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第一支笔ppt蒸汽舰队,为什么会以闹剧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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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老诸神留下的遥远传说早已经无踪!蒸汽的战车却驰骋于大地之上,列强的飞艇贪婪的瓜分世界。然而,这是一个法师作为战场之神的世界。只有法师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兴衰!重现的神灵们俯瞰着世间……这是一个古老的道士重生在一个波澜壮阔的崭新大时代,走出一条崭新道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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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时代的道士》正文近代中国第一支蒸汽舰队,为什么会以闹剧收场?
盲琴师&/&文1861年的一个午后,湘军名臣胡林翼带着几个随从登上武昌附近的一座山,观察长江两岸的布防态势。视线中突然出现了两艘洋人的轮船,在江面上来去如风。胡林翼见状面色苍白,几乎要从马上摔下来,支撑着回到军营,呕血数升,几天后撒手人寰。这故事未必是真的,但很生动地表现出了清末有识之士对现代西方文明的焦虑。鸦片战争,装备了整面墙的火炮的风帆战舰已经让中国人“大开眼界”,而美国南北战争中,铁甲舰首次登上战场,世界海军军备进入了一个狂飙时代。蒸汽机、钢铁装甲、旋转炮塔和大口径火炮让曾经威风八面的风帆战舰相形见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必须有一支自己的现代化海军。当然,还有一个需求则更加迫在眉睫。实际上在1856年,清朝就已经有了购买外国军舰的打算。当时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已经快3年,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他们获得了部分西方人士的同情,因而获得了大量的洋枪洋炮,这使他们在与清军的作战中占到了压倒性的火力优势。清政府希望购置军舰封锁长江江面,以切断太平军与外界的联系。然而不久之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此事只能搁置。第二次鸦片战争1861年《北京条约》签订,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国内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太平军为了获得出海口,尝试向东南沿海方向发展,一度进逼上海,并控制了宁波这样的重要港口。这一系列动作已经损害到了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太平军的一些过于血腥暴力的行为也让西方舆论大失所望。清政府通过条约方式承诺对列强利益进行保护,列强遂收起对太平天国的同情,转而对与清政府合作表现出兴趣。另一方面,沿海受到威胁的清政府也希望能从水面上有效封锁太平军,并通过水陆两个方向进攻天京,因而也将购买军舰的事再次提上日程。在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的推动下,又经过一番博弈与拖延,清政府最终做出了向英国购买中号兵轮3艘,小号兵轮4艘的决策。军机大臣文祥江苏、福建和广东三省的海关共同出资65万两白银作为舰船和装备的购置费用,并从今后海关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支付舰队的维护费用。海军官兵和水手,则由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湖广总督官文负责挑选,从这个配置可以预计新式舰队的官兵大多将出自湘军系统,曾国藩将其纳入麾下的意图也十分明显。清政府对这支新式舰队还是抱有不小的期望的,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是“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既希望依靠它来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也指望去抵挡以下外来的侵略。作为卖家的英国也对此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毕竟这是一笔不小的买卖,而且既然清朝建立新式海军的决心已定,他们也希望这能成为一支对其友好的军队。因为一艘蒸汽战舰就是一座漂浮的海上工厂,每一个岗位都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这不是通过买军舰就能解决的。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军舰都将需要由英国人来指挥、驾驶、操作。今后的中国海军官兵,也都是英国海军的学生。如果掌控得好的话,短期内这支舰队还将扮演英国海军在远东的另一支分舰队的角色。英国为这支舰队的成立大开方便之门。此前1854年立法规定不允许英国臣民为外国服役作战,英国方面以发布《女皇特许令》的方式授权李泰国在英国招募人员,并聘请现役皇家海军军官参加舰队。所购军舰最终为8艘,列表如下(吨位各处记载差异大,这里以台湾学者王家俭的数据为准):炮舰3艘:“中国”号,原英军Africa号,669吨;“北京”号,原英军Mohawk号,670吨;“江苏”号,新定制,1000吨。炮艇3艘:“厦门”号,原英军Jasper号,310吨;“天津”号,新定制,445吨;“广东”号,新定制,445吨。说明:以上6艘军舰被统称为“Gun-boat”,本文按当今习惯,将500吨以上的称为“舰”,500吨以下的称为“艇”。军需船1艘,向私人购买;快艇1艘,向私人购买。除了舰艇,李泰国还购买了军火、煤炭和其他补给品,并聘请了以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斯本为首的458名官兵。就这样愉快地成交了。虽然买的军舰都不大,但也不算过时,上面配备的武备没有详细记载,但可以推测总体还不错。CEO带着新员工上岗,踏上前往东方的征程。一切是如此顺利而美好,除了一件事。清廷很快发现,李泰国跟舰队司令(当时称为“总统”)阿斯本背着自己定下了舰队章程。到这里要介绍一下李泰国这个人。李泰国英文名Horatio Nelson Lay,其母据说是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的后代。他10岁就跟随担任英国驻广州领事的父亲来到中国,15岁时父亲去世,他又到香港谋生。他先后在港英政府、通商口岸和地方海关工作,其间努力学习中文,成为了一个中国通,并给自己起了一个响亮的中文名字——李泰国。此后他步步高升,最终被清政府聘为海关总税务司,成为中国海关的最高领导人。李泰国李泰国也算半个中国人了,但性格极度傲慢。他跟阿斯本上校私自制定的舰队章程规定,舰队不从属于任何地方督抚——这好像没什么问题,而是直接归皇帝指挥——似乎也符合国际惯例,但是,皇帝下达命令必须由李泰国转达,阿斯本才能照办,并且“如有未便奉行之事,李泰国就未便传谕”。这下问题就严重了,这等于是清朝花了几十万两银子买了这支舰队,却让李泰国做了最高指挥,换谁都不会答应。但由于李泰国得到了英国驻华公使的支持,所以态度极为强硬,经反复交涉,在海关另一位外籍官员赫德的斡旋下,总理衙门与李泰国议定了新《轮船章程》,规定设立由中国人担任的“汉总统”,而阿斯本改任“帮同总统”,也就是副司令。舰队须听从相关督抚的调遣。双方还单独规定了攻克天京之后的赏赐,如果由清军和阿斯本舰队共同攻克天京,则所得财物30%归朝廷,35%归阿斯本及外籍官兵,35%归中国官兵;如果是阿斯本舰队单独攻克天京,则财物70%归阿斯本。这完全是雇佣军的做派。然而这份折中的章程并没有解决问题,这次轮到地方督抚们炸锅了。这支舰队中英官兵预计将有600多人,配上强大的武力,势必不会心甘情愿听从督抚节制,毕竟之前的洋枪队已经让督抚们吃过药了;另外军舰及装备不是中国官兵所熟悉的,到头来很可能还得听阿斯本指挥。而督抚中反对最强烈的,竟是最早主张购买军舰的曾国藩。因为此时的战局已经发生了变化,湘军已经实现了对天京的合围之势,虽然攻势尚不顺利,但拿下天京也就是时间问题,他可不想看到有人横插一杠来抢功劳,除非能保证这支舰队成为湘军的水师,完全听命于他。他还设想让每艘船仅留下洋员三四名,其余岗位均由湘军水师官兵担任,并由他的部将蔡国祥担任舰队指挥。且不说这主意朝廷和李泰国会不会答应,光从技术上看,都是做梦。曾国藩一边中国督抚在担心即使让洋人做副司令,他的权力也太大,另一边洋人却嫌这个官职太小了。当时军舰没有装备电报,当阿斯本舰队几个月后到达中国,发现自己刚一落地就被降了级,还需要听从中国地方官的指挥,大感自己受了羞辱。傲慢而固执的英国人愤然向总理衙门提出,若不批准他的章程,就带领所有水手一同辞职以示抗议。中英双方几经拉锯,邦交几乎因此破裂。更要命的是,清政府发现如果没有这帮洋鬼子,这批还算现代化的军舰连开都开不动,更不用说作战了。在这件事中,因为英方掌握着核心技术,中方显得极为被动。曾国藩甚至愤怒地表示,外籍将领必会将轮船居为奇货,将中方官兵看做仆役,湘军将士必将视之为奇耻大辱,不如将舰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以折李泰国的骄气。将真金白银买的舰船白送给外国,还美其名曰“分赏”,还要用这种小女人赌气的方式来“折李泰国的骄气”,为政治兵都有美名的曾文正公对国际关系的见识尚且如此浅陋,更何况其他中国官民呢?最后由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出面调停,中英双方达成协议:军舰全部退回英国拍卖,外籍官兵全部遣散,所有费用由中方负担。蒲安臣最终军舰拍卖和其他收回的款项共计白银106.8万两(比之前的购舰预算80万两要高,无法查到资料,可能是国际银价波动导致,因为双方是通过英镑交易的),但是购舰、运费、官兵俸禄等共计173.2万两,白白损失67万两。由于李泰国的野心,阿斯本的固执和中国官员的私心和浅陋,中国第一支现代化舰队以闹剧收场了。这场闹剧没有赢家。李泰国因为自己的拙劣表现被清政府解雇,丢掉了海关总税务司的饭碗,不过拿到了清政府一笔丰厚的遣散费。清政府中负责操办此事的军机大臣文祥成了众矢之的,从此不敢再在革新上有所作为。用赫德的话说,中国建设现代化海军的进程被推迟了20年。而新海军的建立,是有可能带动军火、机械、矿业等一系列现代化改革的。似乎也不是没有赢家。赫德就是一个,他在这件事中表现得圆滑老练,办事时懂得给清政府留够面子,给中国方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个最会做人的英国人接下了李泰国的位子,此后执掌中国海关长达半个世纪。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海关成为了“西方国家侵犯中国经济主权的帮凶”,同时也成为中国政府中最清廉、最高效的机构——直到民国时代都是如此。罗伯特.赫德故事还有后文,“江苏”、“厦门”两舰被日本萨摩藩拍得,当时日本还没有开始明治维新,地方诸侯却早已自发地学习西方。两舰1870年编入日本海军,也许在1874年的侵台行动中登场了吧。&&推荐阅读&&灭掉太平天国的湘军是怎么炼成的?灭掉辽与宋的强大女真为何会迅速亡国?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冷热军事史投稿、转载与商务合作请联系微信号:poter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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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军舰图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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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先森&/&文1176年,意大利北部的莱尼亚诺附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帝国骑兵正与意大利伦巴第联盟的步兵浴血奋战,这时两队骑兵从后方突破了帝国军阵线,歼灭了腓特烈的护卫队,皇帝本人也摔下马,身负重伤。1213年,法国图卢兹附近的米雷,西班牙阿拉贡王国的国王佩德罗二世纵马至队伍前沿,他脱下王室甲胄,穿上了普通士兵的简朴盔甲。然而敌军的第一骑兵中队发起冲锋时,阿拉贡的骑士不堪一击,佩德罗摔落马下,他大喊着”我是国王“,仍然被杀死。上述战役中的国王、皇帝都身先士卒、英勇战斗,而不是位于后方相对安全的指挥地点,但国王、皇帝所在的一方都输掉了战役。实际上,西欧中世纪的战争中,无论国王还是贵族,都会与手下骑士同仇敌忾、并肩战斗,少有例外。作为最高指挥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投入战斗值得吗?领袖身先士卒,固然能激励士气,尤其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一旦投入到战斗,他们对所在战斗地点以外的己方部队就难有影响,从而失去了对整场战役的驾驭。更何况如果国王皇帝被俘、阵亡,将导致无可弥补的巨大政治损失。莱尼亚诺战役,神圣罗马帝国之所以大败,原因之一就是深陷局部战斗中的腓特烈一世,不能从全局高度把握战役,没有和己方步兵保持联系,没能发现从后方袭来的意大利骑兵。莱尼亚诺战役▍古典时代的指挥官怎么做?不只是中世纪的指挥官才上阵搏杀,古典时代也不乏同类。亚历山大远征的历次战役中,都亲率部队作战。战场上,对变化做出的有效反应主要来自他手下将军的主动性,而不是靠亚历山大的全局指挥。当然,亚历山大作为欧洲战争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在军事战术战略的诸多领域都有卓绝的创造性实践,本文并不否认这个事实。亚历山大之后的另一个天才汉尼拔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经典的坎尼战役中,汉尼拔没有直接参战,他所处的位置能纵览全局。汉尼拔还掌握了一支可以随时支配的预备队,最终靠这支预备队完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包围。战前建立一支预备队,会为指挥官影响战斗结果提供一种确有保障的资源。此后,打败了汉尼拔的西庇阿以及凯撒都都使用了预备队。在罗马内战决定性的法萨卢斯战役中,庞培左路的骑兵驱赶走了凯撒的右路骑兵之后,转身攻击恺撒中军暴露的翼侧。这时,凯撒事先部署在中军翼侧后面的重装步兵预备队,极其猛烈地进攻毫无准备的庞培骑兵,后者逃离战场。预备队的致命一击,扭转了法萨卢斯战役的战局,为凯撒最终取胜奠定了基础。法萨卢斯战役的庞培一方指挥官不参加战斗,位于能指挥战役的地点以及提前建立预备队并在关键时刻运用之,这两点是古代军事战术史上一次重要的进步。然而中世纪西欧的大多数指挥官没有继承这种做法,他们鲁莽地发起骑兵冲锋,亲自投入战斗,忘记了指挥官最重要的职责,虽然时不时也会有少量预备队,但并不能有效地运用,更不用说他们往往严重忽视步兵的价值。从纯粹的战术与指挥角度看,中世纪西欧为什么退化了?这要从中世纪的政治分权角度谈起。▍地方分权、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后,欧洲中西部分布着蛮族建立起来的继承国。这些王国理论上对其领土拥有“主权”,比如法兰西王国(前身是西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前身是东法兰克王国),以及其后的英格兰等国。然而国王、皇帝的实力与地盘未必比其封臣(公爵、伯爵等)强大,他们对后者缺乏足够的权威。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由数百个附属政治实体组成,包括公国、侯国、宗教及贵族领地、自由城市等,以伦巴第地区为核心的意大利东北部的独立性尤其突出。与东方中央集权国家的皇帝相比,神罗皇帝对帝国的控制就是小巫见大巫。上述的莱尼亚诺战役之前,腓特烈一世向他的封臣萨克森公爵、巴伐利亚公爵“狮子”亨利寻求援兵,惨遭后者拒绝。狮子亨利的婚礼卡佩王朝早期,法国国王仅能控制巴黎周边被称作“法兰西岛”的地方,国王的封臣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安茹伯爵等拥有的领地都远比法王广大。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后来征服了英格兰,其继承者还一度占有整个法国西部,建立起安茹帝国,法国国王只能自惭形愧,阿基坦公爵更是傲慢到不出席法王的加冕典礼。中世纪早中期的英格兰算是欧洲王权比较强大的国家,但英格兰与威尔士交界的地区也很难控制,而且如果国王性格不强势,不擅权术,也掌控不了野心勃勃的英国贵族。更糟糕的是,这些国王的封臣下面还有自己的封臣,比如小贵族、领主或骑士,他们与国王、大贵族一样,拥有封地、城堡、追随的骑士或者扈从。整个西欧就是由大大小小的领主领地构成,相当大程度上,国王只是领主中的一个,最终决定这些领主之间关系的是实力(通过联姻和联盟强化)。一个贵族、骑士作为封臣,甚至可以向多个宗主效忠,低地地区的伯爵、公爵既是法国国王的封臣,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臣。▍中世纪指挥官能做些什么?这种地方分权、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之下,经济落后的西欧没有一个王国,能像罗马帝国那样建立有效的行政与后勤管理体系,维持一支由职业军人构成的常备军。维京人和马尔扎人的侵袭劫掠基本结束后,中世纪西欧的战争主要是领主之间的冲突,他们的军队由家族骑士,临时召集起来的骑士、地位低下并缺乏训练的农民、城镇步兵以及雇佣兵组成。作为主力的封臣骑士通常只有四十天的服役期,中世纪早中期不算很普遍的雇佣兵也很少签订长期合约。军队最高指挥官,一般由地位最高的贵族或国王、皇帝担任,但他们不能像罗马军团的将军命令百人队队长那样,对其追随者如臂使指。按照欧洲史学家的研究,在战争中,中世纪指挥官也下达命令,但劝说、鼓励与其地位相仿的贵族(甚至骑士)似乎更常见。罗马军团里那种上下级分明的指挥链并不存在,指挥官的声望,以及其拥有的贵族骑士都崇尚的勇武与军功,往往更能发挥作用。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队长因此,一个中世纪指挥官想鼓励追随者冒死战斗,他自己要敢于冲锋在前,或者至少位于主力军阵中。1214年的布汶战役,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分别处于中军的第二阵线,且有亲兵保护,但战斗中两者都曾落马、几乎被杀。在早年与英格兰“狮心王”理查的战斗中,菲利普就被打得落入河中。理查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他懂得步兵和弓弩手的价值,能充分发挥不同兵种间的协同配合。在法国的一次围城战中,理查像大多数那个时代的指挥官一样勇猛无畏,却被敌军一支弩箭射中,几天后身亡。理查的弟弟、不能打仗的约翰继位后,疆域辽阔的安茹帝国很快就终结了。中世纪指挥官都有尽早做出决策的压力。他们如果谨慎从事而不立即发起正面进攻,骑士文化主导的贵族会认为他们或是胆怯无能,或是夸大困难和敌人的力量,或是为迟缓甚至不采取行动找借口。前面提到的米雷战役开战前,阿拉贡国王佩德罗被建议采取守势、用弓弩和投枪远程打击削弱敌人,佩德罗认为那不符合骑士精神,拒绝了这个建议。佩德罗之死与这个愚蠢决定有很大关系。指挥官要迅速做决定的原因还包括后勤补给困难,必须赶在骑士服役期满前,或付给雇佣兵的佣金花完前。中世纪早中期(公元1300年之前),西欧战役中最常见的打法是骑兵正面冲锋,指挥官即使想采取复杂的协同配合战术,一般也很难做到。最高指挥官往往在开战前不久,才集结了所有军队。他并不了解手下军队的素质、骑兵与步兵的比例。骑兵里尽管会有方旗骑士那样的中层指挥官,但整支军队没有建立起清晰的指挥链条。他也没多少时间训练队伍,士兵们完全不如共同生活的罗马帝国军人那样长期训练、纪律严明,更缺乏默契和凝聚力。中世纪当然也有不少例外,比如布汶战役中,法国骑士就比较守纪律,也有凝聚力,他们或者是法王菲利普忠实封臣手下的忠实骑士,或者是王室的家族骑士。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阿苏夫战役中,狮心王理查也能较好地指挥骑士。菲利普和理查皆以“骑士国王”著称于史,他们对骑士的成功控制既来自其政治权威,尤其是菲利普;也因为两人亲身投入战斗符合中世纪贵族骑士对军事领袖的期望,尤其是理查。阿苏夫战役,头戴王冠的就是狮心王中世纪西欧虽有很多著名的野战战役,但实际上最常见的战争形式,是劫掠、突袭和破坏,围城战也不是非常多,野战战役发生的频率就更低。因此除了比武竞技外,中世纪骑士少有直接的战役交锋经验。骑士虽然靠集体冲锋形成威力,但他们推崇单打独斗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屑于、也较少了解集体战术配合,十字军东征除外。1264年英国的刘易斯会战既是中世纪军队组织的典型,也是一个战役上的特例。战前,指挥官莱切斯特伯爵西蒙.德.蒙特福特发现,他的军队没有统一的编制单位,没有建立起指挥链,没有任何训练和共同战斗经验。蒙特福特花了一天一夜时间整编改组,将混乱的军队按一定的规则组织成四个列阵,他亲自控制一只预备队,部署于三个主阵之后。尽管刘易斯战役开始时,蒙特福特一方遭遇不利,但在关键时刻蒙特福特命令预备队出击,彻底打败了数量占优的敌军,最终俘虏了敌方参战的统帅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蒙德福特成为英格兰的“无冕之王”,实质性统治英国一年。古典时代名将经常运用的预备队,在中世纪西欧只有少数指挥官真正理解,蒙特福特是其中成功运用的指挥官之一。刘易斯战役总而言之,由于严重的地方政治分权,后勤保障和组织能力低下,军人服役期较短等因素,中世纪早中期的西欧,不能像罗马帝国以及同期的拜占庭帝国那样拥有正规常备军。骑士文化主导下的西欧野战战役,更多地依靠骑兵正面冲锋;作为最高指挥官的国王、贵族在同侪压力下,冒着生命危险投入到一线战斗,尽管他们落马、被俘和阵亡经常导致灾难性的军事和政治后果。古典时代已经发展出来的指挥官掌控全局、拥有预备队、多兵种协同作战等战术与指挥理念,由于战争文化的改变,组织能力、战术素养和军队凝聚力的下滑,只有少数优秀的西欧指挥官才能运用实施。当然,西欧的战术实践远非一无是处,重骑兵冲锋的高度发展,城堡防御体系的构建,以及英国长弓和欧陆的十字弩等,都是中世纪早中期对军事史的重要贡献。&&推荐阅读&&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冷热军事史投稿、转载与商务合作请联系微信号:poter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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