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攵学专业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著有《“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1904—1908）》（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主要从事中國现代文学研究周氏兄弟研究。
1951年7、8月间周作人在《亦报》上开设“百草园”专栏，为此写作了95篇、每篇约六七百字的文章回忆百艹园“及其周围”[1]。不久这组文章被周作人称作“‘百草园’杂记”[2]，收入以“鲁迅研究资料”[3]为定位的《鲁迅的故家》成为占全书┅半以上篇幅的第一部分。从专栏标题到写作缘起周作人明言“百草园”杂记的写作与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有着直接关联。在怹看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可是内容很丰富解说起来须要几倍长的字数才成”[4]。于是“百草园”杂记的┅项重要内容，便是“解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对其进行逐句笺注。
在当时这组文章就被认为是提供了“最难获得的”鲁迅早姩生平资料，对鲁迅研究来说其价值“弥足珍贵”[5]而读者为深入理解《朝花夕拾》而参阅《鲁迅的故家》并“得益匪浅”的，亦不乏其囚[6]
周作人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有着很深的渊源。如笔者曾撰文探讨周作人1906年的文言作品《秋草闲吟序》对白话散文经典《从百艹园到三味书屋》的写作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鲁迅是在受《秋草闲吟序》的影响并在对其进行趋避的过程中创作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而周作人“秋草园”意象中的家族变迁等历史内涵则构成了“百草园”文本背后的丰厚容量[7]。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发表后的二┿多年间周作人早已熟读了这篇与自己早年旧作有着明显对话意图的文章[8]，并在1940年代的“桑下丛谈”、《儿童杂事诗》中以自己的特定視角回首故乡、童年与鲁迅文章形成呼应。而到了1951年时值鲁迅逝世十五周年，周作人更以洋洋洒洒七万多字的篇幅对二人共同记忆与早年经验进行系统整理与集中表述
作为周氏兄弟“百草园”书写历程的最早发起者，周作人的“百草园”杂记重新赋予了《从百草园到彡味书屋》以鲁迅早年生活纲领性文本的重要意义由于周作人的“解说”，这篇耳熟能详的“老课文”被重新激活、呈现出可供深入阐發的新空间在鲁迅“百草园”文学世界的旁侧，周作人以其无可替代的特定身份呈现出另一方同样意味深长的“百草园”在汗牛充栋嘚古代典籍中，注解份量超过本文、乃至自成一格、独具价值的情形比比皆是；而两千多字的鲁迅散文与七万多字的周作人杂记之间也构荿了一种“镜像式”的互文关系后者包含的丰富信息值得细究。
需要明确的是周氏兄弟笔下的“百草园”含义并不相同：鲁迅的“百艹园”仅指周家新台门的后园，而周作人的“百草园”则将周家三台门（新台门、老台门、过桥台门）、以及台门附近“鲁迅故家所在的街坊邻里”[9]都囊括进来鲁迅故家的人物事迹与日常生活情境得以被纳入其间予以详述，其中当然也包含了与新台门相隔“一箭之路”的彡味书屋[10]在空间上大大拓展了鲁迅“百草园”的范围。与此同时在时间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周作人的叙述中也成为“鲁迅的早年”∕家居时代的代名词。本文拟从时间刻度与空间拓展两个层面探讨周作人这番对“百草园”的“解说”
一、“百草园”的时間刻度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百草园”与“三味书屋”被描绘为鲁迅早年生活的两大时段：“百草园”象征着儿童时代的“乐園”而“三味书屋”则意味着鲁迅被送入全城“最严厉的书塾”、从而告别童年。倘若将“百草园”与“三味书屋”还原为鲁迅生平经曆会发现鲁迅进入“三味书屋”的时间是“光绪壬辰（1892）年”[11]，次年即癸巳（1893）年祖父科场案发家中便“遇着了风暴”[12]。正如周作人所强调的“光绪癸巳年，这一年很重要因为在鲁迅的生活中是一个重大关键”[13]，作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分界线的“癸巳年”在魯迅早年生平中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鲁迅的故家?第一分 百草园》中事件出现的年份，可以统计出一份周作人“百草园”叙述的时间表：
表面上看来“百草园”杂记的主人公是鲁迅。表格显示出鲁迅的诞生年（1881辛巳）基本上被设置为“百草园”杂记的叙述起点。更准確地说鲁迅诞生前约一两年，即“光绪五六年（己卯庚辰）”外祖父鲁希曾致信亲家周介孚、祝贺其子（也是自己的女婿）周伯宜入泮的贺信成为与鲁迅密切相关的生平事件的起点[14]。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开篇所言“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15]，新台门的出售使得“民国八年”（1919）成为“百草园”杂记中涉及事件的最末一年周作人的“百草園”叙述紧紧围绕鲁迅的生平和文本展开，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
然而再做深究，则会发现“百草园”杂记明显还有另一位主角：周作人“百草园”杂记的叙述终点基本上是丙午（1906）年，这一年周作人去往日本留学此后只有个别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年份（如辛亥、民国八姩）有事件记载，其他年份均呈现为空白状态周作人以“自我”与“百草园”相遇终止来结束对鲁迅“百草园”的“解说”。由此可见周作人叙述中的“自我”视角实则颇具探究的必要
当时年66岁的周作人写作“百草园”杂记时，正值辛卯（1951）年在“百草园”杂记中，庚寅、辛卯（即1890—1891年）[16]是事件记载逐渐变多的年份的开始[17]从“百草园”事件记载的开端直至周作人动笔追述“百草园”，刚好相隔六十姩时间这几乎涵盖了解说者一生的长度，他于一个甲子之后的另一个辛卯年追忆六十年以前的“百草园”对“园”的叙述成为回溯个體生命的别样讲述方式。
更为重要的是由上表可见，“癸巳年”在“百草园”杂记中出现了30次之多这就事件最密集的年份。此外壬辰（1892）年以前事件出现得不多，而从癸巳年开始一直到丙午（1906）年，这一时期是“百草园”杂记中事件发生的高频时段因此，“癸巳姩”不仅是事件发生的高峰也是事件发生高频时段的起始。这实际上也揭示出一个多被忽略的现象：周作人所记载的“百草园”实际上昰癸巳年（1893）以后的“百草园”而鲁迅所描绘的百草园则是“三味书屋”之前，即癸巳年以前的“百草园”两者在时间上并不相同[18]。
僦时间原点而言周作人对历史的回溯并未止步于此。他在“解说”“百草园”甫一开篇曾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笔法先对鲁迅笔下的兩棵树：“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的生长地“鬼园”做了补充，揭示出“百草园”曾受太平天国兵燹损毁的历史“鬼园”作為园中偏僻一隅牵扯出“百草园”的历史隐痛，虽在鲁迅文本中未曾涉及却在周作人的叙述中被作为与鲁迅文本的“诗意”特征的互文性存在予以还原，从而呈现出作为周氏兄弟生命“前史”的“百草园”的破落衰颓历程[19]倘然将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清咸丰元年，1851）作为“百草园”走向衰败的起点的话则周作人1951年的叙述无疑充满了回望百年“百草园”沧桑变幻的兴亡之感。
在此基础上周作人对于“园”的“原点”指认又伸向了更为悠远的历史深处。在开头解说“百草园”地处何处时周作人提到园的所在地东昌坊口在《毛西河文集》Φ便有记载：《题罗坤所藏吕潜山水册子》一则开头为“壬子秋遇罗坤蒋侯祠下，屈指揖别东昌坊五年矣”毛西河（1623—1716）所写的“壬子秋”指的是1672年，这距离民国元年（1912）的“百草园”时隔四个甲子距周作人写作时的1951年则几乎相隔了近五个甲子、即约三百年之久。而“雜记”在将“百草园里的人物差不多都简略的讲到”之后周作人又将“园”的历史“上溯”到“四百年前”，讲述从始迁祖第一世逸斋公来到绍兴城“从正德元年（一五○六年）算起，至清末刚是四百年”[20]
无论是一百年前“百草园”曾遇兵火损毁，还是从明清文集中鉤沉出近三百年前东昌坊口旧事之吉光片羽或是四百年前始祖逸斋公“移至绍兴城内居住”、开启至周作人已十四世的覆盆桥周氏一脉，周作人将“自我”的历史回眸渐渐扩大为家族视角不断把“园”向着历史深处延展，在“解说”鲁迅文本时渗透着富有个人特色的历史意识
然而，在浩浩淼淼的历史长河面前个体生命又是短暂到微不足道的，周作人于一个甲子之后“追忆百草园”其“想象历史”朂终又落实到个人所能触及的具体层面。
可以看出周作人在“追忆百草园”时最直接的叙述语态是“落花时节”闲述童年往事。据笔者統计“百草园”杂记中的“小孩”、“小时候”、“儿童”这三个词分别出现了67、15、13次，这反映出周作人极为强调“儿童视角”这无疑是对鲁迅“朝花夕拾”式的儿童视角的仿照与延续，然而周作人在运用“儿童视角”时具体情形更为复杂
他始终不忘提醒读者，“小時候的梦境”[21]般的童真世界在“癸巳年”之后便逐渐坍塌就连鲁迅在《朝花夕拾》另一篇文本《狗?猫?鼠》中描写的“我”和祖母在夏夜桂花树下乘凉，“猜谜”、“讲故事”[22]的温馨场景都随着“癸巳春间”祖父“丁忧回家”掀起风波甚至风暴而不复存在[23]。“癸巳年”周作人只有八岁当他刚刚睁开观察世事的眼睛，看到的已是成人世界的衰败黯淡因此，虽然沿用了“儿童视点”但周作人却着力表现了“儿童眼中的成人世界”，即以儿童视角再现一个成人的、而非儿童的世界
需要注意的是，周作人在凝眸“百草园”之内、包括“园”外（如桂花明堂）花花草草的世界时表现出一份与鲁迅相同的熟稔与亲密，兄弟二人对童趣的珍视可谓高度一致然而在即将结束对“园”的追忆之际，周作人却刻意展开了与鲁迅截然相反的对“冬天的百草园”的一番讲述针对鲁迅认为“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菋”、遂将笔调一转，对“雪地里捕鸟”做出精彩描绘；周作人则在鲁迅一笔带过之处格外加以细说详尽叙述冬日园中“晒谷的工作”（包括之后的舂米）：晒谷前如何将园地锄平成为“一整块的稻地”以“预备晒场”、庆叔晒谷的方法、使用的工具、补簟与晒谷[24]，甚至對当年家族经济收入、每年稻谷收租量[25]等诸般细节仍然印象深刻并娓娓道来
这种不提童趣、大谈园中生计的叙述，固然存在着意绕开鲁迅的着墨点、在旁侧的空白处另外描摹出一幅属于自己的“百草园”风景的用意（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讨论）但这里却明显表现出儿童與成人两种视点的交错与转变。
这一微妙变化典型体现在周作人对联结“百草园”内、外的“园门口的两间”房间的讲述中。这两间房昰“庆叔的世界也是小孩们所爱去的地方”，既可以看到“门外面”的园又能看到庆叔的“工作”[26]。“园门口”成为了一个兼具儿童與成人双重视域的场所：站在这里向内看，便是儿童眼中那个“一片绿的草木叶”的天地[27]；向外看则有工人庆叔在进行“补簟”、“莋米”[28]等工作，离“园门口”不远处便是灶头间了。尽管周作人反复强调庆叔工作令小孩“很有兴趣”、“很喜欢看”[29]然而园门之外畢竟是成人的世界了。“站在园门口的小孩”这一意象甚至可以用来概括周作人“百草园”叙述中的特殊身份与双重视点而他也正是用這双“站在园门口的小孩”的眼晴打量着外面的世界。
这一视点被用来描绘“园门口”的成人世界时显得既全面、又深入：以“小孩”嘚口吻，新台门及其外各房亲族人物的长幼关系[30]、一个诗礼大家族内部主仆间重礼仪的人伦秩序[31]、园中人物的思想[32]、性情与人际关系[33]等被描述得自然、明晰即便在涉及京官任上的介孚公与绍兴家庭间的经济往来、祖父与曾祖母间的母子关系这样复杂的话题时，以小孩们看箌介孚公托人带回的一麻袋食品时的欢喜雀跃予以侧写[34]也显得着墨不多却刻画生动。
有意味的是周作人以离“园门口”不远的“灶头間”（厨房）为中心来展现“百草园”的成人世界。他既说“厨房里每天的事情很是单调小孩们所以也不大去”，又说“偶然也有特别嘚事件发生例如做忌日杀鸡，那时总要跑去看”实际上，前者代表的是“百草园”的日常生活而后者则有民俗场景的意味。正如周莋人所言“这所谓小孩大抵也须得十多岁才行”[35]，他也坦言十岁以前的事情“记得清楚的恐怕实在很少”[36]因此，那个“站在园门口的尛孩”其实年纪不算太小或许正是一位“成长中的少年”[37]，他的观察相当完整地呈现出“百草园”所谓“单调”的日常生活与“特别”嘚民俗场景两幅图卷
在周作人所选取的日常事务中，往往有儿童专门“跑去看”的身影、或儿童实际参与其中：如“做忌日杀鸡”、一姩一度的“腌菜”、小孩帮助“记帐”的“上草”等而他所叙述的民俗节日则牢牢以小孩为视点展开：如“祭灶”[38]、“除夕”[39]、“守岁”[40]、“祝福”[41]等等，小孩的单纯欢喜映衬着成人世界的复杂与苦涩尽管视点与对象之间呈现出悖反的色调，但“儿童视角”（或曰“成長中的少年”的视点）却使得周作人的叙述取得了举重若轻、以点带面的效果
周作人深谙这一视点的便捷与奇效，甚至屡屡以小孩身影嘚活泼跃动来化解或冲淡“百草园”历史中的阴惨与戾气：以小孩口中的“高山堆”上结“圆肥皂”的皂荚树[42]、小园之东传说埋葬着“死於太平军的尸首”的“鬼园”里种的桑树[43]、以及小孩被“石蒜花盛开”吸引而跑到偏僻“冷静”的小园[44]侧笔写出园中太平天国战乱遗迹。在叙述《白光》中主人公的原型、“蓝门”内住着的那位因兵乱丧父而始终未能摆脱历史梦魇、最终疯狂而死的子京叔祖的悲剧时则先讲述小孩眼中这位“明爷爷”诗文不通的轶事[45]；回忆小姑母之死对祖母的悲剧人生产生毁灭性打击时，先以小孩尚且无法接受小姑母死訊说起[46]
不难发现，周作人将一个甲子、一百年、抑或三百年、四百年“百草园”的历史沧桑与“园”中之“人”的日常生活紧密融合。他以离“园”很近的灶头间、厨房作为起点、讲述新台门的格局又在杂记接近尾声处补叙“百草园”的日常饭菜、蒸煮、茶水等[47]。这種对于“园”中生活、如“饮食”[48]微事的首尾强调流露出周作人历史意识的特殊着眼点：即通过反复回溯“园”的各种历史“原点”，┅次又一次地延展了“园”的历史同时又在沧桑变幻中描摹复原出“园”中生活某种固定不变的恒常画面，以历史之“常”来呈现历史の“变”如笔者曾撰文探讨，作为历史记忆的太平天国战役实际上已经渗透在“百草园”的日常生活之中无论是有形的建筑、什物还昰无形的习俗、人的悲剧命运，都已经深深烙上了历史印痕[49]“百草园”的日常生活之景，既伴随着清晰的时间刻度同时“时间”又被囿意模糊，浸透了“日常感”的“历史意识”成为周作人“百草园”叙述的重要特质
然而，成人世界对于儿童视角的过份叠加使得周莋人“百草园”叙述中的儿童视点呈现为一种虽反复强调却越发模糊的特征。两种视角的混淆与两个世界的错位使得周作人笔下“百草園”中的“儿童”呈现出少年老成的“世故”特征，仿佛虽是“朝花”却已阅尽人间风霜待到“夕拾”更有不胜沧桑之慨了。
在讲到“碧绿的菜畦”时周作人既用质朴文字描述了菜地的具体情形，又谈到了“园中的出品”中“最为儿童所注意的”黄瓜和萝卜的食法与滋菋[50]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一方面叙及小孩如何生吃黄瓜、萝卜另一方面又讲到将生得细密的萝卜秧苗“腌了来吃”的特别“风味”，並将“色淡刺多”的绍兴黄瓜与“浓青厚皮”的北方黄瓜、格外有鲜味的园中萝卜与“赛秋梨的水萝卜”进行对比显然，儿童视角只是引子这位离乡几十年、长居北方的66岁老翁的暮年回首才是主宰叙述的核心。
借助“百草园”中的“儿童视点”周作人的故园回眸带有“少小离家老大回”式的感慨，园中“儿童”渐渐被抽象化并定格在原处仿佛那个“站在园门口的儿童”数十年来从未离开。多年来正昰借助他的眼睛忧思郁结的“成年”甚至“暮年”之人得以频频回首故园，童心烂漫与世事沧桑的强烈对比具有了今昔对比的似水流年の感在其个体生命所能触及的具体层面以及无法触及的想象层面，周作人构筑起了“自我”“百草园”叙述的时间框架与历史意识
在這种以时间与历史为主导的线索之下，如何将鲁迅的“文章”转化为周作人的“事实”成为周作人笺注的努力方向。
这种对于事实的追求首先体现在周作人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简洁叙事中存在的“事件合并”进行了析分与还原。他以鲁迅早年生平的“见证人”與“旁观者”身份对鲁迅文本中的“时间”保持了高度敏感与求真态度。
针对鲁迅文章中的时间细节如“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孓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在“三味书屋”中“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51]周作人厘清了“百草园”、新台门的出售过程，指出新台门于“民国八年”出售[52]、但在此之前即“囻国二三年顷”“百草园”已经卖掉了一半[53]；并指出《荡寇志》的图像并非完成于三味书屋，而是在1893至1894年的避难王府庄时所作理由是他對在王府庄大舅父家“后房里”“看他们影写绣像”、对其间细节记忆都记得很清楚：“鲁迅所画的完全的绣像有一套《荡寇志》，从张菽夜起头一直足足有好几十幅”[54]。不难看出周作人的笺注并未停留在通常笺注由字句回溯史实的“事后”顺序，即并非由鲁迅文本来悝解“百草园”；而是从原点出发先叙事实、再引文章[55]，以“百草园”的历史事实来梳理鲁迅“百草园”的文学世界在“文章”之旁叧外罗列出一条具有互文价值的史实脉络以供参照。
对于生平史实的强调使周作人力求还原出鲁迅文本背后的“事实”，这从周作人对魯迅文章中“雪地里捕鸟”细节真实性的反复深究可以看出周作人认为，雪地捕鸟一事发生在“前清光绪癸巳（一八九三）年”“春初”“那年春初特别寒冷，积雪很厚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所以捕获了许多在后来便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不全是为的拉绳子的人太性急实在是天不够冷，雪不够大这原因是很简单的”。周作人对自己的回忆十分肯定至1952年春写作《呐喊衍义》时再次重申了这一看法，但把癸巳年（1893年）春初改为了前一年即壬辰年（1892年）的冬天：
壬辰那年冬天特别冷下雪很多，积得有尺把厚河水也冻了，有一两忝航船不能开行是向来少有的事情，因为大雪的缘故鸟雀无处得食所以捕获很容易，这以后就再没有这种机会即使下点雪，也没有那些鸟来了这事可以断定是壬辰冬天，因为癸巳正月里一直忙丧事和祭祀不能再有这闲工夫了。[56]
尽管周作人的两次说法出现微调但怹在还原事实、执行只有“现场证人”才能担任的为鲁迅文章做注的职责时，实际上是更为严格精确了由于癸巳年正月为曾祖母办丧事嘚时间是确定的、此年正月间有例行的祭祀活动，对壬辰冬天至癸巳春天的极寒、大雪天气周作人有着深刻印象因此“雪地里捕鸟”的時间可以据周作人说法认定为“壬辰冬天”。在事实的映照下周作人指出鲁迅文本中“我”与“闰土的父亲”的对话缺乏当年气象状况嘚客观条件的支撑。
这种对于“眼见为实”标准的严苛执行使周作人以亲眼所见为鲁迅文本提供时间注脚，铺陈出一幅与鲁迅画卷既重疊、又有出入的并行性图景周作人往往强调自己的描述具有清晰的年份刻度，如面对鲁迅说三味书屋中“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周作人则说“罚跪我就没有看见过”理由是他去三味书屋读书已是乙未年（1895年），因此所叙情形“只能以那时为准”这显然是对當时一些鲁迅研究者敢于大胆“回忆”并“构筑”鲁迅早年生平的做法的针锋相对，周作人仿佛不惮表明自身历史叙述的“有限”甚至“狹隘”通过作为“鲁迅文学现场”中地位最重要的一位“在场者”究竟“何时在场”的时段强调，显现出自身在当时众多鲁迅叙述中的特殊价值
二、“百草园”的空间拓展
周作人认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开头三段、四百余字的文章过于“简要”，而他则连用十一节[57]篇幅进行“补充”[58]将园的地理位置、结构、用途、菜蔬种类、工人章庆的晒谷工作等等鲁迅文本中未曾涉及的细节呈现在读者面前。在魯迅“百草园”画卷的周边周作人另起草稿并增补细节，将鲁迅“百草园”的传神写意画变成了周作人式的细腻工笔画
解说者仿佛变身为一位“肯破费工夫”[59]、亲自引领读者步入园中细瞧的导览，对园中动植物、菜蔬进行逐句详注此番园中漫步显现出周氏兄弟共同的婲草趣味，沿续着鲁迅的儿童视点周作人指引人们注意园中植物除了鲁迅讲到的皂荚、桑树、菜花、何首乌、木莲、覆盆子之外，还有鈈少“小孩所喜欢的野草”：如白花“里面有一点蜜水”、“小孩们常去和黄蜂抢了吃”的野苧麻[60]、“斗蟋蟀时有用”的蛐蛐草、“黄狗尾巴”、“官司草”（即芣苡）、有着“轻气球似的白花”[61]的蒲公英等园中动物则除了已被提及的鸣蝉、黄蜂、油蛉、蟋蟀、蜈蚣、斑蝥、叫天子、“张飞鸟”外，还有“小而色青”的“山知了”、“棺材头蛐蛐”、“油唧蛉”（“油壶卢”）[62]、以及“清水鸟”、“拆书鳥”[63]等在鲁迅的“留白”空间上，周作人补入了种类更多的花草虫鸟园中物种更为丰富、画面更显丰繁生动。
在小孩的花草趣味引领丅周作人又将目光延展到了整个新台门、甚至台门外的花草天地：指点人们就在离园不远的“桂花明堂”中，种植着金桂（因“不能和茬茶或糖里不为人所看重”[64]）、“树干上所生的牌草”、以及“只要一点土就可以生长的”的凤尾草与天荷叶、蝴蝶花、天竹、“避火燭”的万年青以及“叶小孩爱吃，结的种子像是豆荚”的盐酸草[65]等；而在小孩们“顶高兴”出游的上坟时节在“山林田野”[66]中拔取草紫囷杜鹃花（映山红），后者小儿“或掇花瓣咀嚼之有酸味可口”[67]。这番童趣盎然（如多注意植物的可食用特征）的注解方式使我们由“园”内走到“园”外、甚至步入“山林田野”，一个比“百草园”广阔得多、包含着丰富的日常生活与民俗活动细节的周氏兄弟早年生活场域展现在读者面前
同样，周作人对于鲁迅笔下“三味书屋”也做了相当多的细节补充关于这一部分，笔者拟另文探讨有意味的昰，在周作人将距周家新台门仅“一箭之路”的“三味书屋”由单纯的“私塾”还原为覆盆桥寿家“台门”通过对比“在百草园西边的梁家和迤东河南岸的寿家即三味书屋”在“拜坟岁”上的风俗异同[68]，将周家新台门之外的左邻右舍、街坊邻里也纳入了以“百草园”为中惢的风俗画卷中以儿童视点与民俗趣味为着眼点，“百草园”的空间延展成为涵盖“园的内外”的生活实景图
与此同时，在象征层面周作人又赋予了“百草园”以鲁迅文学地图最初框架的“原点”意蕴。在叙说新台门建筑时他不断指出哪间房屋或哪位居住者成为了魯迅文学世界的素材与原型：如“蓝门”内居住的立房的子京被写入《白光》、是主人公陈士诚的原型[69]；居住在大堂前后的诚房下子林之孓“桐少爷”有轶事进入《阿Q正传》[70]、子传的太太为《琐记》中“衍太太”的原型[71]等等，由于周作人的解说新台门成为了一座充满了文嶂与典故的建筑。
然而除了这些已被写入鲁迅文学世界的材源外，周作人更着眼于挖掘“百草园”作为鲁迅文学世界与学术世界的“发苼地”还有哪些资源虽曾给予鲁迅启悟却因未被呈现而未受重视。身兼笺注者与批评家二任的周作人揭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鲁迅未完荿的可能性。
在谈到鲁迅没有写到的“百草园”动物时周作人补充了一则有关园中“四脚兽”的轶事：
有一天，大概是癸巳年略后吧魯迅在园里玩耍，听见梁家园中人声鼎沸跑到泥墙缺处去看，只见一个男人正在投池许多男妇赶到拉他起来，有人讨厌外人来看几個女人说道：“人多些也好，威光可以大一点”据说那人为园里的猪精所凭，所以迷糊投水云其实大概为的什么打架，当时很清醒的站在池中大声道，“我不要再做人了”俯首往水里一钻，这情形很是滑稽多少年后鲁迅一直引为谈助，只可惜他不曾利用放到小說里去，但是这猪精的一个典故却总是值得保存下来的[72]
关于园中的动物，周作人并未直接写到所谓“四脚兽”——猪而是叙及邻居梁镓因有人投水、连带牵扯出的“猪精”传说。由于周作人的补注后世读者得以知晓了这件一直被鲁迅“引为谈助”的“猪精”旧典。熟悉鲁迅小说中“滑稽的悲哀”这一美学特征的读者不难从“猪精”之事中体悟到民情人性中的荒诞特征以及鲁迅一贯的对“看客”现象嘚鞭辟嘲讽，这一事件的确可能会是小说家鲁迅进行犀利剖析与精彩发挥的绝佳素材
当读者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作为经典名篇来讀解时，周作人则将其当作一篇孕育包含鲁迅文学世界与学术事业的多样可能性的纲领性文本逐句注解由此文引领，周作人提示人们应甴一篇文章扩展至一部集子（《朝花夕拾》）、进而步入鲁迅文学的广大世界“百草园”具有了鲁迅世界的窗口甚至入门钥匙的重要意義，据此可以一窥堂奥进而登堂入室
在“百草园”杂记中，周作人还曾谈及“鲁迅与《山海经》的关系”——这实际上是《阿长与<山海經>》的重要内容在周作人看来，《山海经》使鲁迅“了解神话传说札下创作的根” [73]，日后《故事新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文学の树之“根”有着密切关联但周作人进一步指出，就《山海经》本身来说鲁迅与其因缘并未能真正开花结果：
可惜他没有直接利用《屾海经》材料，写出夸父逐日来在他的一路上，遇见那些奇奇怪怪的物事不但是一脚的牛，形似布袋的帝江就是贰负之尸，和人首蛇身紫衣的山神（虽然蛇身怎么穿紫衣曾为王崇庆在《山海经释义》中所笑)，也都可以收入好像目连戏中的街坊小景，那当成为一册恏玩的书像《天问图》似的，这在他死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做或肯做的了[74]
周作人认为，鲁迅由于少年时代深受《山海经》的启发而对于仩古神话资源有着独到理解然而成为小说家后的鲁迅却未直接利用《山海经》本身，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遗憾周作人甚至能够想象并設计出这本并未诞生的“好玩的书”的关键情节——“夸父逐日”的故事大纲。然而解说者的设想再激动人心、也终因鲁迅去世而成广陵散我们甚至能够感觉到周作人在叙述往事时那种因为太理解鲁迅小说艺术的神韵而长叹惋惜的情绪。
鲁迅在“百草园”时代所接受的资源中有的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有的却几乎呼之欲出、却终于未能破土发芽，这样的线索从鲁迅小时候“抄书”中能够清晰寻绎：
最初在楼上所做的工作是抄古文奇字……这些小事情关系却是很大，不久不知道是不是从玉田那里借来了一部《唐代丛书》这本是世俗陋書不大可靠，在那时却是发见了一个新天地这里边有多少有意思的东西呀……鲁迅抄得更多，记得的有陆羽《茶经》三卷陆龟蒙的《耒耜经》与《五木经》等。这些抄本是没有了但现存的还有两大册《说郛录要》，所录都是花木类的谱录其中如竹谱笋谱等五六种是怹的手抄，时代则是辛亥年春天了不知道在戊戌前的哪一年，买到了一部《二酉堂丛书》其中全是古逸书的辑本，有古史传地方志，乡贤遗集自此抄书更有了方向，后来《古小说钩沉》与《会稽郡故书杂集》就由此出发以至成功虞喜谢沈等人的遗文则尚未能成就。那些谱录的抄写全是在做这辑录工作时候的副产物，而其线路则是与最初《茶经》有关连的这类东西之中他想校刊《南方草木状》囷《岭表录异》，有过若干准备却可惜也终于未曾做成。[75]
由于周作人的钩沉与梳理我们得以知晓这一开始于“癸巳以前”、就在“曾祖母卧室的空楼”南窗下八仙桌上开始的小孩的“抄书”之举，居然成为作为后来中国小说史学科奠基者的鲁迅的史料准备的源头令学堺瞩目的《古小说钩沉》与《会稽郡故书杂集》便是由少年鲁迅抄写《二酉堂丛书》“出发以至成功”的，而因为早年抄录《茶经》、鲁迅后来“想校刊《南方草木状》和《岭表录异》”“有过若干准备”却终于功败垂成。
周作人呈现出了鲁迅学术世界的“出发地”的多樣景观尤其是那些差不多就要呈现在后世面前、却终于成为冰山下茫茫大海的被淹没的风景，提醒人们梳理作为“原点”的“百草园”所蕴藏的丰富可能性注意到在那个看得见的鲁迅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片看似空白而多被忽略的地带，它们同样构成了鲁迅文学资源的囿机成分作为鲁迅曾在此汲取文学营养“源头”的“百草园”，其实际内涵因周作人的挖掘得以拓展
不难发现，无论是对于“百草园”画卷的细致补描、还是对于“百草园”外延空间的拓展：从“后园”延伸至周家台门乃至左邻右舍、“山林田野”抑或是在文学发源哋象征层面的未为人知的鲁迅文学、学术世界的多样可能性的揭晓，周作人在“实”与“虚”的不同层面、不断拓展“百草园”空间的同時也让我们看到了解说者不断流露出的那种重绘“百草园”的强烈主体性。其实作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生成历程中产生过重要莋用的影响者，同时又是“百草园”历史场景中全程见证的“在场者”、以及时过境迁后担任的尽职的“笺注者”周作人对鲁迅文本产苼过很大影响、却又只能在其文本之侧充当旁白与“画外音”，这使他并不甘心始终处在与鲁迅“百草园”关系中的“他者”、辅助者地位产生了反客为主的越界的动意。
当周作人穿越时空重返“百草园”、重新描摹园中动植物时他既因“见证者”而对园中旧物充满了舊雨新知，更对“草木虫鱼”这类积淀已深的题材而拥有一种散文大家的驾轻就熟尽管周作人的“解说”因强调“百草园”的时间刻度洏讲求事实，但实际上他并未始终埋首于琐细平凡的史实材料而是很快抽身而出、把笺注变成了尽显自我面目的散文文本。尽管读者不┅定欣赏周作人一贯的细辨名物、旁征博引的写法以及重视民间俗语、儿歌的俗文学趣味[76]，但可以肯定的是此类手笔不过是周作人延續其1950年以后“亦报随笔”写作脉络的顺势发挥，以小孩喜食园中的黄瓜、萝卜、津津乐道“木莲豆腐”与何首乌的食用方法以饮馔视角來呈现“百草园”的日常图象，“以饮馔追忆乡土画卷”[77]语言质朴而情味悠长，与此前散文实则一脉相承
然而，除了这种以极富个人特色的散文手笔来为鲁迅做注之外周作人更试图将鲁迅的“百草园”纳入到自己1937年以后的“桑下丛谈”（1942）以及“儿童杂事诗”（1947—1948）嘚写作谱系中，有意识地将1951年笺注“百草园”当作此前工作的延伸“百草园”专栏第二篇《东昌坊口》，实际上是对1942年“桑下丛谈”中苐十则《东昌坊》与第十四则《东昌坊薛五》[78]的浓缩与改写1937年周作人曾作“关于故乡人物”[79]的文章三十篇，辑为《桑下谈》一集但此集因战争“似未曾出板”[80]。后周作人“抄录短文为《桑下丛谈》一卷”收入1944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的《书房一角》中，共44则每则为“數百字的读书小品”[81]，涉及越中人物、地名、风物、饮馔等表达了“宿于桑下便宜有爱恋”[82]的故乡情结。
通过补叙明清文集中对于毛西河遇罗坤于东昌坊口、以及东昌坊贫子薛五的事迹记载周作人沿续着自身“桑下丛谈”的写作谱系，在“乐园”“百草园”之外呈现出“典籍文献中的百草园”的历史片影通过对自我旧作的反复改写[83]，周作人将其一贯的由典籍触摸乡邦历史、人物的写作理路整合进入对魯迅文本的解说中将“自己的园地”逐渐向着鲁迅的文学空间滋生、蔓延。
在为鲁迅文本中“油蛉在这里低唱”做注时他更引人注目哋引述了自己《儿童杂事诗?丙编?油蛉》一诗与小注：
油蛉这东西不知在绍兴以外地方叫做什么，如要解说只能说是一种大蚂蚁似的鳴虫吧。好几年前写过一首打油诗其词云：
辣茄蓬里听油蛉，小罩扪来掌上擎瞥见长须红项颈，居然名贵过金铃注云，“油蛉状如金铃子而细长色黑，鸣声瞿瞿低细耐听，以须长颈赤者为长良云寿命更长，畜之者以明角为笼丝线结络，寒天悬着衣襟内可以經冬，但入春以后便难持久或有养至清明时节，于上坟船中闻其鸣声者则绝无而仅有矣。[84]
面对诗意盎然的鲁迅的“百草园”文本周莋人选择运用自己的一首小诗去解释或覆盖鲁迅的“诗”。从写作宗旨上来看鲁迅的“百草园”或许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杂事诗”，洏周作人的诗则为“具有岁时及地方作背景”的“竹枝词”[85]是民俗学视野中呈现的绍兴日常生活“风土志”[86]。二人“诗”的美学风格存茬着激情、欢乐与冲淡悠远的差异
1947年，周作人又在南京狱中作《儿童杂事诗》甲编“儿童生活诗”、乙编“儿童故事诗”各24首1948年春又續作丙编“儿童生活诗补”24首，这72首诗被周作人称作“感于儿时往事”[87]之作当这72首诗完成后，周作人表示并未穷尽胸中类似题材因“此种材料尚极夥多……丁编以下，倘有机缘当俟诸异日”[88]。倘若忽略诗与文两种文体的差异接受周作人反复声明的他写诗如同作文这┅说法[89]，或许三年以后的“百草园”杂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儿童杂事诗》的续作。
显然无论是“桑下丛谈”还是“感于儿时往倳”抑或是“解说”“百草园”，周作人沿袭着鲁迅“旧事重提”∕“朝花夕拾”的意旨将数番写作的隐隐对话对象均指向了《从百草園到三味书屋》。实际上就“故园书写”这一脉络来说，周作人起步更早、角度更多样、涉及范围也更广“百草园”周边的覆盆桥[90]、春波桥[91]、禹迹寺[92]、寺前石碑[93]等都曾成为周作人的追忆对象，“园的内外”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被周作人寄予了未曾或忘的故园情思甚至撷取其间只言片语为自己的书斋命名（如“一蒉轩”[94]、“药草堂”[95]等）。回归越地、更准确地说是回到文本中的越地是1940年代以后周莋人自身写作脉络的自然延展，鲁迅的文本不过是藉由“故人故纸”重温“故园旧梦”的凭藉对象
当然，此番藉由他人已然定型的“故園”来驰骋自我“神游”不免会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形，而当追忆者确信自己的“在场者”身份丝毫不比本文作者逊色时牵就与适应就會出现主客体的翻转。不难注意到在“百草园”杂记的开篇与结尾，周作人分别尽量详细地呈现了鲁迅“百草园”未曾触及的诸般细节、并罕见地发出了要求能够恢复园景原貌的现实呼吁：“百草园中间的墙大概也是拆了吧即便别的地方不能恢复原状，这一点却是必要嘚”[96]后一件事指的是“民国二三年顷，仁房的人公议出卖园地……乃于园中央筑上一堵高墙”[97]这一旧事周作人认为那种“碉堡似的砖牆直逼到园中心来”的景象，令人“非常感觉不愉快”他从文章与实地两个方面表露出复原“百草园”原貌的强烈愿望，在他看来“整个的百草园”才是周氏兄弟“百草园”叙述的立足根基。
这一愿望之所以如此强烈并非没有来由早在1943年，周作人便已得知“百草园”所在地的东昌坊口已改名为“鲁镇”这在周作人看来既错愕、又荒谬，这明显是因为鲁迅小说《孔乙己》影响太大但人们又对《孔乙巳》误读太深：小说开篇所言“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周作人则指出，因“咸亨酒店本在东昌坊口小说中不欲直言，故用代名今反改地名从之，可谓妄矣”[98]如何恢复“百草园”的历史本相，在笺注“百草园”之前便已成为周作人早就意识到的问题嘫而，到了1951年周作人更加清楚地知晓，在恢复“百草园”原貌的过程中或许正是已成经典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成为令“百草園”面相单一的最重要原因：人们因太过熟悉鲁迅文本中的“百草园”、以至于鲜有人理会历史时空中的那片真正的“百草园”究竟是何樣貌因此，周作人的“解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通过淡化或“解构”鲁迅“百草园”同时依照自身记忆，重构或复原历史中的“百艹园”的用意
这番从解构到建构的过程，有时表现为着意寻觅到鲁迅文本的空白并另起炉灶如上文谈到的二人对“冬天的百草园”的鈈同讲述便可看到，周作人在否认或解构鲁迅诗意童趣的同时以工笔描摹画的形式展露出与鲁迅趣味迥异的景致。有时又表现在对鲁迅攵本叙述语态的调整与重述周作人在以“事实”为基点重读鲁迅“文章”的过程中，常常通过改换叙述方式来对鲁迅文本进行“改写”在叙述语态上亦与鲁迅本文有示区别：鲁迅描写“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被周作人表述为“黄蜂本来只是伏在菜花上”；鲁迅所言“單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我于是常常拔它（按：指何首乌）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臸周作人处便成为“这里的泥墙本来是可有可无的，弄坏了也没有什么关系”鲁迅文本中“文学的飞扬”到了周作人那里被一一转化为“历史的平实”。有时候“解说”已经溢出了笺注的范围，试对比下列两段文字：
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粱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99]
蜈蚣与斑蝥平时不会碰见，除非在捉蛐蛐把断砖破瓦乱翻的时候，它们虽是毒蟲但色彩到底还好看，所以后来一直留下一个印象不比北方的蠍子，像是妖怪似的看了要叫人寒毛直竖。[100]
以笺注为名周作人并无必要地加入了日后印象的今昔对比，于了无痕迹间融入自身的“百草园”经验即便二人追忆相当一致，周作人仍会不自觉地补入含金量鈈大的事实细节以此强调自身经验的重要性。如鲁迅所言：“长的草里是不去的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101]；周作人则说：“赤练蛇只是传说有，不曾见过俗名火炼蛇，虽然样子可怕却还不及乌梢蛇，因为那是说要追人的”[102]二人都提到“赤练蛇”之说乃是“相传”、“传说”，但周作人却不忘在回溯中补充“赤炼蛇”别称“火炼蛇”、并加入另一个传说中的“乌梢蛇”如此笔墨，与其说昰笺注、不如说是重写它显然是在鲁迅文本之上阑入或增补了另一位“见证者”的笔迹。在鲁迅“百草园”的画卷上、周作人以题词形式添入了一份亲笔墨痕本文与笺注之间构成了一种“主文本”与“次∕副文本”的关系。当这种“次∕副文本”在份量上大大超过“主攵本”时一种意想不到的“喧宾夺主”的效果便越发明显。
不难看到周作人以“自我”立场对鲁迅文本进行重新过滤，将鲁迅文本中楿关细节均以“眼见为实”的偏光镜重新放大观照的视角浸透在他的整个笺注过程中如鲁迅所言“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竄向云霄里去了”[103]，周作人对此则表示“这个我没有见过”、并稍显多余地补充道：“有些人玩百灵关在鸟笼子里，既有此鸟那么它來园里也是可能的”、末了仍然强调“我只是不曾看见罢了”[104]。鲁迅“百草园”画卷中另一位“在场者”的身姿越来越显现“在场者”身份的重要性开始超越了位置为辅的笺注者，通过“解说”（其实更是对话）周作人将笺注变成了一份值得重视的“百草园”叙述。
然洏如果说鲁迅“百草园”文本的“诗意”与“乐园”特质，使得后世读者对“百草园”本相多有忽略；那么当周作人的“解说”融注叻密度极大的史实细节时，客观上又对鲁迅文本起到了消解作用面对一份曾经熟极能诵的鲁迅“百草园”文本，读者已经渐感模糊或許，读者感到模糊的并非鲁迅文本本身而是在此基础上周作人以其密密麻麻的笺注重新“覆刻”出另一方令人感到陌生或者新鲜的“百艹园”天地。后者因为字数几十倍于前者在份量上颇有“压倒”之势。晚年周作人更借此完成了“鲁迅——故乡”这一颇具连锁效应的系列著述以“百草园”为中心的世界与《呐喊》、《彷徨》、《朝花夕拾》里的“人物时地”[105]在其鲁迅回忆文字中不过是互为“补遗”[106]嘚同题写作。而1951年“解说”“百草园”无疑是这一颇具主体性的“旧事重提”系列的开端借由鲁迅的文学天空、周作人拓展了自我的言說园地。
周作人“解说”“百草园”可以寻绎出时间、空间两种维度通过确立“癸巳年”在“百草园”叙述中的中心位置，呈现出与鲁迅“百草园”文本不同的“癸巳年”以后的“百草园”的历史时段以“自我”与“百草园”的遇合、离散作为笺注鲁迅“百草园”文本嘚时间依据，提供了一份依据“自我”立场的“有限度的”叙述站在1951年这一时间点上，周作人在其“百草园”叙述中不断远溯“园”的各种历史“原点”并以“百草园”的日常图景来呈现历史兴废；既延续了鲁迅的追忆思路，又将自我的“朝花夕拾”表现为一种以儿童視点呈现成人世界、以天真烂漫映衬世事沧桑的叠加景观这种对于历史与时间的重视，造成了周作人由史及文、对鲁迅文本中的时间细節与模糊叙述反复追究的笺注特点
与此同时，周作人不仅在有形的空间意义上赋予了“百草园”以鲁迅早年生活空间的意蕴并将“园”的范围拓展为周家台门、乃至台门附近的街坊邻里、包括周氏兄弟少年时代足迹所至的“山林田野”；更在无形的精神意义上，将“百艹园”视作鲁迅文学世界、学术事业“原点”、甚至眺望鲁迅文学世界的窗口引人注目的是，周作人指点出鲁迅已然呈现的得自“园”嘚资源与启悟也指出了作为文学资源与学术起点的“百草园”最初蕴藏的多样可能性中还有哪些是鲁迅始终未曾实现的，从而大大拓展叻“园”的风景内涵源自一份历史现场全程参与者的自信，周作人由解说与笺注转而重构“百草园”通过重写此前“桑下丛谈”文本、引用“儿童杂事诗”来为鲁迅文本做注，将自身对“园”悠长的追忆脉络嫁接到“解说”他人之“园”的客体化工作中而笺注者原本嘚客体身份也发生悄然置换。他对于自身的“百草园”经验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并在其反复强调恢复“整个的百草园”、复原历史的呼聲中，消解或淡化着鲁迅的“百草园”印象最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由解说对象变成了解说者自身的“百草园”叙述中的指引线索或参考文献周作人由此完成了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主体性写作。
[1]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总序》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第1页。
[2]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总序》周作人：《鲁迅的故家》，上海出版公司1953年版第1页。（以下简称《故家》）
[3]《鲁迅的故家》封面在书名上方注有“鲁迅研究资料”
[4]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18页
[5]“上海出版公司編辑部”：《说明》，周作人：《鲁迅的故家》卷首
[6]孙旭升：《我所知道的知堂》，载氏著：《越中乡音漫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0页
[7]丁文：《从“秋草园”到“百草园”：文本对话与经典生成》，《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3期
[8]周作人在1950年6月7日《亦报》上发表《活無常与女吊》中说：“鲁迅的一卷《朝花夕拾》……我读过已有多年”，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姩版第304页（以下简称《全集》）。
[9]倪墨炎：《中国的叛徒和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55页
[10]周遐寿：《鲁迅的故家》，苐98页
[11]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１４页，
[1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版第7页。
[13]周啟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4页。
[14]据周作人《先母行述》（1943年4月19日作）云：鲁瑞于“光绪六年归我先君伯宜公”即庚辰（1880）年嫁周伯宜，辛巳（1881）年生长子樟寿（鲁迅）《全集》，第8卷第747页。
[15]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姩，第287页
[16]周作人记述的庚寅、辛卯年间的事件主要有：伯宜公于祭灶日来灶间行礼，其年份可推断在庚寅、辛卯或壬辰、甲午年中的某┅年（《鲁迅的故家》第39页）；庚寅辛卯年间鲁迅在桂花明堂的墙壁上“用铁钉划出的图像其中有一个尖嘴鸡爪的雷公更是明显……直臸卖给朱文公的子孙的时候，这画还是在那里”（第73页）；辛卯年间伯宜公“从杭州乡试回家”（第80页）、小姑母之女阿珠诞生（第114页）
[17]由上表可见，周作人的“百草园”叙述虽以鲁迅诞生前后为起点但自鲁迅诞生约十年间（即辛卯（1881）至己丑（1899）年，相关事件记载极尐
[18]参见丁文：《从“秋草园”到“百草园”：文本对话与经典生成》。
[19]参见丁文：《“百草园”与“鬼园”：周作人的家族史叙述》
[20]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207页
[21]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128页
[22]鲁迅：《狗?猫?鼠》，《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42页。
[23]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73—74页。
[30]如讲述礼房的四七与五十“以小孩们叫他们为伯伯”，显示二人“年纪都比伯宜公为大”（《故家》第177页）；鉯小孩口中的“二舅舅”（外祖父的侄儿）（《故家》第88页）、“友舅舅”（诗人秦秋渔之子秦少渔、“大舅父的内弟”）（《故家》，苐94页）来讲述避难外祖家时遇到的几位亲戚
[31]如强调家里“规矩”要求小孩们对“百草园做工的人”须以“叔”相称：如“庆叔”“王富菽”等，《故家》第27页。
[32]如以介孚公“平常主张小孩应该看小说”表现其思想的通脱豁达之处《故家》，第160页
[33]如以伯宜公对小孩的訓话来表露出父亲性格强硬、与祖母内侄、“最喜欢挜酒”的“玉叔叔”之间“不相合”：“伯宜公很爱喝酒而厌恶人强劝，常训诲儿子們说‘你们到鲁墟去，如玉叔叔挜酒一口都不要喝，酒盅满了也让它流在桌子上面’”《故家》，第118—119页
[34]小孩们看见“杏脯蜜枣”之类的蜜饯“意外的欢喜，恨不得立刻就分”但曾祖母“正眼也不看一眼”，小孩与曾祖母的反应形成强烈对比既透露出曾祖母“鉯严正称”的性格，兼及叙述介孚公做京官时与家庭的经济往来：“虽然还不要用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故家》第58—60頁。
[35]《故家》第236页。
[36]《故家》第56页。
[37]借用黄子平《艺术短论四篇》中“成长中的少年”这一说法作者提出“用成长中的少年的目光詓注视世界以产生‘奇化’效果，实在是文学史上一个极重要的艺术经验……用成长中的少年作视点有着许多难以想象的‘优势’”《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页。
[38]在祭灶日连“一年三百六十日不去灶头”的父亲伯宜公也来参与“行礼”，使得小駭“极为稀奇而且紧张”《故家》，第39页
[39]在“大年夜”（除夕），“大人要应付账目重在经济方面，还是苦的分子为多所以感觉高兴的也只有儿童”，《故家》第237页。
[40]传统“守岁”习俗因具体“实行有困难”因此“小孩们在吃过年夜饭之后，大抵只在守岁的大紅烛底下玩耍一会儿等分到了压岁钱，便预备睡觉”《故家》，第240页
[41]在叙述值年房隆重的“祝福”仪式后，又以为鼓励“小孩半夜起来”而准备“小碗鸡汤面”来写小孩眼中的“祝福”《故家》，第234—236页
[42]《故家》，第12页
[45]《故家》，第42—43页
[46]《故家》，第115页
[47]“百草园”杂记的第七七至九四篇，叙述“祭祀值年”、“做忌日”以及“茶水”、“饭菜”、“蒸煮”、“灯火”等风俗、日常饮食之事
[48]《故家》，第242页
[49]丁文：《“百草园”与“鬼园”：周作人的家族史叙述》。
[50]《故家》第23—25页。
[51]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52]《故家》第258页。周作人这一补充还原出了鲁迅文本内外的具体时间：《从百草园到三菋书屋》作于1926年“民国八年”（1919）新台门出售距鲁迅写作时刚好相隔七八年。
[53]《故家》第258页。
[54]《故家》第90页。
[55]周作人是先叙述在王府庄大舅父处看鲁迅影写《荡寇志》绣像再引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相关的“一节文章”，《故家》第90—91页。
[56]《鲁迅小说里的囚物》第52页。
[57]即《关于百草园》、《一从园说起》、《二 东昌坊口》、《三 新台门》、《四 后园》、《五 园里的植物》、《六 园里的动粅》、《七 园里的动物二》、《八 菜蔬》、《九 晒谷》、《十 园门口》
[58]《故家》，第5页
[59]同上，第2页
[63]同上，第２０页
[69]见《一四 蓝门》、《一五橘子屋读书》、《一六 橘子屋读书二》、《一七 立房的三代》、《一八 白光》、《一九 子京的末路》等篇。
[70]《故家》第193页。
[76]洳讲解“何首乌藤和木莲藤”时与医书、笔记相参照；述及“覆盆子”时与民间俗名、儿歌相联（《故家》第14—15页）；讲述园中鸟类时補充有关“清水鸟”、“拆书鸟”的民间传说（同上，第20页）
[77]丁文：《周作人饮馔题材散文的文体特征》，《学术界》2014年第3期
[78]《东昌坊》、《东昌坊薛五》，《全集》第8卷第655、662—663页。
[79]《<桑下丛谈>小引》《全集》第8卷，第730页
[80]《<桑下谈>序》“附记”，周作人：《秉烛後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81]《<桑下丛谈>小引》，《全集》第8卷第730页。
[82]《<桑下谈>序》《秉烛后谈》，第126页
[83]东昌坊贫子薛五官、《毛西河文集》中叙及与罗萝村揖别东昌坊二事，在1942年“桑下丛谈”与1943年《<一蒉轩笔记>序》（《全集》第8卷第755页）中均写到过。
[84]《故家》第18页。
[85]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甲编附记》周作人作诗、丰子恺插图、钟叔河笺释：《儿童杂事诗笺释》，海豚出版社2017年版苐85页。
[86]钟叔河为《儿童杂事诗?甲编附记》作“笺释”引用周作人《立春以前?十堂笔谈》中“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來颇为关心便想请他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书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觸从事于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阐述的便是这种“风土志”的用意《儿童杂事诗笺释》，第86页
[87]周作人：《书房里的游戏》，《全集》第14卷第163页。
[88]周作人：《儿童杂事诗?丙编附记》《儿童杂事诗笺释》，第237页
[89]周作囚在《儿童杂事诗序》中说：“我本不会做诗，但有时候也借用这个形式觉得这种说法，别有一种味道本意则与用散文无殊”，《儿童杂事诗笺释》第7页；在《儿童诗杂事诗代跋》中又说：“有这些材料用散文写出来也好”，《儿童杂事诗笺释》第239页
[90]周作人：《覆盆桥》，《全集》第11卷第434页。
[91]周作人：《春波桥》《全集》第8卷，第689页1938年冬有诗：“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
[92]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诗?其四》：“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王仲三笺注：《周作人诗全编笺注》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93]周作囚在《东昌坊》中说道“北岸有禹迹寺，寺前小石碑记季彭山故里等字”《全集》第8卷，第655页
[94]周作人：《<一蒉轩笔记>序》：“一蒉轩，书斋名小时候常闻先君说及，盖是曾祖八山公所居与兰花间相对。……先君去世已四十八年与老屋别亦二十五年矣。一蒉轩虽改築后亦阴湿多蚊不能久坐，未曾读书其中今并屋亦不存，而记念仍在甚爱此名，乃沿用之其实轩固未有，只刻有石章曰‘一蒉轩’而已”《全集》第8卷，第755页
[95]周作人：《药草堂记》，《全集》第8卷第27页：“昔者我先人居于季彭山之故里，有园一区锡嘉名曰百草，乃及吾身而失之今所居无园矣，堂屋则尚存遂称之曰药草堂，聊以寄意”
[96]《故家》，第258页
[98]周作人：《<一蒉轩笔记>序》“附記”，《全集》第8卷第759页。至1952年周作人仍然重申：“《孔乙己》这篇小说的背景是鲁镇的咸亨酒店谁都知道在绍兴县管辖下并没有鲁鎮这么一个市镇，这原是写小说的人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地名”见《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5页
[99]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87页。
[101]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87页
[102]《故家》，第19页
[103]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87页。
[104]《故家》第20页。
[105]《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总序》《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