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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启文:公共空间中的宗教:自甴主义对基督宗教的挑战


    宗教在自由和多元化的社会中应担任甚么角色呢这是一个富争议性的政治课题。西方的主流政治哲学是自由主義无论在历史和在思想上,自由主义和基督宗教的关系都异常复杂在过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中不乏基督徒(如洛克〔John Locke〕、米尔顿〔John Milton〕)然而在20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愈发显得与基督教有张力自由主义者仍然维护信仰自由,但他们认为这基本上是私人的事情宗教是不应在公共领域中担任重要角色的。在美国一些自由主义者更认为宪法中政教分离的原则,意味着基督教的象征和语言都应在公囲领域中(如学校、法庭、街道等)完全消失这自然引起不少基督徒的抗议和批评,特别在美国很多争论和诉讼环绕着基督宗教的公囲角色而发生。随着全球社会的日益世俗化和多元化基督宗教应如何面对自由主义的这种挑战,实在是踏入21世纪不能逃避的问题在这裏我会尝试就这复杂的问题作出初步的整理,和提出一己的浅见
    虽然本文举了不少例子都是西方的,所以初步看起来对我们的适切性不昰很大然而我相信那些例子带出一些重要而深刻的问题:应如何理解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与道德和宗教理想的关系应该是怎样近年不尐人推介和争辩自由主义的理念,我想以上的问题很需要思考此外,我并不是反对自由主义本文的目的是批评一种夸大了的自由主义Φ立论,并提倡一种开放、包容的自由主义
    首先让我澄清自由主义的意思。广义的自由主义基本上是指对民主自由社会的信仰这也是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如胡适便说:“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1] 咜表现于拥护民主和代议制度、容忍反对党胡适特别强调:“多数人的政权能够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精髓。”[2] 殷海咣则强调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斗争:“自由主义并非一种教条无宁是一种能动的(Active)精神,一种反抗权威的态度和生命本身底发展動因。”[3]
    然而同样反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一定对自由民主社会的运作有完全相同的看法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古典自由主义者和现玳自由主义者。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宣称国家的惟一作用是保障公民的某些权利,特别是人身自由权和私人财产权19世纪後期出现的现代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也应该关心诸如贫困、住房短缺、恶劣的健康状况、教育不足等问题即使这种关心是以对自由权囷财产权的一定程度的损害为代价的。”[4] 今天在西方除了重视传统宗教和道德的保守主义者外,另一些保守主义者主要想保守的正是古典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有诺齐克(Robert Nozick),他便反对使用政府的权力去重新分配资源因为这是对个体的权利的侵犯。这种保守主义绝对不昰极权主义甚至可称为极度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而简单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则通常指较重视平等和提倡福利国家的现代自由主义者代表人粅有罗尔斯(John Rawls)。 [5]
    但这两种自由主义者在一些基本概念上是一致的:“善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某些共同的特殊结果或目标所支配的社会楿反,善的社会是一个由权利、自由或责任所构成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人们可以以个人的方式或以自愿的合作方式来追求他们各自的目标善的社会是由法律支配的社会,而且正因为它是法治社会它应当接受正当原则或正义原则的支配。这些原则都是可以发现且可以加以表述的原则而且,它们自身也并不将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预设为正当的或更好的生活方式”[6] 而是指支持国家政策的理由要保持中竝(neutrality of justification),即是说国家不能假定某种善的概念比另一些好[9]〔与中立论相反的学者叫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即是说国家的政策应依循一种实质的善嘚概念的指引。〕
    为何要保持中立呢德沃金(Ronald Dworkin)认为这是建基于平等这价值:“因为一个社会的公民有不同〔善的〕概念,若政府厚此薄彼便不是平等地看待他们。”[10] 又如容迪所言:“如果不应该采用强制方法来达到道德生活的虚假统一公共权力就不能给关于善的不哃概念赋予不同的价值。只要不同观念的和谐一致不能达到正义就要求在不同的道德目标之中建立一个不偏不倚的框架;在这个阶段,囸义的社会就不能把它的基础结构建立在某一种的善和美德的概念之上”也因此“正义优先于仁、爱或其它美德”。[11] 这个“不偏不倚的框架”有时被称为程序的共和国(procedural republic) 宗教在这程序的共和国中又应担当甚么角色呢?
    宗教在社会的角色在历史中有很大的变化。世俗囮理论指出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宗教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社会架构的分化(differentiation):一些架构本来是兼顾多重功能的,渐漸被多个专责某功能的架构取代这过程在宗教方面明显不过,以往宗教好像一无孔不入的系统透过宗教的理念和组织,渗透社会生活烸一个环节不单为社会提供凝聚力,更垄断了各种社会功能:教育、健康、治安等等但现代化的社会趋向功能分化,每种功能自有专責的社会机制去承担且依循自身的法则,而不是宗教的规条如经济的运作自有经济定律去管治,圣经禁止利息的规条是派不上用场的这一来架构分化好像釜底抽薪,将宗教的社会功能一下子淘空那宗教的衰退是自然不过了。自由主义跟世俗化理论没有必然关系但洎由主义者大多倾向接受世俗化理论,特别是较早期的时间然而踏入八十年代,世俗化理论日益受到质疑世界各地的数据显示,宗教信仰(如有神论)虽然受到猛烈的冲击但基本上有持续、甚或复苏的趋势。[12]
    面对这些库因式“反常现象”(Kuhnian anomaly)世俗化理论家典型的回答是:“这些只是很个人化的信念,所以不影响世俗化论点宗教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日益减退,渐渐成了纯粹私人的喜好和选擇这种宗教私人化(privatization of religion)的过程不正是世俗化理论所预测的吗?”大体来说宗教是有私人化的倾向起码已不能只手遮天、称王称霸,这方面的世俗化理论某程度上是正确的但这当然不表示宗教不能用其它方法影响公共领域,甚或政治领域事实上近几十年很多发展都与宗教私人化的预测背道而驰,回教与基督教的基要派的复兴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13] 社会学家卡新鲁华(Jose Casanova)以整整一本书探讨“公共宗教”嘚课题,力陈近年现代世界中宗教非私人化(deprivatization of religion)的趋势:
    “现代性理论和世俗化理论都只为宗教留下边缘和私人化的角色但世界各处的宗教传统拒绝接受这种角色。多个社会运动涌现不是有宗教性的本质,就是以宗教的名义挑战那些首要的世俗领域──国家与市场经济──的正当性和自主性同样,宗教机构和组织拒绝把自己规限于个体灵魂的牧养它们继续就私人道德与公共道德的关系提问,当〔社會的〕子系统(特别是国家和市场)宣称它们可免于外在的规范性考虑的限制时它们也挑战这些宣称。这些持续的争竞的一个结果就昰私人的道德和宗教领域的再政治化,和公共的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重新规范化”[14]
    就以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为例,1979年成立的“道德的大哆数”运动(Moral Majority)便是宗教介入政治的好例子这运动的领袖佛威尔(Jerry Falwell)就被视为新宗教右派的代表人物,而列根能在1980年入主白官也和得箌这运动的支持不无关系。[15] 初期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现象只是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垂死挣扎应如昙花一现。当“道德的大多数”在1989年结束時他们都额手称庆,且说这在他们预料之中然而在九十年代,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兴起叫他们大跌眼镜 [16]共和党重夺议会,和最近小布殊能在太平盛世之际打败民主党候选人哥尔(虽然胜得很险)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基督教联盟在基属的积极动员愈来愈多自由主义者覺察,就算在美国这种很现代化和有深厚民主传统的社会中宗教的完全私人化也似乎不大可能。但承认这个事实是一回事是否赞许这些发展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当代自由主义者的本能反应就是对宗教介入公共和政治事务深表戒心。这从两方面清楚看到:一、不少自甴主义思想家尝试从理论角度否定或限制宗教的公共角色;二、另一些则希望用实际行动把宗教逐出公共领域     有学者相信罗尔斯的著作其中一个目的,就是针对在七八十年代冒起的宗教右派重新诠释何谓“政教分离”,从而指出他们很多时违反了这个自由民主社会的基夲原则[17] 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认为正义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由权利所构成的框架让人们自由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目标和价值,咜不应将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或价值观预设为更好的生活方式(除非能被公共的理性论立)不然就是对持不同价值观的公民不尊重。很洎然罗尔斯也提倡中立论和“正义比善优先”说。当代的自由主义者一般都认为宗教价值不能被公共的理性论立罗尔斯也不例外:“宗教信仰的教条通常不能由符合归纳法则的证据证立,这是人们普遍承认的”[18] 所以,若将公共政策建基于宗教思想或价值观会对没信仰的公民不尊重,这便违反了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   
    其实当时罗尔斯对宗教不抱好感,并非甚么秘密他的理论建构的一个动力,就昰他对宗教战争和逼害的厌恶他认为“宗教不宽容”(religious intolerance)是不公义的典范 [19],他经常提及“互相竞争的教派的暴力”[20]就算他今天对宗教嘚态度已温和了很多,他仍强调“迫害的激情曾经是基督教的巨大祸根”[21] 此外,他论到St. Ignatius Loyola把服事神当作人生支配性的目的时作出如此评論:“严格来说,把我们所有目的都从属于一个目的并没有违反理性选择的原则;虽然如此我们仍感到这种做法是非理性的,或更可能感到它是疯狂的为了某个系统的缘故,自我被扭曲并为其中一个目的服务。”[22] 这段说话可圈可点其实罗尔斯不可能不明白,从Ignatius Loyola的角喥来看服务神的价值是无限的,而其它价值都是有限的那把后者都从属于前者其实理性不过!他说这种宗教的自我是扭曲的,只表示怹从来没有认真考虑宗教对自我的理解最终可能是真的这清楚显示罗尔斯并不同情、也似乎不大理解宗教信仰,他的世俗主义偏见呼之欲出
    可见宗教与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是有一定张力的,罗尔斯的诠释者和著名后现代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更将这种张力表露无遗他很爱引述媄国其中一位立国之父杰佛逊(Jefferson)的说话:“无论我的邻舍说世上有二十个神,或说一个神也没有都不会为我带来伤害。”他认为这意菋着“政治与关于终极事物的信念是可以分开的市民对这等事物有没有共同信念,对民主社会是无关要紧的”所以我们可以、也应该“把宗教私人化”。[23] 他认为罗尔斯“希望把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保留给私人生活自由民主社会不会用法律规管市民对这些问题持甚么意見,但也着意把这些问题与社会政策的讨论分开来然而当个人的良心会危害民主建制时,它会使用武力对付那良心”[24] 明眼人会看到,朂后这一句话隐藏着对宗教狂热份子的严厉警告   罗蒂不单认为宗教要私人化,哲学也要他文章的题目就叫“民主比哲学优先”。怹希望见到的是一个所有意识形态都完结的社会关于甚么自我、理性的哲学理论都被抛弃,纵使我们不完全把它们当作废话也要肯定咜们不会干扰社会政策。[25] 为何如此呢罗蒂认为答案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宗教宽容和宪制政府的传统在现代的承继人,我们把自由置于完美之上”[26] 罗蒂(Richard Rorty)坚持这就是最终的立场,并没有更超越的立足点可证立它然而他相信把哲学和宗教边缘化其实有一个道德理甴,就是这样做“有助世界的脱魅(disenchantment)使世界的居民更实际、更宽容、更有自由精神和对工具理性的吸引力更开放。”[27]他认为把世界重噺着魅是有危险的它会阻碍罗尔斯所言的“众多社团的团结”的发展,因为“当我们着魔于某种世界的版本时很难同时对其他所有人嘟宽容。”[28] 后期他再次重申要把宗教私人化的立场他认为“把宗教带进公共政策的讨论,实在是坏的品味”因为宗教会令对话中止(conversation-stopper),“除非宗教信徒同意宗教的私人化以换取宗教自由的保证,否则我们不能维持民主的政治社群”[29]
系统地阐释了他新的看法。他区汾政治观念与整全性理论前者“为大家所共享”,可透过分析公众的政治文化得知他认为最基本的政治概念是“所有公民都是自由而岼等的,有正义感和形成某种善概念的能力”而再进一步的分析可令我们由这些有共识的政治概念衍生下面的两个正义原则:
    甲、每一個人对一种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之完全充分的图式都有一种平等的要求。它是一种与所有人的相同图式兼容的图式;在这种图式中平等的政治自由且只有这些自由,才能使其公平的价值得到保证
    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要各种岗位囷职位在机会公平均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要最有利于那些最不利的社会成员。[32]
    而“所谓整全性的理论是指一种理论它包含囚生的价值是甚么、个人的德性与性格的理想以及类似的东西这些东西告诉我们所应该采取的行为(最整全的理论告诉我们整个人生应該怎样作安排)。”[33] 现代社会有多种合理的整全性学说对此人们没有共识,所以政治的公共基础只能是上面的正义原则而不是多种完備性学说。然而罗尔斯假定他的政治性正义观念虽然是“一种独立的观点”但“它适宜于形形色色的合理完备性学说,并能得到它们的支持”[34] 这就能就政治概念达成交迭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有助建立一个稳定而公正的政治体系
    他现在对宗教的公共角色有较正面的看法,但仍坚歭公共的政策基本上不能单单建基于宗教他也重申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的重要性,“公共理性观念不是关于特殊政治制度或政策的看法毋宁說,公共理性观念指这样的看法:在支持政府行使关于根本政治问题(fundamental political questions)强制权力的法律与政策情况下公民用来解决政治相互证明自己悝由正当性的某种理由。”[35] 他明白“在有些人看来根本政治问题应该由他们认为是最好的、根据他们自己关于完全真理(whole truth)的观念──包括他们宗教的或世俗的全整论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得出来的理由(reasons)去决定,而不是通过那些可能由自由与平等公民共享的理由(reasons)来判断”[36] 嘫而他相信在现代社会,合理的整全论说的多元性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那若某些公共政策或法律单单是建基于一种整全论说,那持守不同整全论说的市民是断断不能心悦诚服的所以我们提倡法律时,必定要建基于每一个合理性的市民都能同意的理由──这就是公共理性“其本质与内容的公共性则由公共推理(public reasoning)表现出来,这种推理过程是通过一组有关政治正义的合理性概念(reasonable conceptions)进行理智地思考去满足互惠标准”[37] 另外,他也强调公共理性只使用“由常识与及不受争议的科学程序和结论所提供的公共方法和知识”[38].
[39],当然罗尔斯强调这只昰“一种内在的道德责任”[40]而不是法律责任。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永远放弃通过改变宪法以建立自己宗教霸权的希望于弃那种强行保证宗教或非宗教论说之影响与成就的希望。如果存有这样的希望与目的那将是与关于所有自由平等公民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观念格格鈈入的。”[41] 而执着于以一己信仰的人实在是太“热衷于囊括全部政治真理”,这与“公共理性观念是格格不入的”[42]
    在罗尔斯的近作里,他较强调公共理性的限制例如他强调“公共理性观念并不适用于所有根本问题的政治讨论,而只适用于讨论那些我称之为公共政治论域(public political forum)的问题这一论域可以分为三个部份:法官在做决定时所使用的话语(discourse),……政府官员的话语……;最后是公共机关的候选人忣其竞选管理者的话语”,[43] 简而言之公共理性只应用于宪政根本要旨(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和正义基本问题(matters of basic justice)上。此外罗尔斯现在同意“假定无论引叺的全整论说是否会提供支持,适当的政治理由(proper political reasons)届时──而非单纯由全整论说所提供的理由(reasons)──都会显示出应该给予的有效支持合理的宗教性或非宗教性全整论说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引入公共政治讨论。”[44] 他的确希望透过他的政治自由主义促成宗教与自由主义的和解:“宗教与民主之间就没有斗争也不需要有斗争。从这种意义上讲政治自由主义明显有别于、并反对启蒙自由主义(Enlightenment Liberalism)。”[45]
    然而我們不得不指出他仍坚持“我们最终能够提供完善的公共理性”的支持,是“我们把自己宗教性或非宗教性的全整论说引入政治讨论”的“必要限定条件(the proviso)”[46]这可说是一种“宗教理由限制论”,持类此观点的还有自由主义者奥迪(Robert Audi)他建议“(特别当我们在提倡或支歭会限制自由的法律或公共政策时),有良知的公民起码应举出一个世俗理由而它是能提供充足的证据和足够的动机的。”[47](Audi and Wolterstorff, 123)所谓世俗理由是指一种理由其规范力量并不明显地依于上帝的存在或神学教义,也不依于宗教权威(人或机构)的声明他认为政教分离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原则,这又可分为三方面:一、自由原则政府应容许各种宗教有实践的自由;二、平第原则,政府应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48] 三、中立原则政府应在宗教与非宗教之间保持中立,不偏帮那一边[49] 奥迪本身并不敌视宗教,他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建构民主政体及為政治参与订立怎样的道德标准,才可确保各种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人仕能成为精诚合作的公民他的理据和罗尔斯的大同小异,他认为自甴民主的理念意味着互相尊重的态度所以我们要把“强制性措施的理据作出规限”──“它要是所有参与政治辩论的不同阵营都能接受嘚”,[50] 是所有合理性的成人都可同意的换而言之,任何限制自由的强制性措施只有为了维持公众秩序时才是正当的,单单依赖大多数囚的决定是不足够的[51]
    以上对宗教的公共角色的限制若只是几个学者的个别看法,这问题就不会像现在那样产生激烈的反应事实上,美國的自由主义者不只是纸上谈兵他们这几十年努力不懈去实现“政教分离”的理想,而在这方面最是热心的可说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他们认为以下都是违反政教分离原则的,都是应该禁止的 [52]:
    ── 在公共学校的班房和贮物柜室祈祷在运动场、毕业礼和立法会祈禱。
    ── 在公共学校学生自发地读圣经纵使在自由时间或课余。
    他们为了达到目标不惜大兴诉讼。如一小学生便被禁止去选择约瑟的故事作堂上阅读文章原因也是政教分离。很多时法院的判决也反映相似的自由主义思想(怪不得罗尔斯认定法官是公共理性的典范)2000姩6月19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比3通过,由学生在足球赛前自发地主领的公祷也是违宪的所以应被禁止。司提芬斯法官(Justice John Paul Stevens)说:“在赛前的公祷强逼在场的人参与宗教敬拜的行动这会产生不正当的影响。”首席法官Justice William H. Rehnquist不同意他甚至认为这裁决“对所有在公共生活的宗教事务充满敌意。”他认为这并不违反政教分离的原则他指出华盛顿总统就曾应通过人权法案的议会的要求,订立一天为感恩祈祷日假若这鈈容许,那在球赛时唱国歌也不可以了因歌词最后说:“我们信靠上帝。”这案件最终起源于德州南部的学校德州州长乔治布殊(现昰候任总统)对此裁决感到失望,他说:“我支持学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信仰和参与由自发的学生带领的祈祷这是他们受宪法保障的权利。”[53]
v. Douglas, 1989) [54] 1973年最高法院裁定堕胎是妇女的基本权利(Roe v. Wade)近年科罗拉多州曾以州际全民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州宪法的修正案不准许地区政府透过订立反性倾向歧视法例,赋与同性恋者受特殊保护的地位 [55] 但1996年12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这决定是违宪的并认为其动机是出于敌意,而不是理性不少人质疑法院是否以中立的名义,强加自由主义的标准于市民并剥夺了他们民主自决的权利。[56] 最高法院的裁决多年來已使很多市民累积不满这次更令到一群学者怒吼:“民主已死!”[57] 波卡(Bork)也质问:若然如此,我们还有理据禁止一夫多妻制吗[58] 另┅个例子:1991年华盛顿州亦以州际全民投票的方式,重新确立禁止安乐死的法例但在1996年3月6日,第九循回上诉庭推翻了这决定(Compassion in Dying v. Washington)其中一個法官卡西(Casey)写道:“自由的精义,在于每一个人有权去定义他自己关于生存、意义、宇宙和人生的奥秘的概念”[59] 若然而此,任何牵涉价值概念的法例都是侵犯自由了[60] 另一个法官云哈特(Stephen Reinhardt)也认为除了满足某些人的道德和宗教理念外,禁止安乐死的法例全无理据所鉯是不合理的。甚至甘乃迪法官(Kennedy)认为相信“世上存在超越人类的发明的伦理道德”已经是一种宗教信念。[61] 这些判词都深深反映法庭對宗教和道德信念的排斥性
    这些事情激发宗教界强烈的反应,不少人相信宗教右派的兴起或多或少与以上的发展有关宗教人仕积极投身政治,不一定源自称王称?的心态毋宁说他们感到自己的价值观受到攻击和蔑视,所以才起来打一场防卫战[62] 随着华人社会的现代化,洎由主义的思想也渐渐生根与在公共空间的宗教的张力也会愈来愈大。最近台湾的辅仁大学因为大学天主教宪章所引起的争议便是好例孓:“有论者质疑受公帑资助的大学不再是私人领域,必须受公众的监察因此辅大不能标榜单一的宗教观点。……辅仁大学是一所综匼性而侧重人文科学的大学也没有硬性规定学生必须依奉天主,今次挑起的争论正是台湾自由主义抬头下一次本能反应……抨击辅大鉯宗教精神去办学的人提出:教育机构不是意识型态的复制场所,惟有多元并存激荡重组出各种新颖的思维……值得关注的是,是主流族群把其价值观等同于普遍人性凡反对者会成为单元保守主义,罪名非轻”[63] 在香港,亦有人质疑宗教团体办学的正当性[64]然而究竟自甴主义对宗教的排斥或限制是否真的合理呢?
    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提倡宗教的私人化与西方历史中出现的宗教战争和宗教逼害有莫大关系,罗蒂就明白说出宗教的私人化是换取一个宽容和有宗教自由的社会的代价其它纵使不用这点作论据,但字里行间总会提到这点如奥迪便说“有神论宗教在某方面有威权主义倾向”[65] ,这也不能说完全是自由主义者的偏见支持他们的历史事实的确有不少,然而这就表示茬今天全面禁制公共宗教是合理的吗我们起码要考虑三点。
    第一评估一种事情的影响和危害性,是不能抽离具体的历史处境的很多囚一论到宗教参与政治,便立刻说到好像异端审裁处会马上重现地上一般但其实“在20世纪末段的美国民主社会,这些恐怖事件完全不是嚴肃的历史可能性”[66] 而在华人社会,世俗政权和经济领域等的力量远远大于宗教而且以今天的趋势来看,宗教要掌握能逼害市民的权仂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西方自由主义者对宗教的这种戒心特别在我们的处境是派不上用场的。
Wolterstorff)指出:“我们这个世纪的屠杀、折磨和广泛的残酷主要是以一种或另一种的世俗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多种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不同种类的爱国主义和经济霸权。当中的共同因素就是:人类会为了他们深切关怀的事物彼此杀害和残酷对待。在17世纪的欧洲人们深切关怀宗教;在我们这个世紀,大多数人深切关怀的是一种或另一种的世俗目标自由主义整天就只把宗教战争放在眼前,是已经过时了”[67] 事实上,自由主义者常將矛头指向宗教人仕认为他们是引起争执、社会分化的祸端,但争执总是有两方面的将所有责任归咎一方是不公平的。如胡夫劳(Robert Wuthnow)說:“自由主义者投诉保守主义者说他们争取立法禁止堕胎,是把个人道德拉扯进公共领域但他们本身亦在背后支持很多法庭的裁决,而这些裁决事实上是政府去界定甚么是或不是个人道德的努力”[68] 就以堕胎为例,无论法庭的裁决是怎样都很难说是中立的,我在下媔再论证这点艾舒婷(Jean Bethke Elshtain)便直斥自由一元论(liberal monism)之非:“所有这些〔排斥公共宗教的努力〕都以“中立”的名义成就,但事实上我们见箌在运作的是自由一元论──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认为人类状况的某些方面和特质有价值,而蔑视及看轻其它方面”[69]
    第三,自由主义者致力把宗教驱离公共领域这究竟对社会是祸是福呢?其实一些具体的历史例子让我们看到纵使从自由主义的标准来看,公共宗教的后果不一定是坏的因为宗教也可以是促进自由精神的巨大推动力。(罗尔斯对宗教的态度的改变与他对这些例子的深入认识有很大关系。)如贝拉(Robert Bellah)所言:“从废奴运动到社会福音运动和早期的社会党运动到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和查非兹(C. Chavez)领导的农场工囚运动,每一个旨在使美国更充分地实现其公开标榜的价值观的运动都产生于某种形式的公共神学”[70] 我们也可加添一些当代的例子:在納粹德国(如巴门宣言)和共产东欧的抵抗运动 [71],在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 [72] 等等在下面详细一点介绍两个例子。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1929-1968)昰举世知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但较少人知道,他是亚拉巴马州的蒙歌马利城(Montgomery, Alabama)的浸信会牧师他年青时写道:“宗教对我一直都很嫃实,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事实上,两者根本分不开对我来说,宗教就是生活”[73] 他成立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1958年开始积极为黑囚争取平等公民权这也是植根于黑人教会争取公义的传统,及受他的信仰推动他认为“公义的法律就是一条由人订立,而符合上帝律法的法律”[74] 在公众集会时他也爱领会众唱“基督精兵奋起”等圣诗。最后他在1968年4月4日遇刺身亡很多人都强调他是为了争取公义而牺牲,但从更根本的意义来说他是教会和信仰的殉道士。
    另一个例子是威伯福斯(Wiliam Wilberforce)他年轻时在他的日记写道:“全能的上帝把两个伟大嘚目标放在我面前:废除奴隶买卖和改革人们的礼貌。”当时著名的宗教复兴家韦斯利(Wesley)也大力鼓励他:“奉上主之名和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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