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这是一本已经完稿的书，即将在2010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总字数大约是40万字。　　本人的日本史第一作《日本战国史》已经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写日本史的第二篇作品。　　与《日本战国史》的偏重普及不同的是：明治维新时代写得有点学术，但还是尽力让所有人都能看明白，看懂，从这段历史，来了解日本是如何从一个岛屿小国转变为一个近代强国的。　　事实上，这本书也是一本花费了近六年时间的书，其中前四年都是在酝酿，思考写法，阅读资料，最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是在不断爬格子，写作的辛苦作者本人清楚，但成书的时候仍然不敢说是十全十美的，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　　　　　　引言：《武士道》——日本人想要告诉世界的话　　　　
一日，和朋友谈起明治维新时代，朋友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明治维新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可惜现在我看过不少著作，都没写出混乱的感觉。”这句话让我萌发了一种写作欲望。我并不奢望自己的文笔能够满足朋友的要求，但希望能写出自己对明治时代的一点浅见。诚然，明治维新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混乱”两个字，不仅仅是适用于日本，恐怕也适用于同时期内忧外患中的近代中国，适用于众多在殖民威胁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亚洲国家。但这个“混乱”中蕴藏着有序。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人，从乍遇开国的迷惘、惶恐到盲目排外的疯狂、错乱，最终实现了觉醒。日本的近代化就是在混乱中杀出了一条血路。许多的历史学家都在总结和反思：为什么是日本，为什么日本能成功而中国失败。这一话题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甚至西方都在不断地争论和探讨。因为，明治维新这场近代历史上的大变革，不仅仅对日本，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对于西方社会和后来整个世界现代史的演进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就像一枚石子，投入了近代史的湖水中，泛起的涟漪至今不绝。　　　　在我们时空逆流进入19世纪末的世界之前，我要向各位推荐一本有关日本文化的经典著作——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　　　　新渡户稻造是生活在明治时代的一位学者，他早年皈依基督教，于1884年出国，前往美国、德国留学深造，接受了西方近代文化的熏陶。可以说，新渡户稻造是一位明治时代典型的日本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体里，既流淌着日本传统文化的血液，也注入了西方先进文化的细胞。新渡户稻造娶了一位美国女子玛丽为妻，在他们婚后的生活中，妻子对他提出了许多有关日本文化的疑问，新渡户稻造将这些疑问一一解答并集结成书，就是这本《武士道》。　　　　这本书最早是用英文撰写，目的就是以“被告人”的身份为日本人作“自我辩护”，站在“被告”的角度上，使用西方的希腊罗马神话、基督教哲学、人文主义哲学等因素来解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以及其相关的种种，例如：切腹、茶道、剑道、礼节、男女关系等等。由于作者对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着深刻的了解，因此，他能把西方的文化因子浑然地融合进日本传统文化之中。　　　　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国人对于“武士道”精神总有一种天生的抗拒感，认为这是一种邪恶的、不人道的精神，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诚然，新渡户稻造作为一个日本人，他极力地为武士道披上一层华美的外衣，这也使他的“辩护”在许多方面有失偏颇。在此，笔者也并不是主张让诸位去全盘接受新渡户稻造的全部思想，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明治时代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想要告诉世界的话。　　　　明治时代是日本走向世界的时代，一个以往不为世界注目的民族以亚洲强国的姿态赫然出现在国际政治格局之中，它所带来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当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新兴的国家时，日本人希望世界怎么样看待他们呢？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新渡户稻造在书中重点阐述的就是“武士道”。诸位应该注意：日本从12世纪源平之争开始，到19世纪末明治维新为止，武士作为日本的统治者整整长达700年。700年的漫长历史不仅孕育和完善了“武士道”，也足以使“武士道”在每个日本人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正如新渡户稻造在书的开头时所说：　　　　“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它并不是保存在我国历史的植物标本集里面的已干枯了古代美德的标本。它现在仍然是我们中间的力量与美的活生生的对象。它虽然没有采取任何能够用手触摸着的形态，但它却使道德的氛围发出芬芳，使我们自觉到今天仍然处于它的强有力的支配之下。诞生并抚育它的社会形态业已消失很久，但正如那些往昔存在而现在已经消失的遥远的星辰仍然在我们头上放射其光芒一样，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1]　　　　所以，我们要了解明治维新，要了解日本史，要了解日本这个民族，对“武士道”这三个字，恐怕无法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嗤之以鼻，而是要正视它的存在，通过它去解答日本人在明治维新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中的民族心态和民族行为。　　　　正是因为如此，这本书在西方世界广受关注，甚至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他的朋友都通过这本书来了解这个新生的资本主义强国。许多研究日本的入门者津津有味地捧读《菊与刀》，在我看来，大家不妨先读《武士道》，一个有着西方文化背景的日本人看自己的祖国，或许会比一个“槛外之人”看日本要深刻得多。　　　　最后，笔者可以套用一下威廉•伊利奥特•格里菲斯所写的《武士道》绪言中的一段话来概括明治维新：“当日本正处于‘走向世界’（这是我们对佩里和哈里斯以来各种急剧的影响和事件所加上的称呼）与封建制度发生冲突的时候，武士道决不是一具涂上了防腐剂的木乃伊，它还有着活生生的魂灵。那是实实在在的人类活力的精神。此时，小国从大国那里受到祝福。日本遵循日本自己的高贵的先例，在不放弃本国的历史和文明中最美好的东西的同时，采纳了世界所提供的最美好的东西，并将它同化了。”[2]武士道是近代日本变革和对外扩张的精神源泉，明治维新的思想动力就要从这里去寻找。现在我们把时钟回拨一个半世纪，从19世纪中叶的日本开始这段“维新之旅”吧。 　　　　　　--------------------------------------------------------------------------------　　　　[1] [日]新渡户稻造著，张俊彦译：《武士道》，第13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2] [日]新渡户稻造著，张俊彦译：《武士道》，第10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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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编：幕末风云　　　　第一章：江户时代的日本　　　　过去的日本乃是武士之所赐，他们不仅是国民之花，而且还是其根，所有上天美好的惠赐，都是经过他们而流传下来的。他们摆出一副社会地位超出于民众之上的姿态，但却为人们树立了道义的标准，并用自己的榜样来加以指导。我承认武士道中有对内的和对外的教诲。后者是谋求社会的安宁和幸福的福利性的，前者则是强调为德行而积德的纯粹道德性的。　　　　——《武士道》第15章《武士道的熏陶》　　　　第一节：幕藩体系　　　　一、江户时代　　　　江户时代在日本历史分期中属于“近世”，意即：它是中世纪日本向近代日本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江户时代始于庆长八年（1603年）[1]，是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正式建立江户幕府，结束于庆应三年（1867年）江户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在这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间中，日本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缓慢发展局面中。　　　　江户时代日本的统治者是以德川将军为核心的江户幕府。幕府作为武家政治的表现形式，到17世纪，已经在日本延续了近500年了。德川家康于庆长五年（1600年）的关原大战中获得胜利并夺取了政权，继而在元和元年（1615年）大坂之役中消灭了丰臣政权，实现了对日本国内的完全统治。大坂之役以后的200多年中，日本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全国性的大战乱，从应仁元年（1467年）以来开始的乱世局面至此宣告结束。　　　　江户幕府是建立在日本战国时代以来的变革基础之上的，战国时代的“革命者”，首推织田信长，后人评价说“其卓见使日本得吸世界之新空气，以资益其将士之智能，以涵养日本勃兴之渊源”[2]。而丰臣秀吉作为信长的继承人，他和信长一起成为战国时代变革的集大成者。其后的江户时代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战国和织丰政权时代留下的影子。　　　　首先是政治体系上，江户时代采用的是幕藩体系，事实上，幕藩体系的形成来源于战国时代。许多的战国大名将自己的家臣集中居住到城下町，通过“分国法”的形式维系大名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家臣向大名效忠并提供军役。同时，这种制度建立在“检地”的基础上，中古日本采“庄园公领制”，无论是私人的“庄园”还是公家的“公领”都享有特权，这种制度在战国时期逐渐被破坏，大名为了实现对领地内的完全统治，纷纷推行“检地”，括出隐田，确立收税依据，同时奠定了将田地分封给家臣的基础。这种方式就被江户幕府所总结使用，通过丰臣政权时期的“太阁检地”和江户初期的大规模检地，全国的土地被统一进江户幕府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同时，江户幕府通过各种武家法度规定了大名的权利义务。中央的幕府和地方的藩成为江户政治的两极，这两极通过检地分封和武家法度统一到了一起。　　　　其次，战国时代以来留给江户幕府的另一份遗产就是身份制度。在中古日本，虽然采取武家政治，但武士和农民之间的界限相对而言是模糊的。丰臣秀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农民开始，一步一步成为武士、大名进而走上了日本的权力最高峰。但是这种个人奋斗史在江户时代成为了神话。因为在战国时代，大名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发现建立起一支专业的职业军队非常重要。丰臣政权建立以后，在全国推行“刀狩”令，剥夺了除武士以外的人带刀的权力，刀自此才成为武士身份的象征（有些人认为刀作为武士的象征在武士出现以后就存在了，这是错误的观点。事实上，在江户以前，大名的动员方式决定了许多农民、商人等都持有刀。另外要说明的是：武士刀也是一种特定的武器，与短刀、胁差等是有区别的）。丰臣政权“刀狩”之后，日本形成了“士农工商”四级制度，武士作为统治阶层，脱离生产，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原本在战国时期逐渐转向职业化的步兵——足轻成为武士阶层的最底层，但他们和农民仍然有区别。农民则是国家生产的主体力量，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承担税收的义务。其下则是手工业者和商人。另有贱民阶层（秽多、非人），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承担垃圾清扫，处理死尸等“脏活”。　　　　江户时代的经济与其政治架构有着密切关系。德川家康在统一全国后，推行“重农”的经济政策，原因很简单，幕藩体系下的土地分封和大名的收入都是以大米作为统计单位的，可以说，大米是当时的一种硬通货。因此，幕府大力鼓励“新田开发”，开垦新土地，提高原有土地的产量。所谓“重农”，是相对于“抑商”而言的，幕府禁止农民弃田从商，并将商人列为四等级的最末等，表现出幕府对农业的重视。　　　　但江户时代初期的农业生产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带动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农业产量的提高使农村有了更多的富余劳动力。到了江户时代中期，特别是元禄年间（年）以后，日本的商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村大量土地被用来种植桑、漆、红花、桧等经济作物，同时，制酒、制盐、纺织等手工业也开始走入兴盛期。　　　　在江户时期，日本的商业经济的特点就是城市经济的繁荣，德川幕府继承织田信长的“乐市乐座”政策，大力发展城下町。首先表现在江户和大坂[3]两城的繁荣上，江户作为日本的政治中心，由于幕府制定了大名参觐交代制度，规定大名必须在江户城下拥有住宅，每两年中应有一年必须住到江户（关东大名则是每年中有半年住到江户），这不但带动了以江户为中心的全国交通网的发达，也带动了江户城下町的繁荣。而大坂则是日本的商业中心，大名往往在这里设立“藏屋敷”，每年都将领地内的物资运送到这里，通过商业贸易交换必需品或者牟利。到江户时代中期，除了城下町以外，以道路旅店为核心发展的宿场町，以神社寺院为核心发展的鸟居町，以港口为核心发展的港町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崛起。江户时代中期，幕府还一度采取重商主义，这更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幕府所控制的矿山（金山、银山）大量生产，到18世纪前后，这些矿山的出产量逐渐枯竭。幕府陷入了经济危机。相反的，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商业化，许多商人结成商业垄断机构“株仲间”，这种商业团体后来也获得了官方的认可而存在。商人通过垄断地位控制了财权，实际地位上升。而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士，由于作为硬通货的米价格下跌，陷入了贫困的境地。米价的下跌还进一步导致了农民的贫困，江户时代后期，许多农民陷入破产。农村的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农村的暴乱“一揆”此起彼伏。　　　　在这种情况下，幕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一方面，幕府改变中期重商的政策，重新改为重农，幕府多次重申“田畑永代売買禁止令”，禁止土地买卖，发布“归农令”，要求百姓从事农业，同时将商人团体“株仲间”加以严格管制甚至解散，不断发行新货币，以贱代贵，增加发行量，解决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发布“俭约令”，削减财政支出，发布“德政令”，安抚百姓。但这一系列的政策都是杯水车薪，日本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地导致江户时代的社会体系的崩溃。　　　　正是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也促成了江户时代市民文化的繁荣。如歌舞伎、净瑠璃、浮世绘等市民文化的表现形式在江户时代风靡一时。　　　　商业经济发展的另一结果则是教育的繁荣，一者，商业的发展需要大批专业的职业技术人才，这就导致了中世以来的一种私塾——“寺子屋”的普及。“寺子屋”是民间的一种初级教育机构，以庶民为教育对象，教师一般为僧侣、医师、武士、町人等，寺子屋的主要任务就是普及识字，教会职业技能。二者，由于幕府财政的危机，大量的底层武士为生活所迫，从事教师职业，这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在江户时期，幕府的官方学校和各藩的藩学以及民间的私塾、寺院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教育网络，这在当时大大促进了日本识字率的提高，为日本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一言以蔽之，江户时代作为“近世”，既是日本中世发展成果的总结时期，也是日本近代化的准备时期。它的一系列基本政策是中世发展的延续，而它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破坏是日本近代化的先声。因此，要了解明治维新，就必须对江户时代的日本做一个全景式的扫描。“一部明治维新史，如果只把表面的事实，作为研究的材料，或者只注意他最近几十年的事实，忘却德川时代三百年的治绩，是不对的。因为一个时代的革命，种种破坏和建设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之外。”[4]　　　　　　　　--------------------------------------------------------------------------------　　　　[1] 说明：在本书中，除引用文献外，凡是日本年号纪年和日本旧历月日使用汉字数字，公元年和公历月日使用阿拉伯数字。日本从平安时代开始一直使用中国唐朝的“宣明历”，江户时代的贞享二年（1685年）开始使用自制的“贞享历”；宝历五年（1755年）改用“宝历历”；宽政十年（1798年）改用“宽政历”；天保十五年（1844年）改用“天保历”，到明治六年（873年）废除旧历行用公历。　　　　[2] [日]大隈重信：《开国五十年史序论》，载大隈重信编：《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第3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影印版。　　　　[3] 大坂即今天的大阪古称，明治三年（1870年）改称大阪。　　　　[4] 戴季陶：《日本论》，第30页，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　　
　　二、亲藩、谱代、外样　　　　江户时期的幕藩体系，也有些史学家称之为“封建”，但此“封建”非彼“封建”，在西欧中世纪时期，“封建”指的就是在法兰克王国时期逐渐形成并普及的建立在采邑制度上的封君封臣制度，封君与封臣互负义务，互享权利。这种制度也有着很大的分散性，这也是造成中世纪西欧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原因。但东方的政治体制却与西欧完全不同，这体现在中央集权制度的控制力上。在中国史上，我们所谈的“封建”，往往指的是生产方式。而日本的“封建”又独具特色，幕府将土地分封给全国的大名，计算的方式是土地的生产能力，也就是“石高”。大名则通过获得土地上的税收来取得生活资料与其他需求物，同时，大名必须服从幕府，并提供军队。但这种分封与西欧的不同之处在于：幕府的控制力没有因为分封而削弱，相反的，幕府通过各种方式限制大名的权力，达到控制的目的。　　　　在幕藩体系中，幕府居于核心地位，因而这一分封也是以幕府为核心进行的。江户幕府的建立者德川家康最早是割据在日本三河、远江、骏河一带的大名，是织田信长的同盟，在织田信长死后，德川家康一度曾试图与丰臣秀吉争夺天下。小牧·长久手一战中，丰臣秀吉无法通过武力征服德川家康，只能采取笼络的手段，将他分封到关东地区，默认其成为丰臣政权旗下最大的地方领主。在获得关东以后，德川家康就以江户城为中心，将他的亲属和手下分封到关东各地，形成一个遍布关东的德川势力网。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终于获得了天下，并将分封体系推而广之，形成了亲藩、谱代、外样三级制。　　　　所谓“亲藩”，就是德川家康的男系子孙及其后代。在亲藩中，地位最为崇高的是“御三家”，他们分别是：德川家康九子德川义直所领的尾张德川家（尾张藩）、十子德川赖宣所领的纪州德川家（纪州藩）以及十一子德川赖房所领的水户德川家（水户藩）。“御三家”辅翼德川宗家，在宗家断绝的情况下，幕府将军的人选就从这三家中选择。事实上，“御三家”的确定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最早德川家康所指定的“御三家”，是指德川宗家与尾张家、纪州家。至于水户家，是作为将军的“辅佐役”而存在，家格比其他两家低一些。除了这三家以外，骏府德川家以及三代将军家光所册封的甲府德川家、馆林德川家也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力。但骏府家的德川忠长被处分自戕，馆林家的德川纲吉和甲府家的德川纲丰先后出任第五、六任幕府将军，从而使两家重新并入德川宗家。尾张、纪州、水户“御三家”的说法得以确立。“御三家”又各有“御连枝”，也是将子孙在自己领地中加以分封，一旦“御三家”的本家出现断绝，则从“御连枝”中挑选补充。　　　　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自纪州德川家出任将军，由于德川吉宗曾为将军之位与尾张藩的德川继友进行着明争暗斗，因此，将军吉宗又将他的次子德川宗武和四子德川宗尹分别册为田安德川家和一桥德川家。此后，第九代将军德川家重又将次子德川重好册为清水德川家。这三家也成为将军继嗣的候选人，是为“御三卿”。“御三家”中的尾张和水户两藩自此没有出过一名将军（最后一代将军庆喜出身水户，但是以一桥家嗣子身份成为将军）。　　　　“御三家”与“御三卿”是亲藩中的别格，处于最高的地位。其下则是“一门”，即“御家门”，包括：德川家康的次子结城秀康所领的越前松平家，第2代将军德川秀忠之子保科正之所领的会津松平家，第6代将军德川家宣之弟松平清武所领的越智松平家。“御家门”作为德川将军的同门子弟，因此享有使用德川家康的本姓——松平的权力。作为德川幕府的家人，他们在幕府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所谓“谱代”（或称“谱第”），原是指血统纯正的世代继承的家族谱系，由于日本自律令制以来有着官位世袭的惯例，在武家政权建立后，就出现了家臣世代服侍某一主君的情况，这种情况就被称为“谱代”。在武家政治时代，谱代之臣对于大名来说十分重要，特别是进入战国时代后，大名要维系统治的延续性，手下就必须拥有一群忠心不二世代辅佐的谱代重臣。同样的，谱代对于主家有着非同寻常的忠诚和归属感。德川幕府将庆长五年（1600年）关原大战前就臣服于德川氏（松平氏）的家臣称为“谱代大名”。在丰臣政权期间，德川家康将他的谱代重臣广泛地分封到关东地区，形成了关东的德川谱代网。在江户幕府建立以后，关东谱代网就成为幕府的屏障，谱代大名遍布在通向江户的各大要道上。谱代大名是德川幕府的中坚力量。他们一方面有担任幕府役职的权利，如大老、老中、若年寄、寺社奉行、奏者番、京都所司代、大坂城代[1]这些重要役职往往从谱代重臣中挑选。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监视外样大名的任务。　　　　外样大名则是在关原大战后被纳入德川幕府体系的大名，多为战国时代或丰臣政权下的重要大名。外样大名有许多都控制着广阔的领地，但他们在政治上却缺乏有力的发言权，因为他们一般无法担任重要的幕府役职。比较重要的外样大名有：仙台藩伊达家、长州藩毛利家、萨摩藩岛津家、土佐藩山内家、加贺藩前田家、佐贺藩锅岛家、米沢藩上杉家等。当然，有一些外样大名因为和幕府有着姻戚关系或者有长年的功勋，就获得了“准谱代大名”的身份。幕府对外样大名篡夺政权有着深刻的戒心，因此往往将他们的封地也放在边远地带。　　　　亲藩、谱代、外样这三级制度，实际上是为德川将军的独裁政治服务的。这种“防患于未燃”的机制是德川家康及江户幕府初期三代将军为其后世子孙谋虑的结果。当然，仅有这样的分级制度还是不够的，德川家康又发布了两个重要法令来约束大名的行为，就是《武家诸法度》和《一国一城令》。在《武家诸法度》中，规定了“参觐交代”制度。在战国时代，许多大名将家臣集中于居城的城下町，是为参觐交代制度的雏形。丰臣政权也沿袭了这一做法，在大坂城下大规模营建了城下町，集中武士居住。而江户幕府则将其与幕藩体系结合起来，规定全国大名除了水户藩等靠近江户的部分大名外，全国大名必须在每两年中应有一年住到江户，关东大名则每年中有半年必须住在江户，往来的差旅费用和江户的居住费用由大名自理。另外，大名的妻子和儿子必须居住在江户作为人质。一些大名前往江户时，为显示威风，极尽铺张能事。幕府还规定，当幕府有建设工程需要时，大名必须承担费用，大名还必须负担军役等费用。幕府用这些措施削弱大名的经济实力，达到防范叛乱的目的。《一国一城令》则规定各藩大名领地中，除了居城以外，其他城池一律拆除，补修和增筑城必须经过幕府批准。这是为了削弱大名的军事防御能力。　　　　除了各藩大名以外，幕府还有直辖的武士集团（幕臣），他们一般获得石高不到一万石的封地，也按能否获得将军接见的资格，即“御目见”资格分为两类，获得“御目见”以上资格的称为“旗本”，“旗本”意为“守护主君旗帜的武士团”，这也是战国时代的残余物。而“旗本”又分为“布衣”以上（拥有朝廷官位者）、“布衣”和“御目见以上”（200-600石领地的小幕臣）三个等级。“御目见”资格以下的则被称为“御家人”（200石以下），也有“谱代”（第1-4代将军时出仕幕府者，可以世袭役职，退职后仍可有俸禄）、“二半场”（可让渡家督，退职后无俸禄）和“抱席”（不可让职、代职，服务只限于一代，退职后无俸禄）之分。这些人都由幕府的“若年寄”管辖，为将军承担各种事务性工作。如果“旗本”之中，有人志愿执行类似于“参觐交代”的“交代寄合”任务，这样的人往往会获得殊荣。各藩大名之下，也有直属的藩臣。　　　　江户时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时代，武士阶层尤其如此。如果你时空倒流，走进德川幕府时期的江户城，城中可以看到有七所诘所（伺候席）：位于大廊下的就是“御三家”以及加贺前田家、越前松平家等与幕府有密切关系的藩大名；位于大广间的是拥有一国[2]或数国领地的国主大名、准国主大名或者担任四位以上朝官的外样大名；位于黑书院溜之间的则是亲藩和重要的谱代大名；位于帝鉴间的是谱代大名；位于柳间是五位以下的外样大名、幕臣中的交代寄合等；位于雁间的是幕府成立后新封的大名中有城者以及老中、所司代等重要役职的嫡子；在菊间的则是幕府成立后新封大名中的无城者以及雁间大名的嫡子。幕府的威严就在这一间间分隔的伺候席中体现无余。　　　　江户幕府就是通过这样的等级制度和防范体制，维持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安定。　　　　　　　　--------------------------------------------------------------------------------　　　　[1] 大老是幕府非常设的最高政务官；老中则是幕府常设的统领政务官，人数为4-5名，按月轮值处理全国政务；若年寄是负责将军家务并统领旗本、御家人的役职，人数为4名；寺社奉行是管理佛寺神社事务的宗教官；奏者番是管理江户城中武家礼仪的役职；京都所司代是负责京都治安，管理畿内和监视朝廷的役职；大坂城代则是负责管理大坂城并监视西国外样大名的役职。　　　　[2] 国是日本古代的地方行政单位，日本古代将全国分为五畿七道，共60余国。　　
　　三、江户阴影下的天皇朝廷　　日本天皇号称“万世一系”。根据《日本书纪》、《古事记》等古书的记载，天皇自神话时代就开始接受神谕而统治日本。几千年来，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多次改朝换代，奉行着“公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理念，而日本却从未发生废天皇自立的事件，不论是平氏、源氏、足利氏还是织田、丰臣，虽然他们获得了日本的统治权，却没有一人尝过称帝的滋味。江户时代的德川将军也是如此，作为日本统治者的征夷大将军居住在江户城中，像一头大章鱼一样把他的触须伸到日本的每个角落，居住在京都的天皇和其下的朝廷公卿也小心翼翼地躲藏在这条大章鱼的阴影下。　　江户幕府在颁布武家法令规定武士权利义务的同时，还颁布了一部《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这部颁布于元和元年（1615年）的法律规定了天皇和朝廷公卿的权利义务。讽刺的是：在名义上，征夷大将军是由天皇所册封，其权力来自天皇，是天皇的臣子。然而，作为天皇臣子的征夷大将军竟然颁布法令规限起天皇来，这种事情虽然令人觉得匪夷所思，但却是日本当时的政治状况的反映。　　这部《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完全是用上对下的口气，对天皇和朝廷事务指手划脚。法律的第一条是这样写的：“天子当掌握之诸艺能，第一乃学问也。是故天皇当以读书修业为第一要务。”言外之意：天下之事，自有将军去处理，天皇无须操心，必须在宫中读书才是正经。另外，朝廷公卿的任免也必须经过幕府的同意。留给天皇的权力只有“按历来通例，选择有吉祥含义之中国年号”的“改元”权。幕府在京都设置了“京都所司代”的役职。这个役职表面上是沿袭织田信长和丰臣政权设置在京都的治安机构，从事京都的治安管理等方面的任务，实际上也是幕府安插在京都的监视者，代表幕府监视着禁中和公家的一举一动。自室町幕府以来，朝廷还指定某些公卿为“武家传奏”作为幕府和朝廷之间的沟通桥梁，在江户时代早期，“武家传奏”的任命一直都是由天皇根据幕府的建议指定，显示了幕府的强势和干预朝廷决策的能力。　　在江户时代，天皇就是一个在京都的“囚徒”。这个“囚徒”虽然顶着荣耀的头衔，但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经过幕府的批准。天皇和公卿无权无势、无兵无粮，只能仰人鼻息而度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但和日本数百年来的武家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和江户时代初期幕府和朝廷的博弈有着莫大的关系。　　早在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后六年，即庆长十四年（1609年），京都发生了一起“猪熊事件”，事件的主角是当时任左近卫少将的猪熊教利，此人虽然名字不怎么好听，但是据说容貌绝世无双。此人也有着唐潢的作风，喜欢拈花惹草。他作为公卿，出入禁中，因与宫中的女官私通被天皇发觉，判处流放。有猪熊教利这样的榜样，京都的公家中一片乌烟瘴气，左近卫权少将花山院忠长通过牙医兼安备后勾搭上了天皇的宠妃广桥局，而猪熊教利在返回京都以后，也故态复萌，重新与宫中的女官再续前缘。事情败露以后，后阳成天皇龙颜大怒，想要将这些不知廉耻的公卿全部置之死地，由于朝廷公家法度中并没有死刑，天皇就向幕府要求代行审判。而老奸巨滑的德川家康也在这个时候听说了这个消息，他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意识到，这是一个控制朝廷的好机会，他立刻指令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介入事件的处理。　　幕府的判决却让后阳成天皇大为失望：除了猪熊教利和兼安备后两人死刑以外，其他涉案人员统统流放。天皇朝廷中出了一桩大丑闻，还让幕府抓住了机会夺取了司法权，后阳成天皇在这样的情况下宣布退位。　　新任天皇的人选又引发了争论，后阳成天皇原本属意于弟弟八条宫智仁亲王，但此人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当时，德川幕府和大坂的丰臣政权正在明争暗斗之中，因此，德川幕府自然不希望朝廷再出现个丰臣系天皇，在幕府的胁迫下，后阳成天皇被迫传位给政仁亲王，是为后水尾天皇。　　正是在后水尾天皇在位期间，幕府颁布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限制天皇权力，后水尾天皇成为傀儡，朝廷和公卿的财政来源被幕府牢牢控制着。　　穷困的天皇朝廷不得不想出新招来获得金钱。佛教在日本有着很大的影响，从天皇到百姓，崇佛者不胜其数。日本朝廷历来有颁赐紫衣的规制，即由天皇赏赐紫色的袈裟给德高望重的僧人。后水尾天皇把这一制度当成了摇钱树，宽永四年（1627年），天皇在未与幕府沟通的情况下给予诸多僧人紫衣，以换取寺院对朝廷的贡献。此事被幕府得知，第3代将军德川家光立刻指令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处理此事，幕府依据《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规定，宣布紫衣颁赐无效，大德寺和妙心寺的部分僧人作为既得利益者，与幕府对抗，被幕府逮捕并流放。这一事件是幕府为扼杀朝廷的财路而挑起的，天皇再一次在幕府面前威严尽失。　　对于不听话的后水尾天皇，幕府也失去了耐心，决定依样画葫芦，再度上演一次逼宫戏。幕府选中的主角是德川家光的乳母斋藤福（春日局）。　　斋藤福此人，相信许多电视迷都不陌生。在一部著名的电视剧《大奥》中，她是主要角色。斋藤福是明智光秀的部将斋藤利三之女，后嫁与小早川秀秋的家臣稻叶正成。与正成离婚以后成为德川将军继承人家光的乳母，后来就成为将军的后宫——大奥的统治者。宽永六年（1629年），斋藤福以将军代表的身份前往参拜伊势神宫，突然提出要面见天皇。朝廷被弄了一个措手不及，按照惯例，像斋藤福那样无职无官的人是无权面见天皇的。但斋藤福是幕府的代表，幕府给朝廷下了这样一个难题，朝廷只能应对。无奈之中，朝廷只好临时查查血缘关系，生扯硬套发现她是公卿三条西家的后人，于是就以三条西家女儿的身份给了她一个从三位，授予“春日局”的称号，让她进入御所面见天皇。　　后水尾天皇咽不下这口气，一怒之下宣布退位。这正中幕府下怀。天皇把皇位让给了皇后德川和子所生的女儿，是为明正天皇。日本在时隔800多年后又一次出现了女天皇。有人认为：为保证天皇血统的纯正性，女天皇禁止成婚，后水尾天皇此举，很可能是为了断绝天皇家族中的德川血脉。　　无论是猪熊事件，还是紫衣事件和春日局事件，占到上风的都是幕府。这也显示了幕府在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天皇朝廷在没有硬实力的情况下，和满脑子诡诈机谋的江户时代早期的幕府将军进行政治博弈，本身成功的可能性就是微乎其微的。幕府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变动，也是显示幕府控制能力的一张晴雨表。　　
　　四、闭关锁国　　　　战国时代的日本一度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从天文十八年（1549年）方济各·沙勿略（Saint Francis of Xavier，年）进入日本传教开始，大批的西葡天主教传教士来到日本。日本迎来了一个“切支丹（Christian）世纪”。战国时代的开放是和日本的政治局面息息相关的，许多大名看到了与西葡等“南蛮”[1]进行贸易的巨大利润，对外国人来日采取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对于传播天主教也不置可否，甚至有些大名成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日本的普通民众也在乱世的迷惘中将天主教这个新颖的宗教作为一种新的希望。　　　　天主教极大地改变了日本，从政治军事到生活风俗，一时间都染上了西洋风。日本的战场上，兵士用火绳枪对射，在城下町甚至京都，出现了欧罗巴风格的教堂。天主教一时间在日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天正十五年（1587年），日本的霸主丰臣秀吉西征九州，在九州征伐成功后，他发布了一道著名的命令：《伴天连追放令》[2]。大意如下：日本为神国，故天主教违反天下之御法度，传教士应在二十日内离开日本，不得再入日本，南蛮贸易允许在不附带传教之基础上自由进行。　　　　关于这一命令的由来，众说纷纭。一说是丰臣秀吉在九州征伐期间，要当地送上数名美女供他享用，但被当地信奉天主教的居民拒绝，恼羞成怒的秀吉立刻宣布天主教非法。　　　　事实上，政治家的行为往往在背后有着深层的原因，丰臣秀吉当然不会单纯因为索取美女不得而颁布这样一道影响深远的命令。事实上，秀吉是看到了天主教在九州的巨大影响，深恐天主教会和战国时代的一向宗一样，成为当地居民发动起义的工具，因此才决心禁教。　　　　《伴天连追放令》是一个开始，这一次禁教并没有执行得十分彻底。然而，庆长元年（1596年）发生的“圣菲利蒲号（San Felipe）事件”使丰臣秀吉下了严厉禁教的决心。　　　　“圣菲利蒲”号是西班牙船，在海上遇上海难，漂流到四国土佐湾，土佐地方的大名长宗我部元亲下令将该船拖至浦户湾中，并向丰臣政权报告，丰臣政权派出了增田长盛为代表处理该事务，在询问西班牙船长的时候，船长颇为得意地炫耀西班牙人在各地以天主教为工具建立殖民地的“丰功伟绩”。这让原本对天主教抱着警惕心理的丰臣秀吉大为惊恐，于是，他宣布厉行禁教，将26名天主教信徒与传教士逮捕并在长崎处以死刑。　　　　丰臣政权的政策对于其后的江户幕府有着很大的示范作用，德川家康虽然对海外贸易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却对天主教怀有深刻的戒心。庆长十四年（1609年），九州的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贿赂幕府重臣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引发了著名的“冈本大八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幕府开始重新认识天主教的问题。因此家康极力鼓励不附加传教条件的新教国家英国和荷兰前来贸易。而他的继承者第二、三代将军德川秀忠与德川家光对于海外贸易却没有多大的兴趣。元和六年（1620年），一艘日本商船在外海被英国船俘获并拖进了平户港，幕府在调查船主平山常陈起诉英国人的海盗行为时，无意中搜出了该船匿藏了两名西班牙传教士。“平山常陈事件”进一步引起了幕府对天主教问题的重视。在此后，幕府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禁教并逐步切断与外部的交流。　　　　元和二年（1616年），幕府下令，除中国船只外，其余国家一律限定只能在平户、长崎两地下锚。“平山常陈事件”后，元和九年（1623年），幕府关闭平户商馆，紧接着在宽永元年（1624年），幕府禁绝西班牙商船来日。　　　　江户幕府原本对外贸易采取朱印船制度，德川家康曾颁布“朱印状”给一些大名、商人以及中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人士，作为海外贸易的许可证。凡从事海外贸易者，必须有“朱印状”。家康以后，第二代将军秀忠和第三代将军家光对海外交易的管理日益严格。宽永八年（1631年），幕府发布命令，规定海外贸易船只，除了有“朱印状”以外，还必须有幕府的政务主持者老中的“奉书”，缺一不可。这进一步限制了海外贸易的自由化。　　　　从宽永十年（1633年）开始到宽永十三年（1636年），幕府先后发布了四道锁国令，宣布除“奉书船”以外的一切船只禁止海外航行；禁止在海外居留五年以上的日本人归国；禁止日本人擅自出国，已出国者禁止回国；除中国、荷兰船只准许在长崎驻泊外，禁止其他所有国家船只前来贸易；驱逐国内一切无贸易任务之葡萄牙人，其余葡人准许在长崎外的一个小岛——出岛居住，禁止进入日本本土，也禁止日本人前往出岛。　　　　这一连串的“禁止”显示了幕府将日本隔绝于世的决心。在切断天主教的来源的同时，幕府在国内厉行禁教。幕府的高压统治终于在宽永十四年（1637年）引起了一场“岛原之乱”。　　　　岛原位于九州岛，原本为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的领地，居民多信仰天主教。在江户时代初期，当地居民因领主松仓家的沉重年贡而怨言四起，而松仓重政与松仓胜家两代领主采用高压政策对抗领民，加上年景不佳，饥民遍野。岛原就像一桶点着引线的炸药一样爆发开来。宽永十四年（1637年），当地居民在天草四郎的领导下，以天主教为旗帜发动了大规模起义，对抗幕府的暴政，幕府耗时一年，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以后终于将起义残酷镇压。在此后，幕府更进一步认为：天主教对于幕府的统治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于是，锁国的决心也更为坚决。　　　　宽永十六年（1639年），在镇压了“岛原之乱”后，幕府下令禁止另一个天主教国家——葡萄牙的商船来航。第二年，葡萄牙商人再度来日本请求恢复通商，幕府的回答是：将该船的使者和商人共61人处以死刑。宽永十八年（1641年），幕府进一步将荷兰商馆全部驱逐到长崎出岛。　　　　锁国，不仅仅是为了禁绝天主教，幕府对于国内的黄金白银流出也颇为忧虑，在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方人出于对黄金的疯狂追求而来到东方，希望以他们的商品换取东方的黄金和香料，幕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黄金的流失将导致日本国内经济状况的不稳定，而对外贸易是黄金流失的罪魁祸首。江户时代中期的新井白石给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的一份建议书中就说明了幕府的担忧：　　　　自德川氏执政，开始海舶互市以来，白余年间，我国宝货流入外国已及大半。金货失四分之一，银货四分之三，此犹指公开所知可以推算者。此外不可推知者，其数犹多。今后不出百年，我国财用尽竭，其事不待智者自明。[3]　　　　因此，幕府在锁国之后就严格限制对外贸易：船只许在对马岛进行贸易，由对马藩负责；中国船和荷兰船只准在长崎贸易，荷兰人不得居留在长崎，须在出岛居住，以断绝与日本民众的联系；琉球则由萨摩藩负责贸易交流事宜。　　　　就这样，在此后的两个世纪，日本就像居住在木桶中的第欧根尼[4]一样与世隔绝，只通过几个小孔透气，虽然维持了两世纪的平静，但当西方人的炮火打开了日本的大门时，日本却赫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所能想象的范围。 　　　　　　--------------------------------------------------------------------------------　　　　[1] 当时日本称呼从东南亚等地来的西欧人为“南蛮”。　　　　[2] 伴天连：为葡萄牙语Padre的音译，意为神甫。即神甫驱逐令。　　　　[3] [日]新井白石著，周一良译：《折焚柴记》，第1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第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BC412-BC404年），古希腊哲学家，以居住在木桶里与世隔绝闻名。　　
　　第二节：德川将军　　　　一、乱世的终结者　　　　在日本栃木县日光市，有一座日光东照宫。这里供奉的并非是神灵，而是日本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德川家康。这位江户时代的开创者在死后被追赐“东照大权现”的神号，而由一个普通的人变成了江户时代的神明，庇佑着江户幕府的“永久平和”。　　　　德川家康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在不同的时代，对他有着不同的看法。江户时代的幕府对这位开创者奉若神明，在这两百年间他被当作神供奉着。明治维新时代的倒幕志士以及其后的明治政权为制造舆论武器，对德川家康的评价有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被指斥为挟持天皇祸害百姓的“奸臣”，而近年来，史学界开始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人物。　　　　德川家康的童年是不幸的，天文十一年（1542年），德川家康出生于三河国冈崎城，幼名松平竹千代。当时的三河国松平家正处于强敌环侍的恶劣境地。东面是野心勃勃的骏河今川家，其家督今川义元一直希望吞并三河；西面则是尾张织田家，通过以下克上起家的“尾张之虎”织田信秀也并非善类。处于两家夹缝中的三河松平家只能在两大强敌中作出抉择，家康之父松平广忠决定依附今川对抗织田。于是，童年的家康就被送到今川家做人质，在半路上，护送人质的户田康光叛变，将家康送到了尾张织田家。天文十八年（1549年），松平广忠死，今川家趁机吞并三河，并以织田信秀的庶长子信广为人质换取家康。　　　　这一段颠沛流离的人质生涯对家康的一生影响巨大，他童年失父，长年居人矮檐下而仰人鼻息。这就养成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这种性格恰恰是他未来成功的关键。　　　　永禄三年（1560年），今川义元在桶狭间之战中被织田信长杀死。群龙无首的今川家失去了控制三河国的能力。德川家康趁机宣布独立。家康能东山再起，得益于他有一群忠心不二的三河家臣团，而正是这群家臣构成了日后江户幕府谱代家臣团的核心。　　　　在德川家康的一生中，经历了多次危难。永禄六年（1563年），刚刚统一三河的德川家康遭遇了他的第一场统治危机，三河爆发了一向一揆[1]，信仰一向宗的农民与三河的一些地方豪族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恐怖的反德川势力。一揆一直打到了德川家康所居住的冈崎城下。新生的三河德川政权摇摇欲坠。家康花费了整整半年时间才将之镇压。一向宗的宗教发动能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元龟三年（1572年），甲斐的武田信玄在吞并了骏河今川家之后，发起了上洛之战。作为织田信长同盟的德川家康正居于其必经之路上。因此，家康以弱势兵力发起抵抗，在兵法家武田信玄面前，家康品尝到了惨败的滋味。三方原之战成为他一生难以忘记的耻辱。不过在此后，家康却在明里暗里以信玄为师，武田灭亡以后，德川家中也继承了武田的“赤备军”，众多的武田家臣转而投靠德川，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强大对手的优点，这是家康成功的第二秘诀。　　　　天正十年（1582年），织田信长在本能寺之变中为明智光秀攻杀。德川家康乘机占领了甲斐、信浓、骏河等大片权力真空地带，一跃而成为日本最强大的大名之一。继承信长遗志的丰臣秀吉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未能战胜德川家康，无奈中，只好将家康改封于关东，秀吉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改封使家康获得了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赖以崛起的关东，并在关东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德川网络，基本确立了江户幕府的雏形。　　　　庆长五年（1600年）的关原大战是一场决定日本未来的战役。在战役中获胜的德川家康获得了军事上的优势，并在三年后正式就任征夷大将军。他把大批外样大名分封到北方的陆奥、出羽以及四国、九州等地，而德川家的一门、谱代则被分封在关东、东海道、中山道、近畿等要冲之地，形成了石高达700多万石的德川领国。家康还巩固了自战国时代的大名检地与分国法而来，经太阁检地和“刀狩”令而确定的“兵农分离”趋势。正是由于“兵农分离”，德川的大规模改封才成为可能，而改封进一步确立了“兵农分离”的趋势。国内的大小领主被幕府赐予土地，以领地的年贡作为禄米，对幕府承担军役等义务。农民和武士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界限，这就是近世日本封建制的特色。　　　　成为将军后的德川家康，在处理国内事务的时候，很出人意料地，并没有倚重那些谱代重臣。许多人认为谱代重臣拥有政治发言权就等于将军施政必须倚重谱代，这并不是一种正确的观念。事实上，在江户时代，很多时候，将军为了加强自己独断专行的权力，往往引用一些私人亲信。这些亲信往往是破格提拔，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又迎合将军的口味。这颇类似中国清朝时期，皇帝为限制内阁相权，引用亲信入南书房，又设军机处参预机要。在权力制衡上，两者是一样的道理。在家康时代，能对家康的施政产生影响的有僧人天海、以心崇伝，理学家林罗山、商人茶屋四郎次郎、矿山技术人才大久保长安等人。这些人没有军功和世勋，也没有显赫的家世，只是因为他们的头脑或者专业技术才被家康所器重，因此形成了一个幕政官僚集团。而这一集团往往为争夺权力而与谱代派发生激烈的斗争，这就构成了江户时代政治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实始于家康，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大久保长安事件。　　　　大久保长安原为武田家臣，他获得家康宠信的原因就在于他在矿山开发和财政收支方面有着突出的才能。在江户幕府成立以后，德川家康控制了全国的金、银矿山，因此，他委任大久保长安为矿山奉行，主管幕府的财政大权，甚至给予他“四六分”的特权（矿山收入幕府四分，长安本人取六分）。大久保长安的得宠引起了德川家的老谱代重臣本多正信以及其子本多正纯的侧目。德川家康于庆长十年（1605年）将征夷大将军的职务传给德川秀忠，隐居骏河，而二代将军秀忠确立了谱代家臣的合议制，本多正信等谱代重臣获得了幕政的主导权。于是，家康的亲信与幕府谱代之间为争夺权力而引发的政治斗争开始白热化。而德川家康的一些旧将也对正信这样的吏僚得势颇为不满，代表人物就是大久保忠邻和德川四天王中的本多忠胜、榊原康政。德川家出现了“武断”和“文治”之争。这背后则是骏河的“大御所”家康与其子秀忠之间的二元政治冲突。　　　　“武断派”大久保方面首先利用了庆长十七年（1612年）的冈本大八事件打击政敌，由于冈本大八是本多正纯的家臣，本多正纯因此而失势。　　　　然而第二年（1613年），大久保长安死去，本多正信很快找到了一次报复的机会，他立刻遣人告发大久保长安私藏小金库，又以金棺入殓，有“逾制”之罪。这一条罪名似乎太轻，所以本多正信为首的“文治派”又给他罗织了一条更惊人的罪状：以金银连结伊达政宗等外样大名谋反。　　　　“谋反”是大罪，德川家康震惊之余就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果然在大久保长安的住宅中挖出了大批的金银，也发现了一批和交通的文书。大久保长安就被扣上了“私藏金银”、“里通外国”的罪名，被挖坟曝尸，他的七个儿子和两名亲信都被处死。作为他的寄亲（大久保长安原为武田家土屋氏，归降德川后改姓大久保氏）的大久保忠邻也被剥夺封地。　　　　类似于这样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其后频频发生于江户幕府之中，特别是将军更代前后的时刻更为激烈。　　　　元和二年（1616年）四月，德川家康死于骏府城。死因一说是食物中毒。就在德川家康去世之时，他仍在挂念防备西国的外样大名的动向。有人认为：德川家康未能确立幕府的“祖制”而先亡，他为后人取得了天下但没能留下治理天下之法。事实上，包括幕藩体系、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身份制度等富有“江户特色”的制度都是在家康时期定下了基调。德川家康实为江户时代当之无愧的“开创者”。 　　　　　　--------------------------------------------------------------------------------　　　　[1] 一向一揆：“一向”指日本战国时期流行的佛教宗派一向宗，其本名为“净土真宗”，讲求“一向念佛”的信仰，在农民中流传甚广。“一揆”意为暴动，骚乱。在战国时期，农民往往以一向宗为思想武器，发起反对领主的起义。　　
　　二、守成之君　　　　唐贞观十年，唐太宗李世民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交给大臣们讨论：“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回答说：“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而魏征回答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宋人范祖禹对此有句精辟的评价：　　　　自古创业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故祸乱未尝不生于安逸也。然非特创业之君守成为难，其后嗣守成尤难也。[1]　　　　德川家康在经历坚忍之后，才得到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天下，他自然必须去选择一位合适的继承人来传承他的事业。庆长十年（1605年），在就任征夷大将军仅仅两年后，德川家康主动退位，将大将军的职务传给他的继承人德川秀忠，这显然是一步深谋远虑的棋。　　　　作为德川幕府的精神统治基础的朱子理学对幕府政权的合法性是如此归纳的：将军的权力来自于天皇，天皇将统治天下的权力委托给将军处理。这一解释是为了防备战国时期那些“下克上”事件的重演，以“天授”这样的理论来粉饰将军统治的合法性。按德川家康自己的话说：“尊王之大义，须永久守之，决不可忘焉。”[2]但讽刺的是：从德川家康传位开始，天皇从来没有干涉将军传承的权力，相反，倒是将军可以根据《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来干涉朝廷的事务和天皇的传承。德川家康的传位，是确立江户幕府统治延续性的重要步骤，家康用此举来表明征夷大将军将由德川氏世代承袭，不容任何人染指。　　　　在德川秀忠出任将军期间，秀忠推行对大坂丰臣政权的强硬政策，最终在元和元年（1615年）大坂之阵中消灭丰臣氏。在幕政体制上，秀忠开始建立谱代门阀政治，引入土井利胜、酒井忠次等谱代重臣组成中枢决策机构，设立老中、若年寄等幕府役职，幕府的亲藩、谱代、外样三层制基本形成，完善了江户幕府的统治结构。在父亲家康的协助下，又制定了《武家诸法度》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等重要法令。元和二年（1616年），德川家康去世以后，德川秀忠亲政，他继续沿袭乃父的政策，一方面严格控制外样大名，如在关原之战中为家康夺取天下立下赫赫战功的福岛正则因擅自修缮被台风毁坏的广岛城，违反《武家诸法度》中的修缮和新建城池需经幕府批准的规定，遭到改封的处分。另一方面，秀忠利用“紫衣事件”的契机，进一步控制朝廷，将自己的女儿和子嫁给后水尾天皇，以婚姻关系加强幕府对朝廷的影响力。　　　　德川家康是一个颇有远见的人，他对继承人的考量不仅仅限于一代。早在他生前，就已经决定好了江户幕府的第三代继承人——德川秀忠的次子竹千代。　　　　德川秀忠的长子早逝，作为次子的竹千代自然成为理所当然的第一继承者。家康对这个孙子寄托着很大的希望，因此，在一些传闻中还有家康为竹千代可能被秀忠废嫡一事提出异议，最终确立其为继承人的记录。童年时期的竹千代接受了严格的教育，以准备成为一名合格的将军。酒井忠利、内藤清次、青山忠俊等谱代重臣被幕府指定为其保护人和教导者。在元和六年（1620年）元服（成年）仪式后，取名德川家光。　　　　元和九年（1623年），德川家光随父亲秀忠上洛觐见天皇，正式就任征夷大将军。秀忠则仿效家康退隐居于江户城西。宽永九年（1632年），秀忠去世，家光开始了亲政。　　　　德川家光统治的宽永年间（年）是江户幕府体系最终确立的时期。作为三代将军的家光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三件大事：1、宽永十二年（1635年），确立了老中、若年寄、奏者番、寺社奉行等幕府役职的职权和任用条件。完成了幕政体系的建立。2、继续监控外样大名，对加藤忠广等违反《武家诸法度》的外样大名进行改封惩罚以示范。宽永十二年（1635年）修订《武家诸法度》，确定大名的参觐交代义务。3、通过宽永年间多次发布的锁国令，江户时期的锁国体制在此时完成。　　　　作为第四代将军的德川家纲于庆安四年（1651年）德川家光死去以后，在江户城就任将军。以往将军就任，往往前往京都接受天皇的册封，而家纲则首开先河，在江户城接受天皇任命将军的旨意。这标志着幕府将军权威的进一步提高。从德川家纲开始，此后的历代将军除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以外，都在江户城接受将军任命，将军的世袭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不过，德川家纲在接位时，年方11岁，年龄因素也是他不再上京接受册封的原因之一。由于将军的年幼，导致了一场政治变故的发生。　　　　如上所述，从德川家康开始到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代，幕府为确立权威和严格控制大名，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易和减封，根据统计：在家康时期有40家，秀忠时期有39家，家光时期有40家，共123家大名遭到改易或减封[3]。改易减封往往意味着削减领地，一旦领地削减，手下往往就有大批武士失业成为浪人。浪人一旦解雇，根据武家的规定，往往无法为另一家大名所雇佣。这样，在德川三代的统治下，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无业游民集团，他们身为武士，整日游手好闲，因无正当收入而对幕府满腹怨气，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最大隐患。　　　　庆安四年（1651年），当幼年将军即位时，江户城下涌动着一股暗流，其主导者就是由比正雪。这位自诩为南北朝时期的“勤王忠臣”楠木正成后裔的“军学者”沉迷于《太阁记》、《楠公传》等历史读物中，但江户时代的升平生活使他这样的“军学者”没有用武之地，现实的不如意使他突发奇想：要仿效他的祖先，成为打倒幕府，拥护天皇的忠臣。他利用他所讲学的“张孔堂”收罗党羽。其核心成员包括丸桥忠弥、金井半兵卫等大批对幕府不满的浪人，他们秘密定下了袭击江户城、久能山，制造混乱，然后拥立天皇逃往高野山的计划，从这个计划来看，显然是照抄后醍醐天皇建立南朝的剧本，情节上漏洞百出，一厢情愿的成分居多。　　　　计划很快败露了，得悉行动计划的奥村八左卫门等人向幕府举报。幕府立刻采取行动，搜捕由比正雪、丸桥忠弥、金井半兵卫等首谋分子。七月，丸桥忠弥在江户被捕，由比正雪潜逃骏府后被幕府追捕者包围而自戕，金井半兵卫听说由比正雪身亡后也在大坂自戕。八月，丸桥忠弥等三十余名首犯被幕府处以磔刑。　　　　以这场“庆安之变”为契机，幕府开始反省以往举措强硬的“武断政治”，而转向相对温和的“文治政治”。从家纲时代开始，幕府停止了对大名的大规模改易和减封。同时，幕府于宽文三年（1663年）和天和三年（1683年）两次改订《武家诸法度》，开始逐渐解除对“末期养子”[4]的禁令，同时为保证幕府中枢人才的延续性，禁止幕臣在将军死后“殉死”。幕府向“文治政治”的转变，意味着幕府对地方控制的放松。地方上的藩取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宽文四年（1664年），幕府进一步向一万石以上大名发布朱印状，以法律文件形式确立将军和大名的主从制。幕藩体系进入了稳定的时期。 　　　　　　--------------------------------------------------------------------------------　　　　[1]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一，第2-4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2] [日]大隈重信：《德川庆喜公回顾录》，载大隈重信编：《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第6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影印版。　　　　[3] [日]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译：《日本政治史》（一），第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 指大名在病危期间因无嗣而指定养子继承人，为防止大名在指定后突然痊愈而反悔，或者家臣篡位谎称指定，幕府对这一方式加以禁止。因此，在大名无嗣时，往往因没有继承人而遭到改易。　　
　　三、犬公方　　　　17世纪中后期，江户幕府的统治正处于一个困难时期。其一是自德川家光时代末期开始出现的大饥荒。这场由于火山喷发和牛疫流行而起的“宽永之大饥谨”因宽永十八年（1641年）的大旱、洪水，霜冻、虫害等自然灾害而遍及全国，迫使幕府更为重视农业政策，在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统治期间，幕府颁布了诸多的命令，劝农重耕，包括对酿酒业进行统制，发布“田畑永代売買禁止令”，设立救济机构等等，同时还提倡俭约。其二：由于金矿开采的逐渐减少，幕府的财政来源出现危机，市场上，由于通货膨胀而导致物价上涨，与其相对应的是作为官方给付物资的米价格暴跌，使幕府陷入了金融危机中。其三：明历三年（1657年）一月，刚过新年的江户城蒙受祝融神的眷顾，包括江户城的天守阁在内的大批大名住宅、街道、市町遭到大火焚毁，死亡数万人。为重建江户城，幕府的财政进一步感受到了压力。　　　　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就是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开始了他的统治。　　　　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死时没有留下后嗣，根据德川家的惯例，他将馆林德川家的藩主德川纲吉指定为继承人，这是德川家第一次从宗家以外挑选将军。延宝八年（1680年），德川家纲死，德川纲吉正式接任幕府将军。　　　　新官上任三把火，刚刚入主江户的德川纲吉很快就点起了第一把火，他宣布罢免家纲时代主导幕政的大老酒井忠清，而将为自己出任将军立下功劳的老中堀田正俊提拔上来，接着就大力推行儒学。德川纲吉在藩邸就是一个理学爱好者，在成为将军以后更是进一步推动理学治国。当然，这虽然是将军个人的喜好，也和家纲以来的“文治政治”不无关系。在这种理念的主导下，天和三年（1683年）颁布的《武家诸法度》中，将武家要务从“熟谙弓马之道”改成了“奖励文武忠孝、正礼仪重名教”。德川纲吉还建立孔庙“汤岛圣堂”，聘请林信笃等著名儒学学者前来讲学。这种提倡儒学的风气使德川纲吉的前半段统治还是蔚然可观的。　　　　德川纲吉的喜好儒学，可以从元禄十四年（1701年）所发生的“赤穗浪士”事件一窥无余。　　　　元禄十四年（1701年）二月，东山天皇和灵元上皇的敕使同时前来江户，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务，因此，幕府方面十分重视，派出播磨赤穗藩主浅野长矩、伊予吉田藩主伊达村丰担任接待任务，并指定幕府“高家”[1]吉良义央为指导。三月十四日（日），在江户城中，浅野长矩突然抽刀砍向吉良义央，劈中背部，吉良义央因旁人解劝而得以幸免，浅野长矩犹恨恨不已。　　　　事情发生后，幕府于第二天做出裁决，根据以往的惯例，这种情况应适用“喧哗两成败”的规定：即：在江户城中闹事，当事双方承担同样的责任。根据这个源自战国时代分国法的规定，袭击人浅野长矩和被袭击人吉良义央应同罪处分。但这个规定为儒家学者所诟病，认为这是一个显失公平的规定，热衷儒家的将军德川纲吉自然深受其影响，他的裁决是：赤穗藩主浅野长矩责令切腹，没收领地，而吉良义央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消息传到赤穗藩后，赤穗浅野家的家臣全都忿忿不平，在笔头家老大石内藏助良雄的主持下，赤穗藩从大局出发，和幕府接收方达成了“无血开城”协定。三月，赤穗藩武士再度集中，许多人要求为主君报仇，而另一部分人要求力图实现赤穗藩的复兴。七月，由于幕府做出了永久软禁浅野家继承人的决定，家业复兴的希望完全破灭，赤穗浪人走上了寻求复仇之路。作为笔头家老的大石内藏助当仁不让开始召集同志，只有60余人决定留在同盟中，而最终参加行动的仅仅只有47人。　　　　十二月十四日（日）夜晚，47名赤穗浪人分批自江户出发潜入吉良义央的住宅，吉良义央与家臣试图抵抗，被赤穗浪人搜出砍杀。得手以后，浪人们带上吉良的首级前往泉岳寺，将首级献坟祭祀后，就向幕府自首听候裁决。　　　　对于这些人的处理，儒家学者们也发生了争论，林信笃等建议宽恕，而荻生徂徕则主张为保全武士的体面，应注重法制而让他们切腹。德川纲吉最终根据轮王寺的法主公弁法亲王的建议：赤穗浪人除寺坂吉右卫门外，46人集体切腹，成就了他们的忠义之名。　　　　赤穗浪人事件是幕府在“文治政治”中所发生的一起突发事件，而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武士的传统与儒家思想的冲突与融汇。赤穗浪人的行为既本于对幕府不尊重武家法度的不满，也本于儒家谆谆教导的“忠”；而幕府在事件前后的处理，既有儒家思想的渗透，也考量了传统的武士精神，可以说，这一事件后来被视为“武士道”精神的光辉典范并非偶然，它其实是“武士道”精神成型和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好景不长，纲吉的前半段善政很快结束了。贞享元年（1684年），大老堀田正俊被刺杀。随之德川纲吉开始大力推行亲信政治。他开始重用馆林藩时的一些近习牧野成贞、柳泽吉保等人，同时设置为将军传命的侧用人、监视幕臣的勘定吟味役等役职，这些职务为将军的独断专行提供了方便。在纲吉时代，将军的权威有了很大的提高，将军亲信为维持自身地位，极力排斥其他幕臣与谱代重臣，迎合将军的意图。这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贞享四年（1687年），德川纲吉颁布了一道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命令：生类怜惜令（生類憐れみの令）。　　　　所谓“生类怜惜”是指严禁杀生，这一法令的来源据说和德川纲吉母亲的崇佛有关。是年幕府发布了一系列生类怜惜令，例如：禁止将鱼、鸟（包括龟、鸡等）作为食物，禁止遗弃病马，禁止杀死犬类等，同时规定给予告发者重赏。这条法律之所以造成天怒人怨，无疑是因为它给民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不便。时人记载：　　　　八月半，闻有命禁止用火为马剪鬃毛。以后无论由人牵引或骑乘者，都看来似野生之马了。九月末，重新下令流通大钱。十月，颁布怜悯牲畜三条禁令。今后具有乘马身份者，只能牵马而行，不得骑乘。[2]　　　　更有甚者，有众多百姓和武士因为违反这些法令而遭到流放甚至切腹的惩罚。为收养野狗，幕府又在中野和大久保设立“犬小屋”，将该地的原住居民强制迁移，造成大批领民流离失所。同时，为供应每年数万两的狗食费用，幕府向领地农民和町民课税，导致民怨沸腾。　　　　在德川纲吉的法令中，人权与动物的生存权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为了保护动物权，他不惜侵犯人权，因此，他被授予了一个光荣称号：“犬公方”。在老百姓的眼里，他不是统治人的将军，而是为狗办好事、办实事的“好将军”。　　　　也正是这道命令使幕府原本的财政危机雪上加霜。元禄年间（年），日本再度发生大规模饥荒，加上元禄十一年（1698年）的江户大火，元禄十六年（1703年）的关东大地震以及宝永四年（1707年）的富士山喷发。幕府的财政更为困难。为解决财政危机，德川纲吉又听从勘定奉行荻原重秀的建议，于元禄年间发行新钱，新钱的金银含量大大降低，引起了金融混乱，物价飞涨。　　　　在这样的情况下，幕府仍在不断糜费，纲吉的生母桂昌院和将军本人都在不断为他们的信仰开支，并将这些开支转嫁给百姓和下级武士。宝永六年（1709年），德川纲吉去世，他在临终时，仍然惦记着那些狗，他在遗言中说：　　　　我近年所推行的怜悯牲畜令，虽系无关宏旨之细节，然只此一事，在我百年之后，希望仍如我在世一样执行！这样才是对我的孝顺，在座诸人都应很好记取！[3]　　　　不过，他的继承人却并不这样想，因为这位“犬公方”留给他的是一个民怨沸腾、社会动乱的日本。在他去世后，继任将军在灵前下令废除生类怜惜令，结束了“犬公方”导演的那场闹剧。 　　　　　　--------------------------------------------------------------------------------　　　　[1] 由战国时期著名大名后裔如今川氏、吉良氏世袭担任，负责幕府典礼礼仪事务的役职　　　　[2] [日]新井白石著，周一良译：《折焚柴记》，第73-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日]新井白石著，周一良译：《折焚柴记》，第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四、中兴之祖　　　　18世纪的江户幕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中，当时的著名学者荻生徂徕在他的政论文《政谈》中把这一危机概括为“旅宿境遇”四个字[1]。他说：　　　　首先，武士们在江户城中居住的是“旅宿”。各地大名们的家臣随从住在藩国的首府地，相对于江户城来说，这些武士尚没有离开主家大名的知行所，但只要不是生活在他本人的知行所内，那也还是身处“旅宿境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武士在衣食住各方面的用品，那怕是一根筷子，都要花钱买来，所以他们的处境依然是“旅宿境遇”当武士们到江户城生活的时候，他们要卖掉自己整年的“知行米”，用这些钱来购置日用。因为他们要在一年之内把这些东西消费完，他们殚精竭虑，奉公敬上得来的俸禄全都让住在江户城的町人得了利益。靠这些利润，町人们势力壮大起来，世界逐渐变小，物价不断上升，武士的贫困状况到现在已无可救药。[2]　　　　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荻生徂徕痛心疾首地指出：　　　　町人习气和倾城町、野郎町的风气影响到武士阶层，风气变坏，消遣娱乐的地方增多了，武士们研修文武之道的兴趣减少。长期居住在江户城中混得很熟成了油子，对官府也不放在心上，恐上之心淡薄；把重视作风礼节的人斥为软弱；皇室人员、高贵的女性也不拘礼仪狂放无忌，形同标新立异的城中侠士。这些都是社会风气变化造成的。[3]　　　　不仅如此，农村也是一团糟，荻生徂徕认为由于武士不着于地，所以导致农村缺乏管理，农民抛荒严重，趋利而行，一遇灾荒，小偷盗贼在乡间横行。　　　　包括荻生徂徕在内，曾经有许多人将这种社会混乱局面归咎于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时代开始的“文治政治”，认为“文治政治”导致奢靡之风盛行，增加了财政支出，从而导致幕府的统治危机。事实上，“文治政治”确实是对幕府初期“武断政治”的一种否定，在其风气最盛的元禄时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这带给社会极大的冲击。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的社会地位由于金钱的充足而大大提高，直接威胁到的江户幕府统治的基础——身份等级制。由于商业投机的不断扩大，米价的下跌成为的普遍的趋势。许多的武士由于贫穷而陷入困境，农民或对因财富趋之若鹜或因贫困失去土地破产，纷纷进入城市谋求机遇。城市人口在1700年前后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到1700年，日本有300万人居住在人口1万以上的城镇中，占日本当时人口的10%，其中江户人口高达10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京都和大坂人口也有约35万人。[4]由于幕府的奢靡作风，财政陷入了困境。学术的繁荣和自由也让人对幕府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产生了种种疑问。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犬公方”德川纲吉的个人作风则是对这些发展起到了客观的推动作用，在他的统治下，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动荡加剧，这些都迫使幕府去寻求继续维持统治，延长政治生命的药方。　　　　这贴药方就是“复古”，由“文治政治”再一次向“武断政治”回复，概括地来说，就是“一切按德川家康的意思办”。　　　　享保元年（1716年），年方八岁的第七代将军德川家继去世，纪州藩主德川吉宗成为新任的将军。在六代将军家宣和七代将军家继统治期间，他们延续了德川纲吉的亲信政治，家宣宠信能乐演员出身的侧用人间部诠房和儒学者新井白石两人，而幼冲之年的家继统治时期，这两个人成为江户实际的主人（电影版《大奥》中就有描述）。“将军命令先由诠房与诸老中商议，众议既决后再下达。申报将军之事，亦由诸老中与诠房商议，议决后施行”[5]。所以，德川吉宗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二人罢斥，引用三河冈崎藩的谱代大名水野忠之为老中，改变了长期的亲信政治局面，迈出了“享保改革”的第一步。　　　　“享保改革”的核心就是恢复武家的传统，具体而言：提倡俭约，反对奢靡；提倡尚武，反对文弱；解决财政困难，恢复武家秩序。为推行改革，德川吉宗破天荒地设置了一个“目安箱”，用来收集民间的意见，体现了这位将军开明的作风。　　　　改革的第一条就是整顿纲纪，吉宗恢复了废止已久的“鹰狩”，这种放鹰狩猎的活动原本是保持武士尚武精神的重要一环，但在长期的文治政治中已经被废弃，此次重拾，就是为了保证武士的战斗力和尚武精神。幕府还颁布俭约令，要求厉行节俭，排斥奢靡作风，俭约令并不仅仅是一个原则上的规定，而是对武士、市民等阶层衣食住行等作出一系列制度的规约。在幕政方面，规定了“足高制”，即：年禄低的人在担任高职位时，按高职位标准给予禄米。这有助于幕府提拔一些地位低但有能耐的人才加入幕府官僚阶层。为保护武士的经济权益，幕府还颁布“相对济令”，规定不再受理有关金银债务的诉讼，事实上，这一命令对那些欠债累累的武士而言，无疑是福音，但却导致了大量金融坏帐的产生。　　　　在整顿武家作风的同时，幕府对以往的法令进行整理，宽保二年（1742年）颁布了一部成文法典《公事方御定书》，作为实行司法裁决的依据。这是幕府第一次编纂一本成文法典，在编纂中，还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修正一些战国法的规定，这可以说是享保改革中的一大亮点。　　　　当然，享保改革的重头戏就是整顿财政。是时幕府财政困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米价的下跌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众所周知，幕府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纳米年贡制”上，米价的下跌导致许多武士陷入贫困，而幕府的财政收入也大大缩水。因此，幕府的改革政策就围绕着提高米价而进行。一方面，幕府大力削减开支，在提倡节约之余，进行裁汰冗员。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手段平抑物价，组织商人结成同业工会对物价进行统制，奖励新田开发，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鼓励棉花、油料、草药、甘薯等各种特产品的开发和种植等等。同时，幕府还提高贡租率，命令大名贡米，要求大名将每万石年禄中上交100石来换取在江户只待半年的权利。但市场上的米仍然供大于求，米价依然维持在低迷的状态。　　　　万般无奈之下，幕府只好求诸于货币政策，元文元年（1736年），幕府宣布改用成色更为低下的金银货币甚至铜钱铁钱，通过通货贬值来促使米价上涨其实是一种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与此同时，其他商品价格也跟着上扬了，幕府对米价的控制宣告失败。　　　　德川吉宗因这次改革而被称为“中兴之祖”，他打着“复古”的旗号改革，在幕府看来，是挽救幕府统治危机的功臣。但他的“复古”改革却没有起到预期中的作用，在商业经济不断发达的过程中，幕藩体系的不断破坏已经无可挽回。吉宗的政策被他的后任所继承下来，“挽救”式的改革和改革的失败就构成了江户时代后半期的主旋律。　　　　第九代将军德川家重重新恢复了“侧用人”政治，他把自己的侍童田沼意次提拔为大名，田沼意次进而在第十代将军德川家治时代成为老中，掌握了幕府的实权。因此，这一时代就被称为“田沼时代”，田沼意次认为，要解决财政危机，必须从重商主义入手，他雄心勃勃地采取一系列措施管理商业，通过同业公会调配商人和商品，扩大对外贸易，征收市场税。然而，田沼的政策由于违反“祖制”而遭人诟病，他本人的贪婪敛财作风也成为他受人攻击的一个标靶。在家治死后，田沼很快失势。　　　　天明六年（1786年），德川家治急病而死，一桥家的德川家齐入继德川宗家得以继承将军，时年15岁。在此时，从天明二年（1782年）开始，日本又陷入了一场大饥荒，这场饥荒虽然是因为气候变化和火山喷发导致农作物歉收所引起，但田沼的重商政策也难辞其咎。米价的暴涨使大量的饥民出现，他们冲进了米行抢夺粮食，引发骚乱。为处理田沼时代的遗留问题，德川御三家通过合议，推选白河藩主松平定信为老中。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　　　　从天明七年（1787年）开始到宽政五年（1793年），松平定信颁布了一系列命令，主要围绕平抑米价，复兴农村。幕府的政策由“重商”重新变而为“重农”。首先：幕府要把农民送回到土地上，发布命令限制农民外出寻求工作，以《旧里归农令》鼓励农民返乡务农。其次，幕府为维系武士统治，不惜牺牲商人的利益。发布《弃捐令》，将商人对旗本的贷款凡六年以上者一笔勾销。同时责令各藩建设义仓囤米，甚至江户都必须拿出七成收入用于积蓄。解散一部分同业公会，并管制商业。这些严厉而粗暴的措施虽然起到了保护武家的作用，但使幕府的政策显得更为倒退和反动。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一场名为“宽政异学之禁”的文化运动，幕府放弃了德川吉宗时期开始的“松弛学术”的政策，宣布朱子学为官学，虽然未能对民间学术加以限制，但禁止对幕府进行批判，禁止“扰乱风俗”的古学与兰学在官方传播，毕竟在思想上起到了禁锢风气的作用。　　　　18世纪末，幕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幕藩体系的根基在一点一点被撼动。改革，不过是在千疮百孔的堤坝上做着补救，江户幕府，像一艘迷途的大船，在太平洋的风浪上，艰难前行。 　　　　　　--------------------------------------------------------------------------------　　　　[1] 所谓“旅宿境遇”，意思就是武士因为制度原因长期不能归于“土著”状态，总跟着大名在参觐的旅途中。整个社会也跟着人口流动加速，农民向城市涌进，社会秩序动摇。这是商品经济逐渐发展造成的必然趋势。荻生徂徕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使“人附于地”，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参见[日]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译：《日本政治史》，第20-2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 [日]荻生徂徕著，龚颖译：《政谈》，第41-4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3] [日]荻生徂徕著，龚颖译：《政谈》，第4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4] [美]安德鲁·戈登著，李朝津译：《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第2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 [日]新井白石著，周一良译：《折焚柴记》，第1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五、大御所时代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荒唐的明武宗朱厚照因失足落水得病而亡，死后无嗣，由堂弟朱厚熜即位，是为明世宗（嘉靖皇帝）。明世宗即位不久，就在议定生父兴献王的谥号问题上与大臣杨廷和等人起了激烈冲突。杨廷和等人坚决反对世宗希望尊兴献王为“皇考”的意愿，要求尊武宗之父孝宗为“皇考”，而以生父为“皇叔考”。争论持续了三年，世宗羽翼已满后，罢斥杨廷和等人，获得了这场“大礼议之争”的胜利，显示了他的君主威权和独断地位。　　　　作为一个受到中华文化熏陶濡染的国家，日本在18世纪中叶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明朝的大礼议之争导致杨廷和的一系列政策的夭折，而日本的这起“尊号一件”则导致“宽政改革”的主导者松平定信在政治上的失势。　　　　事件的缘起和过程与明朝“大礼议之争”惊人相似：安永八年（1779年），年方22岁的后桃园天皇去世，由闲宫院典仁亲王之子继位为光格天皇。这位光格天皇有着和嘉靖皇帝一样的梦想：他希望尊生父典仁亲王为太上天皇。于是在天明八年（1788年），朝廷就把这一建议向幕府做了通报，掌握幕府权力的老中松平定信根据《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规定以及向来的古例，拒绝了朝廷的这一要求。天皇大怒，立刻召集公卿，强行通过了一项决议：尊典仁亲王为上皇，并颁布圣旨。　　　　在江户幕府数代以来，朝廷第一次这样不给幕府面子。幕府自然要给朝廷一点颜色看看，在松平定信的主持下，幕府立刻处分了几名公卿以表示态度，但为了安抚天皇，幕府又决定给予典仁亲王加俸待遇作为失去尊号的补偿。　　　　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不久，幕府将军德川家齐也跳了出来，他也提出了一个“嘉靖式”的要求：希望给予生父——一桥德川家的一桥治济以“大御所”的称号。“大御所”是幕府将军退位以后的称号。松平定信思前想后，觉得有幕府拒绝朝廷的前例在先，为示公平，他也决定拒绝将军的这一意愿，这一下，他把将军德川家齐给得罪了。　　　　在江户时代，你可以得罪天皇一万遍，但千万不能得罪将军。德川家齐记住了松平定信这一次的“表现”，宽政四年（1792年），俄国公使拉克斯曼（Adam Laxman，？年）来日，要求通商。松平定信要求他转泊长崎，并以此为契机命令加强北方海防。拉克斯曼却没有听从幕府的要求，而是起锚回国。对松平定信不满的谱代与旗本立刻攻击他的海防政策。德川家齐借这个机会，迫使松平定信辞职。　　　　松平定信下台后，松平信明、牧野忠精等“宽政之遗老”继续主导幕政，延续宽政政策。但这一体系不久宣告崩溃。将军德川家齐重新引入亲信政治，并且开始过起了奢侈荒淫的生活。家齐疯狂纳妾，挥金如土，本已紧张的幕府财政显得更为窘迫。天保八年（1837年），家齐把将军位让给儿子德川家庆，以“大御所”的身份继续掌握幕政，开始了“大御所时代”，而就在前一年，大坂发生了著名的“大塩平八郎之乱”。　　　　大塩平八郎本是大坂奉行所的一名与力[1]，也是一名著名的阳明学者。天保四年（1833年），日本又一次爆发了全国性的饥荒，大坂城内米价疯涨。如果米价低迷，受伤的是武士阶层，而米价的高昂又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所以，幕府竭力维持米价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而商人在此时又开始囤积居奇，大塩平八郎向町奉行建议赈济灾民，开仓放粮。但奉行所却告知米必须运送往江户为新任将军德川家庆的就职做准备。愤怒的大塩平八郎立刻卖掉自己的藏书，以书款救济灾民，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支持。他购买大炮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招募饥饿的百姓参加起义军，由于叛徒告密，起义被迫提前，起义民众从大塩的宅第向大坂城下聚集，一路放火烧毁富商宅院，大坂奉行花了半天时间就镇压了这群乌合之众。但这场发生在全国商业中心的以学者为首领的起义还是带给幕府极大的震惊。　　　　通过这场起义，幕府再次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天保十二年（1841年），穷奢极欲的德川家齐死去，幕府的老中水野忠邦终于可以大展拳脚，施展他的改革方针。他延续了享保宽政的改革措施：整顿风气、提倡俭约。幕府再度重申，要求农民返回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禁止农民从事副业，并限制农民外出务工，在商业上，幕府为调剂物价，做出了解散株仲间等同业公会的决定，废除商业垄断。希望通过这种种措施来限制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大。但改革未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了商业市场的混乱。水野忠邦在一片抱怨声中被迫辞职。　　　　“天保改革”是幕府维系统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场改革的失败标志着江户体系已经无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此时的日本，已经与同时代的中国清王朝一样，处于崩溃前夕的临界点上，唯一能维持这一平衡的是其相对封闭的社会体系，如果有一种外力将他们赖以维系的保护膜扒去，很快就会陷入到万劫不复中。自享保以来，商业经济不断发展，对幕藩体系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残酷冲击，社会的混乱和无序日益加深，幕府一次又一次地通过改革做着挽救的努力，而改革的结局却一次又一次地让幕府失望透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股强大的，充满新时代气息的外力袭来了，正是这股外力扒下了幕藩体系的最后一层防护膜，打破了这摇摇欲坠的平衡。 　　　　　　　　--------------------------------------------------------------------------------　　　　[1] 与力：协助奉行处理刑事案件等事务的役职。　　
　　五、大御所时代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荒唐的明武宗朱厚照因失足落水得病而亡，死后无嗣，由堂弟朱厚熜即位，是为明世宗（嘉靖皇帝）。明世宗即位不久，就在议定生父兴献王的谥号问题上与大臣杨廷和等人起了激烈冲突。杨廷和等人坚决反对世宗希望尊兴献王为“皇考”的意愿，要求尊武宗之父孝宗为“皇考”，而以生父为“皇叔考”。争论持续了三年，世宗羽翼已满后，罢斥杨廷和等人，获得了这场“大礼议之争”的胜利，显示了他的君主威权和独断地位。　　　　作为一个受到中华文化熏陶濡染的国家，日本在18世纪中叶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明朝的大礼议之争导致杨廷和的一系列政策的夭折，而日本的这起“尊号一件”则导致“宽政改革”的主导者松平定信在政治上的失势。　　　　事件的缘起和过程与明朝“大礼议之争”惊人相似：安永八年（1779年），年方22岁的后桃园天皇去世，由闲宫院典仁亲王之子继位为光格天皇。这位光格天皇有着和嘉靖皇帝一样的梦想：他希望尊生父典仁亲王为太上天皇。于是在天明八年（1788年），朝廷就把这一建议向幕府做了通报，掌握幕府权力的老中松平定信根据《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规定以及向来的古例，拒绝了朝廷的这一要求。天皇大怒，立刻召集公卿，强行通过了一项决议：尊典仁亲王为上皇，并颁布圣旨。　　　　在江户幕府数代以来，朝廷第一次这样不给幕府面子。幕府自然要给朝廷一点颜色看看，在松平定信的主持下，幕府立刻处分了几名公卿以表示态度，但为了安抚天皇，幕府又决定给予典仁亲王加俸待遇作为失去尊号的补偿。　　　　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不久，幕府将军德川家齐也跳了出来，他也提出了一个“嘉靖式”的要求：希望给予生父——一桥德川家的一桥治济以“大御所”的称号。“大御所”是幕府将军退位以后的称号。松平定信思前想后，觉得有幕府拒绝朝廷的前例在先，为示公平，他也决定拒绝将军的这一意愿，这一下，他把将军德川家齐给得罪了。　　　　在江户时代，你可以得罪天皇一万遍，但千万不能得罪将军。德川家齐记住了松平定信这一次的“表现”，宽政四年（1792年），俄国公使拉克斯曼（Adam Laxman，？年）来日，要求通商。松平定信要求他转泊长崎，并以此为契机命令加强北方海防。拉克斯曼却没有听从幕府的要求，而是起锚回国。对松平定信不满的谱代与旗本立刻攻击他的海防政策。德川家齐借这个机会，迫使松平定信辞职。　　　　松平定信下台后，松平信明、牧野忠精等“宽政之遗老”继续主导幕政，延续宽政政策。但这一体系不久宣告崩溃。将军德川家齐重新引入亲信政治，并且开始过起了奢侈荒淫的生活。家齐疯狂纳妾，挥金如土，本已紧张的幕府财政显得更为窘迫。天保八年（1837年），家齐把将军位让给儿子德川家庆，以“大御所”的身份继续掌握幕政，开始了“大御所时代”，而就在前一年，大坂发生了著名的“大塩平八郎之乱”。　　　　大塩平八郎本是大坂奉行所的一名与力[1]，也是一名著名的阳明学者。天保四年（1833年），日本又一次爆发了全国性的饥荒，大坂城内米价疯涨。如果米价低迷，受伤的是武士阶层，而米价的高昂又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所以，幕府竭力维持米价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而商人在此时又开始囤积居奇，大塩平八郎向町奉行建议赈济灾民，开仓放粮。但奉行所却告知米必须运送往江户为新任将军德川家庆的就职做准备。愤怒的大塩平八郎立刻卖掉自己的藏书，以书款救济灾民，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支持。他购买大炮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招募饥饿的百姓参加起义军，由于叛徒告密，起义被迫提前，起义民众从大塩的宅第向大坂城下聚集，一路放火烧毁富商宅院，大坂奉行花了半天时间就镇压了这群乌合之众。但这场发生在全国商业中心的以学者为首领的起义还是带给幕府极大的震惊。　　　　通过这场起义，幕府再次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天保十二年（1841年），穷奢极欲的德川家齐死去，幕府的老中水野忠邦终于可以大展拳脚，施展他的改革方针。他延续了享保宽政的改革措施：整顿风气、提倡俭约。幕府再度重申，要求农民返回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禁止农民从事副业，并限制农民外出务工，在商业上，幕府为调剂物价，做出了解散株仲间等同业公会的决定，废除商业垄断。希望通过这种种措施来限制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大。但改革未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了商业市场的混乱。水野忠邦在一片抱怨声中被迫辞职。　　　　“天保改革”是幕府维系统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场改革的失败标志着江户体系已经无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此时的日本，已经与同时代的中国清王朝一样，处于崩溃前夕的临界点上，唯一能维持这一平衡的是其相对封闭的社会体系，如果有一种外力将他们赖以维系的保护膜扒去，很快就会陷入到万劫不复中。自享保以来，商业经济不断发展，对幕藩体系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残酷冲击，社会的混乱和无序日益加深，幕府一次又一次地通过改革做着挽救的努力，而改革的结局却一次又一次地让幕府失望透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股强大的，充满新时代气息的外力袭来了，正是这股外力扒下了幕藩体系的最后一层防护膜，打破了这摇摇欲坠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