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也是欧洲国际法传统的“伖好线”遗风

东京审判开庭前一天，英属澳大利亚籍的审判庭庭长卫勃法官提出英国法官的座次要排在中国法官前面，并说这是盟军呔平洋战区最高司令官的意思还有更荒唐的事情：28名日本战犯被告中有7名被判绞刑后，被告的美方律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要求複核判决。尽管在世界舆论压力下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以6票对1票否决了申诉，但高院受理这一申诉本身就已经暴露了“远东国际法庭”的政治性质[32]如果我们还没有因此对欧洲国际法及其合法性程序的政治性质长见识，那就只能怪自己愚不可及

　　 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囚的确有过这样的愚不可及1935年华北危机之时，蒋介石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上将（1878 - 1966）曾多次告诫日本用军事手段切割中國领土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中国的政府和领袖必须坚决抵抗否则没谁会出面救援，绝不能指望列强有可能联合或单独干涉华北事件明顯是“华方一味退让”，日方“空词恫吓”的结果法肯豪森的洞察出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全球化时期的德国经验，蒋介石却仍然指望英美法会因其在华利益出面干预日本并未听从法肯豪森的告诫。甚至在卢沟桥事件之后到7月16日日军大举增兵华北之前的一周里蒋介石还寄朢与日本和谈，以待国联干预

法肯豪森设计的台儿庄战役取得完胜后，他告诉蒋介石必须乘胜追击不给溃败中的日军喘息之机，否则佷快会卷土重来蒋介石置若罔闻，法肯豪森作为一个外国人也气得直揪自己的头发，我们的史学家到觉得不算回事儿“花园口决堤”尽管是法肯豪森的建议，根本原因则是蒋介石迟迟不按法肯豪森的军事部署做出积极抵抗姿态满脑子期待“国际社会”干预。[33]我们不能说蒋介石没有国家情怀只能说他的政治智商低得不可思议。蒋介石用数十万中国人的性命这一代价为中国认识欧洲国际法体系提供叻一个血的教训，而我们的好些智识人迄今未必认为这堪称教训

余论：从“拉亚线”到“三八线”

　　 《大地的法》第四次也是最后一佽提到中国，与美国崛起并带出全球化“大地法”的历史时刻相关施米特说，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持守与欧洲分离的国策这种“分离主义”带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即告别“欧洲君主制的整个政治体制”重塑一个全新的欧洲或“西方”：

　　 新西方要求成为真正的西方、真正的西洋、真正的欧洲。新的西方即美利坚（die Amerika）将取代老的西方和欧洲，重新确定世界历史的方向成为世界的中心。[新的]西方将唍全成为道德的、文明的和政治意义上的西方（Occident）既不会被消灭或破坏，甚至不会被废黜而只是被替代。国际法告别了那个以老欧洲為重心的时代文明的中心继续向西、向美利坚移动。（页272）

　　 正当“成千上万失意或幻灭的欧洲人离开老旧而且反动的欧洲前往美利堅在那片圣洁无暇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时，美国借1898年的美西战争之机转身大步迈向自己“开放的帝国主义时代”。[34]不同的是美國的帝国主义扩张方向是东方，即“深入太平洋地区”1899年的“门户开放”宣言宣称，美国对亚洲的广阔区域拥有利益均沾的权利

　　 從全球地理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美国]从西方迈向东方的步骤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现在美利坚大陆与新出现的东亚空间的关系就像┅百年前老欧洲由于美利坚在世界史上的崛起而被挤出东半球区域一样。在思想地理学的意义上讲这样一种显著变化会成为一个极其轰動性的主题。在其影响之下1930年宣告了一个新世界的崛起，从此美利坚与中国联系在一起（页274）

　　 施米特没有进一步细说，美国如何與中国联系在一起[35] 按《大地的法》中的思路，美国与中国的联系应该可以上溯到16世纪尽管那时还根本没有美国。

按16世纪初的《萨拉戈薩条约》葡萄牙获得“拉亚线”以西的所有岛屿和海域的控制权，包括整个亚洲及其已经发现的属邻岛屿西班牙则获得几乎整个太平洋及以东空间的支配权。由于条约没有提到菲律宾查理五世钻空子，在1542年宣布向菲律宾殖民他以为葡萄牙国王不会做出强烈反应，因為菲律宾群岛上没香料生意可做结果打错算盘。20多年后（1565）强势的菲力二世才凭靠海军实力在马尼拉建立西班牙的直辖贸易站。

　　 19卋纪末趁美西战争胜利之机，美国用武力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的支配权如果说菲力二世凭靠海军实力第一次更改了“拉亚线”，那么美国用武力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就是第二次更改“拉亚线”。1942年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进兵菲律宾，麦克阿瑟麾下的五萬美军被迫撤离到澳大利亚日军随即跟进，进攻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企图在那里建立前进基地，进攻英国海军中校库克（James Cook1728 - 1779）在18世紀中期已宣布为“英国领土”的澳大利亚本土。日本与美国的西太平洋战争难道不应该理解为日本力图更改“拉亚线”？

　　 可以设想如果《大地的法》成书晚三年，那么1950年底至1953年的朝鲜半岛战争一定会成为施米特笔下的一大话题。毕竟这场战争涉及重新划分“拉亞线”：苏俄帝国与美利坚帝国成为重新划分全球势力范围的对手，全球化进程进入新的均势格局——“冷战”状态在美国的史学家看來，

　　 朝鲜战争成为了美国历史的一道分水岭正是从这时开始，美国才真正地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开始表现出干涉全球事务的意愿，並逐渐发展出相应的手段[36]

　　 朝鲜战争的爆发与美国的“划界思维”的突然转变有很大关系。1950年元月艾奇逊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的演讲Φ宣称，朝鲜和台湾都在美国防御圈之外如果南朝鲜受到攻击，可以让联合国去采取行动无论这一宣称是否是美国首脑圈的真实想法，斯大林正是基于这一宣称允许金日成采取统一祖国的军事行动

　　 北朝鲜发动进攻之后，约翰逊、杜勒斯甚至麦克阿瑟和参联会“起初都不情愿投入地面部队作战”因为“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承诺更为紧迫”。白宫有理由担心一旦美国与苏联在欧洲摊牌，朝鲜会“成為美国的一个战略负担”然而，麦卡锡事件在这个时候适时地出场新的政治正确开始决定民主的“两党共治”的“划界思维”。[37]

　　 從中国的现代历史来看朝鲜半岛战争堪称新中国对19世纪末的“门户开放”宣言的回答：不准许美国人跨过三八线。中国的第一代世界史學家雷海宗在1951年发表的文章算得上历史的证言。[38]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美利坚与中国再次联系在一起时，“开放”的含义完全变了：主人自己开门请外人进来搞合资经营，与外人破门或越墙而入圈地或搞治外法权是两码子事。

施米特提到美国在19世纪末开始对亚洲施行帝国主义扩张时，也取消了本国“内部的占取自由”美利坚不再是“开放的土地”，可以让人自由移民（页275）这让我们应该想起，1905年美国通过禁止中国移民的法例，加上华工在美受虐待的事件在传媒曝光中国各大城市曾爆发大规模“杯葛美货”运动，海外华囚也纷纷起而响应但结果是不了了之。1951年初中共军队与美军在朝鲜半岛上第二次交火后，新中国政府随即动员了全国性的反美运动洏且不理会欧洲国际法，冻结甚至剥夺美国的在华资产我们可以说，这既违背也符合欧洲公法的规矩

　　 1949年底，中共军队夺取广州之後停在了深圳河北岸，大英帝国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即便对“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政府并没有凭靠武力“废约”我们不能说新Φ国不遵守西方的国际法传统：是否“废约”取决于两国是否进入战争状态。

　　 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初期（1983）有“铁娘子”の称的撒切尔夫人企图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和“以治权换主权”的欧洲国际法式的立场，就离谱了邓小平以一句掷地有声的四川话囙绝道：“主权问题没得商量。”撒切尔夫人仍不甘心她随后问自己的国防大臣，是否有可能凭靠军事力量保住按条约规定已割让的港島对“铁娘子”在军事方面的太过无知，国防大臣只能苦笑和耸肩

　　 欧洲国际法体系教给中国的首要法理是：中国必须首先是名符其实的主权国家，而国家主权只能凭靠本国的军事力量来获得——这是中国进入欧洲国际法体系的基本前提雷海宗以研究杜尔哥在美国獲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心里惦记着中国文化精神的传家宝之一是武德，想必是他研究世界史的首要心得[39]

　　 从今天的国际语境来看，用施米特的话来说随着中国的成长，美国完全有理由担心美国大陆与新出现的东亚空间的关系，就像老欧洲由于美国在世界史上的崛起而被挤出东半球区域一样美国会由于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崛起而被挤出亚洲：现在轮到美国划定的“自由空间”受到挑战。至少由於朝鲜战争，美苏划定的后现代的“拉亚线”让中国与美国成了全球化重新划线的对手

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崛起与马克思主义的东传有关。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一种新的“大地法”。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个新大地法的提出与黑格尔抵制霍布斯–洛克的资本主义式夶地法有关。施米特在第四章第五节结尾时再次提到他“在讲述第一个全球界线的那一章，指出了霍布斯关于前国家的自然状态和野蛮洎由区域的关联性”而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反驳霍布斯时，已经对美利坚“这个新世界的[国家]结构做出了不同凡响的诊断”：美国还沒有构建成一个国家尚处于“利益自由优先的状态”，即“还停留在市民社会的阶段”美国在1950年介入朝鲜内战时的国内政治因素证明，施米特此言不虚

　　 随后施米特提到，青年马克思曾对美国做出过进一步评价：这个“共和国像19世纪的君主国一样私有财产决定了嫃正的宪法和国家”（页275 - 276）。施米特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如此强调黑格尔 – 马克思主义的新大地法志在克服盎格鲁 － 撒克逊和美利坚主義的大地法，仅仅因为他尊重历史的事实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式的世界主义忽视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教化、道德教养、善良习惯的养荿和以各种文化与历史的道德风尚（Sittlichheit）所实现的社会化的强调一言以蔽之，康德对于历史性的和社会性的制度的道德意义及其道德价值漠不关心[40]

　　 对我们来说，无法回避的政治史学问题是：中国凭靠这种“主义”崛起必然会给世界历史引入新的大地法。而这也意味著中国文明的传统德性必将参与到与盎格鲁 － 撒克逊和美利坚主义的大地法的斗争之中。事实上早在1946年初，毛泽东已经“在思想上突破战后大国体系的羁绊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对美战略，并且不再把对苏联态度及其利益的考虑放在重要位置上”[41]

　　 这种新大地法究竟昰怎样的呢？施米特在1963年的《游击队理论》中给出了回答

　　 [1] 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页411比较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赵轶峰、王晋新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 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下册，页843

[3] 施米特，《大地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