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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生对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pdf 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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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生对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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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科大学2011级硕士学位论文
留日生对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ThecontributionChinesestudents in
SinicizationMarxism(Inthel930s)
课题来源：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学科共
建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研究”
学位申请人
李国兴教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硕士研究生
马克思主义学院
答辩委员会主席
郑永廷教授
答辩委员会委员
程京武教授
赵军祥教授
宋剑副教授
毛圣泰副教授
14年5月26日广州
硕士学位论文
留日生对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贡献
硕士研究生：黄远声
指导教师l李国兴教授
近代I|1国留目牛群体，为推进马克思丰义l{1国化的历史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丰要采用整体和比较研究法，分析了留日生群体对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丰义
中国化作出贡献的主客观因素，客观归纳了群体对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作出的历史贡献，以展现出群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
用，也借此梳理了该选题的经验启示。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绪论部分，■
是主体部分，三是结语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了问题的缘起及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
和方法、研究的难点及可能的创新之处、相关概念的界定五个方面；
第二部分是论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客观分析了留日生对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贡献的主客
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有，相似的教育背景、政治性热情高、对日本情感的双重性。
客观因素主要有，西学东渐以及晚清的社会变迁；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的
革命环境；中国的社会性质。以此米共同说明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贡献具
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章简要归纳了留口生对20世纪3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其早期
中国化贡献，一定程度上界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中国化方面的关系，为集
中论述群体在20世纪30年代的贡献拓宽了视野。
第三章是中心部分，客观归纳出了留口生群体对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贡献的主要表现，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新民主主义理论、党的建设五大方面。同时，简要指出了这些贡献的意义以及
留日生群体促进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力史进程的局限性。
第四章概述了留日生对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贡献的经验与启
示。主要有：解放思想，实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和发起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较深和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贡献较大有四个人，即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和陈望道。蔡元培曾在《社会主义史序》中提到：“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其中尤以留日学生的作用为大。以下简单介绍留日学生中李大钊和李达两人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过程的贡献和影响。
1913年冬，李大钊得到朋友的帮助，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据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的同学回忆，他在留日时，日本思想界很进步，已经有共产主义者。日本大学中有讲授共产主义学理的教授，在大学图书馆里，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甚多，即使在外面查禁的书刊，在学校图书馆里也能看到。李大钊在日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在日本三年，读了不少书，写了不少文章。1917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就超越一般民主主义思想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了。李大钊的传记材料也证实：“在日本，李大钊同志已经开始研究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读了日本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袖的一些著作，曾经给了他较大的影响。”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立即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等论文和演说。从这些文章和演说可以看出，李大钊在留日期间已经打下了相当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十月革命的爆发对李大钊又是一个大的促进。
1913年李达以湖南官费留日，但次年因病辍学回国。1917年春，他再度赶赴日本，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理科。当他从日本报纸上得知十月革命的消息时，感到十分的喜悦，就留心看报纸上这一方面的消息，才知道所谓“过激派”和“过激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而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这才知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名称。从此，李达开始在日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918年5月，留日学生为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组成“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次事件对李达思想的转变作用很大。重返日本后，他毅然放弃理科学习，专门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学以致用，五四运动爆发后，李达就积极地为国内报刊撰文介绍社会主义思想。1919年下半年，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续发表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文，以及九篇以《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为题的短文。尤其是前两篇文章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成为当时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1918年至1920年，李达还翻译了包含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内容的三本日文著作，即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说》等。这些书均在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在当时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论著极少的情况下，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还有很多留日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东洋取经，回国运用于革命。
文章来源： 中国网责任编辑：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实践
摘要：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中国的传播做一些介绍，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轨迹、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具体内容认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贡献三个方面来阐述。
关键词： 李大钊 马克思主义 传播 实践 贡献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研究、传播和运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十月革命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这段时期属于其早期，他初步接触和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学习、比较、研究和积极传播；1921 年后到 1927 年其被害属于晚期，这段时期他一边继续宣传，一边把已经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主要致力于中共早期组织建设、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等实际工作。1本文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哪些传播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贡献等三个方面具体阐述突出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突出贡献地位。 李大钊早期留学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轨迹 李大钊是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我们仔细考察其思想变迁的轨迹，不难发现他的思想转变的内在因素是基于一腔爱国热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外在动力是留日期间和五四前后受到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3 年冬，李大钊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强烈愿望，东渡日本求学。留学期间，他勤于阅读各种书刊了解世界上各种新学说、新思潮，开始接触了日本学者翻译的一些社会主义论著。当时流行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国内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使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发生分化。1914 年 9 月 8 日，因早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资格得到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承认，李大钊未经预科考试直接进入了该校政治经济学部本科学习。在早稻田大学，由安部矶雄教授给其所在班上“都市问题”选修课，他以社会主义立场讲授经济学，虽然参杂了一些基督教的内容，但对李大钊接受社会主义有启蒙作用。李大钊在日期间还阅读了日本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幸德秋水的一些著作，这对其思想转变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 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李大钊还积极参与领导了留学生的爱国活动。他在日本结识了许多中外进步人士，时常与他们讨论世界形势和中国前途问题。1915年 2 月，为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订立“二十一条”，李大钊参与组织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他任总会文书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这个留学生组织后来虽然在反动政府迫害下解散了，但护国战争爆发后，李大钊等人再次组织了留日学
12徐行：李大钊思想的变迁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J.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 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M.人民出版社，1979.p15] 生总会，他被推选为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并负责编辑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他还参与组织了由留日学生总会骨干组成的另一爱国团体―――神州学会。1916 年 1 月底，李大钊为领导留学生进行反袁斗争回到上海，两周后重返东京。1916 年 5 月，李大钊离开日本回国时曾吟诗一首，反映了其忧国忧民的心理“：斯人正憔悴，吾辈尚磋跎，故国一回首，谁堪返太和”3。 在李大钊思想转变过程中，留日期间对马克思译著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最早接触，以及在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中对国家命运问题的思考，对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有启蒙和奠基作用。他自己亦回忆说：留学日本对其思想变迁有重要影响“，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4。他回国后仍关注着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办的刊物和日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著。1919年 5 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据日本信州大学后藤延子教授考证，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以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一至三5期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写的。稍后不久，李大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的大部分，也是以日本共产党创始人 利彦的两篇文章为蓝本写的。五四运动中，日本进步学者吉野作造博士曾致信李大钊“遥为声援”，并邀请北大师生访日，李大钊将吉野的信公之于众，并邀其访华，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此时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早期认识。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具体内容认识 1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说 首先，论述了阶级的内涵和阶级斗争的成因。他说: “所谓阶级，就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具体讲出来，地主、资本家是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工人、农夫是没有生产手段的阶级。”6关于阶级斗争的成因，李大钊认为在原始社会，经济不很发达，一个人的劳动，只能自给，并无余裕，所以不发生阶级。后来技术日精，经济上发展日进，一人的劳动渐有余裕。这个余裕，就是剩余劳工。剩余劳工，渐次增加，持有生产手段的起来乘机夺取，遂造成阶级对立的社会。可见，此时李大钊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 其次，阐述了阶级斗争理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李大钊指出: “社会组织固然可以说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但是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那些居于有利地位的阶级，除去少数有志的人，必都反对改造。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造成阶级竞争的形势。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争斗，就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7 再次，肯定了阶级斗争学说的重要地位。他说: “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 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 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 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
34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M.人民出版社，1979.p21] 李大钊.狱中自述[M.中央编译出版社.] 5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史事综录[M.北京大学出版社.] 6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2 卷 [M.人民出版社.] 7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2 卷 [M.人民出版社.] 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8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对中国的阶级状况及其形势、任务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关于工人阶级，他说: “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9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 关于农民阶级，他说: “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 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 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利病。”10 因此，要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关于知识分子，他说: 11“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很早就意识到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性。1919 年 2 月，他指出: “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121920 年 1 月，他进一步指出: “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13同时指出: “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14，是现今世界的一种趋势。
2关于政党和政党联合说 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政党学说的基础上，李大钊提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1921 年 3 月，他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指出: “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15 在他看来，中国将要建立的新型政党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而“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这说明这个政党是具有无产阶级性质、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党。二是这个政党是“强固精密的”，且注重党员之训练。他说: “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 Communism 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有鉴于此，他强调: “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 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依托! ”16三是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相呼应。他说: “各国的 C 派朋友，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 C 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 C 派的朋友相呼应呢?”17这里，李大钊的主张是十分明确的。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但在成立初期，中共的力量还不足以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抗衡。为此，李大钊逐步形成国共联合的主张。1922 年 6 月，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中初步提出联合国民党的构想。他说: “中国的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屈
89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3 卷 [M.人民出版社.2006.p18]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3 卷 [M.人民出版社.] 10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2 卷 [M.人民出版社.] 1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3 卷 [M.人民出版社.] 12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2 卷 [M.人民出版社.] 13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3卷 [M.人民出版社.] 14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3卷 [M.人民出版社.] 1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3卷 [M.人民出版社.] 16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3卷 [M.人民出版社.] 17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3卷 [M.人民出版社.] 服，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革命精神。虽然他们常为军阀所驱逐( 袁世凯、陈炯18明、陆荣廷等) 以至失败，然而这是我们人民不能帮助他们的原故。”1922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与国民党等共同建立一个反对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也做出同国民党等建立党外联合战线的决议。8 月下旬，在李大钊等人的努力下，西湖特别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中共少数负责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后，李大钊等率先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之所以如此，取决于他对中国革命和国民党的认识。1922 年 9 月 3 日，李大钊在谈到民主政治运动时说: “民国以来( 做) 此种政治运动，有国民党和进步党两个团体。而国民党的目标是民治的，所以比较上算是一个完19全的政党。”9 月 17 日，他在与《北京周报》记者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 “在逐步加强兵力于中央来实现全国统一的同时，紧接着就需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党，所以我目前正在改组中国国民党，使本党能有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这样经过改组后的大政党，一方面要讨论政治手段的运用，作一般政党应作的工作; 另一方面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还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归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20 这些思想，为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基于这些认识，1923 年初，李大钊召集北京党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他说:“今天革命事业中的客观形势，是需要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种任务不是现在那样的国民党所担当得了的，必须要加上新的血液，就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因此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就成为必要和合适的了。但是国民党的缺点很多，无组织无纪律无群众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把国民党大大改组一下，确定它的政策方针，还是大有可为的; 如果不这样，仅就国民党的现状来谈国共两党的合作，那就不成了。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是有可能的。”21 6 月，李大钊在中共三大积极主张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强调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从中共提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到做出国共合作的决定，李大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关于革命和专政说 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专政理论，创造性地提出和初步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方式、力量和领导权问题，以及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思想。 首先，关于革命的对象。李大钊认为中国的民族运动应该是既反对帝国主义又反对封建主义。1919 年 5 月 18 日，他指出: “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 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 改造强盗22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在高呼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李大钊也提出反对封建军阀的任务。他清醒地认识到: “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
1819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5卷 [M.人民出版社.]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4卷 [M.人民出版社.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3卷 [M.人民出版社. 《包惠僧回忆录》[M.人民出版社.] 22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2 卷 [M.人民出版社.] 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23 其次，关于革命的方式。李大钊认为需要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剥削制度。早在 1919 年8 月，李大钊就提出“根本解决”的思想。他说: “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241923 年 1 月，他进一步指出: “政权的夺取，有两种手段: 一是平和的，一是革命的。有许多社会主义者鉴于平和的手段的失败，乃悟改造的事业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25 再次，关于革命的领导权及力量。李大钊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同时组织和领导农民，对民族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1923 年 6 月，他在中共三大上明确提出: “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261924 年 7 月，他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 “我们加入国民党能够加速民族革命运动的开展。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27同时，鉴于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实际，他还提出联合农民的主张; 鉴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也提出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这些思想为中共四大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 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权，那么在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早在“五四”之前，李大钊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国家观。如在 1915 年 8 月 10 日的《厌世心与自觉心》中，他就提出“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28爱之国家而爱之”的思想，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五四”以后，李大钊的国家观又有所发展。 第一，提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思想。1921 年 3 月 20 日，他说:“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29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 社会主义“就是以工人的行政代替所有权统治的最后形体的资本主义的秩序的努力。”30这一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提出了人民政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的思想。在谈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他说: “旷观过去的社会历史，别的阶级都丧失其意义，惟独产业者阶级，其意义反以逐渐增加，吾人不能不由这种事实，断言产业者阶级毕竟是最大最重要的阶级。”31因此，“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
2324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3卷 [M.人民出版社.2006.p3]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3卷 [M.人民出版社.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4卷 [M.人民出版社.] 26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4卷 [M.人民出版社.] 27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5卷 [M.人民出版社.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1卷 [M.人民出版社.] 29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3卷 [M.人民出版社.] 30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4卷 [M.人民出版社.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4卷 [M.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除了俄国外，还有日本和西欧，这三条渠道交叉配合，互相补充
关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情况，毛泽东有这样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这句话是否确切地反映了我们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渠道？
&毛泽东的这句话很形象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个主要渠道，但这种说法并不能完整地概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途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除了俄国外，还有日本和西欧，这三条渠道交叉配合，互相补充。而且，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早，并不是到了“十月革命”以后才开始的。根据现有史料，1898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该书为英国人克卜扑所著《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由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翻译)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及其学说的著作。此后，来华传教士所办刊物上又陆续登载了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不过，这些一鳞半爪式的介绍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社会反响。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范围才逐步扩大，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思想理论基础。
& 日本一度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有影响的一条渠道，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19世纪末，日本迅速崛起，那么，日本何以崛起？其崛起有无中国可以借鉴之处？这些是当时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当时社会上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这反映了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在此背景下，中国向日本派出的留学生逐年增多。与此同时，随着日本社会化大生产的快速发展，劳资纠纷和工人失业等问题也开始日趋严重，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广泛传播。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相继在日本问世。这引起了负笈东瀛的中国学子的极大关注，1903年至1907年前后，留日学生掀起了一次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潮。这些有关社会主义思潮及马克思著作的介绍，为近代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发展，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坚实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后，由于中日两国距离较近，人员往来相对便利，更由于长期以来，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研究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因而在一段时间内，日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我们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他们选读的书籍也大多为日本早期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河上肇、山川均等人所著述。
此外，周恩来在留学日本期间，也“特别热心地阅读了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河上肇创办的《社会主义研究》等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萌芽”。为了能亲自听到河上肇的授课，周恩来甚至还写了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的志愿书。日本学者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时使用的，诸如“唯物史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类的概念，也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直接引用，并约定俗成，成为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通用的概念。
& 西欧也是中国先进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渠道。1917年到1920年期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他们身处西欧这一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亲身体验到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状况和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也感受了十月革命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因而在思想上进步很快。他们先后组织起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公学世界社、劳动学会等进步组织等进步组织，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学说，探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猛读猛译”，直接研读并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经典著作和许多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较早成为共产主义者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使者。与此同时，许多西欧学者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大量流入中国，比如，英美学者塞克的《俄国革命史》、俄国学者柯祖基的《马氏资本释义》、以及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等，均对当时中国知识界具有重要的影响。
& 十月革命后，从俄国译介的书刊和著作明显增多，俄国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重要渠道&
那么，毛泽东为何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话呢？
&毛泽东所说的这句名言是从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党的广泛影响上来说的，反映了20世纪初，尤其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真实情况。十月革命爆发后，继西欧和日本之后，俄国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主要渠道。上世纪20年代前后，瞿秋白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抱着“为国人开一条新路”的目的，冒险前往苏维埃俄国，并写下《饿乡记程》、《赤都心史》等著名通讯。与此同时，俄国的一些较有影响的著述，如伯伯尔的《社会之社会论》、布哈林的《俄国新经济政策》也被译介到中国。从现有资料看，1923年后，相比较日本和西欧而言，从俄国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相关著述明显增多。
& 那么，从俄国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渠道有何不同？
较为显著的区别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俄国苏维埃政府的积极推动。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首先，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推动。当时，我们党早期组织为了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统一建党思想，陆续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创办了一些宣传刊物。这从1922年6月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报告中指出，所需经费大都来源于“国际协款”。
其次，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华影响，澄清社会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等还直接向群众宣讲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和建党原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再次，为尽快培养中国革命干部，俄共(布)还先后创办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经由中共党组织吸收并输送大批先进青年赴俄学习先进革命经验，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军事和理论素养。后来，从这些学生中涌现出刘少奇、任弼时和邓小平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运动领袖、军事家、文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 在我们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海外华侨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哪个渠道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从传播主体上来看，留学生和留学生出身的新式知识分子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
需要补充的是，海外华侨在传播马列主义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却不为国人所重视和了解。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我国约有华侨六七百万人，有些侨居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侨居在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和一般的独立国家，有些人侨居在马克思、列宁的故乡。这些华侨大多处在侨居国社会的下层，素有爱国、爱乡思想，心灵深处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荡涤，很多人受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洗礼。这样，一些华侨具备了向祖国传播马列主义的条件和思想基础。
&&&首先，旅俄华侨功不可没。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步西方列强的后尘大肆对华侵略扩张、掠夺，大批中国人沦为沙俄的“黄种奴隶”，形成早期的俄国华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十万华工被招募到欧洲战场上充当“炮灰”，其中一部分人成为欧洲(包括俄国)华侨。旅俄华工虽然处境悲惨，但又很幸运——他们是十月革命的目击者、支持者或参加者。大批华工参加了工人赤卫队和苏俄红军，有些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各地响应和参加武装起义。就其实质而言，旅俄华工是俄国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又是一支最先接触到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中国无产阶级队伍。
十月革命胜利后，旅俄华工建立“旅俄华工联合会”，并在全俄各地建立分会，会员迅速发展到约6万人。该会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主张在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先后创办了《华工》和《旅俄华工大同报》。《华工》为周报，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宗旨，“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中国，开展宣传活动，并与工农政府携手合作”。《华工》编辑张玉川后被反革命分子暗杀，据国内有关档案记载，张玉川是“中国鼓吹广义派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首领”。据资料记载，旅俄华人“充当党员”，“到处演说”，“专以传布共产主义于中国为主旨，声势逐渐扩充，已有不可收拾之势”。
不但如此，“旅俄华工联合会”还陆续派人回国宣传十月革命。1919年初，一批华工代表从远东秘密回到我国东北宣传革命。有资料记载:“近日由俄国返国的华工开始在中国居民甚至在军队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3月初，又有300多名旅华工准备回国开展革命活动。北洋政府获悉后，当即密电全国各地军政首脑“切实防范，弭患无形”。在河北开滦煤矿，也发现了华工传播马列主义的活动。日，开滦煤矿代总矿师戴莫报告称:“我们也可以说从法国、俄国回来大批苦工，带来很激进思想，极近乎布尔什维主义，把这种思想大大散布在矿上的一些坏人中”。“旅俄华工联合会”还积极设法同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取得联系，向他宣传并通过他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
在日本，由于受孙中山革命派人士和留学生的影响，这里华侨思想活跃，创办或参与创办了许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报刊，其中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如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间接地介绍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刊登了华侨革命家廖仲恺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民报》第7、9号)等文章，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十万华工被招募到欧洲战场，以及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潮的旅欧勤工俭学运动，在欧洲形成一批有觉悟有思想的华侨。旅欧华工主办或参与创办的《华工杂志》、《旅欧周刊》、《华工旬刊》等刊物，为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载体。
以上可以说明，华侨是马列主义的最早传播者之一。因此，在谈到我们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渠道和历史时，不应忘记他们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经由西欧、日本和俄国等“中转站”国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阐释，很容易出现某些不符合马克思经典原著本义的地方
&从不同渠道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毫无疑问，无论是经由哪个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传入过程中均会受到“中转国”相关研究者的深刻影响。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经由西欧、日本和俄国等“中转站”国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阐释，使高深的理论往往变得通俗易懂，易于为人们掌握和运用，但也很容易出现某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本义的地方，甚至歪曲、违背马克思经典原著本义的地方。其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中转国”在引入马克思主义时，有可能根据自身所需有所取舍，也有可能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尚浅，对某些论断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全面，结果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所曲解甚至误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中这些被剪裁或错误诠释过的论断，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难免会受到误导。
其二，“中转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自身革命实践时，会逐步形成并积累起一套具有自身特色且常常行之有效的实践范式。但是，这种行之有效的实践范式又往往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如果抛开了具体的时代环境，脱离了特殊的国情地情，那么这种范式有效性往往就消失了，甚至走向事物的反面。十月革命后，取得胜利的俄共(布)无疑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这其中有的可能适用于中国，有的可以供中国的革命者借鉴参考，有的则基本或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这就需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去认真考察、鉴别，然后再决定何取何舍。仅以革命道路为例，在中心城市取得突破，然后迅速夺得革命胜利，这条路是符合俄国国情的，但生硬地把它照搬到中国来，则是不妥的。无视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一味将俄国的革命经验固定化、模式化甚至神圣化，只会影响到中国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在这方面，上世纪30年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最为典型，他们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不加分析地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结果一度把中国革命推向失败的边缘，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我党在革命和建设中一直都很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在不同时期还规定了有关马列主义的“干部必读书”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但是，有学者提出，我们党在建党时存在着思想理论不足的弱点。对此怎么看？
虽然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末期就开始传入中国，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处于点滴渗入、逐步蔓延的译介状态。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但是，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开始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一九二一年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满打满算也不过三年的时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较之欧洲要短得多”。再加上党成立后，当时已基本成熟的革命形势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家迅速把主要力量投入到革命实践中去，因而无暇进行长时期理论研究和革命经验总结概括工作。这样就使我们党存在先天的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
& 那么，我们党是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应该说是意识到了，这从我们党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这一历史事实可以看出来。为克服理论不足的弱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加强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增强了党的理论素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我们党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情况:
我们党早期组织建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一直非常重视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并有组织、有计划地积极译介、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党前后，各地党的早期组织，都把《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等作为启蒙读物和教科书。延安时期，我们党更加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毛泽东还亲自规定高级“干部必读书”，提出，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选三四十本。1943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主要讨论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学习的课本为六种，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及《两条路线》(上下册)，前五种均为马列著作，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明确提出:我们要读这五本马列主义的书，他说:“这五本书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多次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列出明确的书目。为了使广大干部对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等问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毛泽东在日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要求大家“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即便在“文革”期间，毛泽东还向全党提出要读六本马列的书。
新时期，我们党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981年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陈云和邓小平一致“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针对党内滋生重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象。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向全党提出:“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996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在讲话中希望党的高级干部多读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实际情况、指导工作。近年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非常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在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过程中，强调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和把握。
& 必须剥离一些附会、曲解马克思主义本意的观点，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 从我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渠道和历史过程中可以总结出哪些教训和启示呢？
其一，必须剥离一些附会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本意的思想观点。我们党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太多不是从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开始的，而是从学习翻译过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或从西欧和日本转道而来的二手资料开始的。党成立早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到达延安后，才有较充裕的时间钻研马克思主义。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理论水平不足的状况并未彻底改变。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一度出现过庸俗化、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或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把一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对待，甚至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完全强加给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剥离一些附会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本意的思想观点，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还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本来面目。
例如，在一段时间里，党的一些领导干部曾认为，马克思是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其实，这一论断是把《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义低级阶段的商品消亡论断，附加在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上而产生的。实际上，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再如，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在长时间内束缚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们党才明白: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些例子也告诉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完整准确地加以理解，而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断章取义，随意附会和曲解；要抛弃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附会和曲解的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其二，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解读。现实生活中存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模糊或错误的思想观点，与我们没有读好马克思主义原著或读得似懂非懂、浅尝辄止有关。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异常深奥、精炼的，很多著作的写作背景对很多人而言是相当陌生的，东西方思维、语言方式存在巨大的差异等，这些都是我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障碍。但是，不下苦功夫学原著，就不可能掌握得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遇到实际问题，就不可能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需要强调的是，在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过程中，要正确区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人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人的著作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马克思，他早期的著作也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人的著作时候，要剔除那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原著留给我们的，并不是教义，而是科学的方法和行动的指南。正如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的变化，盲目地照搬照抄，死抱住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提法或主张不放，那就会损害乃至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其三，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到中国，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之所以能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显示出非凡的创造力、巨大的凝聚力和坚强的领导力，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既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勇于在具体的、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以新的科学理论反映新的现实，引领新的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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