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回应李泽厚对辛亥革命的否定，首先需要搞清楚他“告别革命”的思想因由、具体所指和理论逻辑。对革命的否定和对改良的推崇，李泽厚都运用了对历史进行“假如”这件“武器”。其实，历史思维的正确方向，不是去假设发生了的事情没有发生，而是剖析那发生了的事情为何得以发生！辛亥革命本是“破旧”与“立新”的统一，李泽厚却无视辛亥革命的“建设”维度。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要求革命者抛弃“革命”的“情感激流”，意味着先行要求统治者改变那需要进行“革命”的“处境”！
& 【关键词】李泽厚；告别革命；辛亥革命 & 1995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否定。此书虽在香港出版，但1995年之后多次增添内容再版（2011年已出第六版），且在我国大陆有着广泛的影响，因而有必要进行回应。 & 一、“告别革命”的因由、指向与逻辑 & 回应李泽厚对辛亥革命的否定，首先需要搞清楚他“告别革命”的思想因由、具体所指和理论逻辑。 & 李泽厚曾在一篇“学术自述”中回顾自己走向“告别革命”的思想历程：“二十世纪在中国是一个充满革命的世纪（一九一一年革命、一九二七年革命、一九四九革命、文化大革命……）中国人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成了不可亵读的神圣观念。我曾经是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但从文化大革命中期以后，我由‘革命’逐渐转到了‘告别革命’。”这段回忆文字说明，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与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有关。不过，应该“告别”的“革命”，在李泽厚看来，绝不限于文化大革命――1994年，他在与王德胜的对话中说：
对于辛亥革命，我从文革起开始怀疑，但没法发表文章，海峡两岸都会反对。我以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败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不一定是好事情。
& 通过上面这段话，我们可以得知，被李泽厚否定的“革命”，不仅包括辛亥革命，还包括：“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49年的革命”、以及后来的“不断革命”。这样就几乎囊括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切革命。 & 这众多的、有着明显差别的“革命”为何都在“告别”之列呢？因为它们都与“暴力”有关――刘再复曾对需要“告别”的“革命”作过如下的限定：“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遽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
& 由于“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以，李泽厚就把批判首先指向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这样，我就否定了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业绩。”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问题，我国历史研究者的看法还是有分歧的。 不过，即便是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的研究者，通常也并不否认它发生的必然性和伟大功绩。相比之下，李泽厚对辛亥革命的否定要“彻底”得多。 & 那是不是李泽厚认为辛亥革命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呢？也不是。李泽厚向我们说明了自己“不偏不倚”的立场：“我既反对把革命神圣化，也反对完全否定革命。”那么，积极意义何在呢？李泽厚认为，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我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低。但是，我也要强调一下，也不是说革命没有带来一点好处。革命至少带来了平等的观念，带来了社会正义的观念。辛亥革命也好，毛泽东的革命也好，至少强化了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所以，革命也不是完全坏的事情，主要是代价太大了。”就这样，在李泽厚口中，除了几条可怜的“思想上的意义”，辛亥革命留下的“遗产”就所剩无几了。 & 二、关于革命与改良 & 与李泽厚对于“革命”的否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于“改良”的推崇。从上文的大段引文中可以看出，虽然李泽厚也看到清朝“已经腐败”，但仍然寄希望于清政府“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他所赏识的、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被他“赋予”了“逼着”清政府进行“改良”的历史重任。他说：“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 & 可是，历史的事实是，清政府进行的预备立宪，立宪派领导的立宪运动，都随着清政府统治的结束而遭到历史的无情抛弃。这是李泽厚也无法否认的。于是，他开始“埋怨”慈禧的“死掉”：“清朝准备立宪，原来设为九年，大家觉得太长了，后来改成五年，革命党还是认为太长。遗憾的是，就在这期间，也就是在1908年，慈禧死掉了。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变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
& 被李泽厚认为“搞糟了”的辛亥革命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而且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这该作何解释呢？“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李泽厚给出了这样的结论。为什么说是“非常偶然”的呢？李泽厚的解释是：“如瑞慌埽洳鹨逦幢爻晒Γ黄鹨逯螅洳疽材苋绾嚎凇⒑貉粢谎寰崭础５纷苁窃谂既恢杏味诵校庑鳌⒋褥笆杲吁嚅馔觯挥猩痹揽⑷盟岫拙俚爻嘶刂魄逋⒉幢欢Ｓ谑怯行梁サ某晒Γ性揽拇畚唬性篮蟮木Щ煺健！
& “遗憾”慈禧太后“死掉”、特不想让清朝统治覆亡的李泽厚，却“谴责”起了想当皇帝的袁世凯：“袁世凯却根本无意于建设，只一心想当皇帝，从名义上也来建立一个袁氏新王朝，让他们子子孙孙永掌大权。这样当然就不如维持原来的清朝皇帝为好，所以又有第二次的张勋复辟，把局面搞得更加混乱不堪。”这很让人“意外”：凭什么皇帝只能爱新觉罗氏来当，而袁氏不能当呢？！进而，我们还可引导学生向李泽厚提出如下的反问：你那么喜欢“假如”，为何不“假如”袁世凯在掌权之后变成了一个被民主共和观念支配了头脑、进而推动“宪政”和“法治”的革命党人？！ & 三、剖析“假如史学” & 上文的叙述表明，李泽厚对革命的否定和对改良的推崇，都离不开对历史进行“假如”这件“武器”。因而，我们有必要专门剖析一下“假如史学”。 & 首先，无需否认历史发展中偶然性所起的作用。 &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只不过，肯定历史发展中偶然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否定历史的必然性作为一种“趋势”的实现。 & 其次，使用“欲擒故纵”的策略，也“假如”一番。
&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可能的“多种选择”（而不是李泽厚说的“两种选择”）。当时，满清贵族可以选择：一、宁死不立宪；二、小让步，长拖延；三、大让步，不拖延。相应地，立宪派有如下选择：一、死心，转向革命；二、部分人“满足”、至少“继续等待”，另一部分在不满、甚至失望中逐渐转向“革命”；三、继续跟着清廷干。在上述三种不同的情形下，革命派成功的机会就会“依次递减”。应该说，一开始清廷并非毫无“保命”的可能，是他们自己将这难得的历史机遇“拱手相让”。如此说来，李泽厚本应去怪罪清廷的“冥顽不灵”，而不是指责革命派没有“慢慢来”。 & 最后，指出历史认识的正确思维方向。 & 历史思维的正确方向，不是去假设发生了的事情没有发生，而是剖析那发生了的事情为何得以发生！李泽厚虽然也“追究”了辛亥革命这场“暴力革命”的发生缘由，但是也只是将它视为“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革命，常常是一股情感激流，缺少各种理性准备”，亦即“激情有余，理性不足”；而所谓“激情”，就是指急进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和感情。这实际上是把辛亥革命看做少数“革命党人”的“兴风作浪”的结果。但李泽厚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革命党人”才能兴起“革命”的“风浪”？ & 不去考察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只是一味地谴责“激进主义”――这只不过是李泽厚“激进”地否定“革命话语”的情绪化表达罢了！ & 四、革命：破坏与建设 & 李泽厚在《要改良不要革命》一文中说：“本文所谓‘革命’，主要是指用群众性的暴力活动来破坏、打倒、推翻、摧毁现存的事物（包括人和物）、制度、秩序、程式等等”。刘再复赞同李泽厚的这种把“革命”与“破坏”等量齐观的看法，他说：“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破坏了一种政治框架之後，并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 。行文至此，我们禁不住问一句：“革命”果真只是“破坏”，而没有“建设”么？ & 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在推翻腐朽的清政府的统治、结束我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破”）的同时，还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成立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这当然是“立”）。在《告别革命》一书中，李泽厚对于“立宪”和“法治”重视有加，可是对于作为辛亥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之一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当然也是“立”，而且内含着一种新的“政治框架”）的重要意义却有意回避。辛亥革命本是“破旧”与“立新”的统一。李泽厚怎能视而不见？！ & 五、辛亥革命爆发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 按照李泽厚的逻辑，如果没有“激进主义思潮”，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发动；如果慈禧太后不过早“死掉”，辛亥革命发生了也成功不了；如果没有这众多的“偶然”事件的发生，中国就会走上康、梁所主张的改良主义道路。运用这样的“逻辑”，李泽厚“实现”了对辛亥革命的“告别”。但是，这样来“告别”辛亥革命，也只不过是对辛亥革命作出“否定性评价”而已。 & 李泽厚对于“革命”意识形态的批判，仍然局限于“思想批判”的框架下，也就是说，也还只是用“告别革命”的词句，来反对“革命”的词句。在这一点上，李泽厚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过的青年黑格尔派非常类似。 &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 在马克思看来，“幻觉”产生于“需要幻觉的处境”，“抛弃”了此类“处境”才能根除“幻觉”。依循马克思的上述逻辑，我们可以对熟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李泽厚说：要求革命者“抛弃”“革命”的“情感激流”，意味着先行要求统治者“抛弃”那需要进行“革命”的“处境”！ & 那么，被李泽厚寄予厚望的清政府改变了当时的人民群众需要进行“革命”的“处境”了吗？
答曰：没有！ & 因而，我们不得不说，冥顽不灵的清政府“淹没”在“革命”的洪流中，就是一种必然了。
综上所述，李泽厚对于辛亥革命的否定，并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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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回4楼：
谢谢高守研先生夸赞！
此文是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工作的“副产品”。它收入一本论文集。贴在这里的文章与论文集里的那篇，有点差别。支持[0]反对[0]
3楼《告别革命》的另一作者刘再复最近说，否定五四和八十年代是文化大倒退。其实，“告别革命”是比否定五四更大的倒退。支持[0]反对[0]
2楼“告别革命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唯心主义的言论！！支持[1]反对[0]
1楼公告 - 刘召峰:立足《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高度，探寻中国接近共产主义的可行道路。
经本站审核，草根网最新开通“静夜书虫”刘召峰的博客。以下是刘召峰给广大草根网友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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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召峰，男，1980年生，山东鱼台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学术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拜物教批判理论与整体马克思》，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多项。电子邮箱：liuzhaofeng@zju.edu.cn。浙江大学教师主页：http://mypage.zju.edu.cn/liuzhao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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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aogen.com All Rights Reserved李泽厚（1930-）是当代中国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家、美学家和哲学家。在八十年代，李泽厚几乎是大陆学界最受欢迎的学者了，太多的人希望成为李泽厚的学生。他并不很想带学生，但哲学所的领导多次找他谈话，他只好答应招收研究生。不过，他就带了两届硕士研究生和两届博士研究生。本文通过李泽厚五个学生滕守尧、赵士林、刘东、赵汀阳和彭富春的自白和编者的介绍，回顾李泽厚是如何“带”学生的，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启示。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先引用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之一陈明（1962-）对李泽厚的一番“回味”。
“李泽厚这里呢，主要是我对他心存敬意——叫老师先得有几分佩服才行；同时，他有几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一是要我选择一二个较小的课题做透，成为专家。像他有了谭嗣同、康有为两个人物研究，就可以放言无忌、有恃无恐。除开心理上找个根据地，在一个地方下足笨工夫，得到的训练就像解剖麻雀一样，举一反三，做其它什么即使不势如破竹也胸有成竹了。这虽然是大道理，由他说出来份量就不一样。二是要我尽快明确自己的定位，做学问还是搞思想？最近写的几篇文章他看了说，既不像学术又不像思想。虽然对他的学问和思想的标准不以为然，因为我自己心里定位明确，也知道该如何用作品标明，但我还是非常感激他。”
二〇一〇年十月在接受《东方早报》访谈时，他曾批评王元化所说的“要做有思想的学问家和有学问的思想家”，认为：“这讲法意义不大，哪个真正的思想家没有学问作根底，哪个学问家没有一定的思想？王先生的话恰恰把当时那重要的现象给掩盖了。”尽管李泽厚虽然认为好的学问离不开思想，好的思想也离不开学问。但是他在谈问题时常常将学问和思想区分开，我们可以用哲学史的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区分来体会他的这一区分。如果按照他的这一区分，在他的学生中，滕守尧、赵士林是偏学问型的，赵汀阳、刘东是偏思想型的，彭富春两者各居其半。当然，二者的有机融合才是善道。李泽厚除了对学生做学术有一般性的要求外，也是因材施教的。这一点，大家可以从以下各位学生的自白和编者的介绍中去体会。
滕守尧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现在是美学界的大家，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研究的专家。
他在自己的学术价值较高、影响很大的著作《审美心理描述》的“后记”里 写道：“1978年，我刚读研究生时，指导老师李泽厚先生就一再告戒我说，研究美学，不要一开始便陷入国内关于‘美是什么？’的无谓争论中，要大量阅读国内外哲学、文艺学和美学名著，在此基础上选择某家某派作深入研究，逐步由点到面。我谨记此话，在读完有关西哲史、艺术史和美学史专著后，便开始研读格式塔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美学。……愈读下去，愈觉得自己知识贫乏、肤浅和不足，愈是觉得不足，就愈觉得似这等有份量的著作不能随意读过就了事。本书的写成，与李泽厚先生对我的热切鼓励和具体指导是分不开的。李泽厚先生对青年人一向寄予厚望。要求严格，又不求全责备；只要文章言之有物，有新的见解，就支持发表。正如许多青年人所说，李先生真是我们青年学人的好开路人。对于本书，李先生断续读过一、二、三、九、十章和附加篇的初稿，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均有所匡正。其中第三章的图表，还是他亲自设计的。”八十年代初的《美学译文丛书》是滕守尧担当实际的操作工作，以后他又针对一些具体的著作或课题潜心研究，一本一本的读过、译出，然后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赵士林，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刘悦笛认为，对于李泽厚的思想阐释得最有哲学高度的是赵士林，《华夏美学》的英译后记提到了他的相关阐发。
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赵士林在硕士毕业后，报考了李泽厚的博士生。许多考生拿到试卷之后懵了。“他招的专业是中国美学史，考的题是西方哲学史，一道中国美学史的题都没出，没人像他这样出题的！我只得了20几分，很多人都是0分，相对来说，我是不错的了。”李泽厚有两个招生名额，最后只招了赵士林，他成了李泽厚第一个博士生。现在已经是中央民族大学博导的赵士林回想当初，觉得李泽厚那样出题是有道理的：“做关于中国的学问，不懂西方，没有比较的视野，那也是做不好的。”赵士林说，“他对学生既严厉又宽松。我的一些想法他听了以后毫不客气地否决，但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说，你的论文，爬着写、走着写、滚着写、躺着写，我都不管，只要符合我要求。”
刘东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提倡新“中体西用”，力图“再造传统”。
刘东在一次江苏教育台的访谈中谈起了他的导师李泽厚。
刘东：李泽厚对自己的思想影响是最大的。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第二个人在给我对话时有给李老师对话时候那种神智的快乐！（主持人：我可以理解，就是一种神交。）刘东：是，是！
“如果你是一个无形的人，可以不被察觉地坐在中间，见到我和李泽厚两个人对话，那就是‘金风玉露一相逢’，我们俩是用跳棋的办法说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可以跟不同的人谈这谈那，唯独李老师，我可以跟他说所有的事。他恐怕也是这么对付我的。”
近来从李泽厚学习和访谈的刘悦笛也如此感慨：也只有在与李泽厚的当面对谈当中，才可以“肆无忌惮”地享受思想海阔天空的愉悦，我想，陈明与刘东都曾感受到那种对话后的酣畅淋漓。然而，李泽厚从来不强求你与他的观点一致。他会尽量说服你，但是并不是“以强凌弱”，而是希望你“心悦诚服”。明显的事实就是，他的诸多弟子当中，居然没有一个是“实践派”，从赵汀阳的“无立场的世界观”到彭富春的“无原则批判”，更多都属逍遥自由派。
赵汀阳是当前中国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在伦理学、政治哲学方面有独特的建树，提出了“无立场的世界观”的方法论和“天下体系”。李泽厚认为他的学生中赵汀阳虽然“不认真”但是最聪明。
在他们师生的正试会面时，赵汀阳跟李泽厚商量说，其实自己想做的是哲学，而不是美学。李泽厚说，那就更好了。“他要我们独立思考，而不是简单追随他的思路，这种态度非常了不起。”
“当年考研究生的时候，一个考场居然60人都是考李泽厚的。李泽厚的考试规则也与众不同，他的论述题要求回答不许超过五百个字，超一个字扣一分。这样独特的考试方式，一时新闻。后来他说他这样不讲理是有理由的，他相信如果用500字不能简单地说清楚一个问题，那么5000字、50000字恐怕就更说不清楚了。500字还说不清楚，证明这个人脑子糊涂之极。他是考学生的脑子是不是足够清楚。入学第一天，他给我们讲话说：做学问其实不用上学，既然你们一定要来上学，可以理解，来了也就来了。不过我告诉你们，一定要独立思考，反对我也可以。李老师既是老师，也是朋友，我这样觉得。我和李老师在感兴趣的论题和观点上有很大差别，完全不能互相同意的地方也很多，但在一起交换看法一直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访问者：你从你的老师李泽厚先生那里得到的最大收益是什么？
赵汀阳：自由。当时李老师招的美学专业，但我愿意研究哲学。李老师问那你为什么考美学？我说我考的是您而不是美学。李老师说那就搞哲学吧。我就一直搞哲学。
访者：可不可以认为，个性化的老师能教出好学生？
赵汀阳：不能这样肯定。因为并不必然。不过，个性化的教育显然比较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我的导师李泽厚先生就非常有个性。头次见面对我们说：我当你们的老师，对你们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你们不要同意我的观点，你可以反对我。二是你们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
“李泽厚老师不是一般老师，从不做指导状，只是老谋深算地纵容你去敞开思想。和李老师讨论问题，都是直接切入问题，他也并不在乎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每当我说让我再想想的时候，他就得意地大笑。一个回合结束了，原来讨论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收获了更多问题。李老师似乎很满意让问题结束在新问题那里。的确，哲学问题有没有答案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问题所敞开的可能性。
和李老师讨论问题也不限于哲学。李老师不仅是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就在前几天，我还向他请教了有关中国新石器时代和夏朝的一些文物问题，还有《归藏易》的问题，之后又跳到章学诚的历史观点。即使是这些知识性的话题，李老师也更愿意使之问题化。
闲聊的时候我曾让李老师预测未来，虽然不可能真的预知未来，但李老师的卓越史识和历史感使他更能够体会历史之‘势’。‘势’是历史分析的一个关键词，大概指过去和现实对未来的一种影响力。‘势’虽非必然性，却是发现多种可能性的机会。李老师在公开或私下的预言中，几乎所有中长期（10年～20年）的预言都应验了，令人惊佩。”
彭富春是研究美学和海德格尔哲学的专家，提出了“生活世界欲、技、道的游戏说”的核心思想和“无原则的批判”的方法论，近年来研究国学颇有独到的见解。
彭富春在他的《漫游者说》中对其从学经历有详细的书写：
“导师见面会时，我说我想专注于现代西方的哲学与美学，对此李泽厚教授说那至少要懂两门外语。最后他说他接受大家读他的研究生，只是给了大家三年的时间。大家一定要耐住寂寞，方能有所成就。他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从事科学研究就是要做一个在孤岛上的灯塔的守望者，如果不能忍受孤独的话，那么人最好就不要当哲学家。他所说的话并不多，但他所引用的爱因斯坦的比喻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李泽厚一年给我们开设了两门课。一门课是美学史，大家自学，主要是阅读“英国美学杂志”和美国的“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并要写文章摘要，最后提交一篇论文。另一门课则是他主持的哲学与美学讨论班，他从来没有单独的讲过课，而是邀请北京地区一些中青年学者来讲授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包括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这在当时中国学术界还相对封闭的状况下给我们描述了一些哲学景观，或者说给我们绘出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导游图。每一次讲课，李泽厚教授都会给他们提问题，来引起大家的讨论。比起那种照本宣科而言，这种教学方式更具有创意。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西方大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所普遍采用的讨论班。这种方式改变了我们大家教育中普遍的老师讲学生听的填鸭式教学，让教师和学生围绕问题进行对答式的教学。在这样的教学中可以达到教学相长，使人们沿着思想自身的道路不断前行。”
“当时李泽厚在新加坡从事一年的访问研究。在他出去之前我曾和他仔细地讨论了我的毕业论文大纲。我最初的计划是一个人类学哲学和美学的纲要。其结构过于庞大被他彻底否定了。后来我在他的指导下，确定写作德国哲学美学在历史中的结构转化过程，即‘康德，席勒和马克思的审美哲学’。我将论题做了一个详细的方案。李泽厚审查后，觉得非常好。”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李泽厚是如此“带”学生的：
做人文学术要一步一步。基本的是多争取自由时间，读书要广。一开始先选择较小的课题做透，严格训练自己。要大量阅读钻研已有文献，了解课题的历史背景和主题。做了专精研究后再由点到面。
文章要简洁清晰地表达，言之有物，最好是有新见解。
明确自己的个人定位。学术研究与个人的气质有关，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学术研究可以多途径、多层次、多角度。但扎实的基本功是必需的。
做关于中国的学问，要懂西方，当前的西方学术动态是不能忽略的，要有比较的视野。
要自由独立思考。也要多和老师，包括同学讨论交流想法。要有问题感，围绕问题进行讨论交流。
看问题要有历史的眼光，这样可以看得更深更准。
要耐得住寂寞，方能有所成就。
李泽厚和刘再复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他对李泽厚学术生涯的概括就是李泽厚自己八十年代的随笔集的名字：走自己的路。但是，做到走自己的路要付出多少艰辛，或许只有李自己知道，我们也可以在他如何“带”学生的一言一行中体味一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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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行业经过去年的平缓期，今年年初一下子通过“直播答题”点爆互联网，引起全民狂欢。直播答题的逻辑无外乎是“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参加答题能学点小知识，答错了也不会失去什么，何乐而不为？”这听起来像另类的知识变现。它打着知识的幌子，但本质上却只是抓住了人
来源：诗词世界当甲骨文碰上表情包，当古老文字撞上网络流行语，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来告诉你！来自清华美院视觉传达设计系的陈楠教授将这些古老的甲骨文，搭配上多样的色彩和变化的图形，摇身一变就成为了当下的流行语，吃瓜、有毒、鸡冻、上天…..绝对是你跟朋友嗨聊的
转自：艺非凡 （ID：efifan）上帝借他一支画笔，他还上帝一世传奇。“疯癫”与文明
精神病院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病人究竟是怎样看世界，一直以来，我们都充满了好奇。为了解决心中的疑惑，中国作家高铭，花了4年时间，探访精神病院，通过近距离地跟精神病人交流，写成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世界大事。但是，崛起的速度过快，也带来一些问题，主要是既有的内部和外部秩序，调整的速度难以跟上崛起的速度，导致了内、外部的失衡。在一个思考未来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在思考两个问题：未来究竟有没有机会?中国到底有没有前途
来源 |战略家（ID：zhanlue66）图为哈佛大学校园。（Joe Raedle / 2006 Getty Images）日，施一公曾在杭州的公开演讲中放出“豪言”：位于杭州云栖小镇的西湖大学校园建设工作已进入快车道，首期约30万平方米的校舍将于2020年底前完成。到2019年年底，西湖大
《机村史诗》之一《随风飘散》阿来一那件事情过后好几年，格拉长大了，当恩波低着头迎面走来，直到两人相会时，才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瞪他一眼时，格拉已不再害怕，也不再莫名愧疚了。这不，从起伏不定的磨坊到机村的路上，一个人远远地迎面走来，先是一顶戴着毡帽的头从
行李被劫，诬陷他人在余淑恒赴美读书一年半以后，戴笠一生中最钟情的女人出现了，这个女人就是著名影星胡蝶。戴笠与胡蝶，一个特务头子，一个电影明星，完全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的两个人，因为一件失窃案走到了一起。还是在1942年深秋时节，有一天杜月笙给戴笠打电话，约他
李泽厚（1930-）是当代中国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家、美学家和哲学家。在八十年代，李泽厚几乎是大陆学界最受欢迎的学者了，太多的人希望成为李泽厚的学生。他并不很想带学生，但哲学所的领导多次找他谈话，他只好答应招收研究生。不过，他就带了两届硕士研究生和两届博士研究
不要讲文学是崇高伟大的。文学可爱。大家课后不要放弃文学。文学是人学。至少，每天要看书。我是烧菜、吃饭、洗澡时，都会看书。汤显祖，鸡棚牛棚里也挂着书，临时有句，就写下来。电视尽量少看。西方人称电视是白痴灯笼。最有教养的人，家里没有电视。最多给小孩子看看
当我们谈论乡愁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格非“思乡”在今天，总是面对着变迁与冲突，有些人正是为了逃避这些冲突，而避谈故乡。乡愁这东西与我们，有什么真正意义？中国先锋文学代表作家格非教授说到归乡与还乡：“当我回家以后，我发现乡村没有了，突然变成一片瓦砾，我发现对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了解历史总能给后人，以启迪和明鉴。今天诗享君给大家推荐的是张大春老师解读三国里的历史人物课程。大人听，能帮你规避弯路；孩子听，能增广见闻，启发心智。如果你也喜欢历史人
在汗牛充栋的“二战”史书写中，大多数观察角度都是从战时的同盟国角度出发，来谈战争的受害者。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种再现方式将一些同样重要的事实遮蔽在了历史的夹缝中。在“二战”期间，有一位叫蜜丝的白俄女爵，流亡德国时坚持撰写日记，从一位流亡贵族的视角，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