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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
国耻：向“百年国耻”说再见
抗战：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
自虐：我们总是喜欢作贱自己
“爱”：撕裂社会的爱
反华传媒：西方传媒不是铁板一块
反法：反一项政策还是反一个国家
汉奸：一团模糊的历史现象
移民：假如老外成了央视主播
运动：奥运并没有烧旺民族的热火
日本(一)：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
日本(二)：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恶
多元：不同的中国
世界：我们的地图里没有第三世界
大国：温柔的必要
口音：“港台腔”错在哪里
形象：中国人是哪一种龙的传人
文化入侵：故宫星巴克的伪问题
正面形象：政府形象不能只靠计划
争光：谁有资格代表我们
中国威胁(一)：我们到底出口了什么
中国威胁(二)：外国人的生命就在我们手中
“人格魅力”：领导人一定有魅力吗
角色：一出好戏代替不了制度
接班：为什么年龄是中国政治家的死线
好官：一个人要有多好才能当官
问责：飞机失事，部长下台
喜事：中国政治仪式的风格
政府：它的界限在哪里
合法性：政府起码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特供：怎样区分君主立宪与共和
民主：一种自我修正的漫长道路
民意：官员需要公布自己的电话吗
投票(一)：为什么有时候它是不道德的
投票(二)：不是民意的表达，而是民意的决定
历史：一种中国式宗教的衰亡
大局：“大局”究竟是什么
创世神话：新中国的历史问题
城管(一)：汽车的城市还是人的城市
城管(二)：市容重要还是生计重要
公共空间：谁是它的真正敌人
血汗工厂：打工妹没有流血的自由
企业责任：不下毒是做人责任．而非企业责任
富豪：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本家
老师：一种基础的职业
大学：宽容是大学的本质
大学校长：校长的地位堪比国家元首
大学生：要老妈送上学的一代人
大学教授：学术辩论不用骂娘
作协：政府供养艺术家的理由
潜规则：真正的规则
“真”：“范跑跑”的真性情
足球：中国社会困境的折射
刘翔：一个偶像吃掉了一个活人
浮躁：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
套话：老百姓的真心话
空话：言语脱离现实之后的信任问题
信任：最重要又最稀缺的社会资源
极少数：只限于坏人的一种量词
苦难：只有英雄，没有灾民；只有感动。没有伤心
天灾：人的角色在哪里
哀悼：与亡者和解
抗灾：灾难不能对抗，只能与之共存
民间(一)：政府的好帮手
民间(二)：志愿者的崛起
大同：地震中的慈悲
万众一心：异议的消失
第三空间：“淫照”照亮了公私之间的空白
网友：两亿网民都成了朋友
幽默：为什么我们笑不出来
恶搞：谁不喜欢我们笑
下编 窥视世界的局部角度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自序：江山不幸诗家幸
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技术上有难度。时事社会评论永远都是一种介入，这种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里头。例如“最近”，评论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当他写下“最近”这两字的时候，他已经假设了许多东西不必再说，因为那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感兴趣的读者早已知之甚详。假如他还要长篇大论地把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明，不只报刊篇幅不允许，连读者都会嫌他太啰嗦。也就是说，一篇优秀的评论在发表当时总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个背景就是当时的社会认知、媒体回响以及读者的心理情绪，用不着你去铺排，也很难铺排。可是它若在一两年后成书，这种精简的优点就会反过来变成缺点了。
因为原来的背景不复存在，再铿锵有力的言论也会变成脉络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无根，读来不知所云，读者必须发挥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勉强回到这些文字所契入的当年时空。
然后我们就要来谈时间的问题了。
在我读书上学的年代，香港人最欢迎的评论大概就是“马经”了。眼光奇准的马评家不知有多少粉丝，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带起一份报纸的销量。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马评家会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书，再忠实的追随者和赌徒也不至于要看过期的赛马预测吧。所以我很早就放弃了出书当“作者”的幻想（假如出书是作者身份确认的话），因为我一出道写的就是评论。除了马评、股评这类如此极端的例子之外，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和时间有关，它们的寿命就和它们所评的对象一样长，或者一样短。
艺评和乐评的情况还好一点，因为据说艺术是不朽的，尤其是艺术史上的经典和古典音乐，看的人仍然很多，听的人还是不少，因此谈论它们的文章至少有历史价值。比方说狄德罗的“沙龙书论”，号称是现代艺评之祖，虽然细琐，但过了几百年还有人爱看。依此类推，凡是所论对象在世年月越长的，评论文字腐朽封尘的机会也就越低，例如书评、影评。至于时事，被人遗忘的速度奇快，评论时事的文章也当然是要过去的。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我们常把经典和畅销书对立起来，觉得后者虽能红极一时，终究是过眼云烟；而前者面世初时光华内敛，却能长明不息。写书出书，当以铸经典为职志。然而，我却一直向往西方知识史上一种以畅销为荣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册子”（Pamphlet）了。从长度来看，这手册型的小书又不过是篇长文的篇幅；从深度看来，它们不求专精但求浅显。知识分子在皓自穷经钻研学问之余，写这些上不了庙堂的东西就是想普及某种观念，为社会的变革造势。假如它们畅销，一纸风行，那就是目的达成的征兆。擅长小册子书写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WrightMills）曾经嘲笑出版商：“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出版’。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寻常书商印书，赚钱是动机；写小册子的知识分子出版，欲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义：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Publics）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
包括米尔斯自己的作品在内，几乎所有轰动一时的小册子都消失在故纸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务的士兵，总有告老的那一刻。唯独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的《常识》还算是个例外，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乃美国奠基档之一。历史学界一直争论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假如他们的论着当年并不普及，我们能说革命群众其实全是他们的读者吗？《常识》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头一年里，这本可亲易读的小书扎扎实实地印出了五十万册！可别忘记当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识字比率。说它造就了美国独立，真是一点也不夸张。
拙着取名《常识》，绝非自大，而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欢“常识”
这两个字的丰富义蕴。
首先，我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并非自谦，这其实是严格的自我要求；因为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也许是上学的时候受福柯（MichelFoucault）与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影响甚深，我对“本质”和“深度”这类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离感。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你实在用不着向我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也不必在这里花时间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学解释；你只需要告诉我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给我。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比如说“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这里头可能还有循环论证和过度简化等种种谬论）。
当然，我也明白“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Greertz]语）；虽然同在一国，虽然同是华人社会，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常识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认同的。身为港人，我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不时遇到读者批摘我“不懂国情”，进而归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挥之不去的洋奴意识”。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类学家，透过文档爬梳与现实生活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力图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边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维去考虑眼前的问题。目的不是丢弃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彻底变成一个内地人；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跳出。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理想的话，这种反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或许，我们接着就会发现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象得那么“爱国”，而平常以为的“左派”也不尽然是左的……近年来，我在两地发表评论，恰好给了自己一个时刻反思的机会，交互省视内地与香港的诸种现象，渐渐地，本来最具公共性格的时评写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笔记，借此我得以认识自身的条件与束缚、身份的认同及移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而是相对优渥的空间。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动我写这些东西的最大力量。不管他们是什么立场，更不管他们是什么派别，这本书献给中国所有的时评作者，能与你们共赴国运是我的荣幸。
上编：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
当代中国庞杂繁复，有说不完的故事，谈不尽的现象。这里的文章就像人体切片，断流截出其中关键的部分，虽然犹如管中窥豹，亦可检视全体经络的气脉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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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耻：向“百年国耻”说再见中国在过去十年之间走过的道路还真是奇怪，尤其自媒体取得相对开放的空间以来，明明我们看到中国有诸多问题和困难，但才一回头，却猛然发现自己突然之间竟成了一个叫人艳羡甚至嫉恨的大国了。明明我们是一个受了百年欺凌的发展中国家，这两年在国际媒体上看见的却是一片中国热。明明几年前我们还是那个被人妖魔化的国度，现在却目瞪口呆地看着中文成为各国学生的热门科目。
所以我们现在要学的不只是怎样登台当好大国的角色，还要在剧烈的场景变换和剧情转折中检视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所谓的检视与调整，不是只看几部电视剧，学一下古代王朝的往绩看一看西欧列强的盛衰；也不是教育国民讲风度重礼貌，外游之时不喧哗不吐痰那么简单。
说到反省一个国家的心态，鲁迅数十年前写下的“阿Q”直到今天依然是最有力的象征。阿Q的故事比《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更可怕的地方，在于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只不过是说那葡萄是酸的，但可没说甜是不好的酸才妙。然而阿Q却翻转了正常的价值，打不过人就转而夸赞自己是世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狐狸顶多是贬损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阿Q则干脆把自己的可怜可悲转换成神圣光荣。
阿Q的故事说的除了是鲁迅眼中的国人通病之外，还很符合当时国际形势下中国人的自处之道。清末以来，中国人被现代殖民帝国打得透不过气，传统文化系统被西潮摧折得瓦崩砖碎。这都是事实，也是很多人看得清楚讲得明白的。可是与此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反过来把自己的积弱说成是一种美德。最可笑的莫过于当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那套“中国人热爱和平”论的流行。要知道罗素固然是位严谨的逻辑学家，但他对中国的观察则来自皮毛的阅读与走马观花的旅行，根本不值一哂。偏偏很多知识分子引之为知音的肺腑之言，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高尚，热爱和平，发明了火药也不搞火箭炸弹。这，难道不是阿Q吗？
20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舍勒（MaxScheler）继尼采之后，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的阿Q心态。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这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那东西本该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没法改变我和他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将自己的低下处境说成是高等的。就像阿Q和人打了一架之后却以自己的卑贱无能为美，又像中国给列强欺凌之后表扬自己热爱和平。
舍勒认为怨恨不只存在于个人内心，它还可以是社会群体的共有情绪，只要符合了两个条件，它就会产生。这两个条件之一是自己这个群体可以和其他群体比较；之二是觉得被怨恨嫉妒的群体之地位是自己可以达到，甚至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真有一片培养怨恨心理的土壤。首先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受了百年国耻，“各国不肯平等待我”，奈何自己往日又无力反抗，只好一方面心中愤懑“不忘国耻”，日日慢慢咀嚼这挥之不去的恨意。同时我们又会回想汉唐盛世乃至于清初三帝的威风武功，认为这个世界第一的宝座本来是自己的。在这个基础上若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教育灌输，一般能够扭曲价值扭曲世界观的怨恨就会不断生长茁壮了。
怨恨的表达相当多样，除了颠倒地肯定自我（比如说把随地吐痰讲成是中国人自在随意的表现），它还可以是种稍经刺激就立刻动怒的敏感反应（例如把某些国家的旅游景点特意以中文书写的“禁止吐痰”警告牌单纯地解读为歧视中国人）。更可怕的，是一种自我贬损的冲动。这两年来网上时常流传一些极度侮辱中国人的事件传说，其中有不少后来被证实是国人自己捏造的。为什么要自己辛辛苦苦虚构一些辱华的夸张故事出来，再去刺激大家生气呢？这就是怨恨心理导致的自虐了，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确认自己的地位卑下。
这种变态心理的反面表现则是盲目的自我肯定，例如以制造世上最长的拉面或全世界“寿”字最多的一面墙等古灵精怪的世界纪录为乐。许多个人、团体以至于地方政府乐此不疲地去创造或打破这些纪录，为的就是在那部巨大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上多添一行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世界第一”。
又例如任何一个地方县城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填进“让××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的大型标语牌中，仿佛不让“××”走向世界，不让世界认识“××”，那个可怜的“××”就不存在似的。全美国有多少小城镇？怎么他们就没有这种大志？就算在京都和维也纳这些世界名城，你也不会看到这种标语，因为人家从来不觉得自己会给人瞧不起。
我刚才描述的这些现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而它们背后的集体怨恨也从未清除远离。现下中国在短短两年之间被世界公认为新兴的大国甚至强权，社会却仍然弥漫着一股自卑自怜并且扭曲颠倒的怨恨心理，仍然除不去百年国耻阴影下成长的吐信毒蛇。我们要怎么当个大国呢？
原题为“大国背后的毒蛇”，刊于《快周刊》2005年08月抗战：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两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是2005年全球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战时死亡人数最多的俄罗斯在纳粹德国投降的六十周年，于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一队苏联红军接受俄罗斯人民的英雄式欢迎，光荣无比地经过克里姆林宫，一派战胜国的气势。反观死伤数字比得上俄罗斯、战时国体残败犹有过之的中国，对之却表现得相当低调。而且全国上下的官方机构、各级传媒也是多谈当年的苦难国耻，少谈胜战的荣耀喜悦。明明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胜方，中国却表达不出一种胜利的感觉。二是近期各种国际媒体竞相吹嘘中国的强大崛起，《经济学人》甚至以“中国统治了世界经济”为题做了个专辑。而东南亚各地的传媒和民调也显示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日益增加，仿佛王朝时期的朝贡体系随时再临。但是中国人自己却不这么看，部分百姓则把美国日本当做凶险的国家。似乎八国联军围攻京师的日子还没过去，四处仍有强敌环伺，我们依然处在“最危险的时候”。
当然“中国威胁论”有夸大不实的地方，也有很多国人对当前中国的地位深感骄傲。但是巡视一遍中国各大网站的网民言论，我们更容易感到的是一种浮躁不安的情绪。听说韩国要求中国人以后改称“汉城”为“首尔”，有人立时上升到民族尊严的层次，说些“我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你韩国人凭什么？咱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之类的话。少数更极端的言论甚至要合并蒙古、越南，好“振我汉唐天威”。另一方面则是无日无之地讨论美国和日本的狼子野心，好像时时处在被威胁甚至灭国的危机之中。这两种表面矛盾的情绪其实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都是无法确切把握中国在国际上的位置、没有正常自信心的表现，而且是同一种民族主义的体现。
这种民族主义就是学者刘擎所说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它来源自一连串的“国耻”和创伤记忆，是百年来无数的苦痛塑造出“中国一定要强大”的民族凝聚驱动力，其最具体的日常表现就在中国人很爱挂在嘴上的“中国不会再让人欺负”。念兹在兹地唠叨“欺负”与“被欺负”，是因为现今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有着太多消散不去的创伤经验，犹如受伤的童年记忆阴影般缠绕终身。总是被这样的梦魇折磨，怎么会有健康平和的心态呢？
这一连串的创伤通常可以简单地归结成四个字：内忧外患。而内忧与外患不只互为因果，并且相互缠结在集体记忆的根干上，剪不清理还乱。在这一系列的外患里，由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就是外患之最。而八年抗战沦丧了半壁江山，更是近世中国外患史上最大的创痛，7其伤口至今淌血，其经历仍然历历在目。因此抗战似乎仍未结束，中国也没有一种战胜国的气度。
很多人都会说这是日本的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使得日本右翼依然有壮大土壤，令其国民历史认识不够透彻的冷战体系，同样影响了中国的抗战记忆。二战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冷战固然使得许多日本战时政府的官员再度出山，占日美军当局也以保持社会稳定的理由没有彻底清算天皇体制。就算是蒋介石也要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不敢开出适当的赔偿条件，反而“以德报怨”，甚至还请日本战犯当军事顾问好对付共产党。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日本成为盟友，中共也曾不断向对方伸出橄榄枝。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只是日本政府单方面的责任吗？
当中国官民不断抗议施压，要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再去靖国神社参拜；当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六十周年纪念的那一天，日本民众以破纪录的人数前往靖国神社致祭——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想在这一天公开追悼在抗战中死去的平民和军人，他们会去哪里？他们能去哪里？
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吗？这尊着名碑石是中国最大型的纪念碑，没有按照中国传统面阳朝南，反而为了迁就观众向阴朝北，饶是如此，观众向它献花致敬也往往要经官方批准和组织。近两年来，曾有人民自发向其献花却被公安问话阻挡的事例，请注意这些人还不是在特殊的日子去致哀，据知他们只是想悼念抗战英烈而已。何况人民英雄纪念碑也非专为抗战而设，它纪念的是“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和“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所有的死者纪念碑都是一种责任的要求，它把死者的死因与现存者的生活以道德义务的形式捆绑起来，要求生者明确认识自己的活与死者的死有因果关系，要求生者以纪念的方式履行对死者的义务。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典型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是现代民族国家用来纪念其创基人，然后凝聚民族认同的常见手段。其无名可以形成一种意义上的空洞，让民族国家的建立超乎个人行为，诉诸集体的牺牲与经历。简单地说，每一座无名的民族英雄纪念碑都在诉说一段故事，一段关于国家诞生的故事，一段现政权合法由来的故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不难发现它表达了一种从无产阶级革命史观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故事。抗战在这1840年以来的故事里只不过是一个片段。
那么八宝山公墓又如何？它固然以纪念个别死者的方式保存记忆，但一不是专为抗日战争而设，二不是囊括所有抗战英魂。其实比对一下带有宗教色彩以天皇名义设立，但依然陈列了两百多万个灵位的靖国神社与较为世俗化但专为军人而设的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原来没有一个专门保存战死军人灵位与遗体的国家级墓园，更没有一个全面纪念抗战死难军民的国家级建设。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怎样纪念抗战牵涉中国历史的敏感问题。请看以下这封决战前的遗书：“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这段慷慨感人的文字，出自胡琏将军手笔，但他并没有死在三峡石牌之役，后来还参与过金门古宁头一战，是与共产党交战过的将军。对于这样的人物，共产党应该如何定位？
自1980年代开始，民间史学界陆续挖掘国民党军队史迹。近年政局以“民族统一大义”为前提，以对抗“台独分裂分子”为要务，大陆媒体重新处理抗日史事的局面就打得更开了。甚至有官员公开说“蒋介石也没有投降啊，他也坚持了抗战”。
但对国民党抗战的作用作出评论依然很难。抗日战争的苦难，是现代中国集体记忆里的创伤经验，塑造了很容易激化很容易扭曲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如果要治愈这段创伤经验，最好的方法除了是不断要求日本“认真对待历史”之外，也得自己认真对待一下历史。全面放开抗日战争真相的研究报道和教育，建立一个国家级烈士陵园，是自我疗伤的方法。想要与日本促成全面的历史和解，首先要自己与真相和解，舔一舔自己的伤口。
从这个角度看来，政府在抗战结束六十周年的低调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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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无益于历史伤口的治愈，也落后于民情的要求。不要忘记不只仍有战争受害者活到今天，关于那场战争的记忆也还留在民间，许多国民党抗日将领的名字直到今天还在部分地方传诵。另一方面，特区政府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港英时期的“重光纪念日”在回归之后改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只持续两年，到了1999年就干脆取消，为的只是维持《假期条例》里十七天公众假期的上限。政府总是想推动爱国教育，难道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推动吗？
原题为“如何纪念抗战”，刊于《明报·笔阵》日、日自虐：我们总是喜欢作贱自己关于汶川地震最可怕的意见不是批评救灾工作，也不是“过早”出现的重建监督，更不是怀疑防震的程序有缺漏，而是那林林总总的“分化言论”。比方说日本救援队只懂得向死者致敬，却救不出一个活人；又比如说某些艺人商人捐钱捐得够不够多。很多人都已正确地指出，天灾面前，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对立、分化与偏见。可是在这些涉及人群的比较和分类的各种言论里面，有一种格外值得大家注意，那就是几条事后终被证明无根据的谣传。例如姚明这回献出的款项是不是还不如他捐给美国新奥尔良风灾灾民的多呢？几乎在灾后的第三天，这个故事就开始在网上流传了，许多人一时气不过，纷纷大骂姚明不是中国人，向美国球迷献媚，浑然忘了祖国的苦难。直到有人认真核查过资料，发现这是没有凭据的“误传”之后，这个故事才止于智者，争论也渐渐平息下来。
我想起多年前反日浪潮方兴未艾之际，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奇的故事。话说某城某夜，一间酒吧里来了一位面貌甚斯文的男子，他主动坐到一桌客人身旁，和他们攀谈。然后他挑起了一个敏感的话题，那就是比较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国民性。他一直笑眯眯地提问，总想引导大家承认日本人比中国人优秀。大伙越谈越觉得不对劲，渐渐发现这个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的青年原来根本是个日本人，而他的言论也极尽辱华之能事。故事一上网，自然激起公愤，很多人觉得这鬼子太过放肆，撒野撒到中国的土地上来了。
虽然这个故事看起来很不真实，也有不少人怀疑它的真假，但大部分参与讨论的网民还是觉得它反映了日本人的心声，是以成为反日的坚实证据。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在它的流传过程和演变，有人说那个城市是武汉，也有人说是北京，还有人说是上海，总之在哪里的可能性都有。它的内容也越来越详细，那名日本青年一开始只是谈到两国人民行为生活的差别，后来则主张日本的统治有利于中国人的进步，最终甚至还说出了中国女孩应该会爱上日本男人的话……假如这真是个虚构的民间传说，第一个创作它出来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后来为它加油添醋的人又有什么动机呢？从效果上看，这个故事可以刺激起大家对日本人的怒火，所以它是为了证明日本人有多坏，替反日找理由。也就是说，参与创作的这些人似乎觉得大家对日本的仇恨还不足够，应该要再加把火才行。
就和姚明的那个传说一样，它不是先有一个确切的理由，再合情地生起大家的不满；而是先有不满，才回头为自己的情绪制造一个说得过去的基础。
我们不只可以看见人对偏见的执着（我们讨厌日本人，讨厌姚明等名流富人，所以不惜为此捏造事实好说服自己和别人，我们的讨论是合理的），还会发现这种情绪表达方式的怪异。它分明就是一种自虚，我们硬是想证明日本人对我们有多歧视，姚明又是怎么地离弃我8们；似乎在这里能够找一种残酷怪异的快感。
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幼童的一种奇行，他发现他们有时会把自己藏起来，好让大人找不着，这时他们会感到格外的紧张，深怕大人会自此忘却他们，甚至趁机抛弃他们。可是在这个躲藏的过程里，他们却又享受着刺激的快感，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游戏。然后，他们或者被发现，或者干脆耐不住性子自己跑了出来，与父母相拥团圆。这就是有名的“去/来”（fort/da）游戏，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史上着名的模式，引起无数的诠释和争论。有学者认为这是自虐的基本形式之一；先是自我制造一个被舍弃被厌恶的状态，同时暗自咀嚼其中的痛苦刺激，于是可以期待破镜重圆的圆满幸福。正如一人偏执地怀疑伴侣的不忠，把任何小事理解为对方变心的蛛丝马迹，甚或幻想出丰富的情节。
表面上他很痛苦，实际上他很享受。当伴侣九牛二虎地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之后，他那失而复得的满足才能达到最高程度。
问题是这个结局并不是真的结局，对爱侣忠诚奉献、对父母全心爱护，以至于对他人的认同，肯定是一个永无止尽的追寻。所以小孩会一遍又一遍地玩着这种游戏，情侣会一遍又一遍地期待誓言与许诺，直至我们真正长大真正自立。
编撰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的传说，也可以看成是种自信心的欠缺。似乎得不到预期中的彻底道歉、真诚拥抱，我们就永远无法停止这种近乎自虐的荒谬行为。从中日两国的复杂历史看来，这种自虐的心理尚算正常。但是为什么要捏造姚明不爱祖国的故事？又为什么偏偏要选在这国难当前的时刻呢？能不能说它表达了我们对暴发名流的偏见，总是觉得他们会瞧不起草根百姓，于是希望他们用上很大的力气去表现自己不忘本的良心呢？又能不能说我们对叛国分外执着，总是怀疑他们一旦出国扬名在外就会断根叛逃，于是希望他们费尽心血地证明自己仍然是个百分百的中国人？
当我们缺乏自信，心存疑虑，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偏见和要求时，这种情绪的表达是不会管你地震不地震的。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浮现。因此震撼全国的灾难也就成了让我们尽情表露偏见、区分人我，从而自虐图乐的时机。
原题为“灾难时期的自虐”，刊于《am730》日、日“”
“”爱“”：撕裂社会的爱原来陈水扁还是个老师，意外地给所有中国人上了一堂启蒙课。
自从他汇款瑞士案曝光以来，天天都有新消息，日日都有新发展，情节比电影还要好看。他的死忠支持者要不是改弦易辙大呼上当，就是痛心疾首垂头丧气。最可圈可点的，是其前度亲信，现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一席话﹕“原来过去传闻证实是真的，……大家太信赖阿扁的权威及权力，将一切都交给阿扁，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导致一个人的错误，造成民进党的危机。”
过去那么多年，陈水扁政府有过那么多弊案传闻，为什么蔡英文和民进党的支持者全都没起过半点疑心？难道就真的是因为大家都太信任他吗？他们之所以“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与其说是陈水扁太有权威太具魅力，倒不如说是一连串更宽广的基础因素。这里头或许有同坐一条船的党性作用，或许有外人不可察的共犯关联；更重要的，可能是种思考方式的盲点。
正如台湾评论家南方朔先生所说的，在民进党执政的8年里，台湾社会已经被一道轴线切割为两半了，你要不是爱台湾，要不就是不爱台湾；支持陈水扁就是爱台湾的表现，而反对陈水扁自然就是不爱台湾的明证了。这条轴线的成立，不只是靠陈水扁个人的功劳，甚至也不单是其核心团队的责任，它还是一种建基在“本土主义”的民粹情绪。陈水扁团队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把民间恐共的情结、日益狭隘的本土化倾向，和各路媒体的商业操作，一一扣连整合起来罢了。
“爱台湾”不只是民进党政府的旗帜，还是台湾许多“地下电台”的招牌。听过那些电台节目的人，都晓得他们讨论问题的模式。任何对于政府的批评与质疑，哪怕是多么局部的问题，都会轻易地被人扣上帽子，觉得那是蓝营的偏见甚至阴谋，而提出这些意见的人则一定是蓝营的同路人；蓝营的人都不爱台湾，他们爱的是中共，他们根本是一群台奸；所以他们一切挑战和疑问背后的真正目的就是出卖台湾。
在这样的舆论气候当中，所有问题都被移形换影地替置成“爱不爱台湾”，“是不是台奸”的伪议题。你觉得“三一九”枪击案还没查清楚？那么你一定是不爱台湾。你觉得扁嫂吴淑珍既然收到传讯，就该好好上庭受审？那么你一定就是巴不得台湾灭亡。有些商人甚至只是指出政府经济政策紊乱，都会被人怀疑他们是不是被中共收买了。于是提出任何一个问题，提问者都得先澄清自己的忠诚；任何一个批评，都像打在棉花堆上的拳头。于是社会论述变得愈来愈空洞，宛如一片沙漠。论述没有寸进，社会又怎能不空转呢？
这些人为什么会“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其实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只不过是把一切问题都思考成了一个问题，把所有判断都变成一种价值的判断。这才是大部分陈水扁支持者的病灶。
回过头看，近年大陆的民间舆情难道不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倾向吗？一道切割社会的轴线正在隐约成形，你不是落在“左愤”（左派愤青）那边，就是落在“右愤”（右派愤青）那边。且不说特别敏感的政治话题，有时候就连“范美忠老师遇震先逃”这么单纯的社会现象，就连某条河道污染治理这么实际的环境问题，都能在网络上演化出爱不爱国的抽象争论。彷佛只要你有一点不同意见，你就是在用外国传媒的角度看事情，你就是洋奴，你就是不爱国了。反过来说，如果你赞成政府的某项政策，你就是被当局洗脑的愤青。在这种环境底下想要客观地探讨一些东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把所有问题都上升到很高层次的爱国之争，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好谈呢？如果所有议题都被简化成一个议题，那么大家又能学到什么？又能怎样利用“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呢？
原题为“灾难时期的自虐”，刊于《明报·笔阵》日反华传媒：西方传媒不是铁板一块乔姆斯基是我最敬仰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揭发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对抗美国历届政府和主流传媒的霸权，不只使得他的政论着作只能透过小型出版社独立出版，更令他长期遭到《纽约时报》等主流传媒的刻意漠视（至少在“九一一事件”以前）。所以当我知道他的着作陆续中译出版，而且粉丝众多之后，我真的是非常高兴。可是渐渐地，我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对劲了。原来乔姆斯基的许多中国追随者只看见了他狠批美国的那一面，却忘记了他也是个美国人这一点的启示……同样不大对劲的感觉出在内地一些朋友对我的看法上。本来嘛，我从马克思追读到齐泽克，思想上一直自认是左翼分子，香港还有人批评我想复活共产主义呢。偏偏内地却有人见我老讲民主，于是将我归类为右派，甚至推测我一定是美帝走狗。查“左派”一词本来就源自法国“三级会议”上坐在国王左侧的激进民主派，左派不讲民主难道还要让右派讲吗？至于美帝走狗一说，那就更是天可怜见了，美军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时，我不只先后参与了两次反战游行，更是其中一些活动的策划人之一。到了香港主办世贸部长级会议时，我也参加了反对欧美主导的全球化的示威运动。假如这也是走狗所为，我就不大懂走狗的意思了。
近日不少西方主流传媒在报道拉萨事件的时候频频犯错造假，结果一群中国网民和海外留学生联合办了“Anticnn”网来纠错打假，我也觉得异常兴奋，因为大家终于认识到一向标榜客观中立的西方主流传媒其实也不乏坏种，而且还自发地搞起了独立媒体式的行动。可9是再细看下去，那股熟悉的不对劲的感觉慢慢又浮现了。
有些人似乎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很含糊的“西方反华势力”，以为西方主流媒体一定也是听命于政坛的反华派甚至政府本身。其实那些媒体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它表现出深植的偏见和意识形态机器的共识运作。首先，那些西方主流传媒实在不是政府可以直接管控的，就算是国营的“BBC”也有相对于英国政府的一定独立性。根据乔姆斯基等人的长期观察，西方主流传媒、大企业和政治势力等三者之间固然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和公关网络，但有时更要命的或许是媒体人那种未经反省却又自命正确的价值观。照他们的价值观形成的潜在共识，中国政府是个压迫人权的政府，中国传媒也是不可信的宣传机器，所以中国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省自觉（因此才会有人诬蔑Anticnn有官方在背后做手脚）。于是在西藏和人权等议题上，他们往往就失去了客观的坚持，不惜以截图等手段扭曲真相，好持续控诉中国，并且获得“政治正确”的自我满足感。
事实上，西方也有不少专门和主流媒体对着干的独立媒体，常常揭发前者系统化的偏见，尤其针对默多克这类强行把自己的政治立场与利益取向灌入旗下媒体的大亨；当然，这些网上的独立媒体通常也是左翼的。关于西方主流媒体制造共识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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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情和独立媒体的概况，以后还可以再向大家介绍。我现在只想再次提醒大家，那些独立媒体的确很少批评中国的传媒，因为他们得先忙着监察自己国家的主流传媒，看它有没有自我审查甚至造假。
原题为“西方传媒持有什么偏见”，刊于《南方都市报》日反法：反一项政策还是反一个国家时间过得真快，再过几天就是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日）九周年的日子了。想当年，也曾有群热血青年上街示威，在美国驻华使馆外慷慨激昂。那批年轻人现在在哪里呢？那位剃光了头，在顶门上画了炸弹标靶，人群中格外显眼的学生如今到了哪里？回首那段日子，这群热血过的年轻人不知又有何感想？九年以来，中国的年轻人经历过两次反美浪潮，一趟反日大游行，以及最近抵制家乐福的反法运动。或许将来的某一天，这些运动将会成为几代学子的集体记忆甚至身份界标，于是当大伙聚在一块初次见面的时候，不用自报年岁，只需说一句“我是反日那一拨的，你是反法的吧”，便知彼此长幼有序了。
也就是说，“反×”（“×”为某一个国家）成了九年间许多年轻人的共同背景。问题是，这是个什么样的共同背景？所谓“反×”指的又是什么？这两天，中央政府递出了橄榄枝，愿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会面；法国总统又派出了政坛元老拉法兰当媒人，前来中国修好。这一切和缓紧张局势的迹象正好能让我们有点呼吸的空间，好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
现代民族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它无限扩展国家范围的能力，不只往日发生在现今国土范围内的历史是国史，所有的人民是国民，即使是大自然中与世无争的景观和物种也能一一纳入国家的范围，和民族拉上了神秘的联系。例如朝鲜的金刚山，它不单是座雄伟的高山，还“象征”了朝鲜人民的民族精神。又如四川的大熊猫，大家都知道它是“国宝”。从一个个的人直到花草鱼虫，莫不共享了一种人人皆能感受得到却又不容易解释得清的“国族精神”。这股超越个体的“国族精神”不只贯穿了一切，反过来，那些被其涵摄的个体也能随时代表“国族精神”的整体。这抽象的“国族精神”与无数个体之间的关系，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与多的状态。
所以当法国有人试图抢夺奥运火炬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自动觉得这不是一部分人的意见，而是准许这些事件发生的法国有错。当巴黎的市政府打算把“荣誉市民”的衔头颁发给达赖喇嘛时，这也不只是一个市政府的错，而是全法国人民的责任。当法国媒体非议中国政府的个别政策，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是法国与中国的全面对决了。
依照这样的逻辑，反法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愤怒的网民们针对的不再是持某种政治主张的团体，也不再是一个城市的政府，更不再是几篇媒体的报道，而是整个法国和它所涵盖的一切。因为任何一个拥有法国国籍的人，任何一件来自法国的事物，都神秘地代表了法国。反对法国就是反对那些我们所不满的个体和单元，而反对那些个体与单元就是反对法国全体。
经过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韩的风潮洗礼，内地不少青年学到的就是这种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义逻辑。当然这绝非中国的独有产物，而是一种普世的现象。美国人和韩国人也会反过来以为海外侨胞和留学生就代表了全中国，看见部分情绪激动的留学生痛扁了自己的记者一顿，就觉得这是全体中国人要入侵国土了。只不过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短短九年间就已经历了数次“反×”运动。这些运动就像一种集体的社会仪式，参与者在其中通过言词和行动的反复操演，可以从实践中习得这种极度简化的思考方式与想象力，把个别的东西和意见迅速地无限上纲成玄而又玄的“国家”或者“民族”的代表。而且这还是一种必将反向操作的实践，也就是说，越是以这种方式看待对立面，就越会以同样的态度为自己寻根，尽量寻求和肯定属于自己国家的东西。再简单点讲，就是反对对手的所有，同时肯定自己的全部。
到了这个地步，所谓爱国就是要爱自己国家的一切。所以柏杨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有人为“死了一个汉奸”而鼓掌，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柏杨写过《丑陋的中国人》，说自己国家有问题的人，又怎能不是汉奸呢？
原题为“一即一切的民族主义逻辑”，刊于《南方都市报》日汉奸：一团模糊的历史现象《色，戒》走红，连汉奸也重新成了热门话题。有人说李安与张爱玲丰富了汉奸与爱国志士的形象，还他们人性的本来面目；也有人说这叫做美化汉奸，所以不只本来就很成疑问的张爱玲要因此罪加一等，甚至李安都快变成新汉奸了。
我们中国人学历史就像小孩看戏，任何人物一出场，首先要问：“他是忠臣还是奸贼？”除此之外，再无第三条路。这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对还是不对？只要把同样的眼光挪向我们此刻身处的现实测试一下就行了。你说马英九是忠的吗？他为什么也要赞成台湾“重返联合国”
呢？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尾随美国入侵伊拉克，八成是奸的了吧；那你又怎么判断他恢复英国经济活力的政绩呢？你能肯定地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吗？
俗话说，这个世界绝不可能非黑即白，我们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宽容一下自己的贪心和过错。可是一转头，我们竟不能以同等的宽容去理解逝去的前人了。我的意思不是要宽大地对待汉奸，而是要历史地对待历史。什么叫做“历史地对待历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历史的境况之中，看人的转变，事件的出现。谈论汉奸，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汉奸”这个概念放回历史里头，审视它的生成与演变。
忠奸之辨远非全然相对、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论大部分的汉奸在他生前是不会轻易接受“汉奸”这种称号的；所谓“汉奸”，多半是后人的判断，而后人的判断则往往依据了不同的标准甚至某些个人的动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陆各国也纷纷掀起了肃清“通敌者”的风潮（“通敌者”一般英译为Collabormtor，他们似乎没有“德奸”、“日奸”和“荷兰奸”的概念）。那是个百废待举的废墟年代，广厦已毁，人才难求。于是在现实的需要下，许多货真价实的“通敌者”者一一过关，重回舞台，重操故业，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可是这里头也有一些人为求自保，就大力检举昔时友伴，因为他越是慷慨激昂地揭发其他10人的罪行，他自己就显得越清白。更有一些战前在事业上极不得意的人，比方说没什么天分的年轻指挥家，这时以爱国者的姿态出击，狠批几位造诣非凡的大师曾经出任纳粹伪职，主理过一批大牌乐团或者歌剧院。他们的言论很正义，但是他们的心态很阴暗：既然我在专业上爬不过你的头，我就要在爱国的问题上绊倒你，取而代之。
这些往事，皆有史可考。关于“通敌者”的糊涂账，西方史学界已经研究得十分透彻，实况绝非历史剧里那般正邪分明。反观中国，几乎所有超越简化、二元对立模式的声音都成了异议，甚至也成了一种“汉奸”的雄辩。可是，另一方面，也还是有很多人觉得事实不是如此简单，比如说汪精卫到底是不是汉奸呢？这就是一个令很多人感到困扰的问题。大家都很难想象，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搞革命，因谋刺满清摄政王而入狱，且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好汉子，怎么就会成了一个与日本议和，成立南京伪政权的大汉奸呢？于是坊间就有许多传说了，其中一种最令人神往的版本是这样的：其实汪精卫是假装的，他早和蒋介石串通好了，俟时机一至，他就会起兵反日。
其实这种美妙的民间故事依然不脱传统忠奸二分的历史观，它反映了大家心底的渴望和想象。大家不只希望能够准确地把汪精卫嵌在一个简单的范式里面，还很希望一个好人能够由头忠到尾；既然汪精卫一开始是条好汉，他就应该继续好下去，这才符合我们既有的世界观。
但是什么叫做好人呢？我们能够稳当地判定一个人是真正的爱国志士吗？去世不久的美籍中国史权威魏斐德曾在其名着《上海歹土》
里面指出，孤岛时期的上海有不少业余特工，他们平常可能是文员，也可能经营家小店铺，收入不大好的时候就受雇去施袭暗杀。假如事败被捕，说不定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烈士。更常见的或许是李士群和丁默邨等有名的汉奸，你说他们亲日倒不如说他们是想谋利。就像托洛斯基所说的“职业革命家”，搞革命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谋生，革命于他们而言不外乎职业。为什么李士群等人可以一生游走于国、共和汪伪之间，最后又秘密地替重庆政府办事呢？这就是因为他们全是职业的特工，谁给活干就帮谁，处身乱世，但求苟存。加拿大着名的中国史学家卜正民在他的近着《Collaboration》（且暂译作《合作》）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有些人曾经帮侵华日军指认出匿藏于平民中的败逃国军，结果害死了这些抗日军人，看来这应该是最罪大恶极的汉奸了，但这种恶行却起到了保护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使得他们免遭日军滥杀的厄运。那些汉奸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无辜百姓，还是纯粹无耻的自私呢？我们很难判定，因为我们往往只是看了表面的行为就定了他们的罪，没有兴趣去翻箱倒柜查档案深究他们的口供和心理。
或许是外国人的缘故，没有太多包袱的卜正民甚至还举了很多实例说明现实情况复杂。比方说历经屠城之后的南京就有一个典型汉奸，城里的洋人称之为“famousJimmy”，这个王姓汉奸在日本人手下负责分配粮食给市民，同时提供一些妓女慰劳日军。卜正民认为，若是不看目的，你很难判断其行为的好坏。一方面他极力向日军争取最大限度的粮食配额，使许多百姓不挨饿；但另一方面这也曲线地强化了日军占领的合法性。一方面他找来中国女子供侵略者享乐，同时这却也使得日方不再有借口任意欺凌妇女。
历史绝不只是一堆事实的积累，它的书写，它的构成，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就和许多价值观甚至政治的立场有关了。大家都知道，中国抗战史至今仍是一块荆棘满布的森林，两岸曾经各有不同的诠释，连国民党共产党谁的功劳大都还是问题，不过两党都以领导民族抵抗外侮的成就论证自己的合法性。既然如此，双方的官方史学就都必须以一套分外分明分外严格的标准辨识那混淆灰暗的年代与人物，不容半点含糊。因为历史教育始终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有责任生产一批符合标准的好国民。何谓好国民？典型在夙昔；何谓坏国民，汉奸簿上斑斑可数。
只不过这种符合国民教育目标的史学不一定就是套上好的道德教材。因为道德教育不能只是传授一堆抽象的原则，提供几个完美的人物典范，还要给出一些复杂的处境，让学生知道怎样在现实的环境（尤其是黑白难判异常艰困的处境）下明智地行动，把道德原则应用在实践的需要之中。多年以来，中国和海外的史学界对抗战的历史研究已经推进了不少，可是大家的成果仍然没有进入大众的意识和教育的层面，特别是汉奸那一段往事。今天换上更客观的目光重新审视他们，不是翻案，也不是单纯的学术兴趣，而是为了更好的道德教育。可别忘了，所谓的“是非不分”，并不是指有些人不知是非为何物，而是他们虽有是非观念但不知怎样实践在具体的时空当中。汉奸的历史不就正好说明了这点吗？
原题为“焉能辨我是忠奸”，刊于《南方周末》日移民：假如老外成了央视主播如果一种公共议题反复被人拿出来探讨辩论，那么理论上大家都应该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发展出更理性的自我了解，学习到更丰富的认知方式。可是一种议题的循环再现，有时候也是病理性的。
例如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这件事，网民迅速把它变成一场关于爱国与“汉奸”的辩论。为什么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人想当“汉奸”？大家又为什么如此关切爱国这个课题？这种议论方式的重复乃至于垄断，很容易就会阻碍了看待事情的不同角度，甚至包括一些或许会更有趣也更有建设性的角度，比方说人才的竞争。
没有一个国家不想保有更多的人才，而人才的来源则不外乎自己培育与对外引入两种。我不知道巩俐移民新加坡算不算是为新加坡增加了人才，但我知道新加坡在国际人才市场的竞争上从来就处在一个主动出击的位置上。它固然也着力于培养自己的年轻人，但更擅长把握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去为自己取回一批短期内不可能制造得出来的生产力。与它本是同根生的马来西亚自从实施“新经济政策”开始，就在教育和就职创业的机会上排挤掉不少优秀的华人精英；而新加坡则近水楼台，很方便地就把这些无法在祖国大展拳脚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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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吸纳了过去，使他们成为这个弹丸之地的发展动力。近年中国崛起，新加坡又把目标锁定在中国身上，不只用奖学金吸引中国学子，还让他们不用费太大功夫就能取得移民入籍的资格，反过来变成前进中国拓展新市场的先锋部队。它的策略如此大胆激进，乃至于本国老百姓开始心生不满，屡有怨言。
这也许是一个岛国的生存之道；对他们的政府来讲，问题不单是新加坡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人，而是能不能把这个世上最优异的人也变成新加坡人。相对而言，中国人口庞大，人才的储备层次也远较新加坡丰富多样，似乎用不着学新加坡那套如狼似虎的猎头狠招。
不妨再看一下美国的情况。今天的美国人口数目排名世界第三，人均教育水平也属世界前列，可以说是要用什么人就有什么人；为什么它还要持续拉拢移民，甚至出到网上“绿卡彩券”（TheGreenCardLottery）这种怪招？其实在对待国民身份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策略可说是新加坡的老祖宗；只要你有才华，有我需要的能力，不管你出生在什么地方，我都欢迎你比起新加坡，美国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制度和土壤的开放；假如一个非洲移民的第二代都能当总统，那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虽然自从“九一一”事件之后，很多人都感到美国的大门正在日渐收窄，但是只要看看它各行各业高端人才分布的那种族群纷杂肤色参差的景象，便能发现美国始终是一个移民传统深厚的国家。
美国还是诺贝尔奖的大赢家，它生产出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数目乃世界之冠，这里头起码有一半是移民或者移民第二代。就拿所有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中国人来说吧，在得奖的时候他们几乎全都拥有美国国籍，其中有的生在中国，有的甚至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但最后给予他们良好研究环境和资源的，却是这片大洋的彼岸。
为什么美国能让这些中国人摘取学界桂冠？何时我们才能见到一位在中国本土的学术机构做研究的中国学者得到这份殊荣呢？这是11很多爱国心切的中国人都曾问过的老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其实还可以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提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见到一位任教于中国大学的日本学者、英国学者，甚至一位美国学者赢得诺贝尔奖呢？如果有那一天，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也是中国的骄傲呢？
假如我们的学术体制和文化环境非常优秀，不只可以吸引已成名的外国名家来这里过上半退休的优渥生活，还能引来一群正处黄金岁月的青壮学者到此钻研学问，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孵育出顶尖的中国籍学者。只不过到了那时候，“代表”中国去领诺贝尔奖的人在人种上是不是中国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土壤丰美，社会开放，真真正正不负大国之名。
面对人才流出和移民的现实，要思考的课题不只是他们爱不爱国，也不只是怎么留住他们，更是如何不让中国成为全球人才竞争的净出口国。同时，我们也许要调整一下心态，换掉那种常见的种族爱国主义；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一个长得像“外国人”的人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播台上，甚至当上了国务院的部长；我们是不是承受得了？
原题为“从巩俐想起李白”，刊于《南方周末》日运动：奥运并没有烧旺民族的热火在北京奥运会举行之前，很多外国传媒认为，渐趋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将要再上一层楼。如果中国在金牌数目的竞赛上真的一举超过了美国，那就更是火上加油势不可挡了。诚然，运动竞赛从来都是巩固国族认同的理想场合。自己国家的选手得胜，自然会深感骄傲；就算败了，也能在那难过的瞬间体会到「小我」和「大我」的融合。不论输赢，只要是国际性的较量，都能凝固出国家的认同感。比如说我是NBA湖人队的球迷，但是当Kobe对上了姚明带领的中国队，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在心理上站到姚明这边，盼望Kobe失手。
可是，如果以为京奥就一定会催生出一种失却理智的民族主义，把中国人全都变成一帮心理狭隘的群氓，那也未免太小看运动自身的逻辑了。尤其在体坛最神圣的奥运会上，运动本身的逻辑甚至会对那种预想的狂热起到意料之外的调节作用。
身为美国女排教练的郎平回国，恰巧同在机场的棋圣聂卫平发了顿劳骚，觉得她跑去教导外国人很不象话，简直不是中国人。结果棋圣反而引来不少批评，理由是在充份全球化的体育世界里，请外国人当教练根本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中国自己也有不少「外教」，难道他们都是自己国家的叛徒吗？
当年为中国取得奥运第一面剑击金牌的「扬眉剑客」栾菊杰，如今是代表加拿大参加京奥的选手。本来依照近年部份愤青的逻辑，实在没有比这更叛国的了。可是在她于赛后亮出「祖国好」的横幅之前，在偶现的讥刺声中，更多人却为她以五十高龄仍然奋战场上而感动。
我们固然怀念她当年替中国赢回的光荣，同时也总是佩服那些永不言倦永不言退的选手，因为那是体育精神。
在一场团体赛事之后，有网友注意到拿银牌的日本队上领奖台时只和拿铜牌的加拿大人握手，却不理会中国冠军队。这位网友立刻被人讥笑。因为依照次序，金牌得主是最后登台的，难道你要日本队在上台前先绕到后头找中国队握手吗？有一位网友留言：「先多看几场比赛，摸清楚奥运的规矩，再来这里说话吧！你这个狭隘的小愤青」。
更妙的是当日本「蛙王」北岛康介得到第一面金牌之后，很多论坛上的留言不是外人想象中的不屑以及对日本的惯性批评，而是「亚洲的骄傲！祝贺北岛，希望中国也要加油」，简直友好得一塌糊涂。可见体坛从来是块英雄地，这块地方胜负分明，只要裁判公正没人耍诈，不管成绩如何人人都是要服气的。在大部分的赛事里面，就算事先很被看好的中国代表输了，观众也只能叹声可惜，然后照样会为胜者鼓掌甚至叫好。这也是体育精神。
反过来看，总是挑剔中国民族主义和国民性的人这时就会遇上滑铁卢。在国篮对阵美国与西班牙的时候，有些人批评中国球迷自我中心太没风度，老在对方射罚球时大喝倒采，嘘声满场。内行的球迷马上回击：「你懂甚么？这是篮球常规，不管是NBA还是国际赛，主场球迷一定会想办法干扰客队罚球。不懂篮球就少说两句！」。说得好，奥运确实让人更爱国，但也别把所有爱国的观众当成被洗脑的儍蛋；运动，到底是有自己规矩的。
原题为“奥运一定会让民族主义更狂热”，刊于《am730》日日本（一）：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一提到近日席卷中国各地的反日浪潮，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个思想陷阱：要不义愤填膺地在旁呐喊打气，全力支持；要不就是站在一边，抱着怀疑犬儒的态度冷嘲热讽。以上两种非此即彼的立场并不足取。此外，当然还有很多论者会同情中国民众的情绪和立场，同时呼吁游行人士和部分激烈的“愤青”保持冷静理性；但又往往失之于缺乏思想的深度，点到即止。究竟我们应该怎样看这场反日浪潮，又怎样确切地去掌握在它背后浮现的所谓“日本问题”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怀疑各处反日游行和行动的诸种论点有什么问题。有些论者（包括我的好友）认为发生在过去一周内的各处游行只是官方暗中发动的虚假“民间行动”，因为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允许真正由人民自主发起的抗议集会。我觉得这种说法实在太过想当然耳，纯粹来自对于中国社会的刻板印象，脱离实际甚远。凡有机会采访过当年在北京抗议美军“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集会的记者，都知道那一次游行不只得到了官方默许，甚至还有学校加入组织，派校车接送学生到美国大使馆。可是这一趟游行却大不相同，不只没有官方介入的迹象，甚至找不到一些像样的组织单位（如“爱国者同盟”），完全是一次由三两个网友以网上留言和手机短信动员起来的“聪明群众”
（SmartMob）行动。而且几条游行路线的设定也是临时“走”出来的，充满了随机应变的色彩及意外。
其实只要看多点内地新闻就知道，这一两年来由民间发起，但政府事先一无所知的群众运动不在少数。有的是官方不能容忍的，有的是官方默默接受但又不愿正式称之为“示威游行”，于是叫做“上访”和“请愿”的。我并不是要说中国政府已经大开游行自由之门，只是想指出今天的中国的确可能出现既非官方策动，亦非官方可预先阻止的民间群众集会。最近的反日游行就是这样一种集会，只是官方明显地没有干预介入。
也有些人强调政府不介入就是一种默许。从19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的潮流开始，一股势力愈来愈大的新民族主义就日渐成形，并且助长了所谓的“愤青”现象。在这个过程里面，官方的确有一定的角色。倒不一定说是积极的倡导，而可以是左右透过传媒报道信息的种类和范围的细致，就可以构成助力。不过如果过度重视官方的角色，可能就会忽略了民间自主及社会内在的种种因素，可能就会轻视了政府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构成了当前民族主义的热潮。关于这点，我以后还会另文细谈，现在暂且不表。
当然，还有朋友提出历史反省的责任问题，认为中国不能一方面要求日本反省历史，认真道歉，同时却掩盖自己历史上的失误。我赞成这个说法，可是在同意之余也有必要指出，中国自己的历史忏悔意识不足，不等于日本也自动地不用忏悔。同样地，就算当前民间反日情绪是由中国官方鼓动，就算北京、深圳、成都和广州的游行是由官方组织，也不等于批评日本修订教科书就是错误的。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只是因为“官方默许”和“官方引导”，就要否定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和它所针对的问题。
还有一种看法在内地也相当流行，就是主张“抗日不如自强”。与其罢买日货，不如先搞好国货的质量和信誉；与其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散布仇日言论，上街焚烧日本国旗，不如集中精神检讨自己的社会体制，壮大国家实力。这种想法的第一个问题是假设了我们现在只能做12一件事，就是强化中国本身，于是可以漠视仍然在世的慰安妇继续得不到合理赔偿，而且还要受到日本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侮辱（按该书的说法，慰安妇其实是自愿的军妓）。第二个问题更是严重，因为它很容易就会导致一种“今天我且哑忍，瞧明天我强了之后谁狠”的复仇心态。什么叫做“自强”？我们“壮大国力”之后要干什么呢？这里脱不掉一种把中日历史问题看成两个彼此竞争总得分出敌我高下的简化国际观，不只解决不了眼前的历史罪恶如何分析如何解脱的问题，且徒添了威权式的国家主义。我们根本随时都要反省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目的是为了民众更民主更理想的生活，既不因日本而起，更不因胜过日本就可终止。
简单地说，所有怀疑反日情绪的看法就算全部正确，也无法遮盖明摆在这里的“日本问题”。但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反日情绪，所有那些包括抵制日货和伤害日本留学生的反日行为，就都是正确的呢？当然不！“反日”从一开始就反错了对象，把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日本意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与美国军事联防和钓鱼台问题一股脑地混成一团，并且连接各种各样的“日本人论”，本质化成了对日本的整体否定。南方朔在其专栏就指出了要反的其实不是日本，而是罪恶，可说非常精准。但如何区分反日与反罪？怎样分析反日情绪？“日本问题”又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上面我强调不能把当前席卷中国的反日游行活动看成是官方鼓动的结果，除了还民间自发行动的清白，正视国民情绪之外，同时也想提醒各种不同立场的论者，把这一连串的集会说成是由政府鼓动和操纵，正好中了日本保守派的下怀。因为在日本的右翼势力、保守派甚至部分进步分子，一直有这么一种印象，认为中国是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社会，没有独立自主的司法系统、传媒机构和学术界，也没有可与政府分离甚至对抗的民间社会。这种印象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但它却很巧妙地被利用成右翼的工具。比如说在战争历史的事实争论上，日本右翼就很喜欢先从中国的学术界不够自主不够自由开始，进一步推论所有学术研究都脱不开政府影响，而结论就是中国学界所说的“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和“南京大屠杀”无非皆是政府的仇日宣传。同理，他们也不愿意相信中国百姓会有不经政府组织的游行；就算有，他们也会认为这是政府反日教育的结果。
这种中国印象是冷战结构的产物之一，战后投身“自由世界”的日本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其主流社会把日本与中国的区分，界定成自由民主开放的世界和封闭专权的铁幕世界之别。如今日本右翼与战时军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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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它把这种“民主”话语从传统左翼手中抢了过来，移置成自我肯定的一种资源。透过这套话语资源，日本右翼可以一方面试图复兴天皇权威，但另一方面吊诡地以民主和开放的旗帜再次宣扬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性。所以当日本保守阵营指摘中国学者虚构史实、官方暗中发动示威的时候，不只是否认战争责任这么简单，而且是再制造日本的优秀先进和中国的专权保守这种特定印象。
令人气馁的，是所谓的反日糊里糊涂地把所有的事情混成一团，情绪胜过理性，对于日本政府和右翼的种种过当行为，除了左一句“日本人不知悔改”右一句“小日本天性就坏”之外，就再也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来。因此才会有抵制日货、袭击日本留学生乃至于破坏日本餐馆等种种行为。照这种全面否定日本的逻辑来看，现代中文里所有来自日本的外来语，如“广告”、“现金”、“干部”和“建筑”，是否也全都应该扫地出门，自此禁用呢？
反倒是日本的左翼学者在谈起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和政府右倾化背后的理路时，要比一般中国知识界来得更深入更精到。例如近年相当走红的小森阳一，就在其最近的作品《天皇的玉音放送》里面，指出了日本自卫队赴驻海外、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保守派试图修宪与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等四项事端的因果逻辑。他认为日本政府派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担任“盟军”后援，明显是要把自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政治军事同盟，同时也是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试探手段。而修改宪法使自卫队成为名正言顺的军队，则是想把日本变成“正常化国家”。这里所说的“正常化国家”，几乎完全是由军事力量的正名来界定的，可说是把军队当成了国家的资格证书。至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它的一个小秘密是为了预防有自卫队员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因为如果真有这么不幸的事件，日本国民肯定会质疑他们的子弟何以要去为美国人的战争送死。可是只要根据传统，把死去自卫队员的灵位供奉在靖国神社，有天皇的威权笼罩，他们就成了为国捐躯的英魂了。
所以小泉纯一郎以首相身份一拜再拜，就是想再度巩固靖国神社与天皇国家的关系，而且这也有助推动修宪。日本不能拥有正式军队，日本的宪法要有第九条这么一条，全是来自它过去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是想让日本成为“正常化国家”，想让日本国民接受修宪（须经半数公民投票通过）；把靖国神社从一个供奉战犯的地方，转化成一个供奉所有为国捐躯者的正常军祠，就是很重要的象征工作了。修改历史教书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采用扶桑社新出版教科书的学校少之又少；但是相关组织的普及历史读物却是市场上的畅销书，而且抱持类似史观的出版物也愈来愈多。在小森阳一看来，这是日本右翼与政府里应外合的文宣行动，目的就是给大家洗脑，酝酿半数国民支持修宪的理想土壤。
可见日本政府和民间右翼的诸种举措并非毫无关联，不是一句“日本人玩嘢”就可以概括得了的。而所谓“历史问题”也不像某些倡导“对日新思维”的学者所言，是一种可以放在脑后、与现实利益无关系的包袱。缠绕着中日双方的历史问题不只仍然在世的受害人与加害者双方身上，也不只仍然活在双方后人的集体记忆与民族感情之中，而且还是一股可以影响现实政治的力量。否则日本右翼尽可提倡修宪尽可提倡建军，又何须汲汲于修改历史掩埋史实？如果历史真的可以轻易地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为什么1980年代看《龙珠》长大，1990年代沉迷村上春树的那些内地年轻人，现在怎么会把怒气烧在日本头上？
“反日”必须弄清目标，一方面针对战争历史的罪恶，另一方面要把历史和现在的政治局势联结起来分析，才可以对准日本右翼和保守派的全盘计划。对于“反罪”的问题，碍于篇幅有限，只好下次另文再论。
原题为“既不犬儒，亦不激愤——分析日本问题”，《明报·笔阵》日、日日本（二）：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恶【二之一】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
蜂拥一时的反日浪潮在政府的全力压制底下，看来暂时是平息下来了。为了遏止人民的愤怒，许多机构采取了非常粗暴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报章干脆把“日本”二字列为禁忌，不要说不能发表反日言论，就算一篇介绍日本餐厅的文章也得暂时禁刊。但是在民间酝酿多年的仇日情绪是否就这么简单地烟消云散了呢？当然不。既然如此，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迟早还是要再拿上台面，所以许多民间人士倡议的“反罪”运动因此还是得继续推动，有关的论述也必须继续深化。
说到反罪，说到日本的战争责任，很多人会直觉地以德国在二战之后的表现来做比较，追问日本人为何不像德国人那般深切忏悔。得出的答案往往归结到日本文化的本质或者各式各样的“日本人论”，例如人类学家本尼迪特（RuthBenedict）经典着作《菊花与刀》里的着名判断：日本的“耻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这种化约的文化解释不只大而化之摆脱了历史细节，而且过度强调了日本的特殊性，反过来正好证明了日本人无论如何不会认错，因为他们的文化就是如此。因此这类很知识分子的论述方式，竟然与大陆网站上激进的平民言论不谋而合。那些被认为很民粹很粗暴的愤青同样觉得日本是“死不认错”的，因为“日本人骨子里就是这么贱”，只不过知识分子懂得使用一些学术词汇罢了。
我们的确可以也的确应该把日本拿来与德国比较，只是我们不只要问“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那般痛切自悔”，而且还得自问身为战争13受害者的自己：为什么我们不像纳粹受害者那样去追究加害国的责任呢？纳粹德国在波兰、捷克、俄罗斯等多国犯下的罪行，不是互不相干的“德波历史问题”、“德捷历史问题”与“德俄历史问题”，而是被视作一组跨越国境的“反人类罪恶问题”。当一个波兰犹太人在战后痛斥当年纳粹暴行的时候，他会很清楚这不只是两国之间的历史仇恨，而且是发生在波兰的一件重大罪恶，这个罪恶也曾降临在其他国家之中。反过来说，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在抗日战争以外，曾经有过万菲律宾战俘受虐至死？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日本在整个中南半岛杀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中国人有兴趣去了解日本帝国在韩国怎样推行皇民化运动？中国人总是习惯性地把日本当年犯下的罪行狭隘地理解成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而非祸及整片东亚的反人类罪行。
同样地，包括《经济学人》在内的许多西方知名媒体也倾向淡化日本的战争罪行，将其描述成“日本与亚洲多国的历史矛盾”，并且详列战后日本官方曾经作出的道歉次数，证明日本业已清除罪责。日本国内也有许多意见认为他们道歉道得够多了，不懂中国干吗还老叫他们认错，觉得这是一种利用历史的勒索手段。问题是，如果今天认错认得实在很彻底的德国出了一个政客去希特勒灵前致意，或者有一本教科书将种族灭绝说成是人类纯化，大家又会怎么样呢？恐怕不只各国传媒将严辞声讨，德国政府和一般百姓也会义愤填膺，暴跳如雷吧。所以关键并不在于日本作过多少次官式道歉，也不在于那是普通的道歉还是深有悔意的谢罪；而在于尽管有今天，居然仍有人敢于公开声称侵略亚洲其实是解放亚洲，却不用担心任何后果。
至于成为中国人抗日战争记忆坐标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历史学界的争论之一是死亡的确切人数。中国史学界大多坚称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超过30万；而日本方面则有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不可靠，因为当时南京城内根本没有30万人。历史事实的确要客观地发掘研究，但是无论当年死者的确切人数有多少，都不可能改变屠杀事件的邪恶性质。正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难人数直至今日仍有争议，但它灭绝人性的恐怖本质却毋庸争论，更何根本地去否认它的存在呢？可是如今日本有些右翼学者要不干脆宣称“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要不就是把焦点放在罹难人数等“无关宏旨”的技术问题上。
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这是因为中国人、日本人乃至于世界各地的主流媒体，都没有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当作是纳粹德国那般的反人类罪恶来看待。当然，有很多论者以为纳粹的罪恶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类型，而日本军队的暴行则只不过是所有战争都会出现的暴力加大码罢了。下次我将说明这种观点的错误。
【二之二】我们无罪我们只是小零件“手下不留情的残忍之事是用匕首挖出母亲胎内的孩子。看到乳儿的话就抛到空中，在母亲面前用刺刀接住乳儿给母亲看。”这是二战时期曾在中国服役的日本军人服部弥一的证言，他接说：“到战场之前连一只小虫豸都不敢碾死的我，在自身兽性的内部潜伏以杀人游戏为乐的不知深渊的魔鬼生命。”这段话最可怕的，在我看来并非那种残杀婴儿的手段，而是一个曾经连小虫也不敢踩死的人，怎么会成了以屠杀为乐的凶手。
另一位日本军人在日接到召集令，加入了“华中特遣军直属部队野战瓦斯第二中队”，由名字就知道这是一支毒气作战部队。因为国际法禁用毒瓦斯，所以它是秘密行事的特种部队。这名军人参与过当年进攻南京的作战，在部队里很受尊敬，因为他的性格温厚，被认为是个“忠实而正直的士兵”。南京大屠杀之后的3个月，他进驻定远，写下这么一封信：“……现在眺望定远城外，风景异常清明秀丽。柳吐新云，河水淼淼，油菜花一片金黄。平原千里，一望无垠，远处迷迷蒙蒙，但见白云如絮……明丽的春光任何汉字的形容词都可当之无愧。尤其是杨柳之绿、油菜花之黄，颜色鲜艳近似原色，极为悠然自在的构图……”转战异国，犹能寄兴春光的这位士兵，就是我深深景仰的一代大师、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
研究小津安二郎的佐藤忠男曾经指出：“实际上小津只是不能够积极赞成军国主义，决不是消极地不赞同军国主义。”小津的为人“可以侃侃而谈个人道德问题，但一提到国家、民族、社会、政治之类，就有些羞于开口。如果说小津的道德是平民百姓的道德，那么这个平民百姓的道德基础就在于此。谈论个人道德个人能够负责，然而社会、政治问题即使谈论个人也难以负责”（佐藤忠男：《小津安二郎的艺术》）。那么，参与南京之役和施放毒气，到底是个人的事，还是社会政治的事呢？我不清楚小津安二郎会怎么想，因为在他那些贯注了人道精神与平民关怀的电影里，没有直接的答案。
在描述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对比起粗野不文的美军，德国军官总是一派儒雅，喜欢诵读歌德甚至能够弹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参与如此骇人听闻的冷酷残杀呢？这大概也是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鄂伦（HannahArendt）去耶路撒冷旁听纳粹党徒艾克曼（AdolfEichmann）受审时，心里带的疑问。她惊讶地发现“艾克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席上。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的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所做的一切都来自遵从命令，顶多就是特别热心军阶晋升罢了，所以艾克曼形容自己只不过是“一座机器里的螺丝钉”。
“平凡之恶”错在放弃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平凡之恶”（evilofbanality）。人类不需要是个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只需要合作，一个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难以想像难以言传的邪恶。“真正困扰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朋友的行为。持续一生的友谊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摧毁，就因为害怕错失了加入历史的潮流。他们只是在纳粹的威势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断的能力。”（HannahArendt《ResponsibilityandJudgment》）。
很多学者形容纳粹的罪行是史无前例的“极端之恶”（radicalevil），其规模其内涵超出了人类想像力的边界。而汉娜鄂伦独到之处，就是指出即使邪恶如纳粹，到底也是个在地上行走的机器，是个人类零件组成的组织和机构。而人之所以会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为受到诱惑，只是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是想做个乖乖听话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恶”。正是因为这个“平凡之恶”的观点，我们可以讨论在独裁专制的政权底下，个人的道德责任问题。去逼问当年的德国人何以不反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反省巨大的邪恶是如何由每一个人不经意的每一步逐渐积累而成。纳粹党卫军不都是痛下决心要做凶手的，他们可能平凡如你我，他们甚至可以是个熟读康德知书达礼的“好人”，他们只是渐渐地交出了判断的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拿日本与德国相提并论，因为在二战期间，它们的社会都是极权主义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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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之恶”浸淫了整个国度。服部弥一是个好人，小津安二郎也是个温情脉脉的谦谦君子，但是他们都在那一刻交出了自己思考“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能力。
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其实是建立在天皇制上的一种社会制度，以神格人身的天皇为中心，由上而下一层层地构成了整个国家的秩序。
在这个秩序里面，个人没有自主的自由可言，他的行动完全是上级替他规定的。因此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称之为“不负责任的体系”。可是得注意这套秩序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什么日本民族性，而是明治维新之后才透过各种文宣教育手段建立起来的新事物。如果要日本人彻底接受战争责任，就得揭穿天皇制的神话，使得大家重新认识到那部大机器里的小零件，到底是个有自省能力可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对于推说“我也是个被国家欺骗的受害者”或者“我只是奉命行事”的人，必须像对着错愕的艾克曼一样，指出他埋没理性终于与邪恶合作的历程。
14配合冷战日皇逃过战争罪责可是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国指挥部，却为了即将开展的冷战，选择保存日本“国体”和社会稳定，不去触碰天皇制的核心，一方面免去了裕仁天皇的罪责，将首相东条英机列为A级战犯；另一方面则努力让日本国民感到自己也是无辜的受害人，被政府的宣传所骗。于是非常诡异地，曾经有一半人口驻在海外的日本，却从未大规模和系统地反省自己殖民海外的经历，彷佛它从来不曾是个殖民帝国。一切罪责，全在那极少数的战犯身上。而直至今日，发表过《人间宣言》的日本不只没有动摇过天皇的无上地位，他的神圣价值甚至死灰复燃，再次成为右翼尊奉的对象。顺带一提，近日很多人谈论的《菊花与刀》，本来是人类学家潘乃德（RuthBenedict）战时为美国官方写作的“敌情分析”。她认为天皇在日本是个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政治的神圣领袖，超出了价值批判的范围，受人尊重但不一定与战责相关。战后美国统治当局保持了天皇制，理据之一就是这位人类学家的分析，尽管她不懂日文也未曾到过日本。
日一位叫做许恭生的清华大学学生在校园内逃跑的时候不慎绊倒，他的同学们立刻上前用自制的长矛对着他乱刺，他身上被刺中二十多处，腿股动脉和肝脏破裂之后死亡。几分钟前，他的另一位同学卞雨林因为中了涂上氯化钾的箭矢死去。这两人都是文革期间着名的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受害者，杀他们的人和他们一样，是全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乱了性的凶徒呢？最近有人常说除了日本以外，中国政府也要反省，也要承担历史责任。其实要反省的，又何止政府，除非我们真的相信过去几十年来的罪孽只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的错误，其他人不是受骗，失了心疯，就是“大机器里的小零件”。
原题为“告别反日，深化反罪”，《明报·笔阵》日、日多元：不同的中国说起民族文化，原来还有人相信粗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为各个民族间的关系也一定是彼此竞争优胜劣汰。再加上斯大林式的民族消亡论的影响，于是就有人主张汉人的“中华文化”硬是了得，其他各族不得不服，早早汉化方为上策。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拜读人类学者蔡华教授《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时的震撼经验。虽然纳西摩梭人的故事早已名闻遐迩，“走婚”的传说也令许多人浮想联翩，但却是这部着作令我第一次发现摩梭人社会结构之独特，没想到就在中国，我们终于找到了可以改写整个人类学的无婚姻社会的存在证据，它让我发现，自己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原来没有我所想的那么自然那么标准。
假如我有一个孩子，我一定也要让他知道摩梭人的故事。让他晓得，我们习惯的正常其实不是惟一。
如果孩子稍微懂事了，开始和我一起听我心爱的爵士乐唱片，我一定要告诉他，我当年第一次见识到新疆“木卡姆”的感受。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了，我还在读中学，“香港大会堂”有几场“十二木卡姆”的演出。音乐会结束之际，那几位乐手突然来了一大段即兴演出，在场的资深乐迷一下子全热起来了。孩子，你或许不知道，中国也有这么一种音乐，它的即兴火花完全不下于历史上第一流的爵士大师。
孩子或许会开始翻我的书，觉得几本禅宗漫画入门真有意思，里头的公案怎么会如此古怪。然后，我会告诉他一则伊斯兰苏非派的圣哲传说。
有一天，老师正在闭门静修，一个冒失的弟子跑去敲门。老师问：“是谁？”小徒弟想也不想便答：“是我呀，师父。”于是老师把他打发走了。隔了一阵子，徒弟略有所悟，又去敲门。老师就问：“是谁？”这回小徒弟福至心灵地答道：“是你。”老师很高兴，然后告诉门外的弟子：“进来吧，因为这间房子容不下两个我。”
怎么样？孩子，想不到伊斯兰也有这么“禅”的东西吧？你知道苏非派曾经在新疆显赫一时吗？
如果孩子长大了，居然和我一样迷上了哲学，他或许也会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嫌中国哲学不够理论化，逻辑的成分不足。这时，我将向他介绍藏传佛教格鲁派开宗祖师宗喀巴的着作，让他了解藏传金刚乘的知识论是何等地复杂何等地严密，然后他将明白为什么西方学者会把宗喀巴称作“东方的康德”。
当然，身为汉人，我也会掌握机会教他一点儒家的道理，虽然我可不敢要他走我幼时走过的路，天天吃力地背诵四书。但是，我一定会尽力告诉他什么叫做“和而不同”。陆象山说得好，“千古圣贤若同堂合席，必无尽合之理”。而焦循解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时把“攻”
训为治学的“治”，也就是要告诉我们面对异端的说法时不要执一，于是冲突之害自然就能避免了。
假如你问：“什么是中国？”孩子，这就是中国了。你我何其幸运，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度，同时拥有儒家、道家、伊斯兰和藏传佛教等深厚的传统可以学习，有几十个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可以继承，有大陆的本土左翼思想脉络，有香港的英式法治文化，有台湾的民主实验……这一切一切都是中国。想象一下，它们的交流冲撞，会爆发出何等巨大的能量呢？我们为什么热爱中国？那是因为它的多元是如此地美丽。
原题为“生物尚求多样，况乎文化”，刊于《南方周末》日世界：我们的地图里没有第三世界虽然中国人曾经喜欢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我们对世界人民其实是不大感兴趣的。例如三年前在香港举行的世贸部长级会议，明明来了那么多世界各地的工人和农民，明明有那么多代表弱势来自草根的团体；但当我提议某大传媒机构的新闻主管去采访一下他们时，他却不置可否。直到一群韩国农民和香港警方发生了激烈冲突，这家传媒的记者才亢奋地跑到前线，把港岛街头当作战地，务求捕得最刺激的画面。
自从1999年“西雅图起义”开始，俗称的“反全球化运动”就从来没有退潮过。哪里有富裕大国召开高峰会，哪里有跨国财团举办大型论坛，挟着“我们到处都是”（Weareeverywhere）口号的示威者就会跟到哪里。无论是世界经济论坛、世贸组织会议，还是八大工业国高峰会；这群反对派几乎无役不与，力图争取曝光机会，甚至直接举行破坏会议的游行。他们的背景复杂，议题不同，但一般学者皆以为这是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左翼大结合，是挑战新自由主义霸权、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美国主导的新帝国的最新力量。
中国不只是世上最后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大国，而且有着丰富的反帝传统以及第三世界联结合作的经验；可是十年以来，这等国际级反帝盛会却从来不见中国人的身影（少数香港代表例外）。不只如此，我们甚至连人家到底是谁都搞不清楚。因为中国的主流传媒和受众都不是很有兴趣，我们大可在国内反精英反权贵，但只要一到了国际场合，我们却变得比谁都精英，只关心最传统的大国政治和最保守的外交战略。
例如刚刚在日本洞爷湖落幕的2008年度“八大工业国高峰会”，主流传媒最注意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加入其中，似乎都把这趟混水当成了国家地位提升的证明，丝毫没有想过这个会议的虚伪和霸道。至于那些示威者，我检索了一下中文网页，全是他们如何游行的花边，几乎没有人深入介绍他们的议题，分析他们反抗的理由。
在报道今年八大工业国高峰会时，最有内容的就是说一下会议的成果，批评一下他们怎样无心解决全球暖化，如何无力应付油价高涨。
15可是大部分传媒都忽略了“八国峰会”反对者的声音，如此一来，我们廉价的批评反而会蒙蔽了大家的眼睛，看不见“八国峰会”的很多问题不在于它有没有响应全球关切的危机，而在于它响应的方式。
比如说，一般传媒都会质疑美国等农业出口大国有没有增加对外粮食援助，好像只要它们援助的数额够大，就算尽到富国责任了；如果它们的援助力度不足，大家就批评它们没有良心。如此取态根本就是被八国峰会集团设定的议程牵着鼻子走，毫无独立批判的能力。可是只要听听民间团体和示威者的声音，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援助”其实是个陷阱。因为美国一向破坏公平贸易的原则，大量补贴本国农业，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结果养出了不少肥大的农产商团，打垮了第三世界的无数小农。
它现在的“援助”只不过是个掩眼法，先用钱买下本国农产品，再拿去转赠他国。于是美国的大农场主照样享受了国家给出的另类补贴，穷国的农业则始终无力自立，不能竞争。请问，这样的援助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生产不足的难题吗？也就是说，即使美国非常慷慨地大施援手，也不表示它真正“协助”第三世界的饥民。
自从“拉萨事件”以来，中国今年最流行的话题就是西方传媒的偏见和霸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凡是在“八国峰会”这样的场合里面，在这种和国家尊严无关但却实在影响到了全球弱势平民的议题上，中国主流传媒和热血网民却突然变得很不在意西方主流传媒的偏向，并且很愿意跟着人家设置的路子走呢！
话说回来，幸好中国没有加入“八国集团”，否则说不定连仅有的示威花絮也要消失于中国传媒的眼界之中。你知道，那些示威者总是喜欢拿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开玩笑；要是他们也拿中国领导人开玩笑，那可是侮辱我们国家形象，伤害民族感情的重罪。到时候，所有批评“八国集团”为富不仁的话恐怕都得反过来讲了，不是他们突然都变得很善良，而是我们也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原题为“全世界无产者不见了”，发于“牛博网”日大国：温柔的必要运动和政治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答案是没有。然而，正因为大家都相信运动和政治没有关系，运动的政治效应才能发挥到最大程度。
情况就和艺术一样。当纽约爱乐乐团破天荒往赴平壤演出时，它的指挥马捷尔也是如此回答记者的问题：“我不想谈美朝关系，我们是来演奏音乐的。”可是大家都晓得这次旅程不简单，效果一如昔年的乒乓外交，要是把音乐家和运动员换成了外交官，不只成效截然不同，甚至根本不可能会有这些人人称道的美事。
中国再三强调奥运和政治无关，人家偏偏就越是要利用它来为难甚至羞辱中国，因为他们看见中国确是以举国之力来承办奥运，确实想藉着北京奥运展现国家新貌。英文的“torch”本来只是火炬的意思，在中文里则变成了“圣火”，于是有人就觉得抢夺“圣火”果然可以掉中国人的面子了。其实，美国总统从来没有参加过国境外的奥运开幕式，但布什既然受邀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典礼，于是三位总统候选人就都要拿住这点做文章了，好像布什来不来真的很重要似的。
我的意思不是要中国人都带着点阿Q的心态，一起不把奥运当回事；我只是想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