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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对元大都出土八思巴字文物的思考-菩提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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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元大都出土八思巴字文物的思考
&& 菩提树下&&
元朝自忽必烈选定燕京，蒙古的统治中心建立在元大都后，便进行修筑交通道路、建立漕运、海运运输线和驿站设置等建设，在教育方面，除设立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外，还创制了拼音文字即八思巴字。纵观我国几千年文化，八思巴字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京地区陆续发现八思巴字文物，该字是元代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以藏文为基础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初称蒙古新字，不久改称蒙古字，现称八思巴字或方体字，并于 1269 年（至元六年）正式颁布执行。八思巴字具有“国书”的官方地位，其文字替代了原有的回鹘式蒙古文，并用它译写一切文字。据历史文献记载，八思巴为“吐蕃萨斯迦人……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①”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②” 。八思巴字体多数字母仿藏文体式，呈方形，少数字母采用梵文天城字母，因译各种语言的需要，字母由原来的 41个，增至 57 个。八思巴字有正体（楷书）、篆体、双钩体三种书写方式，其中最常用的是正体，多用于记录各种事务；而篆体具有整齐、对称、均匀、饱满等特点，一般用于官印、碑额等，有时在碑刻的边框左右两侧有双钩体的八思巴字出现。八思巴字既能译写汉语、藏语、蒙古语，也能译写梵语、维吾尔语等，亦包括目前还不能确定的语言。八思巴字于元王朝灭亡后逐渐被废弃，目前在北京地区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物有：1、居庸关云台的八思巴字北京昌平区居庸关内有座创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 年）的“云台”，当时台上建有三座并排而立的白色藏式佛塔，台正中为通向南北的门洞，人们称其为过街塔。遗憾的是塔在元末明初全部被毁，现只剩下石台，故人们又习惯称它为“云台”。它是元代留下的珍贵的历史遗物，早在 1961年3月，便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台呈上窄下宽的梯形状。上部宽 25.21 米；下宽26.84 米，通高 9.5 米。至今上面还保留着造型别致，图案精美的雕刻。尤其是券门内两壁浮雕的四大天王之间，刻写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及《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③ 的略写部分。虽经六个多世纪风雨的侵蚀，但字迹依然清晰，其中的八思巴文（见图—）保存得也十分完整。2、瓷碗底部的八思巴字1970年在北京旧鼓楼大街发现一窖元代瓷器，共藏有青花、影青瓷器 16 件。其中两件影青瓷碗的底部，均有一墨书八思巴字。根据南宋末年陈元靓编纂的《事林广记》中《蒙古字体·百字姓》，译成汉文为“张”或“章”姓。3、“提举诸路通行宝钞”八思巴字官印1965 年，在北京明代的北城墙夯土层中发现一枚八思巴文官印。其印为铜质，正方形，每边各长 7.6、厚 0.8 厘米，印把呈椭圆形，三行共九字，自左向右、自上而下对音释读为“ti gen zu lu tun heun baw caw jin”, 即汉字是：“提举诸路通行宝钞印”（见图二）。此印的字体为八思巴字的一种篆体，是摹仿汉字的篆体而成的，但篆法与汉字篆体相比有些出入，松散而不太规范。根据历史学家们的推测，这枚铜印应是洪武元年（1368 年）明朝军队占领元大都后被遗弃之物。这枚“提举诸路通行宝钞”印，为元代主管各路通行宝钞的官印。《元史·百官志》中记载，诸路宝钞提举司，属户部，设“达鲁花赤一员，正四品；都提举一员，正四品；副达鲁花赤一员，正五品；提举一员，正五品；同提举二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知事一员，从八品；照磨一员，从九品。国初，户部兼领交钞公事。世祖至元，始设交钞提举司，秩正五品”。至正二十四年（1287年），“改诸路宝钞都提举司，升正四品，增副达鲁花赤、提控案牍各一员”④ 。元代于至元三年（1266 年）开始设“诸路交钞都提举司”之官，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改为“诸路宝钞都举司”。依据资料记载，元代确有此官制度，其印经专家鉴定亦是真品。4、上世纪 60 年代，在北京桦皮厂北口的明代城墙地基处，发现了一块 66 公分见方的万宝寺庙产执照刻石。石上刻有德如“自备囊资，买到大都在城永福坊南街北白地一段，创建万宝寺一所。⑤……今后但有亲徒弟人等，并不得争执”字样 。依据执照所记，这是元至大四年（1311 年）诸路释教都总统付给万宝寺住持德如的庙产执照。其执照的纪年上是一方仿刻八思巴字的印。虽字迹已漫漶，无法释读，但可以确定它是三行篆体八思巴字无疑。5、铜权上的八思巴文近年来，市文物管理部门在北京各区县征集10余枚元代的铜权。其中4枚铸有八思巴文字。（1）元贞元年（1295年）大都造铜权权为略扁的六角形，通高11.2厘米，重933克。钮呈倒梯形方钮。上端略收，束腰，底座为六角形须弥座式，稍宽于权身。权身的正面中间部位铸“元贞元年大都路造”的汉字，左侧是波斯文“三十五斤秤”，右侧为回鹘蒙文“斤半锤”；在背面的中间除铸有汉字“三十五斤秤”文外，还铸有八思巴文“斤半锤”。（2）元大德八年（1304年）大都路造铜权此权与上述权形制相同，只是所铸斤两有所区别。权通高 11.2 厘米，重 900 克。权身正面中间铸“大德八年大都路造”，左侧为波斯文“三十五斤秤”，右侧为回鹘蒙文“斤半锤”；权背面中间铸汉字“三十五斤秤”与八思巴文“斤半锤”，左侧为波斯文“斤半锤”，右侧为回鹘蒙文“三十五斤秤”；铭文皆为竖行阴文（3）元大德十年（1306年）大都路造铜权其形制与元贞元年权相似，略小。通高 9.4厘米，重 616 克。权身正面中间铸“大德八年大都路造”汉字，左侧为波斯文“一十六斤秤”，右侧为回鹘蒙文“一斤锤”；背面中间铸汉字“一十六斤秤”与八思巴文“一斤锤”，左侧为波斯文“一斤锤”，右侧为回鹘蒙文“一十六斤秤”；铭文为竖行阴文（见图三）。元代秤砣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但标明称量和砣重的并不多，而在北京就发现了 3 枚，实属珍贵。用标明有定量的砣，可为人们使用带来方便，也有利于保证称量的准确。（4）至正十二年（1352 年）正月制造“云需总管府较”铜权该权通高 9.5 厘米，重 598 克。形制与元贞元年权略同，权身正面铸 “至正十二年正月造”汉字。左侧铸汉字“三十五斤”；背面铸汉字“云需总管府较”，在权钮的顶端铸有八思巴文。这枚带有“云需总管府较”铭文的铜权，为首例，以往未曾发现。这里的“较”通“校”，其意为此权是经过“云需总管府”的校正，可大胆放心的使用。据《元史·百官志》的记载，可知“云需总管府 ”于元“延佑二年（1315）置”，为“秩正三品。掌守护察罕脑儿行宫（元世祖建行宫于此，在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及行营供办之事”，由达鲁花赤、总管等8人组成。在北京发现带有八思巴字的文物还很多，如1970 年，在北京复兴门内大街路北出土一“威州军兵千户印”⑥ 及北京地区发现的“至正十年五月造，房山县务之印”⑦、“昌平站印”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多种形状的八思巴文印章⑧ 、唐代阎立本《步辇图》上面，经元代人收藏所留下两枚至元、至治年间的八思巴文印 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资料中心存影印件），以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八思巴文钱币等，上述文物虽然有的出土地不详，但现存北京，这对了解元代的文化，用以丰富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二为广泛推广使用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元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一， 设立专门机构，用八思巴字译写一切文字。元时设立蒙古翰林院是专“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⑩ 的文化机构。当时元朝政府将全国着名的文人学者聚集在翰林院。他们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书、敕令以及编写官方各种重要文件、历朝帝王的实录，以及后妃、功臣列传的修撰等。蒙古翰林院还将各种汉文经典着作翻译成八思巴字着作，以供各朝蒙古帝王学习使用。隶属于蒙古翰林院的蒙古国子监就是专门负责教授蒙古国字。至元六年（1269 年）七月，建“立诸路蒙古字学” ，即在全国各地设立蒙古字学科。至元七年（1270 年），又“设诸路蒙古字学教授” 。至元八年（1271 年），开始设立新字学士于国史院。忽必烈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 。这样，蒙、汉、色目官僚子弟都可入学、专门学习蒙古国字。其二，对使用八思巴字亲下诏书。至元十五年（1278 年）七月，忽必烈对虎符文字改用八思巴字的使用，曾下诏书令认真执行。诏书言：“虎符旧用畏吾字，今易以国字” 。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五月，又对中书省云：“奏目及文册，皆不许用畏吾字，其宣命、札付并用蒙古书” 。对各个衙门使用的印明确规定，“元朝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二品三品用两台银印，其余大小衙门印，虽大小不同，皆用铜。用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师所制蒙古字书” 。有元一代，凡是诏令、公文、印章、牌符、钱币等都必须使用八思巴字。由此得知，在当时的背景下，上至官员，下至百姓必须学习八思巴字，否则对国家的法令、政策以至钱币的使用都将带来巨大的困难，从这点可以看出元代统治者对推行使用八思巴字态度的坚决。其三，利用地形，推广宣传八思巴文。居庸关城中坐落着一座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建造时间最早的过街塔座。明代末年毁于地震，后又修建了佛教寺庙，清康熙年间，寺庙亦毁，便留下现存的塔座。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塔座的正中开着一个贯通南北方向的门洞，它是中原与大都城去往张家口、大同及内蒙古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的北岸）的重要交通要道。那时，无论皇帝、高官贵族，还是平民百姓，过街塔是他们南去大都，或华北平原，以及大都及华北平原去塞外、内蒙古的必经之路。每天行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而塔下的过街洞内的墙壁两头，用八思巴文、汉文、梵文（古尼泊尔文）、西夏文、维吾尔文和藏文等六种文字刻写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及《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除此之外，还有用八思巴、汉、藏、西夏、维吾尔等文字刻写的《造塔功德记》， 六种文字同时出现在这通道内，它既反映了元代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也反映了元代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而八思巴字虽晚于其他几种文字的创制，但却同时出现在这里，也说明当时元代的统治者对推行普及八思巴字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即利用地形加大宣传，扩大影响。对元代的统治者为何要在这里修过街塔，缪荃荪于艺风堂抄本《顺天府志》中引《松云闻见》讲：“……关旧无塔，玄都百里，南则都城，北则过上京，止此一道。”元代的皇帝及皇亲国戚，“每岁之夏，车驾清暑泺京，出入必由于是”。尤其是元顺帝继位以来“频岁行幸，率遵祖武”。于是在一次过居庸关时便“搅辔度关，仰思祖宗勘定之劳，俯思山川拱抱之壮，圣衷惕然，默有所祷”。为表示对神明的报答与崇拜，面谕近臣“建塔宝”。其实真正建塔的原因，正如元时的欧阳玄所说：“自古帝王之建都也，未有不因山河之美以为固者也，然有形之险，在乎地势，无形而固者，在乎人心，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以固人心为先。固之之道，惟慈与仁，必施诸政，是故使众曰慈，守位曰仁，六经之言也” 。元顺帝在居庸关重要的关口建过街塔，既在乎人心，又在乎地形之险。以佛经稳定人心，使全国不同民族的百姓都安心于元朝的统治之下。用六种文字刻写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也说明了这一点。经咒中载：“持此陀罗尼者，一切罪恶皆不能染。……书此陀罗尼安置幢上，树于高山或高屋上，及余高处或浮图中，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善男子善女人等。见此陀罗尼幢，若近幢若幢影沾身若幢风吹身。……罪业便消。……日日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罪灭福增众人爱敬，命终之后生极乐国”。 由此看来，在过街塔中刻写佛经的目的正如经中所言“于四衢道造塔，安置此陀罗尼行道顶礼，当知此辈是摩诃萨（摩诃萨为佛教术语，是摩诃萨 的略写，为众生之意）”。其目的是让人们对佛的经典要顶礼膜拜。凡是经过这里就如同诵了经，拜了佛，但在笔者看来，加强统治，以佛定心是一方面，而利用居庸关的特殊地形和交通要道来宣传推广八思巴文是又一个主要目的。三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地区出土的八思巴字文物，以及博物馆等一些单位收集珍藏的共计约有数十件，其他省市地区无论在种类及数量上均不能与之相比，如河北省出土二件 。湖北、江苏、河南、广东、温州等地只出土、或发现一件。为什么在北京地区会出土如此多的八思巴字文物，而其他地区则不能。再有，元世祖规定八思巴字是“译写一切文字”，为什么没能代替汉字。另外，蒙古原有回鹘式蒙古文字，为什么又创制八思巴字，将其取代，这些问题我们从元朝历史客观地进行分析就会得到解决。首先，北京（即当是的元大都）是元朝时期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而元朝又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其政权统治的范围广，影响大。中央文化机构翰林国史院和蒙古翰林院都设在大都，各种宣传教育机构健全，便于推行皇帝的指令，而元世祖的“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 的诏书就是通过这些机构传递、下达到全国各地的。因此说大都地区在执行元朝的方针政策方面都会比其他省市贯彻执行得及时、全面彻底，影响力也比其他省市地区要大的多。毋庸置疑，反映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带有八思巴字的各种器物多，也会涉及到方方面面，这或许就是大都的八思巴字文物多于其他省市的其中原因之一。其次，创制国家各民族统一的文字。蒙古为什么废弃原创的回鹘（古代维吾尔）式蒙古文，又新创八思巴文？是不是蒙古文字的历史久远了需要更新呢？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之前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在早期的经济政治生活中贵族首领，“凡发命令，遣世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对文字并没有要求。在与外界的交往中，与金及宋使用汉文，与中亚往来使用波斯文（回回字）。南宋使臣许霆在窝阔台时期出使蒙古，他目睹这一状况云：“霆尝考之，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马，则刻十刻，大率则其数也。其俗淳而心专，故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诈伪，虽无字书，自可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则有二十个字母。其余只就偏傍上凑成，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刺楚才主之” 。依许霆所言，说明当时的蒙古还处在刻木结绳记事阶段，他们若与中亚地区往来时用回回字，与回鹘、西夏交往时用畏兀字、西夏字，惟独没有自己的文字。后因汗国迅速的发展与军政事务的日益繁多，他们才感到文字的重要。成吉思汗便令俘虏乃蛮部落的维吾尔人塔塔统阿令其“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 。塔塔统阿后又遵照成吉思汗的指令用畏兀文字拼写蒙古文字（称回鹘式蒙古文），用以记录军国要事，以解燃眉之急。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为显示自己地位的至高无上，并认为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大一统的国家，必须创制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文字，才能显示出国威，若不是这样，便是“一代制度”的重要缺陷，会严重地影响元朝的威信，因此必须用新的文字去代替回鹘式的蒙古字，因为回鹘式的蒙古字只能用于本民族，蒙古若想统治其他民族，就必须创造一种别的民族都能用的文字，于是八思巴奉命去创蒙古新字。经过几年的努力，八思巴以西藏文字为基础，经加工，改造成蒙古新字，新型文字既是民族文字，又是国家文字，并有国书的地位，以他取代原有的回鹘式蒙古文，其字不久又改称“蒙古字”，元末明初称其为“蒙古国字”，近代学术界称其为“八思巴字”。第三，八思巴字因为本身原因无法代替汉字。八思巴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又是一种没有声调的拼音文字，而汉字是一种音节文字，一个字代表语言里的一个音节，而且汉语又是以单音节语素为主，每一个字都有一定的意义，一句话读音不同，表达的意思也完全不同，八思巴字恰恰不能解决汉字的读音问题，更不能记录汉语的声调，况且汉语又有丰富的同音词和多音字，八思巴也没有规定区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因此用八思巴字译写出的汉语是无法阅读的语言，这样自然而然被淘汰，最后成了一种死的文字。蒙古民族有了自己的文字，既提高了本民族的地位与威望，也有利于与其他国家及民族的联系、往来和交流，尤其在指导和治理国家方面会发挥重要的作用。由此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蒙古族所创制的八思巴字其作用与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四创制于 13 世纪 60 年代的八思巴字，不仅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一大贡献，而且在元大都地区推行传播还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元大都是首善之地，中央的重要政治文化机构都设在元大都，它更是全国政治经济及国内外文化融合的中心。这里聚集着大量的人口。聚集在这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必须需要语言文字，而八思巴文在人口如此集中的大都地区能名正言顺地推行，这也是其它任何城市无法做到的。大都成为传播各种文化的载体，同样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八思巴文传播到全国各地以至世界各国。八思巴字虽推行使用只近一个世纪，但意义极其深远。八思巴字的创制是蒙古族在历史上所立下的伟大功绩，它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创制是蒙古在文字学与语言学方面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中华民族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它的产生促进了当时民族间的了解，也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融合、交流及发展。元代所留存下的八思巴字遗物是我国文化的宝贵财产，对研究元代社会制度、经济和文化都有益处，对于印证和补充史料也是极为难得的资料。①②《元史》卷202《释老传》，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③宿白：《居庸关过街塔考稿》，《文物》1964年4期。④《元史》卷85《百官一》，中华书局，1976版。⑤⑥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考古》1972年6期。⑦照那斯图：《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⑧叶其峰：《故宫藏元八思巴字印及相关问题》，《文物》1987年10期。⑨《唐阎立本步辇图》，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⑩《元史》卷 87《百官三》第 2190 页，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元史》卷6《世祖三》第122页，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元史》卷7《世祖四》第129页，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元史》卷81《选举》，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元史》卷10《世祖七》，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元史》卷13《世祖十》，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明）叶子奇：《草木子·杂制篇》，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金史》卷101《李英传》，中华书局，1975年7月版。缪荃荪：艺风堂抄本《顺天府志》卷 14《昌平县·关隘》条引《松云闻见》。（唐）杜行 译：《大正新修大藏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华书局，1975年7月版。焦彦龙：《河北平山县出土两方八思巴文官印》，《考古》，1982年5期。《元史》卷202《释老传》，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宋）彭大雅撰、徐霆疏证：《黑鞑事略》，中华书局，1985年版。《元史》卷 124《塔塔统阿传》，中华书局，1976 年4月版。（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馆员）来源：北京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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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站部分内容来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内容仅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邮箱：内藤湖南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在日本汉学界的地位可用泰山北斗来形容。谷川道雄把他比作日本的陈寅恪，他的唐宋变革论也常常用来和陈寅恪的关陇集团说相提并论，同样被人质疑不断却始终无法动摇其根基，更无人有能力建立一个类似的理论框架取而代之。只是陈寅恪的关陇集团说主要针对南北朝隋唐时代，而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不仅着眼于唐宋之交，更立足于此，论述到了中国千年之后的变化，视野似乎更为宏大。此外，陈氏的学说主要是针对史实进行梳理，为学术而学术，不受政治观点所左右，显得干净而纯粹。相比之下，内藤的学说实用主义色彩过于强烈，史学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很明显。尽管他曾抨击东京大学将学术与政治挂钩的风气，但他自己的主要历史观点，都在有意无意地为日本侵华提供理论依据。不过，大凡带有时代烙印的理论多会随着时事变迁而失去意义，比如当年的儒法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等等，现在已不再被人提起。而内藤的学说却能超越时代，超越国界，为众多学者所继承发展，成为日本史学界的主流意见，影响有增无减，足以证明内藤的不凡之处，很难以“御用文人”等闲视之。内藤湖南并非历史科班出身，一生最高学历也就是2年的师范专科生，却被京都大学聘为东洋史学科首席讲座教授，开创一代学风，堪称奇迹。陈寅恪曾有“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之句，并评论说三人之中，以内藤湖南的学养最为深厚。在中国声名赫赫的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对于这样一位汉学宗师级人物，了解其人其史，是很应该的事。一、内藤湖南其人其史　　　　内藤湖南于1866年生于秋田县，本名内藤虎次郎，字炳卿，自号湖南。关于他的名号，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他曾经对一位湖南籍中国留学生说过这样的话：“你是湖南人，我也到过湖南。我对湖南特别有好感，我钦佩你们湖南人。湖南出生了曾左彭胡那样杰出的人材，我看将来能够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所以我把名字改为内藤湖南。”这说法听来很有趣^_^ 不过一般认为他这个名号是因为他出生于秋田县十和田湖之南的缘故。此说亦为内藤的再传弟子谷川道雄所证实。　　　　内藤湖南的祖父、父亲都精通儒学。家学渊源，他很小就接触汉学，并能用汉文写作。童年时的家庭熏陶，是他的中国情结产生之始。小学读完之后，他念了两年的秋田师范学院，然后在家乡的小学任教。1887年，21岁的内藤湖南背着父母去东京寻找自己的远大前程，以时事评论起家，很快声誉鹊起，成为著名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结交了不少中日名人。1894年，29岁的内藤湖南正式加入日本销量最大、影响最大的《朝日新闻》报，并担任主笔。这是日本新闻界作为记者所能达到的最高位置，他任此职约有7年之久。1907年，41岁的内藤湖南受邀出任京都大学史学教授，专治东洋史，开创京都学派，门下弟子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可以说，内藤的一生可划分为两个阶段，无论是新闻记者还是史学教授，他都做得相当出色，堪称该行业的翘楚。　　　　在他20年的记者生涯中，内藤是以时事评论家闻名于世的，与政治关系密切。他曾长期担任松风内阁书记官长高桥健三的秘书。事实上，松风内阁的《内阁政纲》就是他协助高桥起草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刚占领台湾时，向来关心时政的他从《朝日新闻》社辞职，专程赴台出任新创刊的《台湾日报》的主笔，并就如何统治台湾写了一系列文章。当时流行的一种看法是应该将台湾人与日本人一视同仁，实行“王道仁政”，以换取台人归心。一向给人以亲中之感的内藤湖南却强烈反对这种做法，毫不客气地称台湾人就是一群“土人”（内藤原话如此），只有低等种族的趋利避害之心，没有形成国家观念。（内藤湖南：〈变通なき一视同仁〉）内藤很坦率地说，日本付出伤亡若干，耗费国库数以亿计，如果只是为了这群台湾土人的福祉，日本开疆拓土的意义何在？（内藤湖南：〈台湾政治の大目的〉）内藤认为，对于台湾人只需要实行全盘日化就可以了，要求他们学日语，风俗习惯完全日化，对于成绩优异的给与奖励，不出十年，必有效果。（内藤湖南：〈移风易俗の一环〉）内藤的建议有不少被当局采纳，也确实收效明显。抗战结束后，日本撤离台湾，由国军接手。台湾人与外省人之间的争执日益激烈，爆发了二二八事变。台湾原住民大杀外省人，但相约“会日语的不杀”，就是一例。当然，台湾“皇民化”的流毒尚不止此，这里不多谈了。　　　　了解了这一背景，再看他大谈如何热爱中国文化，感觉总有些异样。但对于内藤湖南来说，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他所倾慕的古代中国，高贵、华丽、典雅，散落在灿若锦绣的六朝辞赋中，凝固在满纸烟云的书法绘画中。那是他用意象搭建起来的文化中国，和现实中衰败腐朽的晚清帝国并不相干。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势蒸蒸日上，国民信心爆棚，自然会看轻仍在列强威压下屈辱挣扎的中国。内藤也不例外。但他和当时贬斥中国文化、强调日本文化独立性的白鸟库吉等不同，他认为中日文化一体，日本文化脱胎于中国文化而生。他毕生潜心研究中国文化，正是为了寻找日本文化的本源。既然中日同文同源，内藤发自内心地觉得日本对于拯救衰亡中的中国文化负有某种神圣的使命感。他骄傲地宣称：　　　“日本的天职就是日本的天职，它不在于中介西洋文明，传之于支那，使其在东洋弘广，也不在于保全支那的旧物，售之于西洋，而在于使我日本的文明，日本的趣味，风靡天下，光被坤舆。” 　　这一信念（或者说执念？）是构筑起内藤精神世界的坚固基石。他的整个史学观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对于现实的关注和对于历史的追溯同为双翼，也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看，才能感觉出他的微言大义吧。事实上，在读内藤的作品时，你几乎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出他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那种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骄傲自负、一心以为自己是东亚文明拯救者的傲慢心态，弥漫在他的每一行文字中。　　　　因此，不必诧异为何内藤一方面盛赞中国文化，一方面大力鼓吹日本侵华有理。内藤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他的眼中，中华并不等同于中国。前者是永恒的文化，后者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既然日本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同样可以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内藤学说的两大支柱：一是文化中心转移论，二是唐宋变革论，都是和他的政治态度相辅相成的。而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先谈一下他的中日文化同源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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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好煮酒斑竹！　　　　
提帖，等候继续。
　　本大少爷从没搅得日本人鼓吹侵华有理有神马不可以。至于要是有中国人也认同侵华有理，那估摸着是脑袋给驴踢咧~
　　这家伙太厉害了，竟然写了那么多书，涉及那么多方面。　　　　日本人做学问的态度与方法都是很值得学习的，细致，条理，讲究实证，少附会之说。
　　其实中国古人作记，也端的是态度严谨。虽然有些资料涅，在今天看来——通过口口相传，谬误甚多；但是整体上，写这些资料的人都经过大量考证，甚至亲身体验，并且说的狠明白：是我所见，还是我所闻，还是其他一些渠道，——其准确性如何，留由读者判断。　　　　以前跟一位姐姐闲拉呱，姐姐是在国内读完本科出来的，她说她们学文科的写论文，日本的教授就要求一定要写清楚论据来历，表明态度的时候要根据来据来，而8要有了态度再有论据。而我们国内的论文往往就是先有论断再凑论据，这是非常非常恶劣的治学态度。　　
　　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這兩句是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中的兩句
　　　　中国和日本的唯一共同点就是通过半岛海域进行相互交流　　　　中国人既不知己也不知彼　　　　日本人很清楚自己和中国人是截然不同的语言体系精神思想文化体系　　　　中国人却想当然的认为自己是日本的文化母体，认为近代日本打中国是儿子打老子，不孝之极，诧异日本人居然不道歉。于是总是愤愤不平，于今尤烈　　　　这种最根本性的误解是中国人盲目自大思维狭隘的深刻体现，思维狭隘的中国人注定会不断付出代价，于今尤烈。　　　　中国人根本就不了解真正的内藤湖南　　　　不能真正理解日本文明内核的中国是不能真正得到日本人的真正尊重的。至于道歉之类的更是笑话啦。　　　　
　　日本汉学研究的水平很高，不少资料国内找不到，日本有。
　　作者：紫纯63　回复日期：　19:16:06　
　　　　　　日本汉学研究的水平很高，不少资料国内找不到，日本有。　　-----------------------------------------　　　　好悲剧啊，楼上你确定？
　　多谢yiping版主。　　To t20：这个后面会谈到的。MS内藤湖南的陈述和你的观点相去甚远。　　To 紫纯63：日本现在的汉学研究大不如前了。不过中国文物资料后来失散很多，有些东西还真只有在日本才能找到。
　　To t20：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共勉
　　标记下。
　　中华文化被元糟蹋一次，明糟蹋一次，文阁糟蹋一次，只剩下顺从和浮躁了。
　　中华文化被元糟蹋一次，清糟蹋一次，社会ist糟蹋一次，只剩下顺从和浮躁了。
　　樓主辛苦
　　二、中日文化同源论　　　　内藤湖南将文化分为广义与狭义。有别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狭义的“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广义的文化包括了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更接近于“文明”一词。狭义的文化即纯粹的文化，“是以国民全体的知识、道德以及兴趣等为基础而建立的”。（内藤湖南：&何谓日本文化（一）&）衡量民族文化的主要标准是文学和艺术，科学哲学尚在其次，经济和财富则完全不能作为依据。精致优雅的文化需要若干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取得，并非短时间内就能一蹴而就。故此内藤对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英美文化评价极低，认为英国就是一个靠剥削殖民地起家的暴发户，还不如它的殖民地印度：“假设英国一旦灭亡了，我们来考察它对世界文化有什么贡献，它留给后代什么馈赠时，那不能不说是有很大的疑问。而美国就更不足一说。”据内藤湖南的儿子透露，他最厌恶的就是美国的机械文明^_^　　　　在内藤看来，文化至大至上，超越于种族和国家。他举例说，中国历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比如鲜卑族和汉族分属不同的种族，但在中华文化的同一作用下，合二为一，无分彼此。这是文化超越于种族之处。朝代会更替，国家会消亡，但优秀的文化却能长存不灭，例如希腊罗马，这是文化超越于国家之处。这种以文化为本位的历史观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陈寅恪的文化血统论。陈氏的论述，反应出他对本民族的理解与身份认同，而内藤湖南则意在为正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探索前进的方向。基于他本人独特的价值原则，他衷心倾慕的正是被日本主流民意鄙夷、甚至很多中国人都觉得应该砸碎了重铸的中国文化。而内藤湖南生活的那个年代，中国正在闹长毛，闹拳匪，戊戍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北京……可以想象内藤的言论有多么出位。好在内藤足够功力深厚，他逐一反驳了时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种种误解，更在破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他自己的理论，每一个观点都可作为课题进一步拓展深化，而彼此相辅相成，层层构建，组成一张逻辑严密而又连绵不绝的大网，这就是至今为日本史学界津津乐道的内藤体系。　　　　针对当时盛行的中国文化停滞论，内藤称文化的发展就像人类的生命周期，也会经历诞生、成长、成熟、衰老各阶段。英美等国开化较晚，其文化正处于青壮年期，国民也表现出青年人的特点，好奇心重，征服欲旺盛，极富冒险精神。而中国、印度已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步入老境，自然是“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了。但在中国的秦汉隋唐时代，也就是中华文明的青壮年期，国民何尝不是四处开疆拓土，表现出强烈的进取心和非凡的创造力呢？所谓现代之于历史长河，不过是千年一瞬。捕捉这一时间段内各民族的差异点，视之为永久的固有特点，动辄称其为“国民性”，这种思考方式，无疑是危险的。故此，那些“中国人就是安分顺从的，西洋人就是积极进取的”等论调，可以休矣。　　　　针对疑古派的论点，内藤湖南也有说辞。他认为开化较晚的民族，反而比较容易找到上古时代的记录，就像小孩子身边会有大人告诉他，比如日本身边就是具有古老文化的中国，可以从中国的古籍文献中查知日本古代的历史。可是中国的历史那么漫长，古文化遗物和记载必然会遗失很多。“这一不完善的情况，是理所当然之事，宛如儿童不知其幼小时之事一样。”（内藤湖南：《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化遗世而独立，宛如一颗树，由根生干，而及于叶，自在天成，有如一部微型的世界史。“日本人、欧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国历史为标准，所以把中国史的发展视为不正规，但这都是谬误的。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确是真正顺理成章、最自然地发展起来的。 这与那种受到其他文化的刺激，在其他文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不同的。”　　　　顺便提一下，内藤湖南虽然对疑古派的观点不以为然，但他在古史辨方面的研究仍然颇有成就。在探索中国上古史中，他引入了“加上原则”，即在整合神话传说中，新出现的神仙和传说总会被置于最古远的时代，比如盘古开天辟地其实倒是最晚出现的传说。国人熟知的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了。　　
　　文化至大至上，超越於種族和國家。正如汪道涵所說“一個中國並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的中國”。此話可以在文化意義上更深層次解讀　　
　　日本的文化天生就是畸形的，台湾则是活生生被轮¤奸了很多次。如果说日本是一个地道的变态，台湾则象个与变态强奸有暧昧关系的怨妇
　　自大的中国人，日本的文明值得我们学习
　　专业贴要马克
　　网友的很多评论都很深刻
　　　　　　　　我探寻日本独特性的最后一站是神道教最神圣之处——伊势神宫(Ise Shrine)。这里从东京乘火车大约需要四个小时，是供奉天照大神(Amaterasu Omikami)之所。天照大神是太阳女神，据说是日本皇朝的始祖。据推测，这个地点是公元前4世纪发现的，在此之前，垂仁天皇(Emperor Suinin)的女儿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美丽地点，四处云游了20年。　　　　 这座神宫可能有些出人意料——实际上，它由125个神殿组成，每个神殿供奉着不同的神。跨过横亘在神圣的五十铃河(Isuzu river)上的一座木桥，走近神宫，你看不到明显的建筑印记，只能看到满山的雪松、柏树和松木。所有的林地都是神圣的。这里不太像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或蓝色清真寺(Blue Mosque)，倒更像有神居住的海德公园(Hyde Park)。　　　　较小的神殿中，有一座供奉的是这条河的流水，它看起来像一座时尚制陶棚，却让人感到静谧神圣。一对年轻夫妇，男的穿着黑色筒裤，女的穿着迷你裙和皮靴，两个人对着里面的石块静静祈祷。他们鞠两个躬、拍两下手（为了引起神的注意）、许愿、再鞠躬，丝毫没有讽刺感。　　　　我问导游中村纪子(Noriko Nakamura)，这对夫妇认为他们是在向谁祷告？她回答道：“不只是神，是生活。有没有神像并不重要。神道教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宗教。我认为这是日本独有的现象。”　　　　就像所有木质建筑一样，内宫(Naiku)每20年按照确切的规格重建一次，这是一个已有1300年历史的仪式，是为了确保内宫做到常新常旧。在砍树建房之前，会举行仪式征得树木的同意。　　　　平民可以接近内部寺庙的最近地点，是一个精心搭建的石头花园，有一个木制的牌坊门、一座茅草屋顶建筑，还有一些雪松。不过，如果你能进去，就会见到（据说是）日本最神圣的一件东西——里面放置着八尺镜。八尺镜与天业云剑和八尺琼曲玉这三种神器，会秘密呈给每一位新任天皇。太阳女神将这三样宝物降至尘世，永远奠定了日本的神圣地位。　　　　伊势神宫的象征主义完美地代表了日本：一个习惯于认为自己与世隔绝的国家，一个在参照自己时才有意义的国家。因为，如果日本人获准进入他们最神圣的神殿（事实上不准），他们见到的，将是镜子里反射出的自己。　　　　 　　　　本文作者戴维•皮林是英国《金融时报》驻东京首席记者　　　　
　　　　作者：萧让　回复日期：　12:12:33　　　
　　　故此内藤对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英美文化评价极低，认为英国就是一个靠剥削殖民地起家的暴发户，还不如它的殖民地印度：“假设英国一旦灭亡了，我们来考察它对世界文化有什么贡献，它留给后代什么馈赠时，那不能不说是有很大的疑问。而美国就更不足一说。”据内藤湖南的儿子透露，他最厌恶的就是美国的机械文明^_^　　　　---------------　　　　日本挨的原子弹有内藤湖南贡献的一份　　　　两颗原子弹是美国给日本种下的生死符　　　　
　　正所谓一朝有一朝之文物，一朝有一朝之风俗，中国不同于华夏，前者乃地理之概念，后者乃文明之荣称，观今之世中国未亡而华夏已亡，惟存支脉于海东，其待异日之复兴乎？
　　马克之
　　　　现代高等教育以英美为标准。　　　　内藤湖南没有受过现代正规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个日本旧式武士，内藤湖南对英美的极度无知本来应该是最大的笑话，可这样对世界极度无知的旧式武士偏偏被日本人奉为大师，只能说日本挨两颗原子弹被美国永远统治是注定的。　　　　日本被美国开过后就处在美国白令海峡夏威夷菲律宾关岛的包围之中，无论日本如何挣扎，只有被美国统治一条路可走。　　　　　　至于内藤湖南的中国学研究，毫无价值。中国历史发展的巅峰是蒙元帝国。不是唐宋转折论，而是唐宋递进直至蒙元帝国达到最巅峰。　　　　至于文化转移论到日本，更是可笑至极。天照大神不知道是哪个中国转移去的。　　　　亚历山大帝国，蒙元帝国，大英帝国才是世界历史的主轴。　　　　
　　　　记号！　　
　　呃，楼上那位谈论伊势神宫和天照大神的朋友，有空不妨看一下日人村上重良的《国家神道》，大致会对这方面的情况有所了解。新浪爱问就有电子版下载的。
　　不错，好文
　　Mark一个，支持楼主
　　楼主继续
　　作者：t20　回复日期：　23:10:22　　　 　　　　　　　　现代高等教育以英美为标准。　　　　　　　　内藤湖南没有受过现代正规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个日本旧式武士，内藤湖南对英美的极度无知本来应该是最大的笑话，可这样对世界极度无知的旧式武士偏偏被日本人奉为大师，只能说日本挨两颗原子弹被美国永远统治是注定的。　　　　　　　　日本被美国开过后就处在美国白令海峡夏威夷菲律宾关岛的包围之中，无论日本如何挣扎，只有被美国统治一条路可走。　　　　　　　　　　　　至于内藤湖南的中国学研究，毫无价值。中国历史发展的巅峰是蒙元帝国。不是唐宋转折论，而是唐宋递进直至蒙元帝国达到最巅峰。　　　　　　　　至于文化转移论到日本，更是可笑至极。天照大神不知道是哪个中国转移去的。　　　　　　　　亚历山大帝国，蒙元帝国，大英帝国才是世界历史的主轴。　　======================================================================　　蒙鞑侵我中国，其茹毛饮血不识礼教，惟好杀人焚掠，所幸者华夏未亡，后由我
高皇帝重开日月再造乾坤，拯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是以煌煌三百年之大明不愧为三代以降得国最正者！
　　作者：t20　回复日期：　17:57:01　　你这种有奶就是娘的精神病患者能不能少说两句啊?冒充高等华人也不是你这样的,再这样下去,你这个疯子一定会和另一个冒充犹太人的货色一个样子的.
　　1907年，41岁的内藤湖南受邀出任京都大学史学教授，　　----------------------------------------------------　　1907 年10 月、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講師に迎えられて東洋史学第１講座を担任、1909 年９月、教授に就任。（网上下载的一个pdf上的）　　　　等看唐宋时代观：）
　　好贴。
　　　　　　　　　　　　　　1227年-1285年蒙古帝国疆域变迁图（俄语版16幅）　　http://tieba.baidu.com/f?kz=　　　　13-14世纪蒙古帝国的势力范围和1949年-1960年鼎盛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范围很接近(除了西亚地区之外)　　　　在真正全球性的亚历山大帝国，蒙元帝国，大英帝国框架下进行中国学研究才能有收获，　　　　比方说理解上述欧亚大陆疆域图的历史变迁的内在脉络才是真问题。　　　　这超出了旧日本武士内藤湖南的知识结构理解能力想象力。　　　　日本思想界已经在两颗原子弹下彻底毁灭了。　　　　原子弹不仅是战略武器，更是毁灭本身。　　
　　依靠儒教的支撑，成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大一统国家的中国拥有在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关于这点，只要把中国和英国这种历史上也曾经辉煌一时的国家对比一下就明白了。虽然英国曾经涌现出牛顿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建立过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但就凭英国现在这种样子，英国是绝对没有资格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的。英国对人类文明确实做过很大的贡献，但就其本质而言，和蒙元满清之类的一次勃起后就永远委靡不振的帝国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在兴盛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走上不可逆转的下坡路了。当然英国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要远比蒙元、满清大，也比蒙元、满清懂得逆取顺守的道理，所以结局也比蒙元满清强。但实质差不多，英国已经没有可能再度辉煌建立日不落帝国了。如果把这么一个已经没有潜力可挖，也不可能再造辉煌的国家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比某些超级傻瓜把犹太人这种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亡国胚民族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民族要聪明得多，但目光还是短浅了点。如果我们把英国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岛国那就对了。　　
因此只要世界上还有中国这个独一无二的把世界上大多数黄种人凝聚在一起的超级国家在,就不能说中国文化失败了，所以请不要随便用失败这个词形容中国。某些人也别对中国这么没信心，中国文明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倒不是四大发明之类的东西，而是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具有连续历史和大一统国家传统的国家，只要世界上还有中国这个国家存在，有中国文明这个参照物，犹太人这个在孔子都没诞生的时候就当上亡国胚的民族那套妄称自己是上帝选民的亡国胚玄学就显出了原形。当年西方的许多启蒙哲学家为什么要赞美中国，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说只有把中国文明放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和别的文明进行认真比较才能理解它的意义，抛开那些已经早就灭亡的比中国文明起源时间早的埃及文明两河文明不谈。单就世界上还有几个和中国文明延续时间差不多的文明来看，就没有一个能比中国文明强。,希腊这种象超新星一样爆发一下，然后在以后的岁月就彻底黯淡下去的民族就不比中国强。单用可以量化的面积、人口等指标比，古中国就比古希腊强，而本来就是小国寡民的古希腊不能整合为一个整体正是他们的文明早衰的一个关键因素，再论可以量化的面积、人口，现代中国则把现代希腊甩出一条街都不止，某些人别说西方继承了希腊，真正继承希腊的语言和文化的是拜占廷，而它早就连影子都没有了。同样希腊在被基督教控制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文明成果，只是在靠吃老本混日子，最后混得连君士坦丁堡都成了伊斯坦布尔，相比之下，还是中国这种能守住老祖宗留下的基业的国家更好些。打江山不容易，保江山更难，古代那么多煊赫一时的国家只有中国大致保住了自己的基业，这难道不是中国文明不弱于其它任何古老文明的证明吗？　　
中国文明现在是处于低潮，但只要中国国民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就一定有办法能让中国文明复兴。别忘了犹太人当了两千年亡国胚都能复国，我们中国人现在的条件难道不比他们强千百倍？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人自己首先要认真总结中国两千年大一统帝国体制的成败得失。它既创造出了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世界上大多数黄种人就始终属于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用同一种文字这样的全世界都没有第二家的伟大的奇迹，但也制造出过让被别人吓成阳痿的人当皇帝这样的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超级笑话。知其正而又能知其反，认真总结中国两千年大一统帝国体制的成败得失、利弊之所在，我们就一定能复兴中国文明。到那个时候，具有独一无二连续历史和大一统国家传统的中国人和同样是独一无二的亡国胚民族犹太人及其所创立的种种亡国胚玄学终将会发生真正的碰撞。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对犹太人及其创立的亡国胚玄学说不的除了我们中国人，还有谁？谁才是真正的上帝的选民，是我们中国人还是那帮亡国胚，答案终究会有揭晓的那一天的。　　
　　作者：t20　回复日期：　12:09:44　　　只要有我在,你这种冒充高等华人的低能儿就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你的思维能力不比小学生更强，承认这点或许还有救，否则这么发展下去，早晚会和某个冒充犹太人的精神病一样，从冒充“高等华人”发展到干脆冒充洋人的地步，你这种高等华人的说话腔调真的离这个境界不远了，傻瓜阁下
　　二、中日文化同源论（续）　　　　文化的形成有两种方式。一种就像种子发芽，只要有阳光和雨露，树木的种子就能破土而出，成长壮大。中国文化就是最佳范例。另一种则像是做豆腐，必须在外来文化强有力的刺激和推动下，原本混沌无序的文明因子才能凝聚成形，产生质的飞跃，例如……日本文化。　　　　“豆浆确实具有豆腐的素质，可是如果不加进使它凝聚的外力，就不能成为豆腐。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围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盐卤。如果再举一例说明的话，就像孩子天然已有获得知识的能力，然而要使孩子有真知识、就必须靠先进长辈的教导。”（内藤湖南：&何谓日本文化&）在内藤看来，越南、朝鲜、日本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都脱胎于中国文化，可以视为中国文化的旁支。　　　　“中国立国于大陆，有其自发的文化。日本立国于海岛，其文化都假借于外。”内藤湖南这样陈述道。　　　　真是这样吗？和魂与荒魂、神道、清寂、樱花、风吕、铜铎、古镜……难道日本固有的传统还不足以发展成一种独具魅力的岛国文化，必须通过吸收中国文化的养分才能成型？内藤湖南追根溯源，指出迄今为止发掘出的日本上古遗物，处处可见中国文化的痕迹。远在天照大神信仰兴起之前，日本由刀耕火种的绳文时代逐步过渡到弥生时代。以铜铎为代表的青铜器的大量应用，构成了弥生文化的重要特征。而据内藤考证，铜铎原本是中国商周文物，战国时期传入日本。镜剑玉三神器的传承，则来自于中国汉代。在这些严密考证的基础上，内藤湖南得出结论，过着原始部落生活的日本土著民族，最终能走出蒙昧状态，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正是“属于周代文化系统的铜铎和代表汉代文化的镜鉴这两种中国文化”长期浸润的结果。　　　　除了文物的传承，日本伦理观念的形成也得益于中国，包括如今已成为日本核心理念的“忠”和“孝”。如果日本原住民本已具备忠孝观念，只是借用中国的名称，那么必定可以找到汉语输入之前的类似表达法。可是至今没有任何发现。内藤湖南从语言学入手，发现日本上古“忠”的意义是“正义”“亲切”，“孝”的意义是“善行”，并没有臣子对国君、子女对父母的专门用语。“那么当时有没有那样的思想，不是大成问题吗？”　　　　针对当时流行的日本文化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理论，内藤很诚实地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爱抬高本国．这突出表现在抬高本国文化这一点上，认为本国文化是自发的。然而，除了极少数历史悠久的古国如埃及、中国、印度之外，自发文化这种想法可以说是毫无理由的谬想。打个比喻来说，小孩子一生下来，到了懂事的年龄，长辈的教导就成为他们知识的基础，这是谁都明白的事实。等到孩子成人以后，如果他自负他的知识本源，认为他生来就具备识别其他知识的见识，能同化先进长辈的知识，从而发展出今天的水平，那么任何人都将嘲笑他这种主张是无耻的谰言。”　　　　在看多了棒子的脑残言论之后，我们有理由对内藤的说法感觉亲切且舒心。他毫不掩饰对古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倾慕，宣称中国的一切他都喜欢，“东洋文化历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类似的语句可以列出很多。在桑原骘藏忙着研究中国的宦官，中国人吃人肉的风俗之际，内藤却在考证中国文化如何从战国起就开始传入还未形成国家观念的日本。他的一些观点，就算中国人看了，大概都会觉得有些不安。　　　　整个东亚史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吗？是有汉字文化圈这一说，但是……这么说是不是太自大了一点呢？毕竟，晚清时代的中国就是一副气数已尽的衰样，能这么看的人还真是眼光独到啊。　　　　意象总是无比丰满，现实总是异常骨感。1899年，34岁的内藤湖南第一次踏上他神往已久的中国。当时戊戍变法刚告失败，朝野上下钳口。民众衣衫褴褛，宛如乞丐。内藤湖南登山临水，不禁意兴萧索，感慨道：“国家衰旧，如此荒凉，二千年郡县政治之余弊，惟有痛惜。”（内藤湖南：《禹域鸿爪记》）他和维新派人士严复等会面，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教训，畅谈如何开启民智，俨然以指导老师的身份自居。他的想法简单明了：既然日本和中国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那么年轻而朝气蓬勃的日本是很应该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出一份力的。其理论基础，就是内藤史学中的一大支柱：文化中心转移论。　　　　（未完待续）
　　文化中心转移论其实就是个借口罢了
　　五四以来所有的反传统狂人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根本就没有任何超出孟斯德鸠、黑格尔之类的西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批评范围之外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五四以来反传统狂人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比西方的同类批评更恶毒、更具有种族主义的色彩。类似胡适的“中国人是一个九分象鬼、一分象人的不长进民族”之类的恶毒语言。哪怕在对中国最具偏见的西方思想家的文字中都很难找到，就算希特勒攻击犹太人，大概也不过如此了。这样没有任何新意的恶毒漫骂也能被中国人当做宝贝，也确实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以前不知道有内藤湖南这个人，但看了他的言论，也必须承认最仇恨中国人、最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的就是以反传统狂人为代表的某些中国人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要谈中国文化的复兴。
　　　　　　金元诗选　　　　　　对于元诗的研究。这是一个冷寂的领域，积累奇缺。以文学史著作为例，作为热门的唐宋诗歌且不必说，即使是明清诗歌，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也都有比较充分的论述。大学生们可以把明诗中的前、后七子以及公安派、竟陵派的兴盛衰微背得滚瓜烂熟；对清代的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的来龙去脉，也可以如数家珍般地道来。但对元代诗歌的发展，几乎没有人能说出子丑寅卯来。因为通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没有这方面的内容。邓先生决定突破这一难关，把元诗的发展理出一条线索。在着手研究后，他发现前人关于元诗宗唐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只是过于笼统，乃至语焉不详。重新梳理的结果，终于描画出元诗宗唐的前因后果。　　　　其一，它是南宋末年和金朝南渡后分别在南北两个王朝出现的学唐主张在元初的汇合。　　　　其二，元仁宗延祐年以后，宗唐之风更加猛烈，终于形成“举世宗唐”的局面。　　　　其三，元人宗唐并不专宗盛唐。　　　　其四，元代后期出现的“铁崖派”及浙东诗派宗唐代二李（李贺和李商隐），是导致后人批评元诗纤弱的主要缘由。但“铁崖派”宗主杨维桢的“情性”说是明中叶后诗论中出现的尊情抑理的先声。　　　　其五，根据历史实际，元代作家中曾有古体宗汉魏，近体宗唐的见解，因此，邓绍基将元人宗唐潮流称之为“宗唐得古”。　　　　其六，元人的“宗唐得古”当可视作是一种“复古”潮流。这种潮流实际上是针对宋诗的若干弊病，也是为了纠正宋代理学家鄙薄诗艺的偏颇，因此也就具有以“复古”为“新变”的性质，并不是模拟式的“拟古”。　　　　其七，前人有元诗“四家”或“四大家”的说法，指的是虞集、杨载、范椁和揭傒斯。邓先生认为这个说法并不适合元诗实际。他认为，如果要列出元诗的“大家”，当数以下六位：刘因、赵孟頫、虞集、萨都刺、张翥和杨维桢。　　　　其八，明代前后七子倡导复古，提出所谓“诗必盛唐”，不仅针对着宋诗，实际上又是对元诗宗唐实践的继承与发展。关于这点，几乎所有的著名文学史著作中无一论及，而论述元诗宗唐，正好凸显明人宗唐的前因后果。　　　　邓先生关于元诗的这些研究创获，发前人所未发，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在人类文学史上；那些最经典的诗歌无一不是用最凝练的语言、最丰富的想像、最精巧的构想表达出的最普遍的哲理、最质朴的感情以及最深刻的感受　　　　
　　　　　　作者：八刀　回复日期：　12:35:13　　　
　　　　文化中心转移论其实就是个借口罢了　　　　--------------　　　　思想狭隘自恋自大的内藤湖南的所谓文化中心转移论，借尸还魂被现在日本人重新包装的就是臭名昭著的雁行模式：天照大神后代的神国日本是头雁，永远落后的中国当然就是日本的跟随者崇拜者了。　　　　不知道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认同这种中日关系，有几个中国人觉得天照大神是所谓中日同源的精神信仰。　　　　　　自古中国强大莫不掩有西域，挺进中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唐帝国除开天子称号外，更重要的是天可汗的称号，标志着唐代中国与欧亚大陆的互动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真正继承唐风的正是后来居上海陆并进沟通欧亚非的蒙元帝国。诗不可以伪，元诗“举世宗唐”正是诗言志的最好体现。　　　　本朝崛起也是继承唐元以来掩有西域，挺进中亚，深度融合欧亚大陆的历史脉络。　　　　试问天下谁抗手？英美　　　　只在“镜子里反射出的自己”不知英美为何物的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挨了原子弹的日本人，在曾经雄健超迈大漠孤烟游历欧亚非，今朝志在全球的中国人看来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作者：天为人纲　回复日期：　12:54:39　
　　　　　　五四以来所有的反传统狂人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根本就没有任何超出孟斯德鸠、黑格尔之类的西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批评范围之外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五四以来反传统狂人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比西方的同类批评更恶毒、更具有种族主义的色彩。类似胡适的“中国人是一个九分象鬼、一分象人的不长进民族”之类的恶毒语言。哪怕在对中国最具偏见的西方思想家的文字中都很难找到，就算希特勒攻击犹太人，大概也不过如此了。这样没有任何新意的恶毒漫骂也能被中国人当做宝贝，也确实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　　　　那也没什么吧。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低智商社会》，就是日本人写日本社会的，说日本政府一直在执行愚民政策，人民停止思考，智商日益下降。有人不停地敲打一下，有一点危机感，对社会发展还是有好处的。
　　哈哈，西北乃吉门，开创兴旺事业也。主乾位，领袖也。　　　　民族国家由此而开创基业者，当为领袖！　　我中国汉、唐、元与当今，无不应此兆。　　我国如今虽不强，倘或把握机会，努力学习，发奋图强，然今后必强盛。　　　　宋明清暗弱。无力西进以占中亚，进而谋求国威辐射四方。中亚者，古代世界欧亚大陆四通八达之地也，东西南北尽有文明传承，中亚乃其中心也，占此地者，各方文化由此尽入袖中，非强者非胸怀大者，不能占不能守，无中亚无以谈领袖，仅守欧亚一隅之地，谈何争雄天下？无各方文化传入融为一炉，就不能体现心胸，又谈何盛世？　　　　美国今日鏖战中亚，正是为寻求世界领袖地位。　　　　t20兄，你论了半天先进与不先进。却为何独独不见你谈谈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呢？哈哈哈。莫非t20兄并不知此中得失？　　　　看了楼主最近一篇回复，看得出，楼主很陶醉于自己文章中，获得享受和快乐最重要呀。哈哈。
　　西北乃吉门，开创兴旺事业也。主乾位，领袖也。宋明清暗弱。无力西进以占中亚，进而谋求国威辐射四方。新疆者，古代世界欧亚大陆四通八达之地也，东西南北尽有文明传承，伊犁乃其中心也，遷都伊犁，各方文化由此尽入袖中，非强者非胸怀大者，無出此言。——這還有什麽好說的，遷都伊犁！　　　　
　　经常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或者长征之类的历史事件是“史无前例”的。其实仔细观察中国历史就可以发现，文化大革命或者长征之类的历史事件根本算不上史无前例。文华大革命与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次惊天动地、死人无算的改朝换代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就算与同样是以反儒反孔为基本特点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或者太平天国相比，文化大革命也并不特出。而长征虽然被外国人称之为“前所未闻的故事”，但与中国历史上的黄巢、李闯之类的远距离征战相比，实际也并无太出彩的地方。中国真正史无前例的事情是彻底否认中国文化价值，反传统反到把反传统狂人自己都贬低为垃圾的五四反传统狂潮以及随之而来的将鼓吹不读中国书的人捧为民族魂的悲剧加闹剧，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只是真正“史无前例”的五四反传统狂潮的副产品而已。彻底否认中国文化的价值、反传统反到把反传统狂人自己都贬低为垃圾，甚至将鼓吹不读中国书的人捧为民族魂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也体现了中国文化深重的认同危机，其影响之巨大和恶劣，即使在九十多年后的今天都能感觉得到。　　
　　　　　　唐代中国文化与巴格达城的兴建　　——（唐）杜环《经行记》新证之一　　　　　　正是杜环一类中国知识分子和诸色中国工匠出现在新生的巴格达，遂使大食王曼苏尔（阿蒲恭弗）产生了学习、借鉴中国科学文化的热望。在其倡导下，大食国上下出现过中国热，并迎来了大食与中国的海洋贸易高潮，因此，还出现了一些同中国有关的地名。　　　　雅古特《地名辞典》在言及红海古城古勒祖母时言：“伊本·拜纳务（Ibn al-Bannāu，义为：建筑者之子”）讲：‘古勒祖姆(ql-Qulzum)是位于中国海边的干燥的、气候恶劣的古城。’”在此，阿拉伯人用“中国海”一词替代了“印度洋”或“红海”。这实是为了突出大食与中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密切的海上联系，可谓反映了阿拉伯人（大食人）同中国人直接交往的愿望。　　　　雅古特《地名辞典》卷三“苏哈尔”(Suhār)条目言：“它是中国走廊，是东方和伊拉克的宝库（国库），是也门的救济品库。”这表明，在海洋贸易中，波斯湾南岸——阿拉伯半岛上的苏哈尔港，已成为大食国聚财的地方，成为其与中国经商的基地。苏哈尔又名Mazūn，（唐）贾耽《四夷述》记之为“没巽”，这表明，苏哈尔在当时确是大食商人到中国经商的海上走廊。　　　　雅古特《地名辞典》卷三“西拉夫”(Sirāf)条目言：“商人们将它叫做尸罗围(Shllāwi)。”由此可知，“尸罗围”是从事航海贸易的大食商人们的专用词。无独有偶，但凡记录过大食越海来华经商的汉文典籍，也提到它。中国南宋时人岳霖撰写的《桯史》卷十一也记有“尸罗围”一词。这表明，在中古时期，中国与大食间的海洋贸易异常频繁，由此而产生出一种两国商人共有的海洋贸易文化。“尸罗围”乃是其航海地理专用词中的一个。　　　　然而，最感惊异的，是大食人对“巴格达”一词的解释。雅古特《地名辞典》卷一456页“巴格达”条目言：“伊本·安巴里(Ibn al-Anbārl)讲：‘巴格达’一词源于伊朗语。……‘达(Dād)’义为‘赐予’、‘礼品’。……据说，巴格达原本是个市场，中国商人带着他们的货物到那里经商，遂获巨利。当时的中国国王名叫‘巴格(Bagh)’。因此，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时，就说：‘巴格达(Bahdād)’，意思是，我们得到的这些利润乃是国王的恩赐。”由穆斯塔法·杰瓦德博士、艾哈迈德·苏撒博士、穆罕默德·麦基亚博士、纳吉·马鲁夫教授同编的《巴格达》一书也引用了这节文献。当然，雅古特也收集了其他种对巴格达的释义。但上述的这种解释，无论从字义上，还是从巴格达城从无到有的历史看，都是讲得通的。它形象、概括地表示，从大食王出现建都的设想开始，到它的竣工；从它的繁荣市场，到它的海洋贸易，其每桩事的发生，皆与唐代中国文化西传到大食国有密切的关联。　　　　巴格达的兴建史表明，（唐）杜环《经行记》已成为唐代中国人参加巴格达城兴建，繁荣巴格达市场，在大食国传播丝绸织造、造纸术的历史见证，因此，它也是八世纪中叶的兴建中的巴格达社会生活和市场交易的真实写照。在描述巴格达的早期情况方面，《经行记》提供的资料比现在的任何种阿拉伯文史料都要早百年以上。因此，《经行记》对巴格达市场繁荣景象之记述，正可与大食国的史料相互补充、参详。所以，《经行记》已成为研究兴建中的巴格达的异常珍贵的历史文献。　　　　它是中国人民同西亚各国人民之间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交往与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　　　　　　
　　　　《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　　　　　　日，联合国亚太经社(UNESCAP)交通部长会议让泛亚铁路网计划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并就跨政府协议展开最后阶段谈判，泛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序幕由此揭开。历经40年的工作后，“泛亚铁路(TAR：Trans- AsianRailwayNetwork)”路线已确定为北部、南部、南北部和东盟4条。泛亚铁路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条大通道纵贯中南半岛，建成后将成为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理事许宁宁形容它将是一条便捷的“黄金走廊”。来自亚太经社委员会37个成员国的运输部长参加了为期两天的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运输部长会议。会议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18个亚太经社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在《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上签字，标志着亚洲国家将为构建和连通横贯亚洲大陆的铁路动脉，促进亚洲地区的共同发展和繁荣而展开全面合作。　　　　根据协定，亚洲国家将建设和连通4条、总长度为8．1万公里的泛亚铁路动脉：　　　　北部通道全长3.25万公里，可连接欧洲和太平洋，全线跨越朝鲜半岛、俄罗斯、中国、蒙古和哈萨克斯坦，直抵欧洲门户； 南部通道以中国南部为起点，途经缅甸、印度、伊朗等国到达土耳其，全长2.26万公里，横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地区大国；北南通道长达1.32万公里，从芬兰的赫尔辛基出发，通过俄罗斯到里海，然后分成三路：西路经过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伊朗西部；中路通过海运直穿里海到达伊朗；东路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到伊朗东部。三条路线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交会，然后延伸到伊朗港口；东盟通道全长1.26万公里，过境国家包括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越南、泰国、新加坡和印尼。印尼是整个铁路网的最南端。该路线将成为连接东盟成员国和中国的桥梁。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交通事务负责人河东佑接受韩国《朝鲜日报》采访时感慨说：“泛亚铁路网已经计划了近50年，但是这是第一份各国签署的协议，泛亚铁路计划有了新的火花。”　　　　　　泛亚铁路建设 中国是中心　　　　　　泛亚铁路的路线已确定为北部、南部、南北部和东盟4条，其中三条经过中国。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的中国铁道部副部长王志国说，《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的签署符合中国的利益，特别是亚欧大陆桥的建设有助于提高中国的运量，加快中国铁路发展，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王志国说，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与亚欧各国开展国际公路运输合作。从1991年起，中国陆续同俄罗斯等10个周边国家签署了10个双边汽车运输协定和3个多边汽车运输协定，开通了经60余个口岸的200余条国际客货运输线路。　　　　此外，中国政府还提出了建立亚欧公路运输通道的初步构想，以加快建设贯通中国－中亚－欧洲的3条东西运输通道。　　　　　　亚太经社委员会执行秘书金学洙则对中国在泛亚铁路网建设中所起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说，中国在亚洲大陆拥有相当大的面积，中国对铁路的大规模建设和投资对亚洲的铁路交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说，中国在未来5年计划新建铁路1.7万公里，这是　　相当令人鼓舞的。如果没有中国的巨大投资，泛亚铁路网的梦想很难实现。中国对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使中国在泛亚铁路网的建设中发挥着中心作用。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对外贸易的不断攀升，中国在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量中占据着巨大比重，是推动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主导力量。而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进程，是促进地区交通建设与合作的重要动力。　　　　
　　　　　　汉代班定远，唐代李太白，元代汪大渊　　　　如果在从古至今数千年的西域中亚西亚的历史长卷中放上一个日本人，只会觉得滑稽可笑，但如果放上中国人，则是千丝万缕水乳交融龙腾虎跃更上层楼。　　　　　　　　所谓中华文化转移到日本论，只能用沐猴而冠来形容只懂照镜子自大自恋自怜的日本人了。　　　　日本挨的两颗原子弹把日本思想史截为两段。　　　　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日本思想界的一切所谓思想成果都已经被两颗原子弹彻底终结。日本人不是天生就要挨原子弹的。　　　　后原子弹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已经是一片空白，再把内藤湖南们换个包装又拿出来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自己都认为自己不是正常国家的日本在思想上已经是陷入死地。频繁更换首相就是日本思想界陷入绝境的体现。　　　　被美国种下原子弹生死符完全控制的日本唯一能够解套的出路就是举国内附中国，参与上海合作组织这一现代天可汗国际和平体系。　　　　中国思想界应该指导日本人认清自己彻底的思想失败，清算内藤湖南体系，引导日本逐步融入欧亚大家庭，使日本民族获得真正新生。　　　　如果中国人对给日本造成毁灭打击的内藤湖南体系大唱赞歌，这其实是对已经陷入思想绝境的日本民族的莫大讽刺。王道坦坦，仁者不为。　　　　　　　　
　　受教育了。
　　想问诸位一个问题,假如上世纪三十年代那场中日战争，中国与日本一对一，结果会怎么样？　　　　
　　丝绒净问傻问题。　　　　历史木有假如。
　　日本可以凭武力一统中原、及西域诸邦叭。　　但之后的经营呢？成功殖民TW的先例不足为凭，——大中华圈滴中国人，挨欺负时候装熊的挺多，吃两天安稳饭就该惦记起妖蛾子袅，唐宗宋祖恁么多年，也没能把他们治理老实了。　　　　大东亚共荣，那揍是乌托邦，啊不，更有现成的词儿兼具袅世外桃源与殖民色彩：香格里拉。
　　不排除被统治两三百年的可能　　其实对P民来说是无所谓的，谁做皇帝，国家叫啥都有啥关系。　　有热炕头，有胖女人，有苞谷子面，谁来不一样　　大东亚共荣也未必是乌托邦，美国的联邦不就是现成的实现了的乌托邦吗　　　　古希腊时有许多先哲都是用世界的眼光看问题，人家问他你的国家是哪个，他回答说是世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终究是落后的东西，最终是要被抛弃的。　　　　中国，是个动态概念，小的时候可以退缩到两淮以后，大的时候可以象一张圆鼓鼓的叶子。
　　其实现在中国走的也是扩张主义，但是中国在扩张时，还得时刻提防别人的压制。用个时髦名词叫博弈吧，反正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前阵子东海，黄海，南海危机，包括最近的撞船事件，国内好多人民群众在喊打，很多媒体也表现得很激动。专家分析说是因为中国实力提升的关系，我只是担忧，假如真的打起来，打胜了固然不错，即便是惨胜，象扛美，象对越，也还是好的。但如果打败了呢？如果甲午重演呢？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还是不能一根筋，得学会见风使舵，看看形势再说吧。
　　“大东亚”跟USA怎么好比。中国自夏商周一直到汉，辟土开疆；之后历经宋明千余年富裕的市民社会的消磨，虽因奢靡而懒散，但文化却只愈见淳厚。中国和日本，各自的文明，谁又能融合谁呢。　　文化这个东西狠怪，也狠倔强，像屈原写的橘子。文化是源远流长，文化强弱不能以一时国力衡量。　　　　8过呢，觉得全世界跟中国最象的也就是米国：人口众多——相对于狠多米国佬的老家欧洲各小P国；地大物博——物比天朝博，地一边大。咱们有个叫做中华民族滴大熔炉；米国那边儿叫做Melting Pot。中米芥俩，芥都是一个continet的概念，跟欧亚那种英法德意日之类的民族国家8同。　　芥末说叭，你能想象一下把天朝的人口除以6，再撒到同样辽阔的土地，而这土地又基本上是好地皮，84一半儿享有世界屋脊之类美名但是8怎么适于居住的类型；而且，几辈子享受着代代相传的劳动果实的积累与传承——也揍是财富——而谁都没听说过战乱是咋回4儿；而且，基本上没有一种积聚数千年滴叫做历史或者传统文化的东西，大家都以年轻人的心态彼此容忍，并允许瞎搞，因为搅得输得起，年轻嘛，有本钱。　　主要的差别就在这里。
　　作者：肚皮舞运动　回复日期：　12:35:27　
　　　　　　本大少爷从没搅得日本人鼓吹侵华有理有神马不可以。至于要是有中国人也认同侵华有理，那估摸着是脑袋给驴踢咧~　　　　-------------------------------------------　　嗯　　　　楼主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自卑在里面的
　　楼上的猫姐好，似乎有些天没见~　　　　---　　有点自卑也在所难免叭。中国人看日本，少有平视。所以我说骄傲自大盲目夸赞和彻头彻尾的自我批判都不是好事儿。　　　　怎么说呢，日本近现代做了一百多年的发达国家，国民素质当然是狠可以的。无论文化教养还是道德修养体貌风范，拉开天朝P民颇多距离。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么。而且其实国民多善良朴实，更没有天朝人的曲里拐弯的心机。　　但是他们的文化稀薄，没有浑厚的历史背景和传统道德，他们没有思想家，没有哲学家，没有宗教家，这从他们的身上能够看出来。　　我泱泱大国4千多年的文化积累，即便是山野之民，不识字的，又脏又土的，也有一些小国家小民族的人所不能知道的精神背景，这是我们了不起的祖产。
　　出去玩了，桂林真美，老天爷给的礼物。　　　　很累，在旅馆里不想看书，看了会电视，忘记是央视哪个频道，汉唐朝也就罢了，说宋朝是唯一的女性朝代，有点雷，跟着把元大吹大擂了一番，什么地球上最大的帝国，中华盛世一类的，不免大肆腹诽，人家那会儿是蒙古人，没把自己当中国人好不好。　　　　最近因为动漫有兴趣的缘故，也看了不少日本书，感觉他们的文化里仪式性的东西比较多，有时候觉得义、礼在日本倒是发扬光大了的，但是仁、智、信就不行，礼中的蛮荒气息也保留了很多，历史还是浅了点。　　　　中国已经不再是国门初开时惶惑不安的时期，信心慢慢有了，也会影响到文化方面来吧。
　　国家与文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国家是文化的容器？有觉得有时候文化超越于国家，而有时候文化受国家局限。国家灭了，文化也随着一起没了。　　　　关于战争的谁对谁错问题，其实是有着各自的利益立场，说出不一样的话来。前些日子看《覆履集》，其中关于萨尔浒战役定性的问题。说既然中原开疆拓土是正确的，那么少数民族向中原开拓也是正确的。其实说白了还是丛林法则，哪有什么对错，胳膊粗的就有理。　　　　没有不落的太阳，没有不灭的国家。从世界的角度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纷争，与幼儿园小朋友的吵闹没有本质区别；从宇宙角度看，都是一堆无意义的碳原子在短促的过程中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
　　这个嘛，是个人都是会死的，不过生与死之间几十年，还是蛮长的。而且，不信灵魂转世什么的话，也就这一次机会而已。
　　肚皮舞运动就是梅少吧，讲得非常好。　　　　但是，我没有你那么乐观，“精神背景”也会垮塌和异化的。　　　　　　
　　碳原子..囧！当然宏观上来看是这样。＾＾　　　　关于疆土论，角度不同论述方法肯定不同。我大体上认同先进的融合落后的 ——周灭商按《易经释梦》描述，MS属于野蛮战胜文明。但是还有重要的一点：中华文化本身的包容性。可以看到自从汉代时期，就有人对于匈奴人娶继母的风俗予以辩护；又看到唐代的和尚们的游记对于印度、中亚各国一些非常古怪奇特，以我现在的伦理都不能理解的风俗、宗教，并无居高临下的道德批判，——可知我们在与各国通商往来2千多年以后，已经学会了容忍和与其他文化的共存。这和从中世纪基督教的一神教义中挣扎出来的西番各国，大不相同。　　　　日本的德间书店把金庸的武侠小说译作日文版时，解读靖蓉恋说，其实是中国南方纤细洗练滴农耕文明与北方粗犷豪放滴游牧文明滴结合。本大少爷搅得纯属猴儿拿虱子瞎掰。
　　关版，我也不是乐观。我说过欣赏张爱玲，缘由之一就是她在大半个世纪前就说出了“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但是，整个中国大文明史是个非常非常深沉厚重广大博深无穷无尽的东西。无论从什么角度研究，都能得到你所想要的任何种的结论 ——如果你预设立场去研究的话。所以，我是认为对中国文明的举凡辉煌、腐烂、先进、落后都要慎重研究，慎下结论。不能再随便拉一个就打倒了。　　有一阵子对古代经济历史感兴趣，发现这是一个不见底的深渊，只有不停的往下掉。这样的研究做80年，也不可能有什么结论出来的。所以说，这个政治、体制、民族、历史、经济、制度、文明的话题，本大少爷搅得一头雾水，没法参与，因为本大少爷神马都看不明白。　　　　
　　　　梅少，人文领域就是这样一个“深渊”，我想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观西人谈柏拉图、苏格拉底，谈那么多年，哪里有什么结论？我想孔孟老庄、汉唐宋明也是如此。唯吾国志士仿佛一谈就明白了，倒也可怪。言必称希腊罗马阿美利家的（无论褒贬），仿佛成竹在胸；遑论汉唐宋明的一扫而空。其实，半是出于想象，半是出于权宜，正如你所说的——“无论从什么角度研究，都能得到你所想要的任何种的结论 ——如果你预设立场去研究的话”，“打倒家”就是这么出来的，而吹捧虚骄的其实也是一根藤上出来的果子。因此，慎重的确是当下第一要紧的，结论大可看开些，留给八十年后的人去结又有什么不可以？
　　关于文化同化这段，钱穆也有过此类看法。　　　　不过我以为中国文化之所以还没死掉，是因为经历了多次杂交。从生物学角度讲，只有不断杂交，才能保证物种的先进性，文化也是如此。　　　　当年伏尔泰们对中华文化推崇得不得了，但是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更大的，是印度文化。中国人的东西做到后面，精致得不行，就象京戏，到梅老板那儿，已经是巅峰了。巅峰过后，自然是回落。至于文化的复兴，光靠自身，恐怕很难，还是需要有一次大的杂交才行。　　　　文化不该是繁殖，而应该是象细菌一样变异，才能保持生命力。　　　　
　　请t20先生不要老是转帖，妨碍别人看帖。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作者：出云传说　回复日期：　12:46:55　　　
　　　　作者：肚皮舞运动　回复日期：　12:35:27　　　　　　　　　　　本大少爷从没搅得日本人鼓吹侵华有理有神马不可以。至于要是有中国人也认同侵华有理，那估摸着是脑袋给驴踢咧~　　　　　　　　-------------------------------------------　　　　嗯　　　　　　　　楼主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自卑在里面的　　　　=============================================　　那是因为楼主是中国人呀，对这理论自然是要批判的^_^　　　　　　to：地下丝绒　　你说的文化应该杂交，倒有些类似于内藤说的“文明的中毒与解毒”。后来宫崎市定发展成为“输血论”，很是被人批判的。可是从道理上来说，不同的文明相互碰撞，相互影响，文明之花应该是更为灿烂的。如果只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独自发展，那么很可能象美洲或者日本，很漫长的时期都处在原始状态。　　　　当然，这有个“度”的问题，象蒙古人那种毁灭性的侵入，还是少来些的好。只是有时候历史由不得人选择，并不是所有的异族都像北魏鲜卑那样主动向汉文化靠拢。
　　但是，整个中国大文明史是个非常非常深沉厚重广大博深无穷无尽的东西。无论从什么角度研究，都能得到你所想要的任何种的结论 ——如果你预设立场去研究的话。所以，我是认为对中国文明的举凡辉煌、腐烂、先进、落后都要慎重研究，慎下结论。不能再随便拉一个就打倒了。　　+++++++++++++++++++++++++++++++++++++++++++　　不知道这段话的第一句是如何&慎重研究，慎下结论& 得来的。　　　　
　　三、文化中心转移论　　　　据内藤本人陈述，他提出文化中心转移论，是受了清人赵翼 “長安地气说”的启发。赵翼在他的《廿二史劄記》中指出唐代的开元、天宝之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性时期，地气渐渐从西北转移到东北，由安史之乱发其兆。唐末长安城的焚毁，标志着西北地气已竭。女真、满洲兴起，两度灭亡中原政权，是王气聚结于东北的证明。燕京取代了长安，成为新的政治中心。　　　　“地气”一词，也屡屡出现在内藤湖南的著述中。他遍游北京京城、郊县、皇陵、长城之后，认为北京“规模宏壮，不愧大帝国之都城”，可是观其郊野，“旁近之山，皆为光秃，地气之尽，于是见其实状”。民众也无心维护，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局面，已经不是一时的政局得失所能改变的，并且断言，就算之后世易时移，中国也不会再以北京为都城。这个他当然料错了^_^　　　　这里所说的“地气”，类似于中国人常说的“王气”，展现出内藤湖南旧式学者的一面。不过，正如，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转移论”和赵翼的“长安地气说”仍有不同之处，前者着眼于人文的兴替，而后者只是看重帝业的兴衰。燕京虽然是帝国之都，足称形胜，但还当不起文化中心这个词，起码在内藤看来是这样。　　　　内藤湖南有关“文化中心转移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地势臆说》、《学变臆说》和《日本的天职与学者》等文中，概括起来有以下三重含意：　　1. 文化中心将随着时势、地势的推移而变动；　　2. 在不同的时间段，掌握文化的人群阶层、以及文化的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中；　　3. 文化的传播会产生类似“作用力与反作用”的现象，后起的民族和地区会以不同的方式反过来对原有的文化中心施加影响。　　　　如前所述，内藤的主要学术观点都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他向来反对“中国文明停滞论”，在《学变臆说》一文中，他重申立场。当时有一种说法，指西洋文明是直线发展的，而中国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一直是王朝更迭兴盛衰亡，既无进步，也无变革，就像一个首尾相接的圆，永远走不出这个怪圈，这就是“环线循环说”。（这说法现在貌似也很流行。）对此，内藤提出了“天运螺旋形循环说”。这名字听起来很玄，内藤阐述得更玄，扯了一大堆“天运”“循环”“宗教”“进化论”乃至“星雾”和“天体”，很容易让人发晕。简单地说，就是中国文明虽然看似在原地转圈，其实是在螺旋式前进。这是内藤从时间的角度描述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　　　　与之对应，中国文化的传播也不是呈直线形的，而是以点及线，向四周辐射，“形成无数支流，缠绕着、螺旋型向前推移”。（内藤湖南：&学变臆说&）这涡状星云核心处的人文荟萃之地，就是内藤所说的文化中心。这是内藤从空间的角度描述中国文化的传播路径。　　　　“中国自古以来，文化就在不断地发展、移动、前进。”从上古时代起至战国末为止，文化中心在洛阳。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文化中心随之移动到长安，汉唐发展到极盛。之后由于地理关系和人力作用，“例如开凿大运河，文化中心的移动也受到影响。……南宋以后，中国文化日益往东南发展，近来大致是沿着大运河流域形成文化中心。”（内藤湖南：&新支那论&）运河的两端，北方的燕京为政治中心，南方的江南为文化中心。　　　　这些地方的文化过于成熟时，就会开发以前尚未开发的地区。“过去的文化中心渐趋衰退，而一些文化未开之地却开化起来，有些还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内藤生活的那个时代，正值江浙文化的全盛时期，而在上古时期，江浙还是蛮夷之地。内藤预言，中国文化的中心还会继续南移，“将来必有广东地方文化全盛的时代。”这个他倒是说中了^_^　　　　“以时为经，以地为纬，在此错综变化中形成的文化史，可谓美丽璀璨。”内藤以这样诗意的预言描绘出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周代初期完备礼制，春秋战国时纵横家辈出。汉代文献学、训诂学日益精密，六朝流行清谈和美文。唐代的诗歌，宋代的儒学，明清则是类书编撰及朴学盛行的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文化气质和成就，令内藤湖南赞叹不已。难怪儿子会揶揄他：“凡是中国的东西，他都喜欢”了。　　　　除了地势的移动和表现方式的变化，中国的文化中心还有一个随时间推移而逐渐下移的趋势，即文化越来越掌握在老百姓手中。从东汉到唐代，文化历来为门阀士族所占有。唐末士族灭亡，科举寒士掌握了朝政，文化中心随之转移到了士大夫手中。元代异族入侵，不设科举，上层官僚多为蒙古人、色目人把持，在野的处士随即成为文艺创作的主导阶层。明清以降，就连市井商贩也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文化阶层的扩大，使得传统学术与艺术、科学彼此影响，渐有交融的趋势。　　　　内藤写到这里，仍觉意犹未尽。在之后的研究中，他把文化中心移动说放到世界文化的背景下，认为也同样适用：　　“希腊的哲人多在埃及、腓尼基学习。罗马的学者和法律制定者多游学于希腊。……由此看来，在文化中心移动的过程中，后起的中心在继承之前文化中心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所损益。前者的特色或有失去，为后者的特色所取代，这都是合乎时宜的。正因为如此，人道与文明的系统才能够万世永存。”　　　　细心地读者会留意到，在这一段论述中，文化中心的移动已经超越了国境，涉及到了异民族之间相互学习的问题。内藤在这方面的论述被称为“波动论”，即文化中心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会刺激当地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并产生对抗力，“犹如水波受到池子四周堤岸的阻挡，又反作用于池中心一样。”　　
　　　　越读越觉得有意思。佩服楼主！　　　　
　　遷都伊犁　　
　　这个日本学者的名字乍一看像“内牛满面”
　　　　作者：萧让　回复日期：　12:02:58　　　　　他遍游北京京城、郊县、皇陵、长城之后，认为北京“规模宏壮，不愧大帝国之都城”，可是观其郊野，“旁近之山，皆为光秃，地气之尽，于是见其实状”。民众也无心维护，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局面，已经不是一时的政局得失所能改变的，并且断言，就算之后世易时移，中国也不会再以北京为都城。这个他当然料错了^_^　　　　---------------------　　　　　　中国东汉王朝的将军们试图与伊朗世界和罗马帝国东部建立交往。维持这条伟大的世　　界商路的畅通是中国从汉代到忽必烈可汗时期的一贯原则。　　　　汉唐两代希望建立“泛亚洲统治”的梦想，是由13世纪和14世纪的元朝皇帝忽必烈和铁穆耳·完泽笃为了古老中国的利益，通过使北京成为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和小　　亚细亚、高丽、西藏和印度支那的首都而实现了。　　　　　　女真人有很多野蛮的娱乐：痛饮、音乐狂舞、摹拟狩猎和战争场面的表演，还有一种森林居民最大的娱乐，即由化了装的妇女们手持镜子，不断用镜子将阳光反射到观众身上（这种游戏称之为“劈雷女神”，类似日本的天照大神，是其中女英雄的那种情景）。　　　　-----《草原帝国》
[法]勒内·格鲁塞　　　　
　　　　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思想家们最高智慧的结晶，也获得了汪精卫等中国人的响应，说明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但中国从唐帝国获得天可汗这一称号构筑国际和平体系以来，就已经完全进入欧亚大陆腹地，有进无退。即中国是农地草地沙漠森林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