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08期
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摘要】：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关于"在五四时期从国外传入中国的社会思潮中,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重点难点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回答:第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想追求的失败;第二,世界范围内反资本主义浪潮与中国思想界的转向;第三,中国先进分子在学习、实践与论争中反复比较推求,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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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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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斗争实践——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向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资产阶级的维新派、革命派的努力先后失败.　　（2）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结果；三次大论战,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思想地位.　　（3）阶级基础——五四前后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斗争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阶级基础和实践需求.　　（4）外来影响——“一战”的影响：“一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方案产生了怀疑.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十月革命给陷于彷徨、苦闷的中国人昭示了新的理想目标和建国方案,这就是走俄国人的路,搞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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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二维码为什么说李大钊是我国最早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李大钊在1918年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原因。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
在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一篇2万多字的长文，曾连载两期。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进行了阐明。它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在此前后，李大钊积极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他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中，不仅主张用马克思的学说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而且积极提倡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他甚至提出：“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
李大钊不仅亲自撰文，在《新青年》上办了“马克思研究号”，而且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到11月11日，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专栏共发表了五种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除此之外，《晨报》副刊还用一定篇幅发表一些革命领袖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
1920年，李大钊除继续撰写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外，还于当年3月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设立了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组，翻译了许多马、恩的著作。直到1921年，研究会才公开。
1920年秋，李大钊正式担任北大教授后，利用高等学校的讲坛，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20年底，李大钊指出：最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
李大钊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先进青年不仅在五四时期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且很快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由于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又由于他和陈独秀一起积极从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因而在思想界的先驱者中享有了“南陈北李”的崇高声誉。
       我们致力于打造互联网最专业的国情知识互动社区。与你一起分享中国的基本情况。
       我们用知识为中国代言。郭宣成：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郭宣成：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秦人记百家号一、为什么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对象？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都没有改变，不仅封建压迫继续存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还进一步加深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以他们为对象。　　（1）反对帝国主义，打破外国资本的控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实现的首要任务。　　（2）反对封建主义，进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　　（3）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两个中国之命运？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最终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　　（1）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　　一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后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是反动势力、民主革命的对象。其政治代表现时北洋政府，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二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中间势力，民主革命的力量之一。其政治代表是民主党派的某些领导人物和若干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进步势力，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其政治代表是中国共产党。　　（2）三种政治力量分别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建国方案：　　第一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方案。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买办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他们是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是资本主义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第三是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势力的方案。他们主张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上述建国方案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由他们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做出选择，但是，从根本上说，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不具备现实性，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方案主要是两个：或者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或者是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3）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最终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之所以行不通，是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所决定的。第一，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他们不能容忍的。第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软弱。他没有勇气和能力去领导人民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而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扫清障碍。　　总之，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唾弃，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脱离中国实际，也没有得到中国广大群众的拥护，连提出这种方案的多数人最终也承认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方案，逐步的获得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一起政治代表的拥护，由此成了中国最广大群众的共同选择三、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斗争实践——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向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阶级、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的努力先后失败。　　（2）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结果；三次大论战，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地位。　　（3）阶级基础——五四前后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斗争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阶级基础和实践需求。　　（4）外来影响——“一战”的影响：“一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方案产生了怀疑；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十月革命给陷于彷徨、苦闷的中国人昭示了新的理想目标和建国方案，这就是走俄国人的路，搞社会主义。　　四、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不断向前发展，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援助和避免走资本主义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五、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呈现了哪些新面貌？为什么？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革命就展现了新的面貌：　　第一，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　　第二，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中国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从事发动农民的工作，农民的运动蓬勃发展。　　第三，实行国共合作，并在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掀起大革命高潮，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　　（一）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　　八七会议以后，举行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以农村为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心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三）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的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社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基础上形成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五）随着革命心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秦人记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原创《秦人记》专注于发布秦人发祥地生活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刘毅强:刘毅强：为什么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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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日和日分别就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集体学习，充分表明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学哲学、用哲学的高度重视。那么，为什么要如此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与运用呢？这其中既有历史的经验启示，也有现实的真切需要。
一、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
善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运用它分析、思考和解决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也是一条成功经验。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他强调，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人就是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这里仅仅列举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喜欢读哲学书籍，而且做了很多批注。在读哲学书籍的过程中，不断地对照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力图运用书中提供的哲学观点反思、分析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他在批注中提出这样一个论断：“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312页。）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却有共同的认识论根源。二者都离开了唯物辩证法，陷入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他批注道：“左的与右的相通，因为都离开过程之正确的了解，到达于不顾过程内容，不分析具体的阶段、条件、可能性等抽象的一般的空洞见解。因此，他们两极端就会于一点。”（《哲学批注集》，第112—113页。）
不仅学习哲学，而且还写哲学、讲哲学。1937年的七八月间，写作完成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目的，就是要从哲学上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反思，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以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到来。认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受挫，主要原因是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层犯了右的和“左”的错误。右的和“左”的错误虽在政治上表现不同，但在思想路线上有其共同点，就是背离实事求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背离客观，因而提出了与中国国情不符、混淆社会矛盾的路线、方针、政策。由此认为，中国革命当时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和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党内的主观主义，因为主观主义是思想懒汉，他们不知道“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与主观主义相反，认为，中国人应该确立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对全党进行实事求是的教育和训练，开展全党的整风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人开展的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运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进程，对比和国民党的历史，从特定意义上讲，的成功和国民党的失败，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对哲学的学习和应用。
善于从哲学高度思考和分析问题，解决了中国革命遇到的若干错综复杂的问题，这种睿智的做法也影响了当时一大批中央领导人。改革开放之初，和陈云都十分强调学习哲学著作。说：陈云同志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同志的哲学著作。（参见《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陈云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谈到，延安时期，亲自和他讲过三次要学习哲学，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影响极大；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362页。）显然了解和熟悉学哲学、用哲学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并深受这一传统的影响。他在2010年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说：“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留给我们的传家宝。”（《党校十九讲》，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页。）
二、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们推进各项工作，要靠实践出真知。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哲学是时代变革的先声和前奏。马克思曾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人们之所以推崇哲学，是由哲学的内涵和功能决定的。哲学既是世界观、方法论，也是人生观。哲学作为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是从整体性、普遍性上对整个世界的宏观把握。哲学与具体科学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哲学是从具体科学中抽象和概括出的一般结论和原则。从认识角度也可把哲学定义为人们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作为方法论，是用一定的世界观在实践中去观察、分析、思考和解决各种问题。世界上不存在和世界观相脱离的方法论，也不存在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特别是指导着人们理想的建立和对价值的追求，因此，哲学也是人生观。哲学作为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社会和思维本身的武器，通常是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去反映事物的本质，指导人们的认识不断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在对世界以及事物本质的认识过程中，人们有着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甚至相反的反映。具有不同的世界观的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是根本不同的。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世界观；由于世界观的不同，不同阶级的人生观差别也很大。哲学思维同我们平时所讲的思想方法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指人们思考和观察事物的方法和形式，都属于方法论的范畴，是人们的世界观在方法论、人生观上的表现。哲学思维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有自觉和不自觉的区别。哲学思维的自觉性主要依靠对哲学的学习和训练来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在头脑中固有的，因此，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学习和训练，用其自觉指导我们的思维和工作。
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
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当年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思考，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光辉著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强调，在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要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客观实际的“左”或右的错误思想；《矛盾论》则重点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问题，即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辩证统一的道理。《实践论》《矛盾论》提出的若干重要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中国革命依据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本国情，走了一条与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不仅体现在革命时期，也同样体现在建设和改革时期。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历史“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文选》第2卷，第118页。）我们党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的要点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思想方法，并称之为思想“活的灵魂”。这些“活的灵魂”，不仅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思想法宝，也是新时期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遵循的理论方法。从特定意义上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就是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基本思想方法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
个基本思想方法，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政策上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在实践上的每一步重大跨越，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取得的。这些成果的取得，充分反映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人的看家本领
在主持上述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实际上回答和阐述了一个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还有用吗？用处何在？在主持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参见《人民日报》日。）在主持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再次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参见《人民日报》日。）
的这些论述意在提醒全党：只有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本领恐慌”问题，才能提高我们治国理政的本领。不仅是这样要求全党，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1988年至1990年，在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写出了一系列充满思辨理性的文章，提出了“四下基层”、“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经济大合唱”等许多富有创新性的理念、观点和方法，深刻回答了推进闽东地区如何摆脱贫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参见：《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2003年2月至2007年7月，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了232篇短论。这些短论，观点鲜明，语言通俗活泼，论述有的放矢，催人奋进，及时回答了干部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完美体现；闪烁着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理性光辉。党的十七大之后，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提出了许多富含哲理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比如，要坚持问题导向。“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又如，要综合运用辩证法和两点论，找到平衡点。“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能非此即彼，要用辩证法，要讲两点论，要找平衡点。”（：《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550页。）再如，要有底线思维。“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新华每日电讯》日。）
2008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步入结构深刻调整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则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经济运行的环境和条件面临不少新情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转向集约，经济结构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面对经济新常态，我们该怎么办呢？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应对经济新常态上升到战略高度，并从思想方法上着重强调了三点：一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二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强调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三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强调坚持以人民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人们常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开放步入“新的重要关头”，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错综复杂，面对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有没有“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反复要求我们必须学好用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对于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矛盾的处理，千万不能简单化，搞单打一；也不能过于复杂化，畏惧矛盾；更不能搞平均主义，不分主次和轻重。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参见《人民日报》日。）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要坚持矛盾观点，坚持两点论，坚持讲两句话：既要讲对立，又要讲统一；既要指出存在的问题，又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既要讲前进，又要讲为了前进而暂时后退；既要讲原则性，又要讲灵活性；既要与困难作斗争，又要看到光明的前途；既要脚踏实地，又要放眼未来。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应当做到，在工作较为顺利、前途一片光明时，自觉冷静地想想可能存在的隐患和不安定因素，而不是头脑发热，被暂时的胜利搞没了方向；当工作一筹莫展、乌云密布时，学会辩证地看问题，努力寻求矛盾的转化，即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而不是悲观失望，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和信心。可以说，学好用好马克思主哲学，可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人永远需要坚持的思想武器，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人的看家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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