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翻译的历程
这里先引用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中国人喜欢谈论“中国之最”, “然而, 有一个‘最’却被人们完全忽略了, 这就是翻译。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 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 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 中国都是世界之‘最’。”
中国最早的译事, 据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翻译词典》“中国翻译大事记”, 有文字记载的, 最早可上溯到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
公元7世纪唐贞观年间玄奘对印度佛经的翻译, “把翻译这项工作提到艺术的高度”, “推动盛唐文化的发展”（叶水夫先生语）。
外国文学作品最早的中译本当推道光20年（公元1840年）的《意拾喻言》（伊索寓言）； 光绪25年（公元1899年）出版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外国小说翻译之先风；据钱钟书先生考证：董恂1865年（同治四年）译朗费罗的《人生颂》， 似乎是最早的诗词翻译的记录。至于歌曲的翻译始于何时？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的一部《中国翻译词典》中没有任何记载。该词典中，除了“《国际歌》的汉译及其在我国的传播”一条之外，再也找不到其它有关“歌曲翻译”的条目。“歌曲翻译”至今仍是不为人们注重的一个领域。
歌曲翻译始于20世纪初·先驱者们在20-40年代
据音乐学家钱仁康教授所见, 我国翻译外国歌曲开始于清朝末年。据钱教授举证：叶中冷1908年译的美国《飞渡鸠迦》（进军佐治亚）和稍后的佚名译的法国《马赛曲》，还有20年代马君武译的德国《迷娘之歌》和刘半农译的爱尔兰民歌《最后之玫瑰》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几首翻译歌曲。
“五四”以后, 西风东渐, 归国留学生、外国侨民、流亡者（例如白俄）和“淘金者”、外国传教士、西洋乐队和歌唱家等开始陆续把西方的音乐和歌曲传入我国。
清朝末叶，废科举，办新学，倡导“学堂歌曲”。当时从事音乐启蒙教育的大多曾留学日本，对日本的学堂歌曲的印象极深。以沈心工为例，他在年间编印的《学校唱歌》3集，是我国最早出版的学堂歌集之一，其中所收入的大多是日本歌调的填词歌曲。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沈心工重编学校唱歌集6集，开始选用一部分德、法、英、美的曲调填词——这两种歌集是把外国歌曲介绍到中国来的最早的一次实践。张秀山1913年编的《最新中等音乐教科书》中也有不少外国歌曲。但从当时直到40年代，学堂歌曲所引进的外国作品几乎很少按照原文歌词作译配介绍，多半采用如下两种方式：
一是采用外国的曲调填以中国的古典诗词, 例如: 钱仁康先生用俄罗斯民歌《从那岛屿后的河湾》填以李白的《长门怨》, 用美国鲁特的《空中乐声》填以刘基的诗, 用苏格兰民歌《水边和山崖》填以陶潜的《归鸟》, 用英国哈利森的《黄昏来临》填以晏殊的《踏莎行》, 用美国奥德威的《梦见家乡和老母》填以温庭筠的《更漏子》, 用西班牙民歌《幻妮塔》填以黄遵宪的《今别离》, 用英国莱登的《她明朗的微笑仍出现在我眼前》填以李白的《清平调》, 用意大利乔尔达尼的《我亲爱的》填以韩愈的《履霜操》等等。丰子恺在他1927年编选出版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 也采用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岑参、欧阳修等人的诗篇为外国曲调填词。
另一是采用外国的曲调自行填词。如：赵铭传根据日本《樱花》填词的《远别离》、根据法国《我的诺曼底》填词的《梅花》；刘大白根据贝多芬的《土拨鼠》填词的《卖花女》、根据挪威《昨夜》填词的《静夜》；沈心工根据福斯特的《主人长眠在冷土中》填词的《凯旋》；沈秉廉根据鲁宾什坦的《F调旋律》填词的《春来了》。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可能是被填词最多的一首外国民歌，据钱仁康先生所见，出现于年这20年间的填词版本就达16首之多，其中传唱较广的是梁启超的《终业式》、桂轩的《惜春归》和沈心工的《杨柳花》。
为外国曲调填词最有影响首推李叔同（弘一法师）。李叔同既有诗才, 又有乐才, 他所选配的曲子大多来自日本的学堂歌曲, 其中除了日本作品外, 还有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和德国作曲家韦伯的歌剧选曲, 有美国作曲家福斯特、奥德威、海斯等人的通俗歌曲, 还有美、英、德、法等国的儿歌、民歌和圣咏等。例如, 脍炙人口的填词歌曲《送别》和《忆儿时》就分别取自犬童球溪（犬童信藏）填词的《旅愁》和《荒芜的家园》,而这两首的原曲则分别是奥德威作曲的《梦见家乡和老母》和海斯作曲的《我亲爱的阳光明媚的老家》。
李叔同的填词歌曲散见于当时各种音乐教材和歌曲集以及他1936年出版的《清凉歌集》中。
这一时期, 除了李叔同外，刘大白、刘半农、韦瀚章、李抱忱、许地山、沈心工、沈秉廉、钱仁康等也都有填词歌曲问世。 曾与黄自、应尚能、林声翕、黄友棣等音乐家合作写过300多首的歌词大家韦瀚章, 他在30年代为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交响曲》慢板乐章填词的《老大徒伤悲》传唱一时。杰出的语言学家兼音乐家赵元任在1937年淞沪抗日战争之际，用美国的《星条旗永不落》的曲调为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写了填词歌曲《苏州河北岸上的大国旗》。
除了学堂歌曲，较早传入我国的，还有伴随“洋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而来的宗教歌曲（圣咏）。据《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的“基督教音乐”条目：“唐德宗建中2年（781年）立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清末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是现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基督教颂赞歌曲的歌词。天主教于元代传入中国后一度中断，明末再度传入。明代天主教司铎吴渔山的《墨井集》载有《仰止歌》，是中国17世纪的一首天主教歌曲。新教各宗派在鸦片战争后自英、美和德国传入中国。太平天国的礼拜仪式中所唱的《三一颂》，其曲调即法国教会作曲家L·布尔热瓦所作的《老百篇》（因以《诗篇》第100篇为歌词而得名）”。
此外，据现存的资料记载，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早在1913年就编选出版了《青年诗歌》。20年代出版的圣咏集有11种，到30年代，又增加了19种，到40年代再增加19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阎述诗编译的《新旧约圣诗集》、李抱忱编的《普天同唱集》、中华基督教会（长老会）编订出版的《普天颂赞》、浸会书局选编的《大家唱》等。为译介圣咏歌曲作出贡献的首推刘廷芳和杨荫浏，他们译配的一些圣诞歌曲，现在仍可在世俗音乐会上经常听到。
在20~40年代出版的外国歌曲集也不算少，据现存的资料记载有50多种，最早如1927年出版的、刘半农译的《国外民歌译》、1928年柯政和、张秀山编的《名歌新集》、1930年中华乐社出版的《世界名歌选粹》5册、1932年钱歌川编的《世界名歌选》、1933年梁得所编译的《世界名歌集》3册、同年李抱忱编的《混声合唱曲集》2册和《独唱曲集》1册、柯政和编的《世界名歌一百曲集》3册以及《女声合唱一百曲集》和《混声合唱一百曲集》、1936年沈上达编的《世界名歌一千曲》、同年醒民出版社编的《世界名歌三千曲》4册、1943年李凌、赵风编的《世界名歌选集》、狄润君《世界名歌选》和《西洋歌曲集》、1947年陈原编译的《世界合唱名歌》、陈鹤琴、屠哲梅编译的《世界儿童歌曲》等等。
外国的经典歌曲，最早的是1928年佚名译的《莱茵河畔》可能是希尔歇《罗雷莱》最早的译本。1936年就已经出版了胡宣明译的舒伯特歌曲集。1940年，顾一樵译的《快乐颂》可能是贝多芬《欢乐颂》最早的译本了。1945年吕振中等译的《创造神曲》可能是海顿《创世纪》最早的译本。1948年又出版了廖晓帆译的《舒伯特独唱曲集》。此外，在这一时期还出版了章德云、徐诚轩合译的莱哈的《风流寡妇》。
在30~40年代译介的外国歌曲，可以查见的还有：青主1930年译的德国民歌《苍苍松树》、丹麦民歌《我现在要出征》等；有许地山译的布拉姆斯的《摇篮曲》、苏格兰民歌《洛蒙湖》等。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于年编辑出版的《音乐教育》月刊（缪天瑞主编），共出刊57期，几乎每期都有翻译歌曲发表，译者署名的有：缪天瑞、华孙、徘徊、程与松、默生、天华等，作品大多为欧美儿歌和民歌。值得一提的是：舒伯特的几首名曲，如《漂泊者的夜歌》、《漂泊者》、《摇篮曲》和《小夜曲》都在1934年各期发表，译者署名默生。舒伯特可能是最早被中国人认识和接受的外国经典作曲家之一了。默生还译了舒曼的《莲花》和《你像一朵花儿》以及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此外，张承谟在40年代也译过不少德国古典歌曲，后来收入钱仁康编的两集《中学歌集》中。
在20年代, 有3首外国歌曲的翻译传播值得大书特书的。它们对我国人民的巨大影响足以载入翻译史册。
第1首是法国的《马赛曲》。1792年，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已进入第4个年头。德、奥两国的封建君主和法国的逃亡贵族纠合武装准备入侵法国、镇压革命。此时驻防在法国东部边境的一名工兵中尉鲁热·德·利尔写出了《莱茵军团战歌》，由起义的马赛市义勇军一路高唱着攻入了巴黎，从此这首战歌以《马赛曲》之名传遍全国。1795年，《马赛曲》成为法国国歌。
《马赛曲》被译介到我国来最早见于张秀山1913年编的《最新中等音乐教科书》。译文只有一段歌词，采用古“歌行”体，没有译者署名，据音乐学家钱仁康教授推测：“可能是民国二年（1913年）春北京政府教育部函请蔡元培、王闿运、张謇、严复、梁启超、章炳麟等人撰著国歌时所附‘世界国歌译意’中的《马赛曲》译词”。在此以后，译《马赛曲》的不知其数，但大多只译两三段词，并且只作为译诗，不能配谱演唱，如王韬（紫诠）隐括原作几段歌词的内容译成一首七言诗，郑超麟则译成一首《满江红》词。最早全译7段歌词是刘半农，发表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但他同样是译诗而不是译歌。大约在1928年，《马赛曲》被填词《御侮》，呼吁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抗日战争期间，又有人将《御侮》改词，取名《抗日歌》。新中国成立后，通常采用的是宫愚译配的《马赛曲》，只译了3段歌词。1979年，钱仁康先生译配出了完整的7段歌词。
正如《马赛曲》在世界各国流传的情况一样，在《国际歌》尚未被译介到我国以前，《马赛曲》在我国的知识阶层中间颇有影响。《国际歌》开始在我国传播以后，《马赛曲》在我国知识阶层中的影响依旧持续了较长一段时期，直到新中国建国前夕。
第2首是法国歌曲《国际歌》。1871年6月, 巴黎公社遭到镇压以后, 公社诗人欧仁·鲍狄埃写下了《国际工人联盟》一诗, 原诗共有6段。17年后, 即1888年, 法国工人作曲家比埃尔·狄盖特择其3段歌词为之谱了曲, 随后它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 《国际歌》也开始传入我国。最早的译文刊登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于月出版的《劳动者》周刊上（6段诗歌，分4次刊完）, 题目为《劳动歌》, 译者署名“列悲”；与上述几乎同时, 1920年11月, 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的《华工旬刊》也刊出了题为《劳动国际歌》的译文, 译者张逃狱；一年以后, 1921年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 刊出了由耿济之和郑振铎合译的《第三国际党的颂歌》。据传, 李大钊也译过《国际歌》, 但至今未找到译文, 无法确证。但上述几种译文都属于“词”的翻译, 而不是“歌”的翻译。也就是说, 译文没有“入歌”, 是不能配曲歌唱的。
国内最早译词配歌的《国际歌》是1923年由瞿秋白和萧三、陈乔年分别完成的。瞿秋白译配的词曲发表在日的《新青年》季刊第1期“共产国际”号上，并亲自写了文字说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萧三和陈乔年根据法文并参照俄译文译配了《国际歌》3段歌词, 随即在留学生中间传唱, 并由他们带回国, 从此流传开来。1925年3月出版的《工人读本》刊载了他们译配的词曲。同年6月的省港大罢工中，罢工工人创办的日刊《工人之路》日第18期上转载了《国际歌》的译词。我们今天高唱的《国际歌》, 基本上也就是根据他们的译词修改定稿的。
对中国人民有着巨大影响的另一首歌曲, 是古老的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这首民歌最早在什么时候、是哪一位翻译的, 至今无从查考。据老一辈回忆, 早在20年代末, 这首歌就已经出现中文译词, 但与后来传唱的译词完全不同。据知, 《伏尔加船夫曲》迄今为止至少已见过5~6种中译文, 例如, 有个未署明译者的版本唱道: “老天佛爷恩无边, 劳苦还能没有完”；另一种版本： “大家一齐用力拉, 纤绳拉得肩背麻, 背着几时方才罢, 筋肉尽晒烈日下” 。显然, 这些只能算作填词, 而不是翻译。 至于目前传唱的译词, 我们同样也查考不到它究竟出于哪一位的译笔。据陈钢教授回忆: “早在1938年, 爸爸（陈歌辛）就和杨帆合作, 在新华影业公司的电影《儿女英雄传》中, 译配了《伏尔加船夫曲》和《快乐的风》。” 但陈歌辛夫人和陈钢教授对这一史实也不敢确证, 更无法证实陈歌辛和杨帆的译文是否就是目前传唱的歌词。 《伏尔加船夫曲》原是一首船工号子, 原词中并没有“踏开世界不平路”这样的语句, 显然是译配者的二度创作, 但它非常精确、贴切地体现了原曲的音乐形象和气质。整篇译文、无论在文学意境上、在音律上和词曲结合上都十分出色, 无懈可击, 堪称歌曲译配的典范。
《马赛曲》、《国际歌》和《伏尔加船夫曲》的译者在我国的文艺翻译史上功垂千秋！
苏联歌曲的翻译、介绍应在我国歌曲翻译史上占一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25年大革命时代起, 红色革命根据地内已流传着不少苏联歌曲和其它国家的革命歌曲, 不过当时除了瞿秋白的《国际歌》和《少共近卫师》（即《青年近卫军》）等极个别几首之外, 几乎都是填词, 而不是翻译, 有时, 曲谱也往往加以“中国化”的改动, 这类填词歌曲有：根据俄罗斯革命民歌《我们勇敢去作战》改填的《打龙岗》、《拥护人民政权》；根据革命民歌《送别》改填的《再占遵义城》、《反帝拥苏歌》；根据《红军最强大》改填的《红军歌》；根据《乘风破浪》改装填的《霹雳啪》；根据《你们已英勇牺牲》改填的《悼亡曲》；根据《同志们,勇敢地前进》改填的《红军进行曲》、《共产主义进行曲》以及后来的学生运动歌曲《光明赞》；根据达维坚柯的军旅歌曲《布琼尼骑兵队》改填的《上前线去》、《会师歌》；根据杰什庚的少先队进行曲《燃烧吧, 营火》填词并改编的《共产儿童团歌》。再有, 根据日本学堂歌曲《学生宿舍的旧吊桶》改填的《工农兵联合起来》；根据波兰民歌《华沙曲》改填的《五一斗争歌》；根据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约翰·布朗的遗体》改填的《保卫根据地战斗曲》和《团结就是力量》；根据美国歌曲《健儿们前进》改填的《杀敌歌》, 等等。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 一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 其中不乏音乐家和通晓俄语或世界语的文学家, 有萧三、沙可夫、曹葆华、金紫光、朱子奇和李焕之等, 他们译配了不少苏联歌曲, 广泛流传在整个解放区。
同一时期, 留在“孤岛”上海的文艺家们, 也在译介苏联歌曲, 例如姜椿芳、吕骥译配的《祖国进行曲》和塞克（陈凝秋）译配的《快乐的人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两首, 至今演唱仍沿用他们的译文。当时, 苏商在上海出版的《时代》杂志, 也几乎每期推出一首苏联歌曲, 由林陵（姜椿芳）、白寒（陈冰夷）等人翻译。此外, 在国民党统治区其它地方, 有赵风译配的《卡秋莎》等。《卡秋莎》是赵风首译, 虽然只译了两段歌词，一直传唱至今。（赵风后来在1949年译的另一首《共青团员之歌》也得到广泛流传。）陈原先生1941年在桂林编译出版的《苏联名歌集》可能是所知的最早的国别歌曲选本了。 如今在传唱的一些名歌, 如《我们是铁匠》、《 我们是红色战士》、《雪球花》、《青年歌》等, 最初都是陈原首先译出的。虽然陈原先生后来不再从事歌曲译介工作, 但他较早地把许许多多优秀的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歌曲译介给中国人民的这一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步陈原之后，灵珠等人于1943年也在桂林编译出版了《穿上了征衣的女郎——苏联最新抗战歌曲》；同年，歌曲研究社出版了《最新苏联名曲选》。抗战胜利初期以及全国解放前夕，哈尔滨、大连等地的中苏友好协会和出版社就分别编选出版过5~6种苏联歌曲集，具有一定影响的有李凌编的《喀秋莎——苏联名歌集》、哈尔滨中苏友协编的《苏联歌选》和朱子奇、李焕之编的《苏联歌曲选》。陈歌辛1944年在上海也编过一本《中苏新歌》，解放初期又编选出版过苏联歌曲集，他是其中许多歌曲的配歌者。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1946年, 钱仁康编撰的《中学音乐教材》出版, 在这套分为上、中、下3册的教材中, 除了填词歌曲以外, 钱先生翻译介绍了数十首欧美著名民间歌曲和古典歌曲：有的译成古诗词, 如亨德尔的清唱剧《犹大·马加比》第56曲《英雄今日得胜归》等; 而大多则译成语体诗歌, 如: 贝多芬的《土拨鼠》、舒伯特的《野玫瑰》和《菩提树》、肖邦的《少女的愿望》、布拉姆斯的《摇篮曲》、爱尔兰民歌《夏日最后的玫瑰》、夏威夷民歌《珍重再见》、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等。上述这些名曲最早就是钱先生首译的。
《中学音乐教材》是当时的中学（尤其是上海）较为普遍采用的一份教材, 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引导青少年们第一次认识了贝多芬等的许多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 而且在于钱先生是最早对外国歌曲进行有意识地、有选择地、较为系统地翻译和介绍, 还在于在歌曲翻译史上钱先生是最早有意识地从“译词”和“配歌”这一整体立场来从事歌曲译介的一位。钱先生文学功底深厚、音乐造诣精湛、知识结构渊博、治学态度严谨, 他那些无论是古文或是语体歌曲译文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对于后来者具有示范意义。他是外国歌曲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之一。
50年代, 钱先生编译出版了《柴科夫斯基独唱歌曲选》和莫差特的《歌剧〈费加罗的结婚〉选曲》；70年代后期翻译发表了56首欧美各国的革命歌曲、工人歌曲和历史歌曲；1981年编译的《各国国歌汇编》和1998年编著的《世界国歌博览》共译配了180多个国家的新旧国歌239首；2001年编译出版《汉译德语传统歌曲荟萃》176首。钱先生50多年来运用英、德、俄等语种译配了约800多首歌曲, 但只有一部分曾公开发表, 其余的, 例如, 50年代的100多首俄苏歌曲的译稿在十年浩劫中被抄后不知去向。钱先生是位学者，他译介歌曲有定向性。他大部分翻译歌曲多是他学术著作的副产品。
50年代的繁荣·60-70年代的沉寂
1949年新中国成立, 百废俱兴。 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率先作出成绩的是在上海出版的《广播歌选》。在上海解放之初, 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的 《广播歌选》就以活页歌片的形式不定期地发行, 不久, 即改为月刊形式出版。这是当时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种歌曲刊物。《广播歌选》成为月刊后, 几乎每一期都有外国歌曲发表, 主要是苏联歌曲和俄罗斯民歌, 偶有朝鲜及东欧国家的歌曲。《广播歌选》不仅主动组织译者和音乐工作者译配外国歌曲, 而且也经常选登各方投来的译稿, 像《小路》、《有谁知道他呢》、《海港之夜》、《太阳落山》、《遥远的地方》、《列宁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脍炙人口的苏联歌曲, 最初都是在《广播歌选》上首发, 并由广播乐团在电台中教唱而得以广泛流传的。后以译介世界各国歌曲为主业的薛范,就是在1953年的《广播歌选》上迈出第一步的。1956年, 《广播歌选》以副刊的形式编辑出版了《印度电影歌曲选》, 收入了影片《流浪者》和《两亩地》的大部分插曲, 译者为孟广钧、慕容婉儿, 记谱配歌者有徐徐、银力康、乔伦和薛范。歌集中的《拉兹之歌》、《丽达之歌》和《告别》、《摇篮曲》一直流传至今。遗憾的是, 《广播歌选》自1959年起改由上海音乐家协会主编, 并更名为《上海歌声》之后, 当然, 无可否认, 还因当时的政治气候, 刊物很少再刊登外国翻译歌曲。
继《广播歌选》之后, 1952年4月,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编的《歌曲》在北京问世。这本歌曲刊物从创刊之初就对译介世界歌曲给予足够的重视。每期至少刊登一首, 多时甚至5~6首。近半个世纪来（中间由于“文革”, 曾停刊了十多年）刊载了世界各国无数优秀的歌曲作品：从国别来看, 遍及五大洲、甚至非洲或西印度群岛的小国都有歌曲译出刊载；从年代来看, 远至古老的民歌, 近至刚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歌曲；从歌曲体裁来看, 有艺术歌曲、群众歌曲、民歌、革命歌曲、电影歌曲直到流行歌曲、摇滚歌曲等, 不一而足。这一“海纳百川、不拘一格”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歌曲》月刊上发表过翻译歌曲的译者更是不计其数。甚至有几位虽然是偶一为之, 以后也不见再有译作发表, 但其译配质量, 即使从今天看来, 也堪称上乘, 像雷隆盛、钟立民译配的阿尔巴尼亚民歌《含苞欲放的花》、汪晴译配的波兰民歌《小杜鹃》、金继文、安娥译配的朝鲜歌曲《春之歌》、陈绵、汪丽君译配的《蜻蜓姑娘之歌》等这些至今仍在传唱的作品, 最初都是在《歌曲》上首发的。《歌曲》月刊始终坚持这样的编辑方针（对翻译歌曲的重视）, 得力于该刊物的前任副主编钟立民先生（在50年代, 每有国外艺术团体来华演出, 他往往留下他们的演出曲目并且组织译配者将那些作品译出, 在《歌曲》上发表）和继后的常务副主编张宁先生, 他们二位既通晓外语, 又擅长配歌, 因此在《歌曲》月刊上发表的外国歌曲, 都具有较高的译配质量, 其中有些译作得益于他们的帮助和润饰。音乐出版社编选出版的、受到广泛欢迎的《外国名歌200首》及其续编，其中约有三分之一作品就出自《歌曲》月刊。
50年代初, 上海的一些民营书店, 如万叶书店、真理书店等, 出版过几种苏联歌曲集, 并且为迎合学习俄语的热潮, 出版过两种俄汉对照的苏联歌曲集, 有一定影响, 编译者分别为庄枫和石年（陈志昂）。
1954年, 我国第一家国营的音乐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前身）的成立大大推动了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工作。出版社早期拟订的庞大的选题计划中, 外国歌曲的选题占了一个相当的份量。为逐步实现这一计划（当时的副主编章枚起着重要的作用）, 出版社组织和约请了一批译配工作者, 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外国歌曲翻译介绍这一领域的中坚。如: 毛宇宽、周枫、薛范、尚家骧、邓映易、廖晓帆、孟晋、杨文竞、林蔡冰、高山（郑中成）、宏扬（刘淑芳）等。
音乐出版社最早推出的翻译歌曲集是尚家骧编译的《意大利歌曲集》和3集《苏联歌曲集》——第1、3集由薛范编译, 第2集由毛宇宽编译。当时, 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多年, 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国际交往和文化交流也日见增多, 国内经济形势也蒸蒸日上。因此, 有了一个相对来说较为宽容的心态和较为宽松的环境。 计划出版的外国歌曲从古典的到现代的、从苏联的到欧洲各国的, 范围相当宽泛。
例如：周枫编译的《莫扎特歌曲集》；薛范编译的《苏联优秀歌曲集》；钱仁康编译的《柴科夫斯基独唱歌曲选》和周枫、沈笠等编译的3册《柴科夫斯基抒情歌曲集》；邓映易译配的舒伯特声乐套曲《冬之旅》和《天鹅之歌》、舒曼声乐套曲《妇女的爱情与生活》、贝多芬《欢乐颂》；尚家骧等译的《古典抒情歌曲集》，等等。此外, 还有出版社约请各人分头译配最终以出版社名义编辑出版的许多综合性的翻译歌曲集, 如《古典抒情歌曲选》、《俄罗斯独唱歌曲集》、《俄罗斯合唱歌曲集》、《格林卡歌曲选》等等, 还有3集《世界人民歌曲集》和两集《人民民主国家歌曲集》。
影响最为广泛、最为深远的是音乐出版社1958年推出的《外国名歌200首》和1959年推出的《续编》（原计划还准备出第3集, 后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作罢）。这两本集子共收入450多首世界各国的古今歌曲, 参与译配工作的多达100多人。累计印数达到几十万册, 当时的音乐爱好者几乎人手一册。直到现在, 许多地方出版社编选出版的各种外国歌曲集, 基本上还以《外国名歌200首》及其续编为蓝本。《外国名歌200首》及其续编在译介和传播国外优秀歌曲作品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时的负责主编黎章民先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继音乐出版社之后成立的又一家国营的专业音乐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也不甘滞后。50年代中期最先推出的一批外国歌曲集大多为苏联歌曲, 有薛范编译的3集《苏联歌曲汇编》、这是50年代容量最大的一部苏联歌曲集, 其中除了一部分沿用旧译之外, 大部分为薛范新译介的作品；还有曹永声、薛范合译的《杜纳耶夫斯基歌曲选》, 此书和音乐出版社（北京）推出的由曹永声编译的《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歌曲选》和由孙静云、希扬编译的《查哈罗夫歌曲选》, 则是我国第一次为当代外国的歌曲作家出版的作品专集；薛范编译的《拉丁美洲歌曲集》于1958年出版, 这是我国最早推出的拉丁美洲国家的作品专辑。其中的西班牙的《鸽子》、古巴的《希伯内》和墨西哥的《吻别》等经典名歌后来长期在我国音乐爱好者中间流传。此外, 还有周枫等译的《格林卡合唱歌曲选》、张秉慧编译的《拉赫玛尼诺夫歌曲选》和樊莘、杜声译配的德沃夏克《茨冈歌曲集》、朱笙均、林蔡冰译配的《保罗·罗伯逊演唱歌曲集》等。
1959年推出了薛范编的3辑《世界歌曲》, 译介了世界各国的许多新歌。由于篇幅不大、印数不多, 其影响远不及北京的《外国名歌200首》及其续编。
以上谈的都是出版物的歌曲译介状况。除此之外, 我们还不应忘记通过其它载体的译介状况, 例如, 外国电影中的插曲。建国初期放映的一些外国电影, 大多由孟广钧等译词、徐徐配歌, 如苏联影片《幸福的生活》、印度影片《流浪者》和《两亩地》中的插曲; 50年代后期, 大多由薛范译配, 如墨西哥影片《生的权利》、苏联影片《心儿在歌唱》、《青年时代》中的插曲。再有, 1956年起，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苏友好协会经常在京、沪等地举办苏联音乐唱片欣赏会, 每次都印发一些辅导欣赏的小册子, 刊载了许多苏联歌曲的歌词译文, 大多由陈绵翻译, 遗憾的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首, 如《列宁山》、《蜻蜓姑娘》、《小铃铛》等, 由他人配歌以后得以流传。
50年代还发表和出版过许多西洋歌剧选曲, 因为不属本文叙述的范围, 有关歌剧选曲的翻译状况从略。
60年代初，音乐出版社连续推出了《舒曼歌曲选》、《李斯特歌曲选》、《勃拉姆斯歌曲选》、《法国歌曲》等，主要由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蒋英、喻宜萱等教授负责编选并参与其中不少作品的译配工作。其余的译配者有尚家骧、周枫、邓映易、汤雪耕、张相影、杨彼得等。
也正是从60年代初开始, 中苏交恶, 国际环境发生急剧变化, 我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日益严峻。无数文艺作品被斥为“封、资、修、名、洋、古”, 遭到封杀。俄苏歌曲自然不能出版, 不能演唱, 其它欧美歌曲, 无论古典或现代的, 也难逃一劫。60年代正值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运动高涨, 于是应运涌现了一批翻译的亚、非、拉美歌曲。除了《歌曲》月刊经常刊出之外, 上海音乐出版社率先推出了由薛范编译的《反帝之歌》, 紧接着, 音乐出版社（北京）也推出了两集《亚、非、拉丁美洲歌曲集》, 以及《前进, 拉丁美洲人民》和《战斗吧, 觉醒的非洲》。
亚、非、拉美歌曲的译介似乎兴旺一时, 然而, 当年红红火火的歌曲翻译的势头至此已成为强弩之末。到了“文革”前夕, 外国歌曲翻译已是奄奄一息, 外国翻译歌曲的园地和其它文艺作品的命运一样, “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回顾了50~60年代以及在此以前的歌曲翻译的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30~40年代，外国歌曲的翻译引进已呈现日见活跃的局面，虽然这种局面与后来50年代的繁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歌曲译介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们在这方面做出不少贡献，虽然介绍面的广度和纵深度也远远不及后来，而且当时引进歌曲还以填词的居多。限于当时的条件，并且30~40年代中国又接连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社会长期处于动荡的状况，他们的努力也难以形成气候。更为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也许出于当时的意识观念，前人的歌曲译文几乎没有一首被后来利用，自然也未能产生应有的影响——建国后的外国歌曲译介工作几乎完全是在平地上重起炉灶的。
50年代中期, 整个国家渐趋稳定,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热火朝天, 文化事业欣欣向荣, 以音乐出版社和上海音乐出版社为龙头, 或者说, 为核心, 开始有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构想, 逐步拟订了庞大的、系列的选题计划（打算把世界各国的优秀音乐作品陆陆续续译介过来）, 团结了一批各语种的歌曲译配者, 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队伍（尤其在京沪两地）, 其中有几位成为歌曲翻译界的中坚力量, 而更多的则以“散兵游勇”的方式共同支持着初具规模的歌曲翻译事业, 即：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事业。 同时, 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报刊、广播（当时还没有电视）、演唱家、音乐团体和音乐会以及学校、厂矿、企业等等, 都协同为传播和推广翻译歌曲（即：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事业）作出贡献。
以上所述, 是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歌曲翻译的辉煌——那些译介的歌曲作品增进了人们对世界的了解, 扩展了人们的艺术视野, 提高了人们的艺术品位和艺术修养, 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启迪人们热爱生活并热情地对待生活；同时也造就了一批致力于歌曲翻译事业的人才, 并开始把歌曲翻译发展成一门学术门类。但那一时期的歌曲翻译也留下了一些致命伤。我们知道, 歌曲翻译应该认为是50年代新兴的领域（ 在此以前虽说已有先驱者们的尝试, 但如前所述, 他们的尝试没有形成气候，对后来也没有产生影响）, 当时初涉歌曲翻译工作的都是些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几乎都没有认真研究过前人译配的经验、探讨过前人译配的得失。 从年龄上也不难想见, 无论外语水平、音乐学识、诗词修养, 都相当有限, 有个别的甚至连诗词必须押韵这一最基本点都不清楚。大家凭着感觉走, 摸着石头过河，感觉碰巧符合歌曲译配的规律, 也译出一些差强人意的作品来, 而多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稚嫩、瑕疵、病句及误译等等致命伤, 而这些致命伤又集中留在了当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外国名歌200首》及其续编上。译配者们经历几十年的摸索和实践, 后来对自己的旧译多多少少进行过修订, 有些甚至推倒重译, 但群众唱惯了旧译文, 哪怕是有错误的译文（最明显的例子是《三套车》中，将“姑娘”误解作“老马”）, 已形成一种心理定势, 难以接受修订后的新译文。这是翻译歌曲不同于其它翻译作品的一种特殊现象。时下各地出版社纷纷推出的各种外国歌曲集, 几乎都是袭用《外国名歌200首》上的旧译文,有的以讹传讹, 遗患无穷, 令人深以为憾。
自50年代起步, 以后长期从事外国歌曲译介工作、作出一定成就、产生一定影响的歌曲译配家, 主要有如下几位：
毛宇宽，主要应用俄语，译有许多俄苏歌曲和民歌，以及通过俄语转译了一些其它国家的歌曲。
尚家骧, 主要应用意大利语和德语。他编译的《意大利歌曲集》是最先在国内较全面地介绍意大利声乐作品；此外，他还较为集中地译介了德、奥、意等国的经典艺术歌曲，尤其受到声乐界的欢迎。80年代末, 还用英语译配过一册《美国电影歌曲精选》。
周枫, 前期主要应用德语和俄语，后期主要应用意语和法语。偏重于艺术歌曲和歌剧的译配工作。他的译作见于莫扎特、柴科夫斯基、格林卡、布拉姆斯、李斯特、舒曼等人的作品选集中。自50年代至80年代初，陆续译了贝多芬的《合唱幻想曲》、布拉姆斯的《命运之歌》和《情歌——圆舞曲》、普罗柯菲耶夫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哈恰都梁的《欢乐颂歌》、海顿的《创世纪》、亨德尔的《弥赛亚》等大中型合唱作品，在音乐会上演出。90年代编译的《意大利歌曲108首》较有系统地介绍了从17世纪至现代的名作，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意大利歌曲选本。此外，他还译配过十多部外国歌剧和大量的歌剧咏叹调，他在90年代出版的5册《外国歌剧选曲集》也是集咏叹调大成的有价值的译本。
邓映易, 主要应用英语和德语。译有舒曼的声乐套曲《冬之旅》、《天鹅之歌》及其它；舒曼的声乐套曲《妇女的爱情与生活》；还有大量的欧美歌曲（脍炙人口的如《铃儿响叮当》、《老人河》等）, 散见于各种外国歌曲集中；与别人合作译配的歌剧选曲有120余首。1958年为贝多芬《第9交响曲》第4乐章译配的终曲合唱《欢乐颂》是邓映易的代表作, 影响巨大。在80~90年代, 她还将中国歌曲200余首和山西民歌40余首译配成英文。
薛范, 主要应用俄语、英语、法语等。长期致力于世界各国歌曲的翻译介绍, 尤其是译配的俄苏歌曲, 例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 在群众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译出的歌曲, 累计已有1800余首。编译出版有十多种俄苏歌曲集, 如:《苏联歌曲珍品集》、《俄罗斯民歌珍品集》和《俄罗斯和苏联合唱珍品集》, 集俄苏创作歌曲和民间歌曲之大成；多种外国电影歌曲集, 如: 《苏联最新电影歌曲100首》、《奥斯卡金奖电影歌曲荟萃》和《世界电影经典歌曲500首》等, 还有十多种外国歌曲集；译介（包括合作译配）的作品遍及五大洲, 歌曲体裁从古典艺术歌曲、群众歌曲、民歌直到流行歌曲、摇滚歌曲，例如：《雪球花》（俄）、《德涅泊尔掀起怒涛》（乌克兰）、《苏丽珂》（格鲁吉亚）、《多瑙河之波》（罗）、《忆往日》（英）、《落叶》（法）、《妈妈》（意）、《罗雷莱》（德）、《鸽子》（西）、《小鸟》（波）、《草帽歌》（日）、《雪绒花》（美）、《希伯内》（古巴）、《燕子》（墨西哥）等等。
80年代至世纪末的复苏和衰微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 国家开始拨乱反正, 文化事业的各个领域逐渐复苏。但外国歌曲译介的复苏则滞后到80年代才开始。50~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支歌曲译配者的队伍, 经历了“文革”前后将近20年的风风雨雨, 有的人去世了, 有的人出国了, 有的荒疏了专业, 有的则改了行。
停刊了整整12个年头的《歌曲》于1978年7月复刊，每期基本上至少刊登一首新译配的外国歌曲。各省市的音乐期刊也在80年代相继纷纷复刊。“文革”以后最早一批外国歌曲就发表在那些音乐期刊上, 但大多只是老歌重刊, 偶尔才有一些新译的各国的民歌。
从70年代末起, 出版物专业分工的限制有所松动, 不少的地方出版社也推出了一些外国歌曲集, 但也大多是老歌重编, 几乎没有收入什么新的翻译歌曲。1979年和1982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由周枫、董翔晓等译配的、英汉和德汉对照的《外国名歌选》及其续编中有不少新译的欧美传统歌曲和艺术歌曲；张权译配的《世界独唱名曲选》，15首全是新译；198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由盛茵、廖晓帆、贺锡德、张宁等译配的《外国民歌100首》、1984年和1985年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由薛范、崔杰、向宇等译配的《新编外国名歌120首》及其续编中也都有新的译作。198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胡炳堃等人译的《美国歌曲选》，与此同时，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由章珍芳编译的《美国歌曲选》则是我国第一本较有系统地介绍美国传统歌曲和民歌的集子。1983年由广播出版社推出的《亚太歌曲选集》是我国第一本介绍亚洲太平洋地区歌曲的集子。有意思的是, 1983年似乎成了“拉丁美洲歌曲年”, 在这一年,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狂欢节的早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歌舞曲集锦》（徐瑞华、谷文娴等译配）、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拉丁美洲名歌100首》（张宁、赵金平编译）、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分别出版了《拉丁美洲歌曲集》。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由钱仁康、蔡良玉、仲仁编的《欧美革命历史歌曲选释》, 详尽地介绍了从16世纪宗教改革到20世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期间, 欧美各国在各重大历史事件中出现并产生过较大社会影响的革命歌曲近300首, 具有史料价值和文献的意义。歌曲的译配者有各语种的翻译家, 除了上述编者3位之外, 还有章珍芳、刘诗嵘、韦郁佩、沈宝基、于润洋、施国威、施俊、赵惟俭、符志良、毛宇宽、周枫、刘凤云、张宁、薛范、杨燕杰、邓映易、尚家骧、李杰等。
人民音乐出版社于1979年编选了《外国歌曲》第1、2集, 其中的作品基本上选自50年代的《外国名歌200首》, 而1980年和1985年推出的第3、4集则收入不少新译作, 译者有张宁等。在这4集《外国歌曲》的基础上, 人民音乐出版社于1987年和1988年重新编选了两集《外国名歌201首》。
上海文艺（音乐）出版社在80年代较有影响的是3集《中外抒情歌曲300首》, 其中外国歌曲占一半, 共450首。
人民音乐出版社的不定期歌刊《银幕歌声》和中国电影出版社的不定期歌刊《电影歌曲选》经常有新的外国电影歌曲刊出, 译者主要是薛范, 此外还有萧章、李青蕙等。
50年代盛行一时的、对我国整整一代人有过巨大影响的俄苏歌曲, 其译介工作足足中断了20多年之后, 此时正酝酿着花开二度。1983年3月, 倪瑞霖译配的《幸福鸟》（巴赫慕托娃曲）发表，随后有1985年薛范译配的《你唱什么, 春天的鸟》（奥索庚曲）和张宁译配的《亚历山德拉》（尼基丁曲），仿佛是燕子报春, 预示解冻期的来临。年, 薛范编译的《苏联歌曲佳作选》、《苏联最新电影歌曲100首》和《苏联抒情歌曲100首》分别在3家出版社相继出版, 这是中苏关系解冻后, 最早出版的俄苏歌曲集。几乎是同时, 鲁双、梁德沁编译的《苏联流行歌曲》（吉林人民出版社）和郑兴丽译的《钟情者之歌——苏联抒情歌曲》（海峡出版社）出版。紧随其后, 1991年, 人民音乐出版社也推出了一本《苏联歌曲101首》, 其中除了旧译作之外, 还收入了周枫、张宁、王毓麟等人的新译作。同年, 北京出版社推出了郭奇格、杨绍澄、郭莹编译的《苏联名歌220首》。
1989年, 薛范编译了《奥斯卡金奖电影歌曲荟萃》一书, 译介了历届获得奥斯卡金奖的最佳电影插曲。这是第一本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本这类的歌曲集。 与此同时, 尚家骧编译了一本《美国电影歌曲精选》。
此外, 还有薛范编译的《日本影视流行歌曲》和崔东均、韩昌熙编译的《朝鲜电影歌曲选》。人民音乐出版社、上海文艺（音乐）出版社和中国电影出版社等在80年代都编辑出版过多种外国影视歌曲集。
这里, 应特别提一提国别歌曲集。50~60年代, 以及80年代, 音乐出版社和上海文艺（音乐）出版社等都分别为某一个国家编选出版过该国的歌曲选集。计有：苏联、美国、德国（东德）、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波兰、朝鲜、越南、柬埔寨、日本、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专楫以及亚太和拉丁美洲的专辑。不可思议的是, 像英国这样一个有悠久音乐传统的国家, 英语在我国又是运用最广的一门外语, 然而却没有一家出版社出版过英国歌曲集。
在为上述这些国家歌曲的译配者中间, 朝鲜歌曲译者有高岱、全淑子、韩昌熙、崔东均、方培人等；日本歌曲译配者有罗传开、陈永连、方雪、胡国伟、肖兵、秦柯、雪萍等；印尼和马来西亚歌曲译者有林蔡冰、白煤、林长朝、李妙娜等；巴基斯坦歌曲译者有王益友等；罗马尼亚歌曲译者有赵惟俭、裘祖逖、张乃澄、郭庆云等；捷克和斯洛伐克歌曲译配者有朱伟华等；南斯拉夫歌曲译配者有李坚等；波兰歌曲译者有李嘉训等；匈牙利歌曲译者有项钟圃等；保加利亚歌曲译配者有杨燕杰、任虹等；俄语歌曲译者有薛范、毛宇宽、曹永声、张宁等；德语歌曲译者有蒋英、周枫、廖晓帆、廖乃雄、姚锦新等；英语歌曲译者有邓映易、竹漪、薛范、章珍芳、贺锡德、盛茵、张宁、陆圣洁等；法语歌曲译者有马淑懿、徐质兰等；拉丁美洲和西班牙、葡萄牙语歌曲译者有赵金平、王雪、汪德健、张沙鹰、徐瑞华、翁祖玲等；阿拉伯语译者有刘元培等。为上述歌曲配歌的有邓映易、刘淑芳、薛范、张宁、廖洪薇、董文琴、何少平等。
80年代初, 改革开放之风劲吹, 国门敞开, 大量的海外流行歌曲被翻译介绍到我国来。最初, 各地的音乐期刊上纷纷译载, 后来, 全国各地的出版社也竞相编集出版, 例如, 花城出版社1986年推出《山口百惠演唱歌曲集》而影响较大、成绩斐然的是上海文艺（音乐）出版社推出的一些歌本, 例如《中外通俗歌曲300首》及其续编（含外国歌曲200首）、《世界歌星大会串》两集、《甲壳虫乐队演唱歌曲选》（黄知真译配）等等。在译配者中间, 我们也见到了一些新的名字, 但他们似乎只是偶一为之, 发表了几首歌或者出了一本歌集, 后来就不见再有新译作问世。而且那些年轻的译配者, 也同50年代那些初涉译配工作的译配者一样, 各方面都显得稚嫩, 力不从心, 译文质量也不难想见, 往往是可看、可读而不堪入歌一唱。
80年代是继50~60年代之后, 外国歌曲译介的又一个辉煌时期。“十年浩劫”后, 在外国歌曲翻译介绍的园地里辛勤耕耘结出累累硕果的, 除了周枫、邓映易、薛范等人之外, 又增添了几位：
张宁, 主要应用俄语和英语。第一首译歌发表于50年代末，但他当时主要从事音乐学及音乐美学的翻译。“文革”结束后，译歌渐多， 迄今为止他已翻译、转译和与人合作译配了600余首世界各国歌曲, 散见在《外国民歌100首》、《外国歌曲》、《拉丁美洲歌曲选》等歌曲集和《歌曲》等音乐刊物上，以及他本人的10余个专集中。主要译作有：《爱情的故事》、《我们的时刻》、《牧场上的家》、《亚历山德拉》、《绿袖姑娘》、《我的丹尼》、《啊，迷人的维尔姆兰》等。他1977年调入《歌曲》月刊编辑部, 80年代中期起任常务副主编；任职期间他继续从大量来稿中推荐发表了许多世界各国的各种歌曲。
贺锡德, 主要应用英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国音乐组工作期间, 译配并介绍过上百首外国歌曲, 大多发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的 《广播歌选》上, 编著有《365首外国古今名曲欣赏》及其续编等。
罗传开, 主要运用日语。译配歌曲有百余首, 大都为日本歌曲。编译出版有《日本歌曲选》（增订本）、《日本名歌选》、《日本名歌集》等, 系统地翻译介绍了日本民歌、学堂歌曲和传统歌曲。
盛茵, 主要运用英语。译配有布拉姆斯的组曲《吉卜赛之歌》、福斯特的《美丽的梦神》以及世界各国民歌和大量的少儿歌曲等, 约300余首。
陆圣洁, 主要运用英语。 译配多为英美的传统歌曲、电影歌曲和流行歌曲, 以及世界各国民歌, 近200首, 其中有: 《金发银丝》、《爱情的故事》和影片《窈窕淑女》插曲等。
这里还应该特别提一下在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担任声乐教学工作的几位教授们，如喻宜萱、蒋英、张权等，他们通过编选教材、通过教学、通过演出、通过亲自着手译配或指导译配，在介绍和传播国外的艺术歌曲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
80年代末期, 出版界呈现滑坡。到了90年代,出版界则长时期处于不景气状态。外国翻译歌曲的园地更是萧条。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外国歌曲》第5集胎死腹中, 《银幕歌声》和《电影歌曲选》也相继停出。只有《歌曲》月刊仍坚持每期刊出一、二首新译外国歌曲。除此之外, 很少有新译者出现, 很少有新译作问世。1991年，李凌主编的《中外名歌大全》中提供了一些新译的作品；1994年，有白煤编译的《东南亚5国名歌选》；1995年，有张宁、钟立民、雪冬等译的《约翰·丹佛演唱歌曲选》；1995年,薛范编译的《苏联歌曲珍品集》出版, 随后几年内, 薛范又陆续推出了《俄罗斯民歌珍品集》和《俄罗斯和苏联合唱珍品集》, 这3种歌集集俄苏创作歌曲和民间歌曲之大成；1995年, 薛范还编译出版了《世界电影经典歌曲500首》, 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容量最大的一部外国电影歌曲集。上述这几种歌曲集的出版恐怕是90年代外国歌曲（歌剧不计在内）翻译介绍仅有的硕果了。
90年代末, 借着“世纪回眸”的名义, 各地出版社竞相推出各式各样的外国歌曲选本：《大全》、《歌海》、《经典》等等, 名目繁多, 花样翻新, 热闹非凡, 但在这虚假的繁荣背后掩盖着歌曲翻译界的“囊中羞涩”。 这些歌曲集, 内容彼此大同小异, 不外乎是当年《外国名歌200首》及其续编的增补版、扩大版（也就是说, 其中收留了一些过去不成熟的、有各种瑕疵的旧译, 而不是译配者后来的修订稿）, 再添上些80年代散见在各种书刊杂志上的歌曲, 书中几乎没有新译的作品。外国歌曲的译介工作至此已是风光不再。
歌曲翻译事业从兴到衰, 译配工作者后继无人, 这是有多方面的因素的:
首先, 有能力、有条件出版音乐图书的出版社虽然多如牛毛, 但是再也没有哪家出版社（包括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上海音乐出版社这两家专业出版社）敢同50年代那样, 有气魄地拟订一套雄心勃勃的选题规划, 敢于以约稿的方式把众多的歌曲译配家凝聚在一起来共同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事业竭尽全力。
其次, 只要不是反动的, 不是诲淫诲盗的, 国家对进口出版物并没有太多的限制, 但是图书进出口公司几乎从来不进口歌曲谱, 图书馆也几乎从来不采购国外的歌曲谱。我们不知道印度人和澳大利亚人现在在唱什么, 不知道波兰人和比利时人、埃及人和阿根廷人又在唱什么。尽管国门敞开, 我们在这些方面却十分闭塞。我们找不到歌谱。原谱资料匮乏,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再次, 目前出版社大多以市场来考虑选题。试问, 现在还有哪家出版社敢出版诸如《泰国歌曲集》或者《瑞典歌曲集》？虽然它对于文化积累、增进对其他民族的了解、促进文化交流都是十分必要的。于是, 虽有文化品位和艺术价值却未必赚钱的选题, 往往就被出版社拒之门外了。译配家也“英雄无用武之地”。
最后, 歌曲翻译家的队伍已呈出老龄化。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人才比起50年代来不知多出多少倍, 外语水平也不知高出多少倍, 却很少有人甘愿加盟这支队伍。外语水平高是现在年轻一代的强项, 但同时他们的音乐修养（比如很少有人识五线谱）和诗词文学修养又严重地先天不足, 而要提高这些方面的修养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研习，非一朝一夕可以一蹴而就的。再者, 歌曲翻译的稿酬较低、发表的园地又少, 出版又较难。高付出而低收入, 这恐怕也使得许多有意问津者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歌曲翻译在新的世纪能否再现辉煌
从2000年开始，喻宜萱、蒋英编的《法国艺术歌曲选》、《德沃夏克艺术歌曲选》和《布拉姆斯艺术歌曲选》、钱仁康编译的《汉译德语传统歌曲荟萃》、《舒伯特歌曲集》、《舒曼歌曲集》、《布拉姆斯歌曲集》、《李斯特歌曲集》、周枫编译的《意大利歌曲108首》、徐宜编的《马勒艺术歌曲集》、《奥尔夫艺术歌曲集》、《柴科夫斯基艺术歌曲集》、《拉赫玛尼诺夫艺术歌曲集》和《穆索尔斯基艺术歌曲集》、张宁编译的《圣诞节名歌精选》、薛范编译的《世界合唱金曲集》相继出版。西南师范大学推出的一套“21世纪高师音乐教材”丛书，丛书中的《声乐教学曲选》有4册是外国作品，其中也有不少新译。其它高等院校也以音乐欣赏教材的名义编选出版了不少外国歌曲选本。以上种种，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兆头？
歌曲翻译，作为文艺翻译整体中的一员，它一个世纪来走过的历程，参与构筑了一部辉煌文化交流史、文化关系史、文化影响史和文化接受史。今天，中国已跨入21世纪, 中国对外的交往将更加扩大、更加频繁、更加密切。文化交流是增进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的桥梁, 尤其是最贴近生活、最能沟通思想、最能拨动情感的歌曲。中国需要翻译歌曲。在新的世纪里, 中国能见到歌曲翻译介绍的再度辉煌吗？
本文承钱仁康、周枫、钟立民、张宁诸位先生提出宝贵的修订意见和重要的补充资料，谨此深致谢意！
本文来源：薛范《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
转自：译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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