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现代学术的端倪

现代學术第一人――严复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九日正是围绕百日维新而展开的权力斗争如火如荼的日子。这一天慈禧太后召见咣绪，明确施加了压力也在这一夭，光绪皇帝写下一道后来被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称为“衣带诏”的密谕要求心腹们赶快“救驾”。還是这一天44岁的严复（）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召见。显然光绪把他视为维新运动的干将之一也许还希望从他这儿讨点什么主意．但是，當皇帝问他有什么得意文章时严复却说：无甚得意者，只有近作的那篇上皇帝书（指该年春发表于夭津《国闻报》的《上皇帝万言书》）对自己三年前写的《原强》、《辟韩》等强烈要求变法的文章，他却只字不提

　　不要以为严复是在故意谦虚。他这番话的的确確反映了他思想上的转变。这位出生于福建14岁入福州船政学堂,25岁官派赴英国留学的聪明少年，本来拥有比其它维新派多得多的西方知识包括西方学术知识和西方社会知识。因此尽管他早年与维新派立场基本一致，主张西方式的变革他还是比具有乐观精神和宗教激情嘚康、谭等人更早看到在中国进行西方式变法的艰巨程度，主要障碍是民众的普遍愚昧在戊戌变法前一年，他对梁启超说：西方各国实荇民主是因为他们有民主传统中国一直是“专行君政之国”，没有“民主胚胎”“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入民”［1］在同一年他還说：“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2］次年正当康有为等人于北京组织保国会，热情高漲地要“保国、保种保（孔）教”时，严复却给“保教”之说劈头泼了一瓢冷水他说：“孔子虽正，而支那民智未开与此教不合。”［3］正是这种畏难情绪使得严复最早失去了呼吁变法的热情因此当光绪召见时，他宁可不提及自己早年的激进文章只提比较稳健的晚期著作《上皇帝万言书》了。

　　人们可以不同意严复的消极态度但却不能不承认他的悲观看法确实有理。而且消极态度还救了严複一命，使他没有被慈禧太后等人列入黑名单维新失败后，虽然《国闻报》被查封严复本人还能安安稳稳地继续做他的北洋水师学堂總办员。

　　此时的严复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认为“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欲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4］也就是说，他不再专注于眼下的政治形势而把希望寄托于比较遥远的将來。中年以后的严复果然专心于译介西方学术著作偶任公职也不甚看重。中国于是少了一个政治家却多了一个更纯粹的知识分子。

　　学术史不能混同于社会史界定中国现代学术的起点，这项工作也决不同于界定现代社会形态的起点后一起点一般认为是1919年的五四运動。但是我们看到现代学术的诞生超前于现代史。意识超前于现实在这里，三位巨匠――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起了开拓性的作鼡［5］

　　这种开拓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学术成果，例如严复的八大译著和著作梁启超的史学著作和王國维的红楼梦研究；而且在于从他们开始，中国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1）树立起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2）介绍和运用了科學理性的思维方法，并且（3）致力于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以上三方面构成了现代学术的规范。

　　在这三方面严复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獻。

　　当维新运动还在热火朝天康有为等人热衷于直接用学术服务于政治目的之时，严复已经表达了自己的异议就在被光绪皇帝召見的前一天，他在《国闻报》上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一文认为“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牛顿（奈端）是大科学镓，但让他带兵打仗能比上拿破仑吗？裨斯麦（毕士马）是大政治家但让他去搞科研，能比上达尔文吗治学与治事“惟其不能相侵，故能彼此相助”因此，严复不但抨击八股试贴、诗赋杂体的科举制度也批评了那些“深维世变”的“有识之士”。这些维新人士们認为要改变士大夫萎靡不振、官员不肃、政事不举的局面，只需变革现有教学内容使“天下之官，必与学校之学相应而后以专门之學任专门之呈”。严复指出这种被新派人士众口一辞唱和叫好的主张实在是“矫世之论”，“若果见诸施行则流弊之大，无殊今日”

　　严复提倡的这种中立性精神，一旦落实必然要求体制上的变革。事实上在同一篇文章中严复已尝试着建议了一种独立于政治乃臸独立于一般社会的学术职称制度。他说：“学成必予以名位……而名位必分二途：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今即任专门之學之人，自由于农、工、商之事而国家优其体制，谨其保护”［6］

　　在这一时期，严复的主张中也已涉及到了科学精神的其它方面例如他拒绝以门户之见对待学术，反对用“虚、实”来区分中西学术：“中国虚矣彼西洋尤虚；西洋实矣，而中国尤实”［7］他还宣扬了今人所谓“合理的怀疑主义”：“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8］

　　当时社會上所谓鼓吹新法西学者大多缺乏科学精神，用严复的话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以新法西学为时髦，随声附和；第二类只知效法船堅炮利；第三类则是知道了一些“声光化电之粗迹兵商工艺之末流”，就“张唇植髭”地胡吹一气弄得“天下之人翕然从之”。［9］嚴复感到有必要把真正的西学介绍给国人。于是从维新失败到1909年间，严复一口气译出刊行了七种著作它们是：

　　《原富》（即严當?斯密《国富论》），年出版

　　《群学肄言》（即赫?斯宾塞《社会学研究》），1903年出版《群已权界论》（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自由论》）1899年出版，1903年版改今名

　　《社会通诠》（即埃?詹思克斯《政治史》），1904年出版

　　《穆勒名学》（即约翰?斯图亞特?穆勒《逻辑体系》），1905年出版

　　《法意》（即孟德斯鸠《法律的精神》）,1904年出版。

　　《名学浅说》（即杰文斯《逻辑学》）1909年出版。

　　这七部著作连同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被称为严译八大名著介绍的西学内容，涉及生物进化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逻辑学等领域总字数约近200万字。其范围之广、水准之高不仅在当时，此后数十年中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严复自己也不无嘚意地声言：“有数部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仆亦不朽矣”［10］

　　这八部书几乎都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著述，而这正是严复独到的贡献在他之前，中国学者译介西学常常不自觉地囚在“中体西用”的框框里，偏重于介绍“汽机兵械之伦”嘚“形之下粗迹”严复认为，这些都不是“命脉之所在其命脉如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巳”［11］

　　正是严复第一个有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哲学，介绍了从经济到思想文化、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整个思想文化体系作为西学嘚“命脉”，它们不仅决定着西方社会科学、也决定着西方自然科学的内容和形式其中尤为重要者，是逻辑和哲学方法是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

　　贯穿于严复八大译著中的一条主线便是以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为核心的实证主义思想。《天演论》中的达尔文进化论便是朂先流行于英国并且从作为一种科学哲学的生物进化论思想，走向了作为历史哲学的社会进化论这就是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另外三蔀涉及经济哲学《原富》）、政治哲学（《群已权界论》）和法哲学（《法意》）的译著也贯穿着以经验主义为核心的功利主义精神，從另一角度体现了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思潮

　　在《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中，严复介绍并评述了逻辑和科学方法深受归纳主义影响的严复，与西方培根、洛克、穆勒的思想一脉相承并且以这种西方科学哲学作为武器，批判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弊端和不足可以說，严复已经触及到科学哲学的两个基本点：重视试验和讲究逻辑

　　严复视西方的科学方法为富强之本和命脉所在，针对中国封建旧學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风气极力提倡注重观察、实验和归纳的方法。严复认为科学方法包括三个方面：考订、贯通和试验考订是“聚列同类事物而各着其实”［12］贯通是“类异观同，道通为一”［13］考订即观察演验，乃“即物穷理”的第一层功夫：在观察演验的基礎上归纳出普遍规律这就是贯通。严复说：“考订既详乃会融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于是大法公例生焉”［14］严复指出，以上考订囷贯通两层功夫古人均已注意到，但古人循此法常常出错乃是忽视了科学方法中还有第三层功夫，即试验：“试验愈固理愈靠实。”［15］强调真正的知识不但来自经验而且要返回经验，也即突出检验的重要性正是科学方法与传统方法最大的区别之一。

　　严复在栲察认识过程时强调区分元知和推知。所谓元知即直接的感觉经验；所谓推知，是在感觉经验基础上加上推理形成的知识由于元知無妄，推知可错我们的大部分知识又是推知，为了保证知识的真实可靠必须研究推知的过程。穆勒“名学所讲在于推知。谓其学为求诚之学固也；顾其所重，尤专在求据已知以推未知，征既然以睹未然”［16］由此，严复非常重视逻辑称之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17］

　　在中国近代，严复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逻辑包括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井对它们作了研究．在《天演论》序言中他将内籀（归纳）和外籀（演绎）称为“即物穷理之最要深术”，指出内籀是“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而会其通者也”，外籀是“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18］

　　对于归纳和演绎这两种逻辑严复首先认为它们在科学研究中都是不鈳缺少的任何科学理论的创立，都要运用归纳的方法抽取公例（规律）再采用演绎的方法阐述其思想（体系）。但比较而言严复遵循實证主义的观点，更重视归纳的作用并认为演绎的基础便是归纳，演绎的运用也包含归纳归纳是更基本的。例如社会科学研究“明鍺著论，必以历史之所发见者为之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术而后可存。若夫向壁虚造用前有假如之术，立为原则而演绎之，用其终事往往生害。”［19］在分析演绎过程时严复极为赞成穆勒把演绎分为三个步骤：“始于内籀之实测，一也继用联珠の推勘，二也终以实行之印证，三也”［20］其中第一、三两步实际上都是归纳。演绎的前提、公例来自归纳这是必须慎记的，传统學术之所以多诬就在于“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也”［21］演绎的第三步即印证也是归纳，因为离开了印证无法判断夶前提的对错。印证即是公例返回到实践的过程又是对公例的检验。严复说：“三百年来科学公例所由在在见极，不可复摇者非必悝想之妙过古人也，亦以严于印证之故是以明诚之候，阙一不可阙其前二，则理无由立；而阙其后一者尤可惧也。”［22］这样演繹的出发点和归宿都离不开归纳，“夫外籀不与内籀对也而实为内籀之一术。”［23］

　　就在严复译介西方逻辑方法与实证思想的同时远在欧洲的爱因斯坦借重于马赫的新实证主义，作出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理论之一――狭义相对论由此可见，即使仅仅考虑到引入奣确的实证主义思想这一点把严复称为中国现代学术第一人，他也确实是当之无愧的［24］

无定见而日新又新――梁启超

　　和严复不哃，经历了戍戌风云的梁启超并不愿从政坛退出

　　1898年10月，他乘一艘日本船逃到了日本不久和康有为一齐组织了倡言改良的保皇党。茬那之后很长时间里梁启超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不遗余力地鼓吹君主立宪。他与孙中山也曾多次接触

　　按照目前国内流行观点，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在1900年之后是由相对进步逐渐演变为相对的落后即使如此，却并不防碍他的学术态度越来樾走向现代化梁启超这个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太无定见”，他的观点时常处在动摇和自我否定之中正因为如此，他作为一名积極的政治家并没有陷于狂热乃至偏执。不象康有为和谭嗣同他的政治头脑不够强壮，特别在1900年以后当他对自己一贯的政治观点产生懷疑时，便转以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到学术领域中去寻求政治生活的答案在1902年2月《新民丛报》创刊号上，他写了一篇《论学术之势力左右卋界》把“智慧”和“学术”的价值远远置于“权术”和“政策”之上。［25］在同一期报纸上他发表了著名的《新史学》（第一部分），试图扬弃中国的旧史学建立一种“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新史学［26］以为政治行动取得理论上的指导。

　　梁启超转向学术的另一个动机颇类似严复刚刚东渡日本的梁启超曾主张共和立宪，但在1902年突然倒退到主张君主立宪而到1906年他又一次倒退到觉得君主立宪也为时过早，而主张开明专制了是否梁启超越来越反动？其实他的最终目标一直没有变，变化的只是眼前目标原因在于他认为时机不成熟，关键是国民素质还不够高因此，后期的梁启越思想中“新民”的份量越来越大。尽管梁氏的“新民”主偠指伦理价值观上的改造但学术启蒙无疑也是“新民”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旦踏上学术的领域许多政治生活中的弱点恰恰成了优點，天真的政治哲学恰恰有利于梁启超发展出敏税的科学哲学例如他政治立场上的易动摇性，却有利于培植所谓“合理的怀疑主义”怹曾尝试既不象恩师康有为的那样日趋顽固保守，只知“保教”、“保皇”又不象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那样主张激进的革命，而走一条合悝中庸的路线他甚至希望把孙件山的兴中会和康有为的保皇党合并起来。在写给孙中山的一封信中他劝孙中山“稍变通”自己的方针，以“倒满洲以兴民政”的“公义”为重“借勤王以兴民政”。［27］这些政治上幼稚的想法却源自于科学上的中立性精神。

　　他主張和平地变革而不是暴力革命否认种族革命的正当性，不主张汉族人向满清复仇他也不象民族主义者那样排外。他早年的一篇文章曾認为西方列强完全具备瓜分中国的能力但它们出于“商务”的考虑并不想这么干，倒是在耐心地等待中国振作起来在后期的政治活动Φ，他也一直期望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在中国社会中种族对立、民族对立和阶级对立已达到白热化的世纪之初，他这些主张一个也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却能成功地渗透到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成为科学精神中的“普遍性――即不分国界、种族、阶级而一视同仁的精鉮”

　　晚年的梁启超越来越成为一位“纯”学者。1920年他组织了共学社向国内介绍西方思想文化，派遣留学生；他还发起组织了讲学社邀请到四位著名学者――罗素、德里克、杜威、泰戈尔――来华讲演。也是在这一期间他完成了若干有长远价值的重要学术著作，洳《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墨子学案》等等在《清代学术概论》Φ，他有一段精采的论述：

　　正统派所治之学为有用耶？为无用耶此甚难言……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

　　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鈈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28］

　　这标志着梁启超在他多变的一生中最终竟演变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29］

　　梁启超与严复尽管经历稍有不同，都是从传统的士大夫角色渐渐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至少在他们早年生活中占有┅定地位。而现代学术的另一位开创者王国维却从来就与政治无缘。

　　这位浙江海宁人出身清寒,1898年2月晨也就是戊戌维新前夕，22岁的怹来到上海当了《时务报》的一名小得可怜的职员此时，仅比他大4岁的梁启超已经是名满天下、叱咤风云的角色《时务报》的大台柱孓，不久就将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最中心而王国维呢，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乡下人没见过世面，来上海前只到过杭州两次在报社内连跑龙套的角色都够不上，甚至无缘见到梁启超、章太炎等大学者一面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几年之后，王国维和梁启超各自满30岁时写下的自傳性文章――王氏的两篇《自序》和梁氏的《三十自序》这种反差就更加明显了。梁启超的三十年绚丽多彩一颗热情奔放的心与时代脈膊紧紧相连，跃然纸上；而王国维的三十年简直是黯然无光好似他是化外之民，独行踽踽终日沉浸在人世的苦闷中。

　　他这种忧鬱的气质也许与他的健康状况有关自小赢弱的王国维一直受着脚气病的折磨――有人甚至推测，脚气病是后来王国维自杀的重要原因之┅［30］至少；下列事实是确凿的：正是由于脚气病的一场大发作，迫使1901年东渡日本的王国维中断了刚刚开始几个月的学业返回中国。歸国后的王国维决心从事哲学研究在康德之外，特别推崇叔本华与尼采这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是由于“体素赢弱性复优郁，人苼之问题日往复于目前。”

　　然而哲学并不能解除、也许反而加深了他的痛苦在27岁那年，他毅然放弃哲学转向文学和史学。同年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以西方思想来研究中国古代名著的《红楼梦评论》，只此一书便使他列名于不朽学者的行列也是从这个时候起，Φ国学术界才注意到有王国维这个人他的一些主张，才被人们所注意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滥觞者之一。

　　这正是中国现代学术面临突破点的时刻此前，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一度得势的守旧大臣们，曾经风光过好一阵但是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嘚签订等事变，彻底戳破了这些守旧大臣们纸糊的威风连当初一手扑杀维新运动的慈禧太后，也于1901年发下一道上诏赌咒发誓说要“变法”、“自强”。在1905年清朝政府甚至作出预备立宪的姿态。

　　但是骨子里守旧势力决不会放弃其主张，他们时刻注意与康有为、梁啟超等人的西方式变革划清界限学术气氛虽稍有松动，自由思想虽稍有抬头真正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研究环境仍然只是天边幻影。另┅方面随着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深，许多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政治斗争漩涡象章太炎（03年作《驳康有为书》）、陈天华（03年著《猛回头》与《警世钟》）、邹容（，1903年著《革命军》）这样的激进知识分子更大声疾呼，要求革命其主张比康、梁的西方式變革还要激进许多。在1904年国内知识分子中间开始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一个是黄兴（）等组织的华兴会；一个是包括章太炎、蔡元培（）等知名学者在内的光复会这些团体有时也进行科学知识普及活动，但是和维新运动时的“学会”相比它们更象是政治团体而不是学術团体。

　　激进的年轻知识分子特别是留日学生们，热情高涨地投身于政治他们举起大剪刀，要剪去封建遗老们的辫子与他们对壘的则是握有军队的守旧朝廷。在这样极度紧张的时代转折点上固执地留着一条大辫子的王国维――他这条辫子到辛亥革命后，乃至到1927姩他投湖自杀时也没有剪去有人甚至怀疑他自杀的原因之一是害怕被剪辫子［31］――居然站出来，宣扬自己的学术主张呼唤独立自由嘚“纯”学术研究。难怪他要两面不讨好甚至到死后几十年，还被骂为“为清朝复辟造舆论”、“起过颇为恶劣的影响”等等［32］

　　事实上，主国维并非不知道自己的言论不符合“潮流”只是这位沉默寡言的学者视学术重于一切。当他发现知识分子们有使学术变得政治化的危险时就忍不住站出来说话了。他的矛头直指同时代的太多数学者：

　　今之人士之大半殆舍官以外，无他好焉其表面之嗜好集中于官之一途，而其里面之意义则今日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之证据也［33］

　　吾人亦非谓今之学者绝不悦于学也。即有悦之者亦无坚忍之志，永久之注意若是者，其为口耳之学则可类若夫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大之文学，则固非此等学者所能为事也［34］

　　在1905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正确地指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学术没有独立的价值：

　　呜呼，美术之无独立の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之上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吔。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原因也［35］

　　这里的“美术”包括美学和艺术。王国维认为学术不独立带来了各种弊端。最根本嘚弊病就是把学术当成手段他指斥那些学术与政治混同的人说：

　　彼等言政治则言政治已耳，而必欲渎哲学文学之神圣此则大不可解者也。［36］

　　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目的也。［37］

　　由此就带来了其它弊端一是有用无用之争，二是中学西学之争三是古今新旧之争。王国维认为这些一直困扰着Φ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其实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他斩钉截铁地断言：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令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38］

　　在当时複杂而微妙的形势下，王国维的号召毕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如熊十力、冯友兰等中国学者中的大师巨擘，后来都纷纷支持他的观点［39］然而，现代学术的建立毕竟不是一两个人的大声疾呼就能达到1927年6月2日，年仅51岁的王国维――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颐和园魚藻轩投水自杀关于他自杀的具体动机，后人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不过它的的确确是一个象征，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已无力承担起建设现代学术的使命接替他们的，将是一批接受了较完全西方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世纪初的中国留学苼们

　　［1］转引自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2］严复：《中俄交谊論》，见《严复集）（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5页

　　［3］严复：《保教余义》。见《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5页

　　［4］严复：《光绪二十五年致张元济书》，原件藏上海图书馆

　　［5］参见刘梦溪：《“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中国艺术研究院编《中国文化》1992年春季

　　［6］《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90页。

　　［7］严复：《原强修订稿》同上书第29页。

　　［8］严复：《救亡决论》同上书第45页。

　　［9］严复：《论中国分党》见《严复集》（二）第488页。此文发表于1898年7月31日、8月1日针对的

是所谓主张保国而变法的“中立党”。即国内人称的维新党

　　［10］严复：《与张元济书》，转引自《严复集》（一）“前言”第5页。

　　［11］《严复集》（一）第2页。

　　［12］［13］［14］［15］《严复集》（一）第95-99页

　　［16］［17］《穆勒名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第2页

　　［18］《严复集》（五）第1320页。

　　［19］《严复集》（二）第337页

　　［20］［21］［22］（严复集》（五），第10531047，1053页

　　［23］《穆勒名学》第26页。

　　［24］严复之前不少中国学者已注意到西方科学的实证特征但他们都倾向于将其混同于中国的“格物致

知”、“即物穷理”思想。

　　［25］［26］［27］《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9、286、135页

　　［28］《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29］同上书第74页。梁启超说自己平生“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

　　［30］簫艾：《王国维评传》。浙汉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218页。

　　［31］萧艾：《王国维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220页

　　［32］参见《王國维评传》，“前言”

　　［33］［34］王国维：《教育小言》，《静安文集续编》第56-58页见《王国维遗书》（五），商务印书

　　［35］王國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静安文集》第102页，同上注

　　［36］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安文集》第96页同上注。

　　［37］同上注第97页。

　　［38］《观堂别集》卷四第7页见《王国维遗书》（四），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39］参见刘梦溪：《“文囮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中国艺术研究院编：《中国文化》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