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体中，应该和别人怎样打交道怎样更好地和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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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 健康是福。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很容易认知的命题,因为谁也不愿意整天病病恹恹地与医院和药物打交道。特别是对于企业的职工来说,身体不好常请假,就意味着将在经济收入上有不小的损失,这可是再现实不过的事情了。但如何保持身体的健康,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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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的经济性格及其成因分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温州经济现象是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话题。近年来，关于温州人和温州模式的争论依然此起彼伏。与以前主要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开展争论所不同的是，近来的争论多了一些学理性的探讨，少了一些偏见。但有些争论也不排除炒作的可能。比如由所谓的温州"炒房团"、"炒煤团"引发的争论，就明显存在对温州人和温州经济进行神化或妖魔化的倾向。

温州人到底具有怎样的性格？除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外，是什么原因催生了温州经济现象？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提问方式。温州人是温州经济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其他因素只是通过影响温州人的禀性、预期与行为取向，进而影响温州经济的发展。

一、经济行为与性格的主要表现

温州人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群体，是一个功利色彩比较浓的群体，也是一个吃苦精神、冒险精神、务实精神和创新精神比较强的群体。根据以往的归纳，温州人的经济行为和性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恋乡不守土，二是敢冒知进退，三是自信不自满，四是重利不守财。在正面形式表述的背后，也隐含了温州人性格和行为中的负面因素。比如，部分温州人敢冒敢闯背后规则意识的欠缺，温州人亲和力强背后的"关系学"，温州人重利思想背后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以及温州人善于学习背后的低起点等等。但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复杂的性格造就了今天温州经济的格局，并将决定温州今后的发展走势。

二、经济性格生成原因的分析

影响温州人地方性格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突出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因素：

1、生存环境的适度挑战。

在农业社会，剔除人口因素不论，除了夏秋之交时有台风侵袭和交通条件不利之外，温州的自然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优越的，素称"鱼米之乡"。温州的地形复杂，地貌多样，环境闭塞，但山川秀丽，风景极佳。南朝诗人谢灵运出任永嘉太守时，一面牢骚满腹，不理政事，以示对朝廷把他放到这个闭塞地方的抗议；一面却对温州的山水流连忘返，吟咏再三，使后来同样不得志的苏东坡羡慕不已，希望"自言长官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据统计，温州的国家级和省级旅游景区面积占达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强。有这么一个丰饶美丽的舞台，对温州和温州人的意义是重大的。但是，人口、台风、交通三大问题却始终是温州发展的重大制约，对温州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先说交通。温州地处浙江南部的群山深处，东濒浩瀚的太平洋，远离传统政治文化中心。改革开放以前，水路交通是温州的重要出口，由于交通不便，促使温州人更加注重从水上找出路，温州早期的海洋经济相当发达，战国时温州已是全国九大港口之一，长期的海洋捕捞、海上征战、海外贸易和频繁的海路交往，使海洋基因深深根植于温州人的性格之中。另一个是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不便必然促使温州人追求区域内部的自给自足，特别是加上温州区域内因地形多变，自然形成了山区、平原、沿海三个互补的经济带，使区域内部的经济自足和自我循环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这成为日后温州人注重圈内交易的现实和历史基础。

（2）次说人口。温州"地狭多阻"，生存容量不大。人口问题对温州的影响历来比较大。这种影响主要也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来自于人口的构成和质量。历史上温州是一个移民频繁的地区，有史记载比较大的向温州移民活动就不少于5次，在举家、举族迁移过程中强化了家族、宗族观念，形成温州人喜欢"抱团"、"扎堆"的习惯。另一个方面的影响来自于人口的数量。一般来说，移民目的地必然有吸引移民的特殊原因，温州封闭的地理条件所创造了安全的环境。宋代方志说温州"土俗颇沦于奢侈，民生多务于贸迁"，如果勤于劳作，在当时依靠多种经营，还是能够过上奢侈生活的。南宋时永嘉年商税额是全国平均商税额的七倍，就是一个证明。但是，明清以降，两代朝廷连续例行海禁，实施"片版不得入海"的高压政策，紧接着又是海盗与倭寇的轮番摧残，温州唯一的商路被堵死，温州人多地少的矛盾就凸现出来了。这种生存压力，进一步激发了温州人强烈的创业冲动，促使温州人不断地学习各种技艺以依靠多种经营谋生，不断地向外地和海外移民以求出路，从而也促使温州社会始终保持着开放状态和注重学习的习惯。

（3）再说台风。温州是台风多发地区，温州人的性格和处事行为，深刻地受到了台风的影响。台风造成的山洪暴发，江海决堤和泥石流，常常吞没田畴村庄，使道路毁坏，房屋位移，船只失踪，家破人亡，产生极大的灾害。从好的方面来讲，这种周而复始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剥夺和折磨，造成了温州人不怕失败的坚韧；这种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和恐惧，使温州人意识到必须不能单纯依靠农业，必须要拥有坚固的房子，必须要赚到足够的钱以防不测……

2、传统手工业技艺、商贸经验的沿袭与内化。

温州人经济性格的形成及其强化，与温州历史上高度发达的延绵不断的手工业和商业传统是分不开的。

在历史上，温州素有"其货纤靡，其人多贾"的名声。温州的陶瓷业非常有名。上古时即盛产"瓯"器，并以之为部族名、水名和地名。到了东晋，温州的制瓷技术已处于当时全国领先水平，最早采用釉下彩工艺生产的"漂瓷"，闻名海内，运销甚广。造船业也相当发达，三国时期所建的平阳横船屯，是当时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养蚕缫丝业也是一个重要的产业，当时温州人养育一年八熟的"八辈蚕"，这种技术在广东到明朝才被掌握。到了唐朝，温州的制瓷业又有所发展，工艺水平进一步提高，产量进一步扩大。瓯窑与越州窑一道在全国享有盛誉。还有制纸业。温州当时生产的"蠲纸"，被称为全国五大名纸之一。到了宋朝，特别是随着宋室南渡，大批中原士族再次迁入温州，把温州经济推上了一个历史高峰。当时来温州经商的不仅有全国各地商人，还有日本、高丽、交趾、暹罗等国的商人。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温州设立市舶务，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事宜。当时温州人到外地和国外经商的也很多，开封、临安等大城市都有专门经营温州漆器和蠲纸的店铺。宋真宗时到高丽经商的温州人周伫，因其才能出众，被高丽王擢拔为礼部尚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后期温州丝织业出现了"机户"，这在其他地方到明朝才普遍出现。还有当时温州的漆器因为工艺精美，被称为全国第一，但生漆等原材料大多从浙西、福建、四川运入，这不妨看作是现在温州模式"零资源"现象的历史底本。

明清以降，由于多种原因，尽管温州的经济衰落了，社会发展基本停滞，但温州的手工业生产技艺以及经商传统却被世代保存了下来。

3、瓯越多元文化的熏陶。

近年一些人认为温州模式的根源是永嘉学派，这是一种值得探讨的说法。现在的温州企业家大多起于底层，原先很少受到高中以上的教育，不但不大可能读过叶适的书，很多人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叶适是何许人，也不清楚温州历史上出现过永嘉学派。由于远离传统政治文化中心，传统精英文化对温州的控制一直比较有限，温州始终处于一种多元文化的状态。事实上不管是永嘉学派也好，温州模式也好，它们的根都是温州的传统文化或者说是瓯越文化，瓯越文化的内涵远远大于永嘉学派。其构成主要来自这么几个方面：

（1）如上所述的因自然环境影响和人口迁移带来的海洋文化、山地文化、移民文化的基因。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温州的移民文化的成分中，夹杂着相当突出的江湖流民文化色彩。这是现在许多温州人讲义气有余而讲商德不足，讲人情太多而守规则不够，脏活累活都愿意干却又奢侈浪费，过分爱面子却假冒骗不绝的历史根源。

（2）道教的享乐主义观念。一般的观念中，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其实，在宋代以前，特别是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民间社会，道家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儒家。温州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地区，更多地保存了宋代以前的遗风，道家文化特别是后来融合了佛教与民间宗教的道教思想对温州和温州人的影响也比儒家思想更为深远。萧梁时期，道教在全国有118处洞天福地，温州就占了5处，可见温州是当时道教活动极其重要的区域。道教的养生贵生享受生活的理念、以柔克刚低调处事的观念、重视技术技巧的传统以及迷信色彩很浓的节事祈禳活动等，在温州人身上打上了很深的烙印。

（3）儒家的现实理性主义思想。儒家思想在温州的传播和普及始于东晋，真正深入民间却是南宋以后的事。而且经过了叶适等人的创造性发挥和适应性改造，融入了更多的温州因素和民间色彩，强调"通商惠工"、"义利并举"、"工商皆本"，与孔孟原典和当时正统的儒家思想已经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永嘉学派是瓯越文化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的一个产物，是儒家实用理性主义在温州的一个变种。永嘉学派虽然号称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三足鼎立，但不管在当时还是后来，其实际影响却比较有限，即使在温州当时，因科举制度的导向，年轻人接受的正规教育，也是更为正统的朱程理学。但永嘉学派内含的重商精神却是历代温州人薪火相传、永不熄灭的"心灯"。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所有的历史与传统都有可能重新追上我们。一些先前微不足道的小事通过"蝴蝶效应"对后世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后来的发展方向。上述温州区域文化的基因，深深地根植于温州这块土壤，体现在每个温州人身上，经过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洗礼，形成了独特的温州人精神，成为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摘要】：近代中国活跃着一些新兴的社会群体,任何一个公众人物都难免要与这些群体打交道。端方,作为清末长江流域省份位高权重的督抚大员、朝廷出洋考察宪政大臣,在清末多维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与新兴绅商、留学生和一般在华外籍人士均维持一种融洽互助的关系,与旧式绅士和外人侵略行径则表现为冰火难容。他的这种社会关系的样式犹如一个完整的坐标系,清楚地标示出端方在进步与落后、开放与排外、改革与保守之间的基本点位。端方属于趋新求变的改革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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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卫红 见习记者 吴秀萍;[N];重庆日报;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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