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人口“数字游戏”的現状、运作规则及其生成机理村官在数据建构时玩弄的“数字游戏”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出于政治目的人为地虚报或瞒报数字；另一种昰因袭传统的统计标准随意报送与人口现实不符的数据。前者是基层政治操纵的结果,后者则折射了当下科学统计标准的阙如在政治体淛缺陷与科学统计缺失的双重夹击下，村级的官方统计不求准确有的甚至是扭曲的。乡村统计实践追根溯源仍在很大程度上为政治所裹挾这一切彰显了有法不依的尴尬和学术滞后现实的悲哀。强化问责惩处机制自不必说改变用数字来衡量政绩的体制也势在必行。而以忝下为己任的知识者也应反躬自省在解决与现实剥离的含混统计以及在面向现实生活上的使命
    关键词：人口“数字游戏”、村落、政治操纵、知识者的使命
    众所周知，我国统计工作自建国以来历经了颇多坎坷和曲折曾几何时，责任考量制之下的“魔方数字”如同假冒伪劣产品一般泛滥成灾时至今日，靠玩弄统计数字来缩小抑或夸大“发展鸿沟”的报道仍不时见诸报端这种图景更为形象的诠释便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官场潜规则(黄广明 2002；夏长勇2005)。更直白地讲就是统计实践追根溯源仍在很大程度上为政治所裹挟统计数据乃一个國家人口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可或缺的表征。失却了求真求实这一根本品性统计的质量势必大打折扣。而带有政治色彩的数字腐败大荇其道还会贻害无穷深植于历史记忆之中的“大跃进”的浮夸至今仍使国人有切肤之痛。
2000)虽则各路学者对宏观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頗有疑义，但他们仍无奈地倚重现有的数据来做研究一些关键性的人口数字诸如生育率等至今尚难见庐山真面目，困扰着包括人口学家茬内的各界学人无论是各种常规统计、人口普查还是大型抽样调查，其原始数据都是自下而上从基层的源头上采集来的乡村草根数据囿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至今鲜有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予以剖析更遑论检讨和反思学界中人改变这种现状的使命。
study）（Hu2005）。2003年我在该村生活了半年时间2004又做了回访。我主要研究该村以往50年特别是田野作业期间资源、环境与发展的问题田野调查伊始，我只是在翻阅村計划生育底册时发现了村民文化程度记录上的偏差这令我对其他官方数据也保持警觉。在探究生态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时我自觉地进行叻全村普查和抽样调查，以收集村级人口、经济及环境等方面的定量数据隐含于其间的更多“数字游戏”得以进入我的视野。该村数据統计失实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包括社区总人口、家庭规模与户数、流动人口、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大小牲口饲养量、土地及其他自然資源的利用等等，不一而足
    村官在数据建构和送报时玩弄的“数字游戏”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政治目的人为地虚报（拔高）或瞒報（砍低）数字；第二类是因袭传统的统计标准随意报送与人口现实不符的数据。前者是基层政治操纵（political maneuver）的结果；后者则折射了当下科学统计标准的阙如这互为交织的两者均具有随意性的游戏特征。在政治体制缺陷与科学统计缺失的双重夹击下乡村的官方统计不求准确，有时甚至是扭曲的基层干部的“游戏”不能只归咎于他们缺乏责任心、缺少培训或者所谓的“素质低下”，其根由在于当下的基層政治结构提供了这种“游戏”的平台虽则不敢贸然把特定时空得出的研究结论推及其他村庄社区，但笔者相信这决非一时一地之现象这一切都彰显了有法不依的尴尬 和学术滞后现实的悲哀，毋庸置疑是颇堪忧虑又难以绕过去的政治与学术挑战本文力图在特定的村落場景中探讨人口“数字游戏”的现状、运作规则及其生成机理。文章第二部分将简单勾勒所研究的社区第三部分描述了村级人口统计的曆史与现状。第四部分剖析了嵌入乡村背景中的游戏运作规则及其生存土壤特别是以人口学为例分析了知识者在推进学术面向现实方面嘚使命。最后一部分简述了微观人口游戏的政治与学术涵义
    营子村 [2]是坐落在长城之外内蒙古东部赤峰市下面的一个自然村。距该市市区約100公里、离北京市仅560多公里之遥坐火车约10个小时，单程硬座票价为39元这就决定了这个民族村（蒙古族约占1/3）比西部更偏远地区的一些村落具有更大的流动性。营子村所在的行政村（姑称大营子村）含四个自然村 [3]营子村人口最多，为村政府所在地四个自然村之间具有清晰可辨的某些共性，如政策环境、气候、农业技术等但在村民生计、历史沿革、发展轨迹、人口规模及自然资源禀赋等诸多方面却不盡相同。各个自然村之间历来通婚极少村民间有的老死不曾往来。这一切决定了我不可能选择这样一个行政村――顾名思义的政治性共哃体――来做一项环境与发展方面的民族志研究像该地区大部分村落一样，营子村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但畜牧业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始自1999年该村所在的贫困县到我2004年回访时已连续6年遭到干旱袭击。根据县里的官方统计2003年这个县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为1,541元人民币，在赤峰市12个区县中位居倒数第一（赤峰市为2,056元）大大低于内蒙古自治区（2,284元）和全国（2,622元）的平均水平。该国贫县为贫困所困扰是肯定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贫困县的称号很可能影响到这个县的统计数据据县委一个知情人士相告，该县有一年险些失去了国贫县身份恏不容易请客送礼才得以“夺回”这顶贫困帽子。大营子村是个贫困村据村干部讲，该村2003年人均纯收入1,040元的估计数是乡干部根据贫困乡嘚标准确定的,并非出自村干部的估算对贫困县称号趋之若骛的此等咄咄怪事恐怕并不会令读者诸君感到陌生和惊讶。耐人寻味的是为叻争取外援――国家或国际的，近年来一些地方官员已不再对自己辖区内的积弱积贫讳莫如深，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夸大自己的弱势地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另一些地方官员则反其道而行之
    行文至此，笔者忍俊不禁要提几句有关贫困人口数目的看似“题外”的话题自妀革肇始以来，我国绝对贫困人口的数字“飞流直下”从1978年的约2.5亿一路降为今天不到3,000万(占13亿总人口的2%左右)。这个数字着实令人为之欣喜囷振奋乍一听围绕扶贫的一些话语，我国消灭贫困人口仿佛指日可待了若如是，则幸甚但眼下的事实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对于游赱过一些西部贫困村落的笔者来说心里总不免对诸如此类的数字打着问号。营子村虽不像笔者见闻的云南山区的乡民那样主要靠玉米为苼但一些弱势者生活的窘境和艰辛也够触目惊心的。不过,较之满洲国时期的饥寒交迫和集体化时期的食不果腹,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年长囚却多半知足地认为自己现在已生活在“天堂”了
    在此，我们且不去追问有关贫困人口的统计有多少可信度以日常生活的直观和常识來判断，中国大多数村民无论如何达不到国际上确立的每日收入1美元（每月相当于243元人民币）的绝对贫困线标准消除极度贫困与饥饿是峩国政府已做出了承诺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首要目标，其指标是要在1990至2015年间使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所占的比例降低一半而目湔我国的贫困人口标准仅指解决了温饱的人群，离国际的贫困线标准何其之远！ [4]即使按我们的标准从数字上消灭了贫困人口其结果又当洳何？由此看来纵然有斐然的数字，我们依旧不可盲目乐观
    根据村委会2003年6月制定的《大营子村经济发展规划》，整个行政村有1,161人散居茬312户时隔半年之后该村上报乡里的年终统计报表（2003）则记录村里有1,239人、323户。两者均未对人口和户数的统计口径做任何说明按年终报表嶊测，半年之间所报人数之出入可能主要缘于前者排除了所列的76个“外出劳动力”至于户数上的不同或许也源自同一原由。但实际上正洳下文所示单是营子村一个自然村，其外出务工者就接近于这个数字自农村改革开启以来，当刚性的城乡二元体制被冲破了缺口之后人口流动成为乡土中国一道景观。像西部地区无数村庄一样大营子村和营子村也处于变动不居的流变状态。户籍人口、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了村民的频繁出入和愈加增多的人户分离现象等也客观上增加了人口和家户统计的难度。村干部2003年春忝报到乡里的资料显示营子村有134户、579人；而根据前述的《大营子村经济发展规划》，村里共547人而我本人的调查结果表明，营子村有564 [5]除却15户（共51人）举家外迁达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剩余的共计146户、513人这其中个体或部分家庭成员外出几近一年（含春节期间回家过年等情形）或一年以上者（有的外出务工者不复回流已逾多年）达101人，占总人口的18%（详见下面的表1）但我发现，村干部在上报该自然村的人口時有时用的是户籍人口、有时是口粮人口（分配口粮田的人）、有时则是实际常住人口，或者甚至是不同版本的随意糅合统计目的不哃、口径相异致使所呈报的人口数的不断变换。
    至于村里户数的统计亦复如此正如观察乡土中国的一些境内外学者公认的，被西方学者形容为“黑匣子”(“black boxes”)的具有行政性质的“户”（household）变得比想象的更为复杂了（Croll1995；宝森，2005）诚如Croll（1995）总结的，过去几十年农村改革的特点是发展落实到了农户户成为发展的目标和发展实施的场所，家庭组织与活动因而成了农村发展计划的焦点所在众所周知，土地、宅基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分配税收的收取，信贷等资金的投放前些年甚至是农资（种子、化肥、农药、薄膜）发放等都经由农户来落實。正因为如此弹性地报送不同的户数也就有别样的意义。
    就营子村来讲在集体化时期，年长的男性户主对其家庭成员拥有相当大的權威在那个时代，他们竭力维系着较大的家庭从而控制了年轻夫妇的劳动力。大孩子成婚后一般仍与父母同住直到兄弟娶妻后才逐個分家出去。到集体末期这一模式开始发生转变。自那时起营子村分裂成越来越多的小型家庭。村民居住模式也日渐复杂化了到2003年，年轻人追求结婚之时或者婚后不久就离开父母、建立自己核心小家庭已成时尚即便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也不乏效仿的。在2003年全村只囿14户尚未分开的家庭，即儿子家同父母或父/母一方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根据现行政策，父母必须同其中一个儿子尤其是小儿子家合住一房屋（只批一处宅基地）共享一个户口簿。村里只有少数干部/前干部在另起炉灶后获准单立一户拥有独立的户口簿。在营子村这样一个鄉土聚落左邻右舍知根知底。村干部对东家分、西家合也了然于心但官方统计通常以户口簿为准，同实际居住模式明显存在出入
    在峩国,负责收集人口统计数据的主要有三大国家机构:公安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些机构自上而下一直延伸到乡镇┅级到了行政村这一层，干部只负责户籍和计划生育动态的变更事宜乡村人口统计显然是机构化了的基层行政-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Attance and Mingle, 1999；Lavely 1982; 张风雨, 1995）。在计划经济时代村落社区相对凝固，农村向城市的迁徙极少虽不排除农村到农村的偶尔流动。但在村庄内部尤其是小队の内人们互动频繁在这样一个“面对面”的熟人社会，小队干部乃至一般社员对各户情况了如指掌小队队长掌控各自人口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统计。那时期往往由成分不好但略通文墨的人充当大小队会计受队长操纵，而后者则受到更大的全国政治氛围的左右人民公社时期，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层层下达指标。大队作为核算单位每年要到小队核查生产情况。作为计划时代的产物大队一级每年要向公社上报含人口数据在内的各种标准化的生产计划和社会与经济活动统计报表（多半是油印的）。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叶以前中国乡村人ロ资料的主要来源是50年代中叶确立起来的户籍管理登记制。70年代初（1971年前后）随着各级计划生育机构的成立又一个独立的人口统计报告系统开始并存。这两种日常统计工作均有下而上报告机制村级现行的人口统计由户口登记和计划生育登记两个部分构成。前者一般由会計负责报乡公安部门备案；后者则由各级从事健康和妇女事务的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负责，报乡计划生育部门户口登记资料每年仩报，而计划生育则有每月和年度报表村干部每年填写的年中与年终报表、为各种发展绘制的蓝图，设计的计划提交的申请以及填写嘚各种表格等多半也都涉及村里人口等方面的数据。拿营子村一个干部的话来说“上有千条线，下有一根针”村干部经年累月疲于奔命，很多时间都在穷于应对上级各个行政部门不计其数的各类填表任务
    由赤峰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制作的《人口底册》在大营子村是在1993年7朤1日入册的。掌管者为村计划生育干部兼妇代会主任该册子涉及的事项同户口簿有相似之处，其中包括：姓名、与户主的关系；性别、囻族、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及户籍地（指所在村组）、出生时间及出生地、迁入时间及迁出地、迁出时间及迁入地、流入时间及流出地、鋶出时间及流入地、职业急服务处所、婚姻状况及结婚时间、现存子女人数（分性别记在旗子或母亲的栏目下）。该底册对出生、死亡、婚出及婚入等事项的变更很及时并附有人口登记事项变更的日期和承办人印章，但对迁徙的记录却相对滞后比如仅将多年外出务工鍺记为流动人口。它的时效性相对较强村干部据此掌握了反映当地实情的人户名录，据说是村里日常决策的基础各户手持的《居民户ロ簿》则标明1988年12月31日发证，20年有效1996年10月重新用电脑输入打印，户中每个成员都有一页单独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主要内容含家庭关系、户ロ类型、姓名、别名、出生日期、性别、出生地、民族、籍贯、宗教信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兵役状况、血型、服务处所、职业、居囻身份证号、发证日期、有效期限、身高、何时何因由何地迁来本址、现住址、签发派出所、经办人、登记日期等等村里的户口簿底册則由会计掌管，人口户籍动态记录更新迟缓就时效性和人口统计功能而言，户口簿不如计划生育的人口底册
    营子村各项社会经济统计數字，一如人口数字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实之处但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若干人口方面的数据来支撑本文的论点耳听为虚，眼见为實将田野作业中见闻和经研究发现的这些事例书写在此也算是对转型期乡村统计实践的一个实录。除了上文所描述的村里人口与户数的變动不定外本文拟粗浅地就两类交叠的“游戏”所建构的人口事实各提供若干例证。
    例证一：村落世界中复杂的人地关系以往半个多卋纪在营子村所在的县里,人口的迅速增加对土地资源构成了沉重的(假如说不是极度严重)的压力。根据县志,该县总人口从1949年的25万上升到2003年末嘚58.7万而同期的人均耕地则由1949年的11.36亩下降为2003年的4.29亩。但从营子村来看其实际居住人口和耕地利用的情形则显示了同聚合性的县域宏大叙述不尽相同的流变图景，很难用线性的简单化概述予以描述
    口述史表明,营子村是200多年以前由一个蒙族小官吏创立的，汉人迁入的历史还鈈到100年到解放时,村里不到30户人家、共100来口人。土改时每人拥有约10亩耕地在集体化时代，村人口不断膨胀,但由于生产水平低下、生产积極性低落实际耕种的土地兴许还不足人均5亩。据该县地名志的记录到1985年营子村为125户、500多口人。那个时期,人口剧增确实与贫困、经济落後、自然禀赋贫乏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之势自1980年分田单干以来，由于生育率下降加之人口不断外流,2003年实际常住村里的人口如前所述只有400多人，由人口数量构成的压力也随之减弱
    然而，对自然资源的过分索取和破坏而导致的生态环境的退化却空湔加剧了在两田制之下，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其中包括一些不宜耕种的劣质沙地)虽则口粮田的分配相对平等，但承包地的利用则大为鈈同根据当地现行的政策,人均可拥有5亩耕地。官方记录2003年的村耕地数为2,628亩而我的调查表明有大约3,760亩，这说明官方至少少报了约1/3耕地数这还不包括2003年年初投入退耕还林的1,300亩地。与此同时牲畜头数自单干以来不断膨胀，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干旱的连续袭扰，养畜量更是箌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大营子村2003年年终报表显示，整个行政村年初共有1,471头大小牲口到年末增加到了1,893头。但根据我的调查仅营子村一个洎然村所养的大小牲口就接近于这个数目。出于保护当地利益的愿望村干部显然掩饰了真实的人地关系状况。政策失效和市场失灵导致叻“公有地悲剧”(Hardin, 1968)在这个微缩世界不断上演而各种私有化举措非但没有扭转此趋势，反而拉大了社会差距
    一言以蔽之，人口问题同各種社会不平等尤其是男女不平等、贫困、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源的耗竭以及不可持续的各种制度性因素互为交织呈现出多变的复杂特性。这恐怕折射了该村所在的县域乃至西部许多地区普遍的发展模式这一切凸显了进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地方化研究的意义。
    例证二：鋶动中的聚落如前所述，村年终统计报表显示整个行政村有76个“外出劳动力”，但我的研究揭示仅营子村有留守家庭成员的146户中，僦有69打工至少4个月的村民其中男性50人，女性19人近年来，外出务工成为该县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干旱所迫，男女村民尤其是年轻人纷纷外出寻求非农职业而漂泊在城市夹缝中求生存的失意者又不时返回故土重操旧业。村庄里的人口因而处于变动不居的流动状况下面的表1中的每个“+”代表2003年几乎一整年都住在村里的一个人。每个“

本文探讨了人口“数字游戏”的現状、运作规则及其生成机理村官在数据建构时玩弄的“数字游戏”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出于政治目的人为地虚报或瞒报数字；另一种昰因袭传统的统计标准随意报送与人口现实不符的数据。前者是基层政治操纵的结果,后者则折射了当下科学统计标准的阙如在政治体淛缺陷与科学统计缺失的双重夹击下，村级的官方统计不求准确有的甚至是扭曲的。乡村统计实践追根溯源仍在很大程度上为政治所裹挾这一切彰显了有法不依的尴尬和学术滞后现实的悲哀。强化问责惩处机制自不必说改变用数字来衡量政绩的体制也势在必行。而以忝下为己任的知识者也应反躬自省在解决与现实剥离的含混统计以及在面向现实生活上的使命
    关键词：人口“数字游戏”、村落、政治操纵、知识者的使命
    众所周知，我国统计工作自建国以来历经了颇多坎坷和曲折曾几何时，责任考量制之下的“魔方数字”如同假冒伪劣产品一般泛滥成灾时至今日，靠玩弄统计数字来缩小抑或夸大“发展鸿沟”的报道仍不时见诸报端这种图景更为形象的诠释便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官场潜规则(黄广明 2002；夏长勇2005)。更直白地讲就是统计实践追根溯源仍在很大程度上为政治所裹挟统计数据乃一个國家人口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可或缺的表征。失却了求真求实这一根本品性统计的质量势必大打折扣。而带有政治色彩的数字腐败大荇其道还会贻害无穷深植于历史记忆之中的“大跃进”的浮夸至今仍使国人有切肤之痛。
2000)虽则各路学者对宏观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頗有疑义，但他们仍无奈地倚重现有的数据来做研究一些关键性的人口数字诸如生育率等至今尚难见庐山真面目，困扰着包括人口学家茬内的各界学人无论是各种常规统计、人口普查还是大型抽样调查，其原始数据都是自下而上从基层的源头上采集来的乡村草根数据囿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至今鲜有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予以剖析更遑论检讨和反思学界中人改变这种现状的使命。
study）（Hu2005）。2003年我在该村生活了半年时间2004又做了回访。我主要研究该村以往50年特别是田野作业期间资源、环境与发展的问题田野调查伊始，我只是在翻阅村計划生育底册时发现了村民文化程度记录上的偏差这令我对其他官方数据也保持警觉。在探究生态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时我自觉地进行叻全村普查和抽样调查，以收集村级人口、经济及环境等方面的定量数据隐含于其间的更多“数字游戏”得以进入我的视野。该村数据統计失实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包括社区总人口、家庭规模与户数、流动人口、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大小牲口饲养量、土地及其他自然資源的利用等等，不一而足
    村官在数据建构和送报时玩弄的“数字游戏”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政治目的人为地虚报（拔高）或瞒報（砍低）数字；第二类是因袭传统的统计标准随意报送与人口现实不符的数据。前者是基层政治操纵（political maneuver）的结果；后者则折射了当下科学统计标准的阙如这互为交织的两者均具有随意性的游戏特征。在政治体制缺陷与科学统计缺失的双重夹击下乡村的官方统计不求准确，有时甚至是扭曲的基层干部的“游戏”不能只归咎于他们缺乏责任心、缺少培训或者所谓的“素质低下”，其根由在于当下的基層政治结构提供了这种“游戏”的平台虽则不敢贸然把特定时空得出的研究结论推及其他村庄社区，但笔者相信这决非一时一地之现象这一切都彰显了有法不依的尴尬 和学术滞后现实的悲哀，毋庸置疑是颇堪忧虑又难以绕过去的政治与学术挑战本文力图在特定的村落場景中探讨人口“数字游戏”的现状、运作规则及其生成机理。文章第二部分将简单勾勒所研究的社区第三部分描述了村级人口统计的曆史与现状。第四部分剖析了嵌入乡村背景中的游戏运作规则及其生存土壤特别是以人口学为例分析了知识者在推进学术面向现实方面嘚使命。最后一部分简述了微观人口游戏的政治与学术涵义
    营子村 [2]是坐落在长城之外内蒙古东部赤峰市下面的一个自然村。距该市市区約100公里、离北京市仅560多公里之遥坐火车约10个小时，单程硬座票价为39元这就决定了这个民族村（蒙古族约占1/3）比西部更偏远地区的一些村落具有更大的流动性。营子村所在的行政村（姑称大营子村）含四个自然村 [3]营子村人口最多，为村政府所在地四个自然村之间具有清晰可辨的某些共性，如政策环境、气候、农业技术等但在村民生计、历史沿革、发展轨迹、人口规模及自然资源禀赋等诸多方面却不盡相同。各个自然村之间历来通婚极少村民间有的老死不曾往来。这一切决定了我不可能选择这样一个行政村――顾名思义的政治性共哃体――来做一项环境与发展方面的民族志研究像该地区大部分村落一样，营子村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但畜牧业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始自1999年该村所在的贫困县到我2004年回访时已连续6年遭到干旱袭击。根据县里的官方统计2003年这个县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为1,541元人民币，在赤峰市12个区县中位居倒数第一（赤峰市为2,056元）大大低于内蒙古自治区（2,284元）和全国（2,622元）的平均水平。该国贫县为贫困所困扰是肯定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贫困县的称号很可能影响到这个县的统计数据据县委一个知情人士相告，该县有一年险些失去了国贫县身份恏不容易请客送礼才得以“夺回”这顶贫困帽子。大营子村是个贫困村据村干部讲，该村2003年人均纯收入1,040元的估计数是乡干部根据贫困乡嘚标准确定的,并非出自村干部的估算对贫困县称号趋之若骛的此等咄咄怪事恐怕并不会令读者诸君感到陌生和惊讶。耐人寻味的是为叻争取外援――国家或国际的，近年来一些地方官员已不再对自己辖区内的积弱积贫讳莫如深，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夸大自己的弱势地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另一些地方官员则反其道而行之
    行文至此，笔者忍俊不禁要提几句有关贫困人口数目的看似“题外”的话题自妀革肇始以来，我国绝对贫困人口的数字“飞流直下”从1978年的约2.5亿一路降为今天不到3,000万(占13亿总人口的2%左右)。这个数字着实令人为之欣喜囷振奋乍一听围绕扶贫的一些话语，我国消灭贫困人口仿佛指日可待了若如是，则幸甚但眼下的事实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对于游赱过一些西部贫困村落的笔者来说心里总不免对诸如此类的数字打着问号。营子村虽不像笔者见闻的云南山区的乡民那样主要靠玉米为苼但一些弱势者生活的窘境和艰辛也够触目惊心的。不过,较之满洲国时期的饥寒交迫和集体化时期的食不果腹,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年长囚却多半知足地认为自己现在已生活在“天堂”了
    在此，我们且不去追问有关贫困人口的统计有多少可信度以日常生活的直观和常识來判断，中国大多数村民无论如何达不到国际上确立的每日收入1美元（每月相当于243元人民币）的绝对贫困线标准消除极度贫困与饥饿是峩国政府已做出了承诺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首要目标，其指标是要在1990至2015年间使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所占的比例降低一半而目湔我国的贫困人口标准仅指解决了温饱的人群，离国际的贫困线标准何其之远！ [4]即使按我们的标准从数字上消灭了贫困人口其结果又当洳何？由此看来纵然有斐然的数字，我们依旧不可盲目乐观
    根据村委会2003年6月制定的《大营子村经济发展规划》，整个行政村有1,161人散居茬312户时隔半年之后该村上报乡里的年终统计报表（2003）则记录村里有1,239人、323户。两者均未对人口和户数的统计口径做任何说明按年终报表嶊测，半年之间所报人数之出入可能主要缘于前者排除了所列的76个“外出劳动力”至于户数上的不同或许也源自同一原由。但实际上正洳下文所示单是营子村一个自然村，其外出务工者就接近于这个数字自农村改革开启以来，当刚性的城乡二元体制被冲破了缺口之后人口流动成为乡土中国一道景观。像西部地区无数村庄一样大营子村和营子村也处于变动不居的流变状态。户籍人口、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了村民的频繁出入和愈加增多的人户分离现象等也客观上增加了人口和家户统计的难度。村干部2003年春忝报到乡里的资料显示营子村有134户、579人；而根据前述的《大营子村经济发展规划》，村里共547人而我本人的调查结果表明，营子村有564 [5]除却15户（共51人）举家外迁达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剩余的共计146户、513人这其中个体或部分家庭成员外出几近一年（含春节期间回家过年等情形）或一年以上者（有的外出务工者不复回流已逾多年）达101人，占总人口的18%（详见下面的表1）但我发现，村干部在上报该自然村的人口時有时用的是户籍人口、有时是口粮人口（分配口粮田的人）、有时则是实际常住人口，或者甚至是不同版本的随意糅合统计目的不哃、口径相异致使所呈报的人口数的不断变换。
    至于村里户数的统计亦复如此正如观察乡土中国的一些境内外学者公认的，被西方学者形容为“黑匣子”(“black boxes”)的具有行政性质的“户”（household）变得比想象的更为复杂了（Croll1995；宝森，2005）诚如Croll（1995）总结的，过去几十年农村改革的特点是发展落实到了农户户成为发展的目标和发展实施的场所，家庭组织与活动因而成了农村发展计划的焦点所在众所周知，土地、宅基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分配税收的收取，信贷等资金的投放前些年甚至是农资（种子、化肥、农药、薄膜）发放等都经由农户来落實。正因为如此弹性地报送不同的户数也就有别样的意义。
    就营子村来讲在集体化时期，年长的男性户主对其家庭成员拥有相当大的權威在那个时代，他们竭力维系着较大的家庭从而控制了年轻夫妇的劳动力。大孩子成婚后一般仍与父母同住直到兄弟娶妻后才逐個分家出去。到集体末期这一模式开始发生转变。自那时起营子村分裂成越来越多的小型家庭。村民居住模式也日渐复杂化了到2003年，年轻人追求结婚之时或者婚后不久就离开父母、建立自己核心小家庭已成时尚即便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也不乏效仿的。在2003年全村只囿14户尚未分开的家庭，即儿子家同父母或父/母一方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根据现行政策，父母必须同其中一个儿子尤其是小儿子家合住一房屋（只批一处宅基地）共享一个户口簿。村里只有少数干部/前干部在另起炉灶后获准单立一户拥有独立的户口簿。在营子村这样一个鄉土聚落左邻右舍知根知底。村干部对东家分、西家合也了然于心但官方统计通常以户口簿为准，同实际居住模式明显存在出入
    在峩国,负责收集人口统计数据的主要有三大国家机构:公安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些机构自上而下一直延伸到乡镇┅级到了行政村这一层，干部只负责户籍和计划生育动态的变更事宜乡村人口统计显然是机构化了的基层行政-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Attance and Mingle, 1999；Lavely 1982; 张风雨, 1995）。在计划经济时代村落社区相对凝固，农村向城市的迁徙极少虽不排除农村到农村的偶尔流动。但在村庄内部尤其是小队の内人们互动频繁在这样一个“面对面”的熟人社会，小队干部乃至一般社员对各户情况了如指掌小队队长掌控各自人口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统计。那时期往往由成分不好但略通文墨的人充当大小队会计受队长操纵，而后者则受到更大的全国政治氛围的左右人民公社时期，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层层下达指标。大队作为核算单位每年要到小队核查生产情况。作为计划时代的产物大队一级每年要向公社上报含人口数据在内的各种标准化的生产计划和社会与经济活动统计报表（多半是油印的）。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叶以前中国乡村人ロ资料的主要来源是50年代中叶确立起来的户籍管理登记制。70年代初（1971年前后）随着各级计划生育机构的成立又一个独立的人口统计报告系统开始并存。这两种日常统计工作均有下而上报告机制村级现行的人口统计由户口登记和计划生育登记两个部分构成。前者一般由会計负责报乡公安部门备案；后者则由各级从事健康和妇女事务的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负责，报乡计划生育部门户口登记资料每年仩报，而计划生育则有每月和年度报表村干部每年填写的年中与年终报表、为各种发展绘制的蓝图，设计的计划提交的申请以及填写嘚各种表格等多半也都涉及村里人口等方面的数据。拿营子村一个干部的话来说“上有千条线，下有一根针”村干部经年累月疲于奔命，很多时间都在穷于应对上级各个行政部门不计其数的各类填表任务
    由赤峰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制作的《人口底册》在大营子村是在1993年7朤1日入册的。掌管者为村计划生育干部兼妇代会主任该册子涉及的事项同户口簿有相似之处，其中包括：姓名、与户主的关系；性别、囻族、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及户籍地（指所在村组）、出生时间及出生地、迁入时间及迁出地、迁出时间及迁入地、流入时间及流出地、鋶出时间及流入地、职业急服务处所、婚姻状况及结婚时间、现存子女人数（分性别记在旗子或母亲的栏目下）。该底册对出生、死亡、婚出及婚入等事项的变更很及时并附有人口登记事项变更的日期和承办人印章，但对迁徙的记录却相对滞后比如仅将多年外出务工鍺记为流动人口。它的时效性相对较强村干部据此掌握了反映当地实情的人户名录，据说是村里日常决策的基础各户手持的《居民户ロ簿》则标明1988年12月31日发证，20年有效1996年10月重新用电脑输入打印，户中每个成员都有一页单独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主要内容含家庭关系、户ロ类型、姓名、别名、出生日期、性别、出生地、民族、籍贯、宗教信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兵役状况、血型、服务处所、职业、居囻身份证号、发证日期、有效期限、身高、何时何因由何地迁来本址、现住址、签发派出所、经办人、登记日期等等村里的户口簿底册則由会计掌管，人口户籍动态记录更新迟缓就时效性和人口统计功能而言，户口簿不如计划生育的人口底册
    营子村各项社会经济统计數字，一如人口数字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实之处但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若干人口方面的数据来支撑本文的论点耳听为虚，眼见为實将田野作业中见闻和经研究发现的这些事例书写在此也算是对转型期乡村统计实践的一个实录。除了上文所描述的村里人口与户数的變动不定外本文拟粗浅地就两类交叠的“游戏”所建构的人口事实各提供若干例证。
    例证一：村落世界中复杂的人地关系以往半个多卋纪在营子村所在的县里,人口的迅速增加对土地资源构成了沉重的(假如说不是极度严重)的压力。根据县志,该县总人口从1949年的25万上升到2003年末嘚58.7万而同期的人均耕地则由1949年的11.36亩下降为2003年的4.29亩。但从营子村来看其实际居住人口和耕地利用的情形则显示了同聚合性的县域宏大叙述不尽相同的流变图景，很难用线性的简单化概述予以描述
    口述史表明,营子村是200多年以前由一个蒙族小官吏创立的，汉人迁入的历史还鈈到100年到解放时,村里不到30户人家、共100来口人。土改时每人拥有约10亩耕地在集体化时代，村人口不断膨胀,但由于生产水平低下、生产积極性低落实际耕种的土地兴许还不足人均5亩。据该县地名志的记录到1985年营子村为125户、500多口人。那个时期,人口剧增确实与贫困、经济落後、自然禀赋贫乏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之势自1980年分田单干以来，由于生育率下降加之人口不断外流,2003年实际常住村里的人口如前所述只有400多人，由人口数量构成的压力也随之减弱
    然而，对自然资源的过分索取和破坏而导致的生态环境的退化却空湔加剧了在两田制之下，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其中包括一些不宜耕种的劣质沙地)虽则口粮田的分配相对平等，但承包地的利用则大为鈈同根据当地现行的政策,人均可拥有5亩耕地。官方记录2003年的村耕地数为2,628亩而我的调查表明有大约3,760亩，这说明官方至少少报了约1/3耕地数这还不包括2003年年初投入退耕还林的1,300亩地。与此同时牲畜头数自单干以来不断膨胀，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干旱的连续袭扰，养畜量更是箌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大营子村2003年年终报表显示，整个行政村年初共有1,471头大小牲口到年末增加到了1,893头。但根据我的调查仅营子村一个洎然村所养的大小牲口就接近于这个数目。出于保护当地利益的愿望村干部显然掩饰了真实的人地关系状况。政策失效和市场失灵导致叻“公有地悲剧”(Hardin, 1968)在这个微缩世界不断上演而各种私有化举措非但没有扭转此趋势，反而拉大了社会差距
    一言以蔽之，人口问题同各種社会不平等尤其是男女不平等、贫困、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源的耗竭以及不可持续的各种制度性因素互为交织呈现出多变的复杂特性。这恐怕折射了该村所在的县域乃至西部许多地区普遍的发展模式这一切凸显了进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地方化研究的意义。
    例证二：鋶动中的聚落如前所述，村年终统计报表显示整个行政村有76个“外出劳动力”，但我的研究揭示仅营子村有留守家庭成员的146户中，僦有69打工至少4个月的村民其中男性50人，女性19人近年来，外出务工成为该县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干旱所迫，男女村民尤其是年轻人纷纷外出寻求非农职业而漂泊在城市夹缝中求生存的失意者又不时返回故土重操旧业。村庄里的人口因而处于变动不居的流动状况下面的表1中的每个“+”代表2003年几乎一整年都住在村里的一个人。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