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气度——王子午鼎的故事　　　　　　这是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鼎，出土于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楚墓。同出共七件一套的列鼎，这是其中最大的一件，出土时鼎中尚有牛骨保存，还放有一个用于鼎中取食的“匕”。这种形制的鼎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升鼎，其特点是平底浅腹，两耳外撇。这件鼎从造型到花纹都与中原铜鼎有所不同，而具有典型的楚国风格。首先，从整体造型看，它三个蹄足粗壮有力，器型敦厚稳重，气势庄严雄伟，但它内收的腰腹和外撇的双耳，与一般鼓腹、立耳的中原鼎大异其趣，具有强烈的动感和张力，把沉稳和灵动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其次，从鼎的外部装饰看，不仅花纹细密精致，更有特点的是它遍布全身的浮雕、镂雕等精巧的雕饰，尤其是攀附在器腹上的六个怪兽，每个都由两条夔龙纠绕而成，构形复杂，工艺精湛，构思奇巧，风格诡异，体现了楚人独具特色的艺术个性和浪漫气质。第三，这件鼎的内壁还铸有84字的铭文，铭文文辞流畅，优美押韵；书写采用了一种新的字体——鸟虫书，被誉为“中国最早的美术字”。　　　　根据铭文记载，这件鼎的主人名叫“王子午”，并称其为“令尹子庚”。此人在史籍中有据可查，《春秋左传》等史籍中有多个地方讲到他。根据这些记载和后人的注释，可知王子午（史籍中称公子午）字子庚，就是那个春秋五霸之一并“问鼎中原”的楚庄王的儿子，也是楚共王的弟弟。他在楚共王时任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长）之职。有一次护送王后秦嬴（秦景公之妹）回娘家，却被秦国扣留。他的弟弟以三百金贿赂了晋国大臣，让晋国修筑壶邱城（陈国地，在今河南新蔡），并对秦国说，如果你们放了楚王的弟弟，我们就不筑城。秦人怕晋军因此长驻陈地，只好放了子庚。为此楚国又送了三百车重礼给晋国以示感谢。为什么秦国甘冒外交风险要扣留子庚，晋国则甘冒战争风险迫秦放人，而楚国不惜重金也要让子庚回国？我们于兹可以想见子庚在当时多么被人看重！　　　　王子午也曾立下战功，前560年，楚共王卒，吴国乘机发兵侵楚，楚将养由基（就是那个有名的神箭手）穷于应付，子庚率师支援。养由基说：“吴人乘我国有丧事而攻我，以为我们不会有援军，必然轻敌无备。你先设下三路伏兵，我去引诱他们。”子庚同意了。双方大战于庸浦（在今安徽无为县南），吴人果然轻敌冒进，楚军伏兵突然从四面杀出，吴军毫无防备，大败亏输，吴公子党也做了俘虏。第二年，楚人为报吴侵楚之役，由令尹子囊率军伐吴。吴人坚守不战，子囊只好退兵。可子囊也犯了吴军上年所犯的同样错误，以为吴不能战而疏于防备，结果吴也设伏于险隘，大败楚军，俘楚公子宜谷。子囊悔恨交加，回国不久就病死了。　　　　楚康王二年（前558年），子庚接替子囊为令尹，令尹一职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前555年，郑国大夫子孔为了独览大权，想叛晋附楚，欲引楚军入郑助他铲锄异己，便密使人告诉子庚，但子庚没有应允。楚王听说此事，派人去对子庚说：“我即位五年了，却从未对外用过兵，人们一定以为我耽于享乐，而忘了先君的事业。你帮我想想，这该怎么办呢？”子庚叹息道：“这是君王在说我贪图安逸呢，其实我是为国家好啊！”于是请使者告诉楚王说：“现在诸侯们都与晋国交好，我先去试一下。如果行，您再率军出来；不行，我收兵回朝，君王也不丢面子。”这年冬十月，子庚率师分三路伐郑。因郑人加强了守备，子孔也不敢会见楚人，子庚见无机可乘，只在城下住了两晚便打道回府。走到半路又遇上大雨，楚军士兵多被冻病，因此损兵大半。其他两支部队也都无功而返。　　　　前552年夏，子庚卒，死时年龄不超过48岁。　　　　由以上记载可知，这个王子午（子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是一个能审时度势、头脑相当清醒的人，也难怪他在这篇铭文中说自己有德于民，有功于国，所以受人敬重，同时还谆谆告诫自己的子孙要以此为准则。铭中还说这件鼎是用来祭奠先王和盟祀用的，可见这是生前所铸，因此它是宰相的传家之宝。　　　　从这件鼎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楚国贵族的赫赫威势与钟鸣鼎食的生活，反映楚人神奇瑰丽的浪漫情怀和天人合一的艺术气质，还可以让我们欣赏到楚国工匠们鬼斧神工的雕塑技巧和巧夺天工青铜铸造工艺；它的铭文还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一段历史。总之，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体现了我们祖先伟大的创造力。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楚王好细腰　　　　典故总是起源于一个原始故事。当原始故事众所周知以后，一个简单的短语即能引起人们对整个故事的回忆。这个短语用于写作或对话，就是典故。“楚王好细腰”一事记载在众多古籍中。其中，《战国策》和《墨子》的描述得比较详细，比较象一个原始的故事。《战国策》楚一《威王问於莫敖子华》篇记录了楚威王和大臣莫敖子华的一段对话。威王听了莫敖子华对过去五位楚国名臣光辉事迹的介绍，羡慕不已，慨叹道，“当今人材断层，那里能找得到这样的杰出人物呢”。于是莫敖子华讲了如下的故事： 　　　　“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 　　　　翻释成白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前楚灵王喜欢腰身纤细的人，楚国的士大夫们为了细腰，大家都节食减肥，饿得头昏眼花，站都站不起来。坐在席子上的人要站起来，非要扶着墙壁不可，坐在马车上的人要站起来，一定要借力於车轼。谁都想吃美好的食物，但人们都忍住了不吃，为了腰身纤细，即使饿死了也心甘情愿。莫敖子华接着发挥道，臣子们总是希望得到君王的青睐的，如果大王真心诚意喜欢贤人，引导大家都争当贤人，楚国不难再岀现像五位前贤一样的能臣。 　　　　《墨子》兼爱（中）篇讲了相同的故事，但另有 “晋文公好恶衣”和 “越王好勇士”两个故事，强调说明同样的道理： 　　　　“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韦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为之也。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践好士之勇，教训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试其士曰：‘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士闻鼓音，破碎乱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 　　
　　楚王好细腰　　　　　　典故总是起源于一个原始故事。当原始故事众所周知以后，一个简单的短语即能引起人们对整个故事的回忆。这个短语用于写作或对话，就是典故。　　
“楚王好细腰”一事记载在众多古籍中。其中，《战国策》和《墨子》的描述得比较详细，比较象一个原始的故事。《战国策》楚一《威王问於莫敖子华》篇记录了楚威王和大臣莫敖子华的一段对话。威王听了莫敖子华对过去五位楚国名臣光辉事迹的介绍，羡慕不已，慨叹道，“当今人材断层，那里能找得到这样的杰出人物呢”。于是莫敖子华讲了如下的故事： 　　　　　　“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 　　　　　　翻释成白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前楚灵王喜欢腰身纤细的人，楚国的士大夫们为了细腰，大家都节食减肥，饿得头昏眼花，站都站不起来。坐在席子上的人要站起来，非要扶着墙壁不可，坐在马车上的人要站起来，一定要借力於车轼。谁都想吃美好的食物，但人们都忍住了不吃，为了腰身纤细，即使饿死了也心甘情愿。莫敖子华接着发挥道，臣子们总是希望得到君王的青睐的，如果大王真心诚意喜欢贤人，引导大家都争当贤人，楚国不难再岀现像五位前贤一样的能臣。 　　　　　　《墨子》兼爱（中）篇讲了相同的故事，但另有 “晋文公好恶衣”和 “越王好勇士”两个故事，强调说明同样的道理： 　　　　　　“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韦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为之也。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践好士之勇，教训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试其士曰：‘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士闻鼓音，破碎乱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 　　
　　　　在其他古籍中，“楚王好细腰”的陈述明显地浓缩自《威王》篇或《兼爱》篇。如《韩非子》二柄篇的 “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晏子春秋》外篇（上）的 “越王好勇，其民轻死。楚灵王好细腰，其朝多饿死人”，《尹文子》大道篇（上）的 “昔齐桓好衣紫，阖境不鬻异采。楚庄爱细腰，一国皆有饥色”，和《管子》七臣七主篇的 “夫楚王好细腰，而美人省食。吴王好剑，而国士轻死”，都类同于《兼爱》篇。已经不再叙述 “楚王好细腰”故事的细节，而是一句话轻轻带过，不愁读者不能理解。可见在写作这些章节时，这个故事已经家喻户晓，无须多费笔墨，就是说，这个故事已经成为人人皆知的典故。 　　　　在《威王》篇，我们见到 “楚士约食”，而在《兼爱》篇里，则是 “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都明白点出一个 “士”字。今天 “士”字男女通用，既可以说“男士”，也可以说“女士”。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士是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男性群体的专用称呼，女人没有资格称士。阎步克先生考据了 “士”字的字形、词义源流，指出：“士－男人之大号”也。顾颉刚先生则更加详细地说明了士的定义，“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因此，楚王所好的肯定是弟弟的细腰无疑。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荀子》和《尹文子》中，把好细腰的楚王写成为楚庄王。遍查古籍，没有庄王有此嗜好的其它依据。下面本文要引经据典，说明楚灵王有同性恋倾向，起码是个双性恋者，喜爱男士的细腰是由他的性取向所决定的。此 “庄”字应为 “灵”字之误。 　　　　和其他没有性内涵的典故不同，“楚王好细腰”的典故在其演变定型过程中，出现了独特的性取向异化现象。在《晏子春秋》、《韩非子》、《尹文子》和《荀子》的短语中，“士”这个专指男性的关键字消失了，即细腰的主体中性化了。往后的演变是进一步女性化。这是在异性恋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人”，最早出自东汉初期名将马援的长子马廖。公元77年，即典故的主角楚灵王死后第六百零六年，马廖在《上长乐宫以劝成德政疏》里，比喻当权者的爱好引导时尚潮流时，使用了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人”的句子。他的《疏》被收入东汉范晔编撰的《后汉书》和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中。这两本著作是古代士子必读之书，其影响力可想而知。马廖在《疏》里选用 “宫中”这个词汇或许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的《疏》是写给亲妹妹马太后看的。当时的皇帝汉章帝由马太后从小养育长大，但不是马太后的亲生骨肉。也许是考虑到这种微妙的亲疏关系，马太后一生行事惶诚惶恐，非常小心。她对三位国舅的要求也特别严格，生怕他们逾越礼仪制度，招致不测之祸。如果马廖在《疏》中使用 “朝中”或 “国中”等词汇, 就会使人联想到汉哀帝断袖的故事。根据非礼勿言的儒家礼仪，这是对太后的大不敬，也有影射先帝的嫌疑。用 “宫中”一词则政治正确，因为在汉宫中，除了皇帝和太监外，没有其他男人，其余的都是女人。马廖的微言大义，使得 “楚王好细腰”的性取向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也投合社会上大多数人们对这个典故的理解。由于细腰的主体异化成女性，从 “楚王好细腰”的典故又衍生出一个子典故：楚腰。汉以后的诗词使用 “楚腰”这个子典故时，不再含有 “当权者的爱好引导时尚潮流”的比喻意义，而仅用来形容女性细小的腰身。 　　
　　　　下面是《资治通鉴》卷四六《汉纪三十八》中的原文： 　　　　马廖虑美业难终，上疏劝成德政曰：“昔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结，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素简所安，发自圣性，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声薰天地，神明可通，况于行令乎！”太后深纳之。 　　　　下面是《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中涉及的原文 ：　　　　廖字敬平，少以父任为郎。明德皇后既立，拜廖为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 显宗崩，受遗诏典掌门禁，遂代赵熹为卫尉，肃宗甚尊重之。 时，皇太后躬履节俭，事从简约，廖虑美业难终，上疏长乐宫以劝成德政， 曰： 臣案前世诏令，以百姓不足，起于世尚奢靡，故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 　　　　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躬服厚缯，斥去华饰，素简所安，发自圣性。此诚上合天心，下顺民望，浩大之福，莫尚于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犹宜加以勉勖，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终。《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声董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况于行仁心乎，况于行令乎！愿置章坐侧，以当瞽人夜诵之音。 　　　　太后深纳之。朝廷大议。辄以询访。　　
　　曾侯乙鼎　　戰國早期　　1979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中室c96）　　通高64.6、口徑64.2釐米。　　直口方唇，短頸，方附耳，鼓腹，平底，三個蹄形高足。腹部設兩個環鈕，頸腹之間有一道凸弦紋，器身飾蟠龍紋和垂葉紋，耳飾幾何雲紋。足飾獸面渦雲紋。　　【銘文】曾（侯）乙詐甬冬（作持用終）曾侯乙鼎曾侯乙鼎
　　曾侯乙鼎　　戰國早期　　1979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中室c90）　　通高39.7、口徑38.8釐米，重28.8公斤。　　扁圓體，弇口鼓腹，附耳三體足，隆起的蓋上有三個圓雕水牛，正中有一個曲拱的蛇形銜環鈕，另附兩個吊鉤。器表飾鑲嵌的勾連雲紋、蟠龍紋等。　　【銘文】曾（侯）乙詐甬冬（作持用終）　　曾侯乙鼎曾侯乙鼎
　　曾侯乙鼎　　戰國早期　　1979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中室102）　　【銘文】曾（侯）乙乍甬冬（作持用終）　　曾侯乙鼎曾侯乙鼎曾侯乙鼎
　　曾侯乙鼎　　戰國早期　　1979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中室185）　　【銘文】曾（侯）乙詐甬冬（作持用終曾侯乙鼎曾侯乙鼎曾侯乙鼎
　　喜欢曾侯乙的铭文　　　　
　　曾侯乙升鼎　　 通高35．5厘米 口径45．8厘米 底径42．1厘米 　　湖北省博物馆　　　　楚式升鼎 　　　　与同墓所出镬鼎不同的是，升鼎是束腰浅腹大平底，两耳直立于鼎口然后外撇成弧形，这是典型的楚式风格。此件升鼎口径与底径大小相若，三足的足根直接铸连鼎底。足面在浅浮雕的云涡纹地上有一条凸起的纵向扉棱，鼎腹外侧另铸出四条圆雕的龙，龙首紧衔鼎口，四足紧扒腹面，后尾上翘，造型颇为生动。此外，腹部及双耳上均饰有阴刻纹样，线槽内镶嵌绿松石等装饰物，虽已脱落殆尽，仍有辉煌遗韵。 　　　　曾侯乙升鼎曾侯乙升鼎
　　周代列鼎制度 　　　　曾侯乙墓共出土升鼎九件，造型与装饰完全相同而大小有别，这就是周礼中的列鼎制度。在此制度下，天子是正鼎九、陪鼎三和簋八，诸侯只能用正鼎七、簋六。而仅为一隅君侯的曾侯乙却以九鼎八簋陪葬，是明显的越礼行为。但这并不是说他本人有什么蔑视王权的胆识，而是表明了他所处时代&礼崩乐坏&的情势，否则他也不会成为楚人的附庸了。 　　　　这几件升鼎的耳、足和龙形饰件都是与鼎身分别铸就后再铸接或焊接一起的。在其焊接的接缝处，可以看到铅、锡合金的焊迹。铅锡含量的加大，使鼎不能承受高温，因而不宜烹煮，这与升鼎的性质是相符的。另外，九件升鼎内大多盛有食物，分别是牛、羊、猪、鱼和鸡的骨骼。按礼制规定，九鼎所实之物应为牛、羊、豕（猪）、鱼、腊、肠、胃、肤、鲜鱼和鲜腊。肠胃和肤无骨骼而难以保存，腐烂后少有痕迹。故此九鼎中除鸡未见于祀典外，其余基本与文献相合。这是研究古代礼制、食制的极重要的实物资料。　　九鼎八簋九鼎八簋曾侯乙簋
　　曾侯乙簋　　戰國早期　　1978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　　侈口束頸，鼓腹，腹部有捲曲成弓形的龍耳，圈足下連鑄方座，方座每邊有長方形缺，蓋隆起，上有蓮花形捉手。蓮瓣飾雲紋，蓋面、器頸、腹部和方座市連鳳紋、勾連雲紋、鳥首紋等。　　【銘文】曾（侯）乙詐甬冬（作持用終曾侯乙簋曾侯乙簋盖铭曾侯乙簋器铭曾侯乙簋曾侯乙簋
　　曾侯乙豆 战国早期　　　　通高26.4、口径20.6厘米　　　　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州擂鼓墩一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隆盖，盖上设四个兽形钮，盖沿有三个兽面形卡扣。直口，方唇，短颈，深腹，柄较短，喇叭形圈座，腹部两蛇形环耳。全器镶嵌绿松石，至今大部分尚存。纹饰有鸟首龙纹、联凤纹和变形蟠龙纹。盖内及腹内壁均铭[曾侯乙作持用终]。曾侯乙豆 战国早期曾侯乙豆 战国早期
　　豆　　　　盛食器和礼器。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同名陶器，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豆作为礼器常与鼎、壶配套使用,构成了一套原始礼器的基本组合,成为随葬用的主要器类。用豆之数,常以偶数组合使用,故有”鼎俎奇而笾豆偶”的说法,但是也有使用奇数组合的。《周礼·掌客》载：“凡诸侯之礼,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二十有四。”但是,出土和传世的铜豆器却甚少。　　　　最早用于盛放黍稷，后演变为专门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的器物。豆的造型类似高足盘，上部呈圆盘状，盘下有柄，柄下有圈足。商周时豆多浅腹，粗柄，无耳，无盖。春秋战国时豆的形制较多，有浅盘、深盘、长柄、短柄、附耳、环耳等各种形状，上有盖可仰置盛放食物，亦有方形的豆。使用时，豆也常以偶数出现，按尊卑长幼，亦有数量多少之分。《国语·周语》：“觞酒豆肉箪食。”（一觞酒一豆肉一箪饭。）　　春秋晚期 蟠蛇纹豆
　　越王勾践剑
　　这张大很多
　　联禁龙纹壶 战国早期　　　　壶高99、盖径53、禁长117.5厘米　　　　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州擂鼓墩一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出土时两壶并列禁上，形制大小相同。隆盖，顶有一衔环蛇形钮，盖外沿套以镂孔的盖罩。壶颈两侧攀附有龙形耳。腹部有凸棱形的三条横带和四条纵带，将腹面有规则地分成八个方塊，每塊内浮雕蟠龙纹。器身其他部位均饰蟠龙纹和蕉叶纹。禁面有两个并列的中空圆圈，以承放双壶圈足，禁下有四兽形足，兽口部和前肢衔托禁板，后足蹬地。两壶颈内壁均铭[曾侯乙作持用终]。联禁龙纹壶 战国早期
　　曾侯乙提链壶 战国早期　　　　通高40.5、口径10.7厘米 　　　　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州擂鼓墩一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圆盖尖顶，顶端有一衔环钮。直口微敞，长颈，鼓腹，短圈足。盖顶提链与壶相接，链端提梁呈龙首形。盖面、颈部及腹部均饰目纹、勾连云纹、菱形纹、蕉叶云纹、T形勾连纹和龙凤勾连纹等。颈腹部有铭[曾侯乙作持用终]。　　曾侯乙提链壶 战国早期
　　曾侯乙盥缶
战国早期　　　　通高35.9、口径25厘米　　　　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州擂鼓墩一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盖沿直壁罩住器口，盖中心有喇叭形捉手，近盖沿处有一周五个圆饼形乳突。直口，方唇，短颈，鼓腹，平底，圈足。肩腹间有两个兽面形环耳，耳上各套一提链。上腹部亦有六个圆饼形乳突，圆饼上饰涡纹。盖及器身以红铜嵌错勾连云纹、变形龙纹、三角云纹等。盖内及器的肩部均铭[曾侯乙作持用终]。曾侯乙盥缶
　　　　升鼎因为这种鼎上的铭文“升鼎”而得名，其特征是侈口，立耳外撇，颈内收，束腰，平底。曾侯乙升鼎
　　王子午（升）鼎 　　英文名称: Sheng-ding of Prince Wu 　　　　通高68厘米 口径66厘米　　　　　　楚风神韵 　　　　此鼎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楚墓出土，平底束腰，两耳外撇，三足粗壮稳固。鼎口上扣平盖，盖顶有桥形把手。与敦厚的造型大异其趣的是，鼎的外部装饰繁缛细致，纤巧奇诡。因此，这件曾是楚国贵族传家之宝的重器，实系商周以来中原青铜文化与楚人诡丽巧思的完美结合体。同样是装饰青铜器的饕餮纹、夔龙纹、蟠螭纹和窃曲纹，在这件鼎上既有中原地区常见的范铸阳线，更有荆楚独特的浮雕与圆雕，并且使用前所未有的先进技术。环绕鼎腹的六条立体怪兽，各由两条夔龙蜷曲盘绕而成，就是采用失蜡法分别铸出，然后焊接于鼎身的。六条兽头伸出鼎口，恰与鼎盖边缘的六个卡口相合，装饰性与实用性有机统一，结合完美。 　　　　南国楚地的先民们是中国浪漫主义的先驱，他们神游九天的情思、与神灵共舞的情怀，造就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为我们留下了《离骚》这样不朽的华章。而铸造于青铜器上曲尽巧思的神兽奇鸟，无疑是这些华章的注解。从春秋楚国青铜器到汉代马王堆汉墓帛画和漆器，我们无时无刻都能感悟到屈大夫那颗浩渺狂放而又骚动不安的心。 　　　　楚国重臣王子午 　　　　这件王子午鼎属于楚庄王的儿子，楚康王时的大臣子庚所有。他所任官职是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宰相，故此鼎又称令尹子庚鼎。同样形状而大小相次的鼎，在王子午的墓葬中共出土了七件，而且每件鼎内都放置有牛的肢骨，七件鼎所盛牛骨可能是属于同一头牛。鼎内还放有捞取牛肉、牛骨的铜匕。更为难得的是，鼎内都刻有鸟篆体铭文，这些珍贵的书法艺术同时也是相当重要的史料。文中记录了王子午一生的功德，并说明这种形状的鼎是升鼎，即将镬鼎中煮好的牲肉取出放入此鼎来调和保温。王子午以七鼎之礼随葬，表明了他在楚国地位之高。在他的墓中，共出土各类文物达六千零九十八件，另有十九匹马和七辆战车。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昔日的赫赫威风已随风而去，陈列眼前的这些美轮美奂的食具，却仍在昭示着一个时代的辉煌。　　王子午升鼎王子午升鼎
　　列鼎制度　　关于“列鼎制度”，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鼎以及伴随的其他铜器如簋等都是“礼器”，在“礼不下庶人”的周代丧葬制度中，是贵族的专利品，一般平民陪葬的则是日用陶器。这种以陪葬礼器组合来“辨等列、明尊卑”的制度，在周人墓葬的考古发掘中获得证实。湖北京山相当于王国君的高等贵族墓，随葬九鼎八簋；上村岭虢国墓中，相当于公卿大夫的中等贵族墓，随葬七鼎六簋或五鼎四簋；同地相当士的末流贵族墓，随葬三鼎二簋或一鼎一簋。与此相配合的是：五鼎或五鼎以上的贵族，可随葬真车真马；而五鼎以下的贵族，只能随葬象征性的车马器；同时，三鼎或三鼎以上的贵族才能用双重椁。　　　　列鼎制度所表现的丧葬精神是非宗教性的。遵从列鼎制度埋葬先人，在意识上，等于是继承的新贵族对旧有的尊卑秩序的效忠仪式。在周人的封建宗法制度下，这个尊卑秩序是政治性的，也是伦理性的，这就是周礼的精神根源。　　　　礼器既然代表死者生前或死后的政治或社会地位，因此陪葬礼器常有超过死者身份的现象，这现象与其说是让先人在死后享有生前无法企及的较高地位，不如说是继承的后人不安于位，这便是当时儒家痛心疾首的“逾礼”。葬礼上的“逾礼”，往往是“加等”的结果。鲁国的臧僖伯死掉，本来身份是卿大夫，因为他是隐公的叔父，“葬之加一等”；许国的穆公死了，本来身份是男爵，因为他正随齐桓公伐楚，故“葬之以侯”，所谓“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在当时“政在大夫”或“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下，擅自逾礼加等，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晋国相当于卿大夫的贵族墓里，居然用了九鼎、八簋、三套编钟与一套编磬来随葬，其逾越古礼的程度实不亚于鲁国季氏的“八佾舞于庭”；山西侯马地区，相当士阶层的末流贵族，也用一套编钟、两套编磬来陪葬，超过了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卿大夫身份的虢国太子墓。平民墓葬中，这种“逾礼”的现象更为明显，洛阳中州路，有随葬品的165座墓，代表从春秋到战国平民墓葬的变化。除了少数有铜礼器的墓外，墓中的陶器组合在春秋早期完全是鬲、盆、罐等日用器；春秋中期开始出现个别的陶鼎等礼器；春秋晚期，陶制礼器已占压倒性优势；到了战国时期，豆、壶这类陶礼器就完全取代了鬲、盆、罐等一般陶器。逾礼的现象也表现在修隧（墓道）上，在周代修墓道是天子的专利，像晋文公那样有功于王室，当他请求周天子准他为自己修隧时，都碰个软钉子。到了战国时，修墓道不用天子批准了，不但中型墓出现墓道，连小型平民墓也起而效尤。　　　　春秋战国以来，从贵族到平民的丧葬普遍逾礼的情形，有双重的意义：一则是王室东迁之后，封建宗法秩序大乱，象征封建秩序的礼乐制度，也发生“礼坏乐崩”的现象；一则是由于经济上、政治上平民地位的提高，“礼”不再是贵族的专利。于是在春秋战国时，中国的礼制面临两个大问题：如何从维护旧礼制着手，恢复旧秩序，又如何将平民（主要是知识分子）纳入这个礼制系统中，最后一群被称做儒家的末流贵族及平民知识分子，肩负起这个调适的工作。
　　先民的智慧不顶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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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件王鼎　　　　
　　王作左守鼎　　　　　　已知惟-一件西周周王自作祭祀用鼎　　　　铜器　　　　【年代】：西周　　　　【文物原属】：原属圆明园收藏　　　　【文物现状】：　　　　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后被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购回，现收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简介】：　　　　王作左守鼎高41、口径38厘米：口沿外折，上立粗壮的两耳，颈部略收，腹部稍鼓，腹下置三蹄足。颈和足的上部均有短棱脊，形制与小克鼎相似，但小克鼎的腹部似乎更深些。保利艺术博物馆于2000年春收藏。　　　　腹内壁铸铭文两行6字：　　　　　王乍(作)　　　　彝，左守。　　　　【相关资料】：　　　　彝：字《说文》所无，《广韵》：“煮也，亦作。”《集韵》：“，说文煮也，或作。”《玉篇》：“，式羊切，煮也，亦作。”又云：“鬺，同上。”则也就是《说文》的“”字。金文无“”、“鬺”字形，故是正字，而、鬺。为俗体字。《史记·封弹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裴骃《集解》引广曰：“亨，煮也。鬺音殇。皆尝以亨牲牢而祭把：”彝是宗庙常器，彝就是升牺牲以祭祀祖先的青铜器。在西周时代青铜器铭文中，称彝的器有鼎、簋、簠、盘等。其中大量的是鼎和簋，这两种器主要是盛熟食的彝器。 　　　　左守，表示祭把所放的位置和职掌，铭文既以此为享之祭器，则必置于宗庙固定的位置，而不能作为日常生活用器。　　　　
西周王作左守鼎　　　　　　　　
夏商周时期，鼎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但更多被用作礼器，用来“别上下，等贵贱”。各级贵族因其等级不同，使用鼎的数量也不同，规定很严格，并以此来作为区别人们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　　　　王作左守鼎　据文献记载，当时周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元士用三鼎，士用一鼎；至于一般的平民百姓，是绝对不可以使用鼎的，甚至是会招至杀身之祸。“九，数之极也。”由于九是最高的数，故而周王使用九件鼎。这些鼎往往形制、花纹相似而大小不同，它们的尺寸依次递减，排列起来，就是古代所谓“列鼎”。这套制度被称作“列鼎制度”，在西周时期成熟并得到严格的执行。目前在河南、山西等地西周诸侯及贵族墓中发现的青铜列鼎的数目，就十分符合这套制度。春秋以后，随着周王室走向衰落，各地诸侯势力大增，“礼崩乐坏”，列鼎的使用制度逐渐被破坏，一些地位较低的贵族也开始享用起与自己身份不符的数量的鼎来。1978年，人们在发掘著名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时发现：战国早期作为楚国附庸的曾国的国君，曾侯乙竟然也用了周王才可享用的9件列鼎！这是典型的“僭越”。　　　　周王所用的鼎到底是不是九件呢？目前仍难以确认。考古学家们苦心求索了近百年，一直没有发现周王陵墓的踪迹，目前所发现的明确的周王铜器存世不过六七件而已，别说九件列鼎了，就是一件周王鼎也没有见到过。直到1999年底，保利艺术博物馆入藏一件周王鼎，才弥补了人们的这一缺憾。　　　　这件周王鼎，鼎内腹壁上有“王作 彝，左守”六字铭文，人们从而明确了解到它是周王专门用于祭祀的一件大鼎，当年陈列在左侧方位。这件鼎确实不失皇家气派，高近半米，胎壁颇为厚重，铸工精致，造型也十分雄浑端庄。外腹壁上装饰有十二只回首卷尾的大型凤鸟纹，凤鸟纹下还以细密的卷云纹作衬底，繁简相宜，相当精彩。根据大鼎的器形和装饰等方面判断，专家们认为这件鼎的主人应是西周中期的周恭王，或是稍晚的夷王和厉王。　　　　从礼制角度而言，周王鼎应该是目前所知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青铜器，是一件极为罕见的艺术珍品。它能够入藏保利艺术博物馆，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那是在1999年12月底，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香港一家古董店中偶然发现了这件周王鼎，不过当时它里里外外覆盖一层绿色的锈，铭文也深深掩藏在绿锈下面，但其典雅豪放之美还是显而易见的。大家判定：这是一件稀见的西周铜器珍品，能够拥有这样鼎的人，一定是个地位很高的贵族。虽然也有人曾为了找铭文在鼎内底上刮了几道，但没有找到，专家们明白鼎的铭文不太可能在底部，要有，也应该在内腹壁上，随即重点观察了鼎的内腹壁。突然，专家们在靠近口沿处的锈下隐隐约约发现有“字”的迹象，而且还能看出两个横道，会不会是个“王”字呢？如果真是“王”字，那就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周王鼎！专家们不动声色，随即向货主提出要将这件鼎带回北京。这件鼎一到北京，就被送到有关单位做X光检测。检测结果验证了专家们的猜测，鼎内壁绿锈下果然有“字”。经过除锈处理，隐匿多年的铜鼎铭文终于彻底显露出来。　　　　就是这么偶然之间，中国又一项重要文物考古新发现诞生了。　　
　　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王作左守鼎　　　　陈佩芬(上海博物馆 研究馆员)　　　保利艺术博物馆于2000年春收藏的王炸左守鼎高41、口径38厘米：口沿外折，上立粗壮的两耳，颈部略收，腹部稍鼓，腹下置三蹄足。颈和足的上部均有短棱脊，形制与小克鼎相似，但小克鼎的腹部似乎更深些。　　　　鼎内壁有两行6字铭文：　　　　
王作（将鼎）　　　　
彝，左守　　　　（将鼎），此字《说文》所无，意为盛熟食。　　　　　　左守，表示祭把所放的位置和职掌，铭文既以此为享之祭器，则必置于宗庙固定的位置，而不能作为日常生活用器。据商代出土的青铜器中，有的祭器铸有存放固定位置的铭文，如传河南安阳武官北地Ml00l出土的三件大方盉，初视其纹饰大体相同，实际上各不相同，在鋬内分别铸铭文左、中、右，这就表明放置的位置不能移动，三器现藏日本根津美术馆。1935年河南安阳武官北地Ml022出土一件右方彝、器盖同铭“右”字，这是放在右面位置的祭器，今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妇好三联甗，是在一个长方形的甗架上放置三件甑，甗架的面上有固定的喇叭状浅口，三件甑的口内壁和两耳下的外壁分别铸“妇好”铭文。都有固定位置，无需再铸左、中、右，此器今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周制的祭器也有这类情况。如1926年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龙纹禁，禁面上有三个间距相等的椭圆形孔，沿边有一周突起的子口，这是放置三个有圈足的青铜祭器，现藏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由此可知，宗庙中祭器的排列，三具分左、中、右：这一点上，商周礼制有某些相似之处。　　　　　　古制天子享有九鼎，不能按鼎的序列排成左、中、右，因此，王作左守鼎的“左”，不是简单的左、中、右三件鼎的排列，而是整组列鼎的排列。不仅鼎有此铭文，簋也有，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王簋，铭为“王作右彝”(图四)。簋为偶数成组，王所用的应是一组八簋，是固定地置于宗庙中特定的位置，宗庙中的彝器不能移作它用。周王宗庙制，在始祖庙左右分别两列，左为昭，右为穆。《周礼·春官·小宗伯》：“辨庙祧之昭穆。”是由“小宗伯”主管宗庙器物的掌握和使用。因此，在“大祭祀，省牲，眂涤濯。祭之日，逆賫，省镬，告时于王，告备于王。”那么所谓“左守”，可能就是固定为昭庙所设，而属“小宗伯”官署所职掌的祭器。簋铭“右彝”，则是固定为穆庙所设的祭器。由于铭文简短，因此也有可能为其他祭祀场合中的特定位置。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簋与本鼎不属同一王世，由此可知，西周各嗣王都要对先王奉献彝，这样传至多世，器物的数量将不在少数。单以职掌方面而言，彝的左右之分，使器物不致交错无序，也有其必要。　　　　　　鼎的颈部饰兽体卷曲纹，腹部连铸12个卷曲的凤纹，规整美观。足的上部饰兽面纹。颈及足上部的纹饰，在一般西周中、晚期的鼎上常见，而腹部的凤纹，在鼎类器中，却颇为罕见。　　　　
　凤纹在西周时代的青铜器中，常见于簋上，而且纹样常作对称排列。腹部饰凤纹的鼎，曾见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师汤父鼎，腹部为对称的回顾式凤纹，体躯向上，垂尾，长冠向后卷曲，是一个完整的凤纹。而此鼎的凤纹头居中，作回顾形，体部逶迤舒曲，从下缘环回至尾端，凤翅向上，有多枝，与冠根靠近。到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上，凤纹的体躯已经变形，如上海博物馆藏吕王鬲(图五)腹部的凤纹，比较明显的只是一个凤头，其余弯曲的线条都是简化了的凤冠和体躯。王作左守鼎上的凤纹，还有细密的地纹。　　　　凤纹对于周人，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凤纹作为器物的主题纹样，有着突出的展现，特别是西周中期。在古代文献中说凤为建邦兴国的祥瑞，如《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而商人竟认为祖神是玄乌，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旧说为燕，据闻一多考证，亦为凤。又《国语·周语》云：“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韦昭注：“鸑鷟，凤之别名也。”《广雅·释鸟》：“翳鸟、鸾鸟、鹔鷞、鸑鷟……凤皇属也。”也记载以鸟为凤。所以，西周青铜器上风纹的存在，也许可以看做是对此一段历史传说的回顾。　　　　　　王作左守鼎器形庄重、厚实，纹饰粗犷而有些变形，铭文书体规整，应属西周中期偏晚。如昭庙、穆庙之说可信，则此鼎当置于昭庙，则它的时代可属于夷王时期。王作左守鼎纹饰(局部)拓片
1.颈部　2.腹部　3.足上部王作左守鼎铭文拓片　王簋铭文拓片（右）吕王鬲纹饰(局部)拓片
　　什么是“左昭右穆制”？　　　　　　　昭穆是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度，指宗庙、墓地或神主的辈次排列。古人在室内座次以东向为上，其次才是南向、北向和西向。故以始祖居中，东向；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的左方，朝南，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朝北，称穆。简而言之，昭穆就是宗庙、坟地和神主的左右位次，左为昭，右为穆，故亦称左昭右穆制。 　　　　　　之所以以“昭穆”来命名，可能是因为，南向的一列正面朝阳而明亮，故称“昭”，昭有明义；北向的一列正面背光而冥昧，故称“穆”，穆有冥义。在这里，昭穆仅仅是左右的代称而已。另外，春秋时期的昭穆还有尊卑的含义。古人尚左而下右，南向为尊，北向为卑，都有这种意味。　　　　　　昭穆制源于母系氏族社会二辈制族外婚。每个氏族内男女各有两个辈份，两个氏族同辈异性才可以通婚，子女的世系按母亲的世系决定。父子属于不同氏族，是昭穆制的根本意义。　　　　　　昭穆制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且有一定的配享制度。《礼记•王制》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在这种宗庙数量的排列顺序上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地位越高的人其宗庙中可以供奉的祖先就越多，相反，地位越低的人其宗庙中所供奉的祖先就越少，以此通过宗庙和祖先数量的多少来象征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　　　　　　周代规定天子可以为七位祖先立庙祭祀，始祖庙居中，周人奉后稷为始祖，始祖是不参与昭穆排列的，以下先王按左昭右穆排辈分，周朝真正建立是在武王姬发的时候，但他的父亲文王姬昌是周朝基业的奠基人，而且三分天下有其二仍服事殷商，功德至伟，所以就以他的庙为昭祧庙；武王是他的儿子，就应该居穆位，享穆祧庙，武王也有伐商大功，所以昭祧庙与穆祧庙与始祖庙三庙万世不毁。以下就依辈分左昭右穆排，如果超过了四庙，就依次把前面的昭庙、穆庙毁掉，把神主（牌位）移进始祖庙仍按昭穆序位排列，叫做“亲尽而毁”，为新去世的王按昭穆序位立新庙。总之，这七庙是三个永恒的庙和四个依次迭毁又新建的庙组成，昭穆所序的就是世代辈分。　　　　　　在后稷与文王之间还有许多代“先公”，其中古公亶父（周朝建立后追尊为“太王”）是文王的祖父，从他迁到岐山，周又开始兴旺，他有三个儿子，太伯，仲雍和季历，季历的儿子昌就是文王。文王聪慧，又是商贵族女子（太任）所生，深得古公喜欢，太伯和仲雍看出父亲的心意，为了把王位传给姬昌就一起逃奔到南方蛮族地区，断发文身，成为句吴部落（就是后来的吴国）的首领，季历就继承了王位，后来尊称为王季。后来周朝建立，仲雍（太伯无后）曾孙周章被封为吴伯，在江南；周章的弟弟虞仲则另封于虞，在晋南。至于虢仲和虢叔是王季的儿子，文王的弟弟，封于虢。　　　　　　宫之齐是春秋时虞国大夫，当时虞公被晋国（始祖唐叔虞是武王子）用财宝收买，借道给晋军去打自己邻国虢国，虞虢唇亡齿寒，虞公不明白这个道理，还听信晋国套近乎的话，以为晋国不会灭掉同是太王之后的虞国。宫之齐就对他讲，虢国和晋国同是王季之后，比虞晋血缘关系还亲，晋国都要灭掉他，那就更不会念及与虞国的血缘亲情了，虞公不听，晋国果然在灭虢后回师灭虞。这里，“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的“昭”和“穆”是代指父子关系。 　　　　　　周人继承制度是父子相传的嫡长子继承制，所以确定昭穆对王位继承有重要作用，可以尽量排除旁系夺嫡宗，因为兄弟相继做王的话，昭穆相同但庙就不好摆，左右横排相对的是父子，纵列相连的是祖孙，兄弟关系是无法表示的，只能取其一。如鲜簋记载周厉王禘于昭王，是五世一组的定制，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夷王，没有孝王的位次，因为孝王是共王之弟，被排除在外。没有二君在同一位次的事实，体现了昭穆制度分别宗族内部长幼、亲疏、远近的功能。如果嫡长子一系断绝，只能从下一辈的男性宗亲中挑选血缘最近的，一般就是崩王的侄子，算做过继给嫡派做后嗣。虽然后世有许多兄弟相继、叔侄相继的，但按照周礼是非法的，缺乏正统性的，所以当弟弟或叔叔夺取王位后，总是想方设法打击消灭兄长一系，防止合法继承者来夺权。　　　　　　祭祀时，子孙也要按昭穆排列行礼。《礼记•祭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如《红楼梦》第53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中就有一段有关昭穆的描写：“只见贾府人分昭穆排班立定，凡从‘文’旁之名者，贾敬为首；下则从‘玉’者，贾珍为首；再下从‘草头’者，贾蓉为首。左昭右穆，男东女西。” 上下尊卑是昭穆的核心，并由此引出一个成语——论资排辈。　　　　　　由昭穆制而衍生出昭穆诗，翻开一本族谱，赫然入目者必是该宗族的昭穆诗。昭穆诗亦称“字沿”，或四字一句，或五字一句，或七字一句，每一字代表一辈，所以诗中不能有重复字。一般是36字、32或28字，大都取自《四书》、《五经》。单读是字，连缀起来，一般都是一首祝颂子孙绵绵瓜瓞，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的吉祥诗。诗的作者多是族中贤达。当昭穆诗制成之后，必须举行隆重仪式，祷告祖宗，辑入谱中，并通告合族，以便子孙命名时遵行，称呼不乱，世系有序。到后世修谱时，昭穆诗必须入谱，以使来裔世代相袭。这种标示辈序排行的世传昭穆至今相通沿用。因有昭穆，子孙不管走到哪里，凭此就能彼此间认祖归宗。　　　　　　昭穆诗一般分内世诗和外世诗，若年代久长，祖上制定的昭穆诗已用完，就需重做新诗，再排辈序。此事往往由族中名望才学兼备者倡议，经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由族中善书者端端正正地录写于红纸之上，再张贴于宗祠壁上，昭告族人知悉。　　　　　　海峡两岸的孔子后裔已传到第80代，这便是“佑”字辈了。宋赵匡胤为其后代拟定的昭穆诗为：“德惟从世令子伯，师希兴孟由宜顺。溥刚鼎建存忠厚，礼义谦和勖永循。”他并且规定他的后代不得再拟辈序，只能反反复复地使用这28个字。在台湾居第三大姓的黄氏，与大陆宗亲“紫云黄氏”派系共同使用的昭穆是：“先人贻礼则，奕世种书田，文章开国瑞，忠孝本家传。行达明新学，修崇德性坚，资无利永贞，谦光乐太平。多福其自取，丕承乃后贤，以斯善继述，振绳亿万年。”这一昭穆自确定起，足够60代人择用。　　　　
　　　　　　补一个王国维《生霸死霸考》　　　　　　王国维《生霸死霸考》一文认为，每一个月分为四份：从 1 日到 7 、 8 日止，称为初吉；自 8 、 9 日至 14 、 15 日止，称为既生霸 ( 魄 ) ；自 15 、 16 日至 22 、 23 日止，称为既望；自 23 日至于月底晦，称为既死霸。生霸、死霸的意思是，自 8 、 9 日开始，月虽未满，而未盛之明，则已开始渐生明亮；而自 22 、 23 日以后，月虽未晦，但其明亮渐死，实际就是一个上弦、下弦之分。始生之明既死，故称为既死霸。　　　　　　
　　　　　据介绍，周王所作铜器，作为西周时期最高档次的青铜礼器，存世不过六七件而已。“王作左守鼎”经专家鉴定认定这是目前唯一周王所作祭祀用鼎。　　　　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王簋（王作姜氏簋）　　西周晚期　　1999年入藏保利艺术博物馆　　据说是周王簋　　通高24.5、口徑20釐米，重5.22公斤。　　斂口鼓腹，獸首耳較細，下有方垂珥，蓋面隆起，上有圈形捉手，圈足下附有三個獸面扁足，足尖呈爪形。蓋沿和器口沿飾竊曲紋，蓋上和器腹飾瓦紋，圈足飾斜角竊曲紋。　　【銘文】王乍（作）姜氏（尊簋）　　　　
　　害夫（左害右夫）(hu)簋 (厉王簋、夫簋、胡簋)　　西周厉王　　　　扶风县博物馆藏 　　　　通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 腹深23厘米，重60公斤。　　　　1978年5月陕西扶风齐村出土　　　　侈口宽体。鼓腹，圈足，下附方座。大龙耳高耸，有龙垂珥，及为壮丽。腹及方座饰直棱纹，方座四角饰兽面纹。形体魁伟，西周诸簋以此为最大。此簋铸于厉王十二年，是目前确知出地点的王器。　　　　这是簋当中最大的一件，被称为西周“簋王”，　　　　宝物上圆下方，象征“天圆地方”。上面像石鼓，　　　　下面若平台，周身布满竖棱，如虎皮身上的斑纹。两耳飞扬跋扈，简洁中露出大方，　　　　神秘中露出狰狞，“害夫”，这个字读音是读做hｕ（胡），　　　　这是西周的周厉王的名字，周厉王害夫 (hu)作器，高大魁伟，稳重大方。　　　　害夫(hu)簋颈和圈足饰兽体纹，腹和禁壁饰直条纹。　　　　　　　　　　通高59厘米
重60公斤。
　　　　内底有铭文十二行一百二十四字，是周原历王为祭祀先王而自作的一篇祝词。大意为：我昼夜尽心经营先王事业，以配皇天，我任用义土献民，祀先王宗室。作此将彝宝簋，安惠干先宗列祖，以祀皇天大命，保佑周室、王位和我自身。赐降多福、长寿和智慧。　　　　铭文“王曰：有余隹（雖）小子，余亡（康）晝夜，坙（經擁）先王，用配皇天，簧黹（致朕）心，墬（施）于亖（四）方。（肆）余?（以）?士獻民，爯盩先王宗室，（作?）彝寶簋，用康惠?（朕）皇文（烈）祖考，其各歬（格前）文人，其瀕才（頻在）帝廷陟降，??（申恪）皇帝大魯令（命），用?（令）保我家、?(朕)位、身，阤阤降余多福，（憲烝）宇慕遠猷，(其)萬年?（?），實（朕）多?(禦)，用??（壽），匃永令（命），屪才立（畯在位），乍（作）疐才（在）下，隹（唯）王十又（有）二祀。 ”　　　　　　王簋
　　按照列鼎制度，天子是九鼎八簋。想象一下，八只59厘米高60公斤重的王簋一字排开，将是怎样一个情景？　　　　　　　　　　
　　　　厉王簋是当地建水塘时出土的，出土时已被推土机压烂，周原博物馆前馆长罗西章知道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收集碎片，然后又把它复原成器，一看铭文，才知是厉王簋。　　　　
　　商乳钉三耳簋　　　　【类别】铜器、青铜器 　　　　【年代】商代　　　　【文物原属】商代晚期盛食器　　　　【文物现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简介】　　　　通高：19.1cm，口径：30.5cm，重：6.94kg。　　　　簋圆体，口沿外折，鼓腹，腹上有三兽耳，高圈足。颈部饰目雷纹，腹部以鞭形雷纹作衬托，饰乳钉纹。耳上兽首采用浮雕手法，雕刻精致，突出了装饰性，使三耳格外醒目。足上以六夔组成三组兽面纹。　　　　商代三耳簋较为少见。　　商乳钉三耳簋
　　乳钉纹　　　　　　　　古代常用纹饰之一。是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另有一种图案，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称为斜方格乳钉纹。　　　　青铜器上较简单的纹饰之一。纹为凸起的乳突，卅成单行或方阵（四方连续形式）。另有一种，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以雷纹作地纹，称为“斜方格乳钉纹”、“乳钉雷纹”、“百乳雷纹”。盛行于商周时期，殷周之际，乳钉突出较高，周初有呈柱状形的。　　　　　　　　　　乳钉纹，是由一系列突起的乳突有规律地组成排并构成一定阵式的纹饰。乳钉纹早在夏代青铜器出现之始就出现了，直至西汉，在青铜器上还可看见乳钉纹的身影。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是乳钉纹的鼎盛时期。乳钉纹主要出现在鼎和簋上，此外，在爵、角、瓶、尊、壶、盒、钟、罍等器物上也有出现。 　　　　乳钉纹形状简单、明快，如果就单个乳钉的形状看，不同的时代是分不出多少区别的。但乳突群与其它几何纹饰的组合并形成固定的图案，它们在不同的时代各领风骚，我们便可据此来分类断代了。　　
　　乳丁纹簋　　　　
　　乳丁四瓣花纹簋　　年代：商　　
　　商末西周初 双龙纹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圆腹圈足缩口以上承器盖，器身侧出双半环耳，双耳下有垂珥，腹底有铭文&作宝簋&三字。本件器物造型十分特殊，盖与器的纹饰连成一体，为双龙蟠绕。器盖为两龙首，分别为柱状角与锥状角，装饰着菱格纹的身躯则蟠绕于碗形器身，显现出商末周初的创新与巧思。足部则以夔纹装饰。　　
　　亚丑方簋 　　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器高18.4cm 　　　　在青铜礼器中，簋是用来盛食黍稷的容器。一般的簋形器为圆腹、圈足，而本器为罕见的方形。 　　　　器表的花纹，由上而下：口沿为窄身夔纹，腹饰兽面纹，高圈足上饰宽身夔纹，皆以雷纹衬底。器两侧有环耳，以兽吞食鸟身造形。 　　　　兽含鸟环耳的装饰意义至今不明。此对具立体感的环耳与伸出口沿界外的棱脊互相呼应，这种塑形的外张性是商末周初青铜器装饰风格上的一项特征。 　　　　铭文铸在腹内底面，亚字形框内似有戴冠者舀酒，盖表示掌酒供祭祀之职司，亚形或为一种特殊身份的标记。今暂隶定为亚丑，或为一氏族徽识。　　
　　亚丑簋　　　　(商代晚期)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高14.4厘米 口径19.6厘米 腹深10.6厘米　　　　亚丑簋是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精品, 圆腹圈足而且还有双耳。耳带长的垂珥，圈　　足处有外凸的圈足座。外腹装饰兽面纹，足饰夔纹, 复接俯视双首夔纹，纹饰　　鼓出器表，但没有雷纹衬底。腹足中间皆有钩状棱脊，双耳上装饰兽首，中间　　饰鸟羽，珥饰鸟尾及鸟爪。器皿底部有铸铭文「亚丑」二字。　　　　
　　商三羊尊　　　　【类别】 铜器、青铜器　　　　【年代】 商代　　　　【文物原属】 商代后期盛酒器　　　　【文物现状】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简介】 　　　　高52cm，口径41.2cm，重51.3kg　　　　尊为大口广肩型，厚唇外折，细颈上有三道凸弦纹。肩部等距离地装饰三只高浮雕形式的卷角羊头，间以回形纹为地的目形纹饰。腹部较肥硕，纹饰更为华丽，在回纹地上有三组兽面纹，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了兽面上最能传神的眼睛，增加了肃穆庄重的气氛。圈足较高，上边有两条凸弦纹，中间有三个等距离的较大圆形孔，这是商代铜器的典型特征之一，圈足的下部在回纹地上饰有六组兽面纹。全器图案布局错综复杂，繁而不乱，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同类器物中之最大者。　　　　这件尊是经过两次铸造而成的，先铸尊体，并在肩部相应的位置上预留孔道，然后在孔道上再搭陶范，铸制羊头。这反映了三千年前我国先民的智慧与技巧，表现了当时冶铸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从大口、广肩、低体、高圈足以及圈足上的三个大孔和繁缛的纹饰、华丽而又庄重的造型等特点来判别，此尊应属于商代晚期器物，其时代相当于公元前十三世纪左右。　　　　三羊尊造型端庄富丽，制作精美，是我国古代青铜器的佳作之一。 　　
　　獸面紋尊-　　　　商代晚期篇选自北京和台北故宫藏品[尊]
　　酗亚方尊　　　　　　容酒器。商代晚期铸品。清宫旧物，现藏故宫博物院。　　原器通高45.5厘米，宽38厘米。　　大敞口，宽折肩，高圈足。肩四隅有四立体有角象首，肩中部有四双角分叉龙首。颈饰蕉叶纹，肩及圈足饰鸟纹。腹部与圈足有曲折角型大兽面纹，圈足曲折角雕成龙形。器四隅及每壁中心线皆设有棱脊，上端侈出器口，形象庄严。　　　　　　上世纪70年代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了几件带有亚铭文的青铜器，从挖掘的墓穴来看，规模都不小，加上众多的带有亚铭记的器物，说明它们所代表的可能是一个大族。　　酗亚方尊
北京台北台北
　　　　“亚”是氏族的名称　　　　　　器口的九字铭文中“亚”是氏族的徽号，这一族生活在今山东省益都一带。目前，铸有同样徽号的铜器出土多达五六十件，足见“
亚”族的势力之盛。　　
　　按爪　　必须的
　　　　　　从器形的风格特点来看，这三件青铜器是有亲缘关系的。　　看它器身四隅及每壁中心线的棱脊，以及上端侈出的器口就知道了。　　　　　　
　　：）最爱青铜器
　　　赵孟原来就是赵简子 　　　　　　那么，哪一位赵孟才是这座大墓的主人呢？经过对墓葬出土文物的研究，专家认为它是春秋晚期的墓。此外，墓中随葬兵器约650件，远远超过同一时期的诸侯墓和卿大夫墓。墓主人腰间就佩有4把铜剑，棺内还有其他各类兵器逾40件，这种现象在当时是罕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厚葬呢？ 　　　　　　社科院专家介绍，在西周时期，对于鼎的运用很有讲究，也是有礼制规定的。比如，周天子用九鼎，各封国国君和以后的上大夫或者卿大夫用七鼎，下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而考古专家在春秋大墓中发现，它前后使用了二十七个鼎，并且它的正鼎是七个的、六个的、五个的，表明规格非常之高。 　　　　　　再加上在位于赵卿墓的东北侧还陪葬着面积达110平方米的大型车马坑，赵卿墓发掘出的战车和战马数量大大超过了当时一些诸侯国国王的陪葬，可见墓主人生前拥有庞大的武装力量，经常转战疆场，军威显赫，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勇士。 　　　　　　通过种种分析、研究，专家确定，这座墓葬的拥有者，很可能就是担任晋国执政卿达22年，叱咤疆场，雄霸于诸侯的赵简子(赵鞅)。也就是他在2500多年前命董安于修建晋阳古城，开启了太原城的历史。赵卿出身在晋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赵氏家族，他在位期间通过九年的斗争，击败了晋国六大权卿中的范氏、中行氏，为三家分晋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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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爱青铜器　　。。。。。。。。。。。。。　　　　握手。
　　　赵卿鸟尊——— 　　　　　　　　　　青铜时代的极品 　　　　　　　　　　随着一件件文物的出土，考古专家发现，墓主人的口中含着玉、头两侧和身体表面，都装饰着各种各样的玉佩饰以及水晶珠、金带钩等，极为富丽奢华。墓中还出土了包含青铜、黄金、玉石、骨、陶、蚌、贝等质地的随葬品3000件以上。还有一处大型的由马坑和车坑组成的陪葬车马坑，这个面积达150平方米的曲尺形车马坑，内放马46匹，车16辆。车种类多达七、八种，车舆形态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其中圆形车舆属国内罕见。墓葬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堪称东周晋国墓葬之最，但其中最精美的当属鸟尊。 　　　　　　　　　　夏朝至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青铜时代。赵卿墓中的青铜器多达1690件，是最主要的随葬品。几组大小相次排列的铜鼎，19件音色齐全的编钟，以及总数超过了650件的青铜兵器，都是墓主人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也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一个缩影。 　　　　　　　　　　鸟尊通高25.3厘米，是一件酒器，器形呈昂首挺立的鸟形，鸟颈与中空的腹腔相通，锋锐的弯喙成为自动开合的流口，当倾斜鸟身往外倒酒时上唇会自动开启。复位后，口即闭合，可防尘、防虫，十分巧妙。鸟尾下的小巧的虎形支脚，可使鸟尊盛满酒时平衡稳定。　　　　　　　　鸟尊造型和谐，纹饰华美，铸造精巧，浑然一体。即便是分铸的器盖上的纹饰也与整器的装饰图案连接的天衣无缝，连鸟足掌上的蹼也制作得生动逼真，能将冰冷的青铜掌控到如此地步，让人不得不赞叹其工艺之精湛。　　　　　　
　　　赵卿墓鸟尊　　　　　　　　　春秋(公元前７７０—前４７６年)　　　　 　　通高２５．３厘米，长３６．５厘米　　　　　　１９８８年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专家说，赵简子墓出土的这个鸟尊，头顶凤冠，双目圆睁，细颈尖喙，上喙倾倒酒液时自动开启，复位时自动闭合，鸟的全身羽纹华丽清晰，双翅和尾部羽毛高叠，双腿直立，足间有蹼。全器比例适度，工艺精巧，范模纹饰拼合严丝合缝。　　
　　赵卿鸟尊　　
　　　倗季凤鸟大尊凤鸟大尊　　　　　　　　通高达49厘米，身长达41厘米　　　　　　　　商周之际　　　　　　　　保利艺术博物馆　　　　　　　　　　西周倗季凤鸟大尊通高达49厘米，身长达41厘米，胎体厚重，质地精良，保存状况良好。通体表现一只昂首挺立的凤鸟形象，其头顶花蕾状高冠，双睛圆鼓，勾喙前伸，双翅上展，长尾披垂，气宇轩昂，卓然不凡。凤鸟的背部设置圆拱形器盖，盖上也挺立一只小凤鸟，其头顶圭形冠，昂首尖喙，双翅贴伏，长尾下垂，一副神情，怡然的样子。大小凤鸟通身均装饰鳞状羽纹，繁复而美观。尊盖内侧有两行8字铭文：“倗季乍祖考宝尊彝”，明确标明其为商周时期有名的倗氏家族某位成员所作的青铜礼器。 　　　　　　这件凤鸟大尊的时代为商周之际，应出自陕西、河南地区的贵族墓中。它是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经过艰苦努力，在海外寻访到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兼专家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李学勤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朱凤瀚教授等中国青铜器鉴定和研究权威，目睹这件凤鸟大尊后皆啧啧称奇，一致认为它形体巨大、气势不凡，且造型奇特，前所未见，是目前世上所见最为精彩的商周青铜鸟形尊，也是极为难得的艺术珍品，当之无愧的“国宝”。　　
　　　盖世绝伦的季凤鸟大尊　　　　　　　　 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展厅里，最新亮相的一件国家级青铜重器——西周季凤鸟大尊格外引人注目。专家们称誉其造型罕见，工艺精美，是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　　　　　　这件凤鸟大尊，专家断代为商周时期的器物，应出自陕西、河南地区的高级贵族墓中。通高49厘米，身长41厘米，胎体厚重，质地精良，保存状况良好。尊体表现一只昂首挺立的凤鸟形象，其头顶花蕾状高冠，双睛圆鼓，勾喙前伸，双翅上展，长尾披垂，气宇轩昂，卓然不凡。凤鸟的背部设置圆拱形器盖，盖上亦挺立一只小凤鸟，其头顶圭形冠，昂首尖喙，双翅贴伏，长尾下垂，一副神情怡然的样子。大小凤鸟通身均装饰鳞状羽纹等纹样，繁复而美观。尊盖内侧有2行8字铭文：“季乍祖考宝彝”，明确标明其为商周时期有名的氏家族成员“季”所制作的青铜祭祀礼器。　　　　　　3000年前我们的祖先格外崇尚凤鸟，商人以之为图腾，即有所谓“玄鸟生商”之说；周人则视之为民族的守护神。　　　　　　据记载，周人的祖先后稷，名弃，弃的母亲为姜原。有一次，姜原到野外，脚踩到一个巨人的脚印，后生下一个男婴，人们都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姜原便决定将孩子扔掉。她先把孩子扔到很窄的路上，但牛、马都绕着孩子走；准备把孩子扔到山林里，原本寂静的山林突然人多起来了，又无法扔掉；最后把孩子扔到冰上想冻死他，突然空中飞来一群凤鸟，它们用羽翼来温暖孩子。一番折腾之后，姜原认为这孩子有神异，就决定把他抚养成人，并取名为弃。弃长大后做了尧、舜的农官，教民耕种。如此看来，没有凤，便没有了周人。　　　　　　在周人看来，凤还是建邦兴国的祥瑞。《国语•周语》云：“周之兴也，鸣于岐山。”这里所说的，就是凤的别名。《左传》中郯子曰：“我高祖少，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到了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有一箫史善吹箫，引来天上的凤凰倾听，并由此得到穆公之女弄玉的爱慕，两人最后结为夫妇并乘凤仙去。“吹箫引凤”的美好传说一直流传到今天。　　　　　　正是出于对凤的崇敬，以及凤寓意吉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曾大量装饰凤鸟纹。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已知为西周时期唯一一件周王自作祭祀大鼎，也是目前所见最高等级的西周青铜礼器“王作左守鼎”，腹部就装饰了12个团身卷尾的大凤。然而，不知何因，目前发现的反映凤鸟形象的立体青铜尊却十分罕见，已知最有名的当属现藏于美国的两件西周凤鸟尊。然而，它们通高不过十几厘米，精巧有余而气魄不足。此次在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出的这件通高近半米的凤鸟大尊，让世人第一次充分领略到商周凤鸟尊的最高水准，也从中体会到古代商周人对凤的崇敬与喜爱。　　　　　　据专家介绍，古代青铜器制造有两次高峰：第一次是商代晚期到西周初年，其特点是精美、华丽，有独到造诣，制造技术也已成熟；第二次是战国时期到西汉初年，其特点是多种工艺结合，装饰多样。这件凤鸟大尊把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特点表现得非常充分，故一亮相，即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专家们纷至沓来，希望一睹国宝的风采。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兼专家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李学勤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朱凤瀚教授等中国青铜器专家们看了这件凤鸟大尊后皆啧啧称奇，一致认为它形体巨大，气势非凡，造型精美神奇，前所未见，是目前世上所见最为精彩的商周青铜鸟形尊，是一件极为难得的艺术珍品，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晋侯鸟尊　　　　　　　　　　晋侯鸟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整个鸟尊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型，头微昂，圆睛凝视，高冠直立。禽体丰满，两翼上卷。在凤鸟的背上，一只小鸟静静相依，并且成为鸟尊器盖上的捉手。凤尾下设一象首，可惜鸟尊现世时，象鼻残缺，专家依据象首曲线分析，象鼻似该内卷上扬，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　　　　　　凤鸟颈、腹、背饰羽片纹，两翼与双腿饰云纹，翼、盖间饰立羽纹，以雷纹衬地，尾饰华丽的羽翎纹。为了尊重历史，修复的象鼻上并没有设计纹饰。　　　　　　在此器中，鸟与象这两种西周时期最流行的肖形装饰完美组合，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巧妙，装饰精致、豪华，使之成为中国青铜艺术中罕见的珍品。《周礼·春官·司尊彝》记载古代祭祀礼器中有所谓的“六尊六彝”，“鸟彝”即为其一。鸟尊的盖内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可证明鸟尊确为宗庙礼器
　　　凤尾下设一象首，可惜鸟尊现世时，象鼻残缺，专家依据象首曲线分析，象鼻似该内卷上扬，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 　　　　　　　　　　　　　　　　　　　　注意凤尾下的象首象鼻　　
　　　　　晋侯鸟尊的出土之地乃晋侯墓地．　　　　　　北赵晋侯墓地位于曲沃－天马遗址中部，在北赵村南。自199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了7次大规模发掘，共发现晋侯及夫人墓9组19座。在每组墓的近旁，有数目不等的陪葬墓和祭祀坑，每组晋侯和夫人墓的周围都有数座陪葬墓和一座车马坑。 　　　　　　晋侯墓地出土了许多珍贵的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有的青铜器上刻、铸有铭文，这些宝贵资料及墓葬形制、墓地布局等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使研究者有可能对墓葬年代、墓地性质、墓位安排、墓主人与《史记·晋世家》的对应关系、器用制度、棺椁制度、车马殉葬制度等问题进行研究。 　　　　　　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有大量铭文，出现的晋侯名字有5个，其中，8号墓有晋侯苏，《史记·晋世家》：“十八年，侯卒，子献侯籍立。”索引云：《系本》及谯周皆作“稣”。二者吻合。以此为基点，结合对其他铜器铭文的研究以及对墓葬形制、青铜器、陶器的形式观察，专家们大致推定9组墓葬是西周时期至春秋早期的九代晋侯及夫人墓葬：晋侯燮父、武侯、成侯、厉侯、靖侯、僖侯、献侯、穆侯、文侯　　　　　　
　　　　要想知道晋侯鸟尊的历史来源，就必须知道一件历史佳话“桐叶封弟”．　　　　　　3000多年前，武王克商，西周建立，分封诸侯，屏藩王室。然而，宏图大略的周武王完成统一大业后，诸多政治理想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带着对江山社稷无限的眷恋，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年幼的成王登基不久，刚刚建立的王朝就经历了一场反周的叛乱。山西省南部地区，有一个古老的唐国，也参与了反周的叛乱。叛乱很快被平息了下去。为了加强周朝的统治，周成王把唐国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弟弟叔虞。　　　　　　后世将这段历史衍化成“桐叶封弟”的佳话流传千古。故事的大意是成王年幼，有一天他和弟弟叔虞一起游戏时，将一片梧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交给了弟弟：“我就用这个来分封你吧。”之后，周成王把唐封给了叔虞。叔虞日后也就被称为唐叔虞。　　　　　　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即位。因为唐地境内有一条晋水，燮父开始称“晋侯”，并最终将唐国改名为“晋”，燮父成为第一位晋侯。　　　　　　此后，经过历代晋侯的励精图治，晋国从一个“汾河之东,方百里”的小国，相继兼并了周围的霍、虞、耿、魏、荀、虢、杨、贾等十几个诸侯小国，成为了雄踞黄河中游，地跨山西南部和河南黄河以北部分地区及秦、晋、豫三角地带的中原大国。
　　　晋侯鸟尊　　
　　子乍弄鸟尊春秋晚期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通高26.5厘米，宽22.8厘米 　　　　传山西太原出土，全器铸成凶猛的鸮鸟，鸟首与身分体，用榫卯结合。　　　　尖喙，可开合，鸟首饰羽纹，回纹和点纹。颈部饰变形夔纹，内填回纹，　　　　肩部饰夔龙纹，背部饰高浮雕羽纹，腹部饰鳞纹和夔文，足部饰云纹，　　　　鸟首背后错金四字“子乍弄鸟”，尾部下方似丢失一支撑用小兽。根据后来太原金胜村251号墓的出土文物提供的信息，“子乍弄鸟”尊很可能是晋卿赵简子或赵襄子自用的酒器。
　　“子作弄鸟尊”为什么是黑色的呢?　　　　　　　　看着通身黑色的鸟尊，人们很容易想到，它辗转飘零的经历，据中国文物学家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大批中国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其中，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昔日平静的北京城顿时火光满天，火烧圆明园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难以抹去的悲惨时刻，也成为了众多国宝的受难日，除了被偷盗而走的众多珍宝，还有很多宝物葬身火海，由此，有美国专家推断，子作弄鸟尊就是在那时被战火焚烧，后来又被人捡了出来，虽然脱离了火海，但是鸟尊上原来的青铜绿锈，也被烧成了乌黑的色泽，可是这种说法立刻被否定了，因为如果是被烧成黑色的，鸟尊应该有破损的痕迹与斑驳烧痕，可历经了千百年的鸟尊却是丝毫未损，通身油光锃亮，而且在鸟尊头颈部“子乍弄鸟”的四字铭文清晰可辨，并不是大火后劫后余生的样子。看来关于大火把鸟尊烧黑的推测是不能成立的，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鸟尊浑身漆黑，又光洁如新呢，莫非是有人曾经对这个宝物进行过加工，想到这一点，美国专家立刻想到中国清朝一位鼎鼎有名的皇帝--乾隆，难道是乾隆抹黑了这“子作弄鸟尊”？　　　　据1876年的一份清单显示，当时有15000幅字画从北京紫禁城送到察哈尔的宫殿，从收藏的数量来看，爱好古玩收藏的乾隆收藏品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位皇帝，所以专家做出了又一个推断。　　　　美国弗利尔博物馆中国美术部研究员司美茵说：“这个铜器是我们博物馆一个很特别的藏品，这个是传世的，不是发掘的，所以现在也可以看它的样子那么干净，跟发掘的东西完全不一样，这个说不定是在清代的乾隆时代，经过中国的宫廷，因为那个时候乾隆他收藏很多东西，他希望能很干净很漂亮”专家们分析，子作弄鸟尊如果曾经收入皇室，就极有可能被乾隆皇帝把玩。有的专家还恢谐的说乾隆可能没办法在鸟尊上题字，就干脆把它染黑了。　　　　虽然说这个说法看似笑谈，却也有着可取之处，后来，青铜器专家李先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说，的确是因为入清宫，子作弄鸟尊才满身黑色的，不过这黑色不是墨染的，而是被收藏者清理后打的蜡，这种青铜器在文物界被称为“熟坑”器。　　　　李先登说：“什么叫熟坑呢？就明清时期，为了对古代的青铜器进行保护，避免它继续生绿锈，就在表面，把土啊等等 一些东西清除以后，在表面打蜡，这是明清时期采用的一种保护青铜器的方法。”　　　　“子作弄鸟尊”应为中国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鸟尊的颈部的四字铭文“子乍弄鸟”子，是作器者的名字，乍，读“作”是制作的意思，弄，把玩之意，意思是说一个名字叫子的人制作的青铜把玩。这也说明这件青铜鸟尊并非古代礼器，而是一只单纯盛酒倒酒的酒尊。　　　　鸟尊通身漆黑的迷底揭开了，其实在2003年中国山西省也发现了一只鸟尊，并且，根据子乍弄鸟的四字铭文专家分析，收藏在中美两国的青铜鸟尊均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赵国所做，还推测，极有可能是父子两代君主的御用饮酒器具。　　　　
　　子乍弄鸟尊　　　　此尊，系春秋晚期青铜器，亦为梅氏“鼎泰祥”传世瑰宝。通高32厘米、宽19．5厘米，　　　　全器中空铸成鸟形，双眼以玛瑙镶嵌，鸟体皆以长块状玻璃饰羽毛，背部有带链圆盖，两腿直立，足间有蹼，铸造工艺奇特，鸟颈正面铸有“子乍弄鸟”四个铭文。铭文说明在春秋时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时期，有一位特别热衷于青铜艺术与赏鸟艺术的贵族名叫“子乍”，由于其建立有自己的青铜铸造作坊，加上酷爱弄鸟，精通造型艺术，便将古代神鸟创造性地作成了器物，他的艺术明显有别商、周早期的青铜地位独尊性、禁严性和等级性，一个“弄”字，鲜明地表明他的思想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大胆的创造与革新，使此尊具有青铜与玻璃双重的艺术效果。（据悉，尚有一件青铜“子乍弄鸟尊”收藏在美国费利尔美术馆，却无玻璃附体。）　　　　通过研究与考查，“子乍弄鸟尊”上的羽毛装饰玻璃，属于典型的铅钡玻璃，它的文物证据应明显早于中国目前汉代出土、湖南古墓中出土的战国晚期的铅钡玻璃标本，若通过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揭示的将是一个文明史的问题，此尊应该具有早期中国玻璃鼻祖的独特地位，其科学研究价值、文物考古价值、双料铸造冶金价值及独特的艺术价值将无法估量。　　　　大量出土的玻璃文物，经中外专家用现代光谱实验鉴定，得出结论：中国的“铅钡玻璃”与西方的“纳钙玻璃”属于两个不同时的玻璃系统。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古代的玻璃是用一种特有的原料独立制造的。　　　　梅氏“鼎泰祥”典藏的“子乍弄鸟尊”羽毛玻璃，它的面世，对研究古玻璃的起源与冶炼历史具有重大科研价值和考古学证据。　　
　　其它流失海外的鸟型尊（部分，分别被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华盛顿奥克斯图书馆、耶鲁大学艺术馆、哈佛大学艺术馆和弗利尔美术馆收藏。其它资料不详）　　　　
　　　其它流失海外的鸟型尊（部分，分别被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华盛顿奥克斯图书馆、耶鲁大学艺术馆、哈佛大学艺术馆和弗利尔美术馆收藏。其它资料不详）　　　　　　鸭型尊
　　周公东征鼎（凤鸟纹方鼎）　　　　周公东征方鼎　　　　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　　　　周公东征方鼎，又名丰白鼎，陈梦家先生称其为周公东征方鼎。这件方鼎是西周早期比较罕见的一件青铜器器。长方形，立耳，直口，方唇，腹壁较直，平底，柱足较高。通高26．8、器高21．4、口径21．1×16厘米。　　　　　　此鼎形制和花纹特异，四壁均饰相背的大鸟纹，相邻的两鸟纹会于四隅，鸟喙突出器外，形成扉棱，四足也为立鸟形。有铭文五行35字，合文一。铭文半在器壁，半在器底，除第四行末三字在器底外，其它各行均末二字在器底。　　　　铭曰：“隹周公邘征伐东夷、丰白、薄古，咸□。公归荐邘周庙。戊辰饮秦饮，公赏 贝百朋，用乍尊彝。”　　　　　　记述了周公东征征服东土四国获胜回归后在周庙进行的祭祀活动。　　　　　　　　　　周公的鼎啊
　　成王尊鼎　　 高28.5cm；口长18.1cm 　　　　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品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成王方鼎，为传世品。器通高28.5厘米，口长18.1厘米。浅腹柱足式。器口沿为方唇折沿，两窄沿上分别饰有立耳，立耳分别雕塑成伏砒状。器主体为长方槽形，腹浅，内壁上饰有铭文“成王”三字。腹下有四柱足，柱足细而长。 　　　　
腹部沿下饰有鸟带纹，下饰乳钉纹框，五行排列，上两行中部空缺，中填有直纹，下三行齐整。中间饰有扉棱将乳钉分割开。器腹四面与四角各饰扉棱，八道扉棱形成四方对称。足上部饰有卷角兽面及短扉棱，下饰有一道弦纹。 　　　　
铭文“成王”并非为西周时成王所制作，按西周金文之惯例，此因为祭祀成王之器，大概应铸于周康王时期。 　　　　
　　西周牛鼎　　　　【时 代】西周早期　　　　【收 藏 者】原藏黄濬、美国卢芹斋，现藏美国费城宾省大学博物馆。　　　　【尺度重量】通高31、口径25.7釐米。　　　　【形制纹饰】侈口方唇，鼓腹立耳，圜底三柱足，体有六道扉棱，盖隆起，上有拱体龙形钮。每个耳上饰一对高浮雕龙头，盖面饰兽面纹，腹饰外卷角兽面纹，足饰浮雕兽面。　　　　【著 录】三代2.2.7-8，尊古1.12，小校2.2.4，美集R183a-b、A27，汇编1637，综览一图版鼎161，铜全5.20，集成01104，总集0020 　　　　【铭文字数】盖、器同铭，各1字。　　　　【铭文释文】内壁铸铭文牛字　　
　　成王方鼎　　【時
代】西周早期（康王世）　　【收 藏 者】原藏沈秉成、美國盧芹齋（美集），現藏美國堪薩斯納爾遜美術陳列館。　　【尺度重量】通高28.5、口橫18.1、口縱15.5釐米。　　【形制紋飾】體呈長方槽形，直口平沿，立耳平底，四柱足細而高，立耳上匍匐雙龍，四角及四面的中部起扉。四壁上部飾長尾鳥紋，中部飾直棱紋，左右及下部圍以乳釘紋，四足上部飾浮雕牛角獸面紋。牛角突出柱面。　　【著
錄】綴遺4.1.2，小校2.21.6，美集R370、A77，周金2補8，銅玉圖71i，彙編875，銅全5.1，集成01734，總集0456，斷代650頁69　　【銘文字數】内壁鑄銘文3字　　【銘文釋文】成王깮（尊）　　【備
註】于省吾先生對此銘文曾致疑　　　　
　　扁足鼎　　　　在旧金山亚洲艺术中心　　
　　子龙鼎　　　　殷商“子龙鼎”重达230公斤，通高1.03米，比著名的“大克鼎”和“大盂鼎”都高，据有关专家介绍，“子龙鼎”形体巨大，造型雄伟，纹饰精细优美，在商末周初时期重器中，“子龙鼎”是商末周初已知的最大园鼎，因鼎上刻有,“子龙”故而得名。它与著名的国宝司母戊方鼎一方一圆，合称商代重器双璧。据悉，“子龙鼎”铭文“子龙”，它也是目前所知的带有“龙”字最早的青铜器。　　　　据北京日报披露，子龙鼎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流传到日本的。当时一个叫“山中株式会社”的日本公司，大肆在中国收购文物,“子龙鼎”被买走。由此销声匿迹。直到2004年，日本一位企业家在大阪举办了一次私人藏品展，“子龙鼎”在展览中露了面，并引起轰动。2005年负责承办国家重点文物的专家前往日本，追寻“子龙鼎”的下落。当对方得知我国要追回“子龙鼎”时，竟开出了上亿元的报价，当时不得不暂时放弃买回“子龙鼎”的想法。几个月后，“子龙鼎”神奇地出现在香港，得知“子龙鼎”在一位香港的中国人手中，专家马上前往香港。经过六七次的洽谈，买卖成交，“子龙鼎”终于回到中国。　　　　日，“子龙鼎”入藏国博，价值4800万元人民币，是现已发现商代青铜圆鼎中形体最大的一件，也是带有“龙”字铭文最早的青铜器，铸造工艺精良，保存品相完美，是商周铜器中的极品。上世纪20年代，子龙鼎流落日本，今年由国家出资从香港购回。铭文
　　【身世】日本神秘匿迹近百年 　　　　　　虽然可与司母戊大方鼎相媲美，但子龙鼎的出现带有很大的突然性。子龙鼎首次被中国文物界真正发现，是在2004年6月日本企业家千石唯司的私人收藏品展览上，震撼了在场的中国专家。我国专家查遍各种史料后发现，子龙鼎未见于任何记载。但日本展览的说明中谈到，该鼎是20世纪20年代在河南辉县出土的。 　　　　　　我国有关部门闻讯后，立即展开调查，并同时制定抢救计划。2005年，这只子龙鼎辗转流传到了香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派专家赴香港，对子龙鼎进行实物鉴定，并征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所有专业委员意见。专家们一致认定子龙鼎是罕见的青铜重器。于是，子龙鼎进入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之列，子龙鼎于今年4月回归祖国。 　　　　　　子龙鼎归国之后，有关专家经过研究认为，子龙鼎是20世纪20年代在河南辉县出土后，经由日本专门从事中国文物国际贩卖的山中商会运入日本，然后便从未公开露面，销声匿迹近100年。 　　　　　　【价值】内有最早“龙”字铭文 　　　　　　著名青铜器专家李学勤透露，通过对出土的类似的青铜器的研究，可以断定子龙鼎是商代晚期铸造的，工艺极其精湛，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商代圆鼎。这只鼎的外形雄伟而沉稳，内部有“子龙”二字铭文，所以命名为子龙鼎。里面的“龙”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中最早的“龙”字。难得的是，这个“龙”字与鼎外部的龙首装饰造型十分相似。“子龙”是商代晚期一个很有威望而且庞大的贵族，否则没有实力铸造如此精致而硕大的鼎。 　　　　
　　　铭文是“龙图腾”的表征？　　　　　　子龙鼎有铭文“子龙”二字，就在鼎的内壁近口缘处。专家指出，这是青铜圆鼎铭文中最早出现的“龙”字。　　　　　　铭文上，“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而“龙”字则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字的形象完全类似一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形，张口，圆目。头上硕大的瓶形角突出，与龙头并不连笔。　　　　　　王冠英还介绍，在子龙鼎的上腹纹饰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龙”的痕迹。　　　　　　上腹纹饰的瓶形角，与“龙”字形的瓶形角类似。　　　　　　由此，认为“子龙”是商末周初龙文化信仰的一种表现，便成为对这一“子龙”铭文造型的一种解释。　　　　　　不过，王冠英指出这种单纯从造型、纹饰上的推断是不够的。“考古、文献、甲骨文资料，多管齐下，才能真正揭开历史真相。”王冠英指出，“子某”的称呼通常见于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同时也能在商周典籍上所见。现存甲骨文中总共出现了100多个不同的“子某”。　　　　　　“其实现在见于著录的有‘子龙’铭文的商周青铜器，有子龙壶、子龙爵、子龙斛等。”王冠英表示“子龙”的铭文并不独子龙鼎所有。　　　　　　其中子龙壶，铭文由《殷商金文集成》9485著录，只是器形并未见有所著录。其铭文拓片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在王冠英看来，这些子龙器，有的与子龙鼎“龙”字构形相同，有的作“卷龙”形象。而与子龙鼎“龙”字形相同的子龙壶应与子龙鼎有同人或同族的联系。　　　　　　对此，朱凤瀚也表示，在商晚期与周初的金文中，作器者称呼“子某”时可能为私名，但也可能是氏名。　　　　　　由此，无论是哪种情况，“龙”铭文指代的也只是一种称呼。所以，子龙鼎的“龙”字，与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并没有太大关系。　　　　　　来自商周重要部族？　　　　　　在古代，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那么，有着庞大身躯的子龙鼎是否也会与商王有关？　　　　　　王冠英指出，“子某”的称呼指代的是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贵族，但更多的是商王国内担任卿士僚尹的具备强大势力的宗法贵族长。这些宗法贵族与王室有血缘关系。“子龙鼎的主人应该是商末的王子或一个强族。”“‘子龙’的写法或许还与‘子龚’有关。”王冠英还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一些商周青铜器上，铸有“子龚”或“龚子”的铭文。其中，“龚”字所从的“龙”字造型多与子龙鼎的“龙”相似。“‘龚’、‘龙’古音相同，这是我们推断子龙鼎族氏地望的一个依据。”王冠英表示如果“龙”字与“龚”真有相连关系，那恰恰可以证明子龙鼎出土于河南辉县。河南辉县古称“共”，“共”又与“龚”通假。由此可以推断“子龙”可能是商末周初“共”地部族的首领。　　　　　　这一推论恰好也可证明日本收藏家所说的“子龙鼎出土于河南辉县”。子龙鼎最早见于日本举行的《中国王朝之粹》展览，图录说明指出子龙鼎可能出土于河南辉县，但并未说明根据。朱凤瀚指出，从“龚”与“龙”的通假关系中，也许可以给出子龙鼎出土地之谜。在很多早期材料中记载有“龚后”、“妇庞”、“后龚”等名称。　　　　　　认为，这些名称都是指代商王的配偶。姓氏显示，她们是出生于龚氏的女子。　　　　　　因此可知，居住在龚地的“龚氏”，与历代商王一直保持着通婚的关系。　　　　　　近年来，河南辉县曾给考古学界带来不少兴奋点。其中的孟庄遗址尤其引人注目。如果子龙鼎真的出土于辉县，是否会是孟庄遗址群的手笔呢？　　　　　　王冠英表示，这个问题在学界也讨论过。专家郝本性认为如果真出自孟庄遗址群，就会有更多的相关联的历史记载，但现在至今还没有更多发现。　　　　　　“不过，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要真正认识子龙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例如，我们可以追本溯源，找出与子龙鼎相关的‘子龙器’之间的承继关系，了解它们是否为一个共同的族所共有。再者，也可以对‘子’的身份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真正阐释出‘子龙’的蕴涵。“王冠英指出，这些都是子龙鼎研究中未竟的命题。　　　　
　　　　子龙鼎的来历相当神秘。据说它在上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极有可能出自辉县琉璃阁商代晚期的中字形大墓，出土后即由日本专门从事中国文物国际贩卖的山中商会运入日本，只在日本私人藏家之间秘密转让，其间虽偶有国内学者见到其照片，但实物却从未公开露面，直至2004年。这年6月的一天，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和陈佩芬应邀到日本收藏家千石唯司氏位于兵库的住所参观，进得门来，竟意外地在客厅门外发现一件随意地摆放在地上的青铜大鼎。两天后，千石唯司氏将其所藏的青铜器在大阪美术俱乐部举办展览，子龙鼎引起轰动，这就是曾给上博的两位专家留下深刻印象的青铜大鼎。自此，子龙鼎在消失近百年后重出江湖，引起广泛注意。 　　　　　　回购紧急关头国宝突然失踪　　　　　　子龙鼎露面日本的消息迅速在国内文物界流传。2005年初，正从事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工作的谢小铨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从时任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的朱凤瀚教授那里获知子龙鼎的存在，还拿到了一些资料。谢小铨觉得这件青铜器非同小可，便在工作中留心寻访。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年9月，谢小铨与同事在日本开展工作期间，接触到日本收藏界一些资深人士，并从他们那里拿到了子龙鼎的详细资料和照片，同时，他也获得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国内已经有私人买家在一个创纪录的价位上与子龙鼎藏家谈判购买，并已达成初步意向。情急之下，谢小铨托关系与藏家取得联系，藏家表示愿意终止与私人买家的谈判而改与国家谈判，但价格方面要略高与私人买家。当时谢小铨无法见到实物，也无法立即联系专家进行鉴定，而且藏家索价太高，因此暂未表态。回国后，谢小铨立即向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汇报了子龙鼎的情况，并想约请相关专家赴日本鉴定实物。经过了一段时间，相关手续均已办妥，一行人准备赴日的时候，他们又获得了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子龙鼎已运出日本，下落不明。好在这一次，子龙鼎没有失踪太久。 　　　　　　子龙鼎运抵美国前夕被征回　　　　　　2005年底，谢小铨得到重要线索，子龙鼎身在香港，已有多位内地及国外藏家、炒家在商谈购买，而子龙鼎持有者为牟利，正急于将子龙鼎运抵美国。以子龙鼎如此珍贵的历史、文物、艺术价值，一旦进入美国，将很难追回。谢小铨等人立即展开行动，通过相关渠道与文物持有人进行直接沟通，经过极力的说服工作，子龙鼎持有人终于同意优先转让国家，并按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工作程序，对子龙鼎进行严格鉴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家征集谈判。在随后开展的实物鉴定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专业委员一致认定子龙鼎是罕见的青铜重器，是“商代青铜器罕有的珍品，当列于国家重点珍贵文物”之列，是“商周青铜器中的瑰宝，国之重器”，并呼吁国家尽快征收，以使此重要国宝回家。 　　　　　　有了专家的鉴定意见，谢小铨等人心里有底了，但是经过前期的炒作，子龙鼎的出让价已经是一个天价。为此，谢小铨等人代表国家与文物持有人进行了艰苦谈判。他们因势利导，反复说明国家征集的重要意义，激发其爱国热情，经过多轮谈判，文物持有人最终被他们的热情所感动，同意以相当低的价位将子龙鼎转让给国家。日20时40分，子龙鼎搭乘香港国泰航空的班机平稳降落在首都机场，流浪近百年的子龙鼎终于回家了。　　
　　西周早期 卫父卣　　　　　　　　通盖高7.8寸、腹深5.1寸、口径3.4×4.5寸，重11.25斤（西清）。　　　　　　　　椭圆形体，子母口，鼓腹圈足，颈两侧有小钮，套接貘头扁提梁，盖面隆起，沿下折，两侧有一对犄角，上有圈状捉手。盖上和器颈均花冠夔纹，以云雷纹填地，颈德圈后增饰浮雕牺首，圈足饰两道弦纹。　　　　　　　　铭文字数，盖、器同铭，各6字。　　　　　　　　铭文释文为卫父乍（作）宝□（尊）彝　　商 青铜卫父卣 注意提梁处的貘头
　　　西周早期 □父卣　　　　　　　　通盖高21.2、腹深12、口径12.5×8.5厘米，重2.33公斤。　　　　　　　　椭圆形体，长子口，鼓腹，圈足甚矮，颈两侧有小钮，套接兽头扁提梁，盖面隆起，沿下折，上有圈状捉手。盖上和器颈均饰夔纹带，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