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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山东礼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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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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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礼节俗、以礼化俗38
3、推本礼意，以称量俗39
第三章 清中期山东礼学52
一、曲阜三孔礼学52
（一）孔继汾礼学52
1、孔继汾生平与《家仪》之祸52
2、《孔氏家仪》对“官礼”之议53
3、《丧服表》与《殇服表》55
4 、《劻仪纠谬集》与“家礼商榷”56
（二）孔广林礼学57
1、礼经臆测58
2、服制与明堂理论63
3、禘袷觿解67
（三）孔广森礼学69
1、孔广森生平69
2、校注精深《大戴补注》70
3、诸礼杂义《礼学卮言》71
二、郝懿行礼学73
（一）郝懿行生平73
（二）对《礼记》与郑注评析74
三、王筠《礼记读存》77
第四章 清末山东礼学80
一、王渐鸿礼学80
（一）王渐鸿生平80
（二）《明堂礼制考》以图辨析，对比清厘80
（三）《三礼条辨》以经证经86
（四）熟通三礼，补证《乡党图考》88
（一）王守训生平90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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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守训礼学90
算》 .93 3
（一）孔广牧生平93
（二）详善精密《礼记天算释》94
（一）宋书升生平97
（二）中西历法，释义《夏小正》98
一、清代山东礼学的派系渊源错
二、清代山东礼学的历史地位错
主要参考文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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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诗文集汇编》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中最大的文献整理项目，以宣扬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社会阅读需求、策应正在开展的清史纂修为宗旨。&
自清立国迄民国成立之间的二百六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也是对中国现代影响最大的历史时代，曾经产生了数量庞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学术、文学、艺术名家，创造了传统文化的灿烂篇章，遗留下来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个人诗文集，包含的文史资料极为丰富，既是今天有待整理总结的重要内容，又是史家修史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
2004年4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发起，以北大的藏书为主，选择在清代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具有史料、文学价值的个人诗文集3000种（后扩大为4000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大型影印丛书《清别集丛刊》（后来戴逸先生定名为《清代诗文集汇编》），随即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申请列入清史工程的文献整理项目。&
同年6月，戴逸先生对两家意向给予热情支持，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加入合作。北大随即在原编《馆藏清别集3183种目录》基础上，再编《人大馆藏清人别集1541种目录》，又进而编纂《北大、人大、科学院三家藏清人别集7189种目录》，均上报文献组。&
7月，北大图书馆、人大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向清史编委会报送了编纂出版情况的报告以及编辑出版方案。方案分为十项：一是编辑出版的目的和意义，二是编辑出版的条件，三是编辑出版的总体设想，四是编辑委员会的组成，五是编辑方案，包括选目的标准和编制，六是出版样式，七是底本拍摄，八是出版印刷，九是发行，十是资金运作。&
9月底北大开始初选工作，计划在现存40000余种清别集中，首先筛选出4000种以上，作为待选书目。这一工作量很大，包括调查国内现存的清代诗文集，核对北大、人大、科学院所藏书，核对《四库全书》与《续修四库全书》等丛书。选目包括每一种书的书名、卷数、作者、版本、批校题跋情况、册数、藏家、书号，以及需要说明的各类情况。初选结果共计6000多种。选目数量偏多的原因，主要是怕遗漏，相互比较不好权衡。&
11月，三家与清史编委会签订了编辑出版《清代诗文集汇编》意向书。12月，三家与清史编委会签订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文献整理类项目申报书》。北大承担编纂选目，人大承担编写作者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出版发行。&
2005年1月成立《清代诗文集汇编》编委会，戴逸先生提议，请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担任主编，请北京大学何芳川原副校长担任副主编。在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戴逸先生指出，《清代诗文集汇编》规模宏大，预计所收文集3000种以上，总字数逾六亿字，总册数逾800册，大体相当于一部《四库全书》。许多人没有见到过清人诗文集的全貌，我们这次大规模地把它整理、影印，公之于世，让大家看到这3000多种诗文集，对学术界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也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有重大的意义。&
会后，北大对初选书目作了进一步汇总，筛选出4000余种，作为待选书目。3月，按文献组要求报送为第一阶段成果，同时征求意见。6月，前半部分1350种选目拟定稿完成，再次征求意见。&
23、24日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清代诗文集汇编》前半部分选目定稿研讨会”。戴逸先生、纪宝成校长、何芳川原副校长及来自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二十余人出席了会议。对北大卓有成效的工作感到满意和高兴。会议对前半部分选目中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进行了反复地讨论，对拟定稿给予了较高评价，普遍认为比第一次征求意见稿有极大改进。傅璇琮先生认为前半部分的选目，不但在数量上显得充实，而且在作者的区域分布上，也比较均衡全面，对于今后学术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大家也对拟定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一致原则通过了拟定稿。戴逸先生最后强调，编纂清史是国家工程，《清代诗文集汇编》项目是清史工程中最大的、投资最多的文献整理项目，要非常重视质量，对国家工程负责。&
7、8月间，北大又根据戴逸先生的意见，改变原来除了版本欠佳或残缺不全者外，排除《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己收书的做法，采取择优收入、更换版本的方针。同时，为了更好地配合清史纂修，将凡列名《清史列传》人物的著作，不论篇幅多少，全部收入，以至选目中所用北大藏书的数量降到了50%以下。修订和调整获得广泛好评，戴逸先生高兴地说，北大那么丰富的藏书，尚不及选目的一半，可见这套丛书的价值之高！&
此后，由于各种原因，项目工作未能正常开展，处于停滞状态。&
2007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拍摄前半选目的底本，北大则在经过半年的初选之后，于6月开始集中人员，研讨确定后半选目。8月完成后半选目2794种征求意见稿，寄送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同时开始核对作者的生卒年，调整拟定稿粗排的各书顺序。并在前半1350种选目基础上，继续修订为1306种选目。有关改动如下：&
1、2007年6月，文献组送来新编清史文苑传、学术传的传主名单，据以补入原来未收的传主的诗文集，因而增加25种书。&
2、删去上海古籍出版社征集底本确实困难的书，以及内容与他书重复的书，个别误选的书，共删掉69种书。&
3、对前半选目的顺序作了若干必要调整。&
4、对原有条目作了少量改动，如有十种书存在原作两种书，实为一种书的情况，因而合并为五种书。又如有一种书系祖孙三代之丛书，则拆为三种书。&
5、书名、版本正误，如原《萤窗草堂集》，纠正为《萤窗草集》。原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纠正为清木活字印本等。&
9月28日，后半部分选目定稿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主编纪宝成校长、清史编委会成崇德副主任，与来自清史编委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二十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戴逸先生发表了书面意见。&
经过与会专家慎重讨论，一致认为：前1306种已在2005年6月定稿研讨会上通过定稿；后2764种于2005年6月以前，已经在3468种选目稿中征求过专家意见，2007年8月又单独编成2794种选目稿，再次征求过专家意见，此次的拟定稿已经是第三次征求专家意见。因此，拟定稿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意见方面已经做得比较充分。与初选目比较，拟定稿调整幅度较大，增补选目近四百种之多。增加的选目，多为督抚以上高官和有特殊经历者，及经济、文化、艺术、科技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士，适当照顾民族、出身和女性作者，着眼点在于诗文集的文献史料价值，在内容上显得更为充实、丰富，更符合反映清代诗文总体面貌的要求。拟定稿囊括全面，遴选得当，不仅数量繁富，重要人物或代表性作家网罗殆尽，且收有清中后期不少稀为人知的诗文集，广泛收录抄本、稿本等珍稀版本，同时兼顾各地收藏单位。拟定稿中收入的4000余种诗文集均为珍贵资料，对清史研究极有参考价值。原则通过了拟定稿，并要求根据研讨会上专家提出的具体意见，对选目进行最后的完善。&
《清代诗文集汇编》的编纂选目工作于2007年10月最终完成，共计选目4058种。自2004年5月始，历时三年有余。2007年12月通过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文献整理类项目的结项。&
回顾《清代诗文集汇编》的编纂选目工作，确有一些值得记取、总结和曾经颇费思量的问题，略述如下：&
&1、《清代诗文集汇编》选目共计4058种，收入作者3429人，其中进士1370人，约占总人数的39.95%。举人669人，占总人数的19.51%。诸生、监生（贡生）等957人，占总人数的20.7%。女子40人，僧19人,道士朱福田1人，其它（包括皇帝、宗室、世袭、捐官、无功名者等）374人，列名《清史列传》826人，列名《清史稿》840人（《清史稿》与《清史列传》有重复）。收书按照作者出生年代的先后为顺序。同一作者的著作，则按作品完成时间的先后为顺序。后人的补遗类著作，排在原作者的相应著作之后。目录和索引单独成册。基本反映了清代作家和诗文的总体面貌，可以说是对《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最重要的补充。&
2、《清代诗文集汇编》全书固定为八百册，篇幅约在100万至120万影印叶之间，清别集的篇幅未如预想之大，因而收书超过4000种。最后的种数，将根据800册的容量确定。会有部分选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时征集不到底本。也会有部分选目，将在审看底本过程中修改和调整，个别书会增加或删除。目前弥补不了的遗憾之处，以后可以通过出版续辑来解决。&
3、多方合作的大型项目和个人的学术论着不同，既要贯彻提倡创见、鼓励争论的学术原则，又要有最终决断的程序保证，这是大型项目运作的历史经验。因此编纂选目工作从开始就确定了一条：遇到难于统一意见的问题，最后尊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的意见。并在编纂选目的前后两个阶段，都将有关问题集中起来，专门请教戴逸先生。从项目的运作过程看，这一条保证了编纂选目的顺利进行和最后完成。&
4、清初的南明、明遗民作品如何收？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以人为本”，认为南明、明遗民作者不承认清政权，他们不是清人，因此作品不应该收。二是以时代划线，认为反清社会群体的存在，是清初的时代特色，因此南明、明遗民的作品应该收。日戴逸先生指教：入清一、二年即卒者可不收，如黄道周、史可法。入清较长时间后卒世者要收，可以考虑收入清十年以上者，断在顺治十年以后，如黄宗羲应该收，入清以后东西很多。遂确定：鉴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的历史时代界定，原则上卒于清顺治十年之前的明末人，包括一些入清后没有事迹和集子以明代作品为主者，不收。其后，不论政治态度，皆收。&
5、清末到民国初年人物的作品如何收？清代止于1911年，但是收书不宜嘎然而止，那么向后延长到何时？十年前《续修四库全书》编纂时也遇到同样问题，当时反复斟酌的结果是向后延长20年，具体地说，是收到马其昶()为止。经验证明是恰当的。遂决定继续遵循这一标准，选目以作者卒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为原则下限，个别可放宽到1930年，卒于1930年之后者则不收。例外的是新编清史之文苑传、学术传的入传人物，有卒于1930年之后的樊增祥()、朱祖谋()、廖平（）等，最晚为陈三立（），破例皆收。但是与他们同时的其它人的集子，则不收。戴逸先生曾提议收金梁（），因为民国文献集通常不收，终因顾虑金梁时代过晚，未能收入。&
6、《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己经收入的清人别集一千余种是否选收？有一种强烈的意见是不收。但是不收选目会缺少若干重要人物，而且如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不收，只收《初学集补遗》、《有学集补遗》，不便于读者使用。2004年6月戴逸先生指教：《清代诗文集汇编》作为一套完整的丛书，有自己的体系，清代的大家不能缺。比如清初的顾、黄、王。如果没有这些大家，这套丛书的价值就降低了。但是在选书和选择版本上，应该具有我们的特色，要收好的本子，收原本，收全本。避免重复出版是要避免简单的重复。从而扭转了此前不收《四库全书》等书已收书的方针，遂确定：作为自成体系的完整丛书，将清代的大家、名家、重要人物和比较重要的人物尽数收入。对于《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己收的作者著作，依然选收，注意在选书和选择版本上具有特色。同时，注重收入后人编辑的补遗类著作，以求为研究和阅读提供更全面的文献资料。&
7、清代初期诗文集少，中期由于文化发展，加之乾隆以后文字狱放松，文集增多，清后期文集尤多。考虑到今后还可能出续辑，编纂选目是否尽量多收清代初期中期的，留一部分后期的给将来的续辑？抑或清初、清中、清末在数量上平均收？戴逸先生指教：文集用处比较大，与现实关系密切，要早，中，晚平均收，即使出续辑也可以重新平均收。遂确定：对于清初、清中、清末三个时期的诗文集，选目在数量上均衡收入。&
8、前辈学者编书，很重视书之首，即全书第一种书，认为关系到整套书给人的第一观感，十分慎重，往往反复斟酌挑选。《清代诗文集汇编》选何书为首？也表现着全书的意向、志趣和开篇的气势。开始拟将黄宗羲《南雷文定》，提前于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为第一，但是终觉黄书时代稍晚，不够圆满。专家建议还是选时代早一点的，遂选林古度为第一。&
林古度，字茂之，号那子，别号乳山道士，福建福清人。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卒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长于钱谦益（）。古度无功名，一生居金陵，常言谓其明亡方隐居金陵，不确。传说他嗜客耽吟，远避权要，残毡破榻，读书琅琅，死后三年靠周亮工之助，方得安葬。在明遗民中，年辈最高，贞操介节，为人敬重。方拱干“晤林茂之时年八十五矣”形容是“群奉丈人行，相看若鼎彝”。风传其诗作达数千首，以清新见称，《冬夜》诗有名句云：“无被夜眠牵破絮，浑如孤鹤入芦花”。王士G曾作“长歌赠林茂之先生”云：“一月淹留邀笛步，泥滑天阴春欲暮。山人忽自乳山来，芒鞋访我青溪路。爱君坐君朝爽阁，叙述同游慨今昨。”古度身后诗稿皆托付士G，士G选刻为《林茂之诗选》，仅传二百余首，令人叹惜。今天一般想不到的，是古度中年好刻书。好友曹学缭谒拇ǖ惫倨诩湫闯伞妒裰泄慵恰罚质乓话倭惆司怼Ｍ蚶氖(1618)古度摘取其中记述名胜的章节，在金陵刻印为《蜀中名胜记》三十卷。清乾隆闲编纂《四库全书》，浙江鲍士恭以此本进呈，为史部地理类存目此书底本。今存本八册，藏台北中央图书馆。古度另有《林茂之文草》和《赋草》。此次一并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可以说是对这位三百年前的书籍出版家的纪念。&
9、石达开一类，本人是重要人物，有《石达开遗诗》、《石达开诗钞》、《石达开全集》等，都是民国时期的刻本和铅印本，其中有大量伪作，收不收？戴逸先生指教：石达开不能收，现在只有一首题壁诗，可以证明是真的，流传的诗集中大量作品是假的，因此石达开此类诗作不能收。遂确定：对于包含有大量伪作的重要人物诗文集，选目不予收录。&
10、清帝诗文集占用篇幅很大，有意见认为最好不收。戴逸先生认为；要看是哪一位皇帝，有的很强，如乾隆。他的诗文涉及面很广，比如下雨，比如打仗，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特别是他的诗都有注，注就是具体的史料。作为体例，要收就都收。遂确定：清帝的诗文集皆收入选目。&
11、单独的词集，有意见认为最好不收。具体情况是：①相当一些诗文集中含词，不单独结集。②诗文集内诗、词、文单独结集，有163位作者。③诗集、词集、文集各自单行，版本不同，有35位作者。戴逸先生认为；某一作者的词，同他的诗文作为一个整体，当然要收。重要人物没有诗文，仅有词集，亦当收入。遂确定：选目收词集。&
12、单独的奏议，不属集部。具体情况是：①相当一些诗文集中含奏疏，不单独结集。主要是奏疏的也有，如杨健撰《杨中丞遗稿》。②诗文集内诗、文、奏疏单独结集，有24位作者。③诗集、文集、奏疏各自单行，版本不同，有6位作者，为吴省兰、潘世恩、王茂荫、刘蓉、潘祖荫、宝廷。戴逸先生认为：单行奏议的六位人物很重要，奏议可以收。遂确定：选目注重收《清史稿》、《清史列传》、新编清史文苑传、学术传的入传人物，个别没有诗文集者，则收入奏疏集，以便为新编清史取材提供方便。&
13、单独的函牍，本可不收。具体情况是：①相当一些诗文集中含函牍，不单独结集。②诗文集内诗、文、函牍单独结集，有10位作者。③诗集、文集、函牍集各自单行，版本不同，有3位作者，为范永琪、曾国藩、王先谦。④没有诗文集，只有函牍，有6位作者，为金云门（抄本）、劳崇光（抄本）、徐用仪（稿本）、王文韶（稿本）、赵烈文（稿本）、邵友濂（稿本）。戴逸先生认为：这些独立刻印的函牍，可以看作是文集的一种，应予收入。遂确定：选目收入上述函牍。&
14、收不收今人笺注本？戴逸先生意见：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的钱仲联注不收，其它的今人笺注本也不收。遂确定：今人笺注本，选目一律不收。&
15、收不收今人辑本？戴逸先生认为：今人的辑本，内容还是古人的，可以收入。遂确定：选目收入今人辑本。&
最后要说的是，项目初起的时候，未曾想到工作量如此之大，耗费人力如此之多，过程中会有这么多的困难。回首三年半的工作，我们衷心感谢戴逸先生的教导和支持。衷心感谢主编、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副主编、北京大学何芳川原副校长，在繁重的校务工作中抽出精力协调关系。令人悲痛的是，何芳川原副校长于日突然逝世，未能见到全书的面世。衷心感谢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的陈桦和黄爱平教授对编纂选目工作的鼎力支持，做了大量事务性工作，付出了很大心血。衷心感谢人大图书馆的杨东梁馆长及项目组各位老师，在编写小传的过程中，发现和纠正了选目著录中的一些疏忽和错误。衷心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编辑为出版付出的艰辛劳动。北大参加编纂选目以及拍摄底本工作的各位同仁，也都为项目工作的最终完成付出了长期的辛苦。所希望的，是《清代诗文集汇编》能够在宣扬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社会阅读古籍需求、策应正在开展的清史纂修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附作者简介：&
&&& 沈乃文（1953－－），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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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5-06-22 20:06
&&[第3版 06-22 20:06]
《清代诗文集汇编》序言
　　清代文献整理，系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有清一代，文化发达，学人众多，传世之文献典籍，难以胜计。案之以传统四部分类，则尤以集部为最。据现有书目统计，清人著述总数约为八万种，集部一类即占据其半壁江山，计四万余种。集部文献不仅数量浩瀚，且体裁多样，举凡学术文论、诗词歌赋、传记碑铭、书启奏议，乃至题跋赠序等，诸体皆备，各造其诣；更兼内容广博，可谓囊括经史，牢笼百家，上自天文历法，下至地理山川，大自国政朝章，小至奇闻逸事，旁及文字音韵、典制名物、金石书画、草木虫鱼、名胜古迹，乃至个人情怀、志趣喜好、生活习俗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以今之学科领域观之，则涵盖政治、经济、军事、边疆、民族、科技、教育、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堪称清代社会之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之文化宝藏。
　　然清代诗文集价值虽高，却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利用，迄今整理出版者，数量极为有限，大量原刻本，乃至稿本、抄本、孤本、珍本等，分藏公私各处，查阅不便，保存堪忧。有鉴于此，清史工程开展伊始，编纂委员会即投入巨大人力、财力，用于文献史料之搜集、整理、出版，一则以供清史纂修之需，二则为抢救、保存、弘扬历史文化遗产。而择要汇编有清一代诗文集之宏大计划，亦随之提上日程，并由编纂委员会下属之文献组，着手进行先期筹备工作。
　　2005年1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积极倡议，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主持，三家携手整理出版清代诗文集之设想，经专家学者反复论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批准，得以列入清史纂修工程文献整理重大项目，并定名为《清代诗文集汇编》。初步计划从现存四万余种清人诗文集中，精选三千余种，编成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排列有序而又自成体系之丛书，既为当前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提供足资参考之原始文献资料，亦为后世留存一份珍贵文化遗产。
　　为适应编纂需要，本项目专设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两个子项目组，分别承担诗文集目录编纂和作者小传撰写事宜。为保证学术质量，本项目特别聘请在清史研究、文献整理暨出版等相关领域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及丰富实践经验之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编纂委员会，负责审定总体规划，监督工作进度，检查学术质量等各项工作。数年来，有赖项目组全体成员积极参与，项目编委会各位专家热诚襄助，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大力支持，清代诗文集整理编纂工作卓有成效。沈乃文教授主持之北大图书馆子项目组，杨东梁教授牵头之人大图书馆子项目组，踏踏实实，兢兢业业，无间寒暑，辛勤工作，分别完成诗文集目录编纂和作者小传撰写之任务。项目编委会各位专家，于百忙之中认真审稿，反复讨论，严格把关。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自始至终亲自过问，多方关注，精心指导。文献组陈桦教授、黄爱平教授亦倾注极大精力，全程参与，跟踪管理，协助解决诸多具体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则凭藉多年影印出版古籍之丰富实践经验，独家承担全部扫描拍摄、编辑制作、印刷装订等各项实际工作。如今，《清代诗文集汇编》之整理编纂已然全部完成，总计收录诗文集近四千种，涉及作者三千余人，精装八百巨册。作为项目主编，吾心甚感欣慰，谨此向所有参与、襄助、支持、指导本项目之专家学者致以深挚谢意！然吾之搭档，项目副主编、北京大学原副校长何芳川教授，出师未捷，遽然西归，音容宛在，斯人已逝，每思及此，辄怅然伤怀！惟是项目得以蒇事，老友地下有知，亦当含笑九泉。
　　清代存世典籍汗牛充栋，文献整理任重道远。保存典籍，弘扬文化，乃一代学人志士之神圣使命。吾人得以致力于斯，诚一大幸事，亦为义不容辞之责任。然因水平所限，或有取舍不当乃至遗珠之处，恳望方家指正。惟愿《清代诗文集汇编》之整理出版，既满足国家修史工程之需要，又能唤起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关注文献典籍，重视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精神之发扬和优秀文化之传承贡献力量。
（资料来源：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日）
发表于：15-06-22 20:07
&&[第2版 06-22 20:07]
略论清代诗文集的整理编纂及其价值意义
&&&&&&&&&&&&&&&&&&&&&&
&&&&&&&一&
&&& 在中国历史上，诗文总集的编纂有着悠久的传统。被列入儒家经典的《诗经》，实际上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西汉末年刘向编纂的《楚辞》，则是最早的辞赋总集。真正意义上的诗文总集出现在晋代，即挚虞编纂的《文章流别集》。但该书早已失传，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一般认为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选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由于诗文总集具有网罗放佚，保存文献，删汰繁芜，取精用宏的特点和功用，故而很快得到学人士子的重视，后世踵而继之者，代不乏人，其内容或诗文并举，或各自单行，其范围或囊括前代，或专收一朝，其方式或精选别裁，或求全责备，诗文总集也由此而成为中国古代文献编纂的一种重要形式。举其荦荦大之者，通代诗文总集如明代张溥编纂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断代诗文总集如宋代吕祖谦奉敕编纂的《皇朝文鉴》；诗总集如宋代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文总集如明茅坤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精选者如清王士G编纂的《唐人万首绝句选》、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求全者如清帝敕编的《全唐诗》、《全唐文》，等等。&
&&& 清代学术文化集前代之大成，诗文之盛亦远迈前代。据最新研究统计，清人各种著述总数约计22万种，其中诗文集逾7万种，现存约4万余种，可谓洋洋大观。并且，以本朝人编选本朝诗文总集，在清代也十分盛行。如历康雍乾三帝始编纂完成的官修《皇清文颖》，是清初以来迄于乾隆九年的清文汇编本。乾隆时沈德潜编选的《国朝诗别裁集》（又称《清诗别裁集》），则是一部反映清中叶以前诗歌概貌的选编本。嘉庆以后，有官修《皇清文颖续编》，王昶编纂的《湖海诗传》、《湖海文传》，曾燠辑录的《国朝骈体正宗》和张鸣珂续辑的《国朝骈体正宗续编》，符葆森编选的《国朝诗正雅集》，蔡殿齐编纂的《国朝闺阁诗钞》，李祖陶选辑的《国朝文录》及其《续编》，张应昌编纂的《国朝诗铎》，沈粹芬编选的《国朝文汇》，等等，均为范围不同、宗旨各异的清诗或清文总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自清朝灭亡以来的一百年间，清人的诗文作品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得以整理出版的诗文集数量十分有限。就影印汇编者而言，上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大型丛书《四部丛刊》，以其选目得当、版本精善受到学术界好评，但该书重在宋元旧刻，收录的清人诗文集仅寥寥数十种。80年代以来，随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出版，清人著述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几部与《四库全书》相关的大型丛书，都收录有数量不等的清人著述。其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收录清人诗文集400余种，《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收录100余种，《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收300余种，《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收600余种。若不计其中相互重复的部分，四部大型丛书收录的清人诗文集数量约在1000余种。但即便如此，与现存的清人诗文集总量相比，亦难尽如人意。且清人诗文集在这些综合性丛书中，都只是集部书籍的一部分，其地位和作用并未能得到有效彰显。有鉴于此，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通力合作，联手推出专收有清一代诗文著述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将4000余种清人诗文著述据原版照相影印，并按作者年代先后顺序汇为一编，始自明末清初遗民诗人、出版家林古度《林茂之诗选》和《林茂之文草》、《赋草》，迄于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师培《左庵集》和《左庵外集》、《左庵诗录》、《左庵词录》，凡清代重要作家、作品，具有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的诗文著述，几乎网罗殆尽。全书篇幅约计达4亿字，堪称迄今规模最大的有清一代诗文著述的合集，填补了学术界此前尚无清代断代诗文总集整理出版的空白。&
&&&& &&&&&&&&&&&&&&&&&&&&&&&&&&&&&二&
&&& 《清代诗文集汇编》不仅规模浩大，在编纂方面也多有值得称道之处。&
其一，选目。清代诗文著述流传至今者约计40000余种，要从中选出4000种左右汇编出版，确实颇费斟酌。编者经反复研究讨论，多方征求意见，最终拟定了该书的编纂宗旨，即“主要收录有清一代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化诸方面有一定影响之作家诗文集”[1]。在此基础上，兼顾作者的身份、性别、民族，以及生活年代、分布地域等各个方面，努力编成一部反映清代诗文概貌、代表清代诗文成就、体现清代诗文特色的断代诗文总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为配合当前开展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编者在编选过程中，还特别重视作家的历史地位和作品的史料价值。凡《清史列传》和《清史稿》的入传人物，其诗文著述有传世者，不论篇幅多寡，均全部收录。同时参考新修清史中有关学术、文苑等人物传记的传主名单，尽可能补充收录其诗文著述，努力使书目的遴选更趋完善，内容也更为丰富充实。不仅如此，编纂者还在体例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以奏议为例。单独别行的奏议，一般不属集部，《四库全书总目》即将“诏令奏议”合为一类，隶于史部，并特别援据《汉书．艺文志》将《奏事》一书列于《战国策》与《史记》之间，一并附于《春秋》之下的做法，认为此类“论事之文，当归史部，其证昭然”[2]。而编者考虑到奏议本身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一些在政治上有一定作为和影响的督抚大臣，只有奏议传世，若不加收录，显然不利于保存史料，也不便于开展研究，遂决定予以收录。如晚清时期的王文韶，系咸丰二年（1852）进士，历任湖北按察使、湖南巡抚、云贵总督、直隶总督等地方督抚，官兵部、礼部、户部、吏部侍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入直军机处。曾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疏陈统筹北洋海防，奏办吉林三姓金矿、磁州煤矿，奏设北洋大学堂、铁路学堂、育才馆、俄文馆、西学水师各学堂，筹办京汉铁路，兴修直隶水利等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随慈禧太后西行，参赞统筹中外事务。后任政务处大臣，兼外务部会办大臣、督办路矿大臣，转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其一生“扬历中外，抚湖南者先后七年，督云贵者五年，督直隶者四年，直军机者先后十五年”[3]，堪称晚清政坛上颇有作为和影响的重要人物，《清史列传》和《清史稿》皆列有专传。王文韶所著有《宣南奏议》、《湘抚奏议》、《滇督奏议》、《直督奏议》各若干卷，但这些奏议大多散佚，仅有稿本《函牍存稿》幸存。编者不拘一格，将此类奏议一并收入《汇编》之中，既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也凸显了《清代诗文集汇编》的史料价值。&
[4]。而撰写作者小传的做法，也被后人所沿袭。清沈德潜编选《国朝诗别裁集》，辑录清初以来至乾隆年间的诗歌作品计3952首，涉及作者996人，于每位作者之下都撰有小传，其“未详生平者”，亦“载其表字省分郡邑，与夫科目官位之有无”[5]。从而使该书不仅反映了清中叶以前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而且保存了近千位诗人的珍贵资料。&
[6]同时，编者还一并收录了同为文选楼刻本，但单独成集的《研经室诗录》5卷，使阮元的诗文著述更为全备。再就清初学者王懋f的诗文著述而言，比较常见的本子有乾隆年间的刻本《白田草堂存稿》24卷，此外尚有稿本《白田草堂续稿》8卷，后者系存世孤本，长期鲜为人知。编者将二者一并收录，从而使王懋f的诗文著述大体全备。与此同时，对那些作者地位比较重要，作品流传比较稀见的珍本、孤本、稿本和抄本，编者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发掘和搜罗，诸如张岱《张子文z》、《诗z》，查继佐《敬修堂诗后甲集》、《粤游杂咏》，潘柽章《观物草庐焚余稿》，顾祖禹《宛溪诗文残存》，万言《管诗稿》，蒲松龄《聊斋遗集》，洪升《啸月楼集》、《稗畦集》，阮葵生《七录斋诗文钞》，梁履绳《澹足轩诗集》，江藩《伴月楼诗钞》、《乙丙集》、《炳烛室杂文补遗》，凌曙《蜚英阁文集》，梁章钜《退庵文稿》，翁同书《斋文稿》，丁丙《松梦寮文集》，吴大j《谡母濉罚鹊龋际悄训靡患母灞尽⒊荆械纳踔潦翘烊兰浣龃娴墓卤荆欣当嗾呋垩凼吨椋灰荒依ㄓ谧芗小？梢运担痘惚唷肥章嫉4000余种诗文集，绝大多数是首次影印出版，有的还是第一次公之于世，不仅最大限度地抢救、保存了一批珍稀文献，而且为研究者提供了尽可能全备可靠的版本。&
[7]康熙雍正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社会安宁，文化繁荣。学人士子或晋身仕途，或托身幕府，或讲学书院，或优游林下，大多沉潜学问，肆力诗文，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臻于极盛，其诗文作品之多、流派之繁、作者之广、成就之大，足以与唐宋相媲美，同时亦反映出清代文学创作集前代之大成的特征。而晚清以来，欧风美雨伴随坚船利炮大举入侵，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融，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学人士子面临“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多忧心时事，反抗侵略，致力于探索经世致用、救国救民的途径。其诗文创作或阐发旧学，或扬榷新知，或主张改良，或倡导革命，或蕴含忧患意识，或弘扬爱国精神，呈现出新旧激荡，中西交汇的复杂状况。&
[8]，堪称历代帝王之最。不仅如此，乾隆帝的诗文作品还以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见长。举凡朝章国政、典礼祭祀、征战平叛、巡方田猎、农事水利、天文历算、山川地理、节气物候、风景名胜，以及察吏安民、赈灾济荒、修史编书、写字作画，乃至日常起居、生活琐事，等等，无论大事、小事，甚至无事，凡有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悟所得，无不诉诸笔端，或形之于文，或发之于诗。其诗有五、七言古诗，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四言、六言诗，还有联句诗、唱和诗、赠答诗等，堪称古体、今体皆备；其文不仅有一般文集常见的论、说、考、辨、解等议论文，记、问、书事、题辞等杂记文，序、跋、按语、识语、书后等序跋文，碑文、祝文、祭文等碑记、祭祀文，赋、颂、赞、箴、铭、连珠等韵文，还有帝王专属的经筵御论、诏、谕、训，以及上表、策问、纪略等，几乎囊括了古代诗文集的绝大多数文章体裁，堪为清中叶时期诗文创作臻于极盛的一个缩影。&
[9]，不仅以学者的态度谈诗论诗，而且“以学为诗”，以考据入诗，“自诸经传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于其诗”[10]，由此而成为乾嘉诗坛“肌理派”的代表人物。盛极一时的桐城文派，在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其代表人物姚鼐也十分重视散文创作应当具备的学养以及明辨事实的功夫，明确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统一的主张，并以之作为桐城派散文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骈文代表人物汪中、洪亮吉、孔广森、孙星衍、阮元等，多由研经而兼及骈文，既是著名的考据学者，也是享誉一时的辞赋作家。尤其是汪中，家境贫寒，一生坎坷，但他始终刻苦自励，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其诗文创作亦关注现实，直抒胸臆，且“钩贯经史，熔铸汉唐，闳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11]。更多的学人士子则将学术与文章融为一体，诗文创作多囊括经史，牢笼百家，上究天文，下研地理，旁涉文字、音韵、名物、典制，乃至金石书画。即便书札往来，亦多讨论问题，切磋学术，辨析疑难，交流心得。而大量的题跋书序，或记录文献内容，考证作者生平，或疏理授受源流，鉴定古籍版本，或校勘文字讹误，叙述读书心得，不仅堪称一篇篇短小精致的学术论文，而且集中反映了清中叶学界以古籍整理和研究为特色的学术风气。以钱大昕的《潜研堂集》而论，该集包括文集50卷、诗集20卷，约计85万字。其中的12卷《答问》，以自设问答的方式，对有关群经诸史、天文小学的诸多疑难问题，逐一作了剖析解答；14卷传记碑铭，多记载学人学事，不少清初以来重要文人学者，如阎若璩、胡渭、万斯同、陈祖范、惠士奇、惠栋、江永、戴震、钱塘、王昶、秦蕙田、毕沅、李文藻、邵晋涵、陆锡熊等，皆囊括其中；10卷书序题跋，多考订古今文献典籍，其范围广涉经史子集、方志族谱、金石法帖等。他如论说考辨，多讲经论史之文；书函信札，亦多论辨学术之篇。其内容之富，蕴蓄之深，造诣之高，既可藉以了解作者的思想主张和学术成就，亦可据此窥知清代学术各个方面的情形，几乎可视之为一部学人自著的学术史。其他如惠栋《松崖文钞》、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全祖望《鲒瓮ぜ贰⒃丁缎〔稚椒课募贰⒙《抱经堂文集》、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及《西b居士集》、纪昀《纪文达公遗集》、王昶《春融堂集》、朱筠《笥河文集》、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凌廷堪《校礼堂文集》、段玉裁《经韵楼集》、邵晋涵《南江文钞》、王念孙《王石J先生遗文》、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等等，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主张、研究心得和学术成就。而这些内容丰富广博，学术含量厚重的诗文著述，也因此成为后人研究乾嘉学人学术的重要资料。&
[12]，主张在诗歌内容、风格、语汇等方面打破一切束缚，述“古人未有之物”，开古人“未辟之境”[13]。其后梁启超进而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倡导诗歌创作要有“新意境”、“新语句”，兼以“古人之风格入之”[14]。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发起“文界革命”，主张为文要有新思想，新风格，提倡一种言文合一，通俗明快的新文体，并身体力行，撰写了大量具有丰富时代内容和深刻思想意蕴的新体散文，“笔锋常带情感”[15]，风格纵横恣肆，具有极强的鼓动性和感染力。此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话文热潮的出现以及白话报刊的盛行，也反映了文学发展的趋势和近代文体通俗化的走向。而所有这些文学革新方面的尝试，无疑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即新文学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表于：15-06-22 20:12
&&[第2版 06-22 20:12]
清代诗文集与古代学术文化研究
&&&&&&& 近日，有关河南安阳考古发现“曹操高陵”的新闻，引起大众的强烈关注，而曹操墓的真伪亦引起学术界的讨论。其实清人亦关注过曹操墓，并形之歌咏。有些材料对我们颇有启发。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集大成时代，其学术文化亦非常繁荣，所形成的文献资料真是浩如烟海。仅以诗文集而论，数量便达三、四万种，相比于唐人集存今的不足百种，宋人集今存的六百余种，实在是一座宝库。研究唐宋文史的学者，对唐集、宋集均如数家珍，因其量少而易读也。但研究清代文史的学者，面对数以万计的诗文集，幸耶，不幸耶，恐怕难以言说。清人诗文集内容比唐集、宋集复杂，所论问题实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对于学术文化研究具有莫大功用，今仅举胡天游、蒋士铨二人诗文集为例，略作申说，以为引玉。&
&&& 赵翼《瓯北集》卷十一《友人以邺城怀古诗见示但侈陈魏瓦齐砖而于历代割据建都之迹殊多挂漏为补成八首》之第一首云1：“霸图开国古漳澹柑ǜ咤娜朐啤方骋乒槭瘢硗行槊乱蟆４艘獗蝗酥湛雌疲蝗缙呤煞亍！彼滴何浯酆盒乃家妆蝗丝雌啤２凰破呤哨Ｄ岩酝凭俊６煊卧蛑敝覆懿倌乖谡乃祝洹妒由椒渴肪硭挠小段何湓岵恢ξ沤烙杏谡乃路⒌弥摺菲吖乓黄2，云“昔公死计安丘垅，巧向人间作疑冢。岂知发覆竟千年，枉锢三泉功费勇，……不辞穿透河下土，正怕摸金随故踵。……速朽端为达者论，英雄祗以痴人恐。恩仇断从百世泯，_掘忽值须臾动。……谁何棺椁付天地，V送星辰无倥偬。脱然委化了无穷，公辈下看真蠛蠓。”诗感叹曹操狡狯，墓建于漳河水底，而终不免被盗掘。虽未述墓葬之具体地址，但胡氏另有《渡漳水》诗3，明言渡漳水而诣邯郸，则所渡漳水必为安阳以北一段。而他所言曹操墓“有于漳水下发得之者”也可能便系此次行旅中所闻。故“漳水下”之曹操墓即在安阳境北之漳河水下，当不是妄测。此次河南考古发现的“曹操高陵”在安阳安丰乡之西高穴村，濒临漳河，则胡天游所言之曹操墓距现在考古发现的曹操墓可谓咫尺之遥。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胡天游在胡言乱语，也就没有证据证明清代约雍正乾隆时期在漳河水底发现过据言为曹操墓的传说完全是无稽之谈。可以作为传闻异辞而备考，甚至可以进一步思索“疑冢”说是否全无道理。考古专家们正确地指出，北宋王安石、南宋范成大都言及过曹操疑冢，《王文公文集》卷七十《将次相州》诗云4：“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麟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氏，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认为曹操疑冢在铜雀台西，相州即今之安阳市。《范石湖集》卷十二《七十二冢》诗云5：“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闻说群胡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诗自注云：“在讲武城外，曹操疑冢也。森然弥望，北人比常增封之。”“北人”即金人，也即诗中所言“群胡”，该诗为成大使金时作。范成大《讲武城》诗自注云6：“在漳河上，曹操所筑，周遭十数里，凿城为道而过。”则范氏所言在讲武城外的疑冢亦在漳河畔，且金人信为曹操疑冢，故常增其封土。据王安石、范成大诗，他们都相信安阳漳河畔有曹操疑冢，此后一直流传到清代。故疑冢说并非“民间以讹传讹的结果，”不宜以“民间传说”四字轻易将它一笔勾销。胡天游所述漳河下之“曹操墓”亦可作疑冢看待。考古专冢们经过慎重论证，认为西高穴墓即曹操高陵，我们自然相信。但作为于考古一窍不通的门外人，却仍有一点点疑惑挥之不去，故愿献疑，目的是使考古发掘更加细致，结论更加可信。&
&&& 一是曹操若果要设疑冢，其建立必与曹操真墓同时，则疑冢的规模、形制、墓中器物、器物的材质、刻铭的称谓和字体等，自然都“完全符合东汉末期的时代特征”，并且也会反映曹操的个人特点。实际上疑冢和真墓的区别仅在于墓中人是否曹操而已。我们既不能生死而肉骨，唤醒墓中人一问究竟，便只能期待科技发展来鉴定墓主以验明正身，而最终祛疑解惑了。&
&&& 二是曹操在死前二年，即建安二十三年六月曾下令规定了自己死后墓地的地址，而且在命令的后半还说：“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此为汉代制度，又是曹操的遗令，所以曹操真墓左近应有不少“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的丘墓。可否将发掘工作扩大范围，在现今发现的曹操高陵周围再努力发掘一番呢，若能找到一些陪陵的大臣墓冢，则西高穴墓真是曹操高陵便有了更坚实的证据，反之，便增加了疑点。&
&&& 三是惯于盗人墓的曹操曾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领一队人马专门从事盗墓工作，成为曹军的特种部队。而曹操为何在死前二年，即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7。”明白宣告墓葬所在，而该处即为今发现之西高穴墓，当时西门豹祠的具体地点是尽人皆知的，不然曹操的命令便无法落实。曹操在战乱频仍之时，似乎唯恐当时及后世之“摸金校尉”们不知其墓冢所在，更不怕“摸金随故踵”。虽说英雄人物常有出人意想的举动，但在“十墓九盗”的古代，这种举动，实在奇怪。&
&&& 以上我们只是从胡天游的两首诗妄议曹操墓的真伪而已，笔者不是考古专家，所议自然十分肤浅，只是希望西高穴墓考古工作能获得更多收获、更多证据。&
&&& 笔者关注胡天游及其《石笥山房集》，并非因其诗中有所谓曹操墓的记载，而是因为学界对他的研究尚少，而他其实是值得关注的。目前许多文学史著作只提到他的骈文成就，所论不过数十字，于他的散文、诗词则不涉一字。天游在乾隆前期文坛上可算是一位特立独行者，一生遭际坎坷而又富传奇色彩。天游，山阴（今绍兴）人，一名j，字稚威，一字云持。乾隆即位，诏举博学鸿词，应举者二百余人，推天游为首选，殿试时鼻血污试卷，经特许换试卷后，鼻血不止，试卷仍被污，至不能终场而出。乾隆十六年荐试经学，大学士史贻直，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工部尚书刘统勋、仓场侍郎彭树葵、大理寺卿王会汾五人共荐天游，终不得召见。关于此事，袁枚所作胡天游《哀辞》中有一段极生动的描写：&
&&& 乾隆十六年，再荐经学，有一品官忌之，为蜚语闻。上御正殿，问：“今年经学中胡天游何如？”众未对，大学士史公贻直奏：“胡天游宿学有名。”上曰：“得毋奔竞否？”史免冠叩首曰：“以臣所闻，太刚、太自爱。”上默然。自后荐举，无敢再言稚威者8。&
两次特荐，天游均失之交臂。而科举常科，天游又只中过两次乡试副榜，可谓困顿场屋。由于天游才名噪一时，“诗文工且敏，磊落擅奇气，下笔惊人，矫挺纵横，不屑屑蹈常袭故，雄声伟，足与古作者角力9。”而天游又“操行清严”，“未尝挟一刺干公卿，公卿素慕其名，思一见亦不可得10。”故乡试时分校官均欲使天游出己门下，多以拔擢天游为己任，而终因天游文章“奇古”、“奥博”，分校官竟不能句读，而天游为文又不守常格，“策文至一千言，论或数十字，与常式格格不合11。”故连续四次乡试均不得中。晚年客山西，修府县志，或主书院讲席，终因贫病交加卒于河中书院。人皆惜其“数奇”。&
&&& 天游文学韩愈，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特别是四六文瑰丽雄健，“得唐燕、许二公之遗12。”又以尚异立说，务求词必己出而不与人同，自言“所为文章颇自喜怪S横崛，殊不能与时同趋13。”又刻意用古字异体，故所为文虽有齐召南所言“雄声伟”、“矫挺纵横”之长，但亦有诡险艰涩之病，在清人文章中别为一格。《逊国名臣m序》、《灵济庙碑》、《首阳山夷齐庙碑》、《大夫文种庙铭》等均为其代表作。如《大夫文种庙铭》驳“范蠡以去而全，种以不去而死。论者于是多范蠡而短文种”这种世俗之见，指出范蠡为“智人”，而文种为“安社稷者”，谋国能“深计久远”，故文种高于范蠡。文章虽短而说理透辟，识见超人。&
&&& 《石笥山房集》中又多杂考经义、文字、史地的文章，如《辨耿非祖乙所迁》、《汤陵考》、《论周尺》、《士相见义》、《与周内翰论洪范书》、《评二十一史》等，均有其一得之见，可供研究经史者参考。而《淳于先生谓齐王》、《司衡君传》、《设周马正语》等，则为稗史滑稽之作，实近寓言，在《石笥山房集》中可谓别调。&
&&& 天游主张“凡诗道性情、宣滞邑，小之属辞比物，而其大极于朝廷邦国政治之间。”“政以感人为本，感人者性情为先。”“故曰：止怒莫如诗，导民正俗莫善于雅14。”强调抒发性情。又举谢眺、韦应物为例，说“史称玄晖政令清简，而应物居官悯悯，有惜民之心，至今读其诗尚可想见其为治之善与其自得于性情之深而有以达乎其趣也15。”他还强调诗要淡，反对浓艳，不以绮丽为工。“乐以淡而平，政以淡而和，诗以淡而深，性情以淡而正16。”&
&&& 他的一些小诗以清新俊逸见长，如“幡幡桐叶疏敲雨，戢戢藤梢晚战风。带得泉声入城去，响传秋梦碧丁东。”（张氏青林山庄）“墙外桃花水底枝，沙头竹笋雨边篱。春潮孕子迎江鲚，一县清明节到时。”（清明）“野人多朴语，市酒识丰年。”（灵石县）“涨鸥巡岸叶，堤燕接风花。”（江亭）“一水魏旧史，半庭唐夕阳。”（唐文皇晋祠铭）“松鼠来分食，窗猿欲近灯。”（愣伽寺）“梦阑莺唤穆陵西，驿吏催诗雨拂衣。行客落花心事别，无端俱趁晓风飞。”（晓行）一些古风也颇有风致，如《山中野人家》，描摹如画，淡而出以性情。《赋得明妃三叠》之二云：“……天低海水西流处，独有琵琶堪唤语。断丝枯木本无情，犹胜人心百千许。……”颇能动人心魄。而第三首更发以议论，“以图索马安有马，况是丹青不能画。画师长安市上儿，一生解貌东家施。黄金纵使不相责，鄙人讵识天人姿。昔疑汉妾今焉支，妾身分明不泪垂。”于诸多《明妃曲》中翻出新意。&
&&& 胡天游的许多诗，特别是古风，往往以文法入诗，近似韩愈，但援引繁富，过于涩拗，也颇受人批评。&
清代乾隆时期诗坛上，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家鼎足而立，各擅胜场。李调元《得赵云松前辈书寄怀四首》之四云：“袁赵唐白与刘，蒋于长庆仅元侔17。”将袁、蒋、赵三人比作唐代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松江秀才张凤举曾手绘《拜袁》、《揖赵》、《哭蒋》三图（时蒋士铨已逝），自谓非三人之诗不读18。可见当时影响。袁枚、赵翼除诗文集外，另有诗话专著《随园诗话》与《鸥北诗话》，蒋士铨无诗话专著，但另有《红雪楼九种曲》（又名《藏园九种曲》）等十六种戏曲作品，他以诗才写曲辞，吐属清婉而负才情，是乾隆朝最负盛名的戏曲作家。&
&&& 蒋士铨虽无诗话专著，却有三十首论诗诗，名《论诗杂咏》19。分别评论明清著名诗人，如他论钟惺：“蹒跚u与蛩，步趋苦踯躅。蜗角蚊睫间，老死黑暗狱。诗人谈竟陵，无药能医俗。”对以钟惺为代表的竟陵派，批评甚苛。又如他论朱尊：“早修皮陆词，晚入昌黎派。得失能自知，深造为晚盖。五律师杜陵，老成亦堪爱。”揭示朱氏诗词径路，并大加赞赏。这种以“论诗”为题的诗作，乾隆时期非常流行，赵翼集中即有多首，谢启昆的《树经堂诗初集》中甚至有《论诗绝句一百首》，评论一百位唐代诗人。目前对《论诗》诗的研究尚不太深入，似乎尚大有可为。&
&&& 蒋氏的《论诗杂咏三十首》虽然可以反映他的作诗主张及他对诗人的评价，但均针对具体诗人而发。此外他还在不少诗歌中阐发了自己的主张，有些比《论诗杂咏》更能反映他的识见。如他的《文字四首》之四云：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李杜韩欧苏，异曲原同工。君子各有真，流露字句中，气质出天禀，旨趣根心胸。见其人，如对诸老翁。后贤傍门户，摹仿优孟容。本非伟达士，真气岂能充。各聚无识徒，奉教相推崇。之子强我读，一卷不克终。先生何许人，细绎仍空空20。主张诗文出于性情，不必千人一面，各种风格都各有建树，不须自树壁垒，强傍门户而徒事纷争。这种通达的观点，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有意义的。&
&&&& 蒋士铨还有一首极精彩的《辨诗》诗，可与前引《文字》同看，诗云：&
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变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格调苟沿袭，焉用雷同词。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奈何愚贱子，唐宋分O篱。哆口崇唐音，羊质冒虎皮。习为廓落语，死气蒸伏啤３偶艹善螅滂袅⑼恰？闪侔芪铮济砦Ｊ刮栈破停杖盏北摅住Ｆ咦油仆趵睿幻怅菪汀？錾柰聊拘危四馍裣勺恕＠疃湃羯恚嘧砸拙毓妗＜难陨蒲д撸扑谓晕崾21。&
&&& 唐诗宋诗，孰高孰低，争论了千年，各种议论，均不如蒋氏此诗透辟超卓。他指出诗歌的唐宋变化是运会使然，是实逼处此，不得不然。李杜生晚，亦当弹别调，七子复古，实羊质而虎皮。“唐宋皆吾师”，一语可了千年公案。由此诗，我们更能理解蒋士铨为何在《论诗杂咏》中谓李于鳞“吹笳白雪楼，不是黄钟音。”叹何大复“老子侣韩非，毕竟非同俦。”指袁公安“鬼伯主瑜珈，长夜嗟漫漫。”斥钟伯敬“蜗角蚊睫间，老死黑暗狱”了。赵翼也有两首《论诗》诗与蒋氏同调：“宋调唐音百战场，纷纷唇舌互雌黄。此于世道何关系，竟似儒家辟老庄22。”“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23”不如士铨深刻明快。&
蒋士铨的一些诗评史论人颇有识见，试举二例：《读荆公集二首》之一云：“事业施行与志违，当时得失咎何归。更张治国求强富，错误随人著刺讥。立法至今难尽改，存心复古岂全非。终身刻苦无知己，文字谁参意旨微。”《读宋人论新法札子》云：“三代而还不可为，汉唐刑措且难期。群黎福薄人焉救，累叶财空运欠亏。本欲P刀苏痼疾，谁知药石付庸医。后来十九遵遗法，功罪如何请细思24。”自南宋至元明清，不少文人拿王安石及王安石变法说事，大半持贬斥态度，甚至不少人将宋的灭亡归咎于安石，视其为罪魁。蒋士铨却认为在北宋后期民贫国弱的危殆关头，王安石“更张治国求强富”并无错处，所开药方亦有用，可惜用人不当，执行多偏差，使药石无效而痼疾难愈。何况变法虽败，但变法的举措大半为历代遵守，故不必深责王安石而不体其初心。这种意见与明代的汤显祖颇同，在明清时期是难能可贵的。&
&&& 蒋士铨还有一些诗对于学术考订颇有价值。如《翁覃溪前辈得宋椠施元之顾景繁合注苏诗旧本即宋绵津得于常熟毛氏者内原缺十二卷装潢人罗焕凡破碎方幅皆衬褙完好同人作诗题之》云：放翁博雅人，不敢注苏杜。孰为毛郑笺，乃有施与顾。坡集弛厉禁，大显及南渡。诗缺十二卷，嘉泰锲可据。毛氏有宋本，绵津昔收护。删顾而存施，改窜多谬误。重镌行已久，谁复知故步。虽载居易录，查本聊益附。堂堂覃溪翁，望古发遐慕。……忽得商邱遗，卷帙有题署。……裱手记罗焕，书格钦汉儒。藏之宝苏室，若士获奇遇。雨脚讹两脚，宋椠亦可惧。龙山在济南，施注且未悟。深知考订难，敢妄任笺疏。咄哉邵青门，厥罪未容恕。补王叔明画，修杨惠之塑。施宿订石鼓，久擅家儿誉。仓卒坐周内，梨枣亦逢怒。不但吴虎臣，蓦遭显文。向闻《沧浪集》，亦出元之注。镂板三衢间，漶灭落何处。我来苏米斋，楮D富家具。宋刻有它件，请更搜别库25。&
&&& 蒋诗简直是一篇东坡诗施顾注及其流传的简史，三十韵便将翁方纲所藏苏诗施顾注的来龙去脉及施顾注遭改窜的情况叙述得明明白白，并一一评价原本及改窜本的优劣，显示了蒋氏作诗的功力。诗中覃溪即翁方纲，绵津与商邱均指康熙时的宋荦，查本指查慎行补注本，邵青门即邵长蘅，他曾为宋荦删改施顾注，故士铨斥为“厥罪未容恕。”蒋士铨说“诗缺十二卷，嘉泰锲可据”。实际上施顾注刊刻于南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嘉泰是陆游作序的时间，在嘉定之前。曾经翁方纲收藏的施元之、施宿父子与顾禧合注的苏诗嘉定刻本之残本今藏台湾中央图书馆，存十九卷。士铨诗中还记载了施元之还曾为苏舜钦的《沧浪集》作过注，惜今不知去向。&
&&& 袁枚为蒋士铨的《忠雅堂集》作序，称“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为尤先。……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并赞士铨为“奇才”。他评士铨诗“其摇笔措意，横出锐入，凡境为之一空。如神狮怒蹲，百兽慑伏，如长剑倚天，星辰乱飞。铁厚一寸，射而洞之；华岳万仞，驱而行之。……26”充分揭示了蒋士铨诗雄奇矫健的特点和艺术感染力。如《开先瀑布》、《五人墓》、《赵损之舍人龙湫濯足图》等，都令人印象深刻。但蒋士铨也有不少以性情和才思见长的诗篇。如《岁暮到家》：“爱子心无尽，归来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回愧人子，不敢叹风尘27。”刻划父母见儿归时的喜悦及游子的复杂心情，颇能传神。《忆藏园》：“莲衣才洗艳，金粟定舒黄。水榭帘都卷，秋庭树渐香。凭栏人忆远，命酒夜生凉。笑引诸刍戏，闲阶拜月光28。”将家园的美好描摹如画，于闲静中突显动感，人景无间。他的一些纪游怀古小诗也较有风致而寄托感慨。如《响岳榷住29：“宠到双趺事亦新，笑他褒妲尚犹人。潘家莲瓣杨家|，总与西施步后尘。”“不重雄封重艳情，遗踪犹自慕倾城。怜伊几两平生屐，踏碎山河是此声。”虽仍不出红颜祸水的陈见，但也隐含着对帝王l于享乐、不思振起的批评。&
&&& 蒋士铨还有《京师乐府十四首同呤乡作》，是歌咏北京民间风俗人情的组诗。如《弄盆子》、《象声》、《唱档子》、《免儿耶》、《鸡毛房》、《唱估衣》等，均刻划生动，描写传神，是同时人作品中少见的。&
&&& 清代诗文集资料价值极高，但一些珍本不易得。现在收录有四千种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已出版，为学人利用提供了方便，必将大大促进清代学术文化研究的繁荣。&
1 赵翼《瓯北集》卷十一。见《续修四库全书》（以下简称《续修》）第1446册，第4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 胡天游《石笥山房集》卷四。见《续修》第1425册，第502页。&
3 同上书，第500页。&
4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七十，第7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第1版。&
5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十二，第1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月新1版。&
6 同注2。&
7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
8 袁枚《（胡稚威）哀辞》，见《续修》第1425册，第319页。&
9、10 齐召南《石笥山房集序》，见《续修》第1425册，第317页。&
11 同注8。&
12朱仕L《胡天游传》，见《石笥山房集》卷首，《续修》第1425册，第320页。&
13 《石笥山房文集．补遗．答周石帆书》，见《续修》第1425册，第452页。&
14 《石笥山房文集．补遗．蔗尾集序》，见《续修》第1425册，第447页。&
15、16 同注14。&
17 见《瓯北集》卷四十四附李调元诗，《续修》第1447册，第126页。&
18 见《瓯北集》卷三十二，《续修》第1446册，第632页。&
19 见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二十六。《续修》1437册，第107页。&
20、21 见《忠雅堂文集》卷十三。《续修》第1436册，第651页。&
22 《瓯北集》卷四十八，《续修》第1447册，第163页。&
23 《瓯北集》卷五十三，《续修》第1447册，第212页。&
24 《忠雅堂文集》卷十三，《续修》第1436册，第652页。&
25 《忠雅堂文集》卷二十四，《续修》第1437册，第92页。&
26 袁枚《忠雅堂文集序》，《续修》第1436册，第549、550页。&
27《忠雅堂文集》卷一，《续修》第1436册，第557页。&
28《忠雅堂文集》卷二十三，《续修》第1437册，第80页。&
29《忠雅堂文集》卷二十二，《续修》第1437册，第74页。 &
附作者简介：&
&&& 杨忠（1941──），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发表于：15-06-22 20:05
弹指兴亡三百载都在诗文吟唱中
―清代诗文简论
&& 《清代诗文集汇编》浩瀚广博，收四千余家，录诗文不下五百万首，鸿篇巨著，洋洋大观。诗与文是我国悠久的文学体裁，唐宋最盛。而《全唐诗》仅四万首，清代诗文之多远迈唐宋，其艺术水平亦高超卓绝，可与唐宋相比肩。
　　文士诗人即事撰文，即情吟诗，所作皆当时当地的所见、所闻、所知，真实可信。其中有军国大计、朝政庙谟，亦有战乱灾、民间疾苦，作者据实而书，感叹沧桑，价值很高，可据以编史著作，亦可暇日吟诵，以广见闻，这是一笔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清朝灭亡之后，战乱频仍，还没有来得及收集和整理。此后，虽有些整理出版，然数量有限，致使这笔浩博的文化遗产散落各地，未为人知。这次收集、整理、出版数量达八百册之多，在我国出版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要了解近三百年的清代诗文的全貌和特点，需要写一部厚重的《清代文学史》，这里只能作极简要之介绍，说其内容梗概，写其发展趋势，挂一漏万，势所难免。
　　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裂的乱离之世，干戈扰攘，中原板荡，清兴明亡，满汉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汉族知识分子的心态也围绕着这一主轴而与时俱变，当时文坛上充斥着明遗民的诗文，痛家国之沦亡，斥清兵之凶残，思明亡之教训。其代表作家有清初三大儒、岭南三大家、江左三大家等。清初三大儒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以深沉的思考写出了《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精彩篇章，突破了君臣之间的纲常伦理，宣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顾炎武写《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针对明末贫富不均、土地兼并，主张“均田”、“均赋”。王夫之在《思问录》、《周易外传》中提出唯物主义以及变化、矛盾的哲学观点。他们在诗歌方面贡献亦多，如顾炎武的“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海上》），黄宗羲的“顽石呜呼都识字，冬青憔悴未开花”（《寻张煌言墓》），王夫之的“家国遥睇怜征雁，溪路含愁听早莺”（《山径》）等等，都抒发了思念故国的深情。
　　岭南三大家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最突出的是屈大均，他长期跋涉远游，“所目击者宫阙、陵寝、边寨、营垒废兴之迹，故其词多怨伤慷慨”（卓尔堪：《明遗民诗》）。他一直活到康熙中叶，当清朝收复台湾时，他还从失去复明基地的角度出发，悲叹“茫茫一岛是天留，父子经营作首丘，恨绝生降虚百战，桓文事业付东流”。
　　江左三大家，即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他们是另类的遗民，一度降清，后来内省忏悔，悲怨深切，形之于诗。钱谦益是当时诗坛的领袖，降清不久即归乡家居，写下“周室旧闻迁金鼎，汉宫今见泣铜驼”、“林木犹传唐痛哭，江云常护汉衣冠”。当郑成功举反清义旗进长江、围南京时，各地响应，钱亦喜极欲起，仿杜甫秋兴诗写诗一百多首，歌颂欢呼。陈寅恪称“《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乃三百年未有之绝大著作也。”
　　吴伟业也是失节仕清的诗人，著《梅村集》，其中《圆圆曲》、《永和宫词》、《松山吟》皆为书写明清史事的著名诗篇。他临终时怨艾自责，写《贺新郎》一词，云“故人慷慨多奇节，恨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屐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可以窥见他内心的痛苦与煎熬。
　　清初还有傅山、朱之瑜、侯方域、方以智、张煌言等一大批诗人文士，留下了许多诗文，吐露了自己的哀伤之情。 &
　　康熙中叶以后，清廷致力于发展农业、奖励耕垦、蠲免租税、兴修水利，又出塞用兵，抗击俄国侵略，统一新疆、西藏，内部又团结汉族知识分子，尊孔崇儒，开博学鸿儒，征召山林隐逸，满汉矛盾渐趋缓和，对立情绪消褪，清朝进入盛世，诗文风气因而大变。
　　盛世诗人早期的代表可推王士G，他著有《带经堂文集》，官居高位，交游广泛，极享盛名。他的诗描绘景色，指点湖山，称神韵派。他写诸如《方山道中》等诗，吟及：“前山白云外，缭绕一江横，渔舍参差见，风帆自在行。烟花怜故国，湖海寄浮生，洗盏船头坐，一声沙鸟鸣”，把平凡常见的湖山花鸟勾划得清新幽雅，令人神往。
　　当时与王士G对立的是赵执信，著有《饴山堂诗文集》，他反对王士G的“神韵”说，批评王“诗中无人”，主张“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意为主，言语为役”。赵的诗较注意现实，“笔力遒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二人“王以神韵飘渺为宗，赵以思路涛鳌保苣芩得魉堑氖缣厣
　　稍后的沈德潜标榜“格调”，主张“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沈著有《归愚诗钞》，他在《说诗语》中反对以吟咏风花雪月为事，在诗风上主张“温柔敦厚，中正平和”，他的诗较多颂圣赞德之作。更后的郑燮，号板桥，一反“神韵”、“格调”之说，主张表现性情，抒写人民疾苦，他能诗善画，工书法，世称“三绝”。他在山东潍县当知县时所写《画竹》一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清代最有成就的诗歌改革家是袁枚，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他是雄视乾隆一代的诗坛巨擘，倡“性灵说”。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反对将诗歌作为单纯卫道的工具，主张诗可以抒写山水之景、男女之情，强调“灵感”的作用。“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遣兴》）。袁枚诗作，确能写出自己的生活感受，直抒性情，清逸灵巧，别具风格。如“秋深古迹诗愈健，霜满黄河浪不骄”（《题壁诗》）。“如何二十多年事，只抵春宵一梦长”（《苦妾》）。
　　和袁枚齐名的有蒋士铨、赵翼，都是性灵派诗人。蒋有《忠雅堂诗文集》，其诗“清新蕴藉，皆发诸性情”，如“已知豪气吞云梦，便买扁舟下岳阳”（《洞庭秋泛》），“前尘事事都难忘，不到伤怀总不知”（《题忆园》），“自喜结根依小草，不随飞茵堕苍苔”（《落花》）。赵翼有《瓯北诗钞》，他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所作《二十二史札记》驰名于世。他曾从军远征，跋涉川黔闽粤，又扈从乾隆帝出塞行围，歌咏蒙古习俗，大漠风情。蒋士铨说他“天才卓越，又得江山戎马之助，以发其奇，兴酣落笔，雄伟奇恣，不可遍视”（《瓯北集序》）。他写诗力主创新，不蹈前人窠臼，他的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尤为人耳熟能详。
　　清代中叶，文章亦臻于极盛，诞生了桐城文派，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传承最久、作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始创于康乾时代的方苞、刘大c、姚鼐，下传到十九世纪的梅曾亮、方东树、管同、曾国藩、吴敏树、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林纾等，薪火相传二百年之久，直到五四运动为止。据说有名可数的作家有600多人，大多有诗文集行世，故当年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说。他们不仅有文学创作的实践，佳作如林，精彩纷呈，而且有文学理论。方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刘大c标榜文章的“神、气、音、节”，姚鼐又细化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桐城派声势浩大，影响甚广。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大的文派。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它成为批判的对象，被称为“桐城谬种，选妖遗孽”。这时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桐城派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故地位下跌，一落千丈。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丰功伟绩，但它对传统诗文的评论具有片面性。其实桐城派文章是清朝盛世的产物，接续着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中国思想和知识的传播载体，也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应该客观正确地分析对待，不可一笔抹杀。
　　跨过清朝的乾嘉时代，中国迎来了狂暴急骤的西风欧雨，诗文的内容和形式亦随之大变。一是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充实了诗文的内容；二是学习西方文明的思潮兴起，诗文也随之扩展新视野，歌咏新事物，产生新理念；三是改革与革命兴起，诗文成为改造中国、振奋人心的武器。
　　近代爱国爱民的新诗文萌生于鸦片战争时，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魏源的“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开其端。郑观应有《关心时局，因赋长歌》历述了中国的被侵略、被凌辱，“一自海禁开，外夷势跋扈，鸦片进中华，害人毒于蛊，铁舰置炸炮，坚利莫能拒，诸将多退怯，盈廷气消沮，割地更偿费，痛深而创巨，何以当轴者，束手无建树”。狄葆贤有《平等阁诗钞》，感叹“尘海微生感逝波，沉沉大陆竟如何，睡狮未醒千年梦，野马行看万丈过”（《秋感》）。
　　近代的许多诗人痛心对外战争的失败，歌颂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如贝青乔的《咄咄吟》，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黄遵宪的《人境庐诗钞》都充满激情，脍炙人口。张维屏的《三元里》写道：“三元里前声如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生民合力强敌摧”，热烈歌颂人民的抗英斗争。黄遵宪的《闻大东沟战事》颂赞邓世昌“致远鼓轮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勇者壮烈首捐躯，无悔同胞夸胆识”，还有胡延《蔺德堂诗钞》歌颂左宝贵“月晕重重闻楚歌，洞胸犹握鲁阳戈，仲由结缨那惜死，国势不张将奈何”（《左将军歌》）。丘逢甲痛心于台湾割给日本，写出“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经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的悲歌。这些诗慷慨磅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要求清廷进行改革维新的声音也同时在诗文中兴起，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他的诗“独辟蹊径，卓然自立”（梁启超语），赞成改革变法，“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已亥杂诗》）戊戌改革的人物均善诗文，咏诗甚多，其领袖康有为因北京不能实行改革之志，在离京南下时有诗“高峰突出众山妒，上帝无言群鬼狞，漫有汉廷遣贾谊，岂教江夏逐祢衡”（《出都留别》）。及至维新失败，慈禧当权，金天羽《天放楼诗集》有诗“上林风急雁惊秋，国事天家说总愁，帝病请祠遣蒙恬，佛慈衣钵斩罗T，北军产禄兵柄握，东市膺滂血空流，想是宫中谋议泄，皇灵停榇困沙丘”，这首诗几乎是戊戌政变的写实。
　　历史进入20世纪，局势又变，革命风潮，汹涌激荡，不可阻遏，诗文成为鼓吹反清革命之锐利武器。孙中山的《革命方略》、《民报发刊词》、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以及陈天华的《猛回头》都是驰名的革命诗文，大批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写了大量反清的诗歌文章。鉴湖女侠秋瑾以一女子，既习武，又能诗。她写的词《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又写《感愤》诗，“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诗词中表现了革命者爱国的情怀、崇高的追求和悲壮的风格。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诗文大量涌现，如柳亚子“希望前途竟如何，天荒地老感情多，三河侠少谁相识，一掬雄心总不磨，理想飞腾新世界，年华辜负好头颅，椒花拍酒无情绪，自唱巴黎自由歌”（《淀江道上口占》），苏曼殊的“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著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元旦感怀》）。宣统元年，许多诗人文士在苏州虎邱集会，创设“南社”，以诗文为武器，抗击腐败的朝廷。清朝覆亡时，社员发展到200人，以后发展到2000人。南社诗风，忧国忧时，慷慨雄放，为清代诗歌作了总结，至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和白话诗兴起，又开拓了中国诗文的新领域、新境界。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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