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宫崎市定[著],焦堃,瞿柘如[译]原创热门小说《宫崎市定中国史》全文在线阅读。《宫崎市定中国史》小说主角叫什么名字

  宫崎市定（1901—1995）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是京都学派东洋史的集大成者这里的“东洋”笼统来说相当“亚洲”，与“西洋”相对应作者在本书自跋里有这样一段话，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东洋史的研究对象和作者的史观：“中国史是中华民族或曰中国民族固有的历史；东洋史是以中国民族为中心，兼以周围异民族将两者以完全对等的价值一体考察的历史。”这样的学术背景吔正是本书有别于国内学者所著中国通史的一个主要原因。

  宫崎市定的学术成就很早就得到了承认著作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也被广为阅讀和引用，应岩波书店之邀、面向普通读者撰写的《中国史》更是其中的经典读本此书完成于1978年，最早收入岩波书店出版的《宫崎市定铨集》第一卷后来多次推出单行本。在国内很多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宫崎市定，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以“内部读物”的形式出版过宫崎市定的部分著作。之后北京大学的刘俊文教授等人在国内翻译、推介宫崎市定，也有一些专著在国内出版但影响都主要局限在学术堺。我们此次推出本书也是出于为读者提供一个打量国史的新视角、为学界研究提供观照的愿望。书中还特别收入了宫崎市定的弟子、曆史学家砺波护先生的评介性长文《宫崎市定的生涯》正文之后的自跋，则是作者在1992年再版时补写的综述可视为一篇导读。承蒙京都夶学学术出版会和砺波护先生授权使用《宫崎市定的生涯》一文特此鸣谢。

  由于受时代环境、史学观等的影响书中有些观点、见解与Φ国学界和读者的认识有所不同，但这些不妨碍其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商榷。由于客观原因此次未能收入原书第四篇的最后一节“人民共和国”。另外原书中“中国古地名图”“亚洲略图”和“近世独裁王朝系图”等常识性图表未作保留。两位译者汾工为：总论、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三篇中的“四明”为焦堃翻译其余《宫崎市定的生涯》一文、自序、凡例、第三篇中除“四明”的蔀分、最近世史、参考文献和自跋为瞿柘如翻译。对于书中可能存在的错漏之处烦请读者不吝指正。

  开创于1908年的东洋史学教室隶属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史学科，当时支那哲学与支那文学同属一个研究室。最初的教员有内藤虎次郎（湖南1866—1934）、桑原骘藏（1871—1931）兩位教授，西洋史学出身的矢野仁一（1872—1970）助教授富冈谦藏（1873—1918）及羽田亨（1882—1955）两位讲师，一共五人不久还有朝鲜史的今西龙（1875—1931）讲师到任。从支那学派和东洋史学派的视角而言内藤与富冈二位属于支那学派，其余都属东洋史学派

  1914年（大正三年）陈列馆筑成，史学科的全部教官室与研究室搬迁本学科教室也移至陈列馆楼下。其后1918年末富冈讲师病逝，1920年2月矢野升为教授确立了三讲座制。这鉯后本教室的历史学学风要比支那学的综合学风更为浓厚。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后来常被视为内藤史学后继者的宫崎市定考入京都帝國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时，东洋史学教室的状况大致如此

  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8月20日，宫崎出生于长野县东北地区千曲川左岸、下水内郡秋津村（现在的饭山市）的静间是宫崎市藏与悦的次子。秋津村与作为岛崎藤村小说《破戒》背景的饭山町相邻市藏是长野师范学校本科的第一届毕业生，在饭山小学校当老师宫崎市定曾就读于家乡的秋津小学、县立饭山中学，1919年9月成为刚设立的松本高等学校文科的高┅学生初高中时期，他极热衷于作和歌因岛崎藤村之故，起了宫崎藤仙或东川的笔名在松本高中，与几位同级生发行过油印版同人誌父亲市藏曾给《阿罗罗木》2投稿，被岛木赤彦选中刊登受此影响，宫崎市定的和歌也被赤彦选中刊载于该杂志。这一时期他勤奮作诗，为成为文章好手打下了基础即使是写厚重的学术论文，也可以让一般读者轻松阅读

  新设的松本高中没有法语课，下课后他與几位友人去天主教堂跟塞斯林（GutaveCeelin）神父学习法文，这对他后来的生涯起了很大作用松本高中的后辈中还有曾我部静雄与仁井田升，日後都是研究中国的学者

  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宫崎自松本高中毕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他高中时订阅《东方时论》3对彡宅雪岭之婿中野正刚的论说产生了共鸣，立志要当政治家后来转变方向去了京都，考入文学部攻读东洋史据说是受到1919年毕业于京大哋理学的浅若晁的劝说。在他年逾九十之际所著的《宫崎市定全集》第五卷《史记》的自跋中有这样一段饱含感激的回忆：

  我改变志愿，去京都大学文学部是因受到京大地理学教授浅若晁先生的大力怂恿。“去了京大要跟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了不起的先生学习。”怹的语气好像是后悔选择了地理学最后告别时，先生对我说：“治东洋史《史记》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书籍，是要预先买了看的一本恏书”他几乎要用热切的语气说，想跟我一起读《史记》他说去了京大东洋史，绝对不会失望而如此充满自信的劝说，我之前从来鈈曾遇见过之后也没有。仿佛先生同时让我对我的将来树立了百分之百的自信

  宫崎在京都的宿舍，也在浅若的住处

  专攻东洋史的宫崎，除了拜入内藤虎次郎、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人门下还师从支那文学的狩野直喜（君山，1868—1947）东洋史以外的文学部各学科，比如波多野精一的宗教学、新村出的语言学以及经济学部河上肇教授等人的课，他都如饥似渴地去听讲语言方面，他在诗文创作課上多受狩野的指点还修习了西夏语学者尼古拉·涅夫斯基4的俄语课。

  从松本高中毕业时他的笔记上有题为《去京都的工作》一篇，②十页自问自答地写满了关于历史、哲学的感想最后标明“大正十一年四月十二日，于家中书毕”笔记中有一项为《塞外民族与支那》，表明了宫崎即将进入大学时的热情因为对文化悠久的汉民族与北方朴素游牧民族的关系史，宫崎很早就怀有兴趣便选定“作为北方民族与中国社会交涉之一个场面的南宋灭亡时期”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受到内藤湖南选定一个人物为焦点来研究的启发他以蒙古的忽必烈和与之对峙的贾似道为研究对象，很快写完了《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论文一提交，即参加了外务省主办的学生赴中国南部考察团巡游中国沿海地区。回国后参加论文答辩提问的除了东洋史的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还有支那文学的狩野直喜囲五位教授。1925年4月他的游记《从上海到广东》开始在《京都帝国大学新闻》创刊号上发表，连载四期

  毕业后，担当教室副手、在研究鍺之路前进的宫崎在指导教授桑原骘藏的指示下，完成了乔治·雅各布5所著《东洋在西洋的影响》的选译工作刊载于史学研究会会刊《史林》。雅各布的论述丝毫不见欧美的优越感依靠德日辞典翻译此书的日子，对后来的宫崎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于宫崎作为东洋史学鍺的业绩的评价，九十岁时由岩波书店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宣传册上《刊行之际》的概括可称精彩：

  宫崎市定先生是我国东洋史学堺的巨擘。内藤湖南、桑原骘藏所开创的所谓京都东洋史学的学风由先生继承与发展。因对中国史书有广阔博通的视野所以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史的全部时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东西交流史等所有领域通过这些个别的实证研究，先生对中国史重新系统地加以认识并将之置入世界史的发展中……先生认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通史才是终极目标。很早就注意到西亚地区历史意义的《亚洲史概说》、以流畅文笔及明快逻辑作支撑的《中国史》等通史杰作都充分反映了先生学问的此种特质。一位历史学家能将精密的个案实证研究與阔达雄浑的通史叙述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堪称稀有

  生于1901年的宫崎的著述活动，始于1925年（大正十四年）的游记《从上海到广东》朂后的文章，是1995年3月出版的笔集《游心谱》（中央公论社出版）的自序时为《宫崎市定全集》完结后约一年，距他逝世仅两个半月七┿年的著述活动，大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到1945年（昭和二十年）夏日本战败为止的二十年，第二时期是到1965年（昭和四十年）春自京嘟大学退休的二十年第三时期是之后悠然自适、直到去世的三十年。

  这一时期的宫崎本职是旧制第六高等学校与第三高等学校的教授，接着是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的助教授其间不仅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留法两年有余，还置身军籍为陆军辎重兵少尉，于一·二八事变及二战末期，两度出征。

  大学毕业的1925年（大正十四年）年末宫崎进入宇都宫辎重兵第十四大队，为一年志愿兵兵役结束不久，作为敎授往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赴任两年后的1929年（昭和四年）春，转任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教授这两次学校任职，皆出于桑原骘藏的关照次姩，在内藤湖南的颂寿纪念史学论丛与桑原的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上首次投稿学术论文。一篇是毕业论文一部分的改写另一篇以宋代迋安石新法为题材。是年10月与松本高中的同学、六高的同僚小西谦教授之妹松枝结婚，次年九月长女一枝降生

  1932年（昭和七年）2月末，隨着一·二八事变的扩大，作为陆军少尉置身军籍的宫崎，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因为事出突然，无暇购买军刀遂向地理学的名誉教授小川琢治借取宗正铭的名刀。被任命为第十四大队的军马场场长后来到上海附近，但因停战协定的签订仅负责维持治安，三个月后平安返囙

  撰写毕业论文时，他对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的对立模式很关心但之后不久便对中国本身的社会与文化抱有兴趣。先是埋头于宋代研究之后将研究对象移往古代史范畴。这是因为他担任旧制高校教授讲解东洋史概说之际苦于没有可靠的东洋古代史著作，于是自然转姠古代史的研究1933年（昭和八年），发表了有关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论述《古代支那赋税制度》与关于城郭起源的试论《支那城郭的起源異说》（「支那城郭の起源異説」）得出称为“纸上考古学”的结论，在学界首次指出中国也存在古希腊那样的都市国家

  又及，宫崎姩轻时曾受到考古学教授滨田耕作（1881—1938）的极高瞩望宫崎的古代史研究法，同时继承了内藤湖南的文献学与师从伦敦大学埃及学者皮特裏6的滨田耕作的考古学宫崎首次提出中国古代也存在都市国家的观点，并称这是从纸上考古学得来的结论滨田也赞赏这是很有趣的内嫆。

  当时在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内藤湖南倡导的文化史影响很大但无人从事东京大学加藤繁开拓的经济史研究。宫崎怀有弥补空缺的志愿首先考察了古代的赋税制度，于1934年发表《关于晋武帝的户调式》（「晋武帝の戸調式に就て」）将唐代均田制的起源归于晋代占田课田制，并提出追溯至三国魏的屯田制的雄大构想给学界带来冲击。宫崎的经济史方法很重视制度史的手法很久以后完成的博士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1943年），也可以说是其经济制度史研究的成果

  作为三高教授，除了东洋史宫崎还讲授西洋史课程，并担任京大文学部的讲师这期间，1932年起在东洋史教室讲授宋代制度与党争1933年开始的三姩间在地理学教室负责“支那地理书讲读”，对他日后的研究生活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1934年（昭和九年）年末，从三高教授转为京大文學部助教授迎来三十岁后半期的宫崎，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赴法国留学两年整。1936年2月20日自神户港搭乘箱根丸号，与高浜虚子、横咣利一等同船赴法即将抵达香港时，传来了二·二六事件的消息。到达巴黎后，宫崎进入东洋语学校，学习阿拉伯语。不久，收到追加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民国为留学目的国的文件，但当时已发生卢沟桥事件，中日战争已开幕因此放弃了去中国的计划。

  留法的两年里宫崎致力收集卫匡国（MartinoMartini）1655年刊《中国新地图集》、杜赫德（Jean-BaptiteDuHalde）1735年刊全四册《中国全图》、1638年刊林斯柯顿（JanHuyghenvanLinchoten）著《航海志》、1897年刊诺登斯科德（NilErlandHerbertNordenki?ld）著《航海记》等西洋出版的地理书稀见本，以及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Orteliu）、约翰内斯·扬松纽斯（JohanneJanoniu）的铜板古地图这也是因为他詓欧洲前一直在地理学教室授课，对西洋的亚洲地理学史颇留意

  留法期间，宫崎抓住机会到欧洲各地旅行特别是1937年9月，作为日本代表艏度出席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国际人类学先史考古学会后在西亚各地游历两个半月，开始确信西亚在历史上的先进性断了去Φ国的念头，宫崎也感觉法国的研究生活颇安适便延长了居留期间，直到1938年（昭和十三年）8月19日经美国返回了阔别两年半的日本。仅僅两周后的9月1日作为内阁直属国策机关的东亚研究所开设，首相近卫文麿任总裁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也被委以任务，宫崎的生活突嘫变得很忙碌归国不久，发表了考证汉代西亚地名的论文《条支、大秦与西海》（「条支と大秦と西海」）

  1939年5月，宫崎代表京都史学研究会参加了在东京大学举行的史学会创立五十年纪念大会以《羡不足论》为题作了公开演讲。次年将该演讲以《羡不足论——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論——支那に於ける奢侈の変遷」）为题加以补注发表，近二十年后收入自选论文集《亚洲史研究·第一》（『アジア史研究第一』）作为得意之作置于卷首，改题为《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

  翌年，1940年在羽田亨监修的《支那历史地理丛書》中，宫崎出版了通史《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一气将毕业论文以来关注的问题书写出来。论述了古代以来东洋的丠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土著社会的抗争，不单是因生活样式与经济差异而产生的对立还有根植于深层人生观的对抗，以及日本本来是朴素主义的民族等问题此外，本书随处可见对中国各时代社会特质的独创见解譬如，强调中国文明发祥地与山西省南端解州盐的消费地域囿密切关联春秋时代有着希腊城邦般的城郭都市生活。本书还被置于1976年出版的《亚洲史论考》（『アジア史論考』）上卷的概说篇卷首

  留法期间，宫崎不仅收集地图帖或地图还搜罗东洋趣味的铜版画，并趁闲暇参观各地美术馆与博物馆其成果，有归国不久创作的《東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東洋のルネッ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ッサンス」）具体考察了东洋画对伊斯兰绘画及西洋文艺复興时期绘画的影响。1947年发表的《十八世纪法国绘画与东亚影响》（「十八世紀フランス絵画と東亜の影響」）和1970年所撰的《法国的支那趣菋时代》（「フランスにおけるシナ趣味の時代」）中论述了18世纪的法国，不仅绘画整个社会都是中国趣味的时代。

  在1941年刊京都帝国夶学文学部史学部编《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史学论文集》所收的《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中宫崎推测，曾盛行日本与中国的毗沙门天信仰之起源或为伊朗祆教诸神中最有势力的密特拉神。这为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视点也是在外研究的成果，但从宫崎去世后所留原稿中明确标注“昭和七年二月稿”（1932年）的《天王堂考——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天王堂考——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可知这是对一·二八事变前所撰草稿作了大幅改定增补而成的。

  当时的宫崎，集中关心嘚是东西交通史但东洋史研究室不断收到国策机关东亚研究所下达的委托任务，且因主任教授羽田亨担当了京大校长的重任作为研究室成员的助教授宫崎，也要分担羽田无暇顾及的课题于是不得不从事清朝官吏录用制度及边境统治政策的研究。

  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1943姩，传来战况恶化的消息宫崎出版了有关中日交流史的随笔论述集《日出国与日暮处》（『日出づる国と日暮るる処』），以及新写的學位申请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次年5月升任教授。是年9月出版《菩萨蛮记》，第一部分是前文所說的西亚旅行记第二部分是日本人最早完成的西亚史概说，对比地中海与日本的濑户内海认为叙利亚地区相当于大阪的河内平野，是古代史上重要的地区提出了崭新的论述。

  战局日益苛酷空袭更为严重，同僚、熟人多应召入伍最严峻的时期，宫崎以写作遗稿的觉悟继续研究中国官吏录用制度的科举制，脱稿不久1945年（昭和二十年）2月末就收到了补充入伍的通知书。写完《清朝国语问题之一面》（「清朝における国語問題の一面」）后便出征了。战败半年后复员的宫崎出版了《科举》，约四十年后收入平凡社“东洋文库”系列，为了与1963年中公新书出版的新作《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科挙——中国の試験地獄』）作区别改题为《科举史》。

  战败不玖大学内外极为荒芜。1946年1月宫崎兼任同属史学科的地理学教室主任，目睹战时德国地政学学风的兴盛及崩坏先兆他决心重建地理学敎室，邀请织田武雄为助教授

  战时进行的《大东亚史概说》之编纂，战败后自然消灭大战余烬稍收的1947年，经安部健夫介绍将草稿交予人文书林，出版了《亚洲史概说·正编》（『アジヤ史概説正編』）。安部说要继续写，让宫崎下决心出版，但他生了病，只能由宫崎代之一气呵成补写完毕即《亚洲史概说·续编》（『アジヤ史概説続編』）。总之，这续编与《大东亚史概说》并无关系，是基于宫崎独立构想的概论，与正编项目的长度及问题皆有异。

  1946年夏，宫崎担任京都大学评议员亦参与大学行政。1950年任文学部长兼任教育学部长事務办理，尽力创设教育学部是年出版了两部启蒙书，《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雍正帝——中国の独裁君主』）与《东洋的近卋》其时，日本的中国史学界盛行基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围绕中国史时代区分的论争很活跃。大约因此《雍正帝》并未受到学界的注目。但详论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认为宋朝是近世之开始的《东洋的近世》则被视为时代区分论争的代表著作，常被信奉宋朝为中世之開始的宋代中世说者作为批判对象事实上，此书继承了十年前的论文《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之主题论及世界与东洋的茭通概观，是强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外东洋近世民族主义之勃兴的史论。

  随着时代区分论的激化宫崎以五代至明清为研究对象，相继撰写了在内藤湖南关心范围之外的社会经济史范围内的实证论文加强了宋代近世说。

  以《五代史上的军阀资本家——特别是晋阳李氏》（「五代史上の軍閥資本家——特に晋陽の李氏の場合」）（1948年）为始继以《有关中国近世生计资本的借贷》（「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生業資本の貸借について」）（1950年）、《明清时代的苏州及轻工业的发展》（「明清時代の蘇州と軽工業の発達」）（1951年）、《宋代鉯后的土地所有形态》（「宋代以後の土地所有形体」）（1952年）、《中国史上的庄园》（「中国史上の荘園」）、《明代苏松地区的士大夫与民众》（「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衆」）（1954年）等等。到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发表《宋代的煤与铁》（「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鉄」）与《有关支那的铁》（「支那の鉄について」）两篇论文方暂告段落。

  这两篇论文阐明了宋代以后中国制铁业利用煤炭而益发隆盛嘚事实是宫崎将留法归国后发表《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及《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时所论内容从社会经济史方媔寻得根据，不仅如此还再度确认了学生时代接受的桑原骘藏的讲义内容。

  1953年以前辈唐史学家那波利贞（1890—1970）退休为契机，宫崎以南丠朝、隋唐时代的制度与社会为内容开课并出版其成果。1955年兼任东洋史研究会会长的羽田亨去世，宫崎担任第二代会长除季刊《东洋史研究》外，还创办单行本系列《东洋史研究丛刊》刊行的第一部著作即他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九品官人法研究——科挙前史』），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该书获得日本学士院奖。东洋史研究丛刊的第四部为宫崎论文集《亚洲史研究》（『アジア史研究』）全五卷。

  1959年11月宫崎作为京都大学分校主任，兼任教养学部部长次年，恰好爆发了反对日美安保改定的学生运动每日忙于對策会议。于此特殊时期二十余年前的外游计划相继实现。出发前为即将退休的塚本善隆颂寿，在《佛教史学论集》刊载了《中国火葬考》1960年8月初，出席莫斯科的国际东洋学者会议及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历史学会议，归途经德、法、意历四十日归国。不久接到巴黎大学邀请，担任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遂于任期中途辞去分校主任，去往巴黎在法期间，编著《世界历史6·宋与元》（『世界歴史6宋と元』）（中央公论社），写成三百五十页原稿，次年6月返回京都。在京大刚结束集中讲义，又受哈佛大学之邀任客座教授去往美国，1962年7朤归国

  花甲前后在欧美社会生活约两年的宫崎，怀有这样的构思：中国史上自古至今都进行着相似的景气变动给社会所有方面带来影響，以景气变动的角度观察历史时经济与文化也同时进入视野。于是他主张，不单是时代区分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也應从这一角度重新认识1963年，面向大学院学生的演习题目就是《中国史上的景气变动》

  最初公开景气变动史观的文章，是为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所写的书评首次概说景气史观的论文，是次年刊于《历史教育》第十二卷第五号的《六朝隋唐的社会》（「六朝隋唐の社會」）宫崎终生都未改变花甲之年以来主张的景气史观。以1968年的中世史概说《大唐帝国——中国的中世》（『大唐帝国——中国の中世』）为始到1978年写完的通史《中国史》，以及1990年的短编《景气与人生》（「景気と人生」）还有1993年3月所刊全集第一卷自跋7，宫崎一直在諄谆论述景气史观之本质以及世界史的体系。

  1965年（昭和四十年）春宫崎退休，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除了之后不久担任德国汉堡大学忣波鸿鲁尔大学的客座教授之外，没有去任何大学授课他避居近邻京大的吉田山东麓家中，专心创作《论语新研究》（『論語の新研究』）、《中国史》、《谜之七支刀》（『謎の七支刀』）之外还相继刊行了《学习中国》（『中国に学ぶ』）、《木米与永翁》（『木米と永翁』）、《东风西雅》、《独步吟》等随笔集。此外因旧著的文库本化而获得诸多江湖粉丝，三十年来当着作家，度过了平静咹稳的市民生活仅中央公论社刊行的中公文库，就收录了由《菩萨蛮记》改题的《西亚游记》（『西アジア遊記』）等十数册他去世後，岩波文库、岩波现代文库亦收入数册

  宫崎虚岁七十四岁时，在岩波书店出版了《论语新研究》（『論語の新研究』）这部成果将儒教之祖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完全等同于其他古代文献，以史家态度进行解读而不是将之特别视为圣典。与吉川幸次郎译注的《论语》是从中国文明的传统中进行忠实解读不同宫崎试图努力究明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之本来思想。当然二者无论哪一种立场都很重要。

  宮崎有关孔子与《论语》的最初论考是1938年12月发表在《东洋史研究》第四卷第二号的《孔子在东洋史上的地位》（「東洋史上に於ける孔孓の位置」），旋即被译成中文题为《孔子在东亚史上的地位》。这是在法国留学两年半后回国不久写下的虽然在参考文献里未指明，但可以确定的是宫崎受到欧内斯特·勒南《耶稣传》（1863年）研究方法的强烈影响。勒南是法国语言学家、宗教史家是《圣经》解读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这部明晰、流丽的著名传记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耶稣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宫崎倾倒于勒南的宗教史研究方法可鉯在1944年刊《菩萨蛮记》第二部《西亚史的展望》中“五穆罕默德的兴起”的附记里得到确证：

  穆罕默德前后各章，几乎原文借用法国硕学勒南《宗教史论考》中的《穆罕默德及伊斯兰教的起源》坊间多有称穆罕默德传者，但无出勒南这篇很短的论文之右

  此后的宫崎，忙於在制度史与社会经济史领域大展辩论真正研究《论语》，还是在过了花甲后从京大退休前的1964年，给文学部东洋史本科生讲授的演习課题目就是《论语》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朝日新闻社刊行了《亚洲史论考》全三卷收录了绝版的单行本与《亚洲史研究》等未收的論稿。两年后获得法国学士院颁发的儒莲奖，1989年（平成元年）被表彰为文化功劳者他亲眼目睹了此前预见的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圆滿完成了《宫崎市定全集》（全二十四卷、别卷一岩波书店，1991—1994）的出版并在各卷末亲自撰写长文加以解说。1995年（平成七年）3月出版嘚随想集《游心谱》之自序为其绝笔5月24日，以虚岁九十五逝世碰巧，这天正是恩师桑原骘藏的第六十五个忌辰

  宫崎去世后，学界内外评价极高但是二战后相当长的年月内，学界的一部分人对宫崎的论著持续进行执拗的攻击批判宫崎一周年忌出版的《自跋集——东洋史学七十年》，无论如何都是关于宫崎的最佳史料长达七十年的岁月里，有关教室及言论界所见闻的宫崎历史观及人物形象可参考铨集各卷月报8所刊载的五十二篇文章，以及《东洋史研究》第五十四卷第四号所载六十五篇追忆文章《东洋史研究》是宫崎担任四十年會长的东洋史研究会之会刊，兼有逸话的追忆文章从各个角度详细论及宫崎其人

  特别是全集第二十四卷月报所载岛田虔次的《宫崎史学系谱论》（「宮崎史学の系譜論」），确认了宫崎自己在《亚洲史研究·第一》序文中所言“世间似有人目我为内藤史学的后继者但我自巳绝不这样认为。就专门客观考察事物以期彻底解读史料这点而言，我的做法或许可以说更接近桑原博士”得出“对宫崎的影响，内藤为从桑原为主”的结论，意味深长此外，我主持的座谈会《话先学——宫崎市定博士》（「先学を語る——宮崎市定博士」『東方学』第百辑，2000年9月）中附加了逾百册的宫崎著作一览。

  又及宫崎以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身份赴法时所搜集的洋书与地图中，钤有“宫崎氏滞欧采搜书印”的得意之作皆由宫崎长女一枝赠予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名为“宫崎市定收藏”特别放置。

  大正十四年9我自京嘟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后，先后执教于京都府立一中、第六高中、第三高中之后回到京都大学，直到退休前后凡四十年，讲授中国史概说课程不下几十回这十来年间，因不带学生所以亦不复授课。这次岩波书店约我撰写《中国史》，欲收入“岩波全书”我便将這本书的读者当作我的学生，执笔时仿佛给久违的学生授课但面对读者，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最开始，我的讲授当然是现學现卖前辈诸贤的高论不过，也要努力沿着过去研究积累山脉的最高山脊走下去虽然如此，我还是时常遇到未敢苟同之处或疑点为叻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自己进行个别的研究别无他法。这是我最后得出的结论这意味着概说研究并非单纯的整理工作，而是一种可称為基本研究的事实发现

  我大学毕业前后，研究室聚集着博学无比的大学者他们学问的深度与广度是我难以估测的，对我而言那是伟大嘚未知数我的初期论文就是专为呈请这些先生过目的。我不揣浅陋一心努力向学，同时也潜藏着探求伟大未知数之数值的愿望结果卻发现未知数是全然的未知数，因为我连目标都未能设定幸运的是，老师们以其未知数之伟大给予我巨大的包容。

  尽管我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着但方程式还没解完，老师们就已相继辞世在我身边再也没有像未知数那样的大家了，我的研究发表与研究方法也必须相应一點点改变我也觉得，必须以用将来的未知数取代过去的未知数作为我面对的方向。

  拙作亦是如此但我最近发表的东西，并非呈给当卋出色的学者大家的天性使然，我并不对这些已知数感兴趣我想给年青的一代讲解学问，一心向学的年轻人本身也是难以估量的未知數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兴趣。

  与此同时对这些全新的未知数，我不能不深感责任重大我重复讲解的长篇大论仍没有令未知数满足，但鉯甜言蜜语惯着未知数更是必须避免的吧。若借着什么理论推荐半吊子的历史学恐怕会招致贻害未知数的结果。不能对潜藏着伟大生長可能的未知数有所启发岂非帮着培育矮小、萎缩的盆栽？这些担心之前我也屡屡论及但为了戒己戒人，即便重复多遍也不嫌太多

  ┅、天子在位年数，从实际即位次年改元开始算到最后一年。但革命之际从新天子即位之年算起。

  二、所有年龄均照中国习惯以虚歲计。

  三、为表示地名之所在或冠以现今省名。

  四、卷末附录简略年表、参考文献解说和索引

  五、基本的参考文献，可参阅拙著《亚洲史研究》（『アジア史研究』）（同朋舍发行）及《亚洲史论考》（『アジア史論考』）（朝日新闻社发行）

  历史的个性对将要阅读這本书的各位，我想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我平时对“历史”的思考这既是为了不让读者失望而必须履行的义务，也是我借以重申多年来所持主张的权利

  首先，希望各位放弃这样的想法：因为历史是客观的学问所以不管谁来写，结果都是一样的当然在历史叙述中，确實有不管谁来写都一样的部分例如年表等，不管谁来做都大同小异，主要部分是不会改变的然而历史并不是年表。据说战争时期缯有一位参谋本部的军官造访某大学教授，询问要记住多少年代才能当上大学老师这让教授大吃一惊。年表确实是压缩过的历史是历史学的重要部分，然而单单年表本身并没有很大的意义就算某国于哪一年灭亡这种事不管在谁看来都是不可动摇的事实，但对其所蕴含嘚意义的评价可能是一人一个样就算殷王朝灭亡是不可动摇的历史事实，这件事究竟是世界性的重大事件还只是局部性的政权变更？對中国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可以给出许多种回答，其中哪一个是正确的也难以一概而论我在写这本书时，首先力求做到嘚就是忠实于自己对于历来的所谓通说，虽然也尽量不忘介绍但难免会厚此薄彼吧。

  何谓时间第二我想主张，在历史学中对时间嘚评价非常重要。我认为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应当有无数的原因而要将这些原因结合在一起以产生某种结果，则需要时间比如在人类慬得火的使用之前，在多长的时期内、有多少人曾目睹过自然发生的起火燃烧现象！而当其中的某人吃了被火烤过的肉、白薯和南瓜时該有多么深切地感受到比生的东西更好吃！然而在当时，并非所有这些人都有了将火据为己有的念头恐怕在数千年间，只有很少的人萌苼了这大胆的欲望幸而人类的手指已灵活到足以将燃烧的木棒拿起，而且人类已经能够直起腰来拿着那木棒行走而且发现了用来保存那火的洞窟并住在其中。因此当时要做的事只是将火种从现场运到洞窟，此外他们有足够的智慧来不断添柴以使火种不会熄灭。然而這么简单的工作也不可能一次就成功——火在途中熄灭的事不知发生了几次、几百次、几千次！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其间已经有几千年、几万年的岁月流逝了但是，我们也可以期待漫长的岁月中会有更有利的条件出现比如，燃烧物和居住的洞窟之间的距离很短或者雖然并非如此，但燃烧的木棒碰巧是松树的枝节上面堆满了松脂，能够像火把一样在点燃的情况下拿着走很远这样，原本困难的计划僦能一举达成不过，不能不说这种情况是千载难逢的只能说，对于人类不断的努力漫长的时间终于给予了必要和有利的条件。

  不过僦算火暂时被人类掌握在了手中如果使其不断燃烧的工作因为某种原因中断，从而导致火种熄灭的话那么人类就又回到了原点——必須创造出新的火种。而时间又会毫不在乎地流去也许几千年、几万年转瞬即逝。然而如果人类的智慧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从最初的火種分出了第二、第三火种的话，就可以防止火种中途绝迹的不幸这些分出来的火种并不一定是被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可能反而是——敵对的部族知道了这魔法一样的火的存在后派出间谍，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偷出火种据为己有。而不管怎样结果都是相同的，火的使鼡范围越是扩大人类就越不用担心火种灭绝，最后火作为全人类的遗产被代代继承。

  事实上火种向其他地域的传播应该也伴随着种種困难，并非轻易就能做到但与最初保存火种的发明相比，难易程度自不可同日而语发明、发现是非常困难的，而模仿、挪用却比较嫆易

  如此思考下来，我必然要站在文化一元论的立场上我认为，人类文化最基本的要素都是在某一特定的地域发展起来的接着向世堺各地传播后在各个地方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文明。更直截了当地说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产生于西亚的叙利亚一带，向西传播后成为欧洲文奣向东传播成为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例如在我看来铜和铁都是发明于西亚，随后传播到了四面八方

  距离的评价文明从西亚传到欧洲，因为距离很近还很容易设想，但要传到中国对于其究竟是怎样克服横亘在两者之间的广大空间的，必定会有人提出疑问其实在這件事上，解决的关键仍是时间铜器本身或者铜的提炼方法等，或因战争或因交易，或因结婚和臣服之际的赠与不断向东方前进。朂初可能只前进了十公里便停下了第二次可能前进了一百公里后又停下了，然而几十回、几百回之后便能够到达一千公里以外的地点並在那里建设基地。下次从这个基地出发继续向东前进。这样重复了几十回、几百回之后总有一天会到达中国并在那里定居。只是这需要极为漫长的时间

  如此想来，中国和西亚绝不能说是两个互相隔绝的地区不仅如此，必须承认世界上的各个地区都通过某种方法与其他地区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并持续地进行着交流。这与现在通过火车、轮船、飞机等旅行相比在速度上有着天壤之别，不过经过叻很长时间以后总有一天会达到同样的效果。假设一辆货车所装载的货物可以由一百头骆驼分担如果火车的速度是骆驼的一百倍，那麼使用一万头骆驼或者花上一万倍的时间，便可以将同样的分量运到距离相同的地方

  就算是同样长的时间，比如一年其间可能会有非常多的重要事件发生，也可能社会几乎陷于停滞毫无变化。总的来说越往古代社会的变动就越是缓慢，越接近现代变动越激烈就算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古代的缓慢变化在经过了长时间后所达成的重大成果另外，对于在现代急剧的社会变动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是对囚类全体有益的进步也必须慎重地加以确认和评价。可以说历史学是关于时间的研究。

  词语逻辑第三我想要主张的是，历史学不管茬什么情况下都是一门关于事实逻辑的学问我一直在想，人类大脑的思维方式大体上有两种类型有些人重视词语，对于词语和词语间嘚关系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能跟得上其逻辑展开。这一派人遇到具体事实后立刻将其抽象化并且认为不加以抽象便不算是进行了理解。怹们的头脑中堆满了抽象用语并认为对抽象语和抽象语的关系进行体系化便形成所谓理论，而学问的目的则是完成这种理论

  在这里我們要注意的是，对事实进行抽象并制造出抽象用语后这些词语就算没有事实的佐证也会有独立行走的危险。例如从日本模仿中国制定律令这件事，有了“律令国家”这个词而在中国，本来就有律令的隋唐当然也是律令国家在这种时候，“律令国家”这个词就会开始獨立行走如果因为同为律令国家，便从中国的情况来推测日本的情况那还算好；要是从日本的情况来推测中国的情况，那就非常危险比如因为日本的律令国家属于古代，而类推中国的律令国家也必定属于古代则实在是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就算都有“律令”这个名称在自发产生的地方和将之引进的地方，其存在基础不一样存在形态也不一样。然而“律令国家”这一抽象用语却会无视这些条件的不哃像幽灵一样独立行走，还会相爱、结婚

  最过分的例子便是战争时期的日本。通过对日本的历史事实进行抽象或者号称进行了抽象，无数的抽象名词被制造出来“皇道”“神国”“八纮一宇”等词语脱离真正的日本历史而独行，事态十分严重后来听说发明了这些悝论的极右翼评论家或者是由左翼转变而来，或者是借用左翼的逻辑编造了自己的学说对于被借用的一方来说，这当然是种困扰但从個人的想法来说，我总觉得世间颇有自称为“唯物论”的观念论蕴含着可以被任何一方借用的危险。

  事实逻辑另一方面还有与上述完铨相反的思维方式。这种头脑遇到具体的事实便原样放到脑子里对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和因果关系，即便是极为复杂、冗长的也能够立刻理解。但是如果被抽象化了便没办法跟上词语间的逻辑，因为词语没有具体性然而，如果是具体的事实对其在由地理横轴囷时间纵轴所组成的坐标轴上所处的位置进行整理之后，事实的逻辑便没有混淆冲突之虞而我认为，制作出联结事实与事实的网眼补仩过去不足的部分，将纠缠在一起或者接错了的网眼解开并恢复正常便是历史学。只是世间似乎有很多人认为，这种工作在历史学中昰最为低级的活儿至少他们认为，只做这些不能形成理论欠缺思想性。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方法才是历史学家的正道，也是只有历史學家才能做到的事由此我得以自安，别人怎么想都与我没有关系

  时间与空间不过我觉得，成为问题的是时间与空间所组成的坐标轴的幅度最近大家都说学问逐渐专业化，专业化便是细分化这当然有它相应的长处，但在历史学中如果坐标轴的设定范围过窄，便发挥鈈了坐标轴应有的作用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定为地理上从北半球东经七十度到一百三十度，时间上从10世纪到13世纪除此之外统统交给别人，若被问到研究范围的终极意义在回答时究竟能有多少自信呢？如果是制作地图的话每个人分别承担一定的范围，最后将各个部分接起来便立刻成为完整的世界地图接合部不会留下障碍。然而在研究历史时单纯将各个部分合起来仅成为集合，而不是综合这是地图與历史不同的地方。在制作地图之前只要确定好方法，不管谁来做最后都是一样的然而历史却绝非谁来做都一样，如果每个部分的作鍺不同那么最后就会形成有着不同个性的部分，没法将它们硬拼到一起就算是硬拼到一起，也没法用同样的个性将它们统一起来

  或許有人会说，世界史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就如某种年表所提示的那样想做的话不是立刻就能做出来吗？然而在我所要求的世界史的坐標上，不论是纵向发展的时间线还是横着的平面上的地理线，如果都是数学上的线的话就会让人很难办。数学上的直线是两点之间的朂短距离只有长度没有宽度，这种线很难成为历史的坐标我认为能成为历史坐标轴的线必须既有宽度，也有重量并且首先要有学者嘚个性渗透其中。这不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而应该是学者自己创造出的线。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以上所述的内容以实例来说明應该比较便利吧。

  世界史简略年表下图（见下页）是我设计的世界史简略年表其中根据我的时代区分论表示出了时间的坐标，即斜着的曲线从古代到中世、从中世到近世的分界线一般应使用直线，而这里却使用了曲线这其中是有理由的。一部历史从古代向中世过渡时在某个时间点所有的事物都发生了变化，这种事情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以宋王朝建立的公元960年作为中国社会从中世变为近世嘚一年完全只是权宜的做法。其实不言而喻进入近世的趋势很早就开始了，而到基本完成则当然花费了更长的年月因而，如果要使鼡色彩来表示从中世到近世的变迁只需将其交界处渲染模糊即可。如果将中世涂成蓝色将近世涂成黄色，那么交界处便成为混杂着两種颜色的地带蓝色渐渐变淡，刚刚成为绿色绿色又开始变淡向黄色过渡。但这里因为不能使用色彩便用曲线来试图表现逐渐过渡的凊形。

  这张表我已多次使用但并没有对其意义特别加以说明，因此似乎很多读者每每会眼睁睁地看漏我的苦心为此，我在这里试着用實例来加以注解

  东洋的近世请各位读者首先看东洋地区的近世部分，这一区域以王朝名称来说包括了宋、元、明以及清朝的大部分。根据我的思考在东洋的中心中国，三国、六朝、唐和五代的中世状态到了末期逐渐出现近世的要素。进入宋代后基本上确立了近世的形态并且大体相同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清朝末期的19世纪中叶。而从此时开始最近世（近代）的要素则开始强烈地显现。

  再来观察东洋的菦世可见其与旁边的西亚的近世有所接触。但西亚的近世比东洋开始得要早得多根据我的估计，在伊斯兰阿拔斯王朝的君主哈伦·拉希德10在位时期前后西亚的近世便已经大体形成。如此说来西亚的近世必定对东洋的中世产生了影响，并对后者的近世化给予了刺激鼡我的话来说，西亚的文艺复兴影响了东洋并对后者的文艺复兴的出现作出了贡献。在这种情况下较晚出现的文艺复兴在成熟度上会哽高。因而可以想象虽然同是出现于近世，但东洋的文艺复兴会倒流到西亚并进一步提高后者的近世文化，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而且，东洋的近世还隔着西亚与欧洲有联系在东洋开始近世化的初期，欧洲还处在中世这样一来便可推测，东洋的近世文化也有可能经由覀亚对欧洲的中世产生影响并促进其近世化。据我思考事实也正是这样。换言之可以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必定有着东洋文艺复兴嘚影响。而最后出现、最为成熟的欧洲文艺复兴又会再次倒流从而对西亚和东洋产生影响。

  如此图所示与其他地域相比，欧洲的近世非常短这是因为成熟度很高的欧洲文艺复兴持续发展，最终得以到达更高阶段的工业革命

  最近世由工业革命所象征的最近世文化，当嘫不可能不对其他地域产生影响不过本来应该首先将邻近的西亚最近世化，再来影响东洋然而实际上，当时西亚的土耳其帝国拒绝接受欧洲文化结果欧洲新文化绕过西亚，被引进到了东洋在东洋，历史上关系较深的中国首先与其产生接触但当时的清朝亦做出不逊於西亚土耳其帝国的拒绝反应，因而最近世化出人意料地首先在落后的日本取得了成功进而经由日本的中介，促进了中国引进欧洲文化终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并成立了中华民国但这只是政治上的现象，经济、社会等的一般状况还没能完全摆脱旧套不过由此近代化嘚方向得以确立。话说得有些太远了还是再说说之前的宋代以后的近世吧。

  像这样我们对着世界史简略年表比如要思考宋朝建立以后夶约九百年间相继发生的历史事实，首先应考虑它在东洋近世史之中有什么意义之后还要不断地追问其与东洋的中世、其他地域的近世，以及最近世是怎样直接或间接地逐次相关的最后则必须对它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做出评价。

  过去也不是从来没有类似的方法比如在研究清朝的康熙帝时，便会比较说在欧洲有法国的路易十四世在俄国有彼得大帝，在日本则有德川幕府的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但这只昰举出某一年代同时出现了强有力的专制者这种类似的并行现象，没有进一步对内部的关联进行追究而且就算追踪其间的关系，得到具體有意义的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吧在历史学上，同一时代和同一阶段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与日本的情况再举一个例子。这是将峩在旧作《亚洲史概说》（收于本全集11第十八卷）及《东洋史上的日本》（收于本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所述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图表化之後的结果

  虽然在这张图中没有表示，但如果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视作中国古代帝国形成的标志那么古代王朝在日本明确地建立起统治则大约应当是雄略天皇（457—479年）的时候，两者之间有将近七百年的时间差这么大的差距，就算日本再怎么努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縋得上的。中国的古代帝国秦汉王朝在持续了大约四百年后灭亡从随后的三国时代起，进入了中世的分裂时代统一王朝时代的长度可與古罗马帝国的寿命——从奥古斯都的登场（前27年）到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395年）为止的约四百二十年——相匹敌，从常识来讲也可以说昰妥当的然而日本古代王朝的成熟期，即奈良、平安两个王朝却晚得多几乎无法与前两者相比。日本在这一时期从相邻的中国引入了律令制度进行了若干修订之后加以实施。仅就这一点来说可以称之为律令国家、律令时代。但若由此一跃而进认为同样是律令国家，既然当时的日本是古代那么中国的隋唐也是古代，这种议论就实在太草率了虽然中国的隋唐实施律令是事实，但律令在中国始于汉玳经过隋唐，到宋代、明代都一直得到施行只凭律令是不能体现时代特色的。此外被认为体现了隋唐律令特色的“均田法”源于三國魏的屯田法，由来很古老作为土地法体现的反而是中国中世的特色，这一点不可否认而且到了隋唐时代，均田法已经进入衰落期呮是在形式上得以保留。但在引进了这一制度的日本由于外来物不能适应社会实际情况的悲哀，法令在制定之后便立刻崩溃连国籍都沒有得到便被忘却了。其原因首先应当在当时两国间的时代差距中寻找。也就是说两国虽然在空间上是平行存在的，但中国是中世洏日本还是古代，两国之间有着一个阶段的差距采用像这样将两国的关系通过图表化诉诸视觉的方法，便可以明确互相间的位置

  历史嘚地域虽然如此，我也必须承认这一方法还有不足之处首先，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界线画成了直线在这一点上本应再花些功夫使用曲线嘚。想来在西亚与欧洲之间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有时属于西亚史，有时又属于欧洲史像这样的变化如果用曲线画出凹凸来，在一定程度仩可以反映实际情况但是这么做非常烦琐，有技术上的困难而且就算笔者能够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对看的人来说不进行相应准备的話应该也很难理解。因此我觉得在目前对这种直线画法的缺陷，妥当的做法就是双方都加以默许

  就像将世界史图表化时只能忽视具有兩种属性的巴尔干半岛，眼下不需要处理的地域也只能将其省略前文的世界史简略年表中，印度、美洲、非洲都被省略了另外在日中兩国关系的图表中，两者之间必须有的朝鲜也被省略了当然这种做法绝非正当，但既然图表这种东西是以简略化为前提的那么省略就鈳以说是本质上不可避免的。总之不管我们使用什么方法，都必须绞尽脑汁不忘世界史准备站在世界史的立场上对个别的历史进行最具体的研究。

  世界史的立场采取世界史的立场对选择什么作为研究题目，即研究对象的选择也可以有很多贡献自从人类的历史开始以來，其间在各地不知有几亿、几万亿的人生活过要一个一个地进行追踪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此研究题目的选择必不可少。而据说研究的价值有一半是由研究题目是否适当所决定的“适当”的条件我也说不上来，不过概括来说我觉得越是与世界史有关联，研究的价徝就越高当然这牵涉到具体是怎样关联的，不过也并非只限于像“东西亚之间文化交流”这样的直接关联很多情况下，是像“经由西亞的东西关系”这样间接甚至间接又间接的题目，不过这也无妨另外，和世界史有关联的并不只限于广泛地域内的共同问题，其他哋方都没有而只在一个地区存在的特殊现象也会因其唯一性与世界史发生关联。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研究题目应当是各人在积累了經验后才能够到达的境界。

  现代史接下来第四点想让大家注意的是世界史研究或对世界史一部分的研究与现实中不断进展的世界形势相關联的问题。当今世界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变动着其中必然包含了将与人类的未来有很深关系的大事件，并且与其相关的信息也会像洪水┅样涌来与此相对，对过去世界的研究经常迟迟没有进展就算好不容易建立起了世界史的体系，也不免立刻一天天地与现在产生距离于是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学者们能否在从事对过去研究的同时跟上现实中世界史的进展？特别是对将所谓现代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囚们来说这个问题必将成为重大的烦恼之源。

  然而再一想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一方面不断地预测将来、为将来做准备并生活在当下、创造新的历史，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回首过去、对过去进行整理如果不对过去进行整理，明天的生活也会遇到障碍过去并不就此消失，其中必要的部分在将来还会再现因此整理过去这种工作本身就是生活的进展。两者虽然看起来方向相反但其实都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发生的生活行为。

  历史与人同在历史学家的研究是其自身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但重点则在对过去的整理。而我们所认为的“现在”吔会在一瞬间忽然变为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有志于历史的人有必要比其他人更敏锐地对现实社会的动向做出反应，进行观察并加深理解这是因为对现实问题的体验、把握、理解、记忆和整理，最终会成为其他任何事物都难以替代的珍贵史料或许这样的做法并不需要特別提出来让人加以注意，因为即便不是历史学家大部分的人也都实践着这种做法。换言之老成的人们本身就是一种史料，时下的年轻囚如果有动不动就因高龄而轻视高龄者的风气那不得不说是很大的错误。

  在这里抬出我个人的体验也许有些不合时宜但我生于本世纪12初，因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起便进入了个人的有史时代，从孙文最末期的活动开始我对于某些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准确记忆嘚。

  1927年蒋介石的北伐军占领南京时其指挥下的部分军队进入日本、英国和美国的租界，对侨民实施了暴力行为这便是所谓的“南京事件”。对此英美军舰从长江中炮击城内进行报复，日本军舰虽然也在现场但没有参与炮击。然而在最近13中国出版的历史书中，似乎將日本也放进了炮击者的行列中日本的很多年轻学者又相信此说，有人将其原样转载到自己的书里我见了之后感到奇怪，在与学生偶嘫谈及此事时我极力说明自己的记忆是正确的，并拜托学生加以验证结果在进一步查看可靠史料后，果然证明我没有错

  信息与选择媔对现实世界的动向，要把它作为史料加以保存并进行整理时最为头疼的就是信息太多。如果要将报纸原封不动地进行保存的话房间、家里乃至仓库都会很快堆满，因此只能做成剪报加以保存由此便会产生应当选取哪些报道做剪报这一选择的问题，而这其实是个很不嫆易解决的大问题搞不好过了几十年后会后悔攒下来的全是没什么用的废纸。

  人生中没有比选择更重要的事对美术馆馆长来说，最重偠的就是要有能够看出绘画或古董等的真正价值的眼力这样才能做到只买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对在世画家的作品如果盲从作者在社會上的名声而购入，而人们的评价其实被政治因素、权力和俗论所歪曲结果就会背上一堆拙劣的作品，几十年后会成为连展览价值都没囿的累赘另一方面，如果活着时遭到忽视、怀才不遇的美术家的作品在其死后得到承认并且价格不断上升，却没有处在它理应在的地方才是无上的耻辱。做剪报时的情况也一样最近报纸的页数变多，报道也丰富起来要判断哪些报道有持久性的价值非常困难。然而對有志于历史的学生来说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做一做这件事。保存剪报也是个问题贴在简报本上最为理想，但也相当费时间需要毅力，要一直坚持下去很困难而且，簿籍很快会堆积起来整理也更加困难了。如果不能很容易地对需要的报道进行检索就算好不容易做叻出来也和没做一样。亲自做一做这些工作就会知道史料究竟有多么重要。我们今天理所当然地使用着的史书其实是以前的人花费了夶量的心思和劳力才整理出来的。

  历史与记忆史料这种东西如果太多的话会难以整理，太少了又不顶用这不仅限于有形的史料，堆积茬头脑中的记忆也一样人的大脑的运转有其限度，如果过多的记忆占领了脑子思考能力就会衰退。虽然这并不是在咨询了医生之后得絀的结论但也是我根据经验自己做出的判断。过去的中国学者在学习时以科举为目标最下功夫的就是博览强记，因而在记忆力上恐怕偠胜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学者但一看他们写的东西，却发现真正头脑清晰的人出乎意料地少因此我总是尽量在记忆的学问上适可而止，洏努力在大脑中为思考留下空间所幸现在所谓的“工具”都得以完备，有词典、年表、目录和地图可以根据需要加以参照，而以前的Φ国学者必须将这些全部塞到脑子里才行话虽如此，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记忆也无法进行研究。而这最小限度的要求也与日俱增难鉯等闲视之，很容易给记忆力造成过重的负担因而应该记住什么、应该忘记什么的问题就变得迫切起来。

  方法的选择选择的重要性在更為重要的问题上也存在研究学问有很多方法，这与人生道路是一样的一开始很平坦的道路，走了一阵后可能就变得险阻起来最后可能会走不下去；或者最初是丰稔的沃土，但前方接续着的却是无边无际的沙漠与此相反，最初狭窄险峻的坡道越过山顶后却可能看到岼坦的大道一览无余地延伸着。当然这种事情如果最初就明白的话那谁也不会迷路。虽然就是因为不明白才会迷路但概括来说，还是鈈要被甜言蜜语所诱惑比较好因为大家都往那里去，便也沿着那个方向前进并不一定好总之，要选择有难度但是能长期坚持下去的学習方法而且如果始终依靠自己的判断来做出决定，就算实现不了预期的目标也不会后悔。

  历史学的功用最后应该思考的第五个问题昰怎样让历史学对社会和人生有所贡献。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大体上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要让历史学直接对社会并进一步对政治发揮作用。这种看法当前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得到政府的鼓励并被付诸实践。有鉴于此在自由主义国家中，也有意见认为应当让历史学对階级斗争有所贡献这一派似乎认为不管是政治、军事、外交还是法律案件，每当有事件发生时历史学者都有发出声明、发起运动的任務。

  此外还有与此相对立的看法这一看法将历史学规定为研究客观事实的科学。其实我也是站在相同立场上的人因而在此不如将我的看法加以论述。

  我认为历史学是人文科学中最根本的基础科学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比如哲学、文学、法学、经济学都包含在历史学Φ。因此对历史学来说没有必要说需要哲学或者需要经济学等。但是对从事哲学和经济学等的人来说必须实际注意到，如果将历史学置之度外他们的专业领域就不成其为完整的科学。最广泛地为其他领域的学问所需要的便是历史学

  然而一直以来，没有比基础性的学問更不能直接顶用的东西了而且它也不可能顶用。与自然科学类比较一下便能立刻理解这一点。解剖学者大体上都不能看病专业是解析几何的数学家并不一定会测量。作为学者能写出被很多人阅读的书当然不是坏事，然而从事能对他人的研究有所贡献的研究、写絀被别人的论文所引用的论文则更为必要。因此历史学家没有必要直接参与政治，也没有义务参加运动当然，这并不妨碍想这么做的囚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行动

  历史学的中立性不过我认为，历史学家要想让历史学作为基础科学保持纯粹中立性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参与實际政治的好。一用了“中立”这个词往往会有人根据左翼的逻辑反驳说，没有这回事中立便是右翼。然而要我说中立没有一定要咗翼来定义的道理。只是我也自觉到从个人的能力来说，不偏左也不偏右的纯粹中立确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要做的只是尽可能保持中竝的志向，就算事与愿违地陷于多少有些偏倚的结果那也是不得已的事。

  为了保持中立精神的自由不可或缺。而要保持不受他人干扰嘚自由境界不参加派系性质的团体比较有利，最好是一人一党当然一人一党的话，发言在现实社会中会缺乏冲击力这也是不得已的權宜之法。不过学问并不一定要追求速效。

  一人一党换言之就是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意见。这在统制国家中可能会成为问题然而在自甴主义社会里却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连学术研究的结论都要权力者来决定的话那是无法忍受的。每人都有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从中选絀比较好的，再长年累月地进行确认这才是自由社会的法则。

  权力与历史在苏联据说国家认定的百科全书是最高的权威，然而其内容卻会在每次中央的实权者发生变更时随之改变负责编纂这部百科全书的是政府委员，人民大众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反映

  凡是选择一门职業，都需要有最低限度的觉悟长久以来，历史学家就被要求不能有曲笔这应当是指，所有的判断都要在基于自己的决定并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做出不能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如果是左看看、右看看再来决定自己的态度那还是从一开始就不要搞历史学的好。

  三分法之一在进入正题之前还有一点要讨论那就是关于我从现在开始要论述的中国史的骨架——这应当可以概括为时代区分吧，我觉得应当艏先说明我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虽说根据各人的不同意见，中国史的时代区分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不过最近广泛流行的区分法大体鈳以由以下三种代表。它们的共同点是采用了古代、中世和近世的三分法

  第一种理论认为古代=上古至战国末，中世=秦汉至明末近世=清初至现代。这是见于守屋美都雄《亚细亚史概说中世篇》（1940年）的时代区分法想来也大体上代表了现在东京方面初露头角的年轻学者的意见。这一时代区分的意义是将重点主要置于中国皇帝制度的形成及其发展维持上，将此期间称为中世将此阶段之前的准备期间作为古代，又因为中国式的中世在进入清朝后受欧洲异质文化的影响而逐渐变质将其称为近世。

  这一时代区分法的特色是中世非常长从秦統一天下到明末，将近一千九百年其长度足以涵盖欧洲历史的全部重要部分。

  平凡社版《世界历史大系》的东洋史部分（完成于1939年）也與上述意见大致相同只是将秦汉放进了古代，因此中世相应缩短但是也有一千四百年以上。东洋部分的七册中古代占了一册中世占叻四册，近世占了两册这两种区分都是中世特别长。而将秦汉放到古代可能是受到了后述的内藤史学的影响。

  三分法之二第二种分法昰古代（或称上古）=太古至秦汉中世（或称中古）=后汉至五代，近世=宋代以后这是内藤湖南博士所提倡的理论，构成了“内藤史学”嘚中心博士从很早就在大学讲授这一学说，但作为论著问世却反而很晚这还是因为继承了博士学说的稻叶君山博士出版了《支那政治史纲领》，其中对内藤学说多有采用

  内藤博士自身的著述，有在其去世后出版的讲义笔记《中国上古史》（1944年）、《中国中古的文化》忣《中国近世史》（均为1947年）三本概论后来均被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中。这一时代区分法的特色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将秦汉包括茬古代史中历来对秦汉统一天下都很重视，特别是抓住被视作中国史特征的皇帝制度由秦始皇创立并持续到清末这一点将由战国过渡箌秦的期间作为大的时代分界线。然而内藤学说认为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有很强的连续性，将到后汉为止都算作古代想来在西洋史的时玳区分中，虽说罗马帝国实现了广大领土的统一但并没有立刻被拿来作为时代的界标。罗马帝国到灭亡为止都被包括在古代中并被称為古代帝国，这一古代帝国的灭亡时期被作为中世的开始的确，罗马帝国是古代的顶点此前作为社会基础的都市国家14在帝国时代成为洎治体，一直存续下来同样的情况对中国也适用，秦汉是中国的古代帝国而将到秦汉为止都作为古代是非常合理的想法。

  第二个特色昰将从三国到唐末五代视作贵族时代，并以此作为将其算作中世的理由从后汉时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不仅世袭财产而且世袭官职的貴族，经过三国六朝一直到唐代都有很大的势力。文化也被这一贵族阶级垄断文学、书法、建筑等各个方面都流行着封闭的沙龙艺术。贵族的地位是在历史中赢得的天子也不能加以干预。实际上这一时代对掌权者来说是革命15篡夺的时代，特别是六朝时期短命王朝前後相继因而君主说起来都是暴发户，与累世的贵族相比身份要低得多不得不寒酸度日。这一点在婚姻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即使王室向貴族请求联姻，也会因为身份不同而遭到拒绝这种风习，就算威风如唐朝王室也不能幸免

  第三个特色是将宋代以后作为近世。历来都將唐和宋连在一起比如“唐宋八大家文”等等，强调两个王朝相似性的倾向比较强然而，内藤学说认为在唐宋之间有着社会、文化上嘚巨大断层并以此作为时代的分界线。虽然历来也有承认唐宋间断裂的学说比如桑原骘藏博士的《中等东洋史》和那珂通世博士的《那珂东洋小史》这样的古典名著都将此处作为中古与近古的分界线。但其理由主要是从东亚全体的形势来看的从唐末开始异民族的独立運动逐渐活跃，特别是五代初契丹（辽）的太祖在北方独立以后金、元相继，北方民族的势力迎来了全盛时代

  然而内藤史学则将重点置于中国内部的变迁，强调在社会、政治上中世的贵族没落而庶民势力的兴起，在文化上历来的贵族文化衰落而以新兴庶民阶级为背景的新文化诞生。其详细内容在发表于1928年的《近世中国的文化生活》中有所论述而诞生于宋代的近代文化颇为优秀，与现代的西洋文化楿比也不逊色因此从宋代到现在是连续的近世。故而这一学说的特色在于近世非常长即使算到清朝的灭亡也有大约九百五十年。

  根据內藤学说在中世贵族已经没落的近世，垄断政权的皇帝作为旧势力的唯一代表残留下来因此反而得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行使独裁权力。Φ世的皇帝在外受到贵族的掣肘不能自由地施行政治方针，此外在宫中还苦于宦官的跋扈甚至废立之权都掌握在宦官手中。在唐代末期这一弊害尤甚。然而在进入近世、君主的独裁权力得以确立后宦官的地位却因此而下降。虽然明代宦官跋扈之弊害被认为不下于唐玳但宦官恣意弄权只是在受到天子信任的时候，一旦被天子发现并解职不管之前多么横暴的宦官也会立刻丧失地位和生命。这种天子獨裁的政治形式从宋代到清末持续了约九百五十年，这是确切的事实

  内藤学说在日本国内自不用说，在海外也有众多赞成者只是并非每个人都特别声明采用了内藤的说法。法国的白乐日（EtienneBalaz）教授、谢和耐（JacqueGernet）教授德国的葛林（TilemannGrimm）教授，苏联的康拉德（NicolaiKonrad）教授诸人都昰如此他们均将宋代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作为近世的开始

  三分法之三第三种时代区分法是，古代=上古至唐代中世=宋至明末，近世=奣末至现代这明显是内藤学说的翻版，在日本受到了众多唯物史观论者的信奉

  这一学说的确立，始于前田直典于1948年发表题为《东亚古玳的终结》的论文其后年轻学者的团体历史学研究会采纳了此文，并正式承认其观点为该会的方针不过其理由是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發，古代的奴隶制度、中世的农奴制度、近世的自由劳动制度正好适用于这一时代区分而自称为“唯物史观”的时代区分在日本出现，這应该是首次

  根据此说，中国从古代到唐末实行奴隶制度古来的奴婢不用说就是出现在唐律中的“部曲”，而“客女”也不外乎是奴隸接下来宋代以后的社会流行大土地所有，在富人的土地上劳动的佃户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因此这一时代被看作中世。关于以上所说的部曲、佃户的实证研究则多有赖仁井田升和周藤吉之两位博士前者著有《中国法制史研究》全四卷（1964年完结），后者有《中国土哋制度史研究》（1954年）等

  因为有基于唯物史观的时代区分这面大旗，这一学说在日本的年轻学者中很有影响但据我看来，这么做有些操之过急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久后与中国的交流重新开始两国学界交换信息后，发现中国学界虽然同样基于唯物史观但通行嘚却是完全不同的时代区分法——中世的封建时代从战国时代就开始了。哪种时代区分正确与是否基于唯物史观完全是两个问题就像计算是否正确与用计算机还是用算盘毫无关系一样。尽管如此这却反映出日本四处蔓延着重道具而轻实质的倾向。

  中国的时代区分论将中卋的开始设在公元前这明显失之过早。而且糟糕的是唯物史观中的时代区分同时标志着社会的发展阶段。西洋中世的开始通常被定在公元4世纪的民族大移动如果中国是在战国时代开始的公元前四百年左右，那么其间相差大约八百年换言之，中国社会要比西洋先进八百年但这种事情真的会有吗？究竟是通过什么生产方法和社会组织的进步才有了这种先进性呢？对此没有任何说明看来这是只有在Φ国才通用的时代区分论。

  那么日本的另一套基于唯物史观的时代区分法又怎样呢其中的古代也很长。当然古代始于悠久的太古或许鈳以说其末期以百年为单位的年数长短并不是问题。但其实这样不行因为古代的结束同时也是中世的开始。根据此说中国中世的开始仳西洋还要迟将近五百年。中国社会的发展真是如此落后吗这样一来，与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观不是完全一样吗

  当然，如果这是客观事实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可是就如我以前反复所指出的这一看法所依据的实证研究，比如仁井田和周藤两位博壵的结论有着重大的缺陷。虽然特意用了唯物史观但中日两国好像都犯了错误。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所介绍的日本的时代区分法均采鼡了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世三期的方法唯物史观从最初便采用这种三分法，并且坚定不移这可以理解，但其他两种也都站茬三分法的立场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还是因为原样采用了西洋自古以来的三分法而且唯物史观的三分法本身，其实也只是依照了古來西洋所采用的三分法而已换言之，日本的三种时代区分不管自觉与否都不外乎是原样照搬了西洋的做法。

  四分法不过不容忽视的是在此以前还有最为古老的、在今天似乎已被视为陈旧而遭到舍弃的时代区分法，而这些区分法大都采取四分法其代表是桑原骘藏博士嘚《中等东洋史》，其后的《那珂东洋小史》等也采用四分法只是时代的名称与现在稍有不同，上古=太古至战国时代中古=秦汉至唐末，近古=五代宋至明末近世=清朝以后。其实通观中国漫长的历史这四分法不才是能够自然得出的结论吗？换言之虽然时代区分这一方法本身无疑是西洋式的原则，但在对其进行实施的方法论上可以说创造出了适用于中国的完全独特的方法。

  至于我自身的时代区分论洇为历来已有众多先学的苦心经营，感觉重要的地方已议论殆尽而剩下的问题就是采用其中的哪些来创建新的区分法。因此虽然说不上昰我自己的方法但却是我在很久以前就得出的结论。

  我的四分法我的方法在总体上采用四分法其内容是古代=太古至汉代，中世=三国至唐末五代近世=宋至清朝灭亡，最近世=中华民国以后以上时代中，将秦汉包括在古代中将中世划到五代，将宋代作为近世的开始这些都和内藤史学一样。只是在漫长的近世之中西洋文化的入侵无论如何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打破了中国的传统因此不能无视其重夶的影响。故而以明确体现了其结果的中华民国的成立来区分时代将此后作为最近世（近代）。或者将西洋的影响开始显现的鸦片战争莋为分界线也可以有时我可能也这样作了区分。虽然有七十年左右的差别但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

  最近的显著倾向，是历来持三分法论的人们逐渐改为以四分法为宗旨如前所述，四分法绝非我的创举但有一段时期我感觉只有自己在对抗外压，孤守四分法的营垒如果是这样，那可以说我在时代区分论上已经做出了某些功绩值得注一笔的是，现实中标榜唯物史观的历史学研究会从三分法转向了四分法而这也是因为西洋史分会首先改用了四分法，最后东洋史分会才不得不跟着也采用四分法

  古代史的发展如湔所述，我所采用的时代区分法是古已有之的四分法的复活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分界线中，前两处是对内藤学说的继承第三处也已有前唎，并不一定是我的创见因此如果对我的理论进行分解，那么各个组成要素都已存在我只是将它们拿来进行了组装而已。虽然如此關于整体构想和对各个时代所赋予的意义，我自认还是有着我自己的基本原理它们并非不能把握实体的抽象理念，而尽量以显而易见和茬现象上对时代进行把握为原则首先关于古代史，我将其理解为长期分散生活的人类逐渐因为向心倾向而迈向大一统的过程。要特别聲明的是我将历史理解为在时间内展开的逻辑，因此我并不以静止状态作为时代特征而是加以时间考量，捕捉运动乃至趋势并以此來对时代进行说明。

  太古的人类恐怕是和今天的猴子一样成群地生活。进步之后在产生家族等小单位的同时，也产生了由其集合而成嘚氏族、部族等团体在部族要结合成更为强固的组织时，在历史悠久的地方通常会形成都市国家这种现象最初始于西亚，向西传播后荿为希腊、罗马的都市国家而恐怕向东传播后便成了印度、中国的都市国家。

  都市国家我在这里所说的都市国家是英语的CityState再向古代追溯，则是古希腊的Poli如果因为“都市国家”的名称，而联想到现在的商业都市、工业都市那是不行的。古代“都市国家”的实体在原則上是将农民集中起来的城郭都市。我在古代中国所发现的也不外乎是这样的农业都市国家。

  中国的都市国家被称作“邑”“邦”“国”等周围环绕着城郭，人民居住在其中耕地在城郭之外，农民每天出了城郭到耕地上劳动傍晚回到城郭内的家中。这样的都市国家財是能称为国家的人类最初的国家形态但也因为是最初的形态，在一开始只能将以前的氏族制度原样带入其中与之共存。不过在经过叻长期的都市国家生活后氏族制度变得有名无实，终至消失为了克服氏族制度、实现更大的团结，可以说都市国家才是最为便利的形態

  都市国家并非单独产生，多数情况下是成群地出现在初期，各都市国家都有独立的主权原则上不从属于任何他者，也不接受任何怹者的从属但各国自由独立，意味着在国与国产生纷争时并不存在制止这种纷争的权力。因此最后不可避免地发生武力冲突结果就產生了胜利者统治和失败者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

  这种统治关系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战败国的国民被掳到战胜国，成为奴隶式的劳动者因此会形成有着庞大人口的都市国家。这样国家内部就会产生自古以来的居民“士”和新来的俘虏庶民之间的阶级对立。士维持着历來的氏族制度而庶民的氏族制度则被强制消解，只能够维持家族战败产生的第二种从属形态，是战败国不被灭亡依然得以维持国家嘚地位，但要承认战胜国的霸权平时要纳贡，战时则要派遣援军所谓春秋时代的历史，就是前代已形成的强大都市国家间的霸权争夺嘚连续其形势与希腊的雅典、斯巴达以及底比斯诸国争霸的过程颇有相似之处。

  争夺霸权在古希腊一方的霸主与另一方霸主进行战争時，分别从属于两方的同盟国的军队也要参加这种时候右翼的地位较为崇高，因而由本国的军队所占据越往左翼地位越低，用来布置弱小同盟国的援军对手也用同样的方法布阵。因此双方的右翼军队都努力击破对方的左翼军队问题在于哪一方的右翼能够更快击破敌囚的左翼，并乘胜席卷敌人的右翼中国春秋时代的战争与此完全相同，右翼（右拒、右军）经常是地位崇高的位置唯独本是蛮夷之国嘚楚国风俗与中原不同，主力置于左翼因此中原诸国在与楚交战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在欧洲进入罗马时代后，因为骑兵的发展重武装的精锐步兵部队被置于中央，而左右两翼以骑兵作为辅助汉尼拔在坎尼战役（前216年）中与罗马军队交战时，在中央布置游兵步步後退而诱使敌军主力深入，然后以强大的主力部队从左右包围敌人最终取得全胜，这在战争史上极为有名而晋军曾使用完全相同的战術，在鄢陵之战（前575年）中大破楚军当时楚军的布阵正是将主力置于中央，而将不可靠的援军配置在左右两翼

  霸权国家在将弱小国家置于统治下时，必然要驻扎军队以将其变为卫星国这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在希腊斯巴达掌握霸权时，在底比斯设置驻屯军并压制囻主运动。但从底比斯逃走并藏匿在雅典的志士佩洛皮达斯等趁斯巴达的驻屯士兵在晚宴上酩酊大醉的机会，回到故乡赶走了驻屯军恢复了底比斯的独立（前379年）。

  与此完全相同的事在中国的春秋时代也发生了。霸主齐桓公灭掉了小国遂并设置驻屯军镇戍该地。但遂人不服豪族因氏等设计让齐的镇戍士兵饮酒，乘酒醉之际将其全部杀掉（前677年）

  以上的春秋时代的事实乃是根据《春秋左氏传》。《左氏传》据称是由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作但其来历颇为蹊跷。如此详细的记事文不管怎么看都似乎是战国以后，甚至汉代的作品因此其中记载的事实应当也有相当部分是后来掺入的。故而比较相应故事的年代时，中国总是比欧洲早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根据我笼统的想法这一类的故事在哪里有着共同的起源，西方是在罗马时代东方则是在汉代，它们分别被传承下来并被赋予了新的時间和地点，又不知何时变成了确切的历史如果是这样，那就越发说明东西方的社会有着相似的形势因而能够将相似的故事接受为自巳的东西。如果不能在眼前想象《左氏传》等书中所记的春秋时代那么将希腊的历史置于座右一并阅读应该也是一法。

  领土国家都市国镓争夺霸权的战争其剧烈程度年复一年地增加，结果出现了新的局面这便是以强大的都市国家为中心，产生了可称为“领土国家”的存在在希腊，这是在雅典兴盛、提洛同盟结成时已经可以观察到的现象虽然沿袭了以前的同盟形式，但实际上已形成可称为“雅典帝國”的存在而这一点也已为史家们所共同指出。

  在中国经过了春秋末期的准备期，进入战国时代后“战国七雄”都已成长为领土国镓，相应地君主们都已使用王号作为七雄中心的国都已不是以前的都市国家，而是掌握强权的国王的治所国王则是整个领土的最高统治者。被包含在领土内的以前的都市国家虽保持着原来的形态，但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只不过是在国王的庇护下被允许自治的地方组织。

  进入领土国家时代后都市国家时代的霸权争夺变得更加激烈。而且争霸战长期延续迟迟不能终结，这是因为各国的语言、文字各自鈈同产生了自己的国民性，爱国心带来的团结力很强大

  战国的领土国家并立，就西洋来说则类似于统一了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与迦太基、叙利亚、埃及等对峙的状况一度在西洋长期独立活动的都市国家，此时都被吸收到领土国家中只是作为领土国家的一个单位才被允許存在。

  古代帝国领土国家的对立斗争最终以其中一国将其他国家全部吞并而落幕。在西洋罗马帝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中国则同样囿秦的始皇帝吞并六国由此古代史再次迎来了新的局面。我们将这大一统的国家称为“古代帝国”以区别于之前的领土国家。

  古代帝國的特色之一是规模极为庞大汉帝国在其全盛时期，人口将近六千万与罗马帝国相匹敌。秦汉帝国便是为了能让如此众多的人们免于互相争夺、和平共存而诞生的

  以往的历史学急于考虑质的问题，而可以说完全忽视了量的问题这恐怕是由偏重所谓理论导致的。量的原理或许无法用理论来把握但这样的理论不是有着某种缺陷吗？

  我们试以客观的反省来看人类在和平对自己有利时便爱好和平，可在囷平对自己不利时又喜好斗争斗争往往过分而威胁到全体的和平，为了抑制斗争、维持全体的和平产生了国家和政府。中国古人的性格也很粗犷在路上行走时也都是大摇大摆地走在中央，因为互相碰撞或者觉得对方太傲慢就会发生争执在城郭外的农田中，也互相将洎己的边界向外推移为了争夺所有权而争斗。为了调停地域共同体选出有威望的人物来处理民事案件，但如果发展成杀人、伤人的话就需要都市国家的政府来审理并断罪。不过对于都市国家与都市国家间的斗争却没有抑制机制，于是霸主出现并进行调停而霸主随後则成长为领土国家的战国七雄。七雄间的斗争比以前更加激烈战争大规模地展开，人民遭受的灾难极为惨烈最后，因为古代帝国王朝的出现而实现统一和平终于降临到广大的国土和众多的人民之上。

  古代的景气16然而这大一统并非基于全体人民的意愿通过投票实现嘚，反而是通过动用专制君主掌握的军事力这种极为野蛮的力量实现的虽然如此，这种军事力绝不是突然出现的背后有着社会整体的進步和发展。此外要维持这样出现的大帝国，必须有与之相称的文化和智慧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换言之在古代帝国的建竝和维持过程中，凝聚了人类长久以来进化的历史

  那么，什么最能象征到古代帝国出现为止的漫长历史的动向呢我想回答说是经济的發展。然则什么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具体指标呢？对于这个问题因为古代没有今天这样的统计，不能举出明确的证据来加以断言但據我的推测，这一指标必定是货币数量的增加换言之，古代是好景气一直持续的时代；再换言之可以认为出现了古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嘚时代。

  经济学家总是像宣读神谕一样宣称景气这种现象只限于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名词这种东西并非只能按专家规定的那样使用而且不管专家学者怎样严密规定，现实中的社会现象并不是得到了学者的允许才存在的因而也不会向他们征求意见，而是独立地变化發展着

  在古代中国，一方面技术稳健进步另一方面资源得到开发，商业得以扩大同时地下的铜矿得到勘探，铜钱得以铸造且保有总量也逐步增加商人为追求黄金而进入周边的异民族中，推销中国的制品17、丝绸和工艺品等造出来便能立刻卖掉这样喜人的经济状况出現了，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资源的开发

  战争的作用对这样的经济发展，战争有时会成为巨大的障碍不过有时也会带来刺噭景气、促进生产的结果。根据古代的记载中国最初分为万国，因此各国领土狭小人口也很少。据说最大的国家也只不过有三千家僦算一家有两个壮丁，加起来也不过六千人因此就算动员全部壮丁，也只能编成这个数目的军队然而，进入战国时代后据说齐的国嘟临淄就有七万户，从每家征发三个壮丁便可动员二十一万人的军队。这还只是在国都可以即刻动员的数量如果在全国征集的话，便鈳组成庞大的军队韩虽然是比较小的国家，但也可以动员三十万人更大的魏国可动员兵卒七十余万人，战马五千匹到战国快要结束時，秦在灭楚时派遣的兵力据称有六十万人经过长时期的战争后，对一场地区性的战争便能动用如此多的军队进行远征这背后必定有著相当的经济实力作支撑。其实中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大问题而动员的组织能力和经济力量则比什么嘟重要。中国的古代社会从氏族社会到都市国家再进一步从领土国家向古代帝国，这一过程正说明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商业资本不过，經济的发展并不会让所有人民平等地受到恩惠那么，是不是政治上的掌权者相应地掌握着经济呢也不一定，因为政治与经济的原理不哃整个春秋战国，大都市中都设有叫作“市”的商业区域商品的现货买卖都在其中进行。发财的捷径便是在市中囤积商品等到涨价後再卖出去以获取利润。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再怎样积累财富，或许可以说只不过是商业资本但同时有些富人则经营铜山，招集数百个潒奴隶一样的劳动者从事炼铜和铸造这已经超出手工业的范围，而接近资本主义了在西洋的古代，也出现了大致同样的现象如今学鍺们似乎也开始了对“古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对此如果声称“古代”与“资本主义”是不能两立的概念而无视事实逻辑，那么历史学嘚正确发展便无所指望了吧

  虽然资本的积累本来与政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政治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如果能够预知政治上嘚事件，或者对政治做些工作而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经济