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ān乌寒切（影寒）、越南语an，“哪里，怎么”。《荀子?荣辱》：“俄则屈安穷矣？”注：“安，语助也。”《广雅?释诂一》：“安，焉也”。《文选》张衡《东京赋》：“安處先生。”注：“安，犹乌也。”《汉书?张良传》：“君安得高枕而卧？”颜师古曰：“安，焉也。”焉yān於乾切（影仙）、越南语yên，“安，何。犹今谓‘哪里’”。《诗经?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论语?子路》：“焉知贤才而举之？”皇疏：“焉，安也。”乌（wū影模、yā《集韵》影麻，越南语?）也是疑问词。《广雅?释诂四》：“乌，词也”。《吕氏春秋?明理》：“乌闻至乐？”注：“乌，安也”《文选》左思《吴都赋》：“乌闻梁岷核陟方之馆？”刘注：“乌，安也。”《汉书?司马相如传下》：“况乎上圣，又乌能巳？”颜师古曰：“乌，犹焉也”。乌是和不安、疑虑相联系的，可用来表示疑问、不安，因为疑问就是不安、不定的一种状态。乌鸦要吃腐肉、能嗅出腐肉源，民间有“乌鸦叫丧”之说。“呜呼哀哉”乌呼和哀哉的联系就基于此。文言文中出名的“呜呼哀哉”就出自乌的呼叫。乌呼以乌叫、惊乌呐喊存在于现代方言（如四川话）的口语中。传说乌鸦能闻出即将死亡的人身上散发出的腐臭味，乌鸦在久病之人屋外的呼叫预示着该人即将死亡。由于乌叫预示着不祥，因此预言不祥的人被称为乌鸦嘴。乌叫和死亡存在某种联系，乌叫总令人不安，因此人们讨厌乌鸦。如果说从乌引发的不安可以用来表示疑问，那么“安”用来表示疑问就是对“安”的反用（“不安”）。安，焉同为影母，但安的现代读音为零声母，而焉为半辅音y-。从焉耆Argi/Arki之焉对Ar来看，焉之古音当是零声母而非y-声母，安、焉在古代同音。从汉语古代疑问词的发展上，疑问词“乌”当即影模之恶；疑问词“乌”似乎并不出自乌鸦之乌。即使疑问词“乌”出自乌鸦之乌，它在上古仍然是舌根音。英语乌鸦为crow，原始姬语的乌鸦大概是*cu/*ca。《说文》：“雅，楚乌也。一名鸒，一名卑居，秦谓之雅”段注：“楚乌，乌属，其名楚乌，非荆楚之楚也。鸟部曰：‘鸒，卑居也’即此物也。……尔雅曰：‘鸒斯，卑居也。’孙炎曰：‘卑居，楚乌，犍为舍人以为壁居，说文谓之雅，庄子曰雅贾，马融亦曰贾乌。’按，卑居之为壁居，如史记卑尔之山即齐语壁耳之山。卑壁同十六部。”乌鸦多巢于高树并不是壁居之鸟。壁居与乌鸦没有因果联系，卑居当即*bird-cu意为鸟乌；卑尔山意即鸟山。楚乌大概是*cucu之音转。*cucu或*caca为象声（拟声）词：英语cuckoo意为‘杜鹃，布谷鸟’，这是对布谷鸟“咕咕”叫声的模写；*cucu亦与子规的读音相近，匣母齐韵的巂xī、guī亦子规也。最接近乌鸦叫声的是哇wā、哇wā之声，因此乌鸦被称为“老哇wā”（“鱼老挖”则是指鱼鹰。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晋语、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吴语、湘语、赣语都称乌鸦为“老哇”，这是对乌鸦的相当普遍的称呼。“老哇”与冀鲁官话和晋语的“老呱”，兰银官话、西南官话、吴语的“老乌”，北京官话的“老雅”，江淮官话的“老丫”是对乌鸦的同类称呼），由于上古既无微母也无影母，因此上古是以嘎嘎*caca之声来模写乌鸦的叫声的。疑母之雅*nga，影母之鸦*ia或*a也是对乌鸦叫声的模写，其中的a、a之声和乌鸦的叫声非常接近。上古之何*ca（何从人从可，可kě在越南语中读为kh?）和乌同音，疑问词“何”出自“乌”。*cu之c-音转为喻母y（相当于古英语g＞y音变）即是鸒yù（喻鱼、喻御），鸒斯可写作*yues为鸒缀加古英语生格单数词尾-es；-斯亦可能是复数词尾或起凑足音节的作用；u元音再音转为a就是鸦（yā影麻，越南语a、nha）。*cu之c-音转为匣母hw（即wh）后不再送气（相当于英语的g＞w音变）即为乌（wū影模、yā《集韵》影麻，越南语?）。*cu之c音转为疑母ng、u音转为a就是雅（yǎ疑马、yā《集韵》影麻，越南语nh?）。由于贾（gǔ见姥、jiǎ见马、jià见祃，越南语c?、gi?、）本身就有见姥一读gǔ，*cucu之第一个cu音转为雅、第二个cu之c-音转为g-就是雅贾，*cucu之第一个cu之c-音转为g-、第二个cu音转乌就是贾乌。楚乌之楚（chǔ初语、初御，越南语s?）既然不是荆楚之楚，当是*cu之音转（梵语c-既然在后汉三国时期通常译为照母和个别地译为禅母，当也能译为同组的初母）或为古英语的阴性单数主格定冠词sēo（即寿梦之寿）。疑神疑鬼的疑可能出自鬼（guǐ见尾，越南语qu?）。疑yí语其切（疑之）、越南语nghi，“迷惑，犹豫不定；疑问；恐惧；怪异”。疑母与见母关系密切，疑在上古很可能读为见母。乌各切之恶（越南语ác）的词尾-k置换为-n就是安，匣曷之“曷”（越南语h?t）的词尾-t置换为-n、匣母所出的上古舌根音音转为影母即为古汉语疑问代词“焉”。安、焉表示“什么地点”（“哪里”），英语疑问副词、连词when（古英语hwaenne、hwanne、宾格hwonne，古撒克逊语hwan，古弗里斯兰语hwan或hwen，古高德语hwanne，哥特语hwan）表示“什么时候”，两者在语义上略有差异。由于时空本来就连在一起的，汉语的安、焉实与英语的when相对应。
古汉语的疑问词和英语的疑问词是同源词族，都源自远古之乌*cu/*ca。但乌（即何）在两种语言中的发展不尽相同。何*cu/*ca在英语中音转为匣母hw-（wh-），形成疑问词的wh-系列；何*cu/*ca在汉语中发展为匣母之何、曷、胡、奚，禅母之谁、孰，以及影母之恶、安、焉。英语疑问词wh-有着精细的分工，而汉语中指物的匣系疑问词、指人的禅系疑问词和指处所的影系疑问词之间的界限到了汉代以后变得不那么清楚了。
汉语中还存在别的来源的疑问词。从南北朝起，史料中出现了一个“底”字，它的意义和“何”字相同。到了唐代，“底”字用得更普遍了。在唐代和宋代诗文中，“底”字也是常见的，特别是“底事”。白居易诗中“何人”和“底事”对举，可知“何”和“底”是同义词。令王力不解的是“‘何’字是怎样发展为‘底’字的呢？”唐颜师古《匡谬正俗》说：“俗谓何物为‘底’，此本言‘何等物’，后省‘何’，直云‘等物’耳。……今人不详根本，乃作‘底’字，非也”王力认为是颜师古的揣测，是靠不住的。“底”可能是“谁”的方音。谁shuí禅脂，越南语thùy；孰shú禅屋，越南语th?c；“谁”的另一形式是“畴”字，用法相同。例如《书经?尧典》：“畴咨若时登庸”。“谁”和“畴”（chóu直由切，澄母尤韵，越南语trù）在语音上的差别，可能是由于地域的不同或时代的不同。从越南语来看，谁、孰、畴的古音当为舌头音；这一读音或许出自氐人或土方。后起的“哪”也属于这个系统（端组）。疑问代词“那”字大约在汉末就产生了。到了唐代，已经用得很普遍了。“那”字的语法意义来自上古的“安”和“焉”，读音却来自端组，和越南语的谁、孰同属一个系统。
中古汉语开始时兴以肯定词和否定词的连用表示疑问。现代汉语里的“什么”（甚麽）不是从“何”演变来的，也不是从“底”演变来的。“什么”在唐代就产生了。《集韵》说：“不知而问曰‘拾没’”。“什么”也有写作“是勿”的，为“是”（肯定）、“勿”（否定）的连用。“是勿”以肯定、否定的并用来表示疑问和不确定。“什么”的读音和“是莫”的读音非常接近，现代崇州话仍保留有“是不”。是shì禅纸，越南语th?；什shí禅缉，越南语th?p；甚shèn禅沁、禅寝，越南语th?m；勿wù微物，越南语v?t什、甚皆是“是勿”的合音。一般总是写作“什么”、“甚麽”、“甚末”，或者但写一个“甚”字。除了“什么”之外还有“遮莫”。“遮莫”和“什么”有语音上的联系，遮当是什*shap、甚*sham之sha的音转。后来“遮莫”又写成“者麽”、“者末”、“折莫”等。
brush、不律和笔是同源词。英语brush[br??]意为‘刷子；毛刷；画笔；毛笔’。《古今注》称“蒙恬造筆即秦筆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也。彤管赤漆耳。史官记事用之。”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笔是毛笔。圆珠笔、钢笔等都是泊来品；古代的‘不律’只能是‘毛笔’。毛笔和毛刷都是将动物的毛固定在它物上作为工具来使用的，两者在制作上有共同之处，因此brush在英语中既指毛刷又指毛笔。《说文》：“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筆。”吴之不律是标准称呼，这一称呼为蜀语、粤语所继承；其他称呼都源自不律。“不律”的上古音为*burud，郑张尚芳先生在其《上古音系》“古音字表”中将笔的读音拟为prud。“不律”*burud在汉语中发生了如下变化：1、第一个音节不*bu（r）脱落、r＞y（律与聿的读音存在l＞y音转）、-d＞-t，演变成楚之聿*yut。2、词尾-d＞-t，成为吴之不律*burut，现代粤语读为p?l?t‘笔’。3、第一音节和第二音节反切成为燕之弗*bud；佛fó符佛切（并物韵）、fú《集韵》敷勿切、bó《集韵》薄没切，越南语ph?t；弗fú分勿切（帮物），越南语ph?t；汉语译梵语buddha为佛陀，佛对译梵语的bud。越南语笔为bút。4、燕之弗*bud中词尾-d＞-t
、u音转为i成为秦之筆*bit。*burud在日耳曼中发生了如下变化：1、第一音节的元音被省略、词尾-d＞-sh，演变成现代英语之brush；2、燕之弗*bud缀加儿化尾-er后音变成现代德语的Feder['fe:der]。日语的fude‘毛笔’亦源自燕之弗，它和德语的Feder异常接近。
朝鲜语借词p'il、日语借词hitsu及口语中的empitsu‘铅笔’（对应汉语的‘铅笔’，中古汉语音ywenbit。铅笔是中国发明的，用于纸上修改）、藏文pir‘毛笔’、满语的fii‘毛笔’、突厥语bit‘毛笔’皆源自汉语的笔bit。日语hitsu的hi是fude‘毛笔’首音fu之异读。藏文借字pir与英语的pen、德语的Feder、中古汉语的bit相对应。
笔，“所以书也”；笔作为书写工具和书写密切相关；由笔可以派生出书写和文字。笔既可以用来指使用笔的行为——也就是“写”，也可以用来指由笔生成的产物——文字。古英语的['wri:tan]‘写’、['writere]‘写作者’、word‘words字’，现代英语的write（wrote，written）‘写；写字’、writ?ing‘书写；写作；书法，笔迹’，以及汉语的文wén、字zì、写xiě均派生自不律*burud。不律*burud在英语中的简化形式*brud发生b＞w、u＞i、-d＞-t即是英语“写”的词根writ-；不律*burud发生b＞w、第一个元音u音转为o、第二个元音u被省略，即是古英语word‘words字’。燕之弗*bud发生b＞w、u＞e、-d＞-n即是汉语的文wén。br发生类似藏语br、pr＞t?、t?h之音变，不律*burud的变体*brid便音转为从母志韵的字zì（词尾-d脱落），从母志韵音转为心母马韵便是写xiě。英语from‘从’和从母钟韵之“从cóng”的对应，表明中古汉语的从母有一部分源自上古汉语的br-、pr-。汉语中鼻和自的关系可以佐证汉语中曾发生并母向从母的音转。不律*burud的变体*brid直接转为藏语书面语的‘写’bri：bris：brids，并演变成现代拉萨藏话的t?hi13、巴塘藏话的t?I13、错那门巴的pri35、墨脱门巴的bry/d?i、兰坪普米话的x?13
d?y13（笔为pi13）、九龙普米话的d?y35、独龙话的b?i以及墨江哈尼的tshv33（笔为pi35）。羌语??（笔为pi）、道孚ra（笔为pi）、博嘎尔珞巴pi:、史兴pā53、缅甸书面语re3、喜德彝语bu33、巍山彝语va33（笔为pi13）、傈僳语bo33、绿春哈尼bu31（笔为pi31）、拉祜bu21、基诺pjo55、纳西p?55（笔为pi13）、白语va21，以上诸语言的“写”亦源自不律*burud。汉文的“笔bit”借入在突厥语后派生出biti‘用毛笔书写’。路易?巴赞《突厥历法研究》称：“西突厥语中的yaz?（文字）派生自yaz-（书写），其相对应的东突厥文biti（词义相同）之本意为‘用毛笔书写’，派生自bit，借自汉文名词‘笔’”（P271）。格曼僜的pit55‘字’亦出自汉语的笔bit；缅甸书面语的sɑɑ2‘字’、仰光缅语的sɑ22‘字’和汉语心母马韵的“写”同源。藏语书面语的“字”ji
ge是由楚之聿*yut经u＞i、-t＞-g变化而来，它演变成今拉萨藏话的ji13ki55；羌语l??z‘字’的原型也是聿。藏语书面语的pir‘笔’、bri‘写’、ji ge‘字’皆源自不律*burud的变体*bri（d），其中pir是由*bri经i、r换位和b＞p变化而来，ji
ge的词根ji是由*bri经b脱落和r＞j变化而来。《日本语国语大辞典》把fude‘毛笔’处理为本族复合词：pumi‘文字’+te‘手’。这种解释是错误的。日语pumi‘文字’同样是由笔引申出来的，pumi‘文字’的词根pu本身源自燕之弗*bud。在动词和相应名词的关系上，一定是名词在先、动词在后；必须要先有秤chèng然后才会有秤chēng（称）的动作；在“笔”和“写”的关系上亦是如此。
古英语būtan‘but除外’并非汉语的“外”。虽然姬人以but（即濮人、蒲类、Pārsa、Budini）为“外”，且but和外wai相对应；但汉语的外为疑母（外wài五会切，疑母泰韵；越南语ng?ai），上古属于舌根音见组。būt应是汉语的不、弗，通过对“除外”的对象进行单一的否定而将其排除在外。
有人称，法语的mais‘但是’来自拉丁语的magis‘更大’，fait‘事实’来自拉丁语的facfum‘事实’，其中的元音a在十一世纪变成了[?j]，十二世纪以后变成了[?]（索绪尔写作è），但是写法没有改变。这两个词中的拉丁a在法语中经历了a＞i[ai]＞è[?]的语音变化。但是,
拉丁语的magis‘更大’的意义如何转变成“但是mais”却令人疑惑。同样令人疑惑的还有法语否定词pas‘不’和名词pas‘步’的相同。索绪尔称：“在历史上，否定词pas‘不’和名词pas‘步’是同一的东西，可是就现代法语来说，这两个要素却是完全不同的。”（《普通语言学教程》P131-132）索绪尔视为同一的东西是“假同源”的典型例子。这两个单词仅仅是形式相同而已，并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从名词pas‘步’是无法引申出否定义的。局限于法语自身是无法找到mais‘但是’、pas‘不’真正的词源的。
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法语的pas‘不’、mais‘但是’、英语的but、汉语的“不”是一组同源词。不bù分物切（帮物）、fǒu方久切（帮有）、fōu甫鸠切（帮尤），越南语b?t，王力《同源字典》piu?；弗fú分物切（帮物），越南语ph?t，王力《同源字典》piu?t；否fǒu方久切（帮有）、pǐ符鄙切（奉旨），越南语b?、ph?，王力《同源字典》piu?；勿wù文弗切（微物），越南语v?t，王力《同源字典》miu?t；莫mò慕各切（明铎），越南语m?c，王力《同源字典》mak；无wú武夫切（明虞），越南语v?，王力《同源字典》miua。支谶译梵语put为弗，支谦译梵语pu?为弗，梵语pūr被安世高译为不、被支谶译为弗，支谶译bud为勿（微物），康僧铠译mud为勿，ma被安世高译为无、被支谦译为摩诃，ma?（P.mak）被支谦译为莫和摩诃。越南语不b?t、弗ph?t的词尾音转为-s，或者弗*pu?中的u音转为a就是法语之pas‘不’。否定造成了转折，而且是最大的、最彻底的转折。否定是180°转折，汉语的否定词弗put在英语中转变成了转折词but。法语的pas‘步’、英语的pace‘步’和汉语的“步”（越南语b?）同源，法语的pas‘不’不可能出自拉丁语的passum“步”。
but一词出自布迪诺伊人Budini。布迪诺伊人Budini中的-ni为夷后缀，di为氏，Budini即乌氏、蒲类*Puri。红发青眼、高大强悍的Budini人对其他民族而言是凶猛、危险的敌人。他们威胁着其他民族的生存，随时可以否决他人的生命。Budini人的否定性特征反映在汉语中就是“不”，他们的霸道使Budini之Bu衍生为汉语的“霸”，他们的凶残在英语得到反映：butcher‘屠夫’。在受他们压迫的人们眼中，Budini是凶神恶煞、是否定的象征，因此Bud成为原始姬语的否定词“不”。
Budini的凶猛残暴激起其他民族的憎恶和仇恨，成为攻击的靶子。在古代，凶悍的敌对民族人物形象常被制成供己方士兵练习射箭的靶子。这可激起士兵的仇恨、恐惧和战斗激情，提高训练的效果。汉语中与箭靶有关的词汇多是与族名有关的。最明显的是月支。文选三国魏曹子建白马篇：“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注引三国魏邯郸淳艺经：“马射，左边为月支三枚，马蹄二枚”三国时期马射时，左边有形如月氏人的三只箭靶和形如马蹄的两只箭靶。因此《辞源》将月支解释为射帖名—练习射箭用的一种箭靶。英语target
‘1、靶子2、目标；对象’。target中的get即汉语的月（月氏），tar即汉语的太（大）或吐火罗之“吐”（小），target就是大（或小）月氏。当是赤狄恩屈*Angu也就是盎格鲁人Angli/Angles曾将月氏作为攻击靶子的。target之后缀-get也可以解释成nigger‘黑人’的后缀-ger，此后缀即突厥语的吾尔gur‘姓’，此时target就是‘tar姓’。‘tar姓’即土方、突厥Turk、鞑靼tartar。tar即汉语的“狄”、“的”。狄dí徒历切（定锡），越南语??ch；的dì都历切（端锡），越南语?ích；狄敌（定锡）在汉语和越南语中都是同音字。
曹植“控弦破左的”之“的”实际上就是“狄”。在四川话中，狄、的、敌同音，都是入声韵，三者可以互通。中的即中狄（中敌）；标的即标狄（标敌）。的dì都历切，端母锡韵；字本作“旳”。的从字型上可分解为：白＋勺，从白从勺；白表义，因此“的”有白义。从读音上，“的”与“狄”相同或相近，由“狄”人肤色之白也可引申出“的”之白义。古代狄人妇女大概以丹朱点于面部作为装饰（现代印度妇女仍有在额头正中涂以红点的习俗），因此称这种红点为“的（狄）”。《释名?释首饰》：“以丹注面曰旳。旳，灼也。”“的”即红点也（“点”可视为是“的”+an），宋玉《神女赋》：“朱唇的其若丹”。箭靶中心所涂的红点类似于狄人妇女额头上的红点也被称为“狄（的）”。涂在面部和箭靶中心的“的”非常醒目，是鲜明的、一目了然的。箭靶是众矢瞄准和攻击的目标，是众矢目的之所在。《韩非子?内储说上》：“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这里的“的”和“众矢之的”之“的”不一定是指箭靶的中心，也可能是指做成狄人摸样的箭靶。
侯亦是箭靶。侯在《辞源》、《辞海》中的第一义都是箭靶。侯hóu户钩切（匣母侯韵），古代行射礼时用的靶子，用兽皮或布做成。《周礼天官司裘》：“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设其鹄”即在“侯”之上设定（画出）鹄之形。《仪礼大射礼》：“大侯之崇见鵠于参。”大侯之髓见之于鵠者有三处要害（大约是额头，心，喉头）。《周礼夏官射人》：“士以三耦，射豻侯”士射，用豻侯。《周礼夏官射人》：“射豻侯，一獲一容。”郑注：“《大射义》‘豻’作‘干’，读如‘宜豻宜狱’之‘豻’。豻，胡犬也。”虎侯、熊侯、豹侯、麋侯、豻侯或是做成虎、熊、豹、麋摸样的靶子，或是以虎皮、熊皮、豹皮、麋皮、豻皮做成的靶子。《小尔雅?广器》云：“射有张布谓之侯。侯中者谓之鹄；鹄中者谓之正。”射箭用的张布叫侯，侯的中心区域叫鹄，鹄的中心点叫正。鹄hú胡沃切（匣母沃韵）、gǔ集韵姑沃切（见母沃韵）、hè通“鹤”。鵠之首音hú，在现代和胡hú（户吴切，匣母模韵）同音，设定（画）在“侯”上的鵠或许并不是鵠鸟而是胡人形象，因此整个箭靶被称为“侯（胡）”。身为一国之君的晋侯、齐侯、滕侯、陈侯等这些侯们怎么会是箭靶呢，作为箭靶的侯当作胡。
英语butt[b?t]‘靶子’和汉语“靶子”同源：[b?]和靶音相同，-t可音变为-子（德语中存在t＞ts音转）。英语butt和汉语“靶子”分明是以布迪诺伊人Budini作为攻击目标。Budini在中国被称为乌氏（发生b＞w音转成为*Wudi）并音转为Asii，但在“靶子”一词中还保留着b-声母这个原始读音。靶bà必驾切（并母祃韵）、bǎ；汉语的“靶子”并非借自英语的butt。“靶子”不是借词表现在“靶”和butt都有五色斑斓的含义。butterfly‘蝴蝶’可分析为but-ter-fly或butt-er-fly或butter-fly，其中-fly义为‘飞行，飞’。汉语的蝴蝶出自胡狄，因为胡、狄之人喜欢把自己弄得五颜六色、花枝招展就象五色斑斓的蝴蝶一般，由此汉语以胡狄去指蝴蝶。butter‘黄油’不是五色斑斓的，飞行的黄油与蝴蝶毫不沾边；butter的黄油义倒是来自but人制作提取黄油的习俗。藏族即bod人制作酥油的传统和习俗为butter‘黄油’的语源提供了清晰可见的出处。butterfly的含义应是由but-ter或butt-er的五色斑斓引申出来的。but或butt应有五色斑斓之义，该含义出自budini人的花哨。2002年8月，青海省文物考古所与海西州民族学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对德令哈市郭里木乡的两座古墓进行发掘，从中发现三具唐代吐蕃彩绘木椁。墓棺板画上的Bod（吐蕃自称）人在额头、鼻子、面颊、下巴处涂红，使面孔变得花里胡哨，这证实了《新唐书》等史书关于吐蕃有赭面习俗的记载。butterfly的最初含义是“飞行的Bod者”—“飞行的吐蕃人”。在汉语中，靶亦有五色斑斓的含义，《北齐书?徐之才传》：“又以骨为刀子靶者，五色斑斓。”五色斑斓并非源于骨或刀，而是源于靶*butt，是因为Bod人将自己弄得五色斑斓而使靶字具有了五色斑斓义。
作为箭靶之“的”、“侯”、“鹄”、“月支”、“靶子”皆源自族名，即“的”出自狄、“侯”“鹄”出自胡、月支出自月氏，“靶子”出自乌氏。狄即胡，月氏、乌氏亦胡人；上面箭靶诸名实为一也，都是以胡人形象作为射击用的靶子。
Budini人的独有特征和这一种族曾居于统治地位使Budini具有了“富有个性，品位独特”、“精品”之义。Budini演变成法语的boutique“富有个性，品位独特”和英语的boutique“精品店”。英语best‘最好的；最上等的’亦出自Budini。但英语对Budini人的评价是矛盾的、双重的。b?ddel之b?d相当于bet（e）ra之bet（e），该词是对bet（e）的反用、是对bet（e）人的另一种评价。but在汉语中意味着否定（“不”），在法语中也意味着否定（pas‘不’），在英语中的转折（“但是，可是”）义是其否定义的弱化，被否定了的东西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这一双重评价折射出了姬人和濮人位置的转换。古诺斯语bá?ir＞现代英语both‘两者（都）；两个（都）；双方（都）’，当因姬人和巴人bá?ir（即Pārsa）是狄人的两个主要成分，姬人（白狄）便以巴人（赤狄）bá?ir为它方的称呼。由于巴人bá?ir是姬人的主要竞争对手，巴人bá?ir成了姬人‘烦恼，焦急，麻烦’的主要来源、令日耳曼人讨厌，因此现代英语中的bother（来自古诺斯语bá?ir）有“打扰，麻烦，烦扰。担心，烦恼，费心。焦急。讨厌”之义。英国的巴人bá?ir就是那些boor‘农民’们，日耳曼人将他们整个地变成了农民。古英语būr的词义“村舍，小屋，住处，货栈”与古诺斯语b?r‘采邑，市镇’、梵语-pur‘城市’、德语burg‘城堡，堡’、英语fort‘堡’相比较已经大大退缩，这与日耳曼人以boor为农奴（农民）有关。由于蒲类成了日耳曼人的农奴，日耳曼人将他们弄得一穷二白，因此poor便有了“贫穷义”。李赋宁称：“中古英语双元音?i仅出现于法语借词，唯一的例外是中古英语boi，boy[b?I]‘boy，男孩，男仆’（词源不详；可比较弗里斯兰语boi，荷兰语boef，德语Bube‘boy
lad男孩，小伙子’）＞现代英语boy[b?I]”这个来源不明的词当即汉语的僕濮。僕pú并屋、并沃，“供役使的人”，越南语b?c；汉语的僕出自濮（帮屋），僕、濮在越南语中完全同音，这折射着古代姬人有以濮人为僕的习俗。boc之c音转为y就成为英语的boy。大概是因为英国人将男孩当成仆人来看待和使用，本为仆人的boy具有了男孩义。
赤狄蒲类*Pur/*Par曾统治过白狄姬人；在赤狄蒲类还是统治阶级时，白狄姬人对他们唯唯诺诺；在当时白狄姬人眼中，赤狄蒲类象征着否定，蒲类*Pur/*Par演变成了汉语的否定词“不”、法语的否定词pas“不”和英语的转折词but“但是，可是”。蒲类曾是统治阶级还体现在古英语pīnian、拉丁poena一词中。古英语pīnian‘拷打，严刑’和拉丁poena‘刑罚，刑事，惩罚’的对应中，拉丁oe对转成古英语的ī、拉丁a对转成古英语的i，古英语缀加动词不定式词尾-an。poena即绯夷Phoeni，他们成为‘刑罚，惩罚’的代名词是因为他们处于统治地位，这和Budini演变成英语的
butcher‘屠夫’是一致的。汉语的辟pì房益切（并昔）在念bì必益切（帮昔）时，既有“天子、诸侯、君主”义又有“法，刑法；罪”义。辟当即古英语的pīl‘尖头棍’，尖头棍捆在一起的棒束就是古罗马的“法西斯”，是权力、刑罚的象征。对赤狄蒲类而言，他们的族名是好、肯定的象征，best‘最好的；最上等的’就是蒲类的自诩。由于这个原因，“不”在英语中朝反方向发展，演变成了表示肯定的be‘是，就是’。受此影响，蒲人be的同类are（乌类）也演变成了肯定词。汉语的“不”和“诺”在英语中打了个调，变成了“be”和“no”。
诺nuò奴各切（泥铎）‘应承之词；应允’，越南语n?c；它和“是yes”同属端组。这个应诺之声在汉语中发展为肯定词；在英语中既向相反方向发展为否定词。在英语nod‘点头’之中尚能见到肯定意味。英语国家以“点头”表示yes（肯定）、以“摇头”表示no（否定），nod‘点头’一词当是not、no（古英语为nā）曾为“应承之词”的遗存。“诺”的肯定意义在英语中仍保存在nod‘点头’一词中，它的‘应允’之义完全转移到音变词l?t-上。古英语l?tan‘to
let让，使，允许’、第一、三人称单数过去时lēt、复数过去时lēton、过去分词l?ten，该词和汉语的诺同源。
拉丁nōbilis＞古法语noble＞中古英语n?ble‘noble高贵的’，no人（即诺苏.彝族自称诺苏,意为“黑人”）可能曾是拉丁人中的贵族。诺曼人the
Normans（古法语Normans=英语Northmen）意为“北方人”，诺斯Norse亦是north[n?:θ]‘北，北方’之义。英语的north‘北，北方’可能是因北方的Nor人而得名的。入侵不列颠岛的讲诺斯语Norse的斯堪的纳亚人被称为丹麦人Danes；古诺斯语Dana‘丹麦人Danr的生格复数’，古英语为Dena。Nor氏（Norse）即Dana（大夷）。从语音上讲大夷Danes就是《史记》中的大宛*Daman、《亚历山大远征记》中的达海人Daans。河南的瀍（廛的日语读音为tana）水、塔内河Tanais（即今锡尔河）和顿河don都是因他们而得名的。汉语中的端透定泥同为一组、关系密切，日母在上古归为泥母是当今语言学界的定论，汉语的“而”和古英语的否定词nā同源。而ér如之切（日之）、越南语nhi，其“但是，却”义源自古英语否定词nā。则zé子德切（精德），越南语t?c；从越南语的读音看，“则”亦源自古英语否定词nā。是shì承纸切（禅纸），越南语th?；“是”似乎是古英语否定词nā的反用。
法语的mais‘但是’并不出自拉丁语的magis‘更大’，而是和英语的but‘但是’和汉语的不but同源。ma?（P.mak）被支谦译为莫和摩诃，巴利语的mak即汉语的莫、貊（貊的同音字陌在越南语中读m?ch）。莫mak的词尾k音转为i后就是法语mais‘但是’的词根mai，因此法语mais‘但是’的准确语源是汉语的“莫”。法语的mais‘但是’只是间接地与拉丁语的magis‘更大’有关联。拉丁语的magis‘更大’的词根magi源自美地亚的玛果伊人Magi、移动到中国北方的玛果伊人Magi在汉语中称为貊*Mak，他们和蒲类*Puri、雅利安Aryan是同一族群。事实上，玛果伊人Magi
的首音m脱落后就是焉耆Argi/Arki/Ar?i的另一称呼阿耆尼Agini的词根Agi（-ni为夷）。这一族群因高大魁梧而使其族名具有了“大”义，梵语摩诃Mahā“伟大的，大的”同拉丁语一样都出自Magi这一族名。支谦译ma、ma?（P.mak）为摩诃表明ma（马）有大义，马士拉塞语-masa“巨大”、和田塞语mase“巨大”都源自ma的“大”义。由于貊、乌氏、Budini是同一种族，姬人将他们视为否定因素，因此貊*mak在汉语中变成了否定词莫mak、ma变成了否定词无*ma（安世高译ma为无）。在存在m＞n音转的情况下，古英语的否定词nā当可视为汉语的无*ma。
李赋宁《英语史》称：古英语?ēap‘交易’＜拉丁caupo‘小商贩’。如果古英语?ēap
真的出自caupo，那么?ēap之?在古英语中当未腭化。古英语?ēap和拉丁caupo的对应关系是不言自明的：古英语c=拉丁语c，古英语ēa：拉丁语au，古英语-p：拉丁语-po。古英语-p和拉丁语-po的对应是因为该词词末音节的元音在古英语中被省略了。古英语ēa和拉丁语au的对应不能解释为古英语以ēa对译拉丁语au，两者的对应是同一单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的不同发展造成的。古英语?ēap‘交易’并非出自拉丁caupo‘小商贩’，它们的共同词源是汉语的“贾”。
贾gǔ公户切（见姥）‘居货待售者；作买卖’，越南语为c?；jià古讶切（见祃）同“價”、jiǎ（见马）‘姓’，越南语gi?；金尼阁记音为kià、kiá、kù。王力《同源字典》中贾沽估古雇皆为ka，家（见麻）为kea。见姥之贾的上古音可拟为*co或*cu。《周礼?天官?大宰》：“以九职任万民……六曰商贾，阜通货贿。”注：“行曰商，处曰贾。”犹如商贾之商出自商人一样，贾当出自贾氏*Guti。此*Guti即古提、月氏、胡人、哥特（Goti）也。该词在汉语中的同源词沽、估、酤显示了它与古人（即胡人）的密切关系。沽gū古胡切（见模）、古暮切（见暮）‘水名；买，卖’，公户切（见姥）“商贩。与‘酤’、‘贾’通。”；越南语c?。估gǔ公户切（见姥）、普通话读gū“物价；商人，通‘贾’；估量物之价值数目”；越南语c?、c?。酤gū古胡切（见模）、侯古切（匣姥）‘酒；买酒，买’，gù古暮切（见暮）‘卖’；越南语c?。沽、估、酤在越南语中的读音实即“胡”在日语中的读音ko。
拉丁caupo的词根cau为见姥之贾gǔ，越南语为c?；词尾-po相当于藏语的阳性后缀-巴pa可译为蕃、颇（景颇族之颇）；英语?ēap的词根?ēa则是见祃之贾jià（同“價”）、见马之贾jiǎ，越南语gi?。拉丁cau（po）、英语?ēa（p）和汉语的“贾”是同源词，英语?ēa（p）并不出自拉丁cau（po），而是来自贾：贾*co、*cu＞*ca＞?ēa（ē为腭化介音或拗音介音-i-）。
拉丁caupo的词根cau和越南语c?的对应关系是有充足理由的。姥字本身在汉语中发生了u＞ao或o＞ao音变。在印欧语言中，o与au的关系密切，甚至可以互相替代。“比如拉丁语有cauda和cōda‘尾巴’，立陶宛语词[ˇkuodas]‘簇，丛’大概也代表母语的同一形式；假使参照旁的对应，立陶宛语[uo]总和拉丁语[o:]相应地出现，我们不妨承认拉丁语cōda是两个形式中较古老的一个，而cauda是矫枉过正的雅音变体。”（布龙菲尔德《语言论》18.7.）汉语的簇为千木切（清母屋韵），将其词尾-k对转为-d即和立陶宛语[ˇkuodas]‘簇，丛’同源。“不错，中世纪写下的拉丁稿本偶尔把当‘尾巴’讲的那个词拼成coda，但是这也许由于缮录员的错误；现存稿本所依据的较古的原本也许还保存通常的拉丁形式cauda。这个错误在一般缮录员是很自然的，他们在学校里学古拉丁语的发音并不区别拉丁语的o和au，他们所读的拉丁语形式在这个词的发音上就同现代语言一样，含有florem、nodum、votum的元音，而不是aurum、causam的元音，这就使他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的错误了。有些人正处在这样的境地，从第九世纪保存下来的稿本中的词汇注释看来，是不难想象的，按照其中的注释把cauda这个词当作coda讲，cauda似乎是古奥艰深的词，而coda却是容易了解的。早期的铭文里遇见通常含有au的词偶尔用o来拼写，如公元前184年留下的一件铭文把人名Paulla拼作POLA，这就给我们的重构提供了无可争辩的支持。此外我们还了解到au词形读作o是通俗口语的发音。绥徒尼俄氏（Suetonius约死于公元160年）告诉我们，维斯巴西安（Vespasian）皇帝（死于公元79年）把文雅的plaustra‘马车’（复数）说成plostra，受到Florus的批评指正；第二天，皇帝便回敬他，称呼他为Flaurus而不是Florus。至于我们所讨论的那个词，公元第四世纪的一位语法学家曾谈到cauda和coda有两种异读。我们还偶然遇见矫枉过正的雅音，如Vespasian以Flaurus代替Florus；公元前不久的一件铭文把ostia‘门’（复数）拼作AVSTIA。”（布龙菲尔德《语言论》18.4.）古代梵语语法学家把o视为是u的增长：o=a+u=au。拉丁通俗口语将au读作o，o在古拉丁语中的音值可能是au。古拉丁语词中的双字母au和字母o的区别可能是：au中的a、u分别发音并不拼合，而o=a+u中的a和u却拼合成一个音。
突厥语以Qoco～Qocu来对译汉语的高昌，汉语高gao之ao被对译成突厥语的o。在horn‘号角；角’中，日耳曼语的o与汉语号hao、角jiao中的ao相对应，见母觉韵之角jué中的觉韵则与or对应。远古时代的号是用牛角做成的，号与角是同源词。命令上面所从的大概是号角而非木铎，所谓号令是也。甲骨文之今表示的是号角发出的声音。号角所发出的声音指示和决定着战士们的行动，是和当下的行动密切相关的，人们遂以号角发令之时来指当下（即今）。丹麦加勒胡斯附近所发现的约公元400年左右的金号角上刻有铭文：“ek
hlewagastiz holtingaz horna tawido”布龙菲尔德译为‘我，荣誉宾客，豪尔特（Holt）族人，作此号角’（《语言论》18.6.）。斯堪的纳维亚的鲁尼文之宾客为gastiz。holtingaz中的豪尔特Holti是Celti之音转，布龙菲尔德译为族人的-gaz可能是古塞语的-gar‘地区，国家’（即汉语的家、国）。
李赋宁《英语史》所给出的：“日耳曼双元音au＞古诺斯语au（=中古英语?u）; 日耳曼语au＞古英语ēa＞（=中古英语长?）”在链条的开端是错误的。古诺斯语的au和古英语的ēa皆源自日耳曼语的o。中古英语c?upen‘to buy购买’来自古诺斯语kaupa，而中古英语chēpen‘to
buy’则来自古英语?ēapian；中古英语c?upen的词根cou-即汉语的购。购gòu古候切（见候），越南语c?u；越南语c?u与古诺斯语完全相同，汉语则和中古英语相同；汉语的au＞ou音转大概在上古汉语时期或上古转到中古的过渡时期就已发生。汉语的“购”亦是由“贾gǔ”音转而来。
拉丁caupo‘小商贩’中的词尾-po即汉语的番，它和邦、方同源。吐鲁番”一名在塞语地志钢和泰藏卷中写作tturpa?n?，在突厥语中写作turpan；突厥语的-pan当即汉语的“番”，塞语的pa?当即和“番”相当的“方”（或“邦”）。邦bāng博江切（帮江）“国”，越南语bang，金尼阁pām；方fāng府良切（帮阳）、fáng符方切（并阳）、páng《集韵》蒲光切（并唐）、wǎng《集韵》文纺切（明养。该读音的声母显然出自帮母或并母，而非真的出自明母），越南语ph??ng，金尼阁fām、pc?m、vàm（金尼阁的四声符号是标在字母m上的，小写字母c标在辅音的右上方）；番fān孚袁切（滂元）、fán附袁切（并元）、bō博禾切（帮戈）、pān普官切（滂桓）、pó《集韵》蒲波切（并戈）、pán，越南语phiên，金尼阁fān、f?n、fán、pc?、pō；蕃fán附袁切（并元）、fān甫烦切（帮元）、pí、bō（吐蕃），越南语ph?n，金尼阁fān、f?n。方、邦、番是由族名蒲濮缀加后缀-m、-n演变而来，蒲类*puri直接转化成梵语的“城市”：pura/puri/pur。从“番”之播（帮过）在越南语中为bà，嶓（邦戈）为bá、bà。嶓冢为山名，当因嶓人之冢而获名，应是嶓人所留下的。有两个嶓冢，分别为东西汉水的发源地。一在甘肃天水县西南，又名兑山，西汉水发源于此，为秦国最初封地。嶓冢当是秦人留下的，这个名称显示了秦人的真实身份——赤狄蒲类。一在陕西宁强县北，东汉水发源于此。《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即此。由于番有bo、po、fan之读音，将caupo之-po解释成《荀子?王霸》：“贾分货而贩。”之贩fàn（帮愿）是可以的，此时拉丁caupo意即“贾贩”。古英语?ēapian直接就是“贾贩”。苏美尔语的karum‘市场’的词根kar（苏美尔Sumer在古代称作舒美伦Shumerum，其后缀-um相当于中古波斯语以住民之名示地名的复数属格词尾-an也就是梵语之-ām、-ān；kar在苏美尔语中意为“猎户”）同样可以解释为贾，它的本意是夏、羯。
英语后缀-dom和汉语地名后缀-昌
-dom为英语构成名词的后缀，表示‘地位’、‘职位’、‘领域’等。布龙菲尔德称:“比如，后缀-ly（manly）是like的弱化形式，后缀-dom（kingdom‘王国’）是单词doom‘命运’的弱化。”（《语言论》23.5）他将后缀-dom解释成doom‘命运’的弱化是错误的。
judge’）为动词不定式，dēmde为第一、三人称单数过去式，dēmdest为第二人称单数过去式，dēmdon为各人称复数过去式，?edēmed为过去分词。diemed‘judged审判’出自?edēmed。古英dēman的词根dēm即汉语的审shěn（越南语th?m）：d＞sh，-m＞-n。dēm-在古英语中的音变形式dōm‘doom审判’一直保持不变，只是在现代写作doom。dōm即汉语仲裁之仲；英语tomb即汉语之冢zhǒng（知陇切，知肿），越南语tr?ng；仲zhòng直众切（澄送）‘位次在中’，越南语tr?ng。“仲”的“审判”义当是因为审判由大堂（大帐、法庭）中‘位次在中’者主持和裁决的缘故。doom的‘命运’义可能和神判法有关。英语中的doom从来就没有“领域”、“国”义。kingdom‘王国’中的-dom与doom无涉。
现代英语domain‘领土，版图；领地；领域，范围；地产，产业’、dome‘圆屋顶；圆盖，穹隆；圆丘’的词源为tomb‘坟墓；冢’。古诺斯语的-topt‘家宅，宅基，圆丘’和英语tomb同源，它在古英语中变作-toft表明：古英语的p＞f音转一直延续到古诺斯语-topt进入古英语之后。古诺斯语的-topt和突厥语的toprak‘泥土’相近，但它们的意义不同；它和伊朗语的Tepe‘丘；土丘’也有差异。古诺斯语topt的圆丘义表明topt即英语之tomb和汉语的冢。古诺斯语的topt和汉语的宅亦同源。宅zhái场伯切（澄陌），越南语tr?ch。宅有“葬地，墓穴”义。《礼?杂记上》：“大夫卜宅与葬日”疏：“宅，谓葬地”。tomb=冢、topt、宅都源自“多乐逸”（tholoi）的圆形墓室。这种圆形墓室在公元前四千纪之初就在南土库曼斯坦出现了，其名称来自最初使用它的人群。tholoi即多利亚人Dori-ans、土方、突厥Turk，南土库曼斯坦当是这一种群的发源地。达那人Danaens当是多利亚人Dorians音变形式。公元前1500左右入侵科西嘉岛南部的沙达纳人因所建的圆石塔叫“托里”而被叫做“托里人”，此名称无疑出自多乐逸tholoi。《史记?匈奴传》曰：“匈奴名冢曰逗落”逗落按王力《同源字典》可拟为*dolak，此逗落*dolak也是多乐逸tholoi。白鸟库吉《匈奴民族考》称：“Buryad-Mongol语谓墓曰darā，匈奴语冢义之逗落，似与此有关。”古诺斯人以topt为‘家宅，宅基’反映了古代诺斯人曾以洞穴为家。现代英语中的地名后缀-thorp来自古诺斯语?orp‘村庄，农庄’。古诺斯语?orp之?or对转为?on即是汉语的屯。?orp和topt‘家宅，宅基，圆丘’很接近，它可能出自topt。欧洲类似大型墓冢的建筑应是古诺斯人留下的。《北欧海盗》p190-191的建筑当是古诺斯人的典型建筑。中国北方也有类似墓冢的房屋建制，如《北史?勿吉传》说：“其地下湿，筑城穴居，屋形似冢”。《旧唐书?北狄传》说“靺鞨……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其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塚墓，相聚而居”。古代中国地名后缀-丘（如犬丘）有居所义，此丘可能就是诺斯人的建筑。倮倮的平头建筑和中原的尖顶建筑迥然不同，此种建筑风格是在‘丘’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诺斯Norse就是诺苏。诺苏为彝族自称，意为“黑人”、“黑族”。朱文旭《彝族文化研究论文集》称：“‘夷叟’、‘尼叟’与彝族自称nisu相合。”倮倮就是中国的诺斯Norse人，诺斯人则是从中国北方迁到欧洲的倮倮。Norse之n置换为d就是多尔氏*Dorse。入侵不列颠岛的讲诺斯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被称为丹麦人Danes（古诺斯语Dana‘丹麦人Danr的生格复数’，古英语为Dena），现代英语中的丹麦为Den?mark，其词根Den当是族名。
汉语地名高昌、许昌、西昌、宕昌后面的昌是当作“昌盛”解的。高昌在西汉时称高昌壁。《北史》卷九七《西域传》：“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五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为高昌国都城，公元640年唐在此置高昌县，属西州，一度置安西都护府。古高昌城遗址在吐鲁番县东南六十余里。许昌为古县名，西周和春秋为许国地。秦置许县，东汉末献帝迁都于此。为五都之一。三国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改许昌县，治今河南许昌东。五代唐改名许田，宋熙宁四年（1071年）并入长社。西昌市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区中部、安宁河沿岸、成昆铁路线上。汉置邛都县，为越巂郡治。元置建昌路，明为建昌府。清置西昌县，为宁远府治。1913年废府改县。因旧名建昌，又地处川西，故名西昌。宕昌为汉西羌的一支，在今甘肃白龙江上游一带，北周天和五年（公元570年）以其地置宕州宕昌郡，北宋设宕昌砦。1913年置西固县，1954年改宕昌县。以宕昌山得名。
爱德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称：“高昌是位于现代吐鲁番地区的大唐的一个重镇，唐朝官方称之为‘西州’，而其他的许多民族则将它称做‘?inan?k?nt汉城’。‘高昌’是汉族人自己对这个地区的称呼，后来这个名称就演变成了本地名称‘Qo?o’”。?inan?k?nt中的-k?nt为伊兰语的“城市”，词根?ina中国也，n?相当于布匿Punic/腓尼基Phenic中的-nic。由于汉语的-m尾在突厥语中被丢失（如唐tam被突厥语译作tab），回鹘文献如十一世纪七十年代成书的《突厥语辞典》中将“高昌”称作Qoco～Qocu，来自汉文“高昌”。辽、金、元、明时汉文史籍又依回鹘语写作和州、霍州、火州等。元欧阳玄《圭齐集》卷十一《高昌偰氏家传》云：“高昌者，今哈喇和绰也。和绰本汉言高昌。高之音近和，绰之音近昌，遂为和绰也”现代维吾尔语称Daqiyanus或Idiqut??hri。后者意为“亦都护城”；亦都护Idiqut为高昌回鹘王的称号，意为“夷之都护”，??h则是伊朗语的?āh‘王’。现代维吾尔语Qara-hoja被汉语译作哈喇和绰，现指高昌古城所在地区，非指古城本身；此名意为“黑和绰”，民间词源学将Hoja（源自Qo?u）和伊斯兰教的和绰Hwaja‘圣裔’联系起来。
在汉语中，许昌又称许田。许田之田显然不是田地、田猎之田，许田之田只能解释为和田Khotan之田。汉语的“田”字本身就象一个带囗（即廓、城郭）和两条作十字交叉的街道的城市，原始姬语借用殷人甲骨文之田字来表示城市。城市义的“田”在西域以-tan（于窴、于阗，窴通“填”；窴、阗的读音和“田”相同；现代的和田一名清楚地表明该后缀就是汉语的“田”）、-dan（“印度谓之屈丹”）的形式出现；在匈奴语中以“遁”（“匈奴谓之于遁”）的形式出现，此即凯尔特语的don；在梵语中以sthāna的形式出现，引申为“国土；住处”，后来简化为-stana、-stan；在英语中以town的形式出现；在汉语中则以“屯”的形式出现，并演化出镇、村以及蒙古人的省。虽然汉语训解和字典中都未提及“田”的城市义，但许田一名清楚地表明这里的“田”应训为“城、城市”。秦孝公所置蓝田（县）也应解作蓝城，它和兰（蓝）氏城的得名相同，都是因匈奴中的兰（蓝）氏而获名的。兰（蓝）氏是因为蓝眼睛而得名的，兰氏*lanci就是林胡*rancu。支谶译梵语ram、rām、la?为蓝，越南语蓝为lam、戎为nhung，蓝也可能是戎之音转。许田之田既为“城市”，由许田=许昌可推知，许昌的后缀-昌当应作“城”解。
城chéng是征切（禅清），越南语为thành。提从是得音，是的古音当为“提”。提tí杜奚切（定齐）、shí是支切（禅支），其上古读音为di。提的双读，是定母可转禅母的铁证。摄摩腾、竺法兰译梵语dhyan为禅，表明禅字自己就出自端组。王力《同源字典》耕部为eng，开三清一（轻）为ieng、合三清二（倾）为iueng，去掉所带介音并将-ng尾换成金尼阁的-m尾，城的上古音当是*dem。希腊语dēmos‘平民，民众’的词干dem-义为‘城邦，居住区’，此即上古汉语的城。田tián徒年切（定先），越南语?i?n，王力《同源字典》作dyen，上古音为*dan；田*dan和城*dem存在音转关系。昌chāng尺良切（穿阳），越南语x??ng；同为穿母阳韵的倡娼，王力《同源字典》作thjiang；去掉介音-ji-并将-ng换成金尼阁记音-m，昌的上古音为*?am（或*dam）。昌*?am（或*dam）当是城*dem的音转。昌*?am（或*dam）实即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鹿特丹Rutterdam的后缀-dam。于阗语文书中于阗的自称Gaustami-de?a中的stami也是昌，Gaustami-de?a意即高昌国。将于阗称为高昌，表面上看似有矛盾；其实不然，因为于阗Khotan和高昌都是因哥氏Goti（即哥特）而得名的。于Kho和高（王力《同源字典》k?）的古音相近，可以音转为高Gau；-阗（田）和-昌是同一后缀；高昌壁当是因驻扎在里面的于阗人而得名的。城*dem的语音交替形式*dom即是英语后缀-dom。英语后缀-dom源自汉语的城*dem。古汉语的國是一座带有围墙的城，-dom在现代英语词典中的‘领域’义源自城國。kingdom的原意是王城，由于國是一座带有围墙的城，王城即王国也。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可解释为嬴氏城或郢城。嬴氏*Amti即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之Amster。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中的-ster是一后缀。后缀-ster，罗常培称之为“主动者后缀”，布龙菲尔德称：“这个后缀似乎是表示女性的行动者（荷兰语里仍然如此）。……显然，女性的涵义在所有的词里并不是很明显的：这个后缀变得与性别无关了……”（《语言论》23.5）。这个后缀和英语的-ter、-ther，其实就是汉语的人、者或儿。人rén如邻切（日真）、越南语nh?n；者zhě章也切（照马）、越南语gi?，越南语的声母发生腭化；儿ér汝移切（日支）、ní五稽切（疑齐），越南语nhi。支谶译（v）tya、支谦译tyā为照母麻韵之遮，摄摩腾、竺法兰译tye为照母支韵之支；-ter的古老形式*tar可译为者，四川话者zhǎi中的i当是-r音转来的。康僧铠译梵语?ya为儿，英语后缀-ther[??r]中的-r置换为-n，其读音就是汉语的人。Am即盎格鲁人Angli、Angles的词根Ang，其中-m尾被对应成英语的-ng尾。Angli
在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中作盎格利夷人Anglii，当时住在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东面之盎格尔半岛，这个半岛就是因他们而得名的。Angli即Amster，Am先变作Ang；Ang在英语中又变作Eng，最后变成现代英语的[I?ɡ]。盎格鲁人即《隋书?北狄列传?铁勒》中位于拂菻东的赤狄恩屈*Ang-u或*Ang-o。恩ēn乌痕切，影母痕韵，越南语?n；恩可拟为an或en；-u/-o为古英语阴性名词主格单数后缀，相当于希腊语的阴性后缀-a。Am经a＞e＞i音变成为im，此即嬴、郢也。嬴、郢在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中均为im。郢yǐng以整切（喻静），越南语?nh；越南语的-nh相当于现代汉语的-ng，现代汉语的-ng在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中为-m，郢可还原成am。嬴yíng以成切（喻清），越南语doanh；同为喻母的嬴同样可以还原为am。嬴氏*Amti之名表明秦赢的上层是侵入中国的殷人Aryan。嬴和殷的区别仅仅在鼻音韵尾上，嬴为殷之音转。《史记?秦本记》称：“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氏多显，遂为诸侯。”表明嬴氏曾是殷国之诸侯。Amsterdam可释为嬴人城、郢城。郢为楚之永恒之都，楚都所在的地方叫郢都，这可能是楚之统治阶层为嬴人之故。阿姆斯特丹这个郢城同样是因嬴人Am-ster而得名的。
楚为芈姓，芈姓即鬻熊；其中鬻为突厥语的吾尔gur‘姓’（gur之-r置换为-k
即居六切之鬻，g音转为y即余六切之鬻），芈为羆pi（越南语pha）、bear‘熊’之音转。《史记?楚世家》中从鬻熊之子熊丽到熊恽，楚国皆是熊姓国君，足可证芈姓就是熊姓。熊，古英语bera、古高德语bero、中古荷兰语bare、古弗里斯兰语和古撒克逊语bern、古北欧语bj?rn和bera（母熊），梵语bhalla。周及徐《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称：“印欧语bear（熊）得名于‘棕色的’，其词根为*bhru-，变体beri；与上古汉语羆*prel对应。”（P459）*bhru-或*prel发生类似于藏语br、pr＞t?、t?h的音变即是初语、初御之楚chǔ。事实上，在汉语中曾发生并母向从母的音转，鼻和自的关系是最显明的b（并）＞ts（从）音转。鼻bí毗至切（并至），越南语ty；自zì疾二切（从至）、越南语t?，“自己；开始，起头；从”。《说文解字》：“自，鼻也。象鼻形。凡自之属皆从自。”“鼻，引气自畀也。从自畀。凡鼻之属皆从鼻。”《康熙字典》称“鼻，古文自”古文鼻、自既为同一字，其读音肯定相同，自的读音变成从母，当是上古汉语并母音转为从母所致（英语nose‘鼻子’当和藏语书面语sna‘鼻子’同源）。《方言》十三：“鼻，始也。兽之初生谓之鼻，人之初生谓之首。梁、益之间谓鼻为初，或谓之祖。”注：“鼻、祖皆始之别名也。”“梁、益之间谓鼻为初”之“鼻”当即英语begin（began、begun）‘开始’（四川话中的鼻为入声，其韵为‘益’；益，越南语为ích），而初（chū楚居切，初母鱼韵，越南语s?；越南语楚为s?）当是由be音转而成。汉语中作为美称的“子”、爵位之“子”以及《诗经》中对蛮夷君主的称呼“子”，当不是“儿子”之“子”，而是“辟”之音转。辟pì房益切（并昔）、越南语t?ch；bì必益切（帮昔）、越南语bích，‘天子、诸侯君主的通称；法，刑法’；越南语的又读反映了帮组向精组的音转；这是一个类似于鼻向自的音转。波斯文baghpūr‘上帝的儿子’是对汉语“天子”的意译，其中bagh在波斯语意为“神；上帝”、pūr
意为“儿子”；汉语的“子”和波斯语pūr是同源词，该名词是殷人Aryan带入汉语的。
“豆逼”之“逼”相当于“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吾在益州，与数人同坐，初晴日明，见地上小光，问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视，答云：‘是豆逼耳。’相顾愕然，不知所谓。命取将来，乃小豆也。穷访蜀土，呼粒为逼，时莫之解。吾云：‘《三苍》、《说文》，此字白下为匕，皆训粒。《通俗文》音方力反。’众皆欢悟。”皀jī居列切（见缉）、彼及切（帮缉）、许良切（晓阳）‘谷香’，bī彼侧切（帮职）‘粒’。此皀当即“子”也。作为量词，“子”比“粒”更为宽广些；“粒”可以换成“子”，但棋类中的棋子就不能说棋粒。“棕色的”来自红种人蒲类*Puri、布匿punic，phoinos‘血红色、紫色’出自腓尼基Pheonician，源于腓尼基人的肤色。法语的puce[pys]‘棕紫色’、英语的purple‘紫色’同样出自蒲类*Puri。brown‘棕色；褐色；咖啡色’（荷兰语bruin‘棕色的’）、black‘黑色’是从蒲类*Puri经换位和语音变化而来，这一词族表明蒲类的肤色呈现出从棕色到黑色的不同色彩。汉语的棕zōng子红切（精东）和英语的brown同源，皆出自*brom＜蒲戎*burom。汉语的掌zhǎng诸两切（照养）和英语的palm‘手掌，手心’亦同源：*parm＞*pram＞掌t?am。楚这个靠吞并百濮而壮大起来的大国本身就是赤狄蒲类（即濮人）。赢氏*Amti亦是嶓人。嶓bō博禾切（邦戈）、越南语为bá、bà，嶓只出现在嶓冢这一山名中。有两个嶓冢，分别为东西汉水的发源地。一在甘肃天水县西南，又名兑山，西汉水发源于此，为秦国最初封地。一在陕西宁强县北，东汉水发源于此。《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即此。嶓冢当因嶓人之冢而获名，应是嶓人所留下的。嶓冢出现在秦国的最初封地绝非偶然。嶓冢当是早期秦人留下的，嶓冢这个名称表明了秦人的真实身份——蕃——即赤狄蒲类。
古英purple/purpure‘深红衣服或外套’＜拉丁purpura＜希腊πορφνρα。古英语purple中的后缀-ple为拉丁语的堡，古英语purpure中的后缀-pure和拉丁语purpura的后缀-pura为梵语的-pura/-puri/-pur‘城市’，purpura和purple/purpure的原意都是蒲（类）城。purple/purpure的深红义与蒲类的深红或紫红皮肤有关。山西的蒲城、绛县、裴氏都与蒲类有关。希腊人用蒲城来称呼‘生产泰尔红紫色染料的海螺’。古英语fenix‘phoenix长生鸟，凤凰’＜拉丁phoenīx＜希腊φοιυιξ‘purple-red深红色’。古罗马人将腓尼基称为布匿Punic，希腊人称为腓尼基Phenic，埃及人称为蓬特Punt（又被译作pount，为地中海内地闪米特人的共同名称。黑海之南的本都Pontus亦出自Punt）。希腊语名称Phoinike演变出腓尼基Phoenicia、Phoenician腓尼基人（的），-ke当相当于希腊语的阴性后缀-a，大概是苏美尔语的ki‘地’。希腊语Phoinix‘腓尼基人’派生出希腊语词phoinos/phoinios‘血红色’，这是从腓尼基人的血红色（深红或紫红）皮肤引申出来的。汉语的绯亦出自绯夷Punic/Phenic/Phoini/蒲类*Puri/蒲夷*Pu?i，“雄赤曰翡”之翡和“华赤紫色”之菲都是因其颜色似绯夷而得名。菲薄之菲则源自绯夷的稀少。古英语fenix‘phoenix长生鸟，凤凰’和汉语的凤feng同出一源。风为华夏古代传说中的神鸟和百鸟之王。《诗经?大雅?卷阿》：“凤皇于飞”毛传：“凤皇，灵鸟，仁瑞也。雄曰凤，雌曰皇。”《论语?微子》：“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说文?鸟部》：“凤，神鸟也。……从鸟，凡声”。凤fèng为冯贡切（并送），可通风。《尔雅?释鸟》：“鷃凤其雌皇”郭璞注：“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凤和鹏可能有关联。鹏péng步登切（并登），传说中最大的鸟。并母送韵的凤和并母登韵的鹏读音相近，都是传说中的鸟类，是从同一个读音分化出来的。蒲类*Puri之蒲Pu缀加名词变格后缀-m之*Pum就是凤和鹏的最初来源。这是由蒲人的高大和象征吉祥高贵引申出来的。现代英语的phoenix无疑出自拉丁语的phoenīx，最终源自希腊语的φοιυιξ‘purple-red深红色’。Eric
edition》把phoenix当成腓尼基鸟。腓尼基鸟同样出自绯夷phoe-ni。现代英语的phoenix的读音['fi:nIks]出自古英语fenix。古英语之fenix‘phoenix长生鸟，凤凰’从字形上讲与古希腊的Phenic‘腓尼基’相当，但希腊语之Phenic‘腓尼基’并无‘长生鸟，凤凰’之义。英语的形容词构形后缀-y来自古英语的-ig（当即古汉语的其*gi），-y同时也是现代英语抽象名词词尾。古英语fenix相当于*fenig，此即汉语的凤feng。在-ix为-ig的前提下，古英语fen-ix和凤feng（实为fem）的区别仅在鼻音韵尾上：前者缀加的是古英语的名词变格词尾-n、后者缀加的是名词变格词尾-m。这个单词的原始词根*Pu（蒲）在古英语和汉语中都经历了*pu＞fe音转。“更多的与早期腓尼基人有关的线索出现在《亡灵书》中，其中提到了神秘的拜努鸟或凤凰鸟。‘神的战船是按照我（瑞-阿图姆）的吩咐建造的。我现在知道了那上面伟大的神的名字。我是监督他们所有决定的赫利奥波利斯的凤凰大鸟（埃及语为benu，即拜努）。’”（戴维?罗尔《传说文明的起源》P393）拜努鸟Benu-bird之简ben相当于汉语的凤。第十九王朝法老埃尔涅弗墓壁画上传说中的凤凰鸟是一只头顶太阳，具有长长细腿的颧鸟。金文之“彝”就是一只被双手捧着、翅膀上系着丝带并发出叫声的颧鸟，它成为后来中国文化中的仙鹤。汉语的父fu也是由*pu音转来的，古英语f?der的词根f?可能源自*pu而非pa。汉语-m尾和英语-n尾的对应还表现在“风”字上。风fēng方戎切（帮母东韵）、fèng方凤切（帮母送韵），英语为wind；其共同词根为*bu（或*pu）。*bu（或*pu）缀加名词变格词尾-m后之*bum（或*pum）在汉语中最终演变成feng（bu或pu＞fe、-m＞-ng），*bu缀加名词变格词尾-n后之*bun在英语中演变成wind（-nd可视为-n，b＞w、u＞i）。*bur（或*pur）缀加形容词变格词尾-an之*buran（或*puran）即高丽语之孛缆‘风’、楚语之飞廉。《楚辞》中的“飞廉”——风伯——即高丽语之孛缆。
高昌壁为汉人所筑的军垒，其中的壁当作“军垒”讲。壁bì北激切（帮锡）‘墙壁；军垒；陡峭如墙的山崖’，越南语bích。高昌壁之壁并非指高昌陡峭如壁，而是军垒之意。军垒之壁和古英语wīc相对应。古英语wīc‘wick，town，hamlet，市镇，村庄’和古英语wāg‘墙壁’同源。古英语wīc、wāg的词尾音转为i后即是汉语的围。围从囗从韦，囗表义、韦表音，其中的囗应是城郭。公元916年迭剌（即铁勒或狄王）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国号契丹（突厥文先作K?tań姬国、奚国，后作K?tay姬氏、奚氏），两年后建都皇都（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947年改国号为辽（983-1066年间曾重称契丹），改皇都为上京。麦哈黑尔所记的中国京都散达比尔Sandābil城当即此城。散达比尔Sandābil中，San为汗can之音转或上之音转；dā即都；bil即喀布尔Kābul、伊斯坦布尔Istanbul之bul、梵语之pur义为城；散达比尔Sandābil意为汗都城（即皇都）、上都城（即上京）。散达比尔Sandābil之-bil即汉语军垒义之壁、古诺斯语b?r、拉丁语之-ple。
军垒义的壁与堡有关。古英beorgan‘保护，保卫’之beo即汉语的保。保bǎo博抱切，和堡完全同音，越南语皆为b?o，保通“堡”有小城义，保之“守卫，保护”义当出自“堡”的防卫功能。Beorg-显然和法语bourg‘堡’、德语burg‘城堡，堡’（英语fort‘堡’）相关联，它的“保护，保卫”义和汉语一样都出自“堡”。从德语burg这个单词可以看出“堡”出自蒲类*Pur（后缀-g即焉耆Argi之-gi，为族名后缀。波斯语的arg意为城堡，该城堡显然和德语burg同源：bu→wu→a）。“堡”的最初形式为西欧古代的湖上建筑。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了湖上居民的习俗，当时美伽巴佐斯Megabazus曾试图强行把湖上的居民迁移出去。“他们是这样地居住在湖上的。在湖中心的地方有一个绑扎在高柱上面的板台，从陆地上有一个狭窄的板桥通到那里去。支着板台的柱子是全体部落居民在古昔的时候共同建立起来的，但是后来他们作了这样的一个规定，来安设湖上的柱子。原来木柱是从欧尔倍洛司Orbelus山取得的，每一个结婚的男子都要为他所娶的每一名妇女从那里取三根木柱；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许多妻子。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板台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住的一间小屋，而每个人在板台上都有一个通到下面湖里去的坠门。为了不使小孩子掉到湖里去，他们用绳子系住孩子的脚。他们用鱼来喂马和他们的驮兽，他们有这样多的鱼，以致一个人只要打开他的坠门把一个空篮子用绳子放到湖里去，不大的时光他便把满篮子的鱼曳上来了。那里的鱼有两种：一种叫做‘帕普拉克司’，一种叫做‘提隆’。”（《历史》卷五16）这个板台就是一个人造小岛。梵语Pura（蒲类）同时也有“岛屿”义，马来语的pūlo‘岛’亦出自蒲（濮）。西欧古代湖上建筑的主人应是和水有关联的蒲类、濮人。古代城市从广义的意义上讲就是一座被城墙和护城河包围起来的小岛。蒲氏在湖上建筑上生活的习惯，使它引申成拉丁语的portus‘港口’（＞古英语port‘harbor
town港口城市’）、porta‘door门’（＞古英语port‘gate大门’）和汉语的泊bó（并铎；越南语b?c）‘停船靠岸’。
英国地名中的-by尾来自古诺斯语b?r‘采邑，市镇’。古北欧语的[by:r]‘采地，市镇’在古英语中作bir、bur、by。该词尾相当于拉丁语的-ple‘堡’，希腊语的polis‘城市’，梵语之-pura/-puri/-pur‘城市’（演变成白沙瓦Pershāwar之-war），德语burg‘堡’、法语bourg‘堡’、英语fort‘堡’、匈牙利语vár‘堡’，喀布尔kābul、伊斯坦布尔Istanbul之-bul，突厥语之bālik（汗八里Khān
bālik即今之北京）和汉语的“堡”。它们都源自蒲类*Puri。古英语būr的词义退缩为“村舍，小屋，住处，货栈”，当与日耳曼人将蒲类*Puri变成了boor‘农民（农奴）’有关。布龙菲尔德称“在哈姆雷特的著名演说里，bourne的原意是‘界限’，可是现代读者没有看懂这段文字，把bourne当作‘领域’讲了。”（《语言论》27.6）bourne的词根bour当即bur‘采地，市镇’。由‘采地，市镇’引申出‘领域’义是很自然的，bourne当应作‘领域’讲。
weall在读音上和围wei相近，从意义和读音上看应是汉语之垣。垣yuán雨元切（于母元韵），矮墙，也泛指墙、城墙，故旧称省城为省垣。支谦译梵语val为还（匣删、邪仙），译van、vān为桓（匣桓），译var为桓、亘（见嶝）；牟融译va?为洹（于元、匣桓）；于母元韵之垣当与拉丁之val相当。拉丁vallum‘rampart防御土墙’即汉语之垣。中国古代的墙是由土筑成，少有石砌之墙；烧砖砌成之墙在很晚年代才出现。布龙菲尔德称：“德语Wand[vant]专指室内的壁，并不是厚厚的石墙；后者是Mauer['mawer]，系拉丁借词。德语词从语音上看来好像是动词‘缠绕’（英语to
wind）的派生词，德语动词winden（过去式wand），但是词源学者对于这些意义的联系曾经感到茫然失措，直到后来，麦林格尔Meringer指出派生名词最初必然是指枝条编制的涂泥的墙壁。同样，原始日耳曼语*['wajjus]（墙壁），哥特语waddjus，古北欧语veggr，古英语wāg，现在认为起源于当‘缠绕，编织’讲的动词的派生。”（《语言论》24.3）古英语wāg即汉语的壁，古英语wīc是其派生词。布氏认为：“原始日耳曼语*['tu:naz]（篱，围墙）（德语Zaun仍然是这个语义）＞英语town（市镇）”（《语言论》24.2）古英语wāg、wīc、wefan‘weave编织’与汉语的“壁”“围”“纬”“编”确实是一组同源词。中国板筑的墙壁与“编织”无涉，农村草房的墙壁勉强与“编织”有关。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川西坝子仍随处可见这样的土墙。这种墙壁是先将用“迷条”编制的栅栏安在木桩上，然后涂上拌有头发丝和麦杆（或谷杆）节的泥巴。壁和编的关系是间接的、不明显的，壁并不出自编，而是出自蒲。壁、围都和蒲类*Puri有关，是他们发明的。房子的名称亦指向蒲类*Puri。汉语冖mi、宀mian是木结构房子的最初造型。在楚河流域、伊塞克湖谷地以及七河流域东部的乌孙定居地发现了泥砖住房“皮塞pisé”。m-与p-同为重唇，在汉语中存在音转，mi即pi也。冖、宀与蒙古包极为相似。蒙古包的椽子叫乌尼亚，墙叫哈拉，两个名称都与乌夷有关。西奈字母□，象形“房屋”，简化为腓尼基字母，然后演变为希腊字母?（bêta）和拉丁字母B。拉丁字母Bb表达的是西奈和腓尼基的房屋。这个读音与汉语冖密读音同源。bêta之读音清楚地表明了其发明者的身份。汉语的房fang之古音是旁pang，是由pa缀加名词变格词尾-m而来。房与par人有关。犹如国是家的扩大一样，邦bang也是房fang的扩大。邦、房的读音指向蒲类。蕃是方、邦的音转，其读音bō寓示着房出自蒲。
李赋宁《英语史》认为古英语?easter‘town城镇’出自拉丁语castra‘camp军队的营帐’。?easter中的-ster为主动者后缀，?easter、castra意即姬者或夏者。按索绪尔的说法，中世纪英语的ea是闭e；?ea即是?e。这个单词的词根?ea/ca实即亚洲、欧洲地名中常见后缀-ci/ka。支谦将梵语ci译为支（照支）、支谶译为震，月支的支可还原为ci；月支即月氏，支ci即氏也。ci同样可音转为市。由于匈奴夏（ka）后氏以穹庐为家，于是夏氏遂成为帐（类似穹庐）之专名。拉丁语之castra、英语之camp和汉语的帐皆源自夏氏。英语之camp即汉语的帐。在英国南部地名中，古英语?easter演变为现代英语-chester，如Winchester、Dorchester、Manchester。但在英国北部?easter中的?未发生腭化，读为[ka]（?ea或是拗音[kia]），因此在英国北部地名中，古英语?easter出现为-caster，如Lancaster、Doncaster。见组在英国的腭化情形和中国正相反。在中国，见组在北方有许多字音发生腭化，而在南方方言中却未腭化；英国正相反，南部方言与北部方言相比，有更多字音发生了腭化。如在英国南部地名Greenwich、Woolwich、Sandwich里，古英语wīc‘wick，town，hamlet，市镇，村庄’变为现代英语[wI?]，但是在英国北部和北中部，古英语wīc中的c[k]音没有腭化，仍保持[k]音（Berwick、Warwick）。又如古英语cirice在南部方言中发生腭化，演变成现代英语church[??:?]，但在英国北部方言和苏格兰英语中，却未发生腭化，演变为kirk[k
?:k]。斯拉夫语的地名后缀-斯克sk出自斯基泰Scythia的词根Scy，英语地名后缀-?easter实相当于斯拉夫语的地名后缀-斯克sk。
中古英语的erde‘家乡’源自古英eard‘乡土，本国，家乡’，该词即汉语的国、家、域。从形式看，古英语eard来自古英语?eard‘篱笆，圈地’。中古英语gar?
‘yard院子’来自古诺斯语gar?r‘围场，圈栏’；中古英语?ard、?erd‘yard’来自古英语?eard‘篱笆，圈地’。?ear即汉语的院，-d即汉语的子。院yuàn于线、匣桓，越南语vi?n；汉语的圈、圆、院都出自car‘战车’，是由战车的轮子——轱辘——引申出来的。将“圈地”视为“乡土；家乡”都是可以的。家本身从宀从豕，原本就是养猪的地方，相当于“围场”。?eard可解作“家”。古塞语gar‘地区；国家’；藏文文献称通常称于阗为Li-yül‘李国’，yül即国、域；越南语，国qu?c，家gia，域v?c；安世高译梵语vak为域。汉语国guó古或切（见母德韵），牟融译梵语sak为塞（心母德韵），上古之国为*gak；家jiā古牙切（见麻），上古之家为*ga；域yù雨逼切（于母职韵），上古之域可拟为*g?k。汉语的国、家、域和古塞语gar‘国家’、突厥语gur‘姓’相对应。古塞语gar之声母发生g＞y音变后之yar即是古英eard的词根ear。古塞语gar经同样音转而成为突厥语的il‘国家；政权’。
和田塞语的kamtha‘城市’直接出自camp‘军队的营帐’。在于阗语文献《钢和泰残卷》中一份被考订为公元925年的于阗出使沙州使臣书写的文稿中，记有所谓西州地区的城镇伊州城jcu kamtha（和田塞语的‘八里’badaika即突厥语的‘八里’balik‘城’，和田塞语的nāma意为‘名字’）、焉耆城arginvabisa
kamtha（Argi为古代焉耆语对焉耆的称呼，后缀-nvabisa大概相当于梵语nava-pura‘新城’）。稍后时期的《世界境域志》（著于982-983年间）记载了九姓乌古斯toguz
oghuz的重镇有：中国城Jinanikath/chinanikath（即高昌，为九姓乌古斯国的首都）、北庭Panjikath、交河S.That、哈密K.H.mud（哈密Oamul/Oam?l/Oomul即乌靡也）、伊犁等。古代中亚两河间地上索格地亚那Sogdiana地区的皇城马拉坎达Maracanda今名叫撒马尔罕Samarkand,其名称中的后缀-canda演变成了伊兰语的k?nt‘城市’和突厥语的kand‘城市’。俱战提/苦盏Khojand之-jand为kand之音转，Khojand意为Kho（和/胡）城。巴米扬Bāmīyān是从梵语形式梵衍那*Bāmiyana、中世纪波斯语Bāmīkān演变而来，中世纪波斯语后缀kān可视为-canda之简，巴米扬Bāmīyān即巴人（或靡）城（国）。居鲁士Cyrus在靠近锡尔河处所筑的居鲁士城，希腊人称之为西罗波利斯Cyropolis，当地人称之为西瑞斯卡塔Cyreschata，意思都是居鲁士城，-chata卡塔=希腊语-polis‘城市’。该chata实即欧洲语言中的city‘市，城市，都市’，它演变成中古波斯语的kath‘城市’、在梵语中变成了de?a‘国家，地区’（de?a为*daca之音转）。劳费尔称：“《太平寰宇记》（卷185，第19页）提到四个波斯地理名称，但尚未鉴别出是何地方。第一个是城名‘褐婆竭’，Hat（r，l）bwa-giat。头两个字Harbwa等于古波斯的Haraiva（巴比伦尼亚语Hariva），阿维斯塔语Haraēva，帕拉菲语（Pahlavi）Harēw，亚美尼亚语Hrew，——现代的哈烈（Herat）。第三个字的意义是‘城’。”古波斯语Haraiva、巴比伦尼亚语Hariva、阿维斯塔语Haraēva存在ai：i：aē之对应。下面的梵语音节被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师译作“婆”：（o）pa（支谶），（v）pa、bi、（v）va、va（支谦），（v）pā（牟融），bha、bhā、ma（竺律炎），（v）vat（安世高）。这些音节中均不带介音-w-。“婆”直接可复原为va。如果此va为ca之音转，那么Haraiva可还原为Harāca，其义为“夏王”。群母月韵之竭和下列梵语音节相对应：gat（v）、gadh、gar（支谶），gad、kar（支谦），ghāt（康僧铠）。康僧铠译kar为羯（见月）。gar在古塞语中义为“国家，地区”，作为“城”讲的“竭”所对应的当是波斯语的kath。汉语译音中令劳费尔难以接受的多出的-k尾，解释起来并不难。“‘木鹿’二字是安息（《后汉书》卷116，第8页）东边疆上的一个城名，被证明和波斯古经里的Mouru（Muru，Merw）为同一字。究竟这在历史上是否正确，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从历史观点看，这种鉴定也许是正确的；但从语音学观点来看，就难以接受了；因为‘木鹿’相当于古代的Muk-luk，Mug-ruk，Bug-luk，Bug-rug，从这些音也许可以还原为Bux-rux。”竺律炎译梵语muk为木（明屋），以“木”对译mur不存在任何问题，麻烦的是鹿*ruk所多出的词尾-k。汉语译音字“印度”与伊朗语的Hindu相比亦多出了个词尾-k。季羡林认为“印度”一名来源于龟兹语Indak（a）。这个多出的词尾无外乎是城、国、家或氏或苏美尔语地之简。支谶译梵语ke、支谦译梵语ci为支；月支=月氏，此支即汉语的氏。梵语kir（支谦）、k?i（安世高）、khya（康僧铠）、g?（支谶）、gni（昙果）、gha（支谦）、ghi（康僧铠）、jī（安世高）、je（支谶）被对译成汉语的祇（群支、章支）。陆德明《经典释文》：“天曰神，地曰祇。”地祇之祇当即苏美尔语的ki‘地’
阿提卡Attikí，《历史》作Attica，为古希腊东南部的半岛，约在公元前8世纪建立了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即雅典城邦。Attikí、Attica中-kí与-ca构成语音交替。腓尼基Phoenicia中的-ci，迦太基Carthage/Carthago中的-ge/go，伊比利亚Ibérica半岛、阿非利加Africa之-ca，屈霜你迦国ku?ā?ika、货利习弥伽国*Hori?mīka、磔迦国?akka、驮那羯磔迦Dhānyaka?aka中的-ka，跋禄迦国Bālukā或Vālukā中的-kā，钵罗耶伽国Prayāga、迦陵伽国Kali?ga中的-ga，苏美尔的古老城邦乌鲁克Uruk中的-k（Uruk或即Urak乌王或为乌落，可能是*Orus俄罗斯Russia的原型），古希腊Phenic‘腓尼基’、古拉丁语布匿Punic中的-c，巴尔赫
Balkh中的-kh，都是同一性质的后缀。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巴基斯坦Pakistan中-stan前的音节-kh、-ki，“米地克草”????????????（mēdikē poa）也就是苜宿中的-kē（象是属格词尾），“米地克苹果”medic apple、?????????????（mēlon
mēdikon）也就是香櫞中的-c，释为苏美尔语的ki‘地’最为适宜。
古英语camp‘battle战斗’的词源并非拉丁语campus‘field田地’。“田地”演变成“战斗”让人不可理解。作开阔大草原讲的campi当即汉语的敞（chǎng昌两切，穿养，“宽广”），高昌或应解作高而敞。Campi成为地名坎帕尼亚Campania，香槟Champagne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梵语的Campā被音译为占婆，古英语的camp当即汉语的战、争、仗，它和拉丁语的campus‘田地’无涉。占zhān职廉切（照盐）、zhàn，越南语chiêm、chi?m；战zhàn之膳切（照腺），越南语chi?n；争zhēng侧茎切（庄耕）、zhèng侧迸切（庄诤），越南语tranh、tránh；帐zhàng知亮切（知漾），越南语tr??ng、tr??ng；仗zhàng直两切（澄养）、直亮切（澄漾），越南语tr??ng。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师通常将梵语c-译为照母，如梵语cam被昙果译为占（照盐）、被支谦译为瞻（照盐）、薝（照盐）；偶尔译为庄母，如支谦译梵语ci为甾（庄之、清咍）；个别译为喻母，如支谦将梵语cam译为阎（喻盐）；未见译为知组字。但梵语j-母中有一例译为彻母：竺律炎将梵语jām译为讇（彻琰），这表明梵语的c组音还是个别地通汉语的知组音。champion['??mpj?n]‘战士，冠军’＜中古英语champion＜古法语champion＜中世纪拉丁campio‘gladiator古罗马的斗剑士’＜campus‘field，camp田地，营地’。古拉丁语作camp‘营地’解的campus相当于汉语的帐，汉语的营亦源于此。营yíng（喻清），‘围绕而居；军营，军垒’；越南语营dinh、doanh，城thành，市th?，，镇tr?n。英语town、凯尔特语-don、匈奴语-遁、汉语屯、中亚-tan、-stan、梵语sthāna的初义可能都是指营房、军营的‘围绕而居’。原始日耳曼*[tu:naz]‘篱，围墙’（德语Zaun仍然是这个语义）则源自古代军营四周扎有木栅栏或筑有围墙。
现代英语的dragon‘龙’和现代汉语的龙lóng怎么看都不像，两者的差异太大，但它们却是一对同源词。
dragon‘龙’中的dr相当于汉语的来母。支谶译梵语（v）tri?为来母之“利”，康僧铠译trey为来母之“勒”，支谶将梵语dra译为来母之“罗”，梵语的dr、tr可对译成汉语的来母。马迦特考证，在兴都库什山以北的佛教徒中dr有发音转化为l的情况；这一情况与汉语以来母对译梵语?、?以及tr、dr相当。在英语father与汉语“父亲”fùqīn的对应中，汉语的u元音与英语的a元音相对应。金尼阁以字母g来表示汉语的疑母ng，这表明在金尼阁时代，西方字母g的音值可能是[?]。古英语bringan‘bring带来，拿来’为动词不定式，brōhte为第一、三人称单数过去式，brōhtest为第二人称单数过去式，brōhton为各人称复数过去式，?ebrōht为过去分词；现代英语中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均是brought。bring-和brōh-相比较不仅词干元音发生改变，而且词尾也发生了改变，形成i和ō相对应、ng和h相对应。ng＞h相当于疑母ng之鱼在厦门话中读为h-。古英语dragan‘to
draw拉，拖’、第一、三人称单数过去时drōh、复数过去时drōgon、过去分词dragen；该词中存在词尾-g和词尾-h的对应。古汉语中疑母和见母的关系异常密切，在中古汉语中，它们同属舌根音见组。在现代日语中g-和ng-可以自由变读。古英语单词中间和词末的h在中古英语中变为?，现代标记为不发音的gh。按现代英语的标写，bring和它的过去式brought之间存在ng：gh对应。英语的-g尾可以和汉语的-ng尾相对应。drag-与lung相对应。
英语dragon与威尔士语draig相比较，可知dragon中的-on应是词尾；这个词尾可能是古英语形容词变格词尾-an。英语dragon从形式上看与藏文?brug‘龙’相类似。以现代英语的眼光来看dragon不能象藏语?brug‘龙’分解为?b-rug一样分解为d-rag-on，因为?b可视为是词根rug的前加字而d-并不是现代英语的前缀。藏文?brug‘龙’又作ɡlu虬，ɡlu当是lu-ɡ的换位。龙在现代拉萨藏语中读为t?u132/lu55，前者源于?b-rug，是经br＞t?音转而来；后者出自ɡlu。古英语draca和梵语nāga‘龙’的比较，表明draca中的d-为前缀。《左传?襄公十年》“会吴子寿梦也。”《正义》引服虔云：“寿，发声。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寿梦，一言也。”俞敏将“寿”看成是添加字d-，如此英语dragon中的d-和-on当是前添加字和后添加字；英语的前添加字d和吴语的前添加字寿就是同一个添加字。吴语虽“数语共成一言”，但其单词的基本词根和周姬语言应是相同的。“于越”之“于”，“句吴”之“句”当即上古汉语的“有-”。由于吴语“数语共成一言”当是多音节语言，但现代吴语见不到这个特征，其前添加字和后添加字已消失殆尽。“寿梦”中的发声字“寿”的作用是使动词“梦”名词化，它相当于英语的专名标记——所谓的定冠词the；可以说吴语的发声词“寿”就是英语的定冠词the。dragon中的d当是the之简。纽约人常常把‘the，this，that’中的[?]发成‘de，dis，dat’中的[d]；de中的e脱落后就是d，d音转为s就成为寿。斯奇提亚Scythia、苏格兰人Scot、色雷斯人Skudra中的s-和色雷斯Thrace中的Th-可能都是姬语的定冠词the/寿。dragon意即The
ragon。犹如龙袍是中国皇帝的御用品，The ragon的词根rag被引申为拉格什的卢伽尔Lugal、古罗马的勒克斯rex、凯尔特-日耳曼的ric、梵语的rāja。
。英语dragon‘龙’也表明来母为r-。英语dragon和汉语“龙”的同源表明汉语来母字中有一部分出自复辅音dr-。龙lóng力钟切（来钟）、chǒng通“宠”，《诗?小雅?蓼萧》：“既见君子，为龙为光。”又《商颂?长发》：“何天之龙”笺：“龙当作宠。宠，荣名之谓。”宠chǒng丑陇切（彻肿），越南语s?ng；宠从龙得声，龙的声母当即英语的dr。*dr-不仅在汉语中音转为来母，在英语中同样也转换为l。例证为长。长和龙在语音上亦是有联系的；甲骨文的龙具有长长的身躯，因此上古汉语以龙指长。长cháng直良切（澄阳）、越南语tr??ng、tràng，zhǎng知丈切（知养）、越南语tr??ng；支谶将梵语dra译为坻（chí澄脂、zhǐ照纸、dǐ端荠）；“长”的上古音为*drang、*drong。长*drang/*drong的声母dr-在古英语中亦音转为来母，因此“长”在古英语中以lang/long的形式出现。部分来母字出自dr造成了来母和定母的相混。“目前安徽的吴语方言中定母最常见的形式是hl-……定母字在闽北建阳、湖南益阳今读l母常见，湖南乡话‘读’lu、‘田’l?，勉瑶‘惰’lwei6、田li?2，壮语‘洞、铜’lu?，古汉越语‘舵’lai5，都表明这些词还有单读l的。”定母和来母的相混，当与部分来母字出自dr-有关。
古英语dragan‘draw拉’，该词和dragon‘龙’极其相似。dragon一词中dr相当于汉语的l-，dragan之词根dra即汉语的la拉。古英语dragan和汉语的拉是同源词。dragon的前缀d可视为是由古英语的定冠词?e演变来的，比较藏文klu‘龙’、突厥语借词龙lū、luη、蒙古语luu‘龙’，英语dragon的词根当是rag或ra。古英语dragan的词根drag经g＞w音变成为现代英语的draw；drag在汉语中经拽的本音yè则是drag经dr＞y、g＞i，yai＞ye变来的（抴yè羊列切，喻母薛韵；为拽的本字。拽，越南语读音为du?）。拽的口语音zhuài表明拽的声母曾是dr。虽然“抓”zhūa是由zhāo之a、o换位而来，但拽zhuài并不出自抓，它和英语的drag倒存在密切关系：dr可音转为现代汉语的zh-，-g可音转为-i，将其读为合口就是拽。drag-分化成汉语的拖、拉。拖tuō透箇，?à；拉lā卢合切（来合），l?p。古英语中的-ng：-ht对应可以指引我们找到更多的汉英同源词。古英语?oht‘thought思想’＞中古英语南部方言?o?t，古英语?oht即汉语的思、想。思sī息兹切（心之）、sì相吏切（心志），越南语t?；想xiǎng息两切（心养），越南语t??ng。原始姬语的思为*?u，缀加后缀-ht（即ght）成为古英语的?oht‘thought思想’；缀加后缀-ng（仿照bring-：brōht-）之*?ung经?＞s、u＞a和心母的腭化成为现代汉语的想xiǎng，经?＞t、u＞??成为越南语的t??ng‘想’。
s-为古英语前缀（前加字）的有力证据是spear‘矛’这个单词。李赋宁《英语史》认为OE.pīl‘尖头棍’出自拉丁pilum‘javelin标枪’。‘尖头棍’是比‘标枪’更为广泛的概念，似乎应在‘标枪’之前就已产生。汉语的铍pī（滂支，越南语为phi）指剑属兵器，在方言中则指大矛。《方言九》：“锬谓之铍”注：“今江东呼大矛为铍。”矛和标枪的区别不大，都是经过特别加工、又直又尖的‘尖头棍’。如果说英语之pīl‘尖头棍’借自拉丁语pilum‘标枪’的话，中国江东呼大矛为铍则与拉丁语pilum‘标枪’毫无关系。pi/pil‘矛，尖头棍’当是存在于原始姬语的词汇，它表明矛、标枪出自pi/pu人。汉语的矛mao和铍pi存在关联，皆源自蒲类（濮人）。蒲类*puri＞*pur＞英语pīl‘尖头棍’、汉语铍pī‘大矛’、拉丁语‘标枪’pilum/Pila；蒲类*puri＞日耳曼语fra（日耳曼人短矛framea‘夫拉矛’的词根，其后缀-mea当即汉语的矛）；蒲类*puri＞蒲*pu＞*mu＞mao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