的讲话为我的“婚嫁大辩论”。不出我所料这番講话引起很大的回响。内人芝事前就警告过我教育水平只有“O ”水准（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准）的女性人数远超过大学毕业的女性。这件事导致人民行动党在次年l 的选举中得票率下降12％比我所预料的还多。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悟透再明显不过的道理：人才是新加坡最珍贵的资源像新加坡这样一个资源稀少，建国初期只有区区200万人口的弹丸小国人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里的华族移民大部分昰中国南方各省农民的后代大多由劳工承包商通过契约招募而来，干的都是扛货物、拉人力车之类的粗活早期的印度移民同样是契约勞工，从事割胶、修路、挖掘沟渠等工作他们多属印度最低种姓。当时也有三五成群的印度商人和文员最能干的是信德邦商人和印度敎婆罗门人士，尤其是他们的僧侣他们的后代同样不逞多让。马来人一般上则文比理强
　　值得庆幸的是，在英国统治下的新加坡是區域教育中心有优秀的学校和师资训练，以及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和莱佛士学院（有文科和理科）两所高水准学府一它们后来在新加坡合並为马来亚大学马来亚和婆罗洲等地最聪明的英校生前来这里深造，住在基督教会管理的寄宿学校最优秀的学生前来受训成为医生、敎师和行政人员。他们是马来亚、婆罗洲和荷属东印度群l 岛一也就是后来的印尼一等地600多万个华族与印度族移民当中的精英同样，我们吔有本区域最优秀的华校这一带的华族成功人士把子女送到这里接受教育，之后再升上当时仍以华文教学的南洋大学直到日治时期以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国政府兴起为止，华人在南洋各国之间自由迁移有不少人因为新加坡的就业条件比较好而留下来，为新加坡注入了另一批人才
　　最聪明的女性没结婚促使我决定发表那次“婚嫁大辩论”演讲的，是我桌上那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下一代缺少她们的传人，这意味着将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最优秀的新加坡女件没有传宗接代，因为学历相等的男性不肯娶他们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小姑独处无论是华族、印度族或马来族，亚洲男人都宁可娶个教育程度较低的妻子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
　　对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与生育趋勢，我们再也不能不闻不问不加以干预了。
　　我决定给新加坡的男件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们从愚昧、陈腐、具破坏性的偏见中醒悟过來。我引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对好多对双胞胎所做的一项研究的结果：这些孪生兄弟姐妹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即使分别由不同家庭在鈈同的国度带大，他们在词汇、智商、习惯、对饮食和朋友的好恶以及性格和个人特征等方面仍有80％左右完全相似。换句话说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遗传的大约20。%则取决于后天的栽培
　　孩子的能力介于双亲之间，少数会超越或不及他们的父母因此，大学毕业的男性娶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等于没有充分制造让孩子能够升上大学的条件。我呼吁他们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为妻也鼓勵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件生育两个或更多子女。
　　大学毕业的女性心里不舒服她们的情况经我一提成了举国注目的焦点。非大学毕业的奻性还有她们的父母亲，怪我劝阻男性大学毕业生跟她们成婚报章舆论排山倒海般向我袭来，抨击我是精英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人的資质是遗传的，不受教育、饮食和培训等后天条件的影响一对从事专业工作的夫妇对所谓低收入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不那么聪明的假设（其实我没有做过这种假设）提出挑战。“就说小提琴家李斌汉吧他出身牛车水的平民区，当初如果不给他机会他根本不可能发展本身的才华。”（从小在牛车水长大的李斌汉当年被耶胡迪梅纽因发现，赴英国进人梅纽因的学校就读后来成为曼彻斯特管弦乐队的第┅小提琴手。）“整件事情抹上精英主义的色彩”另一个女读者写道：“我是一个未婚的成功专业女性，现年40岁我保持单身，因为这昰我的选择有人竟然认为区区一点钱财奖励就能让我跟第一个吸引我的男人上床，然后为了新加坡的未来生育出一个天才儿童这实在昰莫大的污辱。”连当时身为人民行动党后座议员的杜进才也对我的想法进行嘲讽他说，他的母亲从没上过学父亲是个书记，只受过Φ学教育如果必须依赖双亲的教育背景，他根本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把过去几年以12、16和19岁三个年l 龄层在考試中成绩最好的学生的10％作为调查对象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分析的统计报告公开。
　　这些数字说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学业成绩优越与否的关键我也公开了六七十年代的数据分析报告：大部分获颁奖学金的优秀生，家长都没有受过多尐教育这些家长当中有管仓库的、做小贩的、开的士的，也有当工人的我把这些数据l 和八九十年代的数据对比，后期数据显示首100名朂杰出的奖学金得主当中，超过50％有个从事专业工作或自雇的父亲或母亲由此得出明显的结论：六七十年代那些有本事的奖学金得主的雙亲，如果迟一个年代出世身处教育普及，随时有多种奖助学金和贷学金可供优秀学生申请的时代他们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西方媒体对这场风波大事报道自由主义派的西方写作人和评论员借此讽刺我无知，认为我满脑子成见但是有一位学者为我辩护――哈佛大學的心理学教授赫恩斯坦。他在1989年5月份《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智商与生育率下降》一文中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新加坡的李光耀总悝说过‘智能水平将不断下降，经济将摇摇欲坠我们的行政管理工作会困难重重，社会将出现滑坡’原因在于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侽性不跟教育水平同等的女性成婚，却娶没受过教育的女性或者索性不娶。但是李光耀是个例外，因为敢于公开谈论低生育率在素质方面产生影响的现代政治领袖没几个人”数年后，赫恩斯坦与人合撰了《钟形曲线》一书把资质来自遗传的证据摆在读者面前。
　　荿立社交发展署为了缓和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的问题我们成立了社交发展署，推动男女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社交活动我还亲自挑选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生范官娇来主持大局。当时她年近50丈夫也是一名医生，两个子女在念大学
　　她待人处事温文可亲，总囿办法叫年轻人放松绷紧的心情是挑此大梁的最佳人选。
　　社交发展署成立初期大学毕业生不论男女，全对它不屑一顾国际传媒洅一次抓住机会大肆嘲讽我们牵红线的努力和它所组织的有关活动――有专题研讨会、讲座和电脑课程，也有游轮假期和地中海俱乐部的旅行
　　实际上，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人数日益增加的现象已开始刚起家长们的恐慌个个急得四处求助。1985年的一个夜晚在总统府出席招待会之后，芝告诉我跟她同一辈的女士们同病相怜地互相谈论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儿未婚的问题。她们感叹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訁成婚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在大部分女性没受过正统教育的年代，聪明的和资质较差的女性都有同等机会“出嫁”因为没有所谓‘O ’水准或大学毕业的分级。如今相亲的做法已经无法被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所接受
　　除了怪罪于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外，他们的母亲何嘗没有责任非大学毕业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个非大学毕业的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来传统的文化偏见总认为男人维护鈈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怜又可笑的事要改变这样的偏见谈何容易。华人如此印度人更是如此，马来人尤其严重
　　同样的问题其实在任何教育层次都有。一大批‘A ’水准（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或者高级中学）毕业的女性，找不到学院或同等水平的男性愿意娶她们为妻‘O ’水准毕业的女性也一样。女性只愿上嫁男性只想下娶，结果是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因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们高，谁也不愿意嫁给他们为了辅助社交发展署的功能，我促请人民协会理事长成立社交促进组以中学教育程度的侽女为服务的对象。社交促进组的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1995年时已增加到9.7万人，通过它所组织的活动而互相认识的会员中有31％结为夫妻。
　　教育普及化摧毁了旧有的择偶方式叫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取代传统红娘扮演的角色。
　　1980年人口普查得来的数字也显示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很多这使我们的问题雪上加霜。完成大专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初中和高中程度1.6，小学程度2.3没上过学的4.4.为人父母者要生育2.l 个孩子才足以维持人口替代率。新加坡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长教育水平较高的一群却连替代水平也达不到。
　　为了扭转这个生育趋势我和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在1984年决定让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大学毕业的母亲在为所有的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
　　这可是每一个家长梦寐以求的一种特权却也是个敏感而看法不一的课题。内阁中甴拉贾拉南率领的平等主义派勃然大怒拉贾拉南对“聪明父母必出聪明子女”的说法予以驳斥。即使确实如此他辩驳说，也没有必要詓伤害人家的自尊巴克也表示不满，不因为他同意拉贾拉南的看法而是因为这种政策将冒犯资质较弱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年轻一辈嘚部长面对资深同僚三种全然不同的见解也意见不一。
　　凡事求实的吴庆瑞赞成我的看法我们两人坚持己见，认为非得把那些男性夶学毕业生唤醒不可以使他们摆脱不合时宜的下娶观念。最后我们以大多数票通过这个决定。
　　新政策引起非大学毕业母亲的不满原是意料中事毕竟她们会比较吃亏。但是令我和吴庆瑞始料不及的是，连大学毕业的母亲也提出抗议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优先权。鈈过年轻的男士们总算把话给听了进去，有更多人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妻子只是进度始终快不起来。大选过后我同意放手让继吴庆瑞接任教育部长的陈庆炎改变原来的决定，撤销大学毕业母亲所享有的特权我已经唤醒人民，尤其是受大专教育的青年男女把国家的处境毫不掩饰地摆在他们面前。但是既然这份特权使女性大学毕业生感到尴尬，我想还是取消比较好
　　已婚妇女获税务优惠取而代之，我给予已婚妇女特别所得税优惠――这次以大学、理工学院、‘A ’水准和‘O ’水准毕业生为对象扩大范围，避免过于强调一小群精英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这些妇女体人或者她们的丈夫就能获得可观的特别税金回扣。这个税金优惠果然使更多妇女生育第三或苐四个孩子许多舆论的矛头指向政府，责怪政府在60年代草率推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计划
　　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其实有利也有弊没有这个政策，家庭计划抑制人口增长可能永无成功之日，佚业和失学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只可惜我们忽略了本应预说到的，那就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只生一两个孩子，教育水平较低者则想继续投标食堂发言稿怎么写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谈论家庭计划问题的覀方写作人没有向人们指出这一点，因为这么做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要是我们自己早一点发现这个问题，整个运动就可以以不同的手法囷对象来展开――在60年代开展家庭计划的时候一开始就用奖励措施鼓励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生育三个或更多的孩子。只可惜我们被蒙在皷里一直到1983年，1980年的人口普查分析结果出来了我们才看到不同社会和经济组别的人的不同生育趋势。
　　自从于1983年发表了那一次的演講之后我定期公开以全l 国会考成绩最优秀的10％学生为对象的调查结果，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统计分析新加坡人已经接受一个事實：家长的教育水平和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达到同等的水平我发表那一番演讲，旨在唤醒我们的年轻男女和他们的父母要他们采取行动扭转当时已很严重的情况，随即引发的公开议论也使情况有了改变吴庆瑞是受过训练的统计师，在我棒喝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后的數年内不断研究有关数字。他告诉我我们无法及时解决这个问题，以挽救大多数新加坡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命运数字上虽然有好转的跡象，但是却也显示要扭转这个趋势得花上好多年的工夫，情况对这些优秀女性不利连带影响新加坡。到1997年63％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娶叻教育程度相同的妻子，比1982年的37％来得高也有越来越多女性大学毕业生愿意下嫁非大学毕业的男士，不再保持单身要扭转一种根深蒂凅的文化偏差，实在并非易事理性的一面叫我不得不同意吴庆瑞所说的，要改变这个文化差异的过程非常漫长感性的一面却叫我无法接受我们不能更快一些让男士们觉悟，消除偏见
　　当富裕的西方大国改变对亚洲移民的政策时，新加坡人才匾乏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60年代美国在越南打仗，它不希望拒亚洲人于门外的移民政策使它蒙受反亚洲人之嫌于是决定改变，允许亚洲人移民美国扭转了一个哆世纪来只接受白人移民的政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个地大人稀的国家不久也相继效法这些国家长久以来禁止亚洲移民入籍。他们改变政策开始容纳素质和学历较高的亚洲人才，新加坡因此失去一大批来自马来西亚的华族和印度族人才马来西亚许多中产阶級的华族和印度族专业人才纷纷移居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到新加坡来受教育的外国学生也减少了各国设立了自己的大学，许多學生也有经济条件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深造
　　并非每一个领袖都同意我对这种政策改变所带来的负面影l 响嘚看法。我在70年代初期告诉马来西亚首相敦拉扎克马来西亚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华人和印度人纷纷移民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使马来西亞蒙受人才外流的损失他却回答说：
　　“这不是‘人人才外流’，是‘麻烦外流’把麻烦都排出马来西亚。”70年代末期以后人才短缺的问题进一步恶化，约有5％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开始移民海外
　　太多优秀的学生选择从医，他们当中不少人发觉所得成就跟他们的專业资格不相称时最终选择移居国外。也有一些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深造的学生一发现国内的事业和发展前景不如预期中的快便移居这些国家。我们的学生和日本人与韩国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受的是英文教育，到海外定居没有太大的语言障碍或文化震荡
　　为了确保有足够的人才，以应付日益增长的经济所制造出来的工作我开始计划引进和留住人才――企业家、专业人士、艺人、技术高度熟练的工人等。1980年我们成立了两个委员怕，其中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物色人才另一个负责协助这些外来人才在新加坡安顿下来。峩们的官员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招揽人才，在驻各国新加坡使节团的学生咨询员的协助下他们在大学校园里同有潛质的亚洲学生会面，设法引起他们对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兴趣委员会以亚洲学生为主要招揽的对象，因为新加坡也是一个亚洲社会但昰生活水平和素质较高，亚洲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融入这里的环境有系统地在世界各地招揽人才，每年为新加坡引进数百个大学毕业生填补了新加坡受高等教育者每年有5％至10％移居到工业国所留下的空缺。
　　至于特别聪慧的学生委员会仿效美国跨国公司的“提早收割”法，根据学生在毕业考试之前的学业表现招募尚未毕业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工作进人叨年代，积极招揽引进的人才是流失者的两倍我们也开始为来自中国、印度等区域国家的亚洲优秀生提供数百份奖学金，希望这些学生会因为这里的就业机会比较好而留下来选擇回国的学生，日后还是可能对到当地去发展的新加坡公司有帮助
　　我们也成立两个工作小组，负责吸引来自印度和本区域的人才招揽印度族人才比招揽马来族人才的行动收效较大。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土著因为家乡给予的优待太多都不愿意移居新加坡。
　　一个新現象是有越来越多男性白人娶新加坡女性，尤其是受过大专教育的女性因为新加坡男性大学毕业生对她们敬而远之，大学毕业的白人卻不介意新加坡法律规定，男性公民所娶的外国妻子可以人籍新加坡反之则不然――除非她们的外籍丈夫在新加坡已有一份固定职业。许多女性因此不得不移民海外1999年1月，我们改变了这项政策这将为新加坡的国际性特色增添更多新色彩。此外好些海外的新加坡男性也娶了在大学认识的白人女性或日本与其他亚洲女性为妻，他们的子女充实了新加坡的人才宝库随着人们经常出国公于或被派驻国外，同当地人频繁交往不同种族通婚的旧有障碍不再那么明显了。我们必须改变态度对以往被视为外来者而加以排斥的人才善加利用。陳旧的偏见非得摈弃不可否则它将成为新加坡朝国际贸易、工业和服务中心发展的道路上的绊脚石。
　　除了保守的心理障碍我们还嘚面对人民担心工作竞争的问题。无论在专业或较低的层次一般人都抗拒外来人才的拥人。新加坡人明白外来人才越多就业机会就越哆的道理，但是大家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内
　　没有外来人才，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我所组织的第一个內阁，十人当中我是惟一在新加坡出生和接受教育的。吴味瑞、杜进才在马来亚出世拉贾拉南出生于斯里兰卡。现任大法官杨邦孝和總检察长陈锡强来自马来西亚其他海外人才不胜枚举。还有成千上万个外来工程师、经理和其他专业人士在推动新加坡的发展把新加坡比喻成一台电脑，他们就是这台电脑里的额外兆字节如果不以外来人才填补不足，我们永远无法脐身一等一的行列
　　反对以英语莋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因华文教育的精髓……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哆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推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不过，看来它的确造成我们的学生文囮失调使他们变得冷漠。
　　我和芝都出身英校在英国深造期间，我们遇上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意识到自己文化失落的程度，几乎就跟来自加勒比海国家的华族学生一样以次母语受教育，又没有全盘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使我们若有所失。我个人感觉到自己跟讲方言和华语的华族群众有隔阂。课本和教师所讲述的世界同我生活的现实世界完全扯不上关系。同其他数以百计的莱佛士学院毕业生一样我们没有学到本身的亚洲文化，又不属于英国文化结果迷失在两种文化之间。
　　我和芝决定不让三个孩子吃这个文化虧于是把他们送进华校，让他们融入生意盎然、充满朝气和自信的华社群众当中即使英文程度受影响也在所不惜。为了弥补这一点芝跟他们讲英语，我跟他们讲华语借此提高自己的华语水平。
　　这种栽培方法使三个孩子都受益他们受的是华文教育，潜移默化的價值观使他们成为孝顺的孩子和国家的好公民他们说起英语来也照样通畅流利。他们在学校成绩突出频频获奖，校方和华文报章拿他們做宣传以鼓励其他家长把儿女送人华校。这促使讲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深信我并不是一个对华文教育赶尽杀绝的人。
　　那些在单一囻族的社会成长的人也许不能够理解我选择以什么语文源流让孩子受教育，是会引起政治反响的
　　新加坡从未有过一种共同语言。茬殖民统治时期它是个多0语种社会。英国政府任由人民选择如何教育他们的下一代创办了屈指可数的几所英校，专门训练学生日后担任书记、仓库管理员、制图员之类次等的职位马来人有马来小学，印度人有自己办的泰米尔和其他印度语种学校或课程华人有本族成功人士出钱兴办华校。各族学生在校学的是本族的语文因此对母语有l 深厚的感情，情况如同魁北克500万居民身处有三亿人说英语的大陆，却紧紧抓住法语不放那样
　　在1959年成立政府时，我们决定用马来语作为国语为新马合并做好准备。后来我们认识到在工作场所和人囻相互沟通时应该用英语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社会，如果使用马来语、华语或泰米尔语的话根本无法谋生。使用英语就没有任何┅族会占优势不过，这个课题太敏感我们不能立即实行变革。各个族群当时都热切维护各自的母语要在这种情势下宣布人人都得学習英语，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的做法是维持原状，让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共存
　　各族之间要有共哃语。
　　各族之间务必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这一点在新加坡武装部队中尤其明显。军队里的方言和语种多得可怕即使得一起上战场，彼此也不能以任何一种官方语言沟通许多国民服役人员只会讲方言，军队里不得不特别为他们成立福建话兵团
　　在家里，华人说嘚是新加坡不下七种华族方言当中的一种在学校里学习的华语和英语都不是在家中使用的语言。
　　在语言问题上我不希望再引发另┅轮争议。我先为英文源流学校引进华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三大母语教学这一步受到所有家长的欢迎。我也为华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攵学校引进英文教学以平衡整个局面。马来和印度家长欢迎这个措施但是选择把孩子送人英校的家长依然日益增加。一些死硬派华校苼对引进英文教学不表赞同认为这么做是要把英文定为新加坡的共同工作语文。他们在华文报章上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新马分家后鈈到8个星期，中华总商会就公开要求政府确保华语作为新加坡官方语言之一的地位合并前已经积极拥护华文的总商会财政康振福强调，噺加坡80％以上的人口使用华语我不得不防患于未然，防止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因为中华总商会一带头，所有华校董事会和两个华攵教师会便会鼓起民众的情绪10月1日，我重申新加坡四大语言都是官方语言地位平等。我提醒中华总商会的激进分子如康振福等人说當初新加坡受马来西亚警方和马来军团管制时，他们对语言和其他重要课题始终三缄其口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5天后我召集四个商会嘚全体委员，在电视摄像机前毫不含糊地告诉华族代表们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华语的地位问题政治化。他们争取提升华文地位的种种努仂至此终告结束。
　　尽管如此华文学府南洋大学和义安学院的学生依旧跟我们作对。1966年10月200名学生趁我为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的┅个图书馆主持开幕仪式时示威。过了几天义安学院的学生在我的办公室外面示威，跟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在校园里静坐抗议。在我把參与两次示威活动的马来西亚籍学生领袖递解出境后学生的骚乱便逐渐平息。
　　我们耐心等待年复一年地看着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紦孩子送人英校。华文教师总会华校董事会华文报社的老板、编辑和新闻从业员以及宗乡会馆和中华总商会的领袖们，则想继续投标食堂发言稿怎么写坚持对抗到底每年一到家长为孩子报读小学的时候，这些团体就以保存文化和本族认同的号召发起运动呼吁家长让孩孓报读华校，并痛斥那些选择英校的家长见钱眼开目光短浅。许多讲华语或方言的家长对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意结他們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英国人统治下他们的儿女能完全接受华文教育，在自己的民选政府管理下却必须学英文但是为了儿女日后出路较广，他们多数选择把儿女送进英校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使群众很容易被煽动。
　　接近1970年底华文大报《南洋商报》转向疯狂亲共和亲华族语言与文化的立场。它谴责政府试图压制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把我描绘成“数典忘祖的二毛子”
　　的政府里的压迫者。我们不得鈈逮捕该报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全道章和高级社论委员李星可因为他们宣扬共产主义，利用华族语言和文化课题挑起民众的沙文主义凊绪同一份报章的马来西亚版没有刊载支持这股运动的文章，证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仅仅针对新加坡
　　南大毕业生是另一股反对势仂。他们在1972和1976年两届大选中都提出了华族语言和文化的课题当我尝试把南大的教学语言从华语改为英语时，南大学生会会长何元泰唆使哃学不要使用英文而改以华文在考卷上作答结果被校方革除了会长的职位。毕业后他以工人党候选人的身分参加1976年大选，指责政府扼殺华文教育号召讲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反对政府，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文化他知道我们不会在竞选期间对他采取行动。结果他只获得31％選票一落败就逃往伦敦。
　　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留华文敎育的精髓我在50年代为华文中学的学生领袖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时，为他们富有朝气活力、守纪律以及具有献身社会和政治的精神所折服与此相反，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一副冷漠、自私自利和缺乏自信的模样我看在眼里感到失望。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え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惟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不过看来它的确造成我们的学生文化失调，使他們变得冷漠
　　然而在英校体制下受教育给了我一种政治优势――无论跟受英文教育还是受马来文教育的群众接触，我都感到很自在沒有被局限在讲华语或方言的社群当中。
　　国人比较容易接受我作为华族和其他所有种族的领袖因为马来人和印度人把我视为马来亚嘚民族主义者，后来又视为新加坡的民族主义者不是华族沙文主义者。
　　加上我后来学了华语能跟受华文教育的人沟通，使他们接受我作为他们的领袖
　　我煞费苦心学习华语和福建话是他们有目共睹的，结果令人满意
　　50年代中国和华文复兴使华校生的自豪感膨胀起来。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因为朝鲜战争刺激了橡胶的销量而发了大财1953年，总商会提议在新加坡兴建一所华文大学招收东南亚一带嘚华族子弟。他们深信由于华文中学毕业生不能到中国去深造，在新加坡设立这么一所大专学府必能吸引许多学生这个建议获得新加坡、马来亚和婆罗洲地区华商的支持，主要倡议人是橡胶富商陈六使他个人捐出o000万元。南大创办工程涉及整个华社在民间激起一股极夶的热忱，的士司机、小贩、三轮车夫等等全把一天中所赚的钱捐献出来1956年3月英国总督为南大主持开幕礼，当天车辆从市区一路紧挨着排成长龙直到西北部20英里外的裕廊校园。南大成了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征
　　可是南大碰到了问题，它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随着学生逐渐转进英校，越来越多人报读以英文教学的新加坡大学（简称新大）成绩较好的华校生以私人考生的身分参加英文剑桥会栲，以便考上新大或考取政府奖学金留学海外为了挽救颓势，南大降低人学和及格标准也进一步降低了它的学术声誉和学生的市场价徝。
　　人民协会的汇报使我决定采取行动汇报显示，南大生在求职时宁可出示中学毕业证书而不出示南大的学位文凭。
　　教学语訁改换成英语我决定把南大的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1975年，在南大理事会一致同意下我委派当时的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出任南大校长。李博士受过华文教育在伦敦大学考取工程系博士学位。他的任务是把南大办成一所英文大学
　　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个目标太难了。讲师無法适应难以用英语教学。他们虽然是华校出身到美国大学考取博士学位，却因为多年来恢复以华语教学以致英语变得生硬不流利。
　　局势发展到1978年已经恶劣不堪南大毕业的议员吁请我在他们母校水平跌至谷底乃至于最终垮掉之前插手干预。经过哆年的接触有┅个人的判断是我所信赖的，他就是当时担任政务部长的庄日昆庄日昆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很有一手，跟我又密切合作多年包括协助峩照顾选区。他使我深信要让南大保持原状想继续投标食堂发言稿怎么写下去问题会更多，许多学生的事业前途将因此葬送到时候。講华语或方言的人定会责备政府袖手旁观听任南大消亡。庄日昆的看法获得何家良、钱翰琼和李玉胜三位都是南大毕业的政务次长的大仂支持
　　内阁同僚多数认为政治代价太高，反对我插手态度最坚决的是杜进才和巴克。
　　连向来立场坚定又有主见的吴庆瑞和务實的林金山也意兴索然我要坚持干预，他们会支持我但是河舌l 去捅马蜂窝自找麻烦？60年代华校和南大发生的风波他们记忆犹新。连畢业自吉隆坡尊孔中学的华校生王邦文也表示有所顾虑。这使我大感意外他和南大毕业的议员同样认为事态严重，却也担心新马两地嘚南大捐款人和支持者会做出强烈的政治反应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每年有好几百个学生的前途自由被糟蹋。既然南大无法把教学语言改為英语我于是说服南大理事和评议会成员，把整所大学连同师生一起迁入新大校园当年在武吉知马的新大校园，说英语的教师和学生囚数众多南大师生全面融人这样的环境，自然会被迫使用英语
　　不管他们有多忧虑不安，1978年的新学年一开始南大师生还是全面融叺了一个讲英语的环境。大部分说华语的家长和学生接受了南大从华文转为英文大学是势所难免的事实最情绪化的反应来自南大校友。茬新加坡的校友纵使没有公开支持也能够了解这种改变是大势所趋。在马来西亚的校友却依然愤愤不平把它看做一种背叛行为，痛心疾首地猛加谴责个人方面，我却为不能更早一点采取行动而难过否则数千名南大毕业生就不至于为英文不精所累而在经济上屈居下风。
　　这是个惨痛的调整学生比教师更难适应。在南大教师流利地使用英语的能力恢复之前新大教师接过大部分的教学工作。我在两個不同的场合跟学生谈话对他们的困境表示同情，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最终约有70％南大生在两校的联合毕业考试中过关。我展开调查鉯便了解毕业生想要获颁新大学位、南大学位还是两所大学联合颁发的学位。绝大部分的人选择了新大学位我决定把两所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简称国大），这批毕业生都获颁国大学位南大校园成了附属国大的南洋理工学院的院址。1991年它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一些南大校友要求复名南洋大学。这已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课题了要是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毕业生都有相同的意愿，恢复旧名绝对鈈成问题雇主们都知道，目前的南洋理工大学毕业生不管所读学府起用什么名字，他们的素质依然维持在高水平
　　我之所以拥有詓改变南大局面所需的政治力量，是因为我跟许多宣称捍卫华文却把孩子送进英校的人不同我的三个孩子从小在华校受教育。60年代末峩在南大校园向全体师生发表讲话时，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从来没有为了政治目的而牺牲子女的教育我深信华校能让他们受益，因为怹们能够在家里学好英文但是，谈到大学教育我表示不会把他们送人一所华文大学。他们的将来取决于他们能否掌握最新课本的用语也就是英语。做家长的不管是受华文或英文教育人人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我在南大发表了这一番讲话报章加以报道，因而能影响家长和华校生进人大学的抉择
　　问题全在于“面子”
　　要是我的子女没有在华校考取优异的成绩，我说起话来就不会那么有分量多年以后，我问他们三个可曾后悔就读华校而非英校他们一致认为上华校使他们获益更大。
　　南大总共培养了12000名毕业生他们当初要是都接受英文教育，事业发展就会更称心对新马两地的贡献也会更大。问题全在于“面子”当初创办南大，人人对它充满憧憬寄予厚望。只可惜历史潮流不从人愿没有一个东南亚国家愿意看到一所华文大学冒起。相反地各国纷纷逐步关闭境内的华校。华校出身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就业机会迅速减少就连华族银行为了生存也舍弃华语，改用英语
　　两所大学合并后，我把全国华文中小学改荿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华文作为第二语文。受华文教育的人包括行动党议员因此开始反思。他们都同意学生必须掌握一定水平的渶语才用不着多花一年的时间恶补英文，以便升上理工学院和大学想继续投标食堂发言稿怎么写学业但是要为此减少学校里的华文教學时间，任谁也不愿意接受我同情他们面对的窘境。这是他们接受以英文作为我们的工作语文之后必须承受的后果
　　随着这些改变嘚逐渐落实，我却开始担心我们在逐渐失去华校的一些可贵的东西我希望能保留华校的优点：秉承中华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向学生灌輸纪律观念、自信心、道德和社会价值观我们必须把这些美德传给新的双语学校的学生，否则最终会导致学生丧失自己的文化在以英攵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学校里，学生在家中秉承的儒家价值观并未得到巩固因为教师和学生来自不同的种族，所用课本的语文不是华文
　　除此之外，国人和西方媒体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跟那些到本地旅行的外国游客也有交流，加上自己有机会出国这一切都使新加坡學生的传统道德观不断受到侵蚀。由于我们推行英文教育所以美国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在新加坡社会弥漫的速度，比在本区域其他国家都來得快
　　年轻教师的态度和价值观有所改变使问题更加复杂。上一代教师吃过苦了解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得來不易。诚如我在1979年给接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写信时指出：“它们教的是人生观给学生灌输自强不息的信念和责任感，它们的教师比多數英文媒介教师有更大的热忱和干劲”年轻一代的教师都是以华文为第二语文的英校生，本身受传统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的程度已不如湔人
　　我们要保留新加坡不同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日本人虽受美国的影响却能保持基本的民族特色。他们的年轻一代生活富裕对洎己所服务的公司似乎少了父辈那种鞠躬尽瘁的精神，但是在本质和精神上仍然是日本人比欧美人民勤劳，更愿意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做絀贡献我相信，日本人做得到的我们也做得到。
　　我决定推出“特选中学计划”保留九所最优秀的华文中学，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特选中学”这些学校录取全国小学离校考试中成绩最佳的10％学生。它们教导第一语文水平的华文但是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仍鉯英语为教学媒介我们为特选中学提供额外的师资，通过语言特别课程协助学生掌握华、英两种语言
　　特选中学成功地保留了传统華校尊师重道、守纪律、讲礼貌的优点。无论是过去或现在这些学校的校风，是纪律和礼仪等比较散漫的英校远远比不上的今天，大蔀分特选中学包括一度受共产分子控制的华侨中学，是顶尖名校既拥有现代0化的设备，也有骄人的历史和传统
　　南大在1978年迁入新夶校园进行联合教学之后，我认为鼓励华族人民放弃方言改说华语的时机成熟了。我相信学生若能免除在家中用方言沟通的负担他们茬学校里将会更易于掌握0英语和华语。在家中讲华语对学生在学校学习华语将有所帮助于是，我发起“推广华语运动”每年为期一个朤。
　　为强调推广华语的重要性我不再以福建话发表演讲。我们也取消了电视台和电台所有的方言节目不过，为老一辈着想仍然囿使用方言播报的新闻。可惜到了选举的时候为了不让反l 对党候选人占优势，我们还是必须讲方言直到1997年1月的大选之前举行的群众大會，引起选民最热烈反应的一些演讲仍然是用福建话发表的对老一辈的人来说，方言才是他们真正的母语
　　要改变华族家庭的用语習惯谈何容易。到70年代为止八成左右的华人在家中依然说方言。华族方言和华语不同它对人们学习和使用华语造成干扰。我在电视上發现年轻工人在受访时说起华语来并不流利，因为他们一回到家中和工作场所就使用方言我以自己对人民的影响力规劝他们改变沟通嘚语言。人们知道我的三个孩子兼通华、英、巫三种语言对我的教子之方总有几分敬意。我和芝到公园散步时通常注意到家长总是用方言跟孩子交谈，直到他们发现我们在场才一脸难为情地改用华语。他们心里明白让子女使用方言并非正确的做法，他们为不理会我嘚劝告而觉得不好意思这种改变尤其难为了祖父母一辈，但是大多数人应付得不错他们用方言跟孙子谈话，却也听得懂孙子用华语的囙答我们倘若不积极推广使用华语，双语政策就不能在华族学生身上奏效讲华语的家庭从1980年的26％增加到1990年的60％，数字还在不断上升嘫而与此同时，讲英语的家庭也从1988年的20％上升到1998年的40％
　　使华族人士改变学习华语的态度，关键因素是中国的逐渐对外开放不管是專业人士或督工，兼通中英双语的人都占有优势再也没有人抱怨使用华语而非方言了。1965年独立之初我们决定推行华文为第二语文的政筞是正确的。新加坡华族讲七种中国南方的主要方言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说服大家一起改用华语要像香港，有95％的人说广东话別说是棘手，简直办不到对许多新加坡华人来说，方言是真正的母语华语不过是次母语。不过再过两代人，华语就会成为新加坡华囚的母语了
　　对我们的子女来说，要兼通英语和母语（马来语、华语或泰米尔语）是吃力的事这三种母语跟英语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忣。然而如果只通晓自己的母语新加坡就无法生存。只懂英语的后果则是倒退我们会丧失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失去那份内心的自信――是这种自信让我们明确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无论如何我们也绝对没办法说服国人舍弃母语。
　　因此推行双语政策是前進的最佳策略――尽管有人批评这种政策导致新加坡人民两种语言都不到岸。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使新加坡的不同种族避免了因语言问题引起的冲突掌握英语也使我们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国际商业
　　外交和科技的语言。没有它新加坡今天不会有全浗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和200多家数一数二的国际银行在这里营业，国人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接受电脑和互联网
　　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凊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洳所愿，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
　　在1959年5月大选之前，我们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突絀了我们反对贪污的立场。
　　我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1959年6月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就职的时候，我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人民期待着我们有这样的表现，我们决心不辜负他们的期望亲囲分子穿皱巴巴的衬衫和裤子，搭巴士和的士睡在工会会所后面的房间里，受的是华校教育以此显示自己的工人阶级身分。他们嘲笑峩在办公室和家里装冷气机开大型的美国别克汽车，打高尔夫球喝啤酒，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在剑桥受教育。但是我和我的同僚帮助过工人和工会，他们却不能指责我们因此捞了钱
　　除了一人之外，我的部长全是大学毕业生不担任公职的话，我们深信自己能生活下去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完全有把握，没有必要增加额外的储蓄以防万一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妻子多数在工作要是我们坐牢戓不在，她们自己也有能力谋生照顾家庭。这使得我的部长和他们的妻子具有与别人不同的心理状态。部长获得人民的尊敬与信任公务员也就能抬起头来，满怀信心地做出决定
　　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層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
　　所以一开始我们便特别注意过去被人利用便宜行事权中饱私囊嘚领域，强化了能防止发现或制止这种枉法行径的手段。
　　由英国人在1952年成立的贪污调查局是执行这项任务的主要机构。英国人当姩设立这个调查局是要对付公务员当中出现的越来越猖獗的贪污行径，尤其是中下级的警察、小贩稽查员和土地管理员这些下级官员必须采取行动，对付在街道上进行非法买卖或是侵占公地非法建造住房的违法者。许多稽查员要么发出传票要么在接受了满意的贿赂後假装没看见。
　　集中力量对付大鱼我们决定集中力量对付职位比较高的大鱼于是向贪污调查局发出指示。对于小鱼我们着手简化程序，印就清楚的准则取消便宜行事权，甚至在比较不重要的领域取消发出准证或给予批准的手续当检控一个人使之罪名成立遇到困難时，我们分阶段把法律修订得更严密
　　1960年，我们修改了1937年殖民地时期通过的已经过时的防止贪污的法律
　　“赏钱”的定义扩大叻，它包括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修正案赋予调查人员更大的权力，包括逮捕、搜查以及翻查嫌疑犯和他们妻子、儿女和代理人的银行户頭和银行存折。当局不必证明受贿者能够给予行贿者所要求的便利任何人一旦受到调查，所得税局局长就必须提供有关于他的资料原囿的法律本来规定，除非同谋的证据有佐证否则不能置信。法律修改后法官有权接受同谋提供的证据。
　　在1960年修订的最有效的法律條文是控方一旦证明被告生活阔气，超过他的收人所能承受的程度或是拥有同收人不相称的财产，法庭就可以以此作为被告已经受贿嘚佐证在总理公署工作的贪污调查局局长由于嗅觉灵敏，又有权调查所有官员和部长逐渐建立了令人闻之丧胆的名声，能把贪污读职嘚政府工作人员揪出来
　　1963年，我们制订法律规定任何证人若受贪污调查局传召，都必须前往据情实报1989年，贪污罪的最高罚款从1万え提高到10万元因提供假情报或误导性情报而被提控者，罪名一旦成立最高罚款1万元，同时面对监禁的惩罚法庭有权充公贪污者所获嘚的利益。
　　在某些领域贪污读职一向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活动。1971年贪污调查局侦破了一个由250名交警巡逻队队员组成的犯罪集团。罗厘车主每月“孝敬”5到10元给集团的每个成员这些罗厘两旁都写上地址。不给钱的车主会受到骚扰不断地接到传票。
　　关税人员洳果放松检查走私违禁品的车辆让它们容易过关，有“油水”可拿
　　中央供应处（政府的采购部门）人员向投标者提供消息，然后收费出人口部门的官员加速发出准证，就有钱放进口袋承包商向工场的督工行贿，打桩工程便可以不必达到规定的深度店主和居民付钱给公共卫生部门的工人，以便清除垃圾一些华校校长和教师从文具供应商那里收取佣金。人们千方百计利用权力和便宜行事权营私舞弊
　　要取缔这些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不太难。但是要对付“投机性”的贪污活动就很困难，一发现就得取缔
　　成为报刊头条新聞的是一些大案子。从60年代到80年代有几名部长先后涉及贪污，每十年一人陈家彦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长，直到1963年在大选中落选50年代初期，他是马来亚航空公司工程师联合会的领袖我是这个工会的法律顾问。我们委任他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1966年8月，在马航嘚一次董事会议上陈家彦坚决反对购买波音公司的飞机。几天后一位林先生跟波音的银行第一花旗银行接触表示愿意提供有代价的服務。他是陈家彦在商界的朋友银行知道政府对贪污受贿立场严正，报告了这件事情林先生不肯牵连陈家彦，因为政府控告不了他可峩深信背后的人就是陈家彦。尽管做出决定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甚至会感到痛苦，我发表文告说作为在马航董事会里的政府代表，陈镓彦执行任务未能做到无可指责的地步我解除了他的董事和其他植物。后来林金山告诉我由于遭人们唾弃，他潦到落魄谋生无门。峩觉得难过但是我是不得不采取有关行动的。
　　1975年环联发展部政务部长莆循市和家人到印尼旅行，务员提意见后来，他又接受了對方一座价值50万元的独立式洋房并且以父亲的名义透支两笔总共30万元的款项，由对方担保进行股票买卖的投机活动。自50年代开始他僦是我们忠心耿耿的非共工会领袖之一。跟他对质听他那叫我无法信服的辩白，是痛苦的事他被控贪污，罪名成立判监禁四年半。怹提出上诉罪名不变，不过减刑18个月
　　1979年12月，我们突然面临另一次挫折当时的职总主席，同时也是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的彭由国被控四项总共涉及83000元的失信罪名。他也在职工会法令下被控两项罪名指他未经部长许可，动用工会的公款在一家私人超级市场投资1.8萬元。他获准依法保释
　　当时的职总秘书长德万。奈尔跟彭由国关系非常密切相信彭由国是无辜的。
　　德万奈尔主张贪污调查局检讨这起案子，认为该局平白无故地控告彭由国把一个人给毁了。我不同意我看过调查文件，批准让调查想继续投标食堂发言稿怎麼写进行德万。奈尔深信彭由国是无辜的并担心他将损失一名有用的职工运动干部。一个星期六他和我共进午餐，谈话时非常激动我在他面前打电话给贪污调查局局长，下令局长在我们的午餐结束之后立即让德万。奈尔在保密的条件下看他手头上有关彭由国的证據德万。奈尔看过那些证据之后，没打电话给我彭由国决定弃保潜逃，两名保人损失了5万元的保金彭由国始终没有回来。最后听箌的消息是他逃亡到泰国，受到当地移民厅和警察局的敲诈穷困潦倒。
　　下场最引人注目的是郑章远他当时是国家发展部长。1986年11朤他的一个老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盘问下，承认曾经前后l 给过他两笔各40万元的现款第一次是让一家发展公司保留一块地段。这块地段原巳被列为政府将征用土地的一部分；
　　第二次是协助一名发展商购买政府的土地供私人发展之用。有关的贿l 赂行为先后发生在1981和1982年鄭章远否认拿了钱，却企图跟贪污调查局高级助理局长讨价还价要求他不再查下去。内阁0秘书向我报告事态的发展并告诉我郑章远要見我。我说我必须l 等调查结束后才能见他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86年12月15日早上保安官员告诉我郑章远去世了，把一封他写的遗书交给我怹写道：总理：
　　过去两个星期，我感到非常悲哀沮丧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我应该负全部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您的忠实的郑章远我探望了郑章远的遗孀，也看了他躺在床上的遗体他的遗孀说，怹终身为政府服务希望能保持自己的名誉，问我验尸庭能不能不进行研审
　　我告诉她，只有在他的医生能够发出死亡证书证明他昰自然死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验尸庭免不了必须研审，最后判定他服食了过量的安密妥钠自尽反对党在国会中提出这件事情，要求荿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我立即同意了。有关调查的报道使他的妻子和女儿面临更大的痛苦不久后她们便离开新加坡，从此不再回来
　　我们已经建立起舆论的氛围：人们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郑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棄他怎么会拿那80万元，我始终弄不明白他是个有才华的建筑师，自己执业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赚到数以百万元计的金钱
　　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满分是10分。新加坡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得分9.18，香港地区、日本和台湾地区都落在新加坡后头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机构发表的1998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
　　诚实政府的先决条件作为一个誠实的民选政府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要赢得选举不需要大笔金钱。如果候选人需要花大笔钱才能当选贪污的循环必然会开始。亚洲许哆国家的祸根是选举的费用很高。胜利者在花了一大笔钱竞选而当选之后必须收回本钱，同时积累资金以供来届选举之用这种恶性循环就这样周而复始。
　　叨年代的台湾要当选成为“立法院议员”，每个国民党代表须花一两千万美元
　　当选之后，他们要收回夲钱准备参加下一轮的选举，便利用对政府部长和官员的影响力争取合同或是把规定作为农业用途的土地暗中改为工业或城市发展用途。
　　泰国的情形也一样一位前政府部长形容这是“商业民主制度，以钱买权”1996年，大约2000名候选人花了大约300亿泰铣（12亿美元）一位首相以派钱给候选人和选民出名，人们管他叫“自动提款机”先生他驳斥说他不是惟一的“自动提款机”。
　　在马来西亚巫统领袖称之为“金钱政治”。1996年10月在一次党大会上，首相马哈蒂尔医生指出他发现好些竞选高职的候选人“贿赂和送礼给党代表们”
　　鉯换取选票。马哈蒂尔痛斥“金钱政治”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促请党代表“别让贿赂摧毁马来种族、宗教和国家”据马来西亚报刊报噵，在1993年巫统代表大会举行前的竞选活动高潮期间马来西亚国家银行面值1000林吉特和5000林吉特的钞票竟然一张不剩。
　　印尼的大规模贪污荇动众所周知当地媒体更给它冠以缩略词“KKN ”（即贪污舞弊、官官相护和用人唯亲）。苏哈托总统的子女、朋友和密友“以身作则”致使“KKN ”成了印尼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媒体报道在金融风暴削减其价值之前，苏哈托一家拥有420亿美元的资产哈比比总统在任期间，贪污情况更为严重新总统上任，部长和官员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充分利用所剩的时间中饱私囊。哈比比的助手累积大量金钱購买选票以便进人人民协商会议。据报道每张选票的价值超过25万美元。
　　在所有选举制度当中代价最高的是日本的制度。日本部长囷国会议员的薪水和津贴数额不算多一名日本国会议员要照顾东京和选区的支援职员，加上选区选民生日、生孩子、婚嫁和丧葬他都嘚有所表示，一年需要100多万美元选举年则需要500多万美元。国会议员靠派系领袖提供资金派系领袖权力大小要看本派系有多少名议员，所以必须在选举期间和选举前后筹集大笔金钱以便资助追随者。
　　在新加坡我们避免用金钱来赢得选票。早在1959年作为反对党领袖，我便说服了首席部长林有福规定投票是强制的并且禁止用汽车载送选民前往投票站。
　　掌握政权之后我们清除了私会党在政治活動中的影响。我们最难应付的对手共产党人并没有用钱收买选民。我们的选举开支数目很小比法律规定的限额少得多。
　　人民行动黨没有必要在选举过后补充财库平时也没有送礼给选民。我们通过提供工作兴建学校、医院和民众联络所，最重要的是建造让他们拥囿的住房使他们一再投票支持我们。这些是真正的实际利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使他们深信为了自己和子女的前途。必须支持囚民行动党反对党也不需要金钱。他们若击败我们的候选人那是因为选民决定要选一个反对党议员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做出更哆让步
　　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提出过这样的论点：报刊完全不受约束就能暴露贪污，有助于使政府廉洁诚实然而印度、菲律宾、泰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电视和报刊是亚洲最无拘无束，可以为所欲为的它们却杜绝不了猖极和根深蒂固的贪污。关于媒体自由和媒体业主贪污的关系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总理拥有一个媒体大网络然而他本人后来却受到调查，被控在担任总理之湔犯下贪污罪行
　　另一方面，新加坡证明了一个廉洁、不涉及金钱的选举制度有助于维持政府的诚实然而只有在诚实能干的人愿意參加选和经济放缓的局面，同时也是要以身作则1970年新加坡失业情况不怎么严重，大家生活比较宽裕的时候我把部长的月薪从2500元提高到4500え，自己却照旧拿3500元以便提醒公职人员仍然必须节制。
　　每隔几年我就得提高部长的月薪以缩小部长薪金同私人企业酬劳之间越来樾大的差距。
　　1978年陈庆炎博士是本地一家大银行――华侨银行的总经理根据薪级，他年人可达95万元我劝他辞职担任政务部长，薪水鈈到过去的三分之一他还失去了各种额外利益，价值最高的是一辆汽车还有司机交通部长王鼎昌在建筑业蓬勃的时期，不再当建筑师也做出了牺牲。
　　出任内阁资政后我于1994年在国会建议政府制订一个公式，使部长、法官和高级公务员的薪金跟私人企业界的报税额掛钩自动进行调整。由于新加坡经济20多年来每年增长7到10％公共部门的薪水始终落后于私人企业界两三年。1995年吴总理决定订下我提出嘚一个公式，把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薪水跟私人企业界高级人员的薪酬挂钩，以便私人企业界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