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境管理机构一种文件）

签证(Visa)是一国政府机关依照本国法律规定为申请入出或通过本国的外国人颁发的一种许可证明。

根据国际法原则，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允许外国人入出其国家，有权依照本国法律颁发签证、拒发签证或者对已经签发的签证宣布吊销。

签证通常是附载于申请人所持的护照或其他国际旅行证件上。在特殊情况下，凭有效护照或其他国际旅行证件可做在另纸上。随着科技的进步，有些国家已经开始签发电子签证和生物签证，大大增强了签证的防伪功能。

签证在一国查控入出境人员、保护国土安全、防止非法移民和犯罪分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护照是持有者的国籍和身份证明，签证则是主权国家准许外国公民或者本国公民出入境或者经过国境的许可证明。

护照是持有者的国籍和身份证明，签证则是主权国家准许外国公民或者本国公民出入境或者经过国境的许可证明。

（3）填写并递交签证申请表格。签证不同，表格也不同，多数要用外文填写、同时提供本人照片。

（5）大使馆或者领事馆，将填妥的各种签证申请表格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呈报国内主管部属门审查批准。有少数国家的使领馆有权直接发给签证，但仍须转报国内备案。

（6）前往国家的主管部门进行必要的审核后，将审批意见通知驻该国使领馆。如果同意，即发给签证。如果拒绝，也会通知申请者。（对于拒签，使领馆方面也是不退签证费的）

（7）缴纳签证费用。一般来说，递交签证申请的时候就要先缴纳费用，也有个别国家是签证申请成功的时候才收取费用。一般而言，移民签证费用略高，非移民签证费用略低。也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签证是免费的。

（一）各国签证一般的标准规格为：白底，3.5×4.5cm，即欧洲签证相片，护照相片通常都可用。

（二）也有部分特别的国家，如下：

1. 美国、印度为：5.1×5.1cm，并需要提供电子版；

3. 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老挝、菲律宾标准规格（白底，3.5×4.5cm）为首选，蓝底次选；

4. 越南、柬埔寨标准规格（白底，3.5×4.5cm）为首选，蓝底次选，红底为最后选择；

6. 比利时标准规格（白底，3.5×4.5cm），强调头顶到下巴的距离为3.2—3.6cm之间；

7. 瑞典和挪威要求长和宽需在4.0-5.0cm之间，白底；

8. 摩纳哥要求两张近半年白底一寸照片。

同中国已建交的国家中，大部分都已在中国建立了大使馆或领事馆。大使馆设在首都北京，总领事馆设在经济发达和人口较多的城市，如上海、广州、沈阳、成都等。 一些尚未建立使领馆的国家或地区，或在香港设有领事馆，或会委托其他办事处代办签证事务。

中国公民申办外国签证大致有三种途径：

（1）本人直接向外国驻华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办理；

（3）由外国亲友直接向该国移民局申请签证。

以上三种方式的采用要视情况而定。如本人情况熟悉，大使馆又受理个人申请的，可以本人直接向该国驻华大使馆、领事馆申请签证。有的国家在中国没有开设大使馆，则应由国外亲友在当地办理入境许可证明，获得批准后，再由亲属寄给申请者，申请者即可持护照和寄回来的签证，开始出国旅程。

外国驻华领事馆负责办理其领区范围内人员申请前往他们国家的签证。因此，申办签证的人士，应事先了解前往国家驻华大使馆、领事馆及管辖地区。

其他国家公民申办外国签证大致有三种途径，但具体每个国家规定不一，以具体情况为准：

（2）委托该国旅行社的签证处申请办理（一般只限旅游签证）；

（3）由申请国亲友直接向申请国移民局申请签证。

根据出入境情况可分为：出境签证，入境签证，出入境签证，入出境签证，再入境签证和过境签证等六种类别。出境签证只许持证人出境，如需入境，须再办入境签证。入境签证即只准许持证人入境，如需出境，须再申办出境签证。出入境签证的持证人可以出境，也可以再入境。多次入出境签证的持证人在签证有效期内可允许入出境。

根据出入境事由常规可分为：外交签证、公务签证、移民签证、非移民签证、礼遇签证、旅游观光签证、工作签证、留学签证、商务签证以及家属签证等。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

根据时间长短分为：长期签证和短期签证。长期签证的概念是，在前往国停留3个月以上。申请长期签证不论其访问目的如何，一般都需要较长的申请时间。在前往国停留3个月以内的签证称为短期签证，申请短期签证所需时间相对较短。

依据入境次数可分为：一次入境和多次入境签证

依据使用人数可分为：个人签证和团体签证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签证分为：外交签证、公务（官员）签证和普通签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签证主要有外交签证、礼遇签证、公务签证和普通签证等四种，是发给申请入境的外国人。

是指由邀请方为来访人员在前往国国内的出入境管理部门办好签证批准证明，再连同申请人的护照、申请表格等材料呈递该国驻来访人员国家使领馆。驻来访人员国家使领馆凭批准材料，在申请人护照上签证，无须请示国内相关部门。一般说来，获得反签就意味着入境获得批准，护照送交前往国驻华使馆后也不用等太长的时间。实行反签的国家大多在亚洲，如日本、韩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对外国公民发放口岸签证的国家，主要是西亚、东南亚、中东及大洋洲的部分国家。

另纸签证也是签证的一种形式，一般签证多为在护照内页上加盖签章或粘贴标签，而另纸签证是在护照以外单独签注在一张专用纸上，它和签注在护照上的签证具有同样的作用，但必须和护照同时使用。

免签证是随着国际关系和各国旅游事业的不断发展，为便利各国公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而发展起来的，是根据两国间外交部签署的协议，双方公民持有效的本国护照可自由出入对方的国境，而不必办理签证。互免签证有全部互免和部分互免之分。

《印度教徒报》网站2016年6月9日发表了题为《为安抚中国，印度放松对会议签证的限制》的报道，编译如下：

一名印度高官对本报记者说，为获得北京对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支持，印度将中方申请的会议签证从预先审批的限制类别中移除。

中国已在多种场合向印度施压，要求印度取消对中方申请的会议签证和访问学者签证的限制。

印度采取这一做法的时机被认为是试图缓和核供应国集团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前的气氛。

这名印度高官称：“并非中方申请的所有签证都从限制类别中移除。取消限制的仅是会议签证。”

按照印度内政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去年访华时作出的决定，印度已进一步放宽对中国公民的签证条件。印度已对中国公民实施“电子旅游签证”，最近还取消了会议签证的预先审批。

这名高官对本报记者说，大约在两星期前相关公告已经公布。会议签证主要针对的是由印度政府各部门、公共事业单位、中央教育机构和公立大学组织的研讨会、研习班和会议。

此前，印度将中国公民与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公民以及原籍巴基斯坦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士一同列入受限制的类别中，在发放签证前要求其接受印度情报部门的安全预审。

签证的停留期，是指持证人入境该国后准许停留的时间。它与签证有效期的区别，在于签证的有效期是指签证的使用期限，即在规定的时间内持证人可出入或经过该国。如某国的入、出境签证有效期为3个月，停留期为l5天，那么，这个签证从签发日始3个月内无论哪一天都可以入、出该国国境，但是，从入境当日起，到出境当日止，持证人在该国只能停留15天。有的国家签发必须在3个月之内入境，而入境后的停留期为1个月；有的国家签证入境期限和停留期是一致的。如美国访问签证的有效期和停留期都是3个月，即在3个月内入境方为有效，入境后也只能停留3个月。签证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或者3个月；最长的一般为半年或者1年以上，如就业和留学签证；最短的为3天或者7天，如过境签证。

签证保险中旅游医疗保险必须具备以下几点：

1．旅游医疗保险须包括由于生病可能送返回国的费用及急救和紧急住院费用。含损失赔偿至少3万欧元，即30万人民币。

3．在个别情况下，如对明显容易生病者必须根据要求投保的数额提出更高的理赔要求。

4．在出行的目的是为了看病治疗的情况下，须单独证明谁承担费用。

1. 从国外飞香港，拿着护照直接可以进入香港，可以待7天。

2. 持有国外有效签证和机票，持护照可以直接从大陆进入香港，可以待7天。

免签，就是免除签证，什么材料都不需要，直接拿上你自己的护照，绝对的方便出行，还省去了签证费用，在出境游中，免签国家最受中国游客欢迎。因为办理签证，前期要准备各种材料，还有等待签证办理的时间，对一些时间有限的人实在繁琐。而免签，就能让游客随时可以准备出发。

（对拥其他国家的有效签证的旅友）

截至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下列国家达成了互免签证协议。中国公民持有关护照前往有关国家短期旅行通常无需事先申请签证。

一、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单方面免签有8个：

北美洲：海地、牙买加、多米尼克、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塞班岛)

亚洲：印度尼西亚、韩国济州岛地区

欧洲：英属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英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二、与中国互免普通护照签证国家(地区)有4个：

非洲：塞舌尔、毛里求斯

目前使用签证代号最多的是美国，其中非移民签证代号有18种之多，每个种类再细分为多项。简介如下：

（1）A类签证（即外交公务签证）的签发对象分别为：

A-2：外国政府的其他官员、雇员及其家属成员；

A-3：A-1和A-2类签证获得者的随从、仆人、私人雇员及其家属成员。

（3）C类签证（即过境签证）的签发对象分别为：

C-1：过境的外国人；

C-2：过境去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外国人；

C-3：过境的外国政府官员、随从、仆人、私人雇员及其家属。

（4）D类签证（即机组人员，海员签证）的签发对象为：

各国国际航班上的机组人员和轮船上的海员。

（5）E类签证（即国际条约或协议投资者签证）的签发对象分别为：

E-1：根据国际条约或协议在美国经商者及其配偶和子女；

E-2：根据国际条约或协议在美国投资者及其配偶和子女。

（6）F类签证（即留学签证）的签发对象分别为：

F-1：留学者（即自费留学者）；

（7）G类签证（即国际组织员工签证）的签发对象分别为：

G-1：政府承认的外国政府派驻国际机构组织的首席常驻代表、代表下属的工作 人员及上述人员的家属成 员；

G-2：政府承认的外国政府派驻国际机构组织的其他代表及其家属成员；

G-3：政府未承认的外国政府国际机构组织的代表及其家属成员或者非国际机构组 织成员的外国政府代表及 其家属成员；

G-4：国际机构组织官员，雇员及其家属成员；

G-5：上述G1-G4签证获得者的随从、仆人、私人雇员及其家属成员。

（8）H类签证（即临时雇员及接受训练者签证）的签发对象分别为：

H-1：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临时工作的外国人；

H-2：因国内所缺乏的某种工种或职业而临时工作的外国人；

H-3：接受各种培训的外国人；

H-4：上述H-1～H-3签证获得者的配偶和子女。

（9）I类签证（即新闻从业人员签证）的签发对象为：

驻美国的各国新闻、广播、电视等组织机构的代表、记者及其配偶和子女。

（10）J类签证（即交换访问学者签证）的签发对象分别为：

J-1：根据政府批准的双边交换访问学者计划派遣的留学生、进修生及各种科学 研究人员；

J-2：签证获得者的配偶和子女。

（11）K类签证（即结婚签证）的签发对象分别为：

K-2：签证获得者的成年子女。

L-1：美国跨国公司在外国的子公司、办事机构或国际企业派驻美国临时工作的人员；

L-2：签证获得者的配偶和子女。

（13）M类签证（即非学术性留学生签证）的签发对象为到美国职业大学或所在学院进行全日制学习的外国 学生。

（14）N类签证（即某些特殊移民的随同父母和孩子的签证）的签发对象为某些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在美国 任职期间所携带的家属（父母和孩子）。

（15）O类签证（即具有杰出才能的人员的签证）的签发对象分别为：

O-1：在科学、教育或商贸、体育、文艺方面受到国内或国际公认的人士；

O-2：上述体育或文艺人士的随员。

（16）P类签证（即杰出的娱乐行业和体育界人才的签证）的签发对象为杰出的娱乐行业的表 演人员、参加 比赛的杰出运动员中的个人或团体。

（17）Q类签证（即文化交流签证）的签发对象为短期赴美参加文化交流的人士。

（18）R类签证（即宗教工作者的签证）的签发对象为短期赴美进行职业性宗教工作的人士 。

（19）国防科研项目工作人员签证的签发对象与美国政府有国家防御平等互惠条约的国家所委派的工作人员 （无签证代号）。

（20）残疾人教育工作签证的签发对象为赴美进行残疾人教育培训项目的人士（无签证代号）。

签证分为外交签证、礼遇签证、公务签证、普通签证。

对因外交、公务事由入境的外国人，签发外交、公务签证；对因身份特殊需要给予礼遇的外国人，签发礼遇签证。外交签证、礼遇签证、公务签证的签发范围和签发办法由外交部规定。

2015年1月6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宣布，放宽中国游客日本签证的措施将于1月19日开始实施。

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消息，此次放宽签证的具体措施主要有3项。第一项是面向商务人士、文化从业者、知识分子的多次往返签证，今后不再要求有赴日经历，也不需提供日本方面担保人的保证书等。

第二项是面向个人游客的冲绳及东北三县（岩手、宫城、福岛）多次往返签证，目前的要求是“有足够经济能力的人士及其家人”，但此次放宽为“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且在3年内有日本短期逗留经历的人士及其家人”。另外，目前不允许有经济能力人士的家人单独访日，今后将变为可能。与此同时，签证逗留期限由90天改为30天。

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将每年向中国18至30岁的年轻人提供5000个赴澳打工与度假签证，这也是2015年6月17日《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的成功硕果之一。

1、持有效的中国护照；

2、年龄在18岁到30岁之间；

3、有大学学历证明，或已成功完成至少两年大学学习的证明；

4、掌握实用英语，托福机考分数达到133，试卷考试达到450，在线考试要达到45-46，或者雅思培训类（G类）考试成绩不低于4.5分；

5、拥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返程机票（至少5000澳币）；

6、体检及无犯罪证明等。

2015年9月即将开放申请的首批名额有1500个。在接下来的2015至2016财年，澳大利亚将逐渐发布更多名额，直到达到5000名额上限。“签证申请人须通过澳大利亚签证申请中心进行在线预约，之后递交申请。”

新华国际客户端记者通过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官方网站了解到，申请该签证不需面试，签证费440澳元。

2016年3月8日起，北京警方推出外国人签证证件、外国人口岸签证网上预约服务，进一步为外国人在京工作、生活提供便利。外籍申请人可登录北京市公安局民生服务平台上的“出入境管理办事大厅”办理相关手续。

预约申请签证证件的，选择“出入境管理办事大厅”的“外国人签证证件办理”栏目办理。申请人可以提前在网上填写个人信息及申请签证情况，获取相应须知，打印申请表格，预约办理时间，在约定时间内到出入境接待大厅专设窗口递交申请，减少现场办理时间。需要注意的是，申请人在预约申请后，须打印具有互联网预约条码的《外国人签证证件申请表》，并持该表及相关材料现场递交申请。此外，网上预约办理签证证件的外国人，须在办理有效住宿登记后进行预约。

智利、阿根廷、中国签证

根据协议，智利和阿根廷将对中国公民签发带有“阿智旅游”标签的旅游签证。持有此签证的中国公民必须首先进入签发国，然后可于90天内在智利与阿根廷之间多次出入境。

• 1. ．网易．[引用日期]
• 2. ．中国政府网[引用日期]
• 3. ．中国政府网[引用日期]
• 4. ．网易网[引用日期]
• 5. ．网易新闻[引用日期]
• 6. ．凤凰网[引用日期]
• 7. ．中国经济网[引用日期]
• 8. ．中国经济网[引用日期]
• 9. ．签证-新华网[引用日期]

　　当我回顾一生的经历时，大多数岁月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印象，只有一些零星片断倒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来，这些片断既有决定我人生命运的大事情，也有无关紧要的小事。这确实是人类记忆之谜，它是如何选择信息，在大脑中长期地载录下来。但这是心理学家的研究课题。
　　我曾说，希望再有机会活60年，以弥补过去被耽搁了的岁月。这说明了我对生活是满意的，是乐观的。虽然过去的岁月多半是挫折和沮丧，但改革开放之后形势已经逆转。而且即使在最悲惨的年代里，生活中仍旧有幸福的一面。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6个月。爸爸活到1990年，妈妈活到1992年。妈妈生我们4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2008年因老年痴呆和忧郁症去世），老四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名教授，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我们四兄妹相隔都是两岁。
　　我的父系出了个茅以升，是中国的桥梁专家，是我的二伯父。他修建了钱塘江大桥。大伯父叫茅以南，20世纪50年代初就因食道癌去世了。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大部分时间在铁路和公路供职。我们一共有19个堂兄弟姐妹，大房有8个，二房有7个，再加我们这房4个。这19个叔伯兄弟中出了3个右派，比例是远高于别的家属。这跟茅家的自由思想有关。我还有一位姑妈，叫茅以纯，她毕业于金陵女大，学钢琴。她很不幸，在1939年因伤寒去世，终年36岁，她的丈夫叫戴般若，生了两个儿子。戴般若很有才，智商高而情商低，潦倒一生，于1969年2月“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终年68岁。
　　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曾著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的起义。他死得很早，只活了60多岁，我很小时候得知他去世，那时候我们在杭州。爸爸特地去南京奔丧。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鼓励我写好字。每天要写一张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个圈给我一个铜板。我今天对书法有兴趣，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得益于我祖母的鼓励。她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去世，终年70。她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虽然家境贫困，但是重视子女的教育。她的3个儿子都是留学生，女儿是大学毕业生。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茅家因为出了茅以升，她大部分时间和茅以升住在一起，生活过得很舒坦。
　　我爸爸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他原在唐山交大，后因为闹学潮被转到上海交大。毕业后就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学成后去了加拿大实习。最后走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回到南京老家，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铺。本来应该很赚钱，因为当时南京是国民党首都，公私业务繁忙，对修车的需求很强。但是国民党官僚倚仗权势，强买强卖，没有保护伞做不成生意。开的修车铺不但没赚上钱，反而被抓去坐牢。后来他就去了杭州在杭江铁路（浙赣铁路的前身）工作，负责机车车辆的工作。那时候茅以升正在杭州修建钱塘江大桥。从那时起，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他主持浙赣、粤汉、黔贵几条线的机务工作，去日本购买机车，去美国引进“二战”的战后铁路物资。开办柳江机厂。他的工作作风是勤劳廉洁，一丝不苟，深得基层群众的拥护，但是和官僚们总是格格不入。新中国成立前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为人，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共产党的重视，1950年广州解放后就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正局长都是党员干部）。这是他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但是他得不到信任，有职无权。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他满腔热情，但是没有可能做成什么事。后来政治运动不断，更谈不上做事了。所幸他倒没怎么挨整，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享受。
　　我爸爸一辈子最重要的成绩是参与铁路机车车辆的标准化工作。新中国成立前铁路的机车车辆都是外国进口的，各个国家的都有。各国的标准不同，车辆就无法连接。比如车钩的高度不同，常常发生列车分离的事故。制动风管的连接十分困难，检修零件因为标准不同，不能统一备制。标准化的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几十年。他在工作作风方面，廉洁奉公，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对人富有同情心。这些特点在茅家多多少少是普遍的，也许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
　　我爸爸在美国留学时和另一位留学生陈章同房间。陈章觉得我爸人不错，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他。陈章后来成为我的三舅舅。陈家也是苏州名门。我的外祖父陈希濂（舲诗）是光绪时的进士，我在周庄的博物馆中看到过外祖父得进士的报喜照片。陈章教了一辈子书，新中国成立前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做南工大教授。大舅舅陈霆锐学法律，也是美国留学生，因为替五卅惨案的纱厂工人维权而名噪一时，成为上海著名的大律师，国民党时的国大代表（相当于人大代表）。这就是我的母系状况。
　　我妈妈一生多病，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维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她机智幽默，爱护子女。一般婆媳关系总是紧张的，但是我妈和我爱人相处十分融洽。我们刚结婚时，我妈每次出门访亲都要我爱人陪同。大概有点得意显比的意思，带一个极漂亮的儿媳，自己脸上有光。我妈晚年听力视力都出问题，近乎又聋又瞎，和外界的沟通非常困难，只有我爱人能够跟她沟通。我妈是无疾而终，最后死在医院里。当时我爱人给她梳头，忽然就不行了。
　　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都有留学生的背景（那时候留学生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崇信科学。我们家不拜祖宗，不看风水，不信教，但是也不反对别人信教。我们家里书特别多，其中外文书也多。有一本OneHundredandOneBestSongs是我最喜欢的音乐书，我会唱其中的每一首歌。我看五线谱是自学的。后来学小提琴，更是离不开五线谱。我儿子也喜欢音乐，我的孙女儿茅尚彬能弹一手好钢琴，在学校比赛时经常得奖。
　　我母亲家在苏州，嫁到我父亲家，那是在南京。起先和祖父母住在一起，那是一个大家庭，有大伯伯一家，当时二伯伯茅以升在杭州建钱塘江大桥。我妈吃不惯南京的伙食，正好我爸开汽车修理厂失败，杭州铁路又需要人，在我满月的时候就搬去了杭州，在杭州一住就是6年，我在杭州上了小学，但是只读了不到一年就因我爸工作的调动离开杭州。
　　在杭州时我们住在竹园棚，离街道不远的一座两层楼。上街要走大约10分钟，经过一段荒凉的野地。夏天时路上有许多蛇。竹园棚里有一个小池塘。有一次二弟茅于杭跌入池塘，我用一根竹竿救他把他拉起来。其实那个池塘并不深，大概淹不死人。
　　同在杭州的不光有茅以升一家，还有我姨妈。她的女儿王咏仙是著名的美人。那时候刚刚留学回国的金庆章（也是学机械的）拼命追王咏仙。为了追她，送了我不少东西，有小西装、玩具。最后他们终成眷属，是我爸爸、妈妈做的媒。抗战时金庆章坚守浙赣铁路，日本人到不了的地方一直保持运营通车，因此建立了功勋。战后当了浙赣铁路局的局长。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他是大地主出身，不断挨整，被调到唐山铁道学院教书，后来又调去兰州铁道学院。
　　最巧的是1966年我家被抄家时王咏仙为了躲避运动从兰州来北京，住在我家。她的东西一起被抄。后来经过交涉她的东西发回给她了。更巧的是兰州铁道学院的党委书记钱心，是我上海交大的同班同学。金庆章的反革命分子定性就是钱心给定的。后来钱心因患脑瘤，50多岁就死了。他是我们同班同学中死得最早的一个。整人的人死了，挨整的倒还活着。金庆章“文化大革命”后平反，补了一大笔钱，他活到90多岁。
　　在杭州我爸上班地方很远，在钱塘江的对岸，也就是萧山。每天上班先骑车到江边，再摆渡去萧山。晚上回家往往天都黑了。有时候天气不好，刮风下雨，钱塘江摆渡很不安全。我们全家担惊受怕。一直到1937年钱塘江大桥建成，过江才变得安全。但那时我们家已经离开杭州去了长沙。大桥建成不过3个月就因日军来到，主动炸毁了。我爸在杭州的几年中还去过一趟日本，购买日本的机车。照规矩买机车的人可以得一笔佣金。但是我爸把佣金全部购买了更多的配件。他回国时给我带来一些日本玩具，我还有点印象。
　　我妈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她聪明好学，中英文都很好。她在家里排行最小，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是外祖父的偏房所生。我父母都是有知识的人，可是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读书。那时候认为子女的教育完全是学校的事，父母是不操心的。这和现在的想法非常不同。唯一的一次例外是我爸带我坐长江船，在船上教我写阿拉伯数字，要写得端正漂亮，我至今受益。我家一共给我请过两次家庭教师，每次都不过一两个月。我记得第二个老师姓潘，他教我读《古文观止》，读的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和《秋声赋》。但是我更喜欢韩愈的文章，他的文章富有逻辑性。可是韩愈也不是逻辑完全严密的，我对他的关于千里马的文章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只要有了伯乐，找千里马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他没有说到哪儿去找伯乐。他不过是把找千里马的难题偷换成了找伯乐的问题。而且我又从中推出更一般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从杭州出来我爸爸先带我去了衡阳，我在那儿的小学上学。爸爸在粤汉铁路机务处工作。因为他刚正不阿，得罪了官商勾结的一帮人。这帮人利用黑社会雇了流氓打手殴打我爸。显然我在那儿很不安全。于是他把我带去苏州、南京等地上学。到1936年爸爸在长沙有了稳定的工作，我们全家才搬去长沙。我的祖母跟我们住在一起。她督促我练大字。那时候是我们家生活最好的时候，家里有两个保姆。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开始，我家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直到抗战胜利。
　　我的头一个学校是杭州狮虎桥小学。那时候我只有5岁多，不会上厕所，要隔壁的姐姐照顾。别的事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次我犯了错误被校长叫上讲台受训。我不服气，用小脚踩校长的鞋子以解气。校长倒也没有认真，哈哈一笑了之。后来父亲的工作调动，我就去了苏州、南京、衡阳等地上学。后来由于抗战，我们跟随父亲的工作辗转大后方，从长沙到桂林，到上海，又回柳州，在桂林、全州等地上学，后来到了重庆，最后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是1946级的校友。总体来看这12年的中小学一共上了13个学校，其中小学6个，中学7个。
　　我在学校的成绩很一般，都是勉强及格，但是我对课外读物有兴趣。在小学四年级时就看科学杂志，因为好奇心，记得最早看的是关于性方面的文章。初中我上的是桂林汉民中学。家是在柳州，要坐一夜的火车去上学，除了暑假寒假平时不能回家。那时候我11岁就离家住校。记得离家上火车时非常依依不舍，到了学校天天想家。我妈也非常不舍得，写信给我，说梦见我晚上睡觉没盖好被子。我接到这封信，恨不得马上投入妈妈的怀抱里。11岁的孩子的确不会生活，不知道洗澡，不知道换衣服，几个月下来身上长了虱子，我还以为是树上掉下来的虫子。最可怕的是我不懂得下水的危险性。有一次差一点盲目下水，如果下水，很可能会溺水身亡。那时候我们同班一个女同学就是溺水死的。学校组织人打捞尸首，晚上点了汽油灯通宵寻找。
　　中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和几个同学谈天文学的问题，这几位同学都是科学家的孩子。我上的这些学校都算不错，老师都还可以。但是因为频繁转学，学习很受影响。我开始对学习感兴趣是在中学三四年级。但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是在南开中学的最后一年。首先是数学老师特别好，他叫伉铁建，大家叫他伉老二。他教解析几何条理非常清楚。上课听讲，下课做作业，就完全明白了。考试就不害怕了。在南开我喜欢了音乐、体育，培养了我一生的好习惯。
　　我受的家庭教育有没有使我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最近我得出结论，确实有所不同。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大部分人都站着，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却等不及，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我不得不绕过许多人，还要对他们说对不起。这可以说明我与众不同。其实大多数人也会跟我一样，在传送道上往前走，只不过他们碰到障碍（有别人挡道）就停下来了，而我却偏偏要绕道往前走。我也有教训这些人的意思，因为他们不懂得应该靠右边站着。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只要看一点，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不管一个人文化是高是低，学历是高是低，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
　　再一点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吃晚餐。比如，我们3点45分就上了飞机，要飞3个小时。可是起飞不久，4点多钟就开饭，乘务员把饭分配给了每个人。这时根本不到吃饭的时间。可是大多数人就乖乖地吃起来了。而我要再等一个多钟头才开始吃饭。这说明我和大多数人不同。
　　我的这些不同，来源于我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自由和独立的思想我从小就有，也许是我与众不同的根源。1950年我们刚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时，每天下班后要有两小时的政治学习。那纯粹是浪费时间。我最不愿意政治学习。每到下了班开始政治学习时，大家都规规矩矩坐下来“学习”，而我则拂袖而去。我猜别人一定对我很有意见。其实他们未见得愿意浪费时间，只不过不好意思反对而已。不怕与众不同，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既因此而吃了很大的亏，也因此有巨大的得益。我认识几位大学教授，他们的水平都比我高，但是怕与众不同，学术上没有太大的成就，非常可惜。
　　在我开始记事之前，模模糊糊记得家里的日子很好过。那时我父亲在粤汉铁路管机务处，一个月拿近500块钱。但是1937年抗战开始之后，生活就一天不如一天。那时我在长沙楚怡小学念四年级。我记得大约在1938年，学校的大礼堂临时改作伤兵病院。这些伤兵大概是从武汉撤退下来的。我们小学生去慰问，送面包给他们吃。有些轻伤的伤兵好一点之后就自由上街。他们有时候闹事、打人。他们的心情很不好，负伤之后失去了劳动能力，担忧今后的生活怎么办。战争对人的伤害太大了。
　　楚怡小学当时在长沙是相当有名气的，教学质量很高，有一个大操场，还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朱镕基也在那儿上过学，而且他和我同年，我俩很可能是同班同学。我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姓陈，他借过我家的照相机回乡间老家去照相。湖南人语文水平高，字写得漂亮。那时候也正是我祖母教我写字的时候。前几年我再去访问楚怡小学，已经今非昔比，显得相当败落。看样子马上就要关门。我在杭州的时候讲杭州话，在长沙的时候讲湖南话，后来去了广西，就讲广西话，去了重庆就讲重庆话。小时候学说话的能力极强。成年以后就不行了。我在北京住了半个多世纪，北京话中始终带有南方口音。
　　抗战以后，物价开始上涨。我们家从长沙搬到桂林时，记得父亲在亨达利钟表店花了100多块钱买了一只欧米茄手表，店家附带赠送一个小座钟。可见那只表的价值不菲。那只表后来戴在我的手上。我在上海读大学时一直戴着它。虽然修理过许多次，还走得很准。我在佳木斯开火车时还用着，一直用到结婚后，买了一只日本表，性能比它好，就不再用了。这只表最后在改革开放之后以15块钱卖给了收旧货的。当时觉得卖了一个好价钱。后来知道卖得太便宜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名表是可以当古董卖的。
　　等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父亲的工资越来越不值钱。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要上学，负担是很重的。抗战时普遍的生活水平大不如前。学校里的伙食非常差，经常吃不饱。每桌上的饭是定量的。吃得慢，别人抢先把饭吃完了，自己只好饿肚皮。至于吃肉，那是一件极奢侈的享受。我经常走过校门口看见小摊上挂的油光锃亮的猪蹄子，馋得淌口水。在桂林汉民中学时，同班同学（忘记了名字）每星期日带我回他的家，（我家在柳州）他母亲总是炒两只菜，一只是炒肉丝，一只是炒鸡蛋，供我们两个大吃一顿。他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别人的孩子，让我跟着吃。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八年抗战，吃一直是大问题，挨饿、嘴馋始终跟着我。附带说一句，抗战虽然十分艰苦，但是没有大规模饿死人，个别人饿死肯定是有的，也只不过几万，顶多十几万，绝不会有几百万、上千万。这说明，即使在战争的条件下饿死人也并不普遍。
　　从1941年到1946年的6年中学时代，我是在抗战时期度过的。抗战的大背景，决定了生活的动荡不安。我6年的中学时期换了7所学校。其中1944年日寇进逼桂林、柳州，直迫贵阳，我们从桂林逃到贵阳是最大的一次转移。那时我正在桂林智德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因为风声日紧，我随着父母弟妹撤退到了贵阳。这是一次艰难的历程，也是让我这个15岁的孩子迅速长大的过程，它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略军不但吞并了半个中国，而且出兵东南亚诸国，兵力分散，力不从心。但为了打通华中通往越南的通道，日本又出兵10余万人攻打衡阳、桂林、柳州、南宁。国民党有数倍于日寇的兵力，但政治的腐败使得军队缺乏战斗力。除方先觉将军固守衡阳47天之外，没有形成抵抗力量。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桂林、柳州之后，于1944年冬，日本仅用了3000骑兵，驱赶几十万中国军民沿着黔贵线撤退，造成了抗战史上最可耻的一页。从柳州到贵阳的黔贵线当时只修了全线的1/4，火车只通过金城江。从衡阳、桂林、柳州撤退下来的大批机车车辆及疏散物资，一齐拥到了百余公里的铁路线尽头。一切可以停放车辆的转道上都停满了车辆，车站上堆满了物资，但前线撤退的车辆仍源源不断地来到。不得已只好修了一些通向山崖河谷的专用线，将车辆连同物资推到山谷和河沟里去。这些物资都是被认为最有保留价值的，所以才历尽辛苦把它们运出来。早知这样的下场，当初何必费劲。
　　火车按理说比汽车的运输能力大得多。可是由于线路的建筑标准低，坡度很陡；机车用的煤质量太次，烧不上汽油；机车车辆维修状态很差，这种种原因使火车的运输能力锐减。后来火车也走不动了，许多人改坐汽车。可是大部分车辆都是老旧破车，零配件供应不足，状态极糟，再加汽油供应异常紧张。到最后大部分人只好扶老携幼，徒步撤退，其狼狈和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日本军队于11月占领了桂林和柳州。我方几十万军民沿公路撤退。本来广西、贵州很少下雪，那一年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雪来，难民饥寒交迫，疾病加疲劳，死伤无数。
　　尤其可悲的是难民们在这种困难条件下，非但不是互相帮助共渡难关，而是乘人之危，彼此算计。我父亲的一辆自行车，当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被人偷走。还有一个单位的几十口人为了逃避后面追赶的日军，离开公路，走小路上山寨躲避，被当地百姓收留。不料一个恶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儿，非要逼她成亲，否则几十口人性命难保，患难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离。类似的趁火打劫的事层出不穷。后有敌军追赶，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周围还有自己人的暗算，从柳州到贵阳几百多公里的沿线弃尸无数，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
　　当时沿黔贵线撤退的百姓估计有几十万之众，而日军从柳州进犯的部队仅仅3000名骑兵，既无重型作战装备，甚至缺乏粮草辎重。日本人跺一下脚就能把中国人吓得栽一个跟斗，而且让中国人自相残杀。为什么？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形容中国四万万人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解放战争中唱的一首歌《团结就是力量》确实是不错的。
　　然而，团结的背后是什么？是一种自觉的精神支持和道德约束，还是出于对权威的屈从，两者本质是不同的。同样是抗战中的故事，在平型关大捷中，日军伤亡惨重。我方战士出于人道考虑，将一受伤日军背下火线医治，不料被日本兵咬下耳朵。日本兵的这种至死不屈的精神很典型地说明了，何以日本军队能够打胜仗。中日两国精神的对比反差太大了。日本人的这种精神也可解释何以他们能制造出质量最好的汽车、音响、摄像机，但是日本兵咬八路军耳朵的事，也说明了日本人把优良的精神用错了地方。这也是时至今日，东南亚诸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仍不放心的原因。
　　我们沿黔贵线撤退时，我的一班高年级同学曾自己组织起来，上山去打游击。其实，既没有枪支弹药，又没有作战知识，怎么打得了仗？后来国民党到贵州地区征召青年入伍，他们就应召，受训后去缅甸与日军作战，成为青年远征军的一部分。这个班在我的许多同学中是境遇最惨的一班。除了少数几人跟着国民党撤退去了台湾，大多数留在国内。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因为参加过国民党部队，成为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好几个人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他们写回忆文章时，认为当年应征参军抗日，是一生所作决定中最大的错误。做一个中国人多么可怜啊！黔贵线撤退，对日作战，政治运动，都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事才遭遇的。
　　人类有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变得略为聪明一点了，人权的思想在全世界得到公认。过去侵占别人的土地现在要让出来，抢了别人的珍贵文物现在要归还；奴役了别国的百姓，强迫别人当慰安妇，现在要赔偿。以后谁再要用强权去侵犯别人，将被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群起而攻之。这可以说是一点进步，但是世界能否保持和平，这还难说。争夺财富和资源的战争可能性似乎变小了，但当今因为民族、宗教、历史冤仇的战乱丝毫也不见少。
　　中国的百姓有没有进步？再碰到战争、天灾人祸、金融危机、政治运动这些意外，我们能否处乱不惊，团结起来战胜困难？杀人越货，借钱不还。假冒伪劣这种种坏事是少数人做的，大多数人还是好人。但是在红灯面前抢行，随地扔脏东西，排队加塞却是经常能见到的。事情虽小，但到了紧要关头，这一部分人就可以坏大事情。我已经老了，来日无多，恐怕还能在平安中度过余生。我的身后将如何，仍是一个大问号。其实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青年人能从我的经历中吸取正确的经验教训，为自己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
　　直到抗战胜利，学校的伙食忽然大大地改进。那时候我在重庆南开中学。每顿饭都有荤菜。最经常吃的是地瓜炖肉。同时美军的剩余物资在市面上出卖，有奶油、冰激凌粉、蛋粉等，价钱便宜，营养丰富。可是和平的好景不长，一年后国共内战开始，生活又走下坡。那时我已经进入上海交大，食堂的伙食很糟糕，幸亏美军的剩余物资供应充足。大学生经常吃美军的ration（配额给养），一个涂蜡包装的纸盒子，重量不过一磅多，但是营养足够一个成人所需。里面有几片饼干，一个肉罐头，一块巧克力，几支香烟和一卷手纸。盒子的内容物不是千篇一律，每次打开，像挖宝藏似的，想发现一些新东西。美军的剩余物资除了吃的，还有穿的用的，有雨衣、皮鞋、军服、军毯、睡袋、信纸、信封等，给当时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中国，缓解了物资供应紧张的压力。对比之下，大家也对美国生产力之强大有了切身的感受。那时候上大学是免费的，不但免费，而且还有伙食津贴。
　　抗战期间我最想念的是吃巧克力。自从1940年我们兄弟几个从上海回到内地以后就跟巧克力绝了缘。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坐飞机到上海，下飞机头一件事就是在机场的零售店买一块巧克力吃。至今巧克力还是我的所爱。不过年老了，不宜多吃糖。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参加上海交通大学的入学考试。整个暑假因为我弟弟得了盲肠炎，我陪伴他两个多月，没有时间复习，所以考得很不理想，只是勉强被录取，而且还取在工商管理系。到二年级才转到机械系。
　　抗战胜利后的一年，全国经济很快恢复，大家的生活很快变好。我父亲在1944年被派去美国准备战后援华铁路物资的接收，他从重庆出发，飞越喜马拉雅山，在印度登船跨太平洋到美国。由于怕日本人的潜艇攻击，在船上每天都要练习逃生。那次铁路系统派去美国的一共有100多人，大部分是实习生。可见1944年胜利已经在握，开始考虑战后的事。这批人是后来铁路建设的重要人才。可是新中国成立后有段时间不喜欢西方留学生，他们的命运都不好，更谈不上重用。
　　我父亲在1946年回国，带回大批铁路机械物资，有机车、车辆、配件、工厂的设备。由于在国外拿的是国际标准的工资，他回国时带回来许多衣服、鞋、手表、书籍，我家的物质条件大大地改善。那时候我正好上大学一年级。但是不久内战开始，国民党搞通货膨胀，家里大部分的储蓄都损失了。所以我大学4年的生活并不宽裕，要靠做家教维持。
　　重庆南开中学是1936年张伯苓创办的。应该说这是张伯苓的远见和运气。一年后就爆发了抗日战争，接着国民党政府把政府所在地从南京迁到重庆，重庆很快变成了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许多党政要员和文化名人聚集于重庆。南开中学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所中学。
　　当时许多国民党要员的子女都在南开上学。和我并排坐的一个同学就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外甥，但是大多数同学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子弟。而且政府大官的子女在学校里面也是完全平等的，都要凭本事考进去的。我不是政府要员的子女，我也考了两次，头一次没录取，第二次才通过，进了南开的大门。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学校从不趋炎附势，校园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这和现在个别家长开着高级轿车送子女上学，比阔气、比级别的风气截然不同。南开同学个个有志气，有独立奋斗的精神，可能和学校的平等气氛有关，和家长不培养子女的特权思想有关。
　　重庆南开中学直接在国民党眼皮底下办学，但是学校里有充分的民主气氛。当时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和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对学生都是免费赠阅的。我所在的班上有些关心政治的同学经常就当时的政治问题辩论。那时我的思想还很幼稚，不懂得政治，也不关心他们辩论的结果。但是却培养了我的民主意识，讨论政治是老百姓的权利，人人都有言论的自由。发表任何一种意见不管是对是错都能得到保护。从南开中学毕业以后我进入了当时的民主壁垒之一的上海交大，更加强了我的民主意识。抗战结束以后，国民党倒行逆施，控制言论自由。我的一位同房间的同学，就因为同情共产党，反抗国民党的控制，被抓进去，最后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后来国民党为了争统治权，中国人打中国人，极其不得人心。上海交大发动了“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国民党的腐败无能，道理讲不过共产党，终于败退台湾。
　　南开中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或政治要求。但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口号适合中学生的理解，容易为中学生所接受，而且学校把这两句话贯彻到行动之中。允公允能就是要求每个学生培养自己的能力，适合社会和国家的需要，为社会服务。“允公”还有遵守公共秩序，约束自己不损害社会的利益，并且要有社会责任感的意思。南开学校的校规是很严格的。学生在公共道德上犯规是最严重的错误。这使得南开的学生懂得真正的是非界限是什么。我没有听到过南开同学有犯贪污罪的，也没有犯玩忽职守罪的；倒是过分关心国家大事，犯“政治错误”的，被划为右派的特别多。
　　“日新月异”对青年人来讲特别有意义。青年人每天都应该有进步，每天都是新的，不同的；每天都要有创造。南开中学特别鼓励学生从事各种课外活动，打垒球、照相、唱歌、演话剧、做航模、办壁报，应有尽有。那时我和沈逢吉、张若衡一起办了一张英文壁报，一共出了四五期。为了约稿，我鼓起勇气去女生部联系。说完几句必要的话，目不斜视地赶紧回来。南开虽然是男女合校，但是男生部和女生部是完全分开的。平时从来不来往，只有到了有活动的时候才在一起。上演话剧是男女生见面的机会。我才有机会光明正大地一睹女同学的风采。我们的这张壁报锻炼了同学们用英语写作的能力。这张壁报上的文章有的水平很低，有的很高。这无所谓，只要写了就好，学校领导从来也不过问我们写了什么内容，只有英文老师偶然鼓励几句。沈逢吉有在中央大学英国文学系当教授的父亲，得到家传，英语当然好。张若衡则是班上自学成才的英语状元。他的英语水平超出班上一般水平几个数量级。我们那时所记的单词不过2000多，但是张若衡记的单词超过七八千。他能够不假思索自如地用英语写作。他来自湖南一个贫困家庭，身体很不好。他最怕上体育课。毕业以后听说他患了肺结核，那时候还没有专门治疗肺结核的药，所以肺结核是十分致命的病，尤其对于贫困的孩子而言。我非常担心他的命运，但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南开的课外活动特别多，但是正课仍然是主业。几门课不及格就要留级，不论是谁，都没有例外。所以同学们都非常用功，没有一个马马虎虎的。但是要考试及格并不难，因为教几门主课的老师都非常好。只要上课时认真听课，课后认真做习题，及格就没有问题。我的中学阶段正值抗战，流离失所，所以一共上了7所学校。回忆起来，凡是老师教得好的课，我都有兴趣。相反，老师教得不好的课，都成了我害怕的课。因为听不懂，还要考试，怎么能不害怕？南开的特点是没有让我害怕的课。
　　我念完中学念大学，风风雨雨经过了几十个春秋。现在回想起来才懂得南开为什么能够给我这么大的益处。为什么现在中学的问题那么多？过去身在其中不识真面目，现在回忆起来才感觉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意义。他一辈子从事教育，不断思索如何办好教育，改朝换代，不为所动。他有自己独立的教育思想，那是他自己多年总结出来的。他的一生中直接受他教育的人数达10万人，间接受他教育的（他的学生的学生，按照他的教育思想来教育的）达到上百万人。教育有其本身的规律，并不因为朝代不同而不同。我们有时候把一切都政治化，把教育生硬地和政治扯在一起，甚至提出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其结果是教育不能适合青年人的具体情况，不能满足青年人的切身要求，最后是事倍功半，不但浪费了资源，尤其是耽误了一代青年人。
　　张伯苓办学校丝毫不墨守成规，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又能照顾到贫困家庭的困难。他采用董事会治校的办法，一方面把教育办成产业，合理收取学费，不但使得办学能够有持续性，而且还能越办越大；另一方面又用自己的影响力，从社会募捐，多方面筹集资金，还能帮助家境清寒成绩优秀的学子能上得起学。他一生办学不用公家的钱，他办的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为的是避免受到政治风向的影响，保持其独立性。可惜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教育思想没有得到承认，更谈不上发展。一直到了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他的教育思想才逐渐重新被发掘，被研究。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愿意献身于教育的仁人志士，更多的人懂得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可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不受干涉的办学环境，让他们难以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
　　大学教育和学问之道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在上海交大的4年教育。这4年的特点是老师好，听得懂。而且专业课全部用英文授课，做习题、考试都用英文。我的英文主要靠在上海交大这4年培养起来的。后来改革开放，我有机会出国，就能够用上。在交大学的力学、数学、热学、机构学（现在叫机械原理）都非常有用，甚至于影响到人生观。
　　那时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很丰富，我们常常去兰心剧院听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由意大利音乐家Foa指挥的古典交响乐。我还学了两年的小提琴，进步很快，能够拉贝多芬的小夜曲，还试着找人给我钢琴伴奏，但是没有成功。我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爱好是在交大培养起来的。最早引起我兴趣的是莫扎特的G大调小夜曲。每到周末我就去大伯伯家，我的堂兄茅于敏弹一手好钢琴，他家有许多唱片。我最喜欢的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和Krutzer小提琴奏鸣曲。我开始看政治文章也是在交大，看到是共产党地下组织印发的材料，是刘少奇的《论国际主义》。开始时感到特别费劲，后来慢慢就适应了。
　　我在广西读高中时就开始谈恋爱，追一个女同学。我和她一直保持联系。虽然抗战，国家被分割，邮路很难畅通，但是通信没有完全中断。后来因为另外一个同班同学段运昌也追她，他们住得近，最后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可是还没有结婚段运昌就变了卦，和他的病人的女儿好上了（他是医生）。而我正在这时候确立了和赵燕玲的关系。最后女同学去了海南岛和一位姓蔡的医生结婚，生活也不错。不过蔡医生去世得比较早。我在大学时追过几位小姐，有两位都是教授的女儿，还有我表姐介绍的她的同学。那时候我的心里很热烈，行动很拘谨。但是相比之下在交大的同班同学中我算是出格的。别的同学很少有谈恋爱的。谈恋爱最大的收获是在语文方面，因为要写情书，锻炼了写作能力。
　　我喜欢音乐，喜欢运动，喜欢美术。茅家有音乐细胞，茅以升的二儿子茅于润就是一位音乐家，拉小提琴，教钢琴和小提琴。还有堂哥茅于敏钢琴弹得极好。差不多茅家全家都喜欢音乐。陈家也类似，我的表弟陈自明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当过右派，又做过学院的党委书记。我在小学时就喜欢唱歌，在南开中学时每天晚饭后是我的唱歌时间。可是在我发育声带变化时把声带唱坏了，从此再也不唱歌了。
　　在读大学时，茅于敏和我的朋友和同学沈逢吉带我进入了古典音乐的殿堂。我们经常去兰心剧院听Foa指挥的交响乐。我还跟著名的小提琴家杨彬荪学小提琴。我们一起学的几个人中我的进步最快。拉了两年已经能够演奏贝多芬的小夜曲，巴哈的舞曲。可惜去东北后工作繁忙，就此中断。
　　改革开放前虽然收入微薄，总想方设法买古典音乐的唱片。后来去了美国，经济上有点条件，就买了唱机和唱片。再后来，有了CD，又买了许多CD。现在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听，有不少CD买来之后只听过一两次。如果将来有点空，首先是要听音乐。在我被划为右派之后，心情极受压抑。那时候我最喜欢听贝多芬的EgmontOverture，我理解它表现了极端的愤怒，并充满了反抗精神。在国庆10周年的文艺晚会上，我曾经演奏过它。那时候我还欢喜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那是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和声嘶力竭的呼唤。记得在反右时北京还上演了日本电影《暗无天日》，描写法院如何冤判一件案件。我感到就是在说我的故事。
　　我喜欢运动，是在南开中学培养起来的。先是长跑，最简单，不需要任何设备。到了上海交大喜欢玩双杠。可惜没有人教，只好自己琢磨，进步很慢。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全国运动会，要把火炬从南京传递到上海，从上海交大的学生中选拔火炬手。我被选中，跑句容往东的一段。当时共产党已经活动到苏北农村。苏南地区也不安定。所以公路两旁有军队防护。而且为了安全，晚上休息，白天接力跑。每人跑6公里，据记录我是跑得最快的一个。我们这些火炬手各得一双跑鞋，一套短裤背心。我还喜欢游泳，打太极拳，做广播操。还学过气功，有点成效。
　　我喜欢画画，这也是在全州中学培养起来的。我们的绘画老师非常好，指导我们怎样把画画好。我最喜欢画雪景，每星期都盼着上图画课。后来研究经济学，很想画漫画，买了几本基础绘画的书，但是没有人教，始终没做成。但是我懂得什么是美，怎样欣赏美，包括画画、风景、人体、图案。
　　由于我对音体美的爱好，人生变得更丰富。所以音体美的教育十分重要。我在山西临县教育扶贫中特别强调要为小学开音体美的课。可是大部分农村小学都没有这些课。我专门请了我的朋友黄怀仁老先生去临县教音乐，效果非常好。另外买了许多体育用品，羽毛球、跳绳、乒乓球，让孩子们有机会通过游戏锻炼身体。
　　那时候大学内的政治思想环境不好，国民党经常抓共产党人。我们的同班同学就被抓了好几个，其中有两位就牺牲在监狱里。至今交大的校园里还有他们两人的墓。国民党的警察半夜到宿舍里抓人。挨个点名核对，我们非常紧张。学生中革命的思想感染了一些人，但并不很普遍。对政治有兴趣的人很少。
　　上海交大虽然学习环境很好，但是不算全面发展，体育课就极不重视，和现在比大大不如。现在的大学都有很好的操场，有一定的体育活动时间。不过我算是一个例外，在大学时特别喜欢体育，每天都锻炼，玩双杠、跑步，所以在选拔参加全运会的火炬接力长跑运动员时我被选中。我也注意下一代的体育。我鼓励儿子参加体育运动，他是灯市口中学的篮球校队队员。交大最热闹的体育事件就是一年一度的和同济大学的足球赛。那时候足球已经职业化，踢球的人都是专职的球员，没看见他们来上课。
　　我在大学时学的是机械，毕业20多年以后改行研究经济学。我所学的机械究竟对我后来的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我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大学里对我最有用的几门课是：数学、物理、化学、热工和机械设计。英语和汉语只在大一学了一年，比起中学学的内容没有多大的长进。但是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都是英文的，做习题和考试也都用英文，个别的老师还用英语上课，所以在大学里有充分的使用英语的机会。这一点使我终生受益。工作以后，我一直在研究部门工作，接触英语的机会较多。改革开放以后，和国外交流的机会开始出现，我能很快地适应这种变化。
　　大学里学的微积分有非常大的用场，微分方程则基本上没用过（这要看是什么专业）。那时我们还选修了高等微积分。毕业以后又花了大约3年时间学数学，其中有复变函数论、数理方程、数值计算、概率论、数理统计、变化分法、线性代数、矩阵、矢量和张量分析等。在后来的工作中，有的完全没有用，有的又非常不够。那时没有高级研究员的指导，全靠自己摸索，浪费了许多时间。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教训。
　　数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但是数学的分支很多，各门专业用的数学差别很大。一定要针对需要来学。我相信不但自然科学，连社会科学也都需要数学知识，它最基本的功能是培养逻辑思想习惯。当然，有些学科本身就需要通过数学才能理解。现在的经济学要用大量数学，连历史学都要用计量经济学。我猜想懂数学的人，头脑中的世界和一般的人不同，因为数学能帮助人理解世界。
　　有时也有例外。有些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往是跨学科理论的应用。所以从科研角度来看，兴趣的广泛性是有益的。
　　在大学里学物理和化学，最主要的用场是把中学里学的内容彻底搞清楚了。我记得在中学学的时候，许多内容都没有真正弄懂，或者只会做习题，不会应用。其实就是没有弄懂。举例说，电学里的欧姆定理，说的是电流、电压和电阻之间的关系。一个人触电会不会死，取决于通过身体的电流的大小，此外再没有别的因素。也就是说，取决于电压和人体的电阻。有人说，除此以外还取决于人的心情。这是不对的。如果心情能起作用，是因为心情会改变人体的电阻。认为除了电压和人体电阻之外还有心情也起作用，正是没有真正弄懂欧姆定理的含义。其他如将力学应用到骑自行车，将气体温度、压力和体积的定理应用到打气筒等等，都是考验是否弄懂了教科书里所说的东西。我体会只有能将理论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时，才真正掌握了它。
　　此外，还要对书本上说的道理有一个量的概念。比如说，地球自转轴对公转平面法线的夹角和自己所在地的纬度，如何决定冬季太阳的入射角；地球自转给人的离心力与地心引力相差大约多少倍；科博摆（一个质量很大、拴在房顶上的摆）在当地应该多少小时一个周期；一个从10米高处落地的物体的速度，和百米赛跑冠军的速度哪个更快？一个压力为5公斤/平方厘米的水泵能把水顶到几米高的水塔；根据我国煤的平均含硫量计算每年要向大气排放多少吨二氧化硫等等。严格地讲，回答这些问题只要用高中的知识就够了，但是我是到了大学才弄懂的。
　　理论联系实际是一句最通常的格言。但是许多人并没有认真想一想理论如何去联系实际，以致弄出许多笑话。经常碰到的一个例子就是百分比有效位的确定。例如有一本书上说，据调查某地人口中主观上自认为很快乐的人占总人口的20？郾1％。这一陈述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因为“主观上自认为很快乐”不是一个能够精确界定的对象，怎么能用3位有效位20？连20%都显得勉强。应该说大约1/5就行了。1/5是一位有效位。如果我们对报纸杂志中的每一个百分比捉摸一下，绝大多数的有效位用得不恰当。这无非说明许多人写数目字时，并没有经过自己的头脑想一想，写下的数目字和自己想说明的事物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在大学学力学培养了我的机械唯物世界观。我相信世界会按照牛顿力学所规定的轨迹发展下去。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唯一的问题是事物的初始条件不清楚。后来我自己又看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知道牛顿力学的局限性。相对论确实给我极大的震动。我从来没想到时间也是相对的。相对论改变了我的世界观。还有一个改变我世界观的是非欧几何。我相信独立思考，要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要发现熟视无睹的事物中有什么值得研究的问题。按照这个精神，我经常在观察周围的事物，想一想有什么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我把思考的结果写在笔记本上，起名为《一百个为什么》。我问道，为什么植物的种子埋在土里，发芽时会朝上长，不会迷失方向？它凭什么来辨别方向的？（这个问题也有别人提出来，后来用宇宙飞船上的试验来探讨）。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棵树的枝叶能均匀地围绕树干生长，树干大体上位于一棵树的重心位置，是什么支配枝叶的生长？
　　后来我又学了一点量子力学，懂得了测不准原理。它说明一个事物被观察时，它的行为因被观察而受干扰，所以我们不可能了解一个事物的真正行为是如何的。例如用温度计测量一杯水的温度，当把温度计放入水中时，水的温度将会发生变化，因为温度计的温度不同于水的温度。用电流表串接入电路来测量电流时也会发生类似的现象。就经济学而言，我们不可能利用经济学的知识来预测未来，因为如果预测有效，人们将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使得预测失效。
Programming）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因为它用极其显然的常识解释了非常复杂的数学方程。如果一个动态过程包含若干个步骤，则最优过程中所包含的每一段步骤都必须是最优的。或者说，全过程的最优化是由每一段到终点的最优过程所组成。他用这个原理推导出了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我虽然懂得如何推导欧拉方程，但是并不懂得欧拉方程到底是什么意思，它能不能用普通的常识来解释。贝尔曼的成功给我的启示是，如果你真正懂得一个数学方程，你应该能够将它用通俗的语言作出解释。不但数学方程如此，任何一个理论都应如此。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真理是简单的。相对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受到贝尔曼的这一启示，我同样用普通常识解释了微积分中解条件极值的拉氏乘数法（Lagrange Multiplier），这就是择优分配原理。条件极值问题可以视为将有限的资源一点一点地分配给效益最好的项目，结果使每个项目的边际收益都相等。把这一原理应用到资金分配时，可以得出资金的边际收益均等，这是资金最优分配的结果。马克思所说的资金平均利润率均等实际上应该是边际利润率均等，因为当时边际概念还没有普及，马克思并不懂边际分析。择优分配原理的发现是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成就。它是我在大学打下的基础，以后继续学习的结果。
　　大学毕业后，我自己十分重视学习。那时候没有人指导，自己瞎摸，天文地理无所不学。现在看起来，大部分的阅读都是浪费时间。但是有一本苏联翻译过来关于心理学的教科书给我的帮助很大。我认为中学学一点心理学是很有用的。1955年调到了铁道科学研究院，做研究工作，需要更多的知识。从那以后我坚持自己学习，至今不断。我看的书中以数学方面的书最多。我在铁道研究院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是OperationalResearch（现在叫运筹学，那时候中国还很少有人学这门科学，所以名字还没有确定）。另外还学了空气动力学、计算机（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用计算机了，用于给试验数据加工分析）、燃气轮机，还学了俄文，都是很难啃的学问。近来看的书都跟经济学有关，特别是自己感觉历史方面的知识太缺乏，看了不少历史书。但是因为年龄关系，看了也记不住。铁道科学研究院有很好的学习环境，给研究人员提供系统的课程。我听数学课至少有4年。但是因为没有人指导，有些课费了很大的劲，可是没有用处，像复变函数轮、向量分析、数值计算，以后从来没用过。该学的数学反倒没有学，像泛函分析、拓扑学。我的数学基础对后来推导择优分配原理和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有机会去了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我听了三四门课，但是没学到新东西，因为大部分的课我都能讲。只有一门讲税务的课，觉得有收获。那时候国内还没有税的观念。在国外我的主要收获是了解国际上的学术动态，结交了不少大学者，特别是如何将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出版物是我特别喜欢看的书。像FinanceandDevelopment杂志一直看了20多年，至今未断。
　　1990年我应聘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为客座高级讲师。这是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我能够获得这个职位跟我认识他们经济系的主任ClemTisdell有关。我们一起在加拿大开会认识，他知道我的经济学底子。在澳大利亚教书更需要看书、看杂志，跟上时代的发展。我给学生写的教材包括当时杂志上最新的内容，包括林毅夫在CatoJournal上新发表的文章。
　　多年前的大学生活逐渐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在大学时代积累起来的知识和培养的思想方法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
　　从上海交大毕业后，我响应政府的号召，去最艰苦的地方建设祖国。那时候东北急需人才，有一个很大的招聘团到上海招人。先招聘的人去了沈阳、哈尔滨，等我们毕业时就派我们去齐齐哈尔铁路局。那时候一起去的交大同学有6个人，他们是邵旦华、朱金庸、黄心田、钱心、陈永生和我。邵旦华因为要求回上海探亲不被批准而辞职回了上海，回母校教书。朱金庸的事业最成功，他很快被提拔，后来当了哈尔滨铁路局的副局长，最近因脑子里长瘤住院。黄心田去了铁道技校教书，钱心因脑瘤死了。陈永生先在技术科当工程师，后来是铁路局的一个主要技术负责人，退休后去了美国他孩子那儿。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都不是党员，后来除了我和陈永生其余的人都入了党。总体来看我们这些人都有相当的成就，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我从1950年毕业去齐齐哈尔到1955年离开调往北京，一共在齐齐哈尔待了5年。新中国刚成立时整个社会的风气非常好。铁路局对上海来的知识分子很重视，给予特别的培养。我们先在机务段实习机车检修，年底时让我去佳木斯实习机车驾驶。我们其他5位同学都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他们都是近视眼。我在佳木斯实习烧火，开车近一年。这一年我的收获极大，也吃了不少苦头。收获是懂得铁路运行的基本情况，学会了机车驾驶和焚火。焚火不但是力气活，更是一门技术。我在开车的时候一直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保证正点的条件下调节机车的速度，使消耗的燃料最少。这个问题我一直研究了十几年，最后导致择优分配原理的推导成功。
　　那时候新中国成立不久，工人工作的条件十分艰苦，劳动保护的装备不足，没有工作手套。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驾驶机车是非常辛苦的事。焚火时一身汗，机车停下来要下车检查和浇油。如果手上有点水，手抓钢铁的拉杆立刻结冰把手冻住。而且工作不分白天夜晚，十分疲劳，总觉得睡不够。那时候教我开车烧火的两个师傅一个叫刘祥，一个叫马玉琢。2008年国庆我特地去佳木斯访旧，到了机务段问这两个人的现状，不料大家都不知道。显然，他们也都退休多年了。最后找老人询问，说他们都已经去世了，使我非常失望。还有一位叫杜吉昌，他是一位很独特的人，肯钻研，技术好，但是不合群，人际关系很糟。“文化大革命”时他来过北京上访，目的是想推广他的技术。机务段给每个司机发一块怀表（开车要看时间），那时候发了一块欧米茄表，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他的那块表被他的司炉偷了。
　　火车在轨道上行驶，克服列车的阻力和上下坡的地心引力，实际上是一个力学问题。机车的锅炉烧煤将煤中的热能通过蒸汽机转换成机械能，实际上是一个热机学问题。这些知识正好就是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我用大学所学的知识解释火车的行驶，并提出如何改善牵引，使其能够多拉快跑。当时开火车的工人都只有小学文化，不懂力学和热机学，对火车的行驶有许多错误的认识。我给他们上课，讲解火车行驶的力学和热机学，受到极大的欢迎。我教他们如何多拉快跑，怎样在冬天天气不利的条件下不减少牵引吨位，保证冬运的顺利完成。由于我对多拉快跑和冬运的贡献，我获得了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的奖励，奖给我一支钢笔，一套绒衣和几十块钱。我又将这些经验总结成一篇论文，题目是《郑锡坤动能闯坡的理论分析》，刊登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上。得到的稿费合近两个月的工资。其实这篇文章是很幼稚的，根本算不上是什么科学。因为政府要求科学家结合实际，所以碰上了机会。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张志民和冯长辉，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时我调到铁道研究院以后联系就越来越少了。后来我去了中国社科院，就此失去了联络。
　　我们这些南方人到了东北最大的问题是找对象。南方人文化高，收入高，比较了解世界。东北人由于十几年被日本人占领做了亡国奴，这些方面都比较差。所以南方人都不大愿意找当地人结婚。我幸亏因病去南方，认识了赵燕玲。当时我并不抱希望，因为我知道追她的人很多很多，她和我又只见过三次面，互相十分陌生。我家很穷，我自己长得又不帅，所以她不大可能迢迢千里来东北，只能姑妄试之。我向人事部门申请以爱人关系把她调到齐齐哈尔。当时铁路局长是余光生。由于我是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受到特殊照顾。所以1954年夏暑假时铁路局就发商调函给无锡助产学校，同时又抄送给赵燕玲本人。没想到正因为追她的人太多，她自己没了主意，干脆远走他乡去齐齐哈尔。她父亲赞成这门亲事，有几点原因。一是我们有点亲戚关系，彼此有基本情况的了解，二是看见我写的信，文字都好，还有可能是因为我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文章。当时我在齐齐哈尔铁路局的同事苏晋峰回南京探亲，我就托他照顾赵燕玲。她先到南京住在苏家一天，然后坐车来到北京。之后由我妈陪送来齐齐哈尔。她俩到达齐齐哈尔时我去火车站接她们。她走下火车，穿的一件红色格子的衬衫，灰色的长裤。我见了她，心中说不出的高兴，真是久梦成真的感觉。她们到了之后，我在齐齐哈尔的几个要好的朋友轮流接风请客，忙了一个星期。我帮她安顿下来，住进了宿舍。后来南方来的技术人员多半都娶了当地人，相处基本上都是成功的。附带说一句，苏晋峰一直服务于铁路局，后来转去了哈尔滨。最不幸的是他的太太被入户强盗杀害，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凶手最后伏法了。
　　赵燕玲是1954年夏来到齐齐哈尔。次年春，铁道部要编制牵引计算规程，要调一批懂牵引计算的技术人员集中编制。我被铁道部看中，调去大连编规程。同时去的还有沈阳局的关希圣、铁道部的杨居璋、设计院的梅志存、太原的周浩、天津的刘玉梅等。其中最可惜的是关希圣，“文化大革命”时被逼自杀死了。我们在大连的办公室是在“机车定置试验台”院子内。那是日本人建的从德国进口的试验台。机车开上台，车轮对准定置台的轮子，机车就可以像在轨道上一样行走。当时指导我们的是苏联专家沙洛克，中方行政领导是张惠生，团委书记是荣更生，荣更生在“文化大革命”时也被逼自杀。张惠生后来一直是我的领导，他在困难之中暗地里保护我，这是我的猜想。
　　在大连编规程时，赵燕玲忽然犯胃病，大出血住院。朱金庸打电话给我，说不太要紧。我就没有回齐齐哈尔。她这次发病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又要上夜班，生活也不规律，可能也是离家想家。其实这次的病犯得很严重，以后胃病一直困扰着她，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好起来。那时北京刚刚成立铁道研究院，需要技术人才，结果把我挑中了。还没有回齐齐哈尔滕代远部长的调令就下到了齐齐哈尔铁路局。编规程结束后我回到齐齐哈尔办理调动手续，回到了北京家中。这当然是喜事。过了一年赵燕玲也调来协和医院。她在齐齐哈尔铁路医院是先进工作者，是工作上的台柱子，可是到了协和，规矩很严，她是一个小小的护士，工作不大称心。这时候她生了我们头一个孩子茅为星。产假后工作没几个月就又病倒了，请了病假。我感觉请病假不工作还拿工资，于心有愧，所以我劝她停薪留职，安心养病。后来她再也没有拿过国家的工资，再也没有上班。
　　“吃”是生活中的大事。记得我到齐齐哈尔时，东北的生活比不上上海，食堂里经常吃高粱玉米，细粮是特殊待遇。我经常上馆子，因为没有别的生活负担，大部分的钱都花在吃的上面。1954年，赵燕玲从苏州来到齐齐哈尔，她从小没吃过苦，对高粱玉米难以下咽。除了继续上馆子，还叫家里从苏州、北京寄食物。肉松、板鸭、糕点、糖果，甜的、咸的，从来不断。两个人挣的工资吃掉了一大部分。不过新中国成立初期时候工资每年都长，生活并不困难。次年我们两人先后调来北京工作，1956年工资改革，我的工资涨到133？郾5元／月，她作为助产士的工资也有58元/月。1957年我又出版了头一本书《蒸汽机车操纵和焚火》拿到1600块钱稿费，合十几个月的工资。那时候是我们收入的黄金时代。但是好景不长，1958年当了“右派”，我被降职降薪，赵燕玲因病停薪留职，我们的头一个孩子又出生，生活一落千丈。
　　我的爱人赵燕玲出生于一个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开织造厂生产绸缎的。改革开放后还有人问他家要过去织出的样本。她父母结婚可说是门当户对。但是下面的几个子孙不肖，抽大烟败落了。也幸亏败落，否则1949年之后说不定会变成地主资本家，被斗被杀。
　　她出生于大户人家，但不是书香门第，没有知识分子的味道。她不像我那样对自由平等有强烈的追求，对社会有责任感。所以她反对我的独立精神和社会关怀，总希望我归顺权威过个好日子。可是我自有我的原则，结果难免磕磕碰碰。她对我的事业的帮助主要是分担了我的家务事，而不在直接的事业上。我曾经设想过，如果我被抓去坐牢，她会怎么办。她不可能发出和我同样的声音，呼吁外界的支持。但是她会很务实地设法营救。
　　她家和我家不一样。日寇侵华时我们茅家全都跟着国民党撤退到了内地，因为不想做亡国奴。但是他们赵家全都留在了沦陷区。做生意的人不在乎什么政权，能够有生意可做就好了。这一点不同说明了我们两家在基本观念上的区别。新中国成立后她家不再有原来的气派。新中国成立那年她15岁。在这之前过的是少爷小姐的阔气生活，住在深宅大院里，家里用好几个保姆，还有车夫。当然抗战之后他们家生活已经大不如前。她是1934年出生于张家口，1937年抗战爆发。那时候她父亲正在张家口开蛋厂。因为战争，卖掉了厂回苏州。她是家里头一个孩子，长得漂亮，又体弱多病，所以是家里的最娇的娇小姐。她有4个妹妹、2个弟弟，但是全家宠爱集于她一身。
　　她父亲把她看成心中的至爱，不惜成本地打扮她，给她买最时髦的衣服，满足她所有提出的要求，给她买手表，买派克钢笔，买首饰。那时她还在读小学，因为身体弱，免上体育课，所以她的体育很不行。读书也是马马虎虎，经常因病请假。全家人最怕她生病，一生病全家人都紧张。到了青春发育期她忽然长得健壮起来，体重有150斤，完全没有一点病夫的影子，她大腿上的肉绷紧得捏都捏不起来。但是在齐齐哈尔得了胃病，几乎送命，以后身体一直不好。1975年她妈从苏州来北京看她，见到她落了形，以为她将不久于人世。想不到改革开放以后她慢慢地恢复了健康。到70岁以后越来越好，过去的老毛病胃病、糖尿病、肾病都不见了。但是因糖尿病造成的视力减退再也没能恢复。
　　苏州那时流行伤寒症。可能因为供应开水的老虎灶为了省钱，水没烧开。她生这个病几乎把命送掉，头发都掉了，耳朵也聋了。她父母以为没救了，棺材都买好了。幸亏到丹阳请了一个有名的中医，救了她一命。但是青春期发育大大地推迟，成了一根细长的竹竿子。我头一次见到她的照片就是又瘦又长，但是透出清秀和天真。那时候她大概是15岁。
　　新中国成立后她家已经搬出了花园洋房，住进了苏州狮林寺巷63号（后来我去访问过它，已经不复存在，被拆掉了）。这是我记忆中最甜蜜的地址。结婚前几次去找她都在那儿。我们的新婚之夜是在那儿度过的。以后每次来到这儿意味着我能够见到她，拥抱她。其实我的三舅妈曾经住在同一条胡同里。可能我还去过那儿，甚至还见过她。但是我完全没有任何印象。
　　她的童年是快乐的。她们住的63号是一幢典型的苏州大户人家住宅，有好几进深，每一进的大门都有很高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有好几家人家合住在里面。她和弟弟妹妹在院子里跑出跑进，她总是领头，后头跟着一群孩子。每次她谈起童年时的生活，她很开心，总能够感染我。我能够从她至今还清脆的声音，想象她们一边叫喊着，一边奔跑的欢乐气氛。
　　她是我的远房亲戚，是我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我称之为舅妈的女儿的三次方，或者（舅妈的女儿）3。反过来，我是她姑妈的儿子的三次方。我头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就是我舅妈的儿子偷来给我的。以后又弄来一张，比较胖了一点。我见到之后当然惊羡不已，恨不得立刻就能见面。那时我在东北开火车，后来因为我生病，请假回南方，才头一次见到她。
　　说起这场病也极富故事性。莫名其妙地忽然我的睾丸肿胀，而且发烧。我去铁路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附睾结核，唯一的治疗办法是手术割除，这将造成不育。好在我只有一侧睾丸发病，另一侧还可以保留。这样的大事当然要多方核查，所以我请假回北京去别的医院复查。先后去了协和、东单三条的人民医院等地，都要晚上打地铺，排一夜的队。复查的结果都说是附睾结核。看来手术割除是难免了。但是我又非常怀疑，因为我没有结核病，附睾怎么会有结核菌？这菌是从哪儿进入身体的？所以我很不死心。没想到在我转辗看病的时候附睾的肿胀慢慢消退，过了20多天竟然没事了，就算完全恢复了。后来我回齐齐哈尔铁路医院让医生复查，医生也感到吃惊。因为附睾结核的病是不可能自愈的。可见不是附睾结核，当时是诊断错误。可是齐齐哈尔铁路局的人都知道我患附睾结核，现在回来上班，一定是把睾丸割除了。所以齐齐哈尔的女同志都躲着我，表示不愿意跟我谈恋爱，怕我没有性能力。后来我和赵燕玲结婚大家还是怀疑我没有生育能力。我们有了头一个小孩，有人怀疑是不是我的孩子。等到看见茅为星才消除了怀疑，因为为星长得特别像我。
　　她的出身对她一生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她没有念过大学，是中专毕业，但是别人都说她是大家闺秀，说她气质非凡。她从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到一家之主的贤妻良母，又到孙儿绕膝的古稀之年，一贯保持着秀丽端正、雍容华贵的风度。
　　她的恋爱故事，可以写一本书，而且是起伏跌宕、情节曲折的故事。我想起德国剧作家席勒（）的一句话：魔鬼在谁家下个蛋，他家就生下一个漂亮女儿。意思是说，美色是招来祸害的原因。中国也有一句成语：红颜薄命。其实，不光光是美色，一切人间稀罕之物，都是招来祸害的东西。珍贵的宝石，大笔的财产，罕见的文物，皇帝的宝座等，人们为了追求它，会不惜一切代价，挖空心思，甚至伤天害理去达到目的。所以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美色是天生的，无法抗拒的。天下有美色的女子如果想避免红颜薄命的结局，必须懂得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或者说如何不被命运掌握自己。赵燕玲的故事可以教她们怎样做到这一点。要说也很简单，就是不要利用自己的美色达到目的，不要为环境所左右。她住的63号门里有3位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她们都长得出类拔萃，都是典型的苏州美女。我都见过她们，确实叫人动心。但是那两位的命运都不好。两个都因为贪吃贪玩，还没有结婚肚子已经大了。后来勉强将就，婚后都不愉快，于是离婚，再结婚，甚至一而再再而三。最后老来都很艰难。
　　她家里不缺吃，不缺穿，所以物质引诱对她不起作用。所以能够抵御俊色和权势。在无锡助产学校时同时追求她的有五六位男士，其中包括她的老师和医院里的医生等人。她毕业之后能够来到齐齐哈尔，也是因为追她的人太多，不好摆平，索性远走他乡。那时候我只跟她见过三次面。她敢于去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只能说是缘分。当然，也许跟我的表现有关。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钱买衣服，更谈不上买首饰。我们拍结婚照的时候，照相师傅说我的衣服太寒酸，他把他的中山装借给我穿，可是领子太大，临时用一个夹子在后面夹一把，凑合着拍了。这张照片至今还在，抄家时没搞丢。
　　1954年她到了齐齐哈尔，成为齐齐哈尔最吸引人的明星。她的来到引起整个当地的轰动。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就想动手动脚（后来此人因为男女关系问题挨批而自杀）。医院之外的人明里暗里动她脑筋的人不计其数。管理局周末的舞会总少不了要她去，甚至是指名道姓一定要她出席。如果碰上她值班，局长会告诉医院院长给她调换班次。每当我出差，这些人就蠢蠢欲动，献殷勤，请看电影、吃饭、打麻将。到了北京以后同样惊动了北京城。王府井三家最大的照相馆，在橱窗里都挂她的照片（不论她在苏州，在上海，照相馆无例外地都挂她的照片）。在我下放的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事。隔壁的某局长晚上敲她的玻璃窗；欧美同学会舞会上认识的人盯住她不放；铁道部的一位副部长1964年春节来我家拜年，看见了她就邀请我们第二天去养蜂夹道的游泳馆游泳。当时冬天游泳是高干的特权，邀请去游泳是显示特权的姿态。第二天我一个人傻乎乎地去了。这位副部长看见她没去，满脸的不高兴。更奇怪的事还有，就不多说了。有人说她是倾国倾城，并不为过。
　　共产党以打抱不平起家，为穷人说话，分富人的财产，鼓励穷人反对富人。这样的政策引起的一个风气就是嫉妒心理。对社会上的人才，不管是有钱，有学问，还是美貌，都是嫉妒的对象。“文化大革命”来到了，各方面对她的美貌嫉妒有了发泄的机会。在抄我们家的时候，把她剃了一个光头，言外之意是“看你现在还美不美！”“文化大革命”时候每个人完全丧失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不管别人怎么侮辱你，只能逆来顺受，不得有丝毫的抵抗，否则会遭到更残酷的对待。我也被剃了光头，我妈妈被剃了阴阳头，就是半边光头。被剃了光头的人出门就会挨打，因为必定是反革命分子，人人都可打他。我们家被抄以后，我被赶去大同，家里就剩下我父母亲，我的两个孩子和她。我父亲要上班，家务事全靠她。可是她被剃了光头，怎么出门？连买菜都成了问题。我弟妹家设法弄来一些剪下来的头发，燕玲自己做了一副假发，戴着假发出去买菜。一路上心惊胆战，生怕被人看穿。人到了危急关头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不难想象，做假发有多难。但是她居然自己做了一副。
　　光说她的美貌远不是她的全部。她是我们全家的感情中心，不论茅家，陈家的人，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她代表我们联系各方面的亲戚。她为大家出主意，不论找对象、结婚、谋职、搬家，还是小孩儿看病，都来找她商量。她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我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亲戚回国相聚，燕玲留给他们的印象最深。她在国外的声名鹊起，成了茅家的招牌人物。
　　她不但懂得人的心理，善于表达，善于沟通，而且非常能干。结婚前她就为她的弟弟妹妹织毛衣，后来为我们全家做各式各样的衣服，从衬衫衬裤到中山装。她从百货大楼买零头料，做成大人小孩的漂亮衣服。她的能干是出了名的。当她在齐齐哈尔铁路医院刚上班时，同事们都认为来了一位上海娇小姐，干不了事。后来才发现她是一位能手。她是助产士，接生1000多个孩子，没有出过任何事故。她干活麻利，干净利落。护士们都愿意跟她的班，因为下班早，不拖拉。一年多后她被评为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得了奖励。“文化大革命”后她主持家务，更是一显身手，全家的伙食有了极大的提高。从此以后我一直享受她做的美味佳肴。现在开会应酬很多，但是我尽量回家吃饭，因为我喜欢她做的菜。她还为我理发。“文化大革命”后至今的40多年里，我从来没有上过理发馆，除了在国外的两年里，不得不去理发馆理发，在国内的时候全是她给我理发。我现在都不知道在理发馆如何理发。
　　有人叫我写自传，想来想去，我一生中最值得写的就是赵燕玲。
　　稀里糊涂成了“右派”
　　1957年夏天，我出差在陇海铁路做列车阻力试验。从报上得知共产党号召整风，大家都很高兴。后来就回北京铁道研究院参加整风，那时“反右”已经开始了。我当时是整风讨论会的小组长，并不懂得为什么要“反右”。我很相信党，和党是一条心的，没有任何的顾忌。那时我家住在王府井，离单位很远，骑车要一小时。每晚整风讨论到10点钟，我因家远，可以早走一会儿。没想到早走的一小时构成我当“右派”的条件。在我离开讨论会场之后，有人背后偷偷摸摸地整我的材料。某一天拿出我的发言记录，都是断章取义，极度歪曲，但是这些话我确实讲过，成为我的“右派”罪证。据说还有人上厕所的一小会就成了“右派”。
　　我说了些什么呢？猪肉买不着，为什么不涨价？毛主席要见科学家，是毛主席去见科学家，还是科学家去见毛主席（这一条最要命）。还有其他，我都记不清了。这些话无非是我平等自由思想的表现，和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但是我并不懂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只是表达了我很自然的想法。那时候是要反对平等自由。所以说我是正确地被打成“右派”，打得很准，并不冤枉。现在看来，我当时的主张都是对的。对我来讲后来平反得来的赔偿损失在经济上意义不大，但是对有些“右派”来讲，他们生活非常困难，赔偿是完全应该的。如果不是反右他们绝不至于落到这么可悲的状况。
　　当时铁道研究院的党委书记是岳志坚，他比较实事求是，曾经在大会上宣布，茅于轼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是认识问题。但是到1958年初，铁道研究院的“右派”人数没够5%，所以把我和商振海补充进去了。那时候是由铁道部派科技局书记柴沫来院里宣布的。有趣的是后来柴沫也挨整，自杀死了。整人的，挨整的，统统都进入绞肉机。对我的处理算是轻的，降职降薪两级，从133？郾5元降到100元。那时候我爱人停薪留职，又生了头一个孩子，搞得非常紧张。幸亏有些好心人（我猜是办公室主任磨正辉）把情报所的一些翻译工作让给我做，有一些外快收入。每次运动，都有人趁机往上爬，也有人尽量保护人。应该说铁道研究院的历次运动还算比较温和的。“反右”只有一个人，萧定先，在郑州附近火车过黄河大桥时跳车自杀。“文化大革命”时也只有一个人自杀。那时候热心于“反右”的有张攸民和吴光勇。不过我不会记他们的仇。我希望他们懂得真正的是和非。我所在的课题组本来我是组长，当了“右派”后由高强当组长。课题组的成员暗地里都同情我，像龚金炎、王元福后来都跟我保持联系。但是有一位叫杨树森的，他原来是我课题组里的工程师，是一位很正直的同志，但是过于迷信阶级斗争，变成了是非不分，只知搞斗争。他可能以为他的苦难是我们这些人加给他的，所以斗争时表现得很积极热心。他曾经想把我弄去东北劳改，并且通知了我本人。但最后没去，可能是有人保了我。杨树森在“文化大革命”中时过春节回东北老家探亲时，忽发脑溢血死亡。他的一辈子受尽了穷困的折磨，生活非常困难，经常靠救济过日子，他以为靠斗争大家能够致富，至死不悟。其实，像他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用打倒富人的办法自己求富，是南辕北辙，绝不可能成功的。但是追求公平永远有无穷的吸引力，虽然都失败了，还是前赴后继。所以欺骗穷人为自己的政权谋利，总能得逞。
　　被划为“右派”之后，我被调到东郊的环行铁道做养路工，跟工人打洋镐，拨铁轨，干了近一年。和我一起劳动的多半是从河北省招来的民工。其中有几个年轻好学习的，知道我是工程师，很愿意跟我学知识，问我许多天文地理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冬至时日照最偏但是天气不是最冷？回答这个问题要讲热的辐射，热的平衡。这批民工后来在人民公社化时被动员回乡。他们很不愿意回乡，希望留在城里工作。我们政府有时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就动员人们下乡去劳动。“文化大革命”时经济困难，就动员学生上山下乡，认为劳动能够创造财富，留在城里只能是消费。当时有一句话“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用这句话动员百姓下乡。可是恰恰错了。财富主要不是靠劳动，而是靠交换创造的。我对这个理论也是想了多年才想通的。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劳动少了，交换多了，大家富起来了。因为交换能够使“物尽其用”。财富和物不同。到现在多数人还不懂交换创造财富的理论。改革并没有改变理论，只是千军万马奔经商，什么理论也挡不住，这才改变了中国。如果还是老理论指导政策，绝没有今天的富裕。
　　我劳动一年后就被摘了帽，工资只恢复了一级。后来调级也不给我机会，所以一共欠了我两级。现在我的收入主要不靠工资，根本不在乎这两级工资了。当了“右派”，公民权被取消。我的书《蒸汽机车操纵与焚火》再版时不允许用我的名字，我不得不改用我一岁儿子的名字“茅为星”。
　　当了“右派”，一切公民权都没有了，我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我的成果不让发表，研究课题的领导位置让给了别人，我只能当下手。但是我的独特的见解，对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抹杀不了的。1962年铁道部要解决秦岭大坡道列车下坡的制动问题，还是用了我的方案。只不过在向领导汇报时不让我发言。这样忍气吞声地过日子过了20年，一直到1978年胡耀邦给大家平反。
　　所有的人都有肚子饿的经验，但是这完全不同于长时间的饥饿，那是一种极端痛苦的经验。现在的人不大可能再经受这种痛苦了。
　　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1960年，我因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然那时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不过对“右派”管得特别严，受的罪也最多。我们铁道研究院一起下放的大约有六七十人。我被放到了庄里东村，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某的家里。他家有他的爱人和两个孩子，大的有三四岁，小的刚周岁。三年自然灾害时候只有干部家里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没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农村待了整整10个月，根本没有任何性欲。我们刚到的时候，就知道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经饿死了两个，留下一个户主和他的大女儿，他的爱人和小女儿都在上一年（1959年）死了。妈妈活着时能够保护孩子，妈妈一死，孩子就难逃一死了。当地最惨的是一家12口人，只剩一个人。当时他十几岁冬天冻得没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条要淘汰的卫生裤，屁股上已经磨出了洞。我临走的时候把裤子给了他，他感激不尽。后来知道，看上我这条裤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说不该把这条裤子给他，因为还有人比他更需要。
　　我们刚刚到藤县时，县里的领导设宴招待我们。从北京来的人还没有挨过饿，而当地百姓已经饿了一整年。我们和当地干部没有共同语言，当地的干部们口口声声说百姓有的吃，粮食不是问题。我们听不懂是什么意思。那天的宴会说不上有什么好菜，但是粮食是敞开吃的。我们并不感觉敞开吃有什么奇怪。到了后来，挨了饿才知道敞开吃有多难得。那时候最难看到的是一个人嘴巴在动，这意味着他在吃东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盼望的就是能够到县里去开会，有一顿饱饭吃。这种机会很少，只记得开过两次，每次差不多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我每天早中晚三顿饭每顿都吃一斤馒头（五个）。一个礼拜吃下来，并没有解饿。解饿要有油吃。没有油，光吃粮食，肚皮照样饿。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个臭皮囊。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饿的时候臭皮囊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的意识完全让位于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吃”。这是一段极特殊的人生经历，一个没有意识的经历，人退到了野兽的状态。
　　我在藤县饿得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肚子饿了就靠喝水填充饥饿感。因此小便特别多，一个晚上要起来七八次。我之所以挺过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在田野里有许多蚂蚱，抓住一个就放入一个信封口袋里。等有了七八个，就把信封放到火里烧。信封烧掉了，蚂蚱也烧熟了，放进嘴里嚼嚼咽下肚去。蚂蚱的消化系统里有一股绿色的水，是它吃草后消化过程中的产物，非常苦，很难咽。但是饿使人不顾一切。
　　人都说灾年撑死的比饿死的多，这是有道理的。人饿急了，会不顾一切地进食，就有可能撑死。有一位华侨青年，肚子饿得不行。他妈妈从香港寄来一大包食物，他不顾一切地吃，最后活活地撑死了，情况惨不忍睹。他妈妈来领尸时痛不欲生。我从藤县回北京，当天晚上我太太给我开了一个猪肉罐头，我还算有节制地吃了一大碗带猪油的大米饭，到了晚上全吐了。我一生有几次面临死亡，一次是进入深水游泳，那时我11岁，不懂会有淹死的可能。一次是在齐齐哈尔当副司机，冬天，我拎着一桶油追赶前进中的火车头，差一点被车头撞死。再就是在藤县挨饿。如果再在那儿留两个月，我必死无疑。再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用皮带抽，幸亏当时是早上七八点钟，马路上的人不多，没有围观的人，否则几个红卫兵凑起来打人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打死。
　　由于有了挨饿的惨痛经历，后来我每次吃宴席，剩下许多菜时，都有一种沉重感。我吃东西从来不挑食，不管是什么，都是好吃的，因为有挨饿的经验。挨饿真正是“切肤之痛”，而且一直痛到内心的深处，痛到永久。
　　没有挨过饿的人无法理解挨饿时的心理。三年自然灾害时最高兴的是能够吃一顿不要粮票的饭。有没有这种机会？倒是有的。比如出差坐火车，按规定在吃饭的时候可以供应4两粮食的食品。一般是两个火烧或面包。再有就是有特权的人，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有机会吃不要粮票的饭。那时候到朋友家做客，都要自带粮票，或者自带干粮。
　　“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
　　我自从当了“右派”以后，每次运动不是“运动员”就是阶级斗争的靶子。我尽量谨小慎微，不声不响，夹着尾巴做人。不论别人怎么骂我、斗我，永远是忍气吞声。这种性格使我能够适应各种环境，不为所动。最近网上有许多网民骂我，有人为我担心，怕我受不了。其实我毫不在乎。比起“反右”、“文化大革命”，这种骂人算文明多了。不过我十分为我们的青年一代担忧，他们怎么样才能变成现代社会的一员。当然，这也不怪他们，他们对是非根本没有搞清楚。
　　“文化大革命”来临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那天我从王府井大阮府胡同的家里骑车到西直门外上班，在路上听到广播，我就知道事情不妙。果然不错，铁道研究院也开展运动了。首先被揪出来的就是老运动员。我被集中挂牌、批斗、劳动。到8月份北京城进入横扫“地富反坏右”的疯狂阶段，我住在靠近王府井东安市场，那里天天都有被打死的小业主从东安市场用板车拉出来。北京市委后来发了通知禁止杀人。但是没用，武斗照样进行着。有一天一大早我从家骑车上班，一出门经过王府井百货大楼（我家就和它挨着）看见地上横着一个人，旁边一摊血，分明是从楼上跳下来自杀死的。1966年8月23日有十来个红卫兵来到我家，说我是“右派”分子、资产阶级，要抄我们的家。把我父母亲、两个小孩、我爱人都赶到隔壁人家的厕所里，翻箱倒柜，想找反动材料，整整抄了一个晚上。幸亏我们没有什么材料，只找到我们集邮册里有蒋介石60诞辰的纪念邮票，算是唯一的反动证据。（我们四兄弟姐妹集邮十几年，集了几万张邮票，用一个大铁箱装着。抄家时被没收，最后不知去向）大多数人并不懂得什么是抄家。抄家就是要查到每一个角落，甚至掘地三尺。第二天我们回家的时候都不认识自己的家，已经面目全非。接下来把我们的全部衣物封存，一个星期后用三大卡车运走，只剩下身上穿的几件夏天的衣服。我们被抄家，周围的人就趁火打劫，到我们家来“捡破烂”。
　　最危险的是8月末的一个早晨，我和我父亲被叫出去扫街。一边扫，一边有红卫兵用带铜头的皮带抽打，每打一鞭身上留下一个小洞，血就流下来。我非常恐惧，并且意识到我们很可能像东安市场的小业主一样被打死。幸亏早上马路上的人还不多，没有多少围观的。否则围观的人中很可能有别的红卫兵，一起插手打我们，要不了几分钟就会没命的。我们命不该绝，忽然来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同志，车上插了一面小旗，上面写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下款是“西城联动”。那些打人的红卫兵看见联动来了，立刻一哄而散，这才救了我们一命。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联动是一个以打人著称的红卫兵组织，被联动打死的人至少有几百。但是后来纠偏，联动变成了一支和平力量。我们运气好，联动打死人的时候刚过去，反而救了我们父子俩。我妹妹的一个同学叫兆南，是中学老师，就被学生打死，惨不忍睹。
　　抄家之后红卫兵给我们每个人6块钱的生活费，全家立刻陷入经济绝境。我每天要上班，中午在研究院的食堂吃饭，要花钱。因为劳动我的鞋破了要修理，也要花钱。自行车要配车铃，没有铃不让上路，也要花钱。小孩最难适应这种变化。孩子要买江米条，也没有可能。孩子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原来的日子。茅以升听说我们被抄了家，叫保姆送了两条被子来。起初，我相信被抄的东西会还回来，因为没有理由侵犯个人财产。可是两年后有人看见写着我的名字的计算尺在崇文门拍卖行出卖，我才知道我们的东西永远不会回来了。最后落实政策，把剩下的没有拍卖价值的东西用三辆板车送回来了。不过存在王府井工商银行里的一个首饰盒折价15元还给我们，里面的首饰都没了。里面本来有我妈和我爱人的嫁妆首饰，还回来时都没有了。最可惜的是那一箱几万张的邮票，影子都没见着。抄家后我们过了一个多月苦日子，到9月15日发工资，我和我父亲都拿的是原工资，这才松了一口气。“文化大革命”中有钱人都挨了整，被抄家、降薪，社会的购买力大幅度下降，物价因而下降。我们的工资没变，所以生活水平反而上升了，顿顿吃鸡鸭鱼肉。一些被降了工资的亲戚朋友来我家改善生活，赞不绝口。
　　不过经济的压力并不可怕，活命才是关键。幸亏铁道研究院是文人居多数，搞运动还没有打人的事。整个运动才死了一两个人。隔壁的铁道学院学生占多数，就死了许多人，包括自杀的和武斗以及被自己的阶级兄弟杀死的。最值得同情的是王光华的爱人李惠韫。王光华是铁道研究院留苏回国的，又是老干部，因为他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他是一个直率的人，当然不容于当局。每次运动都挨整。“文化大革命”时把他关起来隔离审查，他爱人想不通就自杀了。她是一位非常天真无邪的女士。他们的各种把柄都很容易被积极分子抓住，然后无限上纲，夸大他们的错误。清算错误尚且那么难，要十几亿百姓检讨认识上的错误更谈何容易。中国的前途并不是可以乐观的。最近我在网上看见许多骂人的帖子，这不由得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
　　到1966年的9月下旬，也就是抄家后一个月，领导突然通知我，去大同机车厂劳动，同去的还有冯登泰、安汝潜。后来了解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下令要把北京搞成水晶城，肃清危险分子，各单位要清查危险分子，铁道研究院一共清查出13个危险分子。我的家被抄，人被打，反而说我是危险分子，天理何在？终于，我在9月下旬被赶去大同。没想到，到了大同机车厂我们这些危险分子的待遇比在北京好多了。我们算是一个正常人，国庆期间还让我们回家过假期。在大同厂先是在车间劳动，以后去农场劳动。也有几次运动，基本上是走过场。后来铁道部要上燃气轮机车，技术人员不够，不得不把我调上来做技术工作。
　　最好笑的是林彪出事后，铁道部的一位总工姓王，他比大家更早知道林彪的事，恰好我也从小道消息获知此事。王总领着我们设计组去哈尔滨汽轮机厂出差，在很正式的设计组会议上，王总破口大骂林彪，吓得大家面面相觑，一句话也不敢说。那时候骂林彪是要犯死罪的，谁敢闯这个祸。我就暗地里看笑话。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全国人民大为高兴。因为大家极讨厌“文化大革命”，而林彪和江青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许多人认为是林彪为了夺权才纵容伟大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现在林彪死了，“文化大革命”大概可以结束了。为了反对林彪成千上万的人被处死、判刑，现在林彪一死，这些人可以平反了。一夜之间是非来了180度的变化。林彪死后有一段时间落实政策。所谓“落实政策”就是讲一点道理。我家被抄的衣物就是因林彪死了才退回的。当然，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在那个年代死一个人根本算不上什么。
　　当“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时，工厂领导照顾我回铁道研究院助勤，我等于就回了家。毛泽东死的那天，我在铁道部抄资料，听见走廊里有人哭，我知道毛泽东去世了。我感到中国要变了。不过，中国有上亿的人直接或间接受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影响。这个世界上富人总是少数，穷人是多数。穷人总感觉不公，有反抗情绪，所以造反精神总会受欢迎。卡斯特罗、穆加贝、查韦斯、内贾德，还有印度的毛派就是代表，后面有一大群的追随者，追求公平社会。不过他们在改善百姓生活方面乏善可陈，更确切地说，基本上是失败的。用斗争求富裕是缘木求鱼，这个道理太明显不过。
　　大概在9月下旬，我被赶去大同。因为上面有令，必须在国庆前把危险分子赶走。临走时我爱人凑了一条被子（我们全家的被子都被抄光了），买了一条毛裤给我，准备让我在大同过冬。我想，这一去不知道哪天能再见面，连性命能不能保都难说。我爱人被剃了光头，出门就可能挨打。街道邻居都用敌意的眼光看我们。她还要带两个小孩，上面有高龄的父母。至于我自己，前往一个动乱中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安全感。我也被剃了头，这是反革命的标志，很可能一下火车就会被打死。在这样动荡、朝不保夕的环境中，离别以后还有没有活着见面的机会，真是一点把握都没有。我感到有种生离死别的滋味。我带着极简单的行李坐夜车去大同。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